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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文化的新潮流
吃茶与陶瓷
饮料的唐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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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唐诗是酒，宋诗为茶。”这句流俗的标语式说法，虽然不能把唐诗和宋诗就这么简单区别，但是后世人这样表现这个事实本身，却是不容忽视的。说起唐代诗人，比如李白那样的，好像都是酒豪，或者狂放不羁，怀才不遇，借酒发愁，或者想从巴克斯[1]——中国的酒神是谁呢？——那儿得到作诗的灵感。相对的，说起宋的诗人，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比如苏轼、陆游等，却是虽然政争失败，官场失意，却并不在意，照样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友边喝茶边天南海北高谈阔论。宋诗的内容变得好讲道理，也与这些情况有关。不论各时代的诗人饮用什么，能这样被人津津乐道这件事本身，就充分说明了唐宋之间的饮品变化。
70 福建茶田
茶，才是由宋代开始的近世文化的象征性饮品。当然喝茶的习惯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中国人在很早的时代就知道西南山区原产的茶叶可以浸泡饮用。六朝时代，生活在宫廷的人不光饮酒，也开始饮茶。只不过那时茶还完全不能算士大夫的精神象征。茶作为一种文化成立，是唐代后期陆羽的那本著名的《茶经》前后的事情。
到了十一世纪，不仅宋人爱喝，北方异民族王朝也开始饮用，北部与辽以及西夏的国境贸易被称作茶马贸易，茶成了宋朝的一个重要的出口商品。
俗话说“唐团茶、宋末（抹）茶、明煎茶”，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这其实是一个不正确的说法。按实际情况说，唐代人是把茶叶蒸过后制成紧压茶（砖茶），然后用刀削下加适量开水浸泡饮用；宋代人把砖茶打成粉末加开水做成茶汤饮用；明代人把茶叶直接用开水浸泡饮用。现代日本人日常喝茶是明代的喝法，而茶道的做法却是宋代末茶的饮用方法。荣西将茶作为健康饮品，在宋朝亲身体验，传回故国的，就是这个末茶的饮用法，也就是所谓“点茶”。这里的“点”是动词沏的意思。“吃茶”一说当时已经有了，“吃茶去”一语常见于禅宗语录。
顺便再说一句，朱子学的摇篮、福建北部建州地区在宋代就已经是著名的茶叶产地。说“宋诗为茶”，还不如说“宋学为茶”更合适。朱熹的私塾当与禅寺一样，茶也是他们的日常饮品。可惜的是在言词辛辣的朱熹语录《朱子语类》中看不到“吃茶去”一语。
关于宋代吃茶法的文献，最有名的是那位庆历士大夫蔡襄的《茶录》和徽宗的《大观茶论》。福建出身的蔡襄撰写的《茶录》上篇详细解说了佳品茶叶的色、香、味，以及品茗的过程；下篇主要论述的是茶器。《大观茶论》以建阳御茶园产的茶叶为中心，详细介绍了吃茶方法。但是，荣西品味过的浙江寺庙的茶，是把少许粉末茶放在茶盅里加开水搅拌而成的饮品，可能不是这种高级砖茶。与宋代茶书记录的都是宫廷饮用的高级茶相比，他喝的更接近于浙江一带人们日常饮用的茶。无论如何，后来在留学僧和渡来僧的贡献下，禅宗寺院成了日本传播吃茶风习的据点。
陶瓷器——宋代工艺的巅峰
喝茶用的器具，是宋代工艺登峰造极的陶瓷。宋代陶瓷的绝妙的釉色，连技术高度发展的清朝作坊拼命模仿，也只能做出外行一眼都能看出差别的东西，由此可见其美轮美奂的程度。
日本称作天目茶碗的瓷器，中国称作黑瓷。其产地与茶一样，是福建的建州。也许是我们深信不疑的结果，我们觉得，黑色釉窑变出来的那种不可言传的感觉，有一种与朱子学的精神性相通的东西。用该地特产的土烧出来的黑瓷，常有兔毛一样的黄土色纹样（中国称“兔毫”，日本称“禾目”）和银色斑点“油滴”。
能从唐三彩那样的陶器发展到高温烧出的瓷器，与上一章烹饪法介绍过的火力改良有关。瓷器的代表产地首先是磁州（现河北省磁县）。磁州窑的瓷器多为白瓷上画黑色纹样。
提高了白瓷釉色精度的是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定州虽与辽接壤，但是在北宋末期，定窑确立了高度的制釉法，施釉极薄，成功地增加了光泽。此外，江西景德镇窑的白瓷也很有名。
但是比起黑瓷和白瓷，当时的宫廷更喜欢青瓷。南方的产地是处州龙泉县（今浙江省）。龙泉窑继承了自古繁荣的越窑的传统。在古老的越州之地，北宋行政区划为越州、明州、台州等，浙江东南沿海地区烧制的瓷器，以自古以来灰陶的传统色调为基调。因为占沿海的地利，所以出口量也很大。另外，钧州（今河南省禹县）、耀州（今陕西省铜川县）的彩色青瓷不是青瓷原色，而是以微妙的浅色变化为特征。以上，北方的定州窑、磁州窑、钧州窑、耀州窑和南方的景德镇窑、越州窑、龙泉窑、建州窑通称宋代八大窑，此外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的窑也很有名。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作官窑的宫廷御用窑。都城转移后，南宋的官窑被安置到临安近郊。
无论如何努力，以笔者的拙笔陋文要表现这些卓越作品的真正价值是不可能的。读者诸君最好还是亲自到美术馆去观赏。
唐三彩大多作为陵墓的陪葬品，所谓明器烧制——不排除现存的差不多都是从陵墓中发掘或偷盗出来的这一层意思——相比而言，宋代的白瓷、青瓷、黑瓷都是日用品。即使作为鉴赏用的，也是以实用为前提的。不是作为祭器，而是作为日用品烧制，恐怕这才是能出口到不仅东亚，甚至全世界的最大理由吧。
扎根生活的艺术——宋代文化的这个特征，瓷器也具有象征意义。
金石与名物
古代文字研究
《水浒传》是从仁宗派到道教圣地的官僚胡闹，强行打开太古封印的伏魔殿大门，从那里逃跑了一百零八个妖魔开始的。那张封条上写的是科斗文字。“科斗”即蝌蚪。古代的字体很像蝌蚪，故这么称呼。宋代人对古代文字研究也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这里我们还是搬出仁宗朝名臣欧阳修来吧。
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书本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与自己一老翁。藏书一万卷，作为一个屈指可数的大学者没有什么奇怪，琴、棋也是自古以来君子必需的教养，还有酒（不是茶），这些都是功成名就的高官身边必有的东西。那么剩下的“金石遗文”为何物呢？这就是古今的碑文拓本和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换句话说，就是文字收藏。他把自己的收藏编目并加以解说，编成一本书，叫《集古录》。
71 《集古录》 毛伯敦铭（选自《欧阳修全集》卷134）
《集古录》收集的大部分都是唐代的作品，但是也有比如秦始皇度量衡器等不少秦汉六朝时代的东西。时代再往上推，《集古录》开头还收集有西周时代的青铜器“敦”的铭文。不用说其字体是西周金文。他把这些金文抄写下来，并变换成宋代通行的字体（亦即楷书）。就是说，欧阳修搞了金文的解读工作。因此，欧阳修也被称作金石学之祖。希望复辟夏殷周三代的意志，也催生了这种收集三代文字资料并进行解读的志向。
晚于欧阳修几十年，徽宗命令把宫中收藏的古代器物描绘成《宣和博古图录》刊行。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收藏家叫赵明诚。估计不光他一个人，当时应该还有很多收藏家。而使赵明诚名垂不朽的是他把自己编纂的收藏目录献给朝廷，而该目录被后世陆续传抄、印刷、刊行。这个美谈背后还有令人心酸的故事。
赵明诚是一位历任地方官的士大夫官僚。靖康之变的时候正在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任上，被金军追赶被迫逃向南方。在逃亡过程中，自己搜集的大量藏品逐渐佚失，最后连他自己都在流亡中死去。死亡后藏品几乎遗失殆尽。后来是他的遗孀把他陆续写成的有关自己藏品的解说目录《金石录》献给朝廷。所以，这本解说与欧阳修的《集古录》不同，不是眼前现有藏品的解说。这是靖康之变失去家财和丈夫的一个女性，为了追忆家财和丈夫而编著的书籍。这个伟大的女性就是李清照。我们在本章第四节“文学”中还要与她再会。
72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录》 一种叫做爵的酒器（静嘉堂文库藏）
顺便说一下，个人藏书的解说目录，也是南宋开始出现的。现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实“解题”一语本身，就是这个时期由陈振孙等人的目录开始普及的。
宫中的图书目录自前汉刘向整理图书以来有古老的传统，但是个人藏书的目录，却与第七章叙述过的印刷出版文化的发达有关。不过，现在存有目录的大藏书家收集的不光是印刷刊行本等流行民间的一般书籍，还收集有大量抄本。与上述欧阳修同样，这个时期有很多人称自己的书斋为“万卷楼”。
王安石的《字说》
与金石学相关的有名物学。这里的“名物”并不是指某地的土特产，而是考证物体的名目以及该物体本身的学问。在经学中，自古就重视考证《诗经》中出现的动植物与现实中的动植物的对比确定工作。宋代也有人对此下了不小功夫，现存有蔡卞和陆佃的著作。
他们两个都是王安石门下的新法党官僚。与他们同样关心此事的，有第七章数次述及的沈括。王安石要把世界秩序在皇帝的治下统一把握和构筑的思想，也波及对物体名目的探究。
本来王安石自身也编纂有一本《字说》，可惜今天已经不传。据传是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相匹敌的大作。许慎把汉字分为四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其他还有假借等两种），现在我们在小学还这样学。王安石的独特之处是，他不承认有形声字。实际上汉字的九成以上是形声字，所以可见王安石的假说是多么野心勃勃。此书现已不存，虽然无法检证，但是据传他把几万个形声字全部都分类到象形、指事、会意中并加解说（实际上可能都归类到会意中）。因此，他也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批判他的旧法党人士流布很多传说，讽刺他的字书。
逸话之一是：有人问王安石“霸”字为何是“西”字头。王安石滔滔不绝：“西方有杀伐之气。”对方看他说得差不多了插话道：“啊，对了，‘霸’字不是西字头，是雨字头。”但是王安石并没有脸红，而是马上回答说：“那是被慈雨感化了。”
逸话之二：苏轼问王安石自己的号东坡的“坡”字。王安石说：“就是土的皮。”苏轼开玩笑说：“那么‘被’就是衣的皮，‘波’就是水的皮了吧？”看到王安石很得意，苏轼马上又问：“那么‘滑’就是水的骨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