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两次被朝廷派来做知州,虽然有被从中央政界驱逐出来的一面,但是也并不是被彻底左迁到偏远地区。他专心建设这个统治南方的据点城市。纵横贯穿西湖的两道河堤,现在还被称作白堤、苏堤,就是为了纪念唐宋两代这两个代表性的文人知州。

但是,公元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却是杭州受难的时代。因为反抗(据说)以花石纲等为象征的徽宗政府的苛敛诛求,以方腊为首的起义军于宣和二年(1120)占领杭州,大肆烧杀掠夺。朝廷紧急出动本来要派往宋辽战场的精锐部队镇压。可是赶走方腊没有多长时间,靖康之变发生。杭州本无干系,可是金军于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追征高宗至此,杭州遂再次遭受蹂躏。

被追赶的高宗转战沿岸诸城,于绍兴八年(1138)最终确定的安身之地就是杭州(参考上一章图24“南宋初期的宋金战争”)。我们称杭州为南宋首都,可是宋王朝始终认为自己的首都是开封,这里只不过是临时政府所在地。杭州升格成府,命名为临安府就是因为这个意思。所以也经常被称作“行在”。顺便一提的是,为人们熟知的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中杭州以“Quinsay”出现,就是从“行在”的发音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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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面貌大改观

虽然是临时的,但是当时的杭州也是统治华中、华南地区的帝国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当然应该作为首都建设。秦桧主导的和约签订后,回到开封的可能性几等于零,相反,金人侵来的危险性也几乎除去,所以宫殿、官厅、军营以及各种文教设施大量建设。其中大部分占用了原有的佛教寺院。吴越国时代鳞次栉比的大寺院,这时大都变成了朝廷的各种机关和官舍。

通过这种杭州的“本土化”建设,杭州的城市基础建设得到长足发展,为庞大消费人口提供服务的商人也大量移住于此。绍兴初期杭州城门外还野草丛生,但此后不久就成长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了本来的首都开封。

当然随之而来的是环境的急剧恶化,西湖被生活排水严重污染。绍兴十九年(1149)上任临安府知府,全心全力改善环境的,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位汤鹏举。

南宋灭亡后,一个叫吴自牧的人物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杭州作为行在所在地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该著作名叫《梦粱录》,来自“人生如黄粱一梦”的故事。与记录开封繁荣景象的《东京梦华录》同样,暗指繁荣犹如黄粱梦一样。《梦粱录》与《东京梦华录》相反,前半介绍一年间的祭祀等仪式。值得注目的是,《东京梦华录》详细记录了冬至的郊祀仪式,相对的,《梦粱录》则用了很多篇幅记录了九月举行的明堂祀。相对为了提高皇权的威信热心于国家祭祀的徽宗,南宋后期国力衰退,一般用在宫中举行的明堂祀代替南郊祀。《梦粱录》作者亲眼目睹的,几乎都是明堂祀。如果说北宋是在皇权的高峰期突然猝死,那么南宋则是逐渐衰老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