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隋唐文化百态

唐诗

隋唐文化与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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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隋唐政治和社会同样,从文化方面来说,隋唐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诸如在诗歌方面有王维、杜甫、李白、白居易等人,在书法方面有颜真卿,绘画方面有吴道玄,文章方面有韩愈和柳宗元等人,大凡我们脑海里立即能浮现出来的人名全都是唐代的人物。北宋的代表性文人苏轼曾经非常恰如其分地说:“诗至于杜子美(杜甫),文至于韩退之(韩愈),画至于吴道子(吴道玄),书至于颜鲁公(颜真卿),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

唐代文化不仅水平高,而且涉及文学以及思想、宗教、绘画、书法、雕刻、音乐等等各种各样的领域,因而很难一一加以介绍。然而,如果要说起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是什么的话,那么还是当举出文学领域。唐代文学又尤其以诗歌为中心,关于这一点,通过人们常说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句话就可以反映出来。因此,在这里我们主要以诗歌为中心来思考一下隋唐文化的特质。

如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概观一下中国文学的发展情况,大而言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的时期,属于文学还没有成熟的阶段。其后,经过东汉到魏晋以降,文学这一分野形成,出现了被称作“骈俪体”的注重对仗工整辞藻华丽的文章以及五言七言的定型诗,开始出现了自觉、有意识的创作活动。在这一时代,诗歌占据了文坛的中心位置,后来的唐诗就位于其发展的延长线上。因而,对于经过东汉的过渡期,从魏晋到唐代为止的这一时期,可以总括起来视为第二阶段。其后,始于宋代的口语体的戏曲和小说占据了文学史的中心位置,文学的受众中增加了占社会大多数的庶民阶层,这就是第三个阶段。如上所述,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史的分期几乎重合,第二阶段的顶点就是唐代文学。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唐诗的情况。在此之前的隋诗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提及的地方,或许可以视为通往唐初作品的过渡。通常把唐诗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各个时期有着独具的特色。下面列举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诗人姓名,以供参考。

 

初唐:武德元年(618)—太极元年(712)

魏徵、上官仪、王绩、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宋之问、陈子昂

盛唐:开元元年(713)—永泰元年(765)

王维、孟浩然、岑参、高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

中唐:大历元年(766)—大和九年(835)

韦应物、韩愈、白居易、张籍、元稹、柳宗元、李贺、薛涛

晚唐:开成元年(836)—天祐四年(907)

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韦庄、鱼玄机

初盛唐时期的唐诗

关于上述唐诗的四个阶段,换言之也可以说成是“形成”—“兴盛”—“展开”—“衰退”的四个时期。粗略地划分起来,包括安史之乱在内可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也就是说,初唐、盛唐是前半期,中唐、晚唐算作后半期。其中,包括隋朝在内的初唐时期是确立诗歌发展方向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或接受或抵制南北朝尤其是南朝的文风的同时,相对于之前的古体诗而言,确立了被称之为近体诗的律诗(五言、七言)的形式,从而决定了唐诗甚至中国诗歌其后的大方向。代表当时诗坛的人物之中,就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武后时期的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都才华横溢却在政治上十分坎坷,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在其诗文之中随处可见。其中,骆宾王(640前后—684)参加李敬业反对武后的起事,在其执笔的讨武檄文中猛烈地批判了武后,并以脍炙人口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高宗的坟土尚未干透,而继承人皇太子究竟在哪里?!)”的名句而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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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李白(采自《历代古人像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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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杜甫(采自《新刻历代圣贤像赞》)

盛唐时期恰好相当于玄宗时代。在这个绚丽辉煌的时代之中,涌现了许多独具个性的诗人,从而将初唐的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唐诗专家小川环树先生[1]曾这样来形容这一时期说:“初唐时期诗人们之间萌发的新文学动向,在这一时期形成美丽的花朵,一时间争相怒放,大量杰出的作家比肩接踵而出。”诗人们走出宫廷,在过去无人涉足的众多领域,诸如下层百姓的生活、异国风情、边塞的风物以及山川风光等中选取素材,以诗歌的形式来加以表现。其中,在众多的诗人中最为耀眼的人物,自不待言就是杜甫(712—770)和李白(701—762)。

两个人显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诗风和生活方式。比杜甫年长十岁的李白喜欢饮酒,性情以及生活方式都很豪爽奔放,堪称辉煌的盛唐时期之代言人。而杜甫则着眼于严酷的现实以及民众的苦难。两者的这种不同来源于许多方面,诸如李白出生于从事西域贸易的大商人之家,经济条件优越,无需为生活发愁;而杜甫则出身于一个中下级的官僚之家,科举失败以后,不得已过着流浪和贫穷的生活等。另一方面,他们两个人也有共同之点,这就是他们都是仕途的失败者,而且都因为安史之乱而改变了人生。人们所熟知的杜甫《春望》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吟咏被安禄山叛军占领后的长安的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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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长江积雪图卷》(传王维作) 在官场有着很高的位置,因倾心于佛教而被称为“诗佛”的王维在绘画方面也很有成就,将大自然描绘得充满了诗情画意

杜甫被称为“诗圣”,李白被叫做“诗仙”。与此相对,王维(701—761)则因倾心于佛教,且开辟了独自的诗歌境界而被称作“诗佛”。他和前两者有所不同,他的家世门第来自太原王氏一脉,而且科举及第,置身于官场。虽然也有过贬官以及流浪的经历,但是其官至接近宰相的“尚书右丞”。他在经历政界沉浮的过程中,远离政治以及党派,格调高雅地吟咏山川自然,代表了盛唐时期的另一个侧面。与日本国的阿倍仲麻吕有着亲密交往的唐人中间就有王维。

此外,王维的绘画也很有名。他在长安的东南方向,即终南山山麓建造有别墅“辋川庄”,以这个别墅的生活为题材的山水画《辋川图》就是他的代表作。王维还被看作将诗情融入自然景观中的文人画“南画(南宗画)”的鼻祖。附带说一下,名作《辋川图》的原本毁于会昌毁佛之时,今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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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饮中八仙》 明杜堇绘,把贺知章、李琏、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各种醉态,按诗意毕露于白描之中

与此相关,在这一时代还有李思训(651—718),他在山水画的山川着色方面描绘细微,将山水画发展到了圆熟的境界,与其子李昭道一起,被誉为“北画(北宗画)”之祖。此外,前文提到的吴道玄(685—758)作为玄宗喜欢的画师,在人物画、山水画、佛画等方面都留下了生动且极具艺术价值的名作,被后世尊称为“画圣”。据说吴道玄曾经随擅长狂草的书法家张旭学习书法,并在其画作中加以体现。总之,在盛唐时期,不仅唐诗,而且在绘画方面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此外,这一时期无论诗人还是画家、书法家间都经常互相交流切磋,是一个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时代。

中唐时期的唐诗与古文复兴运动

绚丽多彩的盛唐时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枯萎凋零以后,诗坛进入了中唐时期。就中唐时期的诗人而言,首先要举出来的人物就是白居易(772—846)。白居易出身于一个世代做官的中坚官僚之家,他本人科举及第以后,作为一名锐意革新的官僚而受到了唐宪宗的青睐。然而,其时恰逢宦官专权以及牛李党争笼罩中央政界的时期,白居易因此而受到了贬官的处分。经历了这种挫折以后,白居易从此对于政治谨小慎微,而将全部精力倾注到诗作之中。白居易诗的特征在于平易及明快,除了吟诵玄宗和杨贵妃的情感的《长恨歌》为世人所熟知之外,他还承袭杜甫之余绪,留下了许多描写社会底层生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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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古钞本《白氏文集》(文集卷第三) 汇集白居易作品的《白氏文集》经遣唐使之手传入了平安时代的日本

白居易的诗歌表现平易明快、情感丰富,因此而获得了大量的读者。根据记载,据说在公元800年前后,民间已经有人将他的诗作通过雕版印刷出售。这是中国的木版印刷史上划时代的事情。白居易在生前已将自己的作品汇编成为《白氏文集》,该书经遣唐使等之手传入了平安时代的日本,此外还很早就传入了新罗。特别是在日本,白居易的诗歌有很大的影响,相对于盛唐时期具有个性的诗作而言,日本更喜欢中唐时期的诗歌。

中唐时期与白居易比肩的还有韩愈(768—824)。其诗风与白居易截然相反,以豪放和难解而著称,虽然很多诗人都出自于其门下,然而他留下的诗却不太多见。较之诗作,使得韩愈广为人知的则是他的文章。当时盛行六朝以来的四六骈体文(四六句式,讲究对仗工整、平仄韵律、注重用典的美文),韩愈批判骈体文流于技巧和形式主义,陷入靡弱之风的现实,主张回归六朝之前的自由健全的文体。他还著有《原道》等文,批判佛教和道教,强调应该回归儒教的出发点,返回中国原有的时代中去。

对韩愈的古文复兴运动发出共鸣的是柳宗元(773—819),世人将其并称为“韩柳”。但是,在诗作方面,柳宗元乃是承袭王维的自然派诗人。柳宗元的人生的后半期几乎都是在贬官之地的永州(今属湖南省)这样一座地方城市度过的。其发端是因为他参加了贞元二十一年(805)在顺宗时期的一次政治改革即所谓永贞革新,改革受挫以后被贬黜到永州。而当时韩愈站在镇压革新派的一方。

韩愈所提倡的古文运动以及回归儒教的复古主义,如果换个角度来说,其也就是站在反贵族主义的立场以及民族主义的立场之上。贵族们写作四六骈体文以夸示自己的教养,通过声援文学和佛教来与儒教保持距离。此外,佛教同时也是唐代的国际性的代言者。这种贵族性和国际性正是唐朝的特色。针对唐朝的贵族性和国际性,率先从正面提出问题加以质疑的人物就是韩愈。以此为起点,关涉到其后的会昌毁佛,在进入下一个时代即宋代以后,韩愈提出的问题终于得以具体实现。总之,从文化的层面来说,中唐时期也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之中,人们重新审视并改正之前唐朝的积弊,并为下一次的变革进行了准备。

唐诗与科举

唐诗在唐代文化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为什么到了唐代以后,人们会对诗歌这么关心,诗坛会呈现出如此活跃的盛况呢?若从历史发展潮流来说,似乎可以指出下述因素,即在六朝以来文学高度发展积累基础之上,入唐以后产生了新的诗歌形式(近体诗),从而给唐诗以巨大的刺激。无论隋炀帝还是唐太宗都经常作诗,上行下效,皇帝的这种做法势必会影响到下面。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点也不能忘记,那就是与科举的关系。

关于始于隋代、在唐代发展起来的科举(正式来说应叫做“选举”)的大致情况,本书的第四章中已经有过介绍。其中,在当时最热门的乃是进士科,竞争率达到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当时的俗语中曾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样略显夸张的说法,由此可见进士科之难。明经科以及明法科、明算科等都是为了选拔特定的领域以及实务方面的优秀人才,而进士科与上述各科不同,进士科则是为了选拔具有广博学识、能够成为未来的朝廷官僚的候补人员,这就是进士科火爆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进士科并不考核特定专业的技能技巧,谁都可以参加考试,这也是考生众多的原因之一。而在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中,就有作诗的问题。

从唐代科举制大致固定下来的武后时期以后来看,当时,通过地方考试上来的人(乡贡)和中央的学校考试(监试)过关的人两种人可以参加中央考试(省试、礼部试),通常每年正月左右连续三天举行考试。进士科在这三天期间,要考“贴经、杂文、时务策”三门。所谓“贴经”的试题即是将儒家经典取出一部分进行填空;所谓“时务策”试题就是要考生论述关于时政的对策等;而称之为“杂文”的考试内容则是诗赋,也就是说“诗(唐诗)”和“赋(韵文,四六骈体文)”。就这样,唐诗成为正式的考试科目,为此考生们都要为此而做准备,位居要职的高官们也都会作诗。

而且,汇集在进士科的人多出自于非门阀系统的家庭。从隋朝到唐代前半期,关陇系统的贵族掌握着政权,另一方面,山东贵族尽管已经衰落,却继续炫耀着自己的门第家世。虽然后来旧贵族也开始转向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方向,然而在通向仕途的道路上恩荫的特权仍然继续发挥着作用。于是,出身寒门的才俊以及抱有政治野心的人们必然涌向进士科。他们多方打点关系,拜访有权势的达官贵人并呈上自己的作品,或是参加一些社交沙龙,努力使达官贵人们知道自己的存在。王维就曾经常出入于玄宗之弟岐王的府邸,从而最后成功地一举登第。与王维形成对比的是杜甫,杜甫在事前尽管也同样地进行了活动,但结局却未能及第。

如上所述,在唐代诗歌的推广普及上面,科举尤其是进士科起了很大的作用。作诗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分诗人们的事情,而是具有现实的意义,成为统治阶层的共同的教养。进而言之,我们注意到,诗人们或者为了消除在官场受挫的内心伤痛,或为了磨砺对于诗的感性,他们经常到各地旅行,投靠各地有权势的人物以及大商人们。此举广泛地提高了社会上对于诗作的关注,从而在一个广阔的层面上将唐诗推向了顶峰。在此基础之上,在唐代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包括诗作在内的文学乃是最高的教养,也是成为当政者的最重要的条件。如果对此进一步追根究底的话,也可以说,在这里我们同样也遇到了贯穿于唐代的贵族性这一问题。

唐代文化与金银器

何家村窖藏

前节通过唐诗介绍了唐代文化的一个侧面。在本节中,我们再从物质文化的角度,主要以人们关注的金银器为中心来思考一下唐代的文化。

在中国的“文革”风暴席卷全国的1970年10月初,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建筑工地上相继发现了两个同样形状的甕(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和一个银罐(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两个甕内装满了堪称为稀世珍宝的各种物件。在总数超过1000件的器物之中,包括金银器皿270件、板状银块(银铤、银饼、银板等)90件以及大量的钱币、矿物药材、玛瑙器、琉璃器、宝石等。其后举世瞩目的何家村唐代窖藏遗宝就这样问世了。

关于这些器物究竟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埋藏的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直接能说明这一点的文字资料。唯一的线索是,在板状银块类中的银饼上刻有“开元十年(722)、开元十九年(731)”的字样,此外还发现了五枚“和同开珎”银币。大家都知道,这里所说的“和同开珎”就是指日本最早的货币。铸造“和同开珎”的时期是在元明天皇的和同元年(708)五月到次年之间,仅仅有一年多时间。能将这样珍贵的东西带来唐朝的人,只能认为是遣唐使这样的正式使节。而在最接近上述年代的时期里,开元五年(717)的日本第九次遣唐使,以及下一次的开元二十二年(734)遣唐使都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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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何家村出土文物一览 (括弧里的数值表示在清点时无法计算的粉末等的重量)

那么,窖藏遗宝的时间下限在何时呢?换句话来说,这批遗宝是什么时候埋入地下的呢?只要弄清楚了这一点,关于其为何埋藏的原因也就自然容易知道了,可是要确定这一点却相当困难。何家村的所在地相当于唐代长安城内兴化坊的西南部。根据记载来看,玄宗时期,在这一区域附近有玄宗堂兄邠王李守礼宽阔的邠王府。于是,历来的解释认为这些遗宝当是邠王府的东西。推测很可能是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叛军攻克潼关,即将进入长安的前夕,邠王府的家人匆忙之间将这些珍宝埋入了地下。然而经过仔细地勘察以后,却又注意到何家村窖藏和邠王府的位置稍微有些错位,而且在出土器物之中还混杂着一些看起来应该是安史之乱以后才制作的金银器等。于是,一种新的可能性又浮出了水面,即这批遗宝很可能是德宗建中四年(783)发生朱泚之乱(参见本书第三章)时埋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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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银饼 唐怀集县(左)和洊安县(右)的庸调银饼。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总之,目前关于这批遗宝埋藏经过及其原因都还没有弄清楚。所能确切知道的就是:这批金银器的制作水平非常之高,细微之处的制造工艺十分精细和华丽,其制作年代可以限定在以玄宗时期为中心、从七世纪后半开始的一个世纪左右的时期。也就是说,这些遗宝都是唐朝国力最为充实的盛唐时期的作品。可以推断这些遗宝的所有者即便不是邠王,也会是类似级别的达官贵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出土的银饼上刻有“(广州)怀集县庸调”的字样。也就是说,这些银饼是作为正规税收租庸调的一部分,换言之即庸调以银饼的形式缴纳给了国库。而其后该银饼可能又被皇帝赐给了臣子。同时,从金银器的精湛的制作技术来推测,这些金银器当是出自于中央少府监下属的作坊(金银作坊院)。而能够拥有上述珍贵宝物的人,只能是地位接近中枢的高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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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和同开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日本最早的银币为什么会在何家村出土呢?是哪位遣唐使带去的呢?

何家村遗宝与唐代的物质文化

一般认为,何家村的遗宝当是唐朝某位有权势的人物,在八世纪后半的某个时期,碰上了迫不得已的紧急事态,于是,便把日常最在意的身边用品以及珍贵的宝贝等汇集起来,装入了两个大甕。由于甕的容量有限,所以里面小型的器物占了大半,但是这样一来,反而使得我们更容易据此来窥视盛唐时期物质生活及文化之一斑。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前面提到的“和同开珎”银币吧。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拥有五枚“和同开珎”一事,可以理解为这位人物与遣唐使或者来自日本的长期留学生有着很近的关系。而且,他还同时拥有西方的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各一枚。加之还拥有春秋时代的“即墨之法化”刀币(位于山东省的齐国货币)为首的历代货币,以及从未在社会上流通过的唐朝开元通宝的金币及银币451枚。很明显这位人物还是一个钱币收藏爱好者。真没想到在这位窖藏遗宝的主人身上,中国文明与东西文化竟然如此精彩地纵横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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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波斯萨珊王朝科斯洛诶斯二世银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唐都长安是荟萃西方的波斯、罗马人及其物资的世界性大都市

这位人物还给我们传达了另外一个信息。在何家村出土金银容器里面装有大量的矿物:金粉以及紫砂、丹砂、石英、珊瑚、琥珀等。此事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对于长生不老的渴望。所谓丹砂就是硫化汞,乃是制作长生不老的仙药(金丹)的主要材料。据说通常是把锅放在炉子上面,在锅内放入丹砂为首的上述各种各样的矿物,此外再加上金或银,然后进行加热,最后的结晶就是长生不老丹。一般所说的炼丹术就是指此。在何家村出土器物中有银制的锅,可以理解为当是炼丹的工具。

唐代的很多皇帝都服用丹药。虽然是为了祈求长生不老,然而长期服用之后,身体自然要垮掉,变得喜怒无常,最后一命呜呼。唐太宗因为服用丹药,晚年丧失判断能力,躺在病榻之上听任药物侵蚀身体,御医也毫无办法。宪宗为此而变得脾气暴戾,最后被身边感到危险的宦官杀害。皇帝们沉溺于丹药的风潮,自然也要影响到下面。何家村遗宝的主人能够拥有如此之多的材料及用具,其本人恐怕也是既炼丹制药又自己服用,双方兼而有之吧。炼丹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许他就是一位狂热的道教信徒。

另一方面,何家村遗宝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来自于西方的影响。除了前面提到的西方的货币之外,还有琉璃碗、玛瑙杯(牛首形杯)、水晶杯等西域系统的器物。如果看一看金银器的情况,虽然几乎所有的金银器都可以说是在唐朝国内制造的,然而在器皿上的唐草纹、连珠纹,舒展的动植物图案以及器物的外形中,仍然可以看出西方的影响。这一方面典型地表现了当时的唐人的开放和柔软的感受性。与此相反,作为珍宝来说,本来应该有的玉璧等传统的玉器等宝物,在何家村如此众多的器物中竟然连一件都没有(虽然有作为首饰的玉片)。倘若是在汉代的话,毫无疑问是会以玉璧等为中心。因而可以说,在何家村遗宝的身上也凝聚着唐代新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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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玛瑙牛首形杯(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嘴部镶嵌金帽,艳丽精美的西域风格的玛瑙杯

唐代的金银文化与贵族趣味

那么,唐代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并盛行金银的文化呢?关于这一方面,迄今为止举出的主要理由有诸如当时人认为饮食使用金银器餐具可以长寿,此外制作丹药也需要用金银器皿等。除此之外,我还想指出如下原因,即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西方金银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国人也已经意识到了黄金白银所显示的华贵及持久的特性。

促使金银文化盛行的必要前提条件是金银的数量增多。进入隋唐时期以后,因为仰慕隋唐高度发达的文化,周边国家的金银开始流入隋唐时代的中国。譬如,前述圆仁等人求法之旅所需要的经费就出自从日本带去的沙金。遣唐使也是同样,购物等大都是使用沙金。吐蕃等给唐朝的贡品中,也有许多金银器。此外,唐代的金银产量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也是盛行金银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据文献记载,当时黄金的产地达七十处(州),白银产地也有六十七处(州),其中饶州乐平县(今属江西省)年产“银十余万两”(一两约合40克,即年产4吨以上)。

这样一来,金银的大量生产以及其他国家的金银流入唐朝的结果,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经济活动。开元年间以降,外地远方原来以实物形式缴纳的税,这时逐渐变成了用银饼或者银铤的形式缴纳。节度使上交给朝廷的“羡余”里就有银饼或银铤(参见本书第三章)。何家村窖藏的银饼正是属于上述这些赋税之类。而且,社会上充斥着大量的金银,势必会推动金银器的制造,进而又刺激了购买这些金银器产品的消费者人数的扩大。需求一旦增加,又会推动中央以及民间的制造工艺技术的提高。这些环节相辅相成,最终在盛唐时期高度精美的金银文化中开花结果,而何家村的遗宝正是体现了其最高水平。

一说起黄金白银来,马上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暴发户等低俗浅薄的嗜好。然而,以何家村遗宝为代表的唐代金银器里,却散发着一种完全不同的高雅风貌及厚重之感。这一现象反映出,承载这些金银文化的主体即当时的上流阶层,他们的品位及其欣赏水平的确不同于暴发户以及普通庶民。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的品位及悟性,即应该称之为贵族趣味的那些因素才导致了这些作品的出现。所以,即便是在属于唐代物质文化范畴的金银器中,也投射有贵族性这一问题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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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法门寺塔基地宫断面图

中国的正仓院:法门寺的珍宝群

正仓院[2]的珍宝乃是从奈良时代到现在,不间断地保存至今的圣武天皇[3]的御物。与此相比较,中国的每次改朝换代几乎都要经历激烈的战乱。在战乱过程中,前朝的建筑物等或被破坏或被烧毁,珍宝或被掠夺或散佚。由于中国历史的变动比日本历史更加剧烈,为此,像日本的正仓院那样,超越时代持续保存文物遂显得非常困难。但是,在中国却有着另外的方法将文物传至后世,这就是地下或土中的世界。

说起地下的世界,首先是墓葬。在日本仅仅是将遗体埋葬或者火葬就算完事,而被视作现世之延长的中国墓葬,则完全是日本墓葬所无法比拟的,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在中国的墓葬之中,尸体(墓主人)的周围摆放着许多陪葬品。此外还有介绍墓主人的墓志,墓壁以及墓顶上描绘的壁画,有时候还有书籍以及文书之类一起陪葬。如果能发现幸免被盗以及没有被腐蚀风化的墓葬,就会给我们提供不可估价的珍贵史料。除了地下的墓葬以外,还有像保存了大量的文书和经典的敦煌藏经洞那样的埋藏在土中的例子。

下面要谈到的法门寺塔的地宫也是令人难忘的一个地下世界。关于这座位于西安以西一百二十公里处的法门寺的基本情况和1987年从寺塔(真身宝塔)的地下发现大量珍宝之事以及这些珍宝乃是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四日埋藏的唐代文物,而且是皇帝懿宗及其子僖宗牵头捐赠的当时最高级的物品等情况,我们在本书第八章已经有过简单的介绍。由于法门寺珍宝的年代比前述何家村遗宝晚一百多年,属于晚唐时期的东西,而且法门寺珍宝也是以金银器为主。因而若将双方加以比较,就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盛唐时期和晚唐时期文化的差异以及各自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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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法门寺塔基地宫衣物帐碑(部分) 记载埋藏在地宫中的所有珍宝的名称、数量、功能等的珍贵的目录

法门寺珍宝与何家村遗宝的第一个不同点,这就是法门寺在埋藏珍宝时,还有一块详细记载所有珍宝的捐献目录,即通称《衣物帐》的石碑同时放进了地宫。因为全部珍宝都是埋藏时的原样,所以几乎所有珍宝的名称以及功能都可以根据该《衣物帐》碑来加以了解和确认。此外,在金银器上刻有制造工匠以及负责人的姓名,同时还有捐赠者的姓名以及重量、制造日期等,这与几乎没有任何文字的何家村金银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我们通过这些文字记载,了解到了当时宫中制造金银器的作坊叫做“文思院”,其负责人叫“文思院使”,是由宦官担任的等情况。而这个文思院则是盛唐时期所没有见过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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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银制茶碾和茶碾轴(法门寺塔基地宫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使用这个茶碾将茶叶碾成粉末以后饮用。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银制茶具,反映出饮茶之风已经扎根于宫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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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文思院铭 图145的茶碾的底座下面,刻有表示制造的作坊是文思院的铭文

第二个不同点,自不待言,一方是归个人(或家庭)所有的东西,而另一方则是以皇帝为首的各种人物出于对法门寺这样一个寺院的舍利信仰而捐赠的东西。因此,后者虽然不像前者那样表现出了人的个性,但却传达出了对佛教的热情。他们把法门寺舍利视作释迦的真骨,也就是说将其看作就是释迦本人,从而给其奉献了各种供养品,诸如在金银器中就包括锡杖、香炉以及与仪式相关的钵、皿等器物。

另外一方面,与舍利所包含以及代表的人格重合,法门寺珍宝的捐赠者们还捐献了一系列的银制茶具、琉璃茶碗、茶托以及袈裟等衣服类,此外还有双陆、首饰等装饰物、生活用具等。另外,在捐献的珍宝中还发现了宋代以后才正式出现的青瓷的前身“秘色青瓷”。这些多样性都是何家村所没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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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衣物帐》碑所载的珍宝件数以及金银重量统计表

说起茶叶来,陆羽的《茶经》完成于八世纪后半叶,这是一本基于民间流行的饮茶习惯,对于茶具以及饮茶的方法、茶叶的产地及其历史等方面进行整理汇总的著作。通过法门寺的上述珍宝我们则可以了解到,在陆羽《茶经》问世后的一个世纪之中,饮茶之风广为普及,宫中已经养成了饮茶的习惯。总之,无论从质还是量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法门寺的地下世界都当之无愧堪称是“中国的正仓院”。

法门寺的金银器及其时代

在以上对比的基础上,下面我们再从金银器的问题入手,看一看何家村和法门寺分别代表的盛唐时期和晚唐时期的物质文化的特质。法门寺地宫里共计有96件金银器,这个数字虽然远远赶不上何家村的270件,但是法门寺的金银器多为大型器物,根据《衣物帐》显示的重量合计1781两多(1两约40克)。实际测定的结果,其重量超过70公斤。虽然不太清楚何家村金银器的总重量,然而估计法门寺在金银器的重量方面绝不逊于何家村。

可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个别的金银器时,就会感觉到在何家村金银器上所见到的那种端庄美丽以及厚重感减退了。工艺技法虽然精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体印象上总觉得其有什么地方不足,显得有些单薄脆弱。法门寺塔的地宫最后一次封闭是咸通十五年(874),这一年正是山东方面爆发了王仙芝的叛乱,并随着黄巢加入其中而发展成为黄巢之乱的关键一年。以这一年为转折点,唐朝无可挽回地开始走向了下坡路。因而可以说,法门寺的金银器正是步入晚期的唐朝竭尽最后余力完成的东西。从法门寺金银器上得到的上述印象,似乎也可以用当时的这种时代状况来加以解释。

关于法门寺金银器的工艺技法在此姑且不论,其之所以给人以上述印象,我以为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当是因为唐朝拥有的金银数量减少。制造金银器的金银,主要来源于各地以金银“饼”、“铤”的形式上交给国库的金银。到了唐末以后,在各地缴纳金银的数量明显减少的同时,军费等方面的支出却显著增多。加之金银的产地八成以上都在南方,其中广东、广西等岭南地区又占了一半以上。这些地区上交金银出现困难,势必造成制造金银器的金银也受到限制。其结果便出现了法门寺珍宝里所见到的单薄的做法。在这一点上,法门寺金银器遂和拥有充足金银来源的何家村金银器形成了决定性的差异。

但是,在法门寺的金银器中,也存在着一些给人似乎有点儿放错地方之感的器物。这就是在《衣物帐》里写作“银金花盆一口,重一百五十两”的大型盥(盆)。该盥(盆)的大小为高14.5厘米、上面的直径46厘米、重量6265克,银底上镀金,美轮美奂,夺人眼目。盥的两侧用铆钉固定住兽形的铺首,铺首上面插入一个圆环,圆环上再装上把手,以便于搬动,这些也全部都是以银制成。其中最让人感到赞叹的是,该盥除了外形柔和美妙之外,而且盆内外所有的地方都精心刻画着鸳鸯以及花的纹饰。我以为,这件器物不仅是法门寺以及晚唐时期的出色作品,而且与盛唐时期的何家村作品比较也不逊色。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银制的大型盥会出现地宫里呢?实际上,这件器物并非是在宫中制造出来的东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盥底的圈足的内侧,用毛笔写着“浙西”两个字。所谓“浙西”就是指浙西(浙江西道)观察使,治所在润州(今江苏省镇江)。长庆四年至五年(824—825)前后,时任浙西观察使的李德裕曾将当地制作的许多金银器进献给朝廷。在浙西观察使辖区内,设置有使用南方出产的金银、且拥有高超的制造工艺技术的金银器作坊。前述大型盥应该就是在该作坊里制作出来后,由李德裕或者其后的浙西观察使带入京城的器物之一吧。

进入唐代后半期,尤其是到了晚期以后,江南方面开始发挥起超过中央的力量。而且其不仅仅停留在生产力和经济能力方面,还涉及了文化的水准及其影响辐射力方面。这件银制大型盥正是这一趋势的一个体现。总之,法门寺的金银器在反映出晚唐时期中央文化水准的同时,也明确了以江南为代表的地方物质文化的高涨及上升,从而也暗示出了其后唐朝摸索发展的方向。

隋唐精神文化的一个侧面:历史编纂及其认识

为了观察隋唐时代的文化特质,首先我们讨论了唐诗及其周边的文学及文化活动,接着又围绕金银器所表现出来的物质文化进行了考察。按照这样的顺序的话,接下来应该以精神文化方面作为考察对象。这里我们稍稍变换一下视点,以隋唐时代的历史认识以及史学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观察一下这一时期的精神文化。实际上,隋唐时代作为中国史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期而广为人知。那么,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状况呢?当时的历史认识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其与该时代的特质又是如何重合在一起的呢?

唐初史部的成立及其意义

自古以来,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像中国那样留下如此众多的文字记载。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热心地致力于记录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不单单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也是可使自身置身于其中、在生活中赖以倚靠的一个对象。当然,对于历史的看法以及关涉和切入的方法因时代而变化,不可一概而论。通过其变化的痕迹则可以管窥一个时代及其特质。隋唐时期就是中国史学史上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时代。

我们知道,中国史学著作的出发点乃是《春秋》,继其之后就到了汉代,先后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但是,在汉代之前,历史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随着时代的推移,在迎来了隋唐统一以后,情况则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其最具象征意义的事情,就是在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这一当时的图书目录中,所有的书籍被分成了四部,即:经部(儒教)、史部(历史)、子部(诸子)、集部(文集及其他)。其中,“史”部成为单独的一类。

隋朝在建立以后不久,便开始以“赏绢”形式,大规模搜集天下的异书孤本,共得典籍达三万卷。隋炀帝将这些书籍运至洛阳并继续收集充实,同时把收集到的大量的典籍分成甲、乙、丙、丁四类加以保存,这就是上述“经史子集”四部的前身。隋朝灭亡以后,唐朝用船将这些书籍运到了长安。据说在运送途中,由于运书船翻船,书籍的十之八九都被黄河的激流所吞没。即便是这样,剩下的书籍仍然有一万五千部,共计约九万卷。由此可以推知隋代收集的书籍数量之巨。其后,人们从这些书籍之中选取重要者约半数,按照四部分类加以配置,便形成了上述《隋书·经籍志》。今天我们整理汉籍[4]时使用的四部分类法的起点,实际上就可以追溯至这部《隋书·经籍志》。

史部的独立是魏晋以降人们对史学的关注高涨的结果。在这一时代,从汉代的礼教(儒教)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人们,在审视自身进行思索的过程中,将目光转向历史,撰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其中包括自叙传以及家传、家训或地方史、地志之类,进而对以前刊行的史书以及史实等施以注记的“史注”或者对其加以评论的“史评”等著作也开始盛行起来。陈寿《三国志》的附注“裴松之注”就是史注的代表。此外,相关史实及古代传闻等的论述也与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被称之为“类书”的百科辞典一类的史籍以及形形色色的“博物志”。上述这些学问及著述的执笔者都是贵族,这一时期史学的兴盛,正是由于贵族们的存在才得以出现。

顺便说一下,魏晋以降的人们之所以开始积极地写作,并将记录留存了下来,其原因之一应该说是由于纸张的普及。纸张虽然贵重却十分轻便,作为便于保存的材料,在四世纪以后已经完全取代了之前的竹木简以及帛(绢布)书,成为书写材料的主角。只是,通常只要提及书籍,我们马上就会想起线装书的样子。而当时用纸张写成的书籍则都是卷子本,线装书还没有出现。

唐初的正史编纂与史馆的成立

如上所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积累的各种史学著作的基础之上,唐初出现了独立的史部。而包括史部的独立在内,推动唐代的史学蓬勃发展,并将其落实为具体形式的关键人物则是唐太宗。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众多王朝交替兴亡的时期,然而到唐朝成立时,以晋史为首的这些王朝的正统的历史即正史几乎都还没有编纂。唐太宗认为,应该尽快把这些欠缺的史书都补上,遂决定发布敕命促使其尽快完成。这就是所谓“奉敕撰”。其结果,不仅《晋书》,南北朝后期的《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也都完成于太宗朝,《隋书》也实际上完成于同一时期(最终完成是在高宗的显庆元年〔656〕)。围绕编修正史,唐太宗确立了一整套体制:让担当编修工作的机构史馆独立出来,任命宰相或相当于宰相的人物充当“监修国史”总体负责,关于实际执笔者,则以“史馆修撰”的头衔召集著名文人进行分工编撰。众所周知,正像《史记》以及《汉书》或者是《三国志》那样,之前编纂史书都是担任史官的个人或者其一家的工作,编纂成书以后受到公认便成为正史,即都是作为“家学”的正史。即使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继承其余绪,仍然是由个人继续尝试着编纂各个时代(王朝)史。可是,其所编纂的东西多高不成低不就,达不到正史所要求的高度。其原因不仅在于没有合适人选担任史官,而是因为在魏晋以降,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素材及相关著作大量增加,仅凭个人之力已经无法胜任编纂正史的工作。太宗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采取的措施便是设立史馆。

唐初实行的新的编纂手法曾受到了批评,有人认为其失去了作为家学的史书所具有的那种个性。然而,说其完全没有个性则有些言过其实,其实在唐初编纂的这些史书里,随处都可以看到负责撰述的编纂官们个性的显露。唐太宗自己就曾修改过《晋书》中的部分内容,在书中加入了他的意见。此外,由史学家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纂而成,作为正史而闻名于世的记述南朝历史的《南史》、记述北朝历史的《北史》(两者均完成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实际上仍然属于继承家学传统的史学著作。另外,尽管以前的正史也都采用了纪传体(由皇帝的编年纪《本纪》、个人传记《列传》以及叙述制度文化的《志》为中心构成的历史叙述体裁)的形式,但是以每个王朝为单位,分别进行编纂的方针却并不明确。随着在太宗时期一举编纂齐全了之前的全部正史,此后,一个王朝一部正史,而且由下一个王朝来进行编纂的原则才固定了下来。

另外,关于史馆的作用问题,唐朝规定史馆除了编纂史书以外,另一个重要的职掌则是系统地收集和保存史料。历来,在皇帝的身边有负责记录其言行即《起居注》的官员(起居郎、起居舍人),为了收集、编纂史料,唐朝在秘书省内还设置了著作局。可是,上述这些官员的地位都很低,他们虽然作为记录者或编纂史书的人,却不能出席一些重要的场面,也没有被赋予系统地收集相关记录的权限。史馆的设置正是为了克服这一方面的问题,唐朝规定各个方面的重要记录以及使用完毕的公文书等资料都要送到史馆。如此一来,在史馆的主持之下,遂形成了一个编纂王朝历史尤其是皇帝纪(实录)和国史(正史)的系统体制。而这一体制也为宋代以后各个时代所继承。

从太宗的历史认识到刘知几的《史通》

太宗对于历史的热情,从前述正史的编纂以及史馆的成立等问题上可以明显看出来。而这种热情并非只来自于个人角度——诸如历史上将如何评价玄武门之变,以及历史会如何将自己和隋炀帝加以比较等问题。众所周知,李唐王朝是一个具有浓厚鲜卑北族色彩的王朝。如何在中国史上给唐朝这样一个王朝以合适的定位?这是唐太宗主要的关注点。

唐太宗对于《晋书》的编纂特别关注。究其原因,一个目的是从皇族之间的争斗即八王之乱造成晋朝(西晋)的衰亡及分裂的事例之中,找出对唐朝来说应该汲取的教训。然而同时他也是基于下述这样一种认识:对于既是异民族(五胡)的出发点,同时也和李唐王朝相联系的这一时代,有必要系统地加以追根溯源。其结果在《晋书》里,五胡的历史并没有埋没于汉族的历史之中,而是以《载记》的形式并列出现,被认真地个别汇总了起来。

如此一来,唐太宗通过历史或者说在历史上明确了唐朝存在的正统性,并以设立史馆的形式表明了历史叙述的重要性。可以说,在这里反映出来的是唐太宗对于历史的一种乐天主义以及从历史出发期待现实以及未来的一种观念。此与自魏晋以来不断高涨起来的史学潮流具有共同的基础。其后大致经过了半个世纪,在根底上与太宗的这一立场一脉相承的人物及其著作终于出现了。这就是从理论的层面讨论史学以及史书应有的状态,在史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成果——刘知几的《史通》。

刘知几(字子玄。661—721)的本贯为徐州彭城(今属江苏省)人,据说属于西汉王朝刘氏一脉的后裔。尽管不是所谓山东系统或关中系统的一流贵族,但也是出身于近乎名门的文人之家。他二十岁进士及第后进入官场,当时正逢武后开始向女皇之路迈进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刘知几在官场里虽然不入主流,但他从青年时期便避开儒学,对史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其结果使得他在长达三十年间一直从事国史以及《起居注》的编纂工作。在这样一种史学积累的基础之上,中宗的景龙四年(710),刘知几五十岁时完成了可谓是集其毕生之力的大作《史通》一书。

《史通》由《内篇》十卷三十九篇(其中三篇已佚)、《外篇》十卷十三篇,全书二十卷五十二篇构成。在《内篇》中,从史书的文体(史体)及史书的形式、史料采集方法、实证方法、表现方法等入手,展开讨论了史书究竟应该如何写作等问题。《外篇》则起到了中国最早的史学史、史学概论的作用,其系统论述了史官的变迁、历代正史以及古典史籍概要、源流等问题,并且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前人的错误以及矛盾之处。

该书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广,很难简单地概括其全部。其中心内容,我以为大致应是如下几个方面:历史(记述)的目的、史实的重视、历史记述的方法、以及关乎上述所有各方面的史官(史学家)的立场。根据刘知几的意见,所谓历史,即是以人为对象,将过去的事实传达给现在的学问。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劝善惩恶,善于分辨选择史料,不因权力及私情而歪曲事实,秉笔直书最为重要。也就是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史学家的资质,刘知几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资质概括为以下几点:不阿谀权贵的道义良心、博通古今的高度见识、能够精密地研究史实并加以表达的能力[5]

从魏晋以降到隋唐,在形形色色的史学著述以及记载大量蓄积的情况下,时代要求有必要对于之前的史学加以总结和梳理。刘知几的工作就是响应了时代的这种呼唤。他的尊重事实的姿态也与今天的实证主义史学一脉相通,他提出的作为史学家的上述资质条件,即使在今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也不会让人有不协调的感觉。《史通》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前瞻性和合理性,这也是因为其诞生于唐代的缘故,换言之只有在唐代的氛围中其才可能出现。刘知几为了阐明事实的重要性,不仅对于历代正史,甚至对于包括《春秋》、《尚书》在内的经典都进行了批判。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在儒教系统的束缚之下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史通》乃是唐朝这一时代孕育的成果。

杜佑的《通典》及其历史意识

在代表唐代的史学成果之中,与《史通》并驾齐驱的还有杜佑的《通典》。如果说《史通》是总结史学的理论著作的话,那么《通典》则为历史著作提示了新的形式,并成为后世的范本。

关于杜佑(735—812),作为唐代后半期的代表性财政官僚,本书在前文已经提到过他的名字(第三章)。杜佑的出身(本贯)为京兆万年(长安),其直系祖先乃是西晋的政治家、以为《春秋左氏传》作注而闻名的杜预,属于关中系统的贵族,因恩荫而进入官场。杜佑曾协助杨炎实施两税法,在德宗时期到宪宗时期先后担任淮南(今江苏省一带)等的节度使以及中央的宰相,对稳定唐代后半期的国家财政多有贡献。在繁忙的政务之暇,杜佑花费三十五年的岁月,于德宗的贞元十七年(801)完成了《通典》二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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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北宋版《通典》(宫内厅书陵部藏本) 此为现存最早的版本

《通典》是一部记述从上古到唐代天宝时期安史之乱之前的制度以及文化变迁的通史,相当于一部超越历代王朝的界限、通观历代正史中的《志》(《史记》中作《书》)的著作。在杜佑之前,开元末期的时候,刘知几之子刘秩曾经编著了《政典》三十五卷,并得到了各界好评。可是《政典》也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于是,杜佑便以《政典》为基础,将全书分为《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十五卷)、《刑》(八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九个部门,分别进行了论述。如果说刘秩的《政典》中有其父影响的话,那么,可以说杜佑的《通典》则通过刘秩与刘知几联系了起来。

《通典》在上述九个部门之下,进而又列出了与唐朝的政治及制度有直接关系的若干小项目,分别论述了其历史的沿革情况。从这一点来看,类似于“类书(百科辞典)”或“政书(现实政治入门手册)”。然而,由于其内容里加入了大量详尽的唐代资料,因而从唐人的角度来说则相当于近现代史。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尝试,在一部著作中通过正史的《志》的部分来通观这个历史。以此为契机,宋代以后出现了同样类型的书籍,南宋郑樵的《通志》、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通典》并列,合称为“三通”。

可是,为什么在唐代后半期的这一时期会出现这样一部著作呢?与这一问题相关联,首先引起人们注目的是,《通典》的开篇第一部分是《食货》部门。所谓“食货”就是指经济、财政领域的情况,这一方面虽然是一个王朝能否成立的最重要的柱石,然而如果按照以前的想法是绝不会将其放在开篇部分的,因为其涉及金钱及计算等内容。但是,进入唐代后半期,重建财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通典》对“食货”的定位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杜佑的时代感觉。通过此事可以知道,《通典》所追求的目标在于,总结过去的历史,以便明确如何面对新的时代。

与此关联,内藤湖南(虎次郎)[6]曾经指出,《通典》承认,从古至今随着时代的推移,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如果从以古代为理想社会这一当时的一般认识来说,《通典》的想法实际上是一个破天荒的新见解。的确,《通典》表现出的进步史观值得注目。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实际上,无论是通过批判前人而尝试给史学著作指出方向的刘知几,还是意识到了历史记述的现代意义的唐太宗,都在根底上面与《通典》是一脉相通的,即对于历史的乐观论。由此出发,我将杜佑的进步史观理解为是唐代人共有的一个特征。

另外,《通典》九个部门的比重很不平衡。《礼》达一百卷之多,相当于全书一半的分量。在一百卷《礼》中,三十五卷是转载开元二十年(732)成书的《开元礼》,其余六十五卷则是论述“礼”的沿革。从分量上来看,杜佑一定对《礼》这一部分下了很大的力气。然而,杜佑为什么要如此在乎“礼”呢?所谓“礼”就是仪礼,其规定着国家的权威和秩序,具体而言是国家的精神性依托。唐朝也一直特别看重“礼”的秩序。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在国家的祭祀以及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礼”却开始土崩瓦解,这一切都摆在了杜佑面前。因此,在编纂这本《通典》时,杜佑的思想中恐怕一定包含着想要改变现状、尽可能地接近原来的体制的愿望吧。

在杜佑身上所见到的进步史观和对于“礼”的秩序的想法,来自于唐朝这样一个时代以及杜佑的出身等因素,也可以说是基于杜佑的贵族式的品位及感受。其后不久,由韩愈和柳宗元发起的古文复兴运动逐渐兴起,主张回归汉代以前的文体或者思想。此与截至杜佑为止的历史认识大相径庭,乃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因此,我给《通典》的定位是:《通典》是一部典型的唐朝化的著作,进而言之,其是一部对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学问作出最后总括的思想、文化以及历史著作。


[1] 小川环树(1910—1993),日本著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历任日本东北大学、京都大学教授。其主要著作可参见《小川环树著作集》全5卷(筑摩书房1997年)。

[2] 关于正仓院的情况,可参照第八章最后一节的译注。

[3] 圣武天皇(701—756),日本奈良时代的天皇(724—749年在位)。

[4] 这里说的“汉籍”,并非指汉代的典籍。在日本所说的“汉籍”的含义是指以汉文撰写的典籍。广义上其既包括中国古代典籍,也包括日本、朝鲜半岛等汉字文化圈诸国过去以汉文编著的所有典籍。

[5] 此处所说当为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备的“三长”论点,即:“史识”、“史学”、“史才”。

[6] 内藤湖南(1866—1934),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本名虎次郎,字丙卿,号湖南。历任新闻记者、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系战前日本东洋史学界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了“唐宋变革论”等许多著名的学说。本书的末章里对其还有提及,请参阅。内藤湖南的主要著作后均收入《内藤湖南全集》全14卷(筑摩书房1969—197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