唐代反宦官的行动因甘露之变而画上了句号。最终解决宦官政治只有等到唐末,唐末朱全忠进入长安以后杀死了所有的宦官。宦官问题是如此深深地渗透和嵌入了唐朝的体制之中,因而宦官的消灭实际也意味着唐王朝的寿终正寝。

牛李党争

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把官员同事们为了某种目的而组成的集团称之为“党”或“朋党”,通常被视为不好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基于下述想法:君子群而不党,即作为君子的官员不能和同事伙伴组成集团,为了自身的利害而组党乃是小人的行为,其背离了政治的正道。可是当然在实际上并非如此,朋党屡屡出现,或者是以此为口实弹压政敌。作为大家都很熟知的事例来说,早在东汉末年,在宦官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有正义感的官僚以及知识阶层因为反对宦官而结成同盟,叫做“党人”,而打压党人则被称为“党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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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也是如此,官僚们联合起来争夺主导权之事经常可见。在进入宦官专横跋扈的唐代后半期以后,其动静更是越来越大。前文提到的与永贞革新相关的王叔文等人组成的集团就是其先声,其后不久就迎来了真正的朋党时代。在宪宗元和三年(808)四月举行的制举(即科举中的特别考试)中,牛僧孺和李宗闵等人对于时政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以这一事件为发端,其后长达四十年的两大派阀之争,即“牛李党争”就是朋党的显例。

针对当时正在推行的削藩,牛僧孺等人尖锐地指出削藩政策的弊端,批判了时任宰相李吉甫的路线政策。对此,李吉甫则诉诸宪宗斥退了牛僧孺等人,并长期冷遇不予叙用。李吉甫死后,其子李德裕决心继承父亲的政治路线,但不料随着宪宗时代的结束,牛僧孺反而成为宰相,牛僧孺遂转而开始排挤李德裕。在这一过程之中,形成了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派(牛党),以及以李德裕为首的李派(李党)两个政治集团。

两派对立的出发点主要是:对于藩镇究竟应该打压(主战)还是妥协(和平)?然而其实在对立的后面还有各自出身不同的因素,即牛党是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而李党则属于恩荫系统即世家出身的官僚。或者说,李党属于当权派,以李吉甫为首的李党很熟悉财务,主张下力气重建唐朝的体制;而牛党则是被当权派所排挤的一派,属于不满和批判现行体制派。只是,作为批判派的牛党也拿不出可以取代现行政策的新方案来,其结果牛党只能采取对藩镇妥协的路线。

此外,科举出身的官僚还未必熟悉实际的事务。关于牛僧孺有这样一件事。牛僧孺担任宰相期间的文宗大和五年(831),吐蕃的一位将军带着唐蕃边境处的一个要冲维州(位于今天的四川省)前来投降唐朝。牛僧孺以搞不清具体情况,不能惹恼吐蕃为由,把维州城和那位吐蕃将军送还给了吐蕃。而实际的原因则是因为负责在当地交涉的人是自己的政敌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的缘故。由于气量狭窄,牛僧孺眼睁睁地放跑了一次对吐蕃建立优势地位的好机会。

上述恩荫即世家出身官僚和科举出身官僚的对立状况,令人想起了玄宗时代的宇文融等恩荫出身者与张说等科举出身者的对立关系(参见本书第二章相关部分)。当时,张说一派失败,科举出身的官僚退出了政治的主要舞台。然而现在,科举出身的牛党与恩荫即世家出身的李党争斗的结果,牛党又凌驾于李党之上。这一现象足以说明,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在这一个世纪之间,其势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进入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两派的领袖相继去世,牛李党争终于偃旗息鼓。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会发生那么激烈的党争呢?究其原因,我想指出的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当是闭塞的政治环境,即宦官掌管政治造成的闭塞的环境所致。官僚们长期被压制的巨大能量毫无用武之地,只能通过官僚之间结帮组派才得以发散。而对于宦官方面来说,这样的党争当然多多益善。然而,持续长达四十年之久、使政界一分为二的对立局面,既扼杀了有能力的人才,又消耗了国力。当这种对立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的力量在王朝内部已经荡然无存,从而只有等待外部势力来拉上这个舞台的大幕了。

流寇黄巢之乱[2]

九世纪后半期的社会状况

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一百年,唐朝终于临近了最后的阶段。在这一期间,地方上有藩镇割据,在中央则有宦官的跋扈和牛李党争等,唐帝国开始处在剧烈地晃动之中。其中,除了河朔三镇之外,藩镇势力的大半已经归顺唐朝中央;然而另一方面,如果观察一下中央政界的状况则会发现,地方上这种有利的形势并未被利用起来,在毫不掩饰的野心之下,冲突等正在加剧,而且愈演愈烈。

显然,无论是藩镇还是唐王朝都已经不能成为驱动时代前进的主角。那么,取而代之的主角将会是谁呢?面对这种停滞不前的时代,能够打破僵局的主体力量又在哪儿呢?恐怕这只能是对现状极度不满的人——即被唐王朝以及藩镇所排斥、忍受着苛捐杂税的盘剥、受各种社会矛盾冲击影响最大的人群吧。换句话也就是说,未来的主角应该主要是生活在藩镇体制之下的士兵以及深受两税法和专卖制度两个层面盘剥的农民们。

对于已经“顺地”化的藩镇来说,节度使就任中央任命的文武高官已经成为定例。他们在藩镇干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荣升中央或者其他要职。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理由:其一可以提高节度使在辖区内的威慑力;其二可以阻止节度使在辖区扎根或培植自己的势力。可是这样一来,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关于这一方面,当时有一个叫做张潜的官员曾有一段分析说:

每次节度使换代之际,都会向朝廷报告自己仓库的积蓄,剩下的钱物即“羡余”越多的人政绩就越好,朝廷因此给予嘉奖。但是我以为,藩镇的财政支出是一个定数,如果不横征暴敛、辞退将士或削减克扣给将士的军饷,“羡余”从何而来?最近一个时期,南方的藩镇经常出现叛乱,原因都在于此。一旦发生叛乱,积蓄起来的财物都被掠夺一空,而朝廷如果出兵征讨,所花费的费用更多。所以“羡余”对朝廷没有一点好处!因此,请朝廷今后应该奖励不增加赋税,不削减部下军饷,而依靠自己节约而获得“羡余”的节度使。[3]

当时,朝廷对于节度使的要求中,除了每年要将正规的税钱缴纳给国库以外,还需要尽可能地积累其他钱物即“羡余”定期上交国家。这些“羡余”缴纳后便纳入可称之为皇帝个人仓库的内藏库,成为维持神策军的财源。由于缴纳的“羡余”多就可以升官,所以这样做实际是鼓励节度使们通过恣意搜刮部下来积累“羡余”。其结果,遂导致了直接受此影响的士兵们的叛乱(兵乱),并连锁引起其后的民众暴动。这些武装暴动先是发生在距离中央比较远的“南方”,然后再慢慢地向北方发展过来。

黄巢之乱前史:从“南方”的兵乱到裘甫、庞勋之乱

上面张潜提到的“南方”的兵乱开始于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叶。首先,宣宗的大中九年(855)七月,浙东藩镇(治所越州,位于今天的浙江省)的士兵们不满观察使(与节度使同级的藩镇长官)李讷的所作所为,起来将李讷赶走。以此为起点兵乱陆续爆发,大中十二年(858)五月湖南藩镇(治所潭州,位于今天的湖南省)的都将石载顺等人驱逐观察使韩悰;次月江西藩镇(治所洪州,位于今天的江西省)的都将毛鹤放逐观察使郑宪。同年七月,宣州(宣歙。治所宣州,位于今天的安徽省)藩镇的都将康全泰赶走了观察使郑薰,并率领手下的四百人坚持了三个月,最后被唐朝镇压。

这一连串的兵乱都发生在长江以南的藩镇,兵乱从康全泰叛乱时开始具有更强烈的反唐色彩。其中“都将”是兵乱的中心人物,也是藩镇里的军事方面的负责人。大多数的士兵都与各地兴起的土豪阶层有关联,因此可以说,都将正是代表了这一新兴阶层的意向。兵乱与民众的武装暴动——以土豪阶层为中心联合起来的民众的暴动——交相呼应。这里所说的民众暴动即裘甫之乱。

裘甫(也作“仇甫”)被称作浙东的贼帅或草贼。其很可能是象山一带有势力和影响的一个人物。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裘甫率领百人在象山发动暴动,次年正月旋即攻克剡县(今属浙江省),势力一举增加到数千人,此举震撼了整个浙东藩镇。到当年六月裘甫被捕为止,叛乱以浙东藩镇的东部为中心轰轰烈烈地展开,一个时期之内人数曾达到数万人之多。其中心成员乃是深受苛捐杂税盘剥的农民,以及失去土地的亡命之徒、流民们。惊慌失措的朝廷派遣声名显赫的安南都护(今天的越南一带的地方长官)王式,好容易才镇压了这次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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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兵乱以及裘甫、庞勋、黄巢之乱示意图

浙东拥有江南半壁江山,乃是唐朝财赋的主要来源。而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区却爆发了如此长时间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叛乱。而且,叛乱超出了迄今为止的兵乱范围,农民成为叛乱的主力。这一现象在进一步暴露唐王朝统治的脆弱及其弱点的同时,也反映出了弥漫于下层民众中的反唐气氛。为了对唐形成更大的压力,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以后,一个必然的方向就是反唐行动表现为兵乱和民众暴动的结合。庞勋之乱就是其代表,其从江南北上,并在徐州一带发展壮大起来。

庞勋之乱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距离徐州很远的南方的桂州(位于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也就是今天以著名的旅游胜地而知名于世风光明媚的桂林。在这个地方驻防的是八百名徐州出身的士兵。最早官方和他们的约定是在桂州驻防三年,然而后来三年变成了六年,期满后还是不准他们回乡,下令让他们再延长一年。于是,怒火中烧的士兵们便于咸通九年(868)七月共推庞勋为首领,拿起武器向故乡挺进。徐州籍的士兵们性格本来就比较暴躁,加之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一点就着。他们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九月逼近徐州,十月便攻陷了徐泗观察使的治所彭城。

以此为转机,庞勋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除了附近的农民们以外,从遥远的他乡以及已成为盗贼的人都络绎不绝地前来投奔。据说下邳有一个名叫郑镒的土豪准备好了粮食和武器,带着手下的三千人马加入了庞勋阵营。于是,最初起于兵乱的庞勋之乱至此转变成了一场集结各个阶层民众的大暴动,而且直接威胁唐王朝的生命线大运河。尽管如此,庞勋叛乱想得到的只是节度使这样唐朝的官职,对于其他诸如改朝换代等问题则没有任何想法及展望。唐朝中央看到了这一点,遂从南北两方夹攻,最后在勇猛的沙陀族部队的打击下,庞勋于咸通十年(869)九月战死,叛乱失败。

黄巢之乱

康全泰兵乱前后三个月;接下来的裘甫之乱持续了六七个月;而庞勋之乱若从868年七月开始算起,一共十五个月(其中包括闰月),仅仅在徐州的活动就长达十三个月之久。叛乱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规模以及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而且,叛乱的根据地逐渐北上,逼近唐王朝的根基之地。这些高涨的反唐趋势充分预示着民众与唐王朝的较量已经进入了最终阶段,关键时刻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况下,黄巢之乱爆发了。

乾符元年(874),濮州(位于今天的山东省)人王仙芝率领部下数千人首先点燃了暴动的第一把火。次年(875)二月,已经发展到数万人的叛乱者开始在山东濮州、曹州一带活动,六月与曹州冤句人黄巢率领的数千人汇合。黄巢出现以后,叛乱部队的实力更加壮大起来。王仙芝与黄巢的合作关系持续到乾符三年(876)为止,这一年在蕲州(位于今天的湖北省),因王仙芝想接受唐朝的招安,黄王二人失和。分道扬镳以后的黄巢遂渡过长江,南下江南、福建一带,最后于乾符六年(879)秋天攻克广州。其后,黄巢转而北上,第二年即广明元年(880)十一月攻陷洛阳,十二月突破潼关,长驱直入攻入长安。当时的皇帝僖宗在宦官田令孜和神策军的护卫下,悄悄地离开长安逃往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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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黄巢之乱示意图

王仙芝和黄巢原来都是贩卖私盐的同伙,即所谓盐贼出身。当时,盐实行专卖制度,其税收在国家财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由于官盐的价格高而质量差,于是私下贩卖价廉物美的私盐便有了市场,并形成了一整套地下组织及其贩卖流通渠道。国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管制,而私盐贩卖集团则采取了直接对抗的措施,强化了自己的组织。王仙芝和黄巢在起事时,已经拥有了数千名部下。其背景乃是庞大的私盐贩卖地下网络的存在。同时,深受苛捐杂税和饥荒之害的山东民众,以及庞勋之乱的残余势力等也都加入了叛乱部队之中。中国传统的黑社会,其起点应该追溯到唐末的这些盐贼。

与此相关,在黄巢等的行动中还有一个值得注目的特点,即流寇主义。始于山东西部的这场叛乱,其涉及的范围从大陆最南端的广州到北方的黄河沿线,一直发展到内陆的长安。黄巢的部队一直不停地移动,就连曾经打算安身的广州也不过仅仅占领了不到两个月。而且他们在运动中不断地补给粮食和人员,避开了唐军的集中攻势。中国现代史上的红军长征的移动距离为一万二千五百公里,而黄巢的行程则远远超过了红军的长征。经过黄巢的这场大移动的洗礼,支撑唐王朝的最后的社会基础以及统治体系彻底趋于瓦解。

黄巢进入长安城以后,定国号为“大齐”,年号为“金统”,并任命了文武百官。看起来,一个出自于民众的新王朝似乎就要诞生了。可是,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被迎接进入长安城的黄巢部队,进城后没过几天就暴露了盗贼的匪气,开始烧杀抢掠,从而失去了人心和民众的支持。在这一期间,黄巢的部将朱温投降了唐朝,接着唐朝又借来了李克用为首的沙陀军与黄巢作战,黄巢被沙陀军打败后,于中和三年(883)四月撤出了长安。黄巢对长安的占领仅仅两年零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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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凤凰寺(杭州市) 唐代创建的伊斯兰教寺院。在唐代已有很多伊斯兰教徒居住在各地

其后,黄巢的部队从蓝田关出发经过商州(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到达了河南的平原,重新回到了以前的流寇生活之中。可是,由于黄巢的二十万主力部队在与沙陀军作战时被歼灭,因而以往的势头已不复存在。到了中和四年五月,在中牟(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黄巢再次被李克用打败以后,仓皇逃亡的黄巢于同年六月在泰山(山东省境内)东南的狼虎谷自杀,黄巢之乱宣告结束。

据说黄巢曾经数次参加科举的进士考试,均以失败告终。所以黄巢应该属于识文断字之人。可是,仅以这一点就把他看作知识分子似乎有欠妥当。从他一贯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奉行的是一种彻底的暴力以及破坏主义,与知性和教养完全无缘。黄巢在进入广州城以后,出于掠夺目的而杀害蕃坊(伊斯兰教徒的居住区)的十几万居民,摧毁了繁荣的源泉一事就是一个显例。此外,在黄巢的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堪称是建国或治国的人才。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忘记成千上万的下层民众却死心塌地地跟随着这位黄巢。黄巢属于反知识或曰非知识分子的人,也是一位行侠仗义之士。正是这样一位人物,持续十年之久东征西战,终于完成了推翻行将就木的唐王朝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使命。

唐朝的灭亡

在黄巢之乱震撼全国,唐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之际,当时的皇帝是僖宗。僖宗是一个十足的昏君,不知他自己是否知道唐朝大厦正在崩溃之中,总之他整天只热衷于斗鸡和打毬等游戏,将宦官田令孜称作父亲,委以国政的全权。而且当时整个朝廷里也没有一个可以出来应对危机的人才,唐朝实际上早早地从内部已经开始瓦解。

平定黄巢之乱的功臣有两个人,一个是曾经是黄巢部将的朱全忠(原名朱温),另一个人是与西突厥有关的沙陀族的族长李克用。朱全忠任宣武节度使,他以汴州(今河南省)为据点,在河南中部扩充势力;李克用则率领被称作“鸦军(又称鵶军。即乌鸦军团之意)”的黑衣骑兵追赶黄巢,并以河东节度使的身份在太原(今山西省)建立起了根据地。仔细考虑一下,正是因为有黄巢之乱,他们两个人才得以登上真正的政治舞台。

就在这一时期,在南方也有几位唐朝灭亡以后的舞台主角崭露头角。例如:在杭州(今浙江省)有吴越的创立者钱镠;扬州(今江苏省)有吴国的杨行密;此外在四川有建立前蜀的王建等人。他们的出现也是直接与黄巢之乱有关联,所以也可以说是黄巢之乱的产物。朱全忠其后成为后梁的创建者;至于李克用的情况,其子李存勖承袭其遗志而创建了后唐。也就是说,黄巢之乱为下一个时代即五代十国的大方向奠定了基础。

僖宗之后继承帝位的是弟弟昭宗。昭宗与兄长不一样,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他决心力挽狂澜。于是,他和宰相崔胤经过协商以后,于天复三年(903)正月从河南把朱全忠招入长安,一举将数百名宦官全部铲除。由此给左右唐后期政治的宦官专权画上了句号。然而,当宦官全部清除了以后,皇帝就成了光杆司令。于是,朱全忠遂宣布放弃唐成立以来的首都长安,将光杆皇帝昭宗迁到了洛阳。

其后,朱全忠把独孤损、裴枢、崔远等三十余名朝臣带到了黄河岸边的白马驿。朱全忠的心腹李振说:“他们这些人都自誉为清流,可将他们投入黄河使其变为浊流。”朱全忠笑着接受了这个建议。裴枢等人都是来自于世家大族的科举出身的官僚,他们的被杀乃是象征着唐代贵族制社会终结的大事件。天祐四年(907)四月,朱全忠在新都汴州即位,成为后梁的太祖。至此,维系了近三百年命脉的唐王朝静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1] 日语“必要恶”的意思一般指出于社会的某种需要,不得已而为的坏事、恶习或不得不出现的恶人、坏人。此处为了行文简洁,姑且借用这一表述。

[2] 关于唐末的黄巢以及其他的民变暴动等,在中国大陆的相关论著中,多以“起义”、“农民起义”来加以表述。译文按照原著的表述翻译。

[3] 原文参见《资治通鉴》卷249,宣宗大中十二年秋七月条:“丁卯,右补阙内供奉张潜上疏,以为:‘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余多为课绩,朝廷亦因而甄奖。窃惟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停废将士,减削衣粮,则羡余何从而致!比来南方诸镇数有不宁,皆此故也。一朝有变,所蓄之财悉遭剽掠。又发兵致讨,费用百倍,然则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长吏,不增赋敛,不减粮赐,独节游宴,省浮费,能致羡余者,然后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