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关键词解说

开皇之治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的开皇年间（581—600），尤其是在其前半期，为了结束长期的分裂状态，实现新的统一体制，隋朝实行了一连串的改革，给后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史称“开皇之治”。具体来说，上自律令制的制定（开皇律令）、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科举制的创设等，下至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以及基层乡里制的施行等，几乎涉及所有的方面。此外还有诸如营造新都大兴城、整备禁军（中央军）以及府兵制等方面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近代以后的情况另当别论，能在如此短时期之内集中系统进行制度改革的事例，近代之前的历史上几乎见不到其他的事例。推动这些改革的主要是以高颎为首的旧北周系统的年轻官僚们，他们敢想敢做，其思想及实际行动能力都值得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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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动乱

以隋炀帝统治时期的610年正月开始的弥勒教之乱为先驱，到612年远征高句丽开始全面展开，并导致隋朝灭亡的叛乱状态一般称之为隋末动乱。在613年的杨玄感之乱以后，全国先是出现了数百个叛乱集团，到618年隋炀帝倒台前后形成二十个左右的群雄割据状态。从621年河北的窦建德和洛阳的王世充先后败给唐朝的李世民（即其后的唐太宗）以后，形势一气发展到向唐朝倾斜的状态，到623年才大体平息下来。像上述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出现如此众多的叛乱集团，并且从民众中迸发出这样巨大能量的时期，即便是经常出现叛乱的中国历史上也很少能见到其他事例。正是在这场动乱的基础上，才出现了三百年之久的唐王朝。

 

玄武门之变

具体指626年六月在长安宫城的北门玄武门之外，秦王李世民（唐太宗）袭击杀害兄李建成和弟李元吉的事件。唐朝的创建主要有赖于李氏兄弟，其中次子李世民在平定国内的战争中尤其活跃，功勋卓著，从而引起了李建成一方的危机感。在全国统一完成后，有关继承人的问题也就提上了日程，两派都分别强化了自己的阵营，虚虚实实地开展各种较量及周旋，以备可能出现的事态。在这一过程中，集结于两派之下的人才也各不相同，李建成派主要是关中系统，李世民派则主要是山东系统。所以，玄武门之变不仅仅是后继者之争，也与当时的路线方针问题有关。

 

隋唐远征高句丽

581年隋朝建立以后，高句丽立即派出了使者至隋，接受了高丽王的册封，与隋朝开始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随着589年隋朝统一中国，两者则开始陷入了对立的关系。其结果，在隋文帝治世的598年，隋朝首先出兵高句丽，在其后的七十年间，隋炀帝自612年到614年三次出兵；进入唐朝以后，唐太宗时期从645年到648年间前后出兵三次；到了高宗时期，唐朝先是在660年灭掉了百济，继而从661年到662年间开始侵犯高句丽，667年唐朝乘着高句丽的内部分裂而攻入高句丽，于668年九月成功地制服了高句丽。隋唐时期对于高句丽的远征前后超过十次，尽管每一次都有着相应的理由，但为什么隋唐王朝会如此执著地一定要制服高句丽呢？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有着高句丽方面放弃妥协的机会、一直进行顽强抵抗这一背景，但是除此之外，在理论以及根源方面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呢？关于这些问题至今仍然不太清楚。

 

武韦之祸

从武则天成为唐高宗的皇后、并掌握实权的660年左右开始，到710年中宗的韦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的诛灭，进而再到713年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倒台的大约半个世纪之间，女性掌握着政治的实权，也是女性最活跃的时期。后世站在批判的角度上称此时期为“武韦之祸”。这一时期的中心，乃是从690年武后当皇帝到705年因政变而被迫退位的武周政权时期，接下来的韦后时期乃是其尾声。在女性登上政治舞台的背景方面，主要是儒教的滑坡、贵族性以及北族因素的影响等交织在一起的隋唐时代的特质所导致，但同时需要注目的是，这一时期也是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兴起、开始取代旧贵族（关陇系统、山东系统）的转换时期。

 

开元之治

指玄宗治世的开元年间（713—741）的政治状况而言。玄宗即位以后，立即开始强化因“武韦之祸”而松弛的政治管理，致力于民政的稳定。支撑玄宗政治的主要是姚崇和宋璟等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与太宗贞观之治的“房杜”（房玄龄和杜如晦）对比，姚崇和宋璟也被称为“姚宋”。另一方面，玄宗也同时启用了关陇贵族系统出身的宇文融，推行括户政策，致力于重建财政。而且，在737年还进行了律令的改订，整顿了礼制。在这一时期，首都长安作为国际性的繁华大城市而知名，涌现了李白、杜甫等诗人，进入了唐代的极盛时期。可是，科举系统与关陇系统出身官僚对立的结果，导致科举系统出身官僚被排除出政界，因逃户的增加等因素，统治体制的基础被侵蚀和削弱；在这一背景下，年号也从开元改成了天宝。

 

来往于西域、印度和中国的佛僧们

因北周武帝的毁佛（574年，577年）而遭受重创的佛教界，在隋代进入了恢复期。其结果，促使人们追究佛教的本义以及原始经典的意欲高涨，玄奘率先于唐代初年违反国家禁令直接去了印度。并将带回来的多达75部1335卷的佛典翻译成为汉文。此外，671年，义净从海路赴印度，历经二十余年巡礼各地，获取大量经典带回了中国。义净翻译的《华严经》的新译对于华严宗的成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义净回国以后不久，印度佛教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的佛教衰退。取代旧佛教而兴起的新佛教即密教于八世纪传入了唐朝，给东亚佛教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密教不是由中国人，而是由善无畏（中印度人）、金刚智（南印度人）、不空（北印度人）等印度僧侣传入了唐朝。

 

安史之乱（安禄山之乱）与河朔三镇

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安史二人都是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出身，安禄山（705？—757）的父亲是粟特人的康氏，母亲是突厥人；史思明（？—761）也是同样，父母都是“杂胡”即胡人和突厥人出身。同时二人在经历方面也大致相同，诸如通晓六种语言，担当负责交易的“互市牙郎”，并因这一缘故成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部下等。751年，安禄山发展到同时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个节度使。在宰相李林甫死后，安禄山与后任宰相杨国忠形成尖锐对立，755年十一月，以清除君侧奸雄杨国忠为名，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了叛乱。叛军旋即占领洛阳，次年（756）六月攻陷长安，其后至763年为止整个华北一带都卷入了战火，繁华一时的唐朝的根基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史称安史之乱。在安史之乱的最后阶段，由于唐朝急于安抚叛军的降将，在叛军的根据地河北地区保留了魏博（田承嗣）、卢龙（李怀仙）、成德（张忠志，又名李宝臣）三节度使。这三个节度使相互勾结，到唐朝灭亡为止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史称河朔（河北）三镇。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的状态为之一变，而继之而起的河朔三镇则成为唐后半期对唐朝最大的威胁。

 

牛李党争

玄宗朝以后，政界开始形成了两个党派：其一是靠着门第以及祖辈的官位而担任官职的“恩荫（任子）”系统，其二是通过考试而任官的科举系统。到了九世纪前半，官场一分为二，两派开始正面展开冲突，这就是“牛李党争”。其直接的发端是808年的“制举”（特别选拔考试），当时牛僧孺（779—847）及李宗闵（？—846）严厉地批评了时政，引起了时任宰相李吉甫的憎恶，二人被长期置之不用；然而后来到823年牛僧孺成为宰相以后，又将李吉甫之子李德裕（787—849）贬黜到外地。此后从穆宗到武宗时期，大约三十年间，两派将政界的三分之一卷入其中，开展了激烈的主导权之争。关于两派的政治基础，大而别之，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属于恩荫系统；牛僧孺、李宗闵则是科举系统出身。然而这些又与如何对待藩镇、财政以及周边民族的方针政策等联系在一起。需要注意到的是，当时政治的实权掌握在宦官手里，在其之下同时又有上述官僚们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了政策的频繁变动，使得唐朝的权威扫地、民力减退，最终促使了唐朝的加速灭亡。

 

黄巢之乱

促使唐朝灭亡的民众大叛乱。叛乱始于874年末王仙芝在滑州长垣县（今河南省长垣县）的举兵，稍晚一些时候又加入了黄巢。两个人都关涉走私贩盐，走私贩盐网络使得叛乱很快扩大起来。当时的民众被食盐的专卖税以及其他的各种重税压迫得苦不堪言，加之山东地区连年遭遇饥荒，所以火种一旦点燃，立刻就发展成为燎原大火。尽管叛乱部队也拥有与唐朝正面交锋的实力，然而由于叛乱的主力都是贫苦的农民，所以采取了转战各地的流寇主义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王仙芝在唐朝的怀柔政策之下脱离了叛乱。黄巢则率军南下，并于879年占领广州。随后黄巢转而北上，于880年攻陷洛阳、长安，自称大齐皇帝。可是，从这时开始，黄巢的力量开始削弱，加之得力部将朱温（朱全忠）投降朝廷等原因，883年黄巢撤离长安，在河南一带与唐军激战之后，884年六月，黄巢在山东泰山东南的狼虎谷自杀，持续十年的黄巢之乱宣告结束。经过黄巢之乱的打击，唐朝的权威和基础完全崩溃。

 

粟特人

指以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干为中心的粟特地区出身的人。自汉代以来，粟特人就开始参与东西贸易，到了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以后则垄断了丝绸之路的交易。在这一过程中，粟特人中一些人则成为北亚的突厥以及回鹘的官吏。此外，六世纪以后，粟特人开始进入定居生活，在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粟特人的聚落。他们在被称为“萨宝”的首领率领之下，信奉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在从事经商的同时，也从事农业以及畜牧、手工业等。有时他们还成为佣兵或者府兵兵士，在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作为军人而关涉唐代政界的人物，其代表就是父亲为粟特人的安禄山。居住在中国的粟特人根据其出身地城市等的汉文名称，分别采用了“康”、“石”、“史”、“米”等姓氏，乃是构成唐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所”与“公验”

无论“过所”还是“公验”都是发给民间人士的一种身份证明书或曰旅行证。如果要对二者加以区别的话，“过所”是在跨越州的范围旅行时，由中央机关或者地方的州衙签发的证明，而“公验”则是在州内旅行时由州衙以及县衙签发的证明。从历史上来看，“过所”的名称出现于魏晋以降，一直持续到唐代为止；“公验”则是在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地方自立程度的强化及人口流动的加剧，作为取代“过所”的旅行证而逐渐占据优势，到了宋代以后则统一为“公验（公凭）”一种。在这两种证明书的上面，一般写着签发官府的名称、旅行者以及同行者的姓名、目的地以及旅行事由等内容，旅行者在通过关津（关卡以及渡口等）之时必须向相关人员出示。关于其实物，在传世文书中，当时赴唐的日本僧人最澄、圆珍曾经带回来“过所”和“公验”保存至今，除此之外，在敦煌和吐鲁番文书中也发现了数件实物。

 

“义父子”关系

在隋唐五代时期，与权力的形成关联而出现的一种采取“义父”和“义子（义儿）”形态的虚拟血缘关系。这种结合关系最为盛行的有三个时期：即隋末唐初时期、玄宗的开元年间（712—756）为首的八世纪这一时期、唐代末期至五代的时期。第一时期在幽州（现在的北京）形成的由高开道等数百人组成的“义儿”集团，以及在第二时期作为安禄山的亲兵、由八千人组成的“曳落河”等都是这种关系，正如上述两例所代表的那样，这是以一个集团从属于“义父”一个人，从而构成核心兵力；而到了第三时期以后，则主要是在武将之间形成的一对一的个人关系。为什么这样一种义父子关系在隋唐时期会如此突出呢？历来的解释认为，这种关系是在国家力量衰弱时期出现的一种私关系，也是一种旧的家内奴隶式的关系。可是，如果再进一步考虑一下其何以集中显现于隋唐时期的问题，似乎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是链接下一个时代的新统治及人际关系的前奏。

 

“羁縻”与“册封”

围绕隋唐王朝的国家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是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为代表的农耕系统的国家；另一个是北亚以及西方的游牧系统的国家。其中，隋唐王朝对于农耕系统的国家，在容许或认可其具有自立性的基础上，给其国王授予官爵，目的是将其纳入中国的官僚体系之中，这种情况叫做“册封”。另一方面，隋唐王朝对游牧系统则是一方面承认其作为一个民族或部族的集团关系及其习俗，同时却采取更加直接的方式，即将其编入称作羁縻州的行政单位之中来加以统治，这种方法叫做“羁縻”。只要提起东亚国际关系，通常都以前者即册封体制作为问题来加以讨论，然而观察一下隋唐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可以知道，隋唐对外的着力点是在羁縻统治，而册封所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唐朝在平定高句丽以后，于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在一个时期内实施了羁縻统治。通过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对于唐朝来说，羁縻乃是其最重要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