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粱录》在介绍完上述仪式后,接着介绍州城内外的市容。首先列举的是无数的桥梁,很有江南特色。其中苏堤附近的袁公桥是临安府尹袁韶于宝庆二年(1226)建成的,故称袁公桥。桥前边的先贤堂,也是他奏请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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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张九成《中庸说》宋刊本 (京都·东福寺原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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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先贤,指的是与当地有关系的历史上的人物。南宋时期各地流行做塑像立牌位祭祀表彰先贤。这是国家插手民间信仰,使儒教的仪礼扎根社会的一环,具体情况我们留待下一章详述。周敦颐作为道学开山鼻祖受到世人关注,追根问底,其实也是从湖南地方表彰先贤开始的。

《梦粱录》介绍了袁韶奏书节文。具体经过咸淳四年(1268)编纂的地方志《临安志》有详细记载。袁韶上奏说:“杭州本是人才辈出之地,现在更是行在所在地,但是至今没有祭祀先贤的地方。为了改变这个情况,特请求用公款建设祭祀祠堂。”他选择的显彰对象,以尧时传说中的人物为首,包括六朝、唐朝的士大夫们,吴越国王及其子孙中效忠宋朝的钱氏家族,以及“皇朝太师崇国张文忠公”等,共男三十四人、女五人。

张文忠公为钱塘县出身,名九成。绍兴二年(1132)状元及第。因为他是主战派,一直反对秦桧,所以一生没有当成高官。他的成名是因为他是杨时门生,相当于程颢、程颐的徒孙,是绍兴年间道学领袖。死后过了好长时间,直到先贤堂建设时,才追赠“太师崇国张文忠公”。

现在提到张九成,人们能联想到的只不过是朱熹臭骂的“邪说横流,所以甚于洪水猛兽之害”,但是当时作为继承程氏兄弟道统的代表人物,在道学派中颇受尊敬。

通过显彰张九成等乡土先人,府尹袁韶希望使外来人口急剧增加的临安府人产生乡土意识,养成良好的民风。作为一个政治上特别的城市,在宋代整个都市化过程中看,这个城市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实际的事例。具体事例,我们将在别的章节随时提及。

从孝宗到宁宗

北宋后期的政治史观

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间,不但国内政情安定,也是后边将要详述的朱子学的形成期,被后世并称“乾淳”。隆兴二年(1164)当年的主战派张浚死去,世代交替有了进展,与金的关系也进入良好状态。

如何评价北宋末期的党争,关系到政权的正统性,对南宋政权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课题。因为当时人们的共同认识是新法的对外政策是带来华北失陷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高宗却是神宗的皇孙、徽宗的皇子,既然继承的是他们的皇位,所以就不可能全面否定新法党政权。人们找到的妥协点是,把脏水都泼到“君侧奸臣”吕惠卿和蔡京等身上。王安石有时虽也被批判,但是还继续从祀在将要后述的孔庙里。

淳熙后期,《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和《四朝国史》、《东都事略》陆续完成。

《长编》是编年体的著作,叙述北宋时期史事,编者是李焘。他觉得应该编纂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续编,所以编了这套资料集。“长编”就是还未整理的资料的意思,据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也是先做长编。

《四朝国史》是记录北宋后期从神宗到钦宗四代皇帝治世的由国家编纂的纪传体史书。编者代表是洪迈,以编撰怪谈集《夷坚志》著名。“国史”是每次皇位交替的时候都应当编纂的当代史。《四朝国史》把这四代集中一起编纂,是因为可以把这个时期作为对党争时期进行历史评价的对象。旧法党是正义的化身,而新法党则是邪恶权势的象征史观,就是由这部《四朝国史》确立的。

《东都事略》是王偁个人编著的、采用正史体例记录北宋一朝的纪传体史书。此书的历史记述也偏向于旧法党。《四朝国史》和其他国史以及《东都事略》,都是元朝编纂《宋史》的重要底本。

相对的,《长编》却稍有不同。编者李焘虽然属于旧法党,但是却能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利用一手资料,不带感情记载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长编》并不是原本。明朝时原本完本失传,后根据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所收部分进行集轶,直到清代才印刷流传。《永乐大典》自身现在也已经失传。《永乐大典》收录《长编》时似乎有意省去了熙宁初叶和哲宗亲政以后的部分。永乐年间(1403—1424),正好是在成祖皇帝的庇护下朱子学完成了体系化的时期,要说这不是有意的,似乎有点儿过于巧合。我们有理由怀疑编者从朱子学的立场出发有意隐蔽有关自己学说源流的程颢、程颐兄弟以及其门徒们的不光彩记录——支持王安石新法这个事实。正如上一章已经述及的,程颢在王安石手下,当初是支持新法的,可是在朱熹编辑的程颢文集、语录以及现行《宋史》的传记中,却完全没有关于他如何参与新法的记载。批判新法党,把政策失败和国土失陷的责任全推到新法党身上,成为有关北宋后期政治史的固定观念。

韩侂胄的野心

孝宗治世和平稳定。淳熙十六年(1189)他让位后政局开始出现不稳。这个让位行为结果成了不稳的导火线。

新皇帝光宗赵惇生来身体病弱。所以孝宗可能是想在自己有生之年照看这个弱不禁风的继承人治世。但是,光宗的皇后李氏却反对公公参与政治。不仅如此,连光宗要去看望年老的父皇都不准。与上代高宗孝宗的良好关系相反,亲生父子的孝宗光宗,却因为皇后在中间捣乱,关系完全恶化。

大臣们对这种情况很是忧虑,多次上奏光宗。但是,这些奏书谏言,都没有能进“妻管严”的光宗的耳朵。及至绍熙五年(1194)孝宗驾崩。按常理光宗当然应该主持葬礼。但是病弱的光宗已经没有精力圆满主持各种仪式。出身皇族的大臣赵汝愚,搬出高宗皇后,也就是当时的太皇太后吴氏,逼光宗让位。他们扶持继位的是宁宗赵扩。

这次政变以主持先帝葬礼为借口,这是一个没有前例的事件。这个借口背后当然隐藏着士大夫官僚们不满皇后李氏插手政治而进行的夺权斗争这个事实真相。但是,说到底借口还是如何圆满执行仪礼,与濮议时同样。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宋朝皇权的特殊之处。实际政务全由士大夫官僚掌握,皇帝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独裁者,实际上处于近似于“君临而不统治”的地位。当时,能否圆满执行对先帝的仪礼,才是君主资格的最根本要件。

赵汝愚在采取更迭皇帝这个非常手段时,要在宫中上下活动。当时他利用的一个人是太皇太后妹之子,同时也是皇太子妃娘家出身的一个叫韩侂胄的家伙。韩侂胄是范仲淹盟友韩琦的曾孙,虽然也算是名门望族出身,但是并不是科举出身的正规官僚,而只不过是一个享受赐予贵族的恩荫的一介武官而已。相反,赵汝愚不但是皇族出身,而且还是进士,所以他根本没把韩侂胄放在眼里,开始只当一个跑腿的使唤。

但是,这个家伙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先帮赵汝愚成功逼光宗让位,立宁宗继位,然后反过来就对赵汝愚下手。改元后的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被罢。此前朱熹刚被赵汝愚招到朝廷做皇帝的侍讲,终于得到在中央活跃的机会,可是在职仅四十五日,即被解任。不仅如此,韩侂胄为了宣传自己的正统性,把朱熹学说看作危险思想进行封杀。此即所谓“庆元伪学之禁”。跟程颐晚年一样,朱熹最后也是在政府的监视之下,死于故乡建阳(属今福建省),时为庆元六年(1200)阳春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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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韩侂胄关系图

与秦桧归朝后立刻拉拢南宋朝野士大夫、组成强大关系网不同,韩侂胄只用自己的亲信组成政权,所以权力基础极为脆弱。有人认为这与他不是科举出身有关。仅凭豪门出身,官僚们无人买账。

在内政上黔驴技穷的韩侂胄,想发动对外战争建立功绩,从而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他开始准备与金开战。开禧二年(1206),宋军渡过淮水国境线,进入金国领内。靖康之变以来,宋军主动出击还是首次。但是,虽然后方蒙古势力兴起,然而金军依然强大。宋军很快处于劣势,但金军也早已没有了灭宋的实力。两国遂开始和议。这个时候,本来就反感韩侂胄专权的史弥远勾结别的外戚,暗杀了韩侂胄,把韩侂胄的首级献给金军,从而和议成立。时为开禧三年。

史弥远时代与朱子学兴隆

明州士大夫的活跃

取代韩侂胄掌握政权的史弥远,是一个明州出身的名正言顺的进士。父亲是在孝宗时代曾经做过宰相的史浩。史浩曾著有经学著作。史弥远通过宫中政变掌握实权,强行推进和议成立,他的这些做法,一般来说肯定要受到传统的主战派道学官僚的抗议,可是也许因为他出身华丽再加上政治手腕超人,那些抗议的声音都被封杀了。

后世根据史弥远与真德秀、魏了翁等之间的意见分歧,给他戴上了一顶厌恶朱子学的帽子。不论赞扬他还是非难他,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但是,从他的兄弟以及表兄弟们在“宋元学案”中被看作杨简门人即可看出,他与道学的缘分其实是很深的。由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现在流传的宋代史料的危险性。因为这些史料都经过朱子学者们的整理,过于明确区分了黑白。

杨简一般被认为是陆九渊的高徒,其称号“慈湖”常被用到,此号来自故乡明州慈溪县的慈湖。陆九渊是朱熹的论敌,但是如果由此就认为他是朱子学的反对派,那就大错特错了。浙江的陆九渊门徒们与朱熹保持良好的关系。朱熹批判陆学派时尊称“江西学者”。因为陆九渊本人是江西出身,意思是江西出身的弟子,有意排除了浙江出身的弟子。

与不喜著述的老师不同,杨简著有数册有关经学的注释,这可能与出身科举发达的明州地区有关。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的是,他是一个具有与陆九渊不同学风的人物。不过问题复杂的是,因为后来也是在浙江繁荣的阳明学强调陆九渊和杨简的师承关系是心学传统,所以产生了杨简与朱子学相异的印象。但是,实际上在史弥远时期,杨简以及有关人物作为道学的一个流派,与朱熹一门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而且从他们的师事记录来看,史弥远的思想形成过程,杨简毫无疑问发挥了很大作用。

曾与杨简一起师事陆九渊的袁燮,在嘉定七年(1214),趁自己同族而且是门人的袁韶当考官的时候,成功使自己的儿子袁甫考中状元。袁韶就是当临安府尹时建设先贤堂祭祀张九成的那个人物。袁爕本人在当知贡举(科举考试全体负责人)的嘉定十年(1217)省试时选杨简门人、自己的同乡陈埙为第一名(殿试状元为另一个建康出身的人)。

陆学与朱子学相比,容易被人看作与科举无缘。但是如上所述,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们都与史弥远关系密切。后世史弥远口碑变坏后,为了不被连累,有人就说他们其实内心是批判史弥远的,企图用此形式恢复他们的名誉。而尝试这个考证工作的,正是宁波(宋代称明州)出身的清代浙东史学之雄全祖望。但是他并非客观考据,而是先有结论,然后寻找证据。

但是,并不能全说史弥远只是搞裙带关系,重用自己的同乡以及朋友。实际上,他同真德秀、魏了翁等其他地区出身的朱子学系统的学者官僚关系也都不错。金国被蒙古侵略,势力减弱时,真德秀建议中止和约规定的向金国支付的岁币,史弥远采纳了这个建议。史弥远虽然对结束开禧之战表示支持,但是他的外交方针绝不是对金屈从的。

史弥远拥立理宗

开禧七年政变后改的“嘉定”年号一直持续了十七年。这也是一个小康时期。在史弥远的领导下,政局安定,风平浪静。从日本渡海而来的道元在这一时期的嘉定十六年(1223)登陆明州。

翌年(1224),宁宗驾崩。宁宗无子,皇族早就选定本族的赵竑为事实上的皇太子。但是,史弥远却想拥立别的王子。他联络暗杀韩侂胄时给他帮过忙的外戚杨谷一起,执拗地责问皇后,最后终于成功拥立理宗赵昀即位。一般认为赵竑和史弥远的个人恩怨是政变的主要原因,但是既然这些观点都受到朱子学史观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只能相信一半。史弥远的行为,当时大部分士大夫是默认或支持的。

理宗治世长达四十年,是南宋时期最长的。一般论及这个时期,都认为在日渐强盛的蒙古帝国的威胁下,南宋国力逐渐衰弱。但是详细实情我们并不能知道。因为理宗后南宋很快就灭亡了,还没有来得及编纂“国史”,而且在同蒙古的战争中,大量一次性资料逸散,或者因为有些记载与蒙古有关怕被后人知道,总之元代以后流传的有关资料都是非常片断的。

绍定六年(1233),独占权力二十六年的史弥远死去。史弥远的执政年数,不但超过王安石和蔡京,也超过秦桧,是宋朝的最长记录。而且,别的人死后都被世人批判或唾骂,一族也都失去威势,走向没落。可是史氏一族却继续高官辈出。因为史氏一族以明州为基础,活用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确立了一族名门士大夫的地位。这点,跟吕夷简以后的吕氏一族相似。但是在扎根乡土这点上,史氏一族更为坚固。明州史氏,可称地方精英之雄。

朱子学受到公认——孔庙祭祀的儒者们

史弥远死后,非明州系和朱子学系的人终于也见了阳光,真德秀、魏了翁等回到朝廷,后世取年号命名的“端平更化”开始了。但是,这个名称本身,就是元祐更化的翻版,不用说是出自党派史观。

这期间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朱子学得到公认。这是通过选择祭祀于孔庙的儒者这个形式进行明示的事项。更古的情况不太清楚,至少在唐太宗时期,在祭祀孔庙(宋代正式名称按孔子的庙号称作“文宣王庙”,以下均简称“孔庙”)里除本尊孔子像以外,同时还立孔子主要弟子以及历代儒者像(立体雕像或者平面画像)一并祭祀。唐代除了孔子直传弟子以外,还有郑玄等注释经书的二十一人被选中。后来,北宋神宗时加上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徽宗时加上王安石、王雱父子两个。靖康之变时,批判新法党的赵鼎、杨时等要求驱逐出王氏父子,到淳熙年间,王雱一人被驱逐出了孔庙。到了淳祐元年(1241),进行了更大的改制。

这次改制驱逐了王安石,加进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追加的五人,都是朱熹认为是道统的继承人(包括朱熹自己)。这是一个明确象征王安石学派的退场、道学而且是朱子学派胜利的事件。后来,朱熹的盟友张栻、吕祖谦,还有邵雍、司马光等也被选中,由此以来孔庙中祭祀的儒者中道学派所占的比例增大。这个倾向一直延续到清代。不仅到清代,即使现在也没有什么大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淳祐元年的这次改制,在孔庙的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大变革,在儒教史上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当时的皇帝被追谥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理宗”这个不可思议的名称,就是从朱子学的别名“理学”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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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宋代儒家们(上)以及清代建台南文庙中的孔子(下)的牌位 明代根据朱子学的教义改革孔庙,不设偶像,只置牌位

至此,我们沿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时间轴,概观了安史之乱以来的唐宋变革的历史。朱子学被公认,不论从政治史还是从思想文化史上来说,都是代表宋王朝的象征性事件。下边,我们将变一个视角,在社会和技术的大背景下介绍宋代文化。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朱子学的胜利带来的思想和宗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