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开封与古都洛阳

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宋朝的都城。宋朝有四京,就是四个特别的城市。分别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我们从后边开始介绍。大名府就是唐代设置魏博军节度使的魏州。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军事要地。宋朝也作为防御契丹南下的战略据点,庆历二年(1042)定为北京。应天府原来叫宋州,是太祖当节度使的归德军治所,也是宋朝国号由来之地。因此大中祥符七年(1014)定为南京。河南府即古都洛阳,五代时常为皇帝的居所,其地位与开封相当甚至超过开封。后周以后开封逐渐被固定为都城,宋朝开国后即把洛阳定为西京河南府,为陪都。

开封作为运河交通枢纽而发达,后被宋州出身的朱全忠相中,作为根据地开发,逐渐发展成大城市。朱全忠在这里上演了禅让仪礼,即位皇帝后遂定此地为都城。但是他很快就迁都洛阳。迁都洛阳当然主要是因为要与黄河对岸的晋国(后唐)军事对峙,离前线较近的洛阳比较方便。但是其原因不限于此。洛阳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的象征意义,是新兴城市开封所望尘莫及的。标榜复兴大唐的后唐在消灭后梁后,一直把这里作为都城,就是因为后者。而且宋太祖晚年也曾设想迁都洛阳。后来在弟弟晋王赵光义(太宗)的进谏下才老不情愿地作罢。令人深思的是从这件事中也能看出英雄豪杰、理想主义的太祖与擅长日常事务处理、现实主义的太宗的性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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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第二代皇帝的太宗再也不提迁都洛阳一事。从那以后,直到靖康之变失去华北为止,开封一直都是宋朝的都城。相对的,洛阳所蕴含的浓厚的文化氛围却很受退休官僚们喜好。特别是王安石变法时,反对派的重要人物都集中在这里,洛阳一时似乎成了在野党的聚居地。道学祖师程氏兄弟出身洛阳附近,他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形成自己的道学思想的。

发达的都市文化

形象告诉我们当年开封繁华的史料是《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是一个叫孟元老的人在南宋初期的绍兴十七年(1147)所著,如书名所示,是回想当年都城开封梦幻般繁华的著作。记述的内容是北宋末期、宋徽宗(第八代皇帝)治世后期开封的情况。全书共十卷,前五卷介绍名胜和风俗,后五卷介绍时令节日等。记述非常详细,当时都城平民生活历历在目,是了解当时社会情况的珍贵史料。同时,后半的时令节日详细记录了政府主办的各种各样的庆典和祭祀,特别是冬至在南郊祭场举行的郊祭记录极为详细,年终官民一起共同举行祭祀的景象如现眼前。

郊祭是皇帝(天子)为了感谢授予自己天命,亲自祭祀上天最高神的仪式,到唐代中期为止最多也只是官僚们参加,是一个仅限于统治阶层的祭祀活动。安史之乱以后,变质为事前朝拜太庙(祭祀祖先神灵的场所)、太清宫(祭祀大唐祖先老子的场所),然后皇帝上大街巡幸“游行”,供一般市民观看的庆典祭祀。宋朝的开封也同样,不,甚至远远超过唐代,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庆祝游行。游行队列中还有大象等珍奇动物,市民们不顾严寒,上街观看,喝彩叫好。在游行队列中,皇帝乘坐叫做玉辂的马车移动。这是一个伴随唐宋变革皇权产生变化的生动事例。在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直到明治维新为止,天皇的队列不为一般庶民所见。江户时代,天皇在位期间基本不出御所。如果要出御所,将军要命令道路两侧的民家关紧所有门户,然后天皇一行在空无一人的路上庄严肃穆地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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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卤簿玉辂图》(部分,辽宁省博物馆藏) 玉辂为皇帝在宫城外举行某种仪式外出时乘坐的轿子

《清明上河图》是一个叫做张择端的画家画的都市风景图,后世有很多模仿作品。作品描绘的是唐代后期演变成上坟扫墓日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节(公历四月五日前后)的景象。“上河”是“溯河而上”之意,作品表现的是贯通开封南部的汴河上游的街景。不过,最近更多的人认为这个作品画的并不是开封市内,而是郊外的某个卫星城市。作品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缜密写实地描画出来,给我们带来大量从《东京梦华录》一类文献资料的文字罗列中所不可能获得的直观信息。文献资料不会收录的,对当时的人来说属于极为平凡的日常常识,该绘画作品都真实地传递给我们。比如通过坐在商店前边椅子上女人的姿势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人的坐姿,通过漂浮在河上的大量船只外形我们可以复原其骨架和构造。在今天的宋代史研究领域,这类视觉资料的活用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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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药铺)部分(张择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中有坐椅子的女性。中国椅子普及始于宋代,由此椅子文化开始发达

宋朝是一个都市文化盛开的时代。不论是《东京梦华录》,还是《清明上河图》,或者别的史料,有关都市文化的记载都非常多。我们在后边的章节将详细介绍。

皇位的和平继承

赵普被罢免后,作为宰相辅佐太宗的是吕端。太宗和吕端二人原来在太祖手下曾是同僚,但是现在不同,太宗和吕端有了明确的君臣关系。吕端虽然是宰相,但是重要的政策都要经过太宗的裁决,吕端只是执行而已。认为宋朝确立了君主独裁体制的评论家,其思考的出发点都是太宗的这个事例,他们把太宗当作典型。但是,这其实是太宗废寝忘食勤勉执政的性格所致。秦始皇、清朝雍正帝等,中国历史上时有这类皇帝出现。但是这绝不是普遍现象,宋朝亦不例外。

太宗继承了兄长太祖的帝位。因此,太宗的弟弟秦王赵廷美也虎视眈眈着太宗的帝位。想把帝位传给自己儿子的太宗逐渐疏远廷美,太平兴国七年(982),终于解除了廷美的西京留守之职,把廷美从王贬为公爵,并幽禁在房州(今湖北省房县)。廷美两年后在失意中死去。如此一来,太宗长子元佐理所当然就是后继者了。可是也许元佐目睹了父亲对叔父的残酷举措后异常痛苦,患上精神病,终于在一次宫廷宴会没请自己时怨气大发,竟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宫殿。

这样一来次子元僖就成了事实上的后继者。元僖被封为中书令、开封尹职,享受皇太子待遇。可是,又出现了不幸。淳化三年(992),建国功臣赵普死后仅两个月的十一月,跟平时一样上朝的元僖突觉不适,紧急退朝回宫。太宗大惊,即刻前往探望,但是元僖已经危笃,很快死去。太宗大哭。全国服丧五日,预定十天后举行的定例郊祭也延期到第二年正月。

于是继承帝位的就成了三子元侃。至道三年(997),太宗五十九岁驾崩,根据其遗嘱皇太子元侃即位,此即为真宗。真宗改名为恒,第二年元旦改元咸平。全国平稳无事,皇位终于实现了几十年来首次和平继承。但是,北部边境却传来不稳的消息。

澶渊之盟与封禅

见好就收的勇气

公元1004年的阴历正月元旦,真宗实施了即位后第二次改元。新年号为景德。以瓷器名闻世界的那个江西小镇,就是根据这个年号起的名。

刚过完年的正月十一日,北边传来契丹企图入侵的情报。真宗命令严加防御,不要轻举妄动。到了春天,又谣传秋天会有大规模入侵。华北连续发生地震,夏天发生蝗灾。

“天高马肥之秋”的闰九月,契丹终于大举南下。这次是其皇太后与皇帝率兵亲征,军司令官是萧挞览。宋朝刚就任宰相的寇准进言真宗也到黄河北岸亲征,迎击契丹。但是参知政事王钦若却暗中建议真宗避难江宁(今南京)、知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同样建议避难成都。这些地方都是他们自己的出身地。寇准虽然察觉到这些举动,但是他表面上却假装不知,仍用坚定的语气说:“谁敢妄言,斩!”主张坚守黄河防线。真宗无法,只好率军亲征,宋朝主力布阵澶渊一带,与契丹军对峙。时为十一月末。

开始,双方小范围交战,契丹司令官萧挞览竟中流箭而亡。契丹军士气因此大跌。其实寇准本来就没有真正开战的意思,他出兵就是为了议和。但是如果自己独断专行决定议和,害怕事后被骂为卖国而受到弹劾,所以他硬是把皇帝也拉到阵地,使皇帝也成为交涉的直接当事者。真宗本来厌战,根本就没有对战的勇气。人在军中,每日战战兢兢,寝食不安,害怕敌人袭击。看到这种情况的寇准同文人官僚杨亿每天晚上故意喝酒作乐。真宗通过近臣的报告知道后,才安下心来,上床入睡。

宋朝派曹利用为使者到契丹阵地议和。这次交涉的焦点是议和条约中宋朝每年应该向契丹提供多少财物。无论如何想回避战争的真宗对曹利用说:“只要能议和,一百万都行。”但是寇准叫住刚出门的曹利用吓唬道:“超过三十万我就杀了你!”算寇准没白吓唬,曹利用还真交涉成三十万。曹利用回朝复命,真宗急切地让宦官问到底是多少。曹利用知道事情重大,要直接给皇上回答,就对宦官只举了三个手指。没想到这笨宦官进去就给真宗上奏道:“举了三个手指,应该是三百万吧。”真宗大叫:“太贵了!”在外边等候接见的曹利用只听到真宗喊叫,所以吓得浑身发抖,满头冷汗,进去就给真宗磕头:“臣下无能,吃下大亏。”

“到底是多少?”

“三十万。”

曹利用跪在地上,浑身哆嗦。他当然没想到真宗听到他的回答喜出望外。不用说,曹利用得到了巨额奖赏。

于是,契丹撤兵,两军合计几十万人的武力冲突被和平解决。两国指挥者具有通过交涉解决武力冲突的智慧和撤兵回朝的勇气。如果用儒教或者佛教思想润色一下来表现的话就是,他们都具有不忍心因战争使一般民众受苦的仁爱、慈悲之心。从那时到现在正好一千年过去了,人类不但没有变得聪明,反而更显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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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契丹使朝聘图 《景德四图》之一,描绘的是辽(契丹)使节团访问开封宫廷的场面。为祝两国的友好与和平而作

这次议和意味着石重贵撕毁石敬瑭缔结的盟约以后,契丹与华北政权持续五十余年交战状态的终结。议和条约双方互称“大契丹国”和“大宋国”,建立了对等的外交关系。两国皇帝互称兄弟。宋朝每年向契丹赠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这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偿经济援助。用这么一点财物换来和平,其实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

被称作澶渊之盟的这个议和条约,直到徽宗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时被撕毁为止,双方遵守了一百二十年。盟约缔结时按罗马的历法已经过了年,严格地说澶渊之盟应该是公元1005年的事件。但是,与西历的对照一般是“阴历某年相当于西历哪年”,只有以年为单位比较才有意义,所以本书还是把此事件定在公元1004年。

这次最大的功臣其实是寇准。如果真宗到南方避难,那么宋朝会比实际早一百二十年失去华北,而且即使开战宋朝胜利的可能也微乎其微。既回避了战争,还保全了国土,这需要极高的政治和外交手腕。每年的无偿经济援助,防止了契丹对宋朝的侵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援助其实并不是“无偿”。

天书降临与封禅

但是,任何时代都是这样,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拉后腿的家伙。这家伙就是王钦若。王钦若早忘了自己当初给皇帝进言放弃华北、避难南方的事,现在反过来咬定这次的议和是结了“城下之盟”。说这是被敌人攻到城下,被敌人逼迫签订的屈辱的协定。实际和议内容正如我们上边所说,根本不是他说的什么屈辱协定。但是从形式上看,也不能完全否定这种看法。本来兴高采烈的真宗被他这么一说,情绪大落,又反悔这次议和,进而罢免了寇准。真宗还是觉得郁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为了恢复和宣扬业已坠地的(真宗自己觉得)皇帝权威,真宗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国家级仪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书降临和封禅。

景德五年(1008)正月,臣下报告说宫殿门楼屋顶挂有不知从哪儿飘来的黄帛。真宗马上招集王旦、王钦若等臣下,给他们说去年十一月发生在自己寝室的一件奇异事件。有天晚上突然进来一个神人对他说:“在宫中做一个月道教的黄道场,就会有天书大中祥符降临。”他说现在出现的这个黄帛肯定就是天书。他让宦官爬上屋顶取下黄帛,只见上边开头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恒”是真宗本名。臣下是绝不允许直接写皇帝名字的,所以这毫无疑问应该是神人写的(按当时的避讳制度应该是这样。当然,为了制造神人天书的假象,事前得到真宗许可,臣下写上“恒”字是完全可能的)。

天书都降临了,当然马上就改元。年号干脆就是“大中祥符”。有一个韩国总统名叫“大中”,那是儒教经学中表示“皇极”的意思,自古就是象征王的一个词。蒋介石字“中正”,也是取自“大中至正”。

真宗为了奉安天书修建了庞大的宫殿群。既然有神暗示的天命降于皇帝,所以就出现了劝进皇帝封禅的运动。首先是泰山封禅祭场一带民众一千二百八十七人自发(当然是地方官僚支持的)上京上奏劝进。真宗说自己不够资格,所以回绝。第二次,规格提高,当地的进士率领八百四十六人上京请愿。真宗还是没有点头答应。那么下次就该更高级别了。第三次宰相王旦等率领文武百官、军队将士、州县官吏、附属国首领、和尚道士、社会名流和各地长老共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人的大规模请愿团请求真宗封禅。真宗终于说“既然大家如此抬举朕”,遂答应十月封禅。为了封禅,真宗精心策划了一场可与禅让比拟的大戏。

封禅,按当时的儒家经学思想,是只有实现天下太平的皇帝才有资格实施的一个仪礼。上古的帝王们都实施过,后来的社会脱离儒家之道而中断,秦始皇那样一个没有资格的暴君,用被神仙思想毒害的形式封禅,曲解了这个神圣的仪礼。汉武帝的封禅也被儒家指三道四。后汉光武帝恢复了本来的形式,唐高宗、唐玄宗以及稍稍不合规范的武则天也继承了这个形式。

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儒教的神学学说,实际上秦始皇按神仙思想搞的才是最古的形式,而上古的那些,都是他们捏造的。所以这是一个儒教非常重视的神圣仪式。本来前皇帝太宗在平定北汉后雍熙元年(984)也曾计划封禅,却发生了皇宫火灾,觉得是受到上天的谴责,所以没有能够实现。只要宋朝以汉朝、唐朝的王权为模范实施统治,那么这就成了一个人们期待什么时候一定应该实施的仪礼。天书降临,人们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上天的暗示。

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禅

南宋李焘编纂的北宋编年记《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略称为《长编》)在这一年的记载中,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封禅准备的情况。真宗数次指示不要花太多经费修缮沿途道路和所要通过的城门。其实这是例行伎俩,只不过是想要表明“皇帝慈爱,遍及天下民生”而已。

朝廷派学者官僚孙奭出使契丹,向契丹通告封禅一事。护卫真宗去泰山将有大量部队移动,怕被契丹误解为军事行动。孙奭出发时,真宗叮嘱曰:“我们每次派使节去,人家都要盛情接待,太给人家添麻烦了。你这次就在国境把朕的手书传给人家就行了。”孙奭回来报告说契丹说“收取岁币以外的礼物违反盟约”,所以没有接受带去的大量礼物。真宗听后大赞道:“异域常能固守信誓,良可嘉也。”《长编》描写的真宗,简直就是一个太平盛世的明君。

事前在开封的宫殿认真进行了演习后,十月四日,真宗一行浩浩荡荡向泰山出发。二十三日,开始登山。同行的近臣们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可是年已四十的真宗却视蜿蜒无尽的石阶于不见,兴致勃勃如履平地。昨日的坏天气无影无踪,秋高气爽蓝天白云。第二天拂晓,在山顶举行了封禅仪礼。唐玄宗以来二百七十年,终于又举行了一次。这是一个宋朝终于与自己引以为范的大唐王朝并肩看齐的瞬间。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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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泰山二景 左图是通往山顶的陡峭的石阶;右图是封禅祀祠泰山的情景再现

归途,真宗到曲阜,在孔庙隆重祭祀了文宣王(孔子的谥号)孔子。同时,给孔子的称号前追加了“玄圣”二字。虽然出典是《庄子》,但是后来的儒教文献都使用,说明绝不是根据道教思想命名的。

后世再也没人搞过封禅——徽宗时蔡京准备搞,但是徽宗完全没兴趣——其原因,是因为封禅被从儒教教义中抹杀了的缘故。一百年后的苏轼如下记述真宗封禅的起因:真宗因为“城下之盟”郁闷不欢,王钦若建议征讨契丹。但是真宗说,“想到民众将要受苦我不能发动战争”,拒绝开战。王钦若又生一计,建议封禅。真宗很为难说:“没有天瑞怎能封禅?”王钦若马上反问道:“难道陛下相信上古圣王时代的‘河图’和‘洛书’是真的吗?”他暗示真宗奇迹是人创造的。于是,他们就开始捏造天书。后边我们还要论及,苏轼的时代正是儒教开始变质的时期,封禅被当作迷信批判。真宗成了追求汉代以来的皇权形式的最后一个皇帝。从那以后,开封城外南郊的郊祭和利用宫殿举行的明堂祀两种上帝祭祀,皇帝亲自担任祭司每三年周期性举行一次。

虽然大中祥符元年声势浩大的封禅活动随着真宗返回开封告一段落,但真宗开始的国家祭祀庄严化行动并没有到此结束。首先,针对封禅祭祀上天,在山西汾阴又举行了对土地神的祭祀。他还把上天最高神的名称定为“玉皇”,作为皇家的祖先神崇拜。认定“玉皇”和儒教一直称作昊天上帝的上天神是同一的。直到现在,民间还把玉皇大帝当作天神信仰祭祀。

真宗还新设了祭祀出现在自己梦中给自己种种启示的神人的仪礼。他说神人就是宋朝皇家远祖名叫“赵玄朗”。按他所说的时间计算,此神人应该是生存在春秋时代晋国臣下始称赵氏以前的人,但是莫名其妙却姓赵。正像日本的《古事记》所记载的神代的事情一样,是不能用“汉意”[2]来衡量的。真宗营造了祭祀赵玄朗的宫殿玉清昭应宫,还把赵玄朗的画像挂在供奉皇家祖先遗像的景灵宫里。真宗还给赵玄朗追赠圣祖庙号。

玄朗的意思就是“黑亮黑亮”。这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名字,反映了当时的宗教风气。“玄”是汉代末期开始受到重视的一个哲学概念,含有这个字的词语很多,经常被使用。

但是,因为真宗的梦,以后这个字被禁止使用了。因为是皇家祖先的大名,所以应该避讳。日本也知道的四神之一玄武,被改称为真武。因此,本来是龟和蛇合体的一个神,经常被误解为“真的武人”,连神本身的特征都发生了改变。孔子的庙号玄圣,也被改称为至圣,这个用法今天在日本的汤岛圣堂等处还能看到。唐玄宗也去其尊号中的一个字,称作“明皇”。连真宗自己,如果能用玄字的话,说不定也能得到玄宗庙号。除此之外,几百年来惯用的许多“玄×”全都被禁止和废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大限度继承和发展了玄学思想的真宗,却葬送了玄学思想。代替“玄”字,在思想界开始风光的字是“理”字。其实这个字,也是为了避讳唐高宗的名字“治”,七世纪以后才开始频繁使用的文字。

当时有一个官僚上奏说:“我们大宋继承的是大唐,所以我们不应该是火德,而应该是金德。”真宗要遵守太祖决定的事项,所以没有采纳。但是官僚说“还有很多人持有同样意见”。可见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实际上太宗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上奏记录。这也是一个说明当时人认为大宋是继承了大唐的王朝和时代,象征当时人自信的事例。这个自信,后来竟发展到凌驾大唐之上的高度。

宰相群像

财务官僚的飞黄腾达之路

与万事自理的太宗不同,真宗也许因为是第三代皇帝,所以比较重视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如此一来,宰相们的权力就增大了。这里我们根据最新研究,介绍一些辅佐真宗治世的宰相群像。

太宗预料到太子元侃将来会成为跟自己不太一样的君主,所以他给安排了一个值得信赖的辅佐,这个辅佐就是李沆。李沆是太平兴国五年(980)的进士,做翰林学士的时候被太宗看中,曾经当过一段时间参知政事。后来太宗任命他专门辅佐皇太子,等将来再任参知政事。果然真宗即位后,即刻提拔他,等到吕端引退后马上就让他接班。李沆得到真宗的全面信赖,率领文武百官治理国家,被称为“圣相”。

替代李沆、从三司使升进为宰相的是寇准。寇准一手策划并指挥了澶渊之盟。但是,正如前边所述,真宗听信王钦若谗言,罢免寇准,接任宰相的是王旦。王旦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记载的政绩,其实这正说明他主政的这个时期国家政治秩序安定。天书、封禅主要是王钦若他们在搞,王旦只是作为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在他们上边监视管理长达十二年。其任期后半,向敏中担任副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