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令人崇敬的宋代陶瓷

接到本书稿约时,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几天后,重访久违的波士顿美术馆时,我再次与宋代陶瓷展品面对面。定州窑、汝州窑、吉州窑、建州窑等烧制的每一件瓷器,无疑都经过无数坎坷的命运,现在静静地陈列在地球背面的美术馆的陈列柜里。它们就是小杉一雄在《中国美术史——日本美术的源流》(南云堂,1986年)一书中高度评价的“宋代陶瓷才是贯通古今东西、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的器物,我这样说恐怕没有人有异议”的绝品。它们摒弃一切装饰,彻底追求形状本身匀整美的造型手法,以及直逼天然玉石色调的人工釉料所反射的微妙光彩,无不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令人忘记隔断自己与器物之间的玻璃以及玻璃所反射的影响视线的室内照明。我比过去更长久地伫立在展品前,静静地凝视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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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小杉的说法并不一定就是普遍真理。因为可能有人有“异议”。证据是美术馆内参观者摩肩接踵,但是到这个展室的人却寥寥无几。偶尔有人进来,却可能是被琳琅满目的中国陶瓷(从朴素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到极尽华美之能事的清朝作坊制品)给吓倒,匆忙退出。

哈佛大学有一位跟我一样做访问学者的从中国来的宋代思想史专家,我们熟悉后,有一次我对他说宋代陶瓷之美,并征求他的意见,但是连他都表示不能苟同(正确地说他的回答是“不懂”)。确实如此,波士顿美术馆专门设有唐三彩和元代以后景德镇瓷器展室,但是却把这些宋朝的逸品,作为中国陶瓷史普通的一页,与四千年前的生活陶器以及二百年前的粗俗制品同列展示。

对于宋代陶瓷的崇敬和热爱,难道仅仅就是小杉和我这种出于特殊文化背景的人所特有的感情吗?这种感情用“日本人”来概括是很危险的(证据是众多日本旅行者同样是穿堂而过)。但是至少可以说,对于融入一般称之为日本文化密码内的,借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说法叫作“被身体化的嗜好”的那种共有的部分,宋代陶瓷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亲近的存在。比如说如果要在所有展品中选一件最好的茶具,那么我肯定就是在宋代陶瓷中选择。日本的“恬静、古雅(WABISABI)”,不可能从唐三彩中产生。当然,喝茶这个行为本身,在中国也是宋代才开始流传并形成习惯的。

以佛教为媒介的日中交流

日本佛教临济宗祖师荣西(1141—1215,1168、1187年渡宋)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这是一本根据自己在宋朝的生活经验,给日本的同胞介绍喝茶养生健康法的著作,说白了就是一个从发达国家回国的留学生向大家介绍自己体验过的在世界中心最新流行的减肥方法。

受以前论调的影响,现在恐怕很多人还有误解。其实遣唐使制度的废止并不意味着日中交流的中断,两国之间人物不但照旧往来,甚至更为频繁。保元之乱[1](1156)的首谋者,“恶左府”藤原赖长(1120—1156)是一个有名的读书人。他在日记《台记》中记录了自己读过的书单和想购买的书单。从那些书单就能看出他对中国文化旺盛的求知欲。

遣唐使制度废止后,天台宗的僧侣们作为事实上的国使,代表日本访问中国。他们访问的主要是唐朝末期以后长江下游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吴越国。吴越之地有天台山,所以对他们来说访问此地等于是圣地巡礼。吴越被宋吞并后,宋朝的宫廷开封成为他们的访问目的地。最初的使节是奝然(938—1016,983年渡宋。他不是天台宗而是东大寺的学僧)。奝然的访问受到宋朝廷的高度重视,宫廷做了详细记录并保存。你可以打开《宋史·日本国传》看看,整篇几乎全是关于奝然的记载和奝然介绍的有关日本的情况。

在日本佛教史上,奝然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宋朝允许他带回刚印刷出版的大藏经。在宋朝来看,这无疑是向还没有文明开化的夷狄之国炫耀刚发明出来的最新技术的一个好机会。

造纸、火药、指南针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后二者(抛开在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性不提)对中国自身来说到底具有什么重要意义,我是持怀疑的态度的。但是造纸毫无疑问是象征中国文化的发明。造纸虽然是汉代发明的,但是创造出书籍被众多读者个人收藏,必要时随时可以拿出来阅读或参照这个读书环境的,还是印刷技术的发明。这也是印刷技术与上述三个发明并称“四大发明”的理由所在。印刷技术发明应是在唐代或者更早的隋代,但是开始非营利目的印刷大藏经等大部头书籍以及商业出版一般书籍,却是宋代。最澄(767—822,804年渡唐)、空海(774—835,804年渡唐)当年想带回经典的抄本,可是奝然却只需收受或者购买印刷物即可。

《参天台五台山记》作者成寻(1011—1081,1072年渡宋)访问宋朝的时候,是奝然访宋九十年后。到他这个时候,购买书籍更为简便。他的日记最后记录着让提前回国的弟子带回的书籍目录,令人印象深刻。

他访问宋朝的时候,正是王安石变法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开始的干旱,令神宗皇帝深感忧虑。神宗请在开封的成寻祈雨。成寻胸有成竹地说:“我以日本国名誉保证,三日之内一定降雨。”果然第三天降下大雨。但是这个故事在中国的史料中却不能得到确认。

皇帝身边的人问成寻:“日本还有没有像你这样祈雨的名人?”成寻举出先人空海的名字。“如何祈雨?”成寻回答说:“他是真言密教,我是天台宗,所以很抱歉我也不知道。”成寻可能是想自吹日本佛法众多。成寻认为随心所欲操纵天气的技术是佛法的本质部分。但是我却认为他有一个重大的误解:中国的宋代和日本的平安时代在物理意义上确实几乎处于同一时期,但是所处的历史时代却是相异的。佛教自身在中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成寻在宋朝的那个时期,中国的佛教思想已经进入到禅的时代。成寻觉得自己用降雨的神通力令中国的皇帝心服口服,弘扬了日本的国威。但是那只不过是他这个长年担任关白赖通[2]的护持僧[3]的自我感觉而已。他所做的一切,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只是一个祈祷师、巫师所做的事情(用现代文直译的话,应该是“人工降雨技术人员”吧)。中国人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学者或者宗教人士看待。证据是,他在日记中得意洋洋记载自己在开封如何被重用,可是却没有任何同当时王安石执政时的中枢人物有某种交往的记载,只有一条与旧法代表人物文彦博见了一面的记载。他交往的,只是佛教团体内部的人物和皇帝身边的使役而已。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就是当时的士大夫,根本没有把成寻当作一个什么人物。

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唐宋变革

令当时的士大夫们醉心的佛教是禅宗。现在英语中日语发音zen比汉语发音chan更为通用,这是明治以后日本人拼命宣传的结果。禅宗似乎成为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要素。当然,禅宗是在中国产生的。成寻渡宋一百年后,荣西、道元等众多留学僧到宋朝学习,同时也有很多宋朝高僧越洋过海到日本传教,在京都、镰仓等地创建寺院。北条时赖(1227—1263)以后的执权[4]们更是采用僧侣做政治顾问。荣西还有一部名著叫《兴禅护国论》。宋朝士大夫们也为了不使自己的个人信仰问题与治国为政者行为发生冲突,从而接近禅宗。

禅宗所谓“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与从来以尽量为将来多留经典、书籍为目标的天台宗文化相当不同。也许正因为大藏经印刷出版、进入了任何文献都很容易入手的时代,所以才出现了对利用书籍学习知识这种行为的反省。从写本时代进入印刷时代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简单地利用书籍学习知识。那么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人本身的、内面的、“心”的问题。唐代奠定了发展基础的禅宗思想,在宋代开花结果。而且,道教和儒教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影响,分别出现了内丹思想和心性论。这些都与宋代陶瓷所具有的那种宗教的氛围和高尚的精神性相通。宋代,确实是一个思想与宗教大奔流的时代。

不论陶瓷、书籍,还是宗教,唐代以前与宋代以后都相当不同。内藤湖南(1866—1934)认为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所以他在历史学研究中一直热心提倡“唐宋变革论”。但是,其后因为马克思主义主导了学院主义史学界,所以这个观点多被放在社会经济史上讨论,内藤湖南本来意图的文明史、精神史上的研究却没有被充分展开。那么,唐代文化与宋代文化到底有何不同呢?简而言之,热衷于精妙摹画人、马形象的唐三彩与一味追求茶碗的单纯美和抽象美的宋瓷的不同,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本书将以宋代思想文化为中心进行论述。为此,有必要首先声明,本书与很多相关书籍有相当程度的不同。对于认为历史就是分析和阐释生产关系以及阶级斗争情况的读者,或者将历史误解为只不过就是罗列和死记硬背人名以及事件和年代的读者来说,本书可能会是一部非常难懂的书。但是,如果能耐心通读一遍,我相信你肯定会多少了解一些这个时代的人们烦恼什么,思考什么,而其烦恼和思考的结果,对其后几百年的日本文化又产生了何种影响等问题。

好吧,让我们拉开帷幕吧。开场戏将从宋王朝诞生二百年前的唐玄宗时代开始。


[1] 保元之乱: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保元元年(1156)发生的一场动乱。藤原兄弟之间的争斗带来崇德上皇和后白河天皇兄弟之间的对立。七月发生冲突。结果上皇失败,被流放。藤原赖长战死。

[2] 关白赖通:关白,古时日本朝廷最高官位,辅佐甚至替代天皇执政。地位仅次于天皇。赖通,指藤原赖通(992—1074),关白在位长达50年。“关白赖通”为惯用。

[3] 护持僧:守护玉体的祈祷僧。桓武天皇时设置,从天台宗和真言宗的僧侣中选任。成寻在朝宋前长期担任关白藤原赖通护持僧。

[4] 执权:日本镰仓时代辅佐将军的执政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