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章
如何理解“唐宋变革”

理解隋唐历史的关键

本书的立场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将中国史上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王朝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展开过程，加以把握、追寻及探索，并且分别刻画勾勒出其在各个阶段所显示出来的状况以及姿态，这样一种工作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然而却是非常珍贵的体验。在这一过程中每天都有未知的东西在等待着你。

从581年隋朝的建立开始到907年唐朝灭亡为止，在这总计三百二十七年间，中途加上隋末的动乱和安史之乱两次大的动乱时期以及武后的夺权等大事件，其发展历程绝非一帆风顺。唐初的玄武门之变、唐后期的宦官专权及牛李党争等等也都是其并非坦途的例证。尽管如此，这些动乱或变动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隋唐这一国家以及时代的本质呢？

在隋末的动乱时期，激烈异常的叛乱在史无前例的广阔范围之中反复展开。可是，其结果，这场大动乱却以与隋朝在本质上没有变化的唐王朝上台而告终结。即便武后的武周革命，也只能说其不过是在唐朝铺设好的路线之上的、一次主导权的短期转移。安史之乱是一次真正晃动了唐朝根本支柱的大震荡。由于安史之乱，支撑皇权的基础发生质变，地方上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藩镇势力割据的局面。尽管如此，唐朝在其后却并没有迅速地走向衰亡，而是发挥了极强的生命力，又继续坚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也就是说，时代还继续需要唐朝的存在。

反过来也可以说，上述这些大事件其实都是隋唐王朝固有性质中的一部分。非隋唐固有性质的东西仍然是下层民众的集结，也就是说伴随着激烈的杀戮、破坏、流动的唐末黄巢之乱。倘若根据这些情况来综合考虑，应该说，把隋唐时期作为一个大时段来加以理解具有积极的意义。本书的论述，正是基于此种认识。

律令制与贵族制

在考察隋唐这一时期历史的同时，我尽量使自己能去接近并感受这一时代的气氛，并努力地使自己的意识向这一方面集中。若用略微有些装腔作势的讲法来说就是，我希望能从内侧来聆听这个“绚烂的世界帝国”的心脏搏动。近年来，运用电脑搜集史料建立数据库，并据此来构建历史的倾向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上述想法不免显得有些落伍于时代。可是，对于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研究历史不正是在于努力从内部去刻画或凸显该时代的状态以及氛围吗？我以为，只有这样，历史才会变得更有意思。

当我们思考隋唐这一时代的气氛以及特质的时候，会得到下述这样的印象：例如，相对于宋朝官僚体制的严密有序，隋唐时期则给人以宽松、散漫、柔软的印象。就其统治体制而言，无论是容许武后夺取政权，还是在玄宗朝个人之间的恩宠关系左右起政治，抑或是最后让宦官专权成为可能等等，这些都是这种体制所具有的特质带来的结果。说严重一点就是，隋唐制度的漏洞太多、体制过于落后。

然而另一方面，就隋唐时期而言，迄今为止受到人们很大关注的一个课题是律令制或者律令统治体制的问题。律令制乃是基于“律”和“令”这一双驾马车式法体系的体制，近年来在其中再加上仪礼秩序这一视点，进一步补充强化了人们对于律令制的理解。由此而推导出的结论或者说形成的印象就是，当时存在着一种完整的官僚制，隋唐国家正是立足于这种官僚制之上，并建立起了更为坚固的体制。可是，这一印象与前述体制中的宽松、散漫、柔软的印象却正好相反。

过去，在解释说明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时代特质时，常常使用贵族制这一术语。可是，就隋唐时期而言，由于后来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律令制，在这一过程中，官僚统治系统成为一个问题，贵族这一存在就反而不为人们所注意了。这是因为人们把贵族看作从属于皇权的、寄生式的官僚，认为贵族并非时代的主要角色的缘故。然而，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在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明显地觉察到了其中包含的贵族制的特质，这让我感到十分吃惊。我以为，应当重新考虑贵族制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有效性问题。

隋唐国家与贵族制

这种情况促使我开始反省，这就是，无论是对于律令制、贵族制，或者在其之上再加上官僚制，我们以前是不是有些过于强调从对立构造的视点来看待或把握它们的关系了？所谓贵族制，也就是说站在门阀士族的立场上，从世袭及制度的角度承认一部分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及地位，并且这种特权及地位也为社会所认知的一种状态。在南北朝时期，贵族拥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影响力，人们经常以此作为贵族制的典型事例。然而即便是这种贵族，他们也只有和官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门第及影响力才能得以维持。根据这一现象，我们很容易想象贵族制和官僚制的表里关系。

从隋至唐，贵族们的力量在逐步衰弱。其发端乃是隋文帝实行的一系列的中央集权化政策，贵族们被逐渐从政界排除出去。隋文帝还开创了科举制，开辟了不是凭借门第，而是根据个人的资质来选拔人才的道路。武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基础，也进一步推进了科举制。那么如果要问起，在这一过程中，门阀主义是否被抛弃、统治阶层的出身以及观念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回答则是否定的。

唐太宗命令编纂反映家世门第顺序的目录《贞观氏族志》，其结果，由于山东贵族的博陵崔氏成为第一位，唐室的李氏（陇西李氏）只是第三位，太宗听说以后大怒，下令重新编纂的故事早已脍炙人口（参见第二章）。在这个故事中有三点很重要：其一，在唐初，甚至皇帝也未能摆脱家世门第的观念；其二，山东贵族虽说离开了政治的主流，但当时对其评价依然很高；其三，已经出现了当政者用权力可以改变等级（门第）的状况。同时，这个故事还暗示出，即便到了唐代，贵族（制）的影响也并非可以简单地消除。

关于科举制也是这样，一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随着科举制的实行，官场的面貌也为之一变。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从考试科目来看，科举制的中心进士科要考核文学的才能，此外即便正式的礼部考试合格以后，还必须要通过考核“身言书判（唐代选拔官吏时的四个条件：体貌、言辞、书法、文章）”的吏部考试。而吏部考试的内容都涉及贵族的素养。在以恩荫的形式进入官场的路子变窄以后，贵族子弟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转移到科举考试方面，其实也关系到科举的性质问题。坦言之，虽说都是科举，实际上隋唐的科举和宋代以后的科举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隋唐时代的科举制中，依然带有浓郁的门阀主义的气息，因为隋唐的科举制乃是隋唐选拔录用人才的制度。

在从隋到唐的这一时代中，的确，旧贵族系统的人们逐渐地走向了衰落。可是另一方面，随着岁月的推移，执政的关陇系统的人士却又走向了门阀化、贵族化的方向。他们站在唐室或曰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为了维护统治体制而发挥财务等方面经世之才。推行括户政策的宇文融以及实施了两税法的杨炎等人都属于关陇系统。由于他们在文学性的素养方面稍显不足，因而他们进入政界的道路没有走科举的路子，而是选择了恩荫。其实，不管是谈论恩荫还是科举，都不能脱离唐朝这一共同的土壤。

“唐宋变革论”

作为一种柔性结构的贵族制

让我们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吧。从整体上通观隋唐史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在隋唐时代，与贵族制或者说贵族式的特质相联系的情况及状态，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由此出发我产生了一个感想，为了全面地解释说明这个时代，对于贵族性所具有的意义，我们是否应该更积极地去加以看待呢？

谈到这一点时，就要涉及的贵族制与律令制以及官僚制的关系问题，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到，它们之间并非相互对立的关系。贵族系统的子弟们以恩荫、科举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门路维持着与官场的联系；另一方面，作为官僚来说，为了置身于官场，也不能不拥有贵族式的教养及观念。凡是处在当政者立场上的人，无论是武人，还是像安禄山那样的暴发户，或是宦官，都不能不受到政界以及宫廷中弥漫的贵族式的氛围的影响。

我在前文里谈到，隋唐时代给人的印象中有“宽松、散漫、柔软”的方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概略地眺望了隋唐时期的若干特质，未尽之言想必读者也能心领神会。也就是说，笼罩于这个时代的贵族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统治权力的不彻底性、暧昧性与上述印象密切相关联。这样看上去政权似乎很虚弱，然而仅仅就唐朝而言，其竟然保持了近三百年的命脉。中途的各种大变动及大事件摇晃得唐朝的大厦支架嘎吱嘎吱作响，唐朝却并没有立即倒下。这是因为唐朝拥有一种可以承受大震荡的柔性结构的体制。而这种柔性结构的形成，正来自于贵族性（贵族制）这一无形的特性。这就是我的结论。

以魏晋至隋唐作为一个大时段来加以观察的视点

说起贵族制来，贵族制在中国是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柱石。而且，即使到了隋唐时代，依然有必要继续意识到这种贵族制的存在。我想，关于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读者们的理解。当然需要说明的是，隋唐的贵族制与魏晋南北朝的贵族制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从这一视角来看问题的话，以贵族制为媒介，我们可以将自三世纪的魏晋到隋唐时代为止的这一时期划分成为一个大的时段。关于这一方面，自从内藤湖南[1]以来已经多有讨论。承袭以前的诸研究，我在本书第七章论述军事与兵制时，进一步尝试考察了表现大时段特质的问题，指出：构成府兵制中核的“府（军府）”，实际上不仅仅是西魏北周至隋唐时期的府兵制独有的形式，而是自魏晋直到唐代后半期为止的军事上的核心形式。其与贵族制平行，乃是一种互相补充完善的关系。

由于黄巢之乱的爆发，长期延续的隋唐时代宣告寿终正寝。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宋代以后，无论国家的构造还是时代的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此我们将这一时代变化称之为“唐宋变革”，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然作为一个新的课题成为人们的话题。“唐宋变革论”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问题。与以上论及之处相关联，虽然我自己也有着对此问题的系统见解，然而论述这一问题却并非本书的任务。

所谓历史，就是人类每天的行为及活动的积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时代以及社会的状态随之而出现各种变化。仔细想起来，历史真是不可思议、真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世界。

结语

作为世界帝国的隋唐时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形成的时代。促使这一现实成为可能的力量，乃是称雄于东亚的隋唐王朝的高度的财力、军事力以及文化的力量。在那个时期，日本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的底蕴及其普及程度都与隋唐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为此，我们的祖先认真地面向大陆，致力于文化的摄取，同时也培养对于外交的感觉。在日本史的研究者中经常有一种想法，即认为当时日本处于古代国家阶段，因而隋唐国家也应该同样算作古代的范畴。可是，很明显这种想法属于只看局部、忘记整体、只对内部的一种狭隘论调。

另一方面，若从这一时期的隋唐方面来说，隋唐王朝以柔软富有弹性、具有包容力的姿态与外国接触，并没有单方面的耀武扬威。即便是对周边诸国及民族实施“羁縻”和“册封”，也是以各国各民族的独特性以及多样性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此外，隋唐王朝还积极地为这些地区出身的人，包括其他许多外国出身的人才，不论武人还是文人，提供了可供其施展才能的活动舞台。我以为，在东亚正处于微妙国际关系的今天，我们在回顾上述日中两国的过去的同时，似乎应该更进一步互相尊重、互相尊敬，并且各自冷静地确认自己的立足点。

[1] 关于内藤湖南，参见本书第十章的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