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尽管我们说皇帝(天子)的所在位于长安城的最北边,而实际上在长安城之北到渭水之间,还有一片用城墙围起来的面积很大的禁苑(御苑)。在禁苑里边,林木茂盛,有山有水,池水碧波荡漾,其中放养着各种珍贵的动物。这里既是皇帝的狩猎场,又有保卫宫城北门的北衙禁军的兵营。高宗建造的新宫城大明宫也在这一地区。其后,教习音乐的梨园以及打马毬的毬场也都设在这里边。如果加上这片辽阔的禁苑,皇帝的所在地就正好位于整个区域的正中间。洛阳城也是同样,紧挨着内城的西边到北边的区域设置了辽阔的禁苑。隋唐的都城同时附设禁苑,这也是之前各个都城所不曾见到的重要特色。

隋唐都城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东西对称。从宫城的北门玄武门到皇城的南门朱雀门,再进一步向南延伸,经朱雀门街到明德门,以这一南北方向的中轴线为中心,整个长安城呈现整齐的东西对称格局。商业场所也按照这一原则,分别设置西市和东市。中轴线的起点是进入南面的终南山的谷口之一石鳖谷口,由此向正北延伸的轴线就是长安城的中轴线。这一中轴线决定之后,人们在错开自秦岭北流而上的各条河川之间的平原地带之上,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设计建造了长安城。

另一方面,由于地形等的制约,隋唐的洛阳城未能建成像长安那样的区划。然而如果按照宫城和皇城为中心来看的话,其也是以纵贯南北的中心轴形成左右对称。若将中心轴向前延伸下去,则是伊水两岸以龙门石窟而知名的西山及其对面的东山,以及作为两座山之门(门阙)的伊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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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隋唐时代的长安城乃是在继承以往的理念及形态的同时,独自创造的一座人工的都城。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任何过去的建筑物等留下来的影响。其结果,认为帝都就是宇宙中心的看法受到人们的重视,长安遂被设计成为受命于天的唯一统治者即天子治下的天空之都。无论在南郊设置天坛,还是在北边的禁苑里扩充方坛等祭天设施,以及强化仪礼,使仪式更加精密化等举措,则都是为了呼应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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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唐长安城含光门遗址 含光门是皇城南面的西侧门。在石头的门道上还残留着当时因行车而留下的车辙的痕迹

然而,围绕帝都长安的天空观问题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在这座始于隋大兴城的长安城的建造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上述那样一种始终如一的理念呢?对此我们抱有疑问。实际上,长安城的建造理念是根据各个时期的状况而不断地增加和膨胀起来的。关于仪礼、理念和实际做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仍有值得研究的余地。除此之外,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仅仅以中国式的理念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总之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在这样一座都城的精神和论理之中,必定蕴藏着唐朝这一时代的特质。

坊的结构与特色:居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

除了宫城和皇城之外,长安城内南北有十一条街道,东西有十四条街道(包括沿城墙根的道路),呈现棋盘一样的格局。最宽的大街是连接从皇城南门(正门)的朱雀门到南边的明德门的朱雀门街,路宽约150米,道路两旁设有人行道和排水沟,沿街栽满了整齐的柳树。以朱雀门大街为界,西边(街西)是长安县,东边(街东)是万年县。

在长安城内还有一条主要大街,即通过皇城前面,连接东边的春明门和西边的金光门的东西走向的大街,街宽120米。这条皇城前大街是长安城内人员和物资来来往往最繁忙的一条街,无论是出入官厅衙署的朱雀门,还是商业中心东西两市,或者说是前章谈到的花街柳巷平康坊等都是面向这条大街而开。

在这种棋盘状的街道之间则是居民居住的“坊(里)”。“坊”的四周被高约三米的土墙围起来,大坊有四个坊门,小坊有两个坊门。从坊门进去以后,经过坊内的街道和小巷,可以走到各家各户。坊门的开闭由管理各坊的负责人“坊正”负责,每天日出之前的四点左右开门,傍晚日落以后关闭坊门。因此,居民们在太阳落山之前必须回家,而到次日天亮之前不能出坊。但是,有权有势者和大寺院则例外,官方允许他们可以直接面向大街开设大门。

长安城内的街西和街东各有54个“坊”,再加上东西两市,全城总共111个“坊”。其中,大坊四周的周长4公里,其大小正好相当于被京都御所周边道路围起来的御苑的区划[3]。小坊的周长大致是大坊的一半,约2.1公里。整个城市被棋盘状的街道所分割。在街道之间镶嵌着许多独立性和封闭性都很强的“坊”,这也可以说是长安这一人工都市的另一个很大的特征。此外,洛阳的城市布局也可以说是同样的结构。如果换个角度来说的话,可以说隋唐的长安(洛阳)就好像是许多四方块的集合体,或者说是由许多细胞集合起来的组织。

那么,为什么长安城要采取这样的形态呢?历来的解释是,在汉代的农村,农民们聚居之地按照一百户左右设有“里”这样一级组织,而复数的“里”集合起来就形成了城郭,这种情况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最终为都城的建设所继承。然而,“坊”所收容的人数是以万为单位的,因此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功能上来说,隋唐长安城的“坊”都与汉代大相径庭。

另一方面,在北魏的洛阳城以及北齐的邺城的“里”上面,却也可以见到与隋唐的“坊”有直接联系的解释。根据文献来看,北魏的“里”是每个边长一里(约450米)的正方形,“里”门有四个,由“里正”等进行管理,整个布局也同样按照棋盘状排列起来。这种情况与隋唐长安的小“坊”近似,其很可能就是隋唐长安城的起点。

关于北魏的“里”,我们并不清楚其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系统性和实效性。同时也不清楚各个“里”的内部情况及其相互关联。然而仔细考虑起来,无论北魏还是隋唐王朝其实都是以北方游牧民族鲜卑为主流的政权,所以在棋盘格局的里制或坊制中包含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想法并不奇怪。由此我联想到了作为游牧世界根基的部族或曰部落的情况。部族(部落)本来就是在族长之下具有生活(生产)和军事两重机能的一个共同体,其在保留独立性的同时,效忠于王(其后的皇帝)。倘若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坊(里)”所具有的特性及其实施的背景的话,其实不难在游牧部族(部落)中找到其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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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北魏洛阳城

构思设计隋唐长安城的当政者们,一方面意识到了中国传统的“里”这一组织形态,另一方面又很重视其与自己出身的游牧世界之间的关联。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坊”这一形式的确十分独特,然而如果仅仅只是局限在中国史上,应该是不会产生出这种形式的。“坊”显现出来的非中国元素明确告诉我们,在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设计中也包含着浓郁的北方民族的特质。

从人口的动向所见到的长安

长安居住的场所是“坊”。那么,人们是怎样以这些坊为中心来生活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度过日落以后的漫长的坊内生活的呢?在因芥川龙之介[4]的小说而广为人知的《杜子春传》[5]中(原作主人公为“周隋间人”,舞台是唐代长安。芥川将舞台改为洛阳),落魄的杜子春初次遇见老人的时间是太阳完全落山以后的傍晚,地点在长安的东市的西门前。他饥寒交迫,无家可归。根据这一描写,我们眼前不禁浮现出了日落以后在坊外也还有人走动的情景,同时也可以想象出在街上聚集的成群的流浪汉的景象。那么,当时是否真的是严格地执行了关闭坊门的做法,是否真的太阳一落山,坊外马上就回到了空无一人的静寂之中呢?

在长安城内生活的人们包括上至皇帝下到流浪汉的各种人。关于长安城的人口有各种说法:有接近于历来的通说的一百万人说,还有一百五十万人说,近年还有一种呼声很高的看法,认为长安的人口当在五十万至七十万人左右。在考虑长安这座城市的性质时,人口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因此在这里我想结合拙见稍稍谈一下这一问题。

在这里我们以唐代最盛时期玄宗的开元天宝时期作为基准来加以观察。前文已经谈到,长安在行政方面由万年和长安两县构成,其管辖区域也包括周边的城外地区。城内城外合计,两县的户数约七万五千户至八万户,一户按照五个人计算的话,总人口当在四十万人左右。这些都是在户籍中登记过的人,也就是“编户”。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根据这一数据来研究城内的人口数,推断出城内的居民应该有三十几万人。从“编户”总数中减去城内居民,剩下的近十万人就是住在城外的农民。

在这里,我所注目的是这些农民的存在。大家知道,关于长安的“坊”,如果从规模上来说,一个坊的规模相当于地方上的一个县城或者与其接近的大型聚居地。如果是外地的县城,农民们也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出城下农田干农活,然而在长安的居民中却见不到农民的身影。尽管据说长安城的南部实际上是农田,但是住在坊内出城去从事农耕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那么,是否应该把这些在长安城外生活的农民排除在城市之外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无论是从居民所需粮食的生产,还是遇到危险的时候的保护,或者是日常的往来以及各种杂务的分担,城外和城内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长安的居民。万年县和长安县之所以管辖区域包括长安城附近地区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因此,我不同意将长安城内和城外严格分开的做法。

另一方面,再看看与朝廷有关人员的情况。中央官僚约两千六百人,下级官人以及有职务者(“内职掌人”)大约三万五千人。由此推算,加上他们的家属在内,这一部分人合起来近二十万人。另外,官僚通常都入士籍,下级官员如乐户等也都与“编户”之民不重复。此外还有皇族(包括家属在内合计当有数千人?)及后宫的女性(四万人)、宦官(三千人)以及官奴婢(一万人以上?)。除了上述之外,还有佛教和道教的僧尼约有两万到三万人、科举考生及其随从有一万数千人、至少超过一万人的外国人等等。上述这些人大概有十万人,而且都不是“编户”。如果再加上与官僚有关的近二十万人,非“编户”的居民则高达三十万人左右。

在此值得考虑的是,负责首都防卫的士兵人数是否应该计算在人口之内的问题。士兵的类型分为府兵的南衙系统和作为皇帝禁军的北衙系统。关于两者的情况,在唐代前半期是以南衙为中心,随着府兵制的衰退,北衙势力增强,到了玄宗时期以后两者的地位发生逆转,北衙占据优势地位。

过去一般认为,在府兵制起作用的时期,大约有八万到十万府兵(卫士)交替驻扎在首都长安。我对于究竟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人表示怀疑。因为首先警备的任务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其次,仅仅保障供给这么多府兵的伙食本身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情。我推测至多不过五万人到六万人左右,而且其中三分之一左右都是由首都的居民(编户)负责供给的(关于这一方面在本书下一章加以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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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公元800年世界主要城市人口统计表(采自T CHANDLER,G FOX,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

与此相对,北衙是专业士兵,有军籍,家属也都住在长安城内或郊外。截至玄宗时代之前,北衙兵有两万人,其后又有增加,或许增加到了四万人左右。虽然不清楚他们是否全员都带家属,然而粗略估算一下的话,推测包括这些北衙兵的家属在内的有关人员当在十万人左右。当然他们都不是“编户”之民。

考虑长安的人口时不能忘记另外还有一个群体,这就是包括流浪汉在内的没有登记在户籍上的人们。前文提到的杜子春的情况就是属于这一类人。尽管要统计这些人的人数非常困难,但按照某种计算方法,得出了大约十余万人的数字。进入唐代后半段以后,随着从各地流入首都的流浪汉的剧增,推测这部分人口的数字会进一步增加。

如果根据以上的推算,“编户”之民四十万人,朝廷以及与朝廷相关者合起来三十万人,士兵及其相关人员约十万至十三万人左右,户籍登记漏网的人大约十数万人,全部加起来正好一百万人左右。由此足证长安人口一百万人这一通行说法是一个恰当的估算。在当时的世界上来说,拥有百万人口的都市仅此一家。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唐代就无愧于世界帝国的称号。另外,通过上述长安城人口的构成来看,我们便可以知道长安城的非生产性人口非常多,是一座头大身子小、基础很不稳定的城市。我以为,我们在认识思考长安的时候,一定要随时意识到这一特点。

工商业的发展与商人及工匠

国营市场及其管理体制

谈到隋唐时代的商业,首先会举出长安的东西二市以及洛阳的三市(即南北二市再加上西市)的名字。从规定上来看,这些“市”的门与其他的坊门同样,也是从早晨到日落为止开放,然而商业交易却是随着中午的鼓声才开始,到日落之前结束。就时间而言大约是五个小时左右,并不是全天都可以自由交易。

让我们通过长安的“市”来看一看市的构造吧。关于“市”的面积在前节已经涉及,大致是与大坊同样,为一个周长四公里的正方形,周围也是被结实的坊墙围起来。只是与一般的坊不同处在于,“市”的内部街道不是十字形,而是呈现井字形,“市”的大门每边各开两门。这也是“市井”这一词汇的由来。

中央官厅太府寺所属的两个衙署“市署”和“平准署”设置在井字形街道的中心区域。“市署”负责管理整个商业贸易。“平准署”的主要业务则是通过“市”来卖出国家不用的东西,同时买进需要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安鲜明地分为两个区域:街东变成了上流阶层的高级住宅区,街西则成为庶民阶层的聚集区。这一变化也反映在“市”上。平准署据此来调整买进卖出业务。

对于唐代的商业活动影响最大的是“市署”。市署不仅设置在长安和洛阳,而且在所有的地方州县都设置有市署。换句话也就是说,凡是没有设置市署的地方就不能进行交易。以长安的“市”为例来说,市署掌握“市”门的钥匙,实施着严格的门禁制度。同时负责监督商品质量、物价、交易是否正当等情况,为了保证使用秤的公正性,每年八月份要统一检验所有的秤。

市署的监督和管理也涉及在市里营业的商人和工匠们。一般认为他们可能登记在市籍之中。由于工商业者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所以或许他们登记的地方既非市籍又非一般的户籍(编户),而是登记在别的什么地方。假如说他们登记的不是一般的户籍,那么在前节的人口计算的基础上,就需要进一步追加工商业者的人数。据记载来看,这些工商业者的资产都被登记了起来,以资产为基准征以户税,课以庸役(力役)。

在长安的“市”里,除了登记在市籍上的本地商人即坐商(坐贾)之外,还有许多从其他地方带来商品的客商(行商)。这些客商随身携带着官厅颁发的,上面记载有本人姓名和同行者姓名以及经营的商品名的身份证即“过所(公验)”旅行。到了“市”以后,他们首先到沿着坊墙内侧排列的旅馆卸下货物,这些旅馆叫做“邸店”。邸店是兼有旅馆和仓库两种功能的设施,属于市署管辖。客商们一方面通过坐商做买卖,同时也在邸店的仓库前面摆上货物进行交易。

商店叫做“肆”或“铺”,但是并不能在坊内自由开店,而是根据经营的商品种类不同,被集中在一定的区划里,并且所有的商店都要被纳入叫做“行”的组织之中。据说在长安,恐怕是盛唐时期的长安的东西两市分别有220行(一说为120行),各个商店都要挂上自己所属“行”的标志,并通过各行的负责人即“行头”(也叫“行首”、“行老”)与市署保持联系。“行”具有同业行会的性质,与欧洲中世纪城市里出现的行会“基尔特”类似。但是,相对于欧洲的“基尔特”的自治和自立性而言,长安的“行”则是被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

工商业者与隋唐城市的一个侧面

上述状况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即唐朝对于工商业者采取了相当严格的管理以及抑制措施。其象征性的表现就是坊制和市制的存在。从这一情况出发,尤其与其后的宋代对比,唐代城市的落后以及工商业的不成熟经常受到指责。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人们都知道的那样,以长安为代表的唐代城市文化又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景象。城市文化与城市的封闭性以及落后性难道是没有关系的吗?

为了了解城市的工商业的状况,我们再稍微看一看作为同业行会的“行”的情况。在文献中可以确认的长安的“行”,主要有肉行、药行、绢行、笔行、秤行、铁行等。此外,还可以见到诸如米肆、面肆、饼肆、金银肆、珠玉肆、乐器肆等商店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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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遭遇盗贼的商人们(《观世音普门品》,敦煌莫高窟第45窟南壁壁画) 通过这幅画可以窥见当时商人的样子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东西、马背上负载的货物等情况

可以推测在这些商店的周围也一定有“行”的存在。而在这些众多的商店和行的背后,又活跃着与商品的生产制造相关联的大量的专业工匠以及工人们。在他们中间,有一些工匠是在官营的作坊内工作,制造朝廷(皇帝)的御用物品,诸如从酱油醋等食品到金银器的装饰品,从宫廷的仪礼用品到盔甲武器等各种物品。而此外在民间的作坊甚至个人的家里工作的工匠及工人则数不胜数。

譬如,唐代后半期的会昌三年(843)六月,当时正好在长安的日本僧人圆仁曾留下一段记录,记载了东市西半部的“十二行四千余家”被大火所烧的情况。如果按照这一记载的话,一“行”平均近四百户。然而,我们很难设想一“行”能有如此众多的商店,所以很可能其中也包含了各行相关工匠的家。长安城内当然不止十二行,由此可以推知民间的工匠人数一定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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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房山石经拓片中的捐赠题记 在房山云居寺的大般若经的最下端的空白处刻着捐赠者所属的肉行、绢行、绵行等行名。这是了解唐代工商业情况的珍贵史料

“行”的大量出现当在玄宗时期前后。信徒们捐给房山云居寺的石经上记载的形形色色的“行”(参见本书第八章相关部分)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房山石经上的“行”出现于当时的地方城市幽州(现在的北京),石经上第一次出现名字的时期是玄宗的天宝初年。在房山石经上面的行名里边,除了在长安见到过的肉行、绢行等以外,还有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行名,诸如大绢行、绵行、大米行、屠行、生铁行、幞头行等。这样一个地方城市居然出现如此活跃的情况,由此推知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的情况,恐怕一定还涌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行”。

活跃的城市居民

可是,我们却不能仅仅根据大量涌现的这些“行”,就将“行”的设置一事看成是国家掌控了商业活动、并将其置于国家管理之下的一个环节。如果说起幽州的“行”的话,其在做生意的同时,还自费从事宗教活动,以确保自己的某种自立性。所以与其说唐朝国家控制商业,倒不如说国家跟在日益活跃的工商业后面追赶更为妥当。如果上述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对于唐朝国家的管理立场以及将这种管理视为当然的通行看法,我们就有必要加以重新认识和评价。

与此关联,当我们稍微聚焦一下长安的人们的活动时,就可以发现当时超出坊制和市制规定范围的现象其实随处可见。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天宝九载(750),有一个名叫郑六的人与韦姓友人一起去新昌坊的酒馆喝酒,郑六因为有事临时去升平坊,途中遇到一位绝色女子任氏,一见钟情,俩人同床共枕度过了一夜。天亮之前郑六离开了女子的家来到坊门附近,坊门还没有开,但是门旁有胡人的饼子铺还在点着灯卖饼。郑六便与饼子铺的主人闲谈起来,当问起刚才的美女是哪家小姐时,才知道该女子是一个狐仙……

上述故事来自于小说《任氏传》[6],由此可以窥见当时长安生活之一斑。也就是说,在长安城东南部的新昌坊里有酒馆,在升平坊里有胡人的饼子铺,而且从半夜到凌晨一直营业。另外,饭馆等各种店铺不仅东市和西市里有,而且还扩大到其他各个坊,同时在坊内也有“夜店”。

通过上述故事我们了解到,在安史之乱以后,长安城内到处都有商店似乎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而且,开始出现了打破坊墙将房间扩充到坊外(称作“侵街”)、坊门的开闭时间徒具形式、“市”的营业时间得不到保障、开始出现夜市和早市等等现象。后来还曾发生了下述这样的事情:咸通十四年(873)举行了三十年一度的法门寺佛舍利的开龛仪式。据说为了纪念这次活动,当时在长安城的各处都挂起或搭起了用纸糊的各种装饰,晚上彩灯高照,一连数日人们彻夜欢庆游戏。在这里,“坊”和“市”的制度几乎名存实亡。

以上,我们讨论并描述了在坊制和市制的束缚之下的唐代长安以及诸城市的状况。然而,在城市居民不断增加、工商业不断扩大,同时统治权力又不断衰退的情况下,有唐一代三百年间,人们是否一直默默地服从于这种束缚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在国家与民众激烈对抗的夹缝之中,“坊”和“市”其实也一直处在动摇之中。通过这一现象,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城市蕴藏着的能量以及可能性。

地方城市的发展与草市的扩大

在前一小节中,我们通过幽州出现大量“行”的事例,了解到了首都长安及其工商业的发展与地方各城市的发展是一种联动的关系。这些联动关系说起来,不外是大范围的物资流动,大规模的商业交易以及支撑上述内容的形形色色的产业的出现。而且,作为促进顺畅、安全从事商业交易的一种手段,大致从唐中叶起,开始使用起汇款票据(汇票)“飞钱(便换,便钱)”。当时的基本通货虽然是铜钱,但是其携带运输都很不方便,而且路途上也伴随着很多危险。为此,作为实物的代价,首先领取“飞钱”,然后在别的地方再用“飞钱”换取现金的交易方式开始流行起来。其后这种方式进一步发展成为纸币,其代表就是宋代的“交子”及元代的“交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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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交子 铜钱携带不便,危险又多,所以开始实行“飞钱(票据)”的方式,进而发展成为“交子(纸币)”

伴随着大范围商业圈的建立,首先发展起来的城市代表是扬州(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和益州(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当时用“扬益”或“扬一益二”来表现这种情况。两座城市分别位于长江下游和上游,可是如果从全国的角度来说,对于北部中国而言,这两座城市则都是代表着南方的都市。

开皇九年(589)隋朝平定陈朝以后,扬州旋即就取代建康(南京)成为隋朝经营江南的中心。其后随着炀帝开通了大运河,扬州进一步成为江南以及长江流域的物资必须经由的重镇或曰新兴城市。而扬州大规模的发展,则在运河真正作为南北大动脉开始发挥作用的唐代以后。到七世纪末前后,扬州已经变成了一座巨贾云集的商业都市。进入玄宗时代,不仅国内而且海外的商船也开始在扬州直接下锚。远至波斯、阿拉伯的商船,近处有新罗船、也有日本的商船,到唐末时,居住在扬州的外国商人已经达到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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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唐扬州城复原图 进入唐代以后,随着运河作为南北运输的大动脉而发挥起作用,扬州发展成为江南及长江流域物资的最重要的集散地。阿拉伯、新罗、日本等国为首,居住在这里的外国商人多达数千人

扬州最盛时期的规模大约相当于长安的一半左右,人口约五六十万人。顺着纵横于扬州城的运河(官河)沿岸形成了许多“市”,这里不仅是大米和食盐交易之地,而且还从事金银器、丝织品、木材、茶叶等各种商品的交易。与长安的情况不同,扬州这些活跃的商业活动促使坊制和市制变得有名无实起来。首先,无论是从交易商品的数量,还是从接待来自四面八方商船的角度,传统的市制都已经无法对应。城内的“侵街”现象急速扩大,一到夜晚整个街道灯火通明。到了唐代后半期,夜市已经成为常态。此外,在当时的大商人周围还聚集了很多文人,使扬州又呈现出了文化都市的面貌,这也是扬州的一个特色。

另外一方面,益州(成都)也作为四川的中心发展了起来。其发展的背景之一是益州所占的地利,即与其他地区隔绝起来的地理环境。这种环境使得益州在隋末唐初中原以及长江下游地区激烈动乱之中,唯一而且始终保持了平稳安定的状态,为其在唐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四川温暖的气候以及发达的水运也为益州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在这种自然条件之下,益州出现的代表性的产业是养蚕和丝织品,优质的蜀绢名扬天下。据记载说成都每年一到春天,城内各处都有叫做“蚕市”的买卖养蚕用具的“市”,人们聚集在一起从事交易。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养蚕和丝织业的繁盛状况,同时我们也可以据此了解到以蚕市为代表的定期市的发达以及商业活动的活跃情况。

虽然成都城比扬州城要略微狭小一些,然而公称“成都十万户”,若以一户五人来计算的话就是五十万人,可见成都也是一座人口与扬州旗鼓相当的大都会。可是,当时的繁荣还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受其影响在这些城市周边还涌现了许多“草市”。所谓“草市”,就是指在脱离城内制约的城市近郊,具体而言在水路交通的要冲自然形成的“市”,其后人们逐渐地聚居于此,盖房建屋,筑起城墙,从而发展成为新的县城。

到了唐代中期以后,“草市”遍及到全国各地,其中心区域主要集中在从淮水到长江的水运发达的江淮地区。以缴纳现金为原则的两税法的施行以及茶绢等商品作物的普及,毫无商量地将广大农村卷入了货币经济之中。其结果导致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地带形成了“市”,农民带着农产品在这些“市”里与城市的产品进行交易。“草市”的普及反映了日益活跃的唐代经济,同时也成为农村面貌发生变化以及城市圈扩大的先驱。

纵横于隋唐世界的西域人

长安的异国文化与异域人士

现在我执笔撰写本章之时正值2004年盛夏最为暑热的时期。说起酷暑来,位于内陆盆地的西安的夏天也非常炎热。想必过去的长安人也一定曾为酷热而叫苦不迭吧。在此先介绍唐时一个相关的插曲。

盛夏某一天,爱提意见的谏官陈知节来到了正在凉殿乘凉的唐玄宗身边,他是为了向玄宗进谏而来。在他看来,身为人主的玄宗不应该一个人躲在凉殿之中乘凉。凉殿建筑的原理是让水从房子四周房檐上流下来,就像一圈水帘一样,遮断了外边的热气,从而使房间里变得非常凉快。陈知节进去以后,被赐座于放着冰块的石头椅子上,结果陈知节冻得浑身直打寒战,腹中也如雷鸣一般,十分狼狈。后来总算获准走出凉殿,他才松了一口气。而这时玄宗却在凉殿内吹着用水驱动的风扇,忙着擦拭着汗水。

这段故事原来的意思是形容长安多么热,以及玄宗是多么怕热的人。我们姑且不管这些,由此我们了解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即在玄宗时期有一种特别的建筑。该建筑物具有从屋顶或者天花板上往下流水的喷水功能,然后房间内还有风扇转动,十分凉快。当时的高官的邸宅之中也有叫做“自雨亭”的同样的建筑。向达先生[7]认为,这种凉殿乃是根据拂菻国即东罗马的技术而建造的。这件事很有代表性,反映了西方的技术及文化传入并扎根于当时的长安的状况。

众所周知,随着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五世纪传入中国,唐初传入长安)、基督教的异端聂斯脱利派(景教。635年传入中国)、摩尼教(694年传入中国)等三种宗教自西方传入唐代长安,波斯胡寺、胡祆祠、大秦寺等寺院也建在了胡人活动的西市附近,被统称为三夷教。另外,根据记载上述拂菻国即东罗马曾派遣高僧作为使者,于玄宗时期来到唐朝,因而可知正统的基督教应也已步入唐土。八世纪以降,通过海路来唐的大食商人之手,伊斯兰教(回教)以某种形式传入长安的可能性也很大。自不待言,当时的宗教还有佛教和道教。就佛教而言,当时刚刚出现于印度的密教也通过陆路和海路传到了唐朝,日本国的空海造访过的长安青龙寺就是密教的代表性寺院。总之,截至840年唐武宗弹压为止,长安一直是一座多种宗教并存、信奉各种宗教的各色人种共同生活的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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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公元781年此碑建于波斯寺(大秦寺)。下端有叙利亚文字,记载了景教传入中国的经过

说起包括西域各国人在内的异国人居住最多的首都,则自古以来主要有北魏都城洛阳和唐代都城长安。据说前者(北魏洛阳)总共居住了超过一万户的外国人,恐怕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西域。另外,唐初的贞观四年(630),唐朝平定了与自己长期对立的东突厥以后,又让投降过来的突厥人中的近一万户住进了长安。当时唐朝国内还没有完全稳定,还存在各种危险性,太宗却毅然决然地采取了上述措施。十年以后的贞观十四年,唐朝又先后分别接受了来自朝鲜半岛、高昌、吐蕃等国的一千名和两千名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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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青龙寺空海纪念堂(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的铁炉庙村北高地,唐青龙寺遗址)

此外,到了其后的八世纪后半叶的德宗时期,仅仅在相当于今天的日本外务省的鸿胪寺登记造册,也就是说生活起居均由唐朝负担的胡人就达四千人之多。而且这些胡人还都是以各国的使者或者人质等公派身份来到唐朝,然后就一直留在了长安。因而可以想见其他非公派的西域商人以及宗教人士的人数一定是数倍于此。另外,以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为契机,还有不少回鹘人开始居住于长安,通常的人数不下一千名。因而,唐代长安从一开始就是大量的异国人及其他们带来的文化交流融合、国际化色彩十分浓厚的一座城市。

隋唐王朝与西域政策

那么,为什么在隋唐这一时期,如此众多的异国人能够和平共处呢?首先可以想到的理由是,无论隋朝还是唐朝都是鲜卑或者说是近似于鲜卑的混血系统,而不是纯粹的汉人国家。汉文化以及儒教精神并没有深深根植于隋唐皇室的传统之中,他们无须一定要对其固守坚持,因而隋唐的当政者们对于异民族及其文化比较宽容。另外在对汉人的问题上,异国人与隋唐皇室处于共同的立场,没有理由要排除他们。北魏表现出来的国际性也应当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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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西域三道地图(据《西域图记》复原)

但是,隋代的前半期由于还处在国家的建设时期,加之与突厥的对立状态的影响,因此真正的对外开放是进入炀帝治世以后的事情。当时,西域方面的商人们因担心隋朝国内的混乱,一直在张掖(位于今天的甘肃省)进行交易。于是,裴矩通过对西域商人们的采访,整理了西域诸国的国情、道路状况等,编写出附有相关地图的《西域图记》三卷呈交给了隋炀帝。以此为机缘,西域商人开始真正进入洛阳,隋与西域的交往明显增多。

到了唐代,唐太宗在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悬案突厥问题以后,旋即决定了对外开放的路线。唐太宗除了中国国内的皇帝之外,他还十分中意西域诸国进献的“天可汗”的称号。在中国历代王朝之中,唐朝是几乎从不关心长城一线防卫的一个非常少见的王朝,这一大方向其实在太宗时期业已确定。促使唐太宗这样做的背景,正是出于唐朝对于自身力量的自信。基于这一基础,唐太宗很在意与西域诸国乃至与西方国家及其文明建立直接的关系。

在这一方面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贞观十四年(640)八月太宗派遣远征军,长驱直入平定了位于新疆吐鲁番的麴氏高昌国之事。本来,唐朝与高昌之间并非深刻的对立关系。尽管如此,太宗还是使用武力平定了高昌,并且压住了臣子们希望对高昌实施间接统治的意见,而在高昌故地设置直属中央政府的西州。唐朝对于周边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是羁縻政策,即承认一定程度自治的间接统治。然而在经营丝绸之路问题上,却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将其置于直接管辖之下。

在这一做法的背后还有一个因素也值得考虑,即太宗此举恐怕也是出于对天山北侧残存的西突厥残部以及从青藏开始扩充势力的吐谷浑及吐蕃的牵制。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太宗这样做显然也与唐朝对于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有关。也就是说在唐朝看来,唐必须准确而适时地把握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国际局势,诸如西亚的波斯与大食的抗争、印度的动静等。在当时来说,丝绸之路不单单是物资和文明交流的通道,而且也是重要的国际情报的传送渠道。因而,关于长安向西域胡人开放的问题,我们或许也可以将其与西方世界的动向联系起来重新加以认识。

粟特人的活跃

唐朝向异国人开放门户、积极地致力于西域经营的结果,使得许多西方人先后移居唐朝境内。西域南道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盆地)南缘,西域中道(天山南路)穿过沙漠北部,在这个南道和中道沿途的诸城市中,自古以来居住着伊朗系统的民族。然而大致从南北朝后期左右开始,在这里出现了由此往东而去的人群,这就是从人种上来说同样属于伊朗系统的粟特人。到了七世纪中叶以后,因为伊斯兰国家的出现而被追赶过来的波斯系统的人们也由此向东方迁徙。

粟特人的出身地在帕米尔高原的西侧,大致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干(Samarkand)一带的粟特地区(Soghdiana 索格迪亚那)。史籍中形容当地的居民是“深目高鼻,多须髯,善商贾”;一说认为粟特人原来在中国甘肃省的祁连山北部到敦煌附近,是被匈奴驱赶过来的月氏的后裔。粟特地区的绿洲都市的王族原来都是同姓“昭武(Chub)”,后来分为几支被称作“昭武九姓”,主要包括撒马尔干的康国(康居)、塔什干(Tashkent)的石国、布哈拉(Buhara)的安国以及米国、史国、曹国、何国等。

与生俱来的商业民族粟特人在追逐商业利益,从事贸易经商的同时,有的人还成为迁徙地的官吏,或者成为佣兵、武将,也有的人则成为农民。因为他们不仅擅长理财,而且具备为了保卫自己的利权和利益的武力以及才能,此外他们还清楚地知道,为了交易长久必须扎根于土地。他们在东突厥作为官员参与政治,然而在中国方面则又作为商人从事贸易活动,同时还建立起不少移民聚落,以定居的形象而广为人知。例如七世纪前半康国出身的康艳典率领粟特人移民到原来的楼兰王国境内的罗布泊西南,其后这里被叫做“石城镇”。此外在敦煌附近也有被称作“从化乡”的粟特人聚落。由此他们被叫做“兴胡”,既务农又经商。

进而,近年来的新发现还表明,在靠近中国内地的原州(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自从北朝末期的西魏、北周以来,曾经有一史姓粟特人家族在当地具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史氏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能量,取决于当地粟特人的团结以及以此为背景,粟特人与国家及军事方面的关系。史氏在北周、隋、唐时期均与府兵制的武官有关,唐朝建立之时史氏很早就带领自己的人马参加了建唐大业,玄武门之变时又积极协助太宗一方。从而奠定了其后的根基。

通过上述事例我们了解到,在唐朝统治下的中国,粟特人无论在人数方面,还是其活跃以及活动的范围都大大超出我们以前的想象,他们不仅从事商业,而且还作为军人以及地方豪强,与国家和社会保持着很深的关联及瓜葛。在粟特人的聚落里建立有摩尼教以及琐罗亚斯德教的胡祠(寺院),这些“夷教”通过粟特人广泛地传播到了中国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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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史索严墓志(唐显庆三年,658) 从北朝末期前后开始,粟特系统的史氏一直居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原州。超出迄今为止的想象,这些西域系统的胡人曾广泛地居住在唐朝统治下的中国

众所周知,以粟特人为代表的西域系统的胡人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包括过去中国所没有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形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诸如在食物方面有面食和葡萄酒;服装方面有胡服及胡帽;此外还有西域系统的音乐和乐器、绘画方法;在娱乐方面有胡旋舞以及马毬等游戏、技艺等等,涉及方面之多不胜枚举。他们大多以本人或者祖辈们的出身地(国)名为姓,因而根据其姓名便可推知其出身地。譬如前述史氏就是属于史国系统;安禄山原来姓康,因而是康国系统等等。

驱动粟特人向东方移民的动机,自不待言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富裕以及拥有高度的文化。同时还由于唐朝具有的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对于粟特人从商人到军人,从艺术、文化人到农民,各种各样的人才活跃于唐朝的现象及其意义,我们不能仅仅从粟特人的角度来看,恐怕还有必要从接受方,即唐朝的角度来加以考虑。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前来的人们

唐招提寺的开山唐僧鉴真为了向日本传播戒律,曾经冒着重重困难六次尝试东渡日本。其中第二次是天宝七载(748),他们从扬州出发以后很快就被风暴刮向了南方,飘至广州以后,鉴真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从婆罗门(印度)、波斯、昆仑(南海诸国)来的商船,满载着堆积如山的香药和珍宝停泊在港内,此外还有从师子国(斯里兰卡)、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东南亚诸国?)等来的很多商船。”[8]

其后又经过了一百三十余年,到了唐末的乾符六年(879),包围广州的黄巢在破城以后,杀害了大量坚持抵抗的居民(参见本书第三章相关部分),其中包括在广州经商的伊斯兰教教徒、犹太教教徒、基督教教徒、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教徒等共计十二万人。这一记载来自于同时代的阿拉伯商人艾布·载德在《中国印度见闻录》[9]中留下的记录,可信程度很高。伊斯兰教徒属于阿拉伯系统,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教徒则是属于伊朗以及中亚系统,由此可以断定他们就是从西方沿着海路来到中国的所谓“胡人”。

我们姑且相信十二万人这一数字属实。如果以此推断的话,那么免遭黄巢军队杀害的其他“胡人”一定还有不少。由此我们可以勾画出唐末广州的形象:这是一座充满异国情调的国际港湾城市,仅在这里生活的“胡人”就远远超过十二万人。他们和汉人分区居住,单独生活在蕃坊之中,并通过蕃坊的负责人来接受唐朝官方的管理;同时,唐朝也允许他们保持自己固有的信仰和风俗习惯。正因为这些“胡人”牢固地在广州社会里生根开花,所以在黄巢军队进攻广州的时候,他们自然地站到了保卫广州的第一线,其结果导致被大量杀害。

不管怎么说,据此我们了解到了以前并不知道的一些事实,居然会有这么多西方系统的胡人如此集中地居住在中国的一个地区。即便往来于唐长安的西域系统胡人也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当时越过马来半岛前往印度洋的中国商船还很少,与西亚方面的交易完全由阿拉伯人掌控。在这一方面也显示了唐朝的富有以及巨大的包容力。阿拉伯商人们用商船运载着犀角象牙、玳瑁、沉香、龙脑等香料以及珠宝类前来唐朝,满载着丝绸制品、陶瓷、茶叶等唐物回去。从这一点来看,将这条海路称作海上丝绸之路并不为过。

为了从云集于广州的外国人处征税,也为了应对当时开始初露活跃征兆的南海贸易,唐朝于玄宗的开元初年(713—714)在广州设立了海关“市舶司”,负责人叫做“市舶使”。胡人们的商船一进港口,首先要接受市舶司的货物检查,由国家先购买其中的必需品,国家买剩下的部分再面向一般人出售。因为征收关税以及最初垄断式的购买会带来巨额的利润,所以宦官们都很喜欢市舶使的位子,经常出任这一职务;此外,管理商贾的广州长官们(唐代前半期是都督,后半期是岭南节度使)也很热衷于此道。南海贸易就在这些干扰之中经历了种种消长起伏、逐步发展起来,然而当其发展到鼎盛时期时,却毁于黄巢之手,从而结束了其在唐代的发展。

始于八世纪中叶的广州的全面繁荣预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简而言之,就是取代陆路骆驼商队贸易的海上贸易,即基于海路的大量运输时代就此开始。换句话来说,即东西贸易从陆上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转换。如果用位于中国两极的长安和广州的关系来比喻的话,这一变化意味着,连接陆上丝绸之路的内陆城市长安的衰落,以及面向南海开放的东南部的兴盛;也意味着历史的天平开始急剧地由大陆的西北部向东方以及东南部倾斜。实际上,以长安为根据地的唐朝的历史使命之终结,也由于上述这种变化而尘埃落定。


[1] “山手线”是日本东京的JR铁道线路的名称。大体路线是从品川经过新宿到田端,再经上野、秋叶原、东京站等处,环绕东京一周。

[2] 平安京是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仿唐长安城而建造的都城。东西约4500米,南北约5300米,位于京都盆地。其以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的首都而知名于世,但实际上一直到1868年迁都东京为止,平安京一直是日本皇室的所在地。

[3] “京都御所”是日本皇室迁都东京为止的旧皇宫。“御苑”指包括京都御所在内的东西约700米、南北1300米见方的园林,位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

[4]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大正时代的著名作家。代表作有《罗生门》、《河童》等。1920年发表的《杜子春》是芥川根据唐代同名传奇改编的小说。

[5] 《杜子春传》,唐代传奇小说,李复言作(一说郑还古作),收于《续玄怪录》中。

[6] 《任氏传》是唐代沈既济(约750—800)编著的传奇小说。

[7] 向达(1900—1966),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主要著作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哈佛燕京学社1933,三联书店1957)、《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等。

[8] 原文可参见真人元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注本(中华书局1979)74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9] 本书中文译本可参见苏莱曼(Sulayman)、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Abu Zaid Hassan al—Sira—fi)著,穆根来、汶江、黄仲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