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看一看“武骑团”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其主要是为了对应军府数量的不足以及机能低下才建立起来的武装,也就是说“武骑团”的组建是基于补充和完善府兵制的需要。至于“健儿(长征健儿)”,与其说其整天埋头于军事战阵,倒不如说其是分番执行任务,当其没有军事任务时也同样从事农耕。一说起佣兵,就会想起那种彻头彻尾被雇佣起来的士兵形象,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里所说的“健儿”却是与土地没有切断联系的兵士,同时也是与府兵制依然保留着关系的兵士。唐代后半期所见到的节度使(藩镇)属下的兵士,其实也与此类似。

综上所述我以为,新的兵制虽然向佣兵制的方向在不断靠近,其实仍然可谓是府兵制的延长。那么,另一方面对于出现在中央的兵制变化,又应该怎样看待呢?

北衙禁军的建立及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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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衙与南衙:中央禁卫部队

表示唐代的中央禁军(近卫军)时,经常使用“北衙”和“南衙”这两个词。所谓“衙”就是指皇帝的住处或者政府官厅。基于皇帝南面治理天下这一立场,在皇帝居所的南边配置了正式的行政机关以及官厅,并将其统称为“南衙”。提到南边,就包含着正式而且是公共的行政领域之意。

与此相对,北边则是皇帝的私密性的个人空间。南北的关系表现为表里关系,以南为表,以北为里。相当于北门的玄武门是皇帝的私密的,或者说是非正式地利用的城门。凡是正式的行幸等活动,按照规定都要使用从承天门到朱雀门等南边的正门。

南衙本来是指官厅,入唐以后在其中又加上了禁军的意思。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简单说起来,由于皇帝私人的军队即亲军的存在感越来越大,为了与皇帝亲军有所区别而加上了这层意思。也就是说,国家的正规军队是属于南衙管辖的中央军,所以将其称作南衙;与此相对把皇帝的亲军叫做北衙。正如名称所表现的那样,北衙守卫宫城的北门,在宫城以北的禁苑(北禁苑)中设置了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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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仪卫图(唐李贤墓壁画) 担当达官贵人护卫、仪仗等的近卫队及仪仗队,是府兵中的左右千牛卫的任务

所谓南衙禁军,即指中央十六卫的兵力而言。前节已经谈到,番上即赴京城宿卫的府兵根据自己所属的军府分属十六卫中的十二卫。在剩余的四卫中,左右监门卫负责宫城城门的警备并担当相关事务;左右千牛卫担当近卫队、仪仗队的工作,从府兵中选拔补充。

谈到隋代的南衙和北衙的关系,隋文帝实际一直致力于克服二者之间的两重性。隋朝把禁军分为十二卫府,实际上也就是将北周以前的皇帝直属近卫军和地方的府兵这两个系统合二为一。而唐朝的监门卫和千牛卫属于皇帝的近卫军系统,其他的卫则是属于府兵的系统。炀帝即位以后基本延续了隋文帝的这一方针,到隋末时才创建了骁果制以及称作“给使”的近卫队,二元化兵制的苗头刚刚出现,隋朝就灭亡了。

由上述可知,隋朝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一元化兵制的路线。与此相反,唐朝则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南衙和北衙的二重结构。这正是在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后,唐朝就兵制问题交出的一份答卷。

作为统一天下政策的一环,隋朝大力推进兵制的一元化,然而不料却引起了调动指挥兵力的体制僵化以及皇帝亲兵的弱化,导致无法妥善地应对和处理现实状况。唐朝出于对此的反省,遂把中央的兵力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建立了双方互相补充制约的体系。如果说唐朝之所以能延续近三百年的命脉,关键要素之一正在于这种南衙和北衙的关系,我以为也并不为过。

从父子军到北衙四军

唐朝李渊太原起兵时的兵力总数为三万人马,主要来源于太原当地募集的士兵以及隋朝远征高句丽的逃兵。与其他地区的反隋群雄相比,三万人一点也不显眼。然而半年以后进入长安的时候,已经膨胀到二十万人马。这些都是在进军过程中,沿途不断吸收其他叛乱集团以及各个地区兵员的结果。唐朝凭借这支部队,花费十年时间重新统一了全国。

然而,统一完成以后的课题,则是如何对待和安置这些兵士的问题。唐朝让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回到了农村,成为支撑府兵制的中坚力量。除此之外,还留下了三万人在京城长安,担当负责皇帝警卫的近卫部队。三万人的人数刚好与太原起兵相同,或许就是以太原起兵时的人马为母体建立起来的近卫部队。这些人都是与唐室出生入死的同志,非常忠诚团结。在离京城不远当天可以往返的渭水北岸,朝廷给他们分配了肥沃的田地,他们驻防在设置于禁苑中的屯营中,负责担任皇室的警卫。他们的地位与江户幕府的三河时期以来的“旗本”[1]的状况类似。

刚开始时,他们被称作“元从禁军”,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陆续退休,其职务由孩子们继承,所以也被称为“父子军”。至此奠定了相当于皇帝个人亲兵的北衙禁军的基础。其后,太宗又从中选择了一百名骑射精良的士兵,称作“飞骑”,后来又叫“百骑”,作为自己外出时的贴身卫队。到了武后时代,将“百骑”改为“千骑”,到睿宗时期进而扩大为“万骑”,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正式定名为“左右龙武军”。固守宫城北门,与皇帝的距离最近的这支部队在唐代前半期的政权交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诸如结束武后政治等政变中都担当了主角。

另一方面,从“元从禁军(父子军)”的内部系统来看,首先成立了北衙七营。接着,又以“左右屯营”的形式加以整合。最初是从内部选拔身强力壮者,后来由于供不应求,高宗龙朔二年(662)又从府兵中选拔骑马和射击皆优者加以补充。以此为界,其名称也改为“左右羽林军”,并很快成长为北衙的中心武装部队。

这样一来,到了玄宗朝,取代已经衰退的府兵制,“左右龙武军”和“左右羽林军”即所谓北门(北衙)四军成为正规军的中心。一军的编制为一万五千人,四军合起来达到六万人马。北衙四军采取六番制的形式,担负警备的主要任务。

南衙禁军的变质及解体

正如前节已经谈到的那样,从七世纪末期左右开始,府兵制的破绽越来越明显。其结果,在边境守备方面出现了“长征健儿”及节度使;在内地则组织起来了“团结兵”以及“武骑团”;府兵制的变质及衰退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其后,边境和地方的这种变化也波及中央,到了开元年间,本来依靠府兵番上宿卫的中央十二卫也面临兵员枯竭的状态。于是,便和边境的做法一样,开元十一年(723)朝廷从府兵中招募老资格的兵士组成新的部队,称作“长从宿卫”。其后,朝廷又把“长从宿卫”的名字改成了“彍骑”,进一步加速这支部队的建设。即总编制定为十二万人,十二卫分别各一万人,采用六番执勤制度,并以京城为中心确定了提供“彍骑”的州。将历来的五番制改为六番制以及确定彍骑州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减轻负担、确保稳定的兵员,但是即便这样也很难维持下去。在表面上看起来繁花似锦的玄宗时代的背后,社会底层的阶层分化正在加剧进行,农民逃亡及流离失所现象越来越普遍,要想振兴彍骑及府兵制已几乎不可能。

这样一来,在军府名存实亡、已经无法发挥正常功能的情况下,天宝八载(749)五月,朝廷终于下诏停止了军府(折冲府)征兵的权限。至此,始于西魏的狭义府兵制的使命宣告终结。只是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停止征兵权限并不意味着军府马上就消失,军府的现役军官以及府兵们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即使在唐代后半期,在史料中还是可以见到折冲府及军府军官的名字,他们仍然不时地发挥着某种作用。这一现象促使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地域社会的一个中心,折冲府在各地有着多么深的根基。

唐长安城中的兵士们

前文在推算唐代长安的人口时,我曾论述了以前所说的唐长安百万人口这一数字应该是可信的(参见本书第六章相关部分)。同时也谈及了府兵制时期的番上宿卫兵士(卫士)的数量问题,指出了定说也有需要修正的部分。

也就是说,历来的看法认为,军府的数量六百处,若以一处军府的标准编制为一千人来计算,推测唐朝的常备军大致应有六十万人左右。由于他们都是卫士,赴京城番上宿卫是其义务。如果按照标准的五番制来计算的话,一番则有十二万人。只是并非所有地方都属于五番制的范围,考虑到这些因素,一番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意见一直强调说,府兵存在着因“纳资”(缴纳代役钱)而躲避服役的现象。

相对于这些说法,我认为:府兵并不存在“纳资”制度。此外即便被称作卫士,也未必全员都必须赴京城番上宿卫,因而我推断认为倘若是远方军府的话,府兵则可能是就近到附近的都督府等处执行番上的任务。如果这样来加以理解,那些府兵们也和其他地区的府兵几乎处于同样的条件下,即在五百里以内实行五番制。

在上述前提之下,前往京师番上宿卫的人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关于这一方面,让我们回想起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军府的百分之四十集中在长安及其周围的关中地区这一事实,这些刚好都是在五百里圈子之内的军府。如果估算一下,其兵员总数当在二十五万人,即便多算一些也不过三十万人左右。如果把这些兵士都看作进京番上宿卫的对象的话,一次赴京师宿卫的人数当在五万至六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与迄今为止的说法相比较,明显地要少得多。

然而其后到了玄宗时期,在为了弥补已经解体的府兵番上宿卫制度而建立的“彍骑”中,总人数十二万人采用六番制执勤的方式,也就是说一番两万人。另一方面,在彍骑已经建立期间,北衙兵力大约增加到六万人左右,他们也实行六番制,一番一万人轮流执勤。除此之外再加上仍然继续进京番上宿卫的府兵们,总数合计当在五六万人左右。所以即便在玄宗时期,在兵员人数方面并没有大的变化,可以说这是守卫长安的恰当的人数。

至于赴京师番上宿卫兵士(南衙)的任务,他们主要是全天候即不分昼夜地负责保卫宫城、皇城或整个长安城的安全。具体来说,即守卫各个城门和诸官厅以及长安城内的皇亲国戚的住宅,或者在设置于街头巷尾的“铺(兵士岗亭)”监视城内的状况。此外,遇上大朝会时,兵士们则身着正装在宫殿的殿堂以及道路两边站岗,当皇帝去郊外举行祭祀等活动时则随从护卫。

在不担当执勤任务期间,兵士们在城内固定的场所进行射击和武术的训练,或者列队从事队列行进等训练。在这一过程中,武艺高强的士兵则被选拔出来,补充成为皇帝身边的千牛卫的卫士或者北衙的兵士。我们不能忘记,上述番上宿卫期间的各种各样的训练是兵士们成长为正规兵士的非常重要的机会。

神策军与藩镇兵

安史之乱后的中央军

天宝十四载(755)末,号称二十万(实际是十五万)人马的安禄山发动叛乱时,担任京城长安防卫的是由五六万人组成的北门四军和彍骑。而且,承袭元从禁军余绪的北门四军大都是由达官贵人的子弟组成,缺乏战斗意志。于是,唐朝廷急忙临时募集了一支部队担当洛阳和潼关的防守任务。然而这支匆匆组建的部队都是乌合之众,远远不是安禄山的对手。半年之后的六月份,潼关被攻克,长安也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像样的抵抗就陷落了。据说跟随玄宗逃亡四川的人仅仅有一千三百人,在赴灵武(今天的宁夏银川市)的皇太子(其后的肃宗)身边不满百人。

唐朝的中央军就这样土崩瓦解了。后来,从玄宗手中以半政变的形式取得帝位的肃宗当政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着手组建自己的近卫军。于是,肃宗首先从身边臣子的子弟中选拔组织了一支叫“神武天骑”的部队。回到长安以后,又将此扩充整编为“左右神武军”。新组建的左右神武军与名存实亡的北门四军合在一起,被称作北门六军。

进入代宗时期以后,代宗建立了“左右神策军”作为自己的亲兵。其后的德宗又新设了“左右神威军”,至此北衙十军的体制宣告成立。由于玄宗以后的各朝皇帝都意识到了需要建立自己的亲信部队,于是唐代的禁军便这样迅速地膨胀至十支部队。这件事一方面是导致南衙衰退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加以理解,即此事也反映了长期受到律令制束缚而衰微的皇权的提高。

如前所述,义父义子以及恩宠等个人之间结成的关系表面化正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北衙的扩大与上述动向应该是同样的一个背景。在中央的权力和权威不断衰退的大趋势之中,却出现了唯有皇权反而强大起来的扭曲现象。

神策军的扩大与皇权

北衙十军正式形成于德宗的贞元年间。在北衙十军之中,玄宗朝以前的北门四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羽林军)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有名无实。所以安史之乱以后的六军实际构成了中央军的主体。然而,在六军之中又只有位于中央军的最中心的神策军一直坚持到了最后。这又是为什么呢?

关于神策军出现的背景,我们已经在第三章做了介绍,这里再稍微复述一下其主要内容。神策军的前身是驻扎在防御吐蕃最前线的边防军。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这支边防军遵照朝廷的命令开赴河北地区的安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与叛军作战,失败后撤退至陕州(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失败的边防军在陕州遇上了同样是从安阳败退回来的有名的宦官鱼朝恩,并且愿意服从鱼朝恩的指挥。此事实际决定了这支边防部队以后的发展方向。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进攻长安,代宗到陕州避难,鱼朝恩抓住这一机会以这支部队即神策军护卫代宗成功地回到了京城。从此,作为代宗的亲兵,神策军牢牢地奠定和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代宗之后的德宗即位后,同样抱着培养自己的军队的想法而组建了左右神威军,企图以此压制神策军的势力。可是没过多久,德宗就全面转换了自己的方针。建中四年(783)朱泚之乱时,德宗被迫逃离京城。当时赶到德宗身边,为德宗复权鞍前马后尽力的正是神策军。与其他禁军不同,在神策军的核心部分有着自从边防军时期以来长期锻炼出来的强悍和团结。除此之外,再加之神策军对将自己提拔到唐军中心位置的皇帝的感恩,以及对于国家的忠诚都比其他部队更加强烈,而且神策军对于宦官的指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抵触。上述这些特质都必然导致神策军成为国家军队的中心。

自此以后,神策军在宦官的统率以及保护之下,迅速扩大势力。到了九世纪前半的宪宗时期,神策军又吸收了左右神武军和左右神威军,整个禁军统合为神策军。与这一动向步调一致,驻防边境地区以及各地的军队要求编入神策军之下的呼声高涨,于是朝廷便将提出要求的部队改编成神策军的外围部队即“神策行营”,统一编入中央军。对于“神策行营”来说,通过此举获得了皇帝亲兵的地位及待遇,而从中央来看则是大幅度地增加了可以直接控制的兵力。其结果使得神策军兵力总数增加到了十五万人之多。

上述事实表现了北衙禁军地位的一大变化,即从仅仅驻防京城和皇帝周围的近卫部队开始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军事力量。这可谓是历史性的一个大转机。已经深入展开的两税法的收入,以及地方官给皇帝的进贡“羡余”,成为支撑这一庞大军费的主要财源。通过上述过程,神策军的力量得到了极大地加强。如前所述,以神策军的兵力以及财政基础为后盾,宪宗开始抑制藩镇势力,除河朔三镇之外,成功地将几乎所有的藩镇变成了“顺地”。在唐代后半期,前半期唐朝国家的那种光彩黯然褪色,皇帝的权威下降,国力明显衰退。尽管如此,皇帝个人名下的财力和兵力的规模在这一时期却膨胀了起来,皇帝的独裁性相对得到了强化。一般认为,唐代后半期皇权的这一倾向乃是宋代君主独裁的先驱。如果以此立论的话,似乎也可以把宪宗时代——即把神策军从中央扩展到全国的宪宗时代视为佣兵制的正式开端吧。

藩镇的军事力量

如果看一下跟随安禄山叛乱的十五万兵力构成就可以知道,构成安禄山叛军核心部分的是被称作“家僮”或“部曲”的擅长骑射的数百名护卫,以及投降的北方游牧民族系统的“同罗”、“奚”、“契丹”、“室韦”等的八千名士兵。同罗等北方民族出身的士兵被称作“曳落河(胡语‘健儿’、‘壮士’之意)”,乃是与安禄山结成义父子关系的亲兵。在其外围才是安禄山在长期担任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期间培养出来的节度使下属的士兵。节度使属下的士兵叫做“官健”。

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以河朔三镇为首,各地节度使(藩镇)林立,反唐气氛很浓。各个藩镇的军事力量的基本状况与前述安禄山军队大同小异。譬如代表河朔三镇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作为安禄山的部下,他拥有长期培养起来的家兵。到了魏博之地以后,他又致力于把握户口,把所有成年男子都编入军队。经过数年时间,组建起来的军队增加到十万人以后,田承嗣又从中选拔身强力壮的一万人作为自己的亲兵(参见本书第三章相关部分),并将这些亲兵称作“衙兵(牙兵)”。衙兵是经过特别选拔而产生的近卫部队,但从大的方面来看,其仍然属于“官健”。

以田承嗣的“衙兵”为嚆矢,各个节度使都纷纷组建了自己的亲兵,一般称作“牙中军”或“中军”或“牙内军”。这些亲兵对于节度使(藩帅)都十分忠诚,大都与藩帅结成了私人性质的义父子关系,因而藩帅也都对他们予以特殊的待遇。在这一过程中,衙兵们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建立了密切的团结关系。遂在藩帅换代或者废立之时,排斥或者威胁不合自己意思的人。这被称之为“骄兵”,在唐代后半期的藩镇里经常可以见到。

对于这种情况,后任节度使采取的对策分为两手,即在笼络安抚衙兵们的同时,着手组建被称为“家僮”或“家兵”的自己的亲兵。藩帅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和亲兵们联系的纽带,创造了藩帅一人对多数家兵的集团型的义父子关系。这样一来,藩镇内部的军事力量从大的方面来说划分为“家兵”和“官健”的二重构造,进而如果将“官健”分为“衙兵”和一般的“官健”的话,则可以形成三重关系。

那么,应如何理解这些军事力量呢?按照历来的解释,“官健”被认为是一种新旧方式混合的形式,即从魏博节度使下面的农民中征兵这种老方式与下一个时代的佣兵制度混合的产物。此外大多数意见还认为,家兵(家僮)是节度使的私兵,类似于家内奴隶,因而其不具有承上启下的积极的位置。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到过的那样,若从大的方面来看,出现于边防上的“健儿(长征健儿)”还是属于府兵制的范围。同样也不能否认,藩镇内部的“官健”即位于其中心的“衙兵”也具有与府兵制相关的性质。他们都是来自于农民,在根植于农民世界的同时,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专业士兵。此外,说起“家兵”来,我以为,“家兵”身上所见到的义父子关系其实是率先预告了一个变化的时代。对于掌握权力的实体藩镇来说,所谓“家兵”乃是其从旧有的律令制迈向新的阶段的过程中,必然伴随出现的一种军事形式。也可以说,其性质与皇帝身边的神策军有着某些类似的地方。


[1] “旗本”指江户时代直属德川幕府将军家的武士,俸禄一般在五百石至一万石之间。“三河”是日本史上的旧国名之一,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爱知县中部和东部一带,乃是江户幕府创始人德川家康的老家及发迹之处。“三河时期以来的旗本”即指从江户幕府建立之前就跟随德川家康的直属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