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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根据平田茂树《科举与官僚制》作成)

元丰的官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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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虽然已经是王安石引退后元丰年间的事了,但宋朝进行的大规模官僚制度改革也不能遗忘。

宋朝的官僚制度是中国历朝最复杂的。其理由是,既存续了盛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又继承了盛唐后国家体制变化以及藩镇体制的遗产,其结果是造成相当于日本的令外官[2]机构的超级肥大状况。比如宰相的正式名称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是当时门下省已经有名无实,然而执掌政府最高权力的官僚还沿用这个名称。另外,三司只不过是把本来已有的户部、度支、盐铁三个不同的部门集中到一起而已,并没有任何崇高的设置理念。“三司”这个枯燥无味的名称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更令人费解的是“寄禄官”体制。这是从官僚的升进和俸禄的必要性上设置的没有实质职权的名目上的官名。比如“礼部尚书”,并不是负责仪礼的大臣,只是表示他在官界的身份和级别的一个符号。六部除户部划归三司以外,都有名无实了。当然相关的工作并没有就此消灭。比如仪礼就是“太常寺”官府负责。顺便说一下,“寺”在汉代本来是表示官府的某一个部门,后来才被传来的佛教称呼自己的宗教设施。

元丰政府把这些繁杂重叠的机构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理,成功地削减了冗员,节约了冗费。他们并不像现在的某些标榜改革的、仅把几个本来职责相异的部门硬扯到一起,调整相关成员的既得利益,然后给起一个又臭又长的名字那种无能之辈。他们在这里照例活用《周礼》为典范。本来唐朝的官制就是模仿《周礼》的官制,唐玄宗时期整理编纂成著名的行政法典《六典》。元丰的官制改革,也号称回归《六典》,但是他们根据国家性质已经转换为财政国家的现状,追加了相关的内容。从此以后,直到二十世纪初叶仿效西洋改编政府机构为止,元、明、清各朝基本上都继承了这个官制。在此意义上,这次官制改革,是一次放眼千年的行政改革。

比如说“工部”这个实质上只有一个字的名称,一目了然地表现了这个部门所负责的统管国营事业、培育新兴产业的职责。因为简洁,所以没有必要取每个词的第一个字做略称。尽管如此,其职能在财政国家中却是极为复杂的。《论语》中孔子说政治的关键“首先是正名”,这次改革成功实现了这个儒教传统。

话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元丰改革上来。

在改革中央官制的同时,为了把握地方现状,宋朝编纂了一本《元丰九域志》。宋代还有其他具有国情总览效用的书籍,但是简明介绍新法党政权时期地方行政组织的则是这本元丰三年(1080)完成的书籍。该书列举了二十三路、四京府、十次府、二百四十二州、三十七军、四监、一千一百三十五县。

礼制改革

还有一个应该特别提到的与新法有关的改革,就是礼制改革。对于经济政策、科举和学校制度、官制改革等,迄今为止已有很多研究,也有很多普及性书籍都有提及。但是意外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新法对礼制也动了相当大的修改。随便翻一下《长编》就能看出,在神宗在位的整个时期,有关礼制问题的议论占了很大篇幅。就是说,前辈研究者们都知道此事,但是一般都认为这没有什么介绍和研究的价值。这可能与看待濮议的视点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比如说郊祀制度改革,就在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是从视觉上演示皇权统治的正统性的仪礼,所以其方式必然定义国家形态。元丰三年(1080),经过激烈争论,得出的结论是天神和地神应该分别在不同的祭场和不同的日子祭祀。这个改革,涉及儒教教义中何为天帝这个基本命题。简单说,就是“从作为孝敬对象的有意志的神,变质成作为自然界法则的神”。这里所说的自然界,不是近代西洋文明中以与人间界分断为前提的自然,而是把人间社会作为本质的构成要素包容其中的意义上的自然,称作“环境”也许更为恰当。在这个论争中代表前者也就是旧观点发表意见的是苏轼,司马光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论争,但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如果仅从这两个人的观点来看,似乎可以用旧法党与新法党对立来解释,但是程颐(也是在论争终结后发表的意见)却明确表示支持改革,朱熹也同样表示赞同改革。也就是说,新法党与道学派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这个现象的意义我们留待下一章论述,但是这个现象证明,旧法党在思想上绝不是统一的。

党争

新旧两党窝里斗

令重返中央政界的司马光烦恼的是,新法中的什么应该废止,又该如何废止?在“反对新法”上意见一致的旧法党,针对个别新法,观点却各不相同。司马光自己想立刻废止募役法,但是他却支持王安石重视经义的科举改革路线。然而苏轼却完全相反。具体到程颐,支持的却是新法复归古礼的礼制改革路线。笼统划分一下,旧法党以这三人为代表,分裂成三派。按三人的出身地分别称作朔党、蜀党、洛党。而且,当时政府内还残留有大量的新法党人士,拖着他们反攻阵势的后腿。

就在此时,王安石于元祐元年(1086)四月在江宁去世。据说当募役法废止的消息传到卧床不起的王安石耳边时,他无奈地叹息道:“啊,连这个法都废了!”这个法是诸多新法中王安石最为得意的新法之一。

早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司马光,如何经得住宰相大任的折腾?可怜司马光宰相在任仅七个月,就于元祐元年九月死去了。虽然是政敌同时也是良友的王安石的噩耗,可能也给司马光带来精神上的冲击。新旧两党中心人物的相继死去,使新旧党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最初新法党是攻击的目标。但是随着旧法党内部意见对立的深刻化,旧法党内部开始互相拆台。苏轼、苏辙同程颐本来就水火不相容,互为不共戴天之敌。程颐得到宣仁太后赏识,当上少年皇帝的侍讲,红极一时,遂恶意批判翰林学士苏轼。苏轼生性耿直,直言不讳,遭太后嫌弃,再次被贬作杭州知事,派到地方。后又被召回任礼部尚书。神宗官制改革后,这个职务实际上掌握着统管全部有关礼的职责。但是好景不长,太后死去,哲宗亲政后,改元为绍圣(意思是继承圣王神宗皇帝),新法党重新掌权,苏轼又被流放到天涯一隅的海南岛。徽宗即位后幸获赦免,但是健康已遭大损,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返回开封途中去世。迫害他的程颐也被新法党列入黑名单,大名被刻到所谓元祐党籍碑上,大观元年(1107)在故乡洛阳孤寂而逝。两个大人物都是这个下场,其他小人物的下场也就可以想象。

不仅旧法党,新法党内部也争斗得天昏地暗。最初被看作王安石继承人的是吕惠卿。但是对于这个人一直有各种风言风语,王安石引退时也写了“福建子”三个字,后悔上了他的当。因为吕惠卿是福建泉州出身。吕惠卿元丰年间就被从中央贬到地方,历任各地长官。因为他聪明过人,朋辈既嫉妒也害怕,所以谁也不愿意把他调回中央。

在中央继承了王安石路线的,是蔡确、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人,再加上吕惠卿,到南宋都成为批判对象,他们均被《宋史》列入《奸臣传》。

蔡确在同僚王珪死后,一个人抵抗司马光、吕公著等旧法党元老,后被密告写了诽谤宣仁太后的诗,遭流放,在流放地死去。章惇以刚正不阿著称,辅佐哲宗亲政,废除了与旧法党关系亲密的皇后孟氏。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后,从哲宗弟兄中挑选继承人的时候,没有按皇太后的意向提端王赵佶(后即位徽宗)的名字,徽宗即位后就坐了冷板凳。曾布在拥立徽宗时有功,当初受到重用,但是与蔡京不合,遂出任地方官。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曾与章惇一起辅佐哲宗,徽宗即位后受到弹劾。在此期间,升进比他晚的兄长蔡京当了宰相。这弟兄两个原本互相嫉妒,彼此不服气,结果还是弟弟蔡卞失败,被贬做地方官。

徽宗政权顶梁柱蔡京

我们再来看蔡京。要说徽宗时代就不能不说这个人。虽然小说《水浒传》中蔡京藏在禁军统领高俅背后看不出什么坏相来,但是不论后世如何评价,支撑徽宗政权的,却是这个人物无疑。如果要不怀好意地说这个人,那么就只能先说元祐更化时他受司马光之命仅用五日就恢复了差役法,而到了绍圣年间,他摇身一变又建议章惇恢复募役法。这充分说明他是一个没有节操、谄媚当权者的人物。徽宗即位后,与曾布关系不好的韩忠彦把蔡京当作自己党派的人物推荐做宰相。此后,从崇宁四年(1105)为了肃清旧法党人,建立元祐党人碑开始,他不论新法派旧法派,只要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全都驱逐出中央政界,自己独揽大权。当然其原动力是因为有徽宗的支持。虽然也曾因得罪徽宗有一段时间被赶到地方做官,但他很快返京,重新掌权后更加疯狂地迫害他人。

为了显示徽宗皇权的庄严,他修建祭祀天帝的明堂,改修祭祀地神的祭场方泽(方形祭坛),铸造象征支配天下的九鼎,修改宫廷音乐的制度和乐器,举行盛大的道教仪礼等,运用推行新法后积蓄的国家财力,大兴土木。这些到南宋时期都受到批判,近代一般也都批判蔡京无端浪费国力。但是其实蔡京有蔡京的国家观。如果成功了就会被后人评价为太平盛世的英明宰相,而失败了,则被酷评为亡国的奸臣。相反的,当时与蔡京唱对台戏的张商英,仅仅因为反对蔡京,就被后世看作好人,受到赞赏。

蔡京所作的诸般恶事中最受人诟病的,是为了迎合徽宗的庭园爱好,从江南搜集大量太湖石等奇木异石运往开封,即所谓花石纲。蔡京派心腹朱勔到江南去大肆收集掠夺,使江南经济疲惫不堪,间接或直接促成了北方宋江的梁山泊起义和浙江方腊之乱。

这点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徽宗时代根据新法政策还是实行了一些对社会有好处的政策。近年发现和发掘的坟墓中令人瞩目的是一种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叫漏泽园的设施。通过对此分析,逐渐了解了当时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远在公元十二世纪国家就设立这种设施,这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方面南宋以后反倒依赖于民间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包括上述学校制度在内,宋朝都是先由国家主导实施,然后民间参加。我们把这种体制应该看作古代专制帝国的遗制,还是应该看作近代国家体制的先驱,确是意见分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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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听琴图》(徽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央弹琴的是徽宗自己,右边是蔡京。上部的题诗传为蔡京所书

“风流天子”——这是人们给自称“道君皇帝”、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文化Patron(赞助家)徽宗起的外号。徽宗“风流”的结果确实带来了国家的灭亡,但是他仅仅就是一个无能的昏君吗?他理想的国家体制,难道在那个时期就没有一定程度的存在意义吗?历史的轨道因为道岔转换通向了别的方向。但是徽宗、蔡京政权继承王安石改革路线,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徽宗时代需要今后继续研究的课题还很多。

我们是否也应该给蔡京恢复名誉?作为王安石的继承人,其学校政策以及社会政策,如上所述,相当具有近代国家的特征。如果后来也沿袭这条路线走的话,那么中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肯定就会有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历史。在新法党的宰相们中,他之所以得到后世史家最低的评价,以及南宋时期新法党遭受非难的最直接原因,是对辽宣战,造成了华北失陷。

宋政和五年(1115),屈居辽北的女真族拥戴完颜阿骨打为首领,创建了金国。徽宗政府计划与这个新兴国家联手,夹击辽国,收复燕云十六州,了结开国以来的一块心病。经过多次交涉,宣和四年(1122),宋金同盟成立,宋朝派以童贯为司令官的禁军精锐部队大肆侵入辽域。但是长久以来只知享受太平盛世的宋军在各地大败,相反金军却转眼之间就攻占了辽国首都,按盟约还给了宋朝六个州。但是宋朝却并不知足,反而策反已经投降金军的辽军将领,企图接收该将军所统治的其他州。这一下惹翻了金军,两国遂进入战斗状态。

靖康之变

金军横渡黄河

宣和七年(1125),金军兵分两路南下。他们采取了绕开太原、大名等军事要地,直取开封的战术。徽宗吓坏,命令太子赵桓守卫开封,自己只想尽快避难江南。这时挺身而出批判徽宗这个决策的是李纲。

李纲祖籍福建,祖父时移居江南无锡(江苏省)。父亲做过官,有一定的地位。李纲政和二年(1112)中进士,步入仕途。他此时上疏,力主抗金,同时要求徽宗逊位。他属于旧法党,认为要提高军队的士气,徽宗不让位不行。他刺伤自己臂肘,血书奏折,感动了徽宗,徽宗遂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退位,把帝位让给了太子。这就是悲剧皇帝钦宗。

钦宗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整顿战备。翌年,改年号为靖康。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终于渡过黄河,直逼开封。上皇徽宗仓皇避难南方镇江(今属江苏省)。大臣中有人建议钦宗也尽快避难。李纲坚定地说:“道君皇帝(徽宗)把社稷交给陛下您,您怎么能扔下不管呢?”

大臣们都说开封之地不易防守,但是他举出安史之乱时因为唐玄宗逃亡四川才使长安失守的失败为例,说服钦宗,力主死守开封。但是钦宗还是想逃。李纲鼓舞禁军士气,鼓励禁军死守,对钦宗进谏曰:“现在六军都愿死守,您远去南方,途中没有人护卫如何是好?”钦宗终于被说服,决定防卫首都。

七月,蔡京、童贯等被流放。流放途中,童贯被下令处死。

金朝突然袭击开封,本来就是想吓唬宋朝,让宋朝因为自己的违约给它道歉,并没有一定要占领开封之意。再加上也有后顾之忧,所以就要求宋朝派人议和。

结果是宋朝赔偿大量金币,割让太原等三座军事重镇,派皇弟康王赵构和大臣张邦昌为人质,才议和成功。这两个人此时被选作人质,决定了他们二人后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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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南宋初期的宋金战争 年表是高宗逃亡的经过

当时国库已经空空如也,根本没有支付巨额赔偿金的能力。所以金军入城,大肆掠夺。这时各地义勇军远远赶来,集中在开封郊外。李纲趁机说服钦宗率领宋朝义勇军夜袭金军。结果失败。金军派使者上朝问责。宰相吓坏了回答说“夜袭是李纲一个人独断的,跟朝廷没有关系”,逃避自己的责任,罢免了李纲。消息传出,太学的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一般士兵和市民也呼应,抗议游行人数增至几十万人,呼声动地。钦宗急忙又重新登用李纲,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副宰相)、首都防卫司令官。

金军害怕遭受偷袭,决定撤兵,去接收割让的三镇。因为李纲事先有示,所以三镇守备军拒绝退出,两军又进入交战状态。这时开封一带终于得到暂时的平安。逃到南方的徽宗也回到朝廷,朝廷上下顿时失去了紧张感。但是李纲为了防备金军再来,建议革除弊政,刷新政治。对此,新法党系列的宰相耿南仲却心里不快,他向皇帝推荐李纲担任防御太原的援军统帅,成功把李纲从中央赶到地方。李纲自比当年讨伐西夏的范仲淹,悲壮出阵。但是后来朝廷中议和派又占了上风,为了讨金人欢心,朝廷把李纲流放到遥远的南方。

但是,金人欲壑难填,胃口越来越大,竟要求宋朝交出徽宗和钦宗二人,做议和人质。开封城内舆论哗然,主战派得势,遂重新开战。李纲在流放途中接到召唤命令,立刻率领湖南地方军北上救援。但是,为时已晚。

北宋灭亡

经过几十天攻防,皇帝父子看到大势已去,只好前往城外金军营地投降。金军迅速占领宫殿,招集文武百官,强迫他们拥戴取代钦宗的新皇帝即位。强要大家拥戴的这位新皇帝,不是别人,就是当年作为人质派送到金国的那个张邦昌。形式上受到宋朝文武百官拥戴,张邦昌即位。不过这是在金国支持下的即位,所以与石敬瑭创设的后晋情况相似。国号为楚。靖康二年(1127)三月,在形式上,宋朝暂时灭亡。这时有一个宋朝高官高声抗议张邦昌登基,结果被金国逮捕押送北方。该人大名秦桧。

那么跟张邦昌一起做人质的另一个人康王呢?这时在哪儿干什么呢?原来金人当年看到他长于弓箭,不相信他是皇子,认为是宋朝派来的一个假的,要求宋给换了一个别的皇子。后来康王又做宋使被派往金国,途中听到开封危急,遂以开封北部的相州为根据地,开设大元帅府,组织抗战部队抵抗金军。此时有一个当地出身的将校加入抵抗军,名叫岳飞。

金军占领开封,强行组建楚国后,便带上宋朝原来的皇帝父子以及全部皇族兀自开拔撤回北方金国去了。傀儡张邦昌失去后台,皇帝这把椅子坐着就不舒服了。哲宗皇后孟氏,当年被废黜后削发为尼,此时幸免落难,成了留在开封唯一一个与宋朝皇室能扯上关系的人。张邦昌遂请她出来垂帘听政,自己退位自认宰相。孟氏联络跟自己一样未被金人抓走的康王,请他继承皇位。

南宋拉开帷幕

如此这般,康王不是接受先帝让位,而是受一个相当于自己伯父的三代前的皇帝废黜了的皇后之命,登上了帝位。这就是高宗。而且,即位仪式不在开封,而是在陪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与今南京市无关)举行。这里的县名叫宋城,是春秋时代宋国故地,宋太祖当年在这里当节度使,所以建国时取此地名为国号。府名被命名为应天,并没有多大重要性却被定为陪都,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高宗在这个特殊时期专门选定此地作为即位之地,估计并没有什么军事上的意图,而是取其象征意义。而且他即位后立即改元。原则上继承帝位后,要等到翌年正月才改元。这点我们在介绍太宗继位时已经介绍过。但是高宗这次却有意即刻改元,就是要向国内外表明,自己不愿意继承钦宗的这个靖康年号。而且,他选定的年号是“建炎”。“建炎”,意思就是要重建火德的宋朝。由此,高宗拉开了后世习惯称之为南宋王朝的帷幕。

高宗即位后,张邦昌立刻投降。开封重又回到宋朝的手中。高宗把李纲召回身边,任为宰相。高宗近臣中有人建议说金人不喜欢李纲,应该重用张邦昌。但是高宗偏向于主战,所以没有听取。可怜张邦昌,当年就被赐死。

高宗知道开封不易防守,名义上定开封为首都后,指派德高望重的宗泽守卫,自己却率领政府驻扎在南边的扬州。高官中有很多人为了安全,主张避难江南,但是李纲等主战派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不下。但是建炎二年(1128),年事已高的宗泽死后,宋军从开封撤出,李纲失意,高宗遂渡过长江,逃往江南。

失去朝廷支援的华北各地,全部投降金军。金国为了统治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带,让最早投降的刘豫即位,建立齐国,年号阜昌。此年为金国天会八年、宋朝建炎四年、神圣罗马帝国一千一百三十年。这一年,有一个原来是宋朝高官的人物带夫人王氏(元丰宰相王珪孙女)从淮水附近金军野营地逃回朝廷。此人即为秦桧。后来高宗委秦桧以重任,渡过困难局面。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家在福建山区名叫朱松的士大夫也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朱熹。这个名叫朱熹的小男孩,对我们来说,其重要性超出本书迄今为止登场的所有人物。从王安石当上宰相到此整整六十年,当年出生的人,这时都迎来了花甲。

抗敌英雄岳飞

军队的私兵化

在相州大元帅府当上将校的岳飞,后来被宗泽重用,屡建战功,成为开封守备军的重要将领。宗泽死后替代宗泽的是杜充,杜充决定从开封撤退。岳飞坚决反对,但是最后还是很不情愿地跟杜充撤退到长江沿线。

杜充投降金军后,岳飞独自率军抗战。他率军转战江南各地,建炎四年(1130)成功夺回建康(前年从江宁改称)。有一段时间被迫乘船逃到海上避难的高宗能勉强继续支配江南,完全是因为岳飞等将军们奋斗的结果。绍兴三年(1133),高宗钦赐岳飞“精忠岳飞”四字。绍兴四年(1134),岳飞攻克战略要地襄阳。岳飞所率军队号称“岳家军”,一时间令金人闻风丧胆。

当时,除了岳家军,还有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刘锜等人物也组织军队,抵抗金军。他们组织的军队在形式上是宋王朝的正规军,但是与从前的节度使一样,实际上是将军的私家军,不接受中央的统率。放任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将严重威胁宋朝文官统率军队的根本原则。

当初自称“大元帅”、组织救国军的高宗,这时逐渐也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包括禁军在内的军队不受自己的统率,而是各自根据自身的利害随意行动。建炎三年(1129)甚至发生了禁军叛乱,逼迫高宗让位给太子的事件。不能再放任岳飞他们了——高宗决心整顿军队。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秦桧。

建炎四年秦桧从金军阵地逃回宋朝,其过程有很多不自然的地方,有人怀疑是金国故意放他回来的。就是说他是敌国派来打入宋朝内部的特务。所以虽然被任命为宰相,但是很快又被罢免。然而秦桧凭借自己超人的活动能力,在南宋朝廷拉成了坚固的关系网。再加上夫人是王珪的孙女,所以跟新法党人士关系也紧密。从此他加紧陷害主战派。最初的目标是赵鼎和张浚。

靖康之变时他们二人作为中央官僚虽然也在开封城内,但是因为藏在太学内,所以没有在推戴张邦昌的文书上署名。参加高宗政权后,二人均被当作主战派受到重用。赵鼎认为靖康之变的责任在王安石,他说服高宗把王安石的牌位从孔庙取下。张浚大多时候在地方率领军队,建炎三年禁军叛乱时他不被利诱,继续支持高宗,最后终结了叛乱。绍兴五年(1135),他们两个同为宰相,整备军队,准备反攻,并配合岳飞渡江向北进攻。高宗也进驻建康。李纲也复归中央,鼓动主战派。但是,宋朝并没有继续向北进攻。战场进入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金国终于废了傀儡齐国,直接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因此,两军永远处于交战状态,显然对金国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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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兴四将图》 (刘松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左起第二人为岳飞,隔一人为张俊、韩世忠,再隔一人为刘光世

武将岳飞与文官秦桧

徽宗在绍兴五年(1135)已经驾崩于金领土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但是直到绍兴七年(1137)才向宋朝通告。这是一个对宋讲和的信号。徽宗对高宗来说,虽然是自己的生父,但是其生存本身对自己皇位正统性就是一个威胁,既然已经死了,他就要求金国返还父皇的灵柩(梓宫)。条件是只要返还父皇的灵柩,华北地区割让给金国亦可。绍兴八年(1138),时隔六年重新登上宰相地位的秦桧,与金国讲和成功。金国不但送还徽宗的梓宫和高宗的生母,还有齐国领土河南、陕西地区。但是条件是今后要跟以前的齐国一样,臣服金国。

但不幸的是金国发生政变,强硬派掌权,他们撕毁合约,又发动了南侵战争,洛阳、开封再次沦陷。岳飞率领岳家军奋力反击,夺回了洛阳,并进军开封郊外。靖康之变以来,宋朝由于金军主动撤退接收过几次故都开封,但是还从来没有通过战斗夺回过。这时岳家军势如破竹,看其形势,夺回开封指日可待。

但是,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宰相秦桧严命停战撤兵。在讲和派秦桧看来,抓住自己军队处于优势时机与对方和议机会难得,不然到时如果金军重整旗鼓,反击过来,就得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和议。一个是勇往直前一鼓作气发誓收复华北的武将岳飞,一个是综观战况寻找和议机会的文官秦桧。两者本质上的区别,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岳飞对于政府“立即停战,即时撤退!”的命令一直置若罔闻。其他将军都撤兵还朝了,前线就剩下岳家军。孤军奋战,再加上一日十二道严命撤兵的金字牌,岳飞痛苦大叫:“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只好班师回朝。同年,十五年间一直是主战派重镇的李纲在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死去。

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和议在即。对于主和派来说,岳飞们的私家军就成了一块心病。秦桧为了收回军权,采取了与太祖同样的手段。他也把将军们召集到都城,逼迫他们放弃军权,保证给他们高官厚禄。张俊、韩世忠同意了,刘光世已死,刘锜抵抗被革职。

剩下就是岳飞。岳飞坚决抵抗,秦桧最后采取强硬手段,逮捕了岳飞。但是,他并没有处决岳飞的大义名分。秦桧左思右想不得要领。最后还是他老婆王氏逼他下定决心。于是,该年年底,岳飞被处刑。时年三十九岁。

秦桧心狠手辣,他同时还处死了岳飞长子,并把岳飞九族全部流放广东。因为害怕使人联想起岳飞,他甚至连地名岳州都改成纯州。

秦桧死后,岳飞名誉恢复,子孙也都获赦回朝。有名的藏书家岳珂就是岳飞之孙。湖南与岳飞有关之地修建了岳飞庙,追谥王位。杭州也有岳王庙,庙里还有拴着铁链、跪在岳飞墓前的秦桧夫妻像。参观的人有朝他们两个的像吐唾沫的习惯。英勇抵抗外敌的岳飞,是汉民族的英雄。


[1] 风大好卖桶:日本谚语,原文为“風が吹けば桶屋が儲かる”。意思其实就是“春秋笔法”,指两个互不干连的事情,其实在看不见的地方是连在一起的。有时也做贬义使用。

[2] 令外官:律令规定以外的官。比如代替天皇执政的“摄政”、辅佐天皇的“关白”、贵族参政的“中纳言”等。其实唐代武则天以后就根据社会变化在律令规定官职外设有“员外官”、唐玄宗时相对于“令制官”、设置很多“令外官”。日本在引进大唐律令的同时,也引进了“令外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