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技术的革新

印刷出版

装订样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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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一章所述,宋代社会以科举制度为轴心展开。虽然科举制度本身是隋代开始的,但是宋代的重要性被世人重视的理由是,这个考试竞赛的参赛选手扩大到了社会各阶层。隋唐时代科举给中下阶层的贵族子弟提供了登龙门的机会,而宋代任何一个祖宗八代与官界无缘的人物,都有可能一举成名,进入中央官界,成为高级官僚。而使这成为可能的,是作为知识传播媒体的书籍的流通,换句话说就是印刷技术的普及。

在版木上浮刻左右反转的文字,然后涂上黑墨,在上边铺上纸,把文字转印到纸上,这种技术其实在唐代已经确立。敦煌出土的佛典和历书等,都能看出是用这种技术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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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敦煌出土印刷佛典《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大英图书馆藏)

仔细想想,这种印刷技术与印章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两者的区别只有是给放在平面上的纸盖上刻有文字的东西(“印”),还是把刻有文字的东西面朝上,然后从上边铺纸往纸上刷字(“刷”)。但是,就是这么个小小的区别,却改变了书籍的形状,并给读书行为带来了决定性的质的变化。

在纸发明以前,中国人文字记录用的是把竹子或木条的表面削平一条一行写字的“简”、“册”,和有一定宽幅和相当长度的绢,也就是“帛”。所以正如本套丛书第三卷《始皇帝的遗产》所强调的,从汉代以前的墓葬发掘出土的陪葬品中,其内容改写了以往的历史记述而备受注目的出土资料,被称作“竹简”、“木简”、“帛书”。记录材料的这种形态,在纸张开始使用后也没有变化。书籍用相当长度的“卷”为单位保管。所以阅读某部作品时,各卷的开头部分马上就能看到,可是如果要看中间的某个部分,必须把“卷”整个打开。要把卷书(称作“卷子本”)全部打开,就必须要有相应的空间。要查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就得把几种书卷同时打开,这是很困难的。这样说还不如说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可能就不会存在。书籍不应该随时打开参照,而应该把内容全部记忆在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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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百万塔与百万塔陀罗尼 (日本千叶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

但是用印刷技术制作书籍,却改变了书籍的样式。用木版印刷时,印刷好的纸张以木版的横幅为标准叠放在一起,这时产生了表示木版横幅的“页”的概念。当初估计是把“页”粘连成长卷,后来发明了按“页”折叠的方法(折本)。因为这样容易阅读。传真机发明当初,读者大概都有过收到印在卷纸上内容很长的传真时,按每页的折叠线正反折交互折叠的体验吧?就是那种感觉。直至今天葬仪和法事的时候念经的和尚从怀里拿出来的经还是这种形状。宋代的大藏经就是这样装订的。

后来,也不折叠了,发明了裁断后叠放一起的方法。这就像现在的会议资料用夹子夹一样,可能订了一头。也就是说是流水账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对于有厚度的书是不合适的,打开书要版面的两倍面积的地方。由此又发明了把页的中心用线装订、重叠起来的向外折的页打开看这种形态。页面打开的时候像蝴蝶的形状,所以也称作蝴蝶装。宋代的书籍主要都是这种装订形式。因此,页的中心因为要装订,所以不但不印内容,反倒是为了装订线断了的时候能按书籍的原顺序重新装订,印上书名、卷、页码等。与此相反,以页的中心向外折,把纸头装订,也就是现在的线装书普遍采用的方法的普及,还在更后的时代。现存宋版图书这样装订的,都是后世重新装订的结果。不管怎么说,我们从上小学开始就用的稿纸[1],中心一列不写内容,就是来源于这种蝴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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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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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蝴蝶装

这种装订为读书行为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哪怕是一本再厚的书,即使书的中间,也不用全部打开,随时都可打开必要的部分参照。夹上书签就更方便了,马上就能打开想要看的地方。模模糊糊记忆的东西,马上就能找到原书的出处进行确认。而且,只要有与版木一样大小的地方,就可以打开一本书看。同时打开很多书,互相比较也成为可能。“甲书是这样写的,乙书同样的事情却是这样写的”——这是兴起对于一字一句的校订作业,或者对于有关某个事件记载的考证学风的技术前提。即就是没有超人的记忆能力的一般人,也能参加到这种工作里去了。比如岳飞孙子岳珂的《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就是校订当时流传的各种经书版本后,把其中的异同罗列而成的。

印刷的功绩与副作用

当然,不用说印刷的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可以大量复制同一书籍。只要有钱,谁都可以把自己的书斋变成知识宝库。不会像抄本那样,因为抄写手的性格和心情影响抄本的信用度。当然也不存在因字丑或潦草而看不懂的情况。

印刷带来了文字的规范化。初期的印刷刻的是类似唐代颜真卿书法那样的粗壮的书体。雕刻师可能也觉得这种线条粗壮的字好刻吧。但是,到了商业印刷小型普及版的时候,线条清瘦、庄重大方、现在还作为电脑字形广泛使用的所谓“宋体字”开始受到青睐。可能也是为了节约纸张,字里行间没有空白,也没有标点符号,黑麻麻印满细字的书籍,绝不是什么容易阅读的东西。可是,排列整齐文字规范的印刷书,作为当时的高科技产品,完全吸引了宋代人。

说到这个话题,我每次都要引用并介绍苏轼的感想: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李氏山房藏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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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宋体字例 选自朱熹《诗集传》,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该本刊印精绝,纸墨如新,为传世孤本。

这篇文章正说明苏轼的时代恰处于转换时期。他接着批判“现在的年轻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由此可见,“束书不观”之恶习,作为印刷技术的副作用,远在九百年前就已存在。

印刷出版扩大思想影响

最早把印刷技术利用到自派思想传播上的是佛教组织。他们印刷经典,进行宣传活动。宋太宗时更得到国家财政支持,佛教经典和教义大全(《大藏经》)得以刊行出版。稍晚一些,儒教经书注疏全书也作为国家事业刊行。包括第一章介绍过的五朝宰相冯道和继承其政策的宋真宗任命邢昺等校勘、刊行的经书的疏,以及王安石的《三经新义》。

朱熹也是一个最大的典型。作为在野势力,道学也活用印刷出版,自筹资金刊行古今典籍,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他们有时甚至利用地方官的特权动用公款。朱熹弹劾吕祖谦的同乡唐仲友时的罪状之一,就是“乱用地方政府公款印刷刊行书籍”。唐仲友刊行了荀子和扬雄的著作,朱熹认为那些都是不值得用公款出版刊行的书籍。如果唐仲友刊行的是《论语》或者《孟子》,或者干脆就是朱熹的“集注”的话,难道朱熹还会问他的罪吗?

唐仲友仅仅是为了学术的发展,在常识范围内动用公款印刷刊行了自己觉得应该刊行的书籍。在法律意义上说,唐仲友的做法确实属于违法行为,但是这是当时各地地方政府都做的、已经被社会所默认的行为。但是朱熹却故作正人君子,挥舞正论大棒,控告并搞掉自己的论敌。朱熹真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家伙。从他们之间的交往看,我们都能想象他甚至收到了那些书籍的赠书。或者说因为唐仲友没有给他“赠书”,朱熹内心嫉恨就下毒手。啊,可怕可怕!

但是,并不是因为刊本出现就把从前的抄本一干二净全部取代。宋代刊本还是很昂贵的,从朋友那里借来刊本自己手抄收藏的事例其实很多。笔者在当穷学生的时候为了节省复印费,也借朋友的笔记整本整本抄写过。不过,这样内容更容易记住。上边举的苏轼的感叹,也许只适用于家庭条件好的士大夫。另外,自费出版也很不容易,所以宋代更多的著作是通过抄本保存下来的。也许正因为刊本很宝贵(纸张质量也比较好),所以现存宋代书籍刊本比较多。

实际上,确有因为只有抄本所以失传的事例。南北朝时代梁的学者皇侃所著《论语义疏》就是一例。邢昺《论语疏》本来是以皇侃《论语义疏》为底本作的,但是因为邢昺本被朝廷印刷刊行,市场的需要也集中在这里,所以皇侃的疏反倒没有人光顾了。好像连朱熹都没有看到过。也就是说,在南宋中期已经失传。因此,自那以后很长时间,中国人一直以为这本书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但是,其实并没有消失,日本的足利学校还完整保存着。十八世纪,印刷刊行了这本抄本,出口到中国,当时清朝的考证学者们看到后大为吃惊。那当然!因为他们虽然一直批判宋代以来的学术,可是所依据的却都是宋代以来印刷刊行的文献。宋代以前的书籍实物,他们几乎从来就没看到过。

邢昺以后,宋代出现了很多《论语》注释书,被印刷刊行后广泛流传。其中最终取得胜利的,是朱熹的《论语集注》。皇侃的《论语义疏》后被收进四库全书,被人们用来挑剔朱熹论语解释的恣意性。

木版印刷——中国印刷文化的主角

如上所述,如果没有印刷技术的发达,朱子学的普及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模仿“没有古登堡就没有宗教改革”的说法,那么我们就应该说“没有木版印刷就没有朱子学”。

这里我们想再次强调,中国印刷文化的主角是木版印刷。笔者以前曾经读过一本以西洋为中心的有关书籍历史的书,其中提到的中国人只有三个,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蔡伦,一个是毕昇。秦始皇是因为焚书,蔡伦是因为发明了造纸术。本来,他们两个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传说,是否真实无人知晓。第三个人毕昇,是宋代的人物,因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介绍了毕昇发明的活字制法。从西洋史的角度看,只有活字的发明,才是意味着印刷文化的主角、大红人儿登场的大事件。因此他们才把发明者大加宣扬。

但是,汉字是由大量的表意文字组成的,这是一个只有二十来个字母的西方人所不可能想象的世界。如果要全部制作几千几万的汉字来排版,那需要巨额的物力和大量的人力,还需要巨大的保管场所。能用活字的,仅限于使用惯用字句排版,初版印刷后马上分解,然后再利用使用过的活字排另一个版这样的情况。比较适合于需要紧急出版但不需要再版的状况,比如时事性的宣传册以及纪念性出版物等情况,不适合于出版受到好评后继续再版的那种商业出版。因此,在东亚地区,活字没有得到全面普及。用西洋的尺度评价东洋文化,一定得谨慎小心。把毕昇选为中国书籍史有代表性的三人之一,笔者不敢苟同。

世界上最早盛开印刷出版文化之花的是宋代。除上述种种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知识,通过书籍流传开来。本章后述各节,还是以书籍为中心论述。原来只有宫廷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只有能进出其间的御用学者才有可能独占和利用。后来一段时间佛教寺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印刷物的普及,把人类自古以来的智慧播及街头巷尾。不仅新发现、新发明,包括唐宋变革本身,也与文化的普及密不可分。

医、药、食

医学书出版热及其流出海外

印刷出版也波及医学书。太祖开宝年间由国子监(国立大学)刊行了两本本草(药学)书。虽然现在已经失传,我们无法确认,但是如果从比之早十年刊行的《三礼图》来看,估计是有插图,相当于植物图鉴的书籍。印刷技术使得图版复制变得容易。特别是因为不是活字,而是在一块木版上图文一起雕刻的技术,所以不论字还是图,需要的技术和所花的劳力几乎没有区别。这样就形象性地传达了知识。

二十年后,太宗淳化三年(992),刊行了网罗所有治疗法的《太平圣惠方》。仁宗天圣五年(1027)由王惟一领衔校勘并刊行了《黄帝内经素问》和《难经》等古典注释书。王惟一在针灸方面,也制作了表示穴位的铜人两尊,并刊行了有关穴位的图经。四十年后,英宗时期,以林亿为中心,相继出版了《伤寒论》校勘本和《黄帝内经素问》注释修订本等许多医书。虽然现在都已经失传,但是现在通行的版本都是以这些版本为底本的,所以中国医学史专家们都高度评价,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业。虽然受濮仪影响后世对英宗朝代评价比较低,但是仅从这些医学书的刊行来看,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不小。再有,徽宗时还重新编纂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处方书和本草书,一直到南宋,还被不断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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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人体穴位 选自《太平圣惠方》(东洋医学善本丛书21,东方出版社影印版)

这些书因为实用,所以马上就被带到外国。日本直至现在还保存有好几种南宋版医书,说明这些都是被郑重请来,珍藏起来的。高丽在十一世纪中叶开始独自印刷刊行医书,说明中国英宗时期医书刊行热起来后,他们马上进口。元祐八年(1093),高丽的朝贡使节团购买了有关中国历史和制度的书,还有《太平圣惠方》准备带回国,被苏轼阻止,并上奏希望采取措施禁止这些书籍的出口。苏轼这样做,自有他阻止最新科学技术无偿外流,企图把对宋朝和辽进行脚踩两只船外交战术的高丽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的深谋远虑。一国的国力,并不只是由军队的强弱来决定的。宋朝作为文化国家,得到周边国家的尊重。在医书出版领域,到了南宋,与儒教学术书籍同样,也是地方比中央更加积极。

宋朝传来的医学书,毋庸赘言,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这里也出现了与前边皇侃《论语义疏》一样的情况。日本与中国本土不同,更早传来的抄本也很珍重,所以到了江户时代随着古方派的兴隆,这些抄本书重见天日。《黄帝内经太素》等好几种医书,反倒又从日本再出口到中国。

在医学理论方面,就像“金元四大家”称呼所显示的,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金朝治下的华北和十四世纪元朝治下的江南比宋朝更辈出优秀医学家。他们运用运气论对医学进行了体系化建设。这个理论体系,试图运用阴阳五行说对身体内部的各种机能和病理进行统一的、整体的说明。在这个意义上,与儒教精神非常接近。实际上也确实能看出儒教精神的影响。我们有必要特别关注这个理论没有在南宋,而是在金朝出现这个事实。这对于搞清金朝的思想和文化的特征很有帮助。

前边已经说过,宋代为当地方官的士大夫编辑出版各种指南和手册。其中与医学有关的是刊行了几种司法验尸用的教材。其中附有淳祐七年(1247)自序的宋慈编著的《洗冤集录》,作为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书,受到后世高度评价。此书于1779年,在革命前夜的法国被翻译出版。在当时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把中国也作为一个理性的国家高度评价。不用说,日本过去也在实际的验尸过程中利用了此书的内容。

宋慈相当于朱熹的徒孙。从《洗冤集录》中也能看出企图把个别的具体事例进行全体性、体系性地统合的意图。比如通过进行化学实验,观察遗体和金属的变色情况;从生理学上检证绝命时的状况等,其中许多做法直至现在还通用。另一方面,给遗骨上滴活人的血液,从能否渗透来判断两者有否血缘关系等记载,从现代医学和化学的立场上来看,确实完全是迷信。但是,这里包含有当时人认为祖先与子孙心气相通的信念。中国的宗族非常重视父系血缘关系。滴血验亲可说是这种特征的一个表现。

宋代烹饪的特征

中国人讲究“医食同源”,就是说饮食很重视维持和增进健康。其特征主要表现在烹调方法上。中餐作为世界上代表性的精益求精、美轮美奂的餐饮文化,不论动物还是植物,不论山珍还是海味,任何材料都能用火调理成大餐小菜。今日我们能看到和感受到的这些特征,其实也是唐宋变革的硕果之一。

与唐代烹调技术相比较,专家们总结出宋代烹调的特征如下:

① 现在烹调用语的大部分,都出自宋代;

② 发明了用豆子和谷物做的调味品“酱”。现在川菜多用的豆瓣酱也是此时发明的;

③ 面条类从“饼”中分离出来。就是说把面条和煎饼区别;

④ 面条凉吃时,变凉面蘸调味汁调成凉拌面吃;

⑤ 最重要的,是食用油加热方法的改良和进步;

特别是⑤的进步,给中餐增加了炒和炸两大加热法,极大丰富了菜品种类。与食用油使用量的增加相呼应,煤炭使用开始普及,植物性油脂产量大量增加。这些变化,改变了从来用小火慢慢煮或从动物身上提炼出少量油(猪油等)拌菜然后再慢慢加热的烹调方法,使得用大量的油和大火力瞬间加热这种我们所熟悉的爽快的烹调方法成为可能。

即使南宋灭亡后,竟然也还有前述“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有个亲戚,因为每日吃鲤鱼而患病的病例。这说明随着经济的繁荣,成人病也开始蔓延。希望健康、改善生活习惯的苗头,在宋代就已经出现。把这些介绍到日本的,是“导言”中提到过的那个荣西著的《吃茶养生记》。

关于吃茶的事情,我们留待下一章详述。此书分上下两卷,下卷其实大部分都说的是有关桑的效用。针对饮水病、中风、食欲不振、疮病、脚气等症状,桑粥、桑汤疗效显著。桑枝做的牙签能防治虫牙、桑木枕头能治头疼等。荣西虽然只说其理由是“因为桑树是菩萨的神木”,但他说这些疗效是听人从宋朝的医生那儿传来的,所以没错。实际上荣西自己肯定也尝试过其效用吧。连笔者现在都不分早晚每天服用桑精。

为了求佛经西渡中国的秀才们,不光给我们带回来了精神修行的技术,也带回来了保持身体健康的各种知识。

农耕法与交通

江南的新田开发

饮食生活的改善,离不开农业技术的发展。靖康之变二十年后,宋金第二次和议成功,江南地区复归和平。绍兴十九年(1149)刊行了一本有关农业技术的书。这就是陈旉的《农书》。他自称“西山隐居全真士”,无详细传记,据估计应该是苏州或者湖州,也就是今江苏、浙江两省交界一带的在野士人。比这更早的古典农书是六世纪的《齐民要术》。《齐民要术》完整记载了华北干旱地区的农耕法,而陈旉的《农书》却作为记载江南稻作农耕盛况的史料,备受珍重。

陈旉《农书》共三卷,比一百五十年后王祯编著的《农书》二十二卷少得多,记载也比较简略。作为杭州也就是当时临安府的周边地域江南,其农耕法到了南宋末期,与王祯《农书》描写的情况应该相当接近。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守备范围,这里只来看一下陈旉的《农书》。

《农书》三卷的构成是,上卷是关于水稻耕作,占一半以上字数;中卷是关于耕牛饲养,下卷是关于养蚕。作为经济作物,江南桑叶种植很普及。我们从上述荣西的记录已经知道,桑叶不只是用来养蚕。虽然构成上分量很不均衡,但是中卷分配给耕牛,下卷分配给养蚕的理由有二:一是对当时流行一种耕牛病的危机感;二是“男耕女织”的男女分业观念。这个分业观念可以说是重视经书以来儒教知识分子的固有观念,甚至反映到皇帝夫妇举行的各种祭祀上。第三章已经记述过,徽宗就是这个观念的实践者。另外,“夫耕作,妻机织”也是地方官发布劝农公告书中的惯用句。不用说,日本江户时代理想的农民形象和明治以后天皇和皇后的形象的理念都是起源于此。南宋明州士大夫之雄楼钥伯父楼璹有一套作品叫《耕织图诗》,画有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

在唐宋变革期,江南的农耕法迎来了巨大转机。支撑大唐帝国繁荣的,开始是华北地区的小麦生产,但是后来帝国的财政重点转移到江南,利用隋炀帝修筑的大运河从江南把大量物资运送到黄河流域。南唐的小康和吴越的独立,都离不开江南生产力的恩惠。当初因为用水方便,只是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野耕作,后来发展到把三角洲地带的湿地和湖泊的一部分围起来改造成水田,这就是所谓圩田、围田。大量新田被开发,水稻和小麦的轮作也得到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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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蚕织图卷》(部分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治水派与治田派

到了宋朝,这种趋势更加鲜明,出现了占城米等水稻的新品种,低地三角洲也开始被开发。在这样的情况下,位于江南中心地区的巨大湖泊太湖的治水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提案者就是那位范仲淹。他主张浚渫河川,保护已有的中小圩田。这种流派被称作治水派。相反,主张建造贯穿东南西北的水渠兼运河,国家主导围水造田的流派被称作治田派。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条约(这里的“条约”相当于“条例”)就是治田派的政策。与此对抗,旧法党差不多都是重视民力的治水派。杭州知州苏轼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后者。蔡京掌权后,作为国营事业,进行更大规模的新田开发。徽宗时臭名昭著的花石纲,作为这些政策的一环此时也出现改正的苗头。此外,北宋后期围绕黄河治水,随着政争的加剧也争论不休。

越州(绍兴府)曾经有一个鉴湖,本叫镜湖,因避讳太祖祖父赵敬,宋朝初年改称为鉴湖。估计应该是因为湖面非常清澈,因此这么称呼吧。但是,这么好的湖却因为大规模围水造田,到北宋中期几近消失。由此造成的问题是,下游利用这个湖水灌溉的耕地全部受害,无水灌溉。地方官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善。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有名文《越州鉴湖图序》详说细述。此文是熙宁二年(1069)曾巩赴任越州通判后不久所写。当时正是王安石政权成立的时候。虽然曾巩他们都做过种种努力,但是鉴湖最终还是消失,只剩下一条运河。

同是越州,位于鉴湖西侧、面向杭州湾深部的萧山县,借鉴鉴湖的这些教训,摸索利用新水源开发新田。熙宁政策实行后,根据当地民众提案,计划引钱塘江支流浦阳江水建造人工湖。但是因各方面的利害对立,计划不能实现。到徽宗初期,计划重新被提出来,这次萧山县知县发挥了强有力的指导作用,终于在政和二年(1112)修建成功人工湖,名叫湘湖。这位优秀的知县为何人也?他就是杨时,道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徽宗时期新法党政权下,作为一个地方官,强有力地推行了该政权的农地开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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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圩田(选自王祯《农书》)

到了南宋时期,背负临时首都的江南的重要性更加显著。三角洲水域的湖泊一个接一个被改造成耕地。企图利用新田开发获得暴利的“豪民”与希望保护水利公益的“公义之士”之间的冲突不绝于耳。有人认为由此产生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公共空间。

陈旉的《农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编撰的。因此,说这本书介绍了当时最先进的农业技术,还不如说作者作为一个江南地区的地主豪绅,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唐代就已经把城市居民的排泄物作为肥料买卖。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施肥方法。这从陈旉的《农书》中也能看到。他推崇的肥是把草木和土蒸烧后加人粪尿。

穿梭河渠的河船

正如成语“南船北马”所示,江南以百万都市临安为首,苏州(南宋中期改称平江府)、秀州(南宋中期改称嘉兴府,现嘉兴市)等大城市每日产生的大量排泄物,通过大运河等四通八达的河渠被运送到农村各地。而农村收获的粮食、布匹、食用油等日用经济作物,也通过这些河渠被返运到各个大消费地。北宋时虽然运到首都开封距离相当远,但是河渠还是在内陆。宋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船,不是我们第九章将要介绍的海外贸易用帆船,而实际上是这种穿梭河渠的河船。河船在河渠中有时划行,有时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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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南宋农业分布图

虽说是内陆河渠专用,但是这些河船的大小却是各种各样。要复原这些文字史料不如绘画资料更形象。日本有研究人员把《清明上河图》中精确描绘的所有船都绘制成设计图进行检证。通过这些检证我们发现,这些船的结构,与我们一直以来想象的有许多不同。

宋代,特别是南方人与物主要靠船沿河渠移动。这样乘船的人也轻松。以高产诗人著名的陆游的《入蜀记》,就是他乾道六年(1170)作为地方官从故乡绍兴府赴任四川的旅途日记,所有旅程几乎全是用船。晚上因为要在沿岸停泊,所以如果停泊地离州城、县城等城市比较近的话,当地的士大夫就会带来诗画进行交流。第六章所说的士大夫之间的关系网,可以说就是通过这种河渠旅行建成的。苏轼被贬海南岛时往返都尽量用的是船,朱熹从建州建阳县赴任泉州同安县时,沿闽江首先到面海的福州,然后再换乘船去。他们完全没有“木板下边是地狱”那种恐怖感。这说明宋代的造船技术高超,值得信赖。在史书上找不到名人因船舶沉没溺水身亡的记载。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大量船舶在运河通行的样子。优先水上交通,这从架在河渠上的桥的形状就能看出。这里的桥都是“虹桥”,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太鼓桥”。这与现代社会为了汽车通行方便,让过街的行人喘着大气上下过街天桥完全一样是一个鬼主意。在来往行人气喘吁吁爬上爬下的虹桥底下,满载货物的河船悠然自得地来往穿行。

虽然如此,但是在南方城市的近郊、市内以及穿越分水岭等的时候,还是离不开动物的腿脚。牛、马、驴、骡、骆驼、甚至人力,有时当然还是行人自身。当然也使用马车、轿子等交通工具。朱熹的家乡就面向从福建通往长江流域的山道。从浙江到福建、江西一带,是这种山间盆地相连的地区。相比之下,有四通八达河渠的平原地区,牛、马等主要用来耕地。这里也能看出陈旉《农书》的地域性。

陈旉《农书》还有一点令人很感兴趣。上卷在用十二项篇幅解说水稻农耕法后,用很长篇幅写“祈报篇”,他认为饥馑的原因是没有执行先王以来的正确仪礼。一直以来的研究认为这一部分是残存的非科学的信仰。本书的基调是要说明农业技术水平如何高,而饥馑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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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和曳船

这种说法也许没错。但是,在罗列人工技术后,又解说祈祷的效用,这种构成难道不是并没有完全否定天人相关思想的宋代人精神世界的投影吗?宋代确实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但是与欧洲同样,并没有完全做到神人分离。

天文地理

异常天象与上天意志

就在宋朝朝野上下为了当朝皇帝的生父如何祭祀而争论不休、政局混乱的同时,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军团从欧洲大陆的诺曼底渡海进攻英格兰。侵略者进攻的前方天空出现耀眼的彗星,他们认为这个现象是上帝赞许自己征服大业的吉兆。这支军团的首领后来号称“征服王威廉公爵”。几百年后,征服世界七大海,给中国带来“西洋的冲击”的那个国家的基础,就是这时建立的。

同样的天文现象,宋朝也在治平三年(1066)观察到并记录到史书中。不用说,濮议中批判政府的一派把这作为自己批判的论据,强调这是天意。因为彗星出现,为了表示对上天的敬畏,英宗皇帝也不从正殿出行了,饮食也简素了。不用真刀实枪而用笔杆子争斗的政局,第二年因英宗的驾崩和参知政事欧阳修的下台而落下帷幕。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不论中外,天体的异常现象都被看作是上天(神)意向的显现。

数百年后,高举理性旗帜启蒙后的欧洲人,开始嘲笑欧阳修的后人们见天变就变脸是迷信行为。学了一点儿西洋学问的东洋知识分子,也开始用无可奈何的表情看自己同类的窘相。天体的异常现象只能是万物之长的灵长类的观察对象,绝不是什么值得烦恼的事件。日蚀、月蚀、行星大接近而发出的异常光亮、雨一样降下的流星群等,所有的现象都只不过是我们灵长类可以预测的现象而已。认为那是什么凶兆的,只能是还没有被启蒙的“愚民”。如此这般,当年狂言“天变不足畏”的那位宰相,就被高度评价为罕有的先知先觉者。

但是,果真如此吗?中国远在古代就已经开始天文预测,实际上也一直在预测。但是,人们还是把那些现象看作上天的警告。就连王安石都在凶兆日蚀因阴天多云看不到时,向皇帝上奏“恭喜恭喜!”天体的运行难道真与人间社会毫无关系吗?西洋人看作军神的火星时隔六万年与地球大接近的那一年,发生了被称作“文明的冲突”的战争。我们知道这可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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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宋代改历一览

中国人为什么对天体运行一直细心观察呢?科学史家强调中国的天文学特别具有公共性。天文学自古被作为朝廷的秘密学问代代相传,禁止民间人士随便学习。因为这是关乎王权存立的最重要事项。天命的推移如果通过天文观测能进行预测,或者有人那么主张的话,那么搞不好当代王朝就可能成为易姓革命的对象。自己就是靠这个手段获得禅让的现在的皇家,皇位到手后立场逆转,得时刻警惕别人效仿自己。宋王朝也没有什么不同。

天文学与历学

严密观测天象是为了通过各种手段对可以预料到的异常现象进行预测,尽量减少异常现象所可能带来的事件性,或者是为了制作正确预测异常现象中定时发生的日蚀和月蚀出现时日的历书。如表61所示,外行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异的历法改革在宋代频繁进行,其实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日蚀如果没有在该月初一预报的时刻发生那就麻烦了。相反的,那些误差正好是检证和确认历法精度的决定性要素。南宋初期,优秀天文官被劫持到北方去后,朝廷遂命令一位虽没有任何官位,但能正确预测日蚀、名叫陈得一的人做新历(统元历)。后来还进行过很多次改历,理由都是因为观测到的天体实际运行与正在使用的历法的理论数值有误差。

以观测为主的天文学与数理上的历学,在中国虽然是被划分成两个学问,但是却也是紧密结合的。中国自古就把恒星按位置排列在天空的坐标上,然后用线连接制作成星座图,称之为星宿图。

星宿图是平面图,其实中国人还制作了通过立体模型再现恒星位置的天球仪——读者可以想象小型天象仪,称作浑仪。宋代代表性星宿图是现在还保存在苏州的孔庙内的淳祐七年(1247)制作的石刻天文图,而代表性的浑仪是元祐七年(1092)苏颂等人受命制作的浑仪。苏颂等把他们制作浑仪和别的观测仪器的经过以及成果编写成三卷《新仪象法要》。《新仪象法要》收录有浑仪上的星座的平面图。令人注目的元祐浑仪是用水做动力的。

苏州的天文图和元祐时期的浑仪,都没有显示宋代的独特性,而且也不是宋代独一无二的。苏州的天文图的原图是绍熙年间初期(1190年前后)一个叫黄裳的人画的。据传苏州的天文图是仿照四川的图摹刻的。黄裳的图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画出来的,他是根据以前国立天文台的观测结果制作的。浑仪远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宋代一共制作过六次,都在北宋时期。太宗时太平兴国五年(980)是第一次,第五次是熙宁七年(1074)沈括设计制作的。《梦溪笔谈》卷七和卷八有详细记载。

作为天文学基础的纯数学

可是,《梦溪笔谈》的这些记载却都在“象数”篇里。“象”(现象的类型)和“数”作为宇宙的构成要素自古就被中国人认识。最早解说象数原理的是《易经》。历法的数值总是摆脱不了易学影响的原因就在于此。被看作唐代历书最高杰作的僧一行的历也被用《易经》的术语称作“大衍历”,就是因为其理论背景是易学。沈括的《梦溪笔谈》的“象数”篇就是从介绍这个大衍历以来的改历经过开始,然后才是关于历、天文、占术、气象、病理、音响物理等的话题。这些都被划入“象数”一类。奠定了这些科学技术进步的纯数学,在宋朝也取得了伟大成果。

宋朝最有名的数学家是南宋末期的秦九韶。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只会闭门造车的理论数学家,他对天文、音乐理论、建筑等都有很深的造诣。秦九韶所著《数书九章》(亦称《数学九章》)全十八卷,虽然是按中国数学书的惯例都是应用题及其解答,但是问题的类型却分为九类,各类九问,共计八十一题。这个构成充满了数的神秘主义思考(明眼的读者由本书的章节排列肯定已经看出了什么。易的筮竹数为五十根,司马光解释为“五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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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天文图(右)、地理图(中)、帝王绍云图(左)(内藤氏原藏 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平江府(今苏州)所立石碑拓本

使秦九韶名垂青史的是他发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求法。而这个求法西洋人六百年后才发现,他们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为霍纳算法(Horner algorithm)。中国出版的科学史书籍为了宣扬民族主义,还给第一发现者正当权利,提倡应该称作“秦九韶算法”。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倡议。但是秦九韶发现这个求法运用的是易的理论,这点却是日本研究家们指出的。由此可见易学作为奠定所有自然科学基础的学术,君临于宋代人的意识形态中。

知贯天地人

我们把话题再返回现在苏州的那张天文图上。这张图其实是总四张图中的一张。四张图中的一张现已不存。另外两张为地理图和帝王绍运图。帝王绍运图其实就是历代皇帝一览。地理图就是大宋帝国的山川城郭图。现代日语还在使用的天文、地理,其实是一对具有古老历史的词汇。

既然有描绘天体状况的图,当然就应该有描绘地面状况的图。但是详细的地形图作为军事机密有泄漏给敌国的危险。前边介绍过的苏轼的忧虑就在于此。详细、正确的地图,是进军时必不可少的。

但是,我们这里想关注的是苏州地理图所描绘的范围。这里描绘的并不是宋国实际统治的南宋地区,而是理念上的宋国,也就是统治华北、势盖燕云十六州的理想中的中华帝国的全姿。

军事与建筑

发明火药——军备火器化落后金朝

与辽朝之间的澶渊盟约以来持续四十年间的和平,因党项族王朝西夏国的建立、西部国境告急而破灭。事件发生后,为了重新整顿防卫体制,朝廷主导编纂军事大全。庆历四年(1044),以曾公亮和丁度两位大臣编纂的《武经总要》共四十卷完成。根据序文我们知道此书本来的构成是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故事十五卷。但是现在流行的版本只有二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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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武经总要》中的火炮

其中卷十五里有关于“指南鱼”,也就是磁石的记载。磁石的原理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发现,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是,在某些军事技术书籍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知道,当初设计的用途就是在陆地行军途中查找行军和撤退的方向,或者作为占卜的工具使用。用作航海的罗盘针,那是要到远洋航海的西方“蛮族”们胡闹的。中国都是内陆河渠和沿海航路,一般来说不用担心迷路。

《武经总要》中,在近代的技术史、战术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是有关另一个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制法的记载。因为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火药的记载。也是后来给全人类带来无限恩惠和无穷灾难的起源。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末以来一百年间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正是活用了罗盘针和火药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加强国民国家建设的明治日本,最后也不是把矛头,而是把枪口对准了中国大陆。中国的这个受难的世纪的远因,如果用春秋笔法说,就在这个庆历政府。

但是,宋朝的军队其实并没有把火药完全实用化。宋军虽然有过用火药把炮弹打往远方的事例,但是真正把火药用以爆炸却是金军在先。当时宋朝的书籍中就记载有韩侂胄曾受到金军“石火炮”攻击。《水浒传》有一个情节是官军中有一位火药师,给梁山泊好汉们带来很大损伤,后来由于他投诚,形势逆转。但是这个情节似乎没有时代的合理性。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在徽宗皇帝的阅兵式上燃放了“爆仗”,说明普罗米修斯的礼物被徽宗朝廷只是在仪典上和平利用了。其后,到了南宋,与爆仗一起,爆竹也被使用。徽宗军队用大炮攻打梁山泊英雄好汉,似乎是不可能的。《水浒传》是明代完成的,在完成过程中被润色的可能性很大。只赋予火药驱鬼功能的宋朝,也许在韩侂胄的时候,照样只知和平,没有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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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蒙古袭来绘词》(部分 日本宫内厅藏) 画有火药爆发的新式武器“铁炮”

十几年后,金朝与新兴蒙古军对战,在汴京(宋朝的开封)保卫战中,初次使用了“震天雷”。“震天雷”应该算是当时最先进的高科技兵器,随着震天轰鸣,飞到目的地爆炸,把目标炸死烧光。此外,金朝还有一种手持筒状花炮的兵器“飞火枪”。宋朝和蒙古也都紧追金朝,期望实现军备的火器化。可能任何时代都是这样,所有技术中传播最快的就是兵器。吓掉集合到博多的镰仓武士魂儿的,就是一种跟飞火枪极像的“铁炮”。种子岛的火绳枪[2],也不过是受到蒙古和土耳其的刺激,欧洲人三百年间钻研开发出来的飞火枪的子孙的回归故乡而已(但是最近的研究证明,种子岛的火绳枪不是葡萄牙式的,而是源于东亚地区倭寇的技术)。

宋朝禁军——历代王朝最弱的军队

金朝灭亡四十年后,宋军与蒙古军决战襄阳时,蒙古军使用了“回回炮”。这是穆斯林技术人员制作的投石机,原来是广泛用在西亚地区的城池攻防战中、破坏城墙的一种兵器。当然,同样的技术中国自古就有。宋朝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马上模仿回回炮开发了新式兵器配备前线。金庸的武侠小说把襄阳攻防战写成功夫家的个人战,其实当然是集团战。

在此之前,靖康之变以及建炎、绍兴年间同金军的战争,都没有使用火器,只用了五花八门的各种冷兵器。李纲使用的一种叫作“车骑”的战车,停止进军后立刻就能当作兵营使用。岳飞用的“灰炮”,里边装填有毒药,应该算作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吧。

火器直到南宋末期都没有被实用化,由此可见宋军的装备主要靠的是对固有的武器的改良。《武经总要》所述还是属于北宋前期的风习。说它展现了新时代的新技术,还不如说它对旧时代知识进行了体系化。神宗、哲宗、徽宗时期出现在其他领域的各种胎动,在军事技术上几乎完全没有。其原因是否应该从文官支配的科举官僚制度上找,我们得在慎重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但是至少连超过《武经总要》的书籍的编纂工作都没有做到这点,就是思考宋王朝特征的一个关键。

不仅兵器如此,战争的战略战术,也看不出任何新的发展。这也许就是岳家军的活跃看起来就像是岳飞个人奋斗的原因吧。这到底是仅仅没有被(鄙视武人的文人士大夫)记录呢,还是当时社会全体的风气就是轻视这些。无论如何,在历代王朝中,宋朝的禁军是最弱的。不论是开封还是临安,在少数民族军团面前,都脆若琉璃,一碰即碎。但是,真正的胜者到底是谁,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宋人非常看重的孟子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在保有强大军队的国家生活的普通百姓,并不一定就能幸福。

宋代的建筑技术

在把许多按规格加工的零部件装配成一个整体这点上,作为机械具有复杂构造的兵器开发,可以说与建筑基本一样。实际上,在建筑方面宋代也可以说把一直以来的手法集大成,并发展到最高水平。为了真宗的封禅仪礼在泰山修建的岱岳庙,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岱岳庙因为后来的皇帝没有人再去封禅,所以逃脱了以改建为名的文化遗产破坏。

宋代还建有其他宏伟壮丽的寺院。在这方面荣西也吸收了大量新技术。重源(1121—1206)死后,东大寺大佛殿在他的指挥下,重新以崭新的宋朝样式巍然屹立在故都奈良。新开发的镰仓地区,禅寺积极采用宋朝样式陆续建立。经过数百年的时光洗礼,现在我们看作代表日本古老优秀文化的这些寺院,在公元十三世纪时,不过是流行的异国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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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奈良·东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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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镰仓·元觉寺舍利殿

宋代建筑技术史料是元符三年(1100)李明仲所撰的《营造法式》。此书把元祐年间的规格(法式)“围三经一,方五斜七”,变成经七围二十二,方一百斜一百四十一。经是直径,围是圆周,方是正方形的一边,斜是正方形的对角线。也就是说,要按“围三经一,方五斜七”算的话,圆周率应该是3,二的平方根则应该是1.4。如果只是曾经流行的“减负教育”[3]的算术教育也就不说了,可是要是用在实际建筑上,那是绝对盖不起房子的。笔者并不是要批判文部省为私塾做宣传,但这样教育,“正六角形的周长与其外接圆的圆周,不是一样长了吗?”这种极端不正确的数值,如果被实际使用,那么想要“技术立国”就是绝对不可能的。

李明仲可能是一个技术人员,他修改了数字神秘主义者们喜欢的这个比率,使用了与实际测量的数值更为接近的数值。中国式的分数表记当然不能表记无理数,但是上述数值如果用小数表记,圆周率应该是3.143,二的平方根应该是1.41。用这个数据规格加工木材的话,肯定能在误差范围内按设计图要求盖好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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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石印本《营造法式》中的大木作侧样(1919-1920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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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保国寺大雄宝殿(浙江省宁波市)

但是有一点很令现在的研究者感到迷惑,“如何决定计划当初必须有的梁柱之间的尺寸和柱子的高度,或者说标准尺寸,任何地方都没有记载”(竹岛卓一《营造法式研究》1,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70年)。别的研究者研究认为,一营造尺应为309毫米。

度量衡标准

笔者只是臆测,李明仲可能认为,明示长度单位的标准,是一个超出建筑技术图书范围的行为。度量衡标准,中国自古都是用音响物理学决定的。比如“寸”这个长度单位,被规定为一种称作黄钟的能发出绝对音的笛(称作律管)的九分之一的长度。而绝对音的高程,(有各种决定方法,这里介绍最一般的)是由管里能装多少黍粒决定的。黍粒的总体积决定标准管的容积,该容积的管中震动的空气的波长,变成音波传到外边。中国人认为这个音,才是用反映自然界秩序的方法决定的最正确的音调。所以这个管的长度就是尺度单位的标准。

如果觉得难懂,那么想一想我们现在使用的米公制就可以明白。现在米的长度是用铯原子的波长严密决定的。但是二百年前法国发明米公制的时候,其基准却是地球的大小。按地球圆周制作米标准原器,然后按这个基准规定了重量单位和容积单位。中国制定长度时的基准不是地球的大小,而是音的高低。

但是,北宋时期却围绕选什么黍粒(其大小基准)、装进管的数量还是排成一排时的数量、(如果是后者)按黍粒的长径排还是按短径排等等问题争论不休,而且随着方式的不同基准音的高低也产生变化。与此连动,尺的长度也频频改定(实际上因为太不方便,民间似乎用别的方法制定标准)。所以,李明仲即使没有记载这些标准,我们通过高度政治判断另外会决定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像李明仲这样的技术官僚所不可能制御的事情。宋代就是这么一个时代。

顺便提一下,《营造法式》完成数年后,徽宗听取一个叫魏汉津的方士的建白,发布公告,规定黄钟律管的长度为自己的三根手指长度。第二章澶渊之盟说岁币额时也是三根手指,可见宋朝不像现代日本用手指来指代宰相(首相)的桃色丑闻[4],而是决定国家大事。手指按关节分为三节,三根手指共九节,有人就此解释为这就是九寸的意思。而且因为当时徽宗的年龄正好是二十四岁(圣数十二的两倍),所以更主张他的身体与宇宙同步。对于用铯原子的波长精密确定度量衡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能理解的议论(我们真能这么断言吗?)。理论家们的数字神秘主义,李明仲这种技术官的精密主义。宋代就是一个这两种才智同居的时代,也是能在沈括那样的人物中共存的时代。王安石的吏士合一政策被旧法党葬送后,官人分为负责前者的士大夫和负责后者的幕僚、胥吏两个极端。宋代朱子学的理气世界观与明代阳明学的(字面意义上的)“唯心”主义,正反映了这两个时代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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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三分损益法的十二律管生成 以黄钟为标准,音响物理学决定音调

以上,本章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宋代骄人的技术成果。这些成果由具有文字记录能力的人著成书籍传给我们后世,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朝鲜、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这里可能没有达·芬奇那样的超级人物,但是在各个领域,毫无疑问都出现了新的契机。下边,我们来看一下宋代狭义上的文化的发展。


[1] 日本传统的稿纸类似线装书的某一页完全打开的感觉,分左右两部分,从右向左竖写,中心部分为记录书名等的空行,以后可以折叠。

[2] 种子岛(鹿儿岛县)生产的火枪。一般认为日本火枪的源流是1543年最早传到种子岛的西洋火枪。

[3] 减负教育:日本文部省(相当于教育部)为了减轻中小学生负担,改填鸭式教育为启发式教育,于2002年开始实施新的教学大纲,俗称“减负(yutori)教育”。具体为中小学教学内容减去三分之一,授课时间也相对减少。最为人诟病的是圆周率只教到3。后因社会批判势力增加,于2011年终止。“技术立国”是资源匮乏的日本政府一直强调的基本国策。

[4] 桃色丑闻:日本习俗,用小拇指指女情人。曾经有一位首相因女性丑闻而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