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平民的生活

税制与阶层分化

生产关系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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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一般老百姓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想复原他们的生活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主要原因在于史料。在王朝体制下,“史学”从来不会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记录朝廷的人事和仪式,记录王朝兴亡的过程和经纬以作为后世的教训。这些才是史学的主要任务。

引进西洋的近代历史学后,史学家们尝试改变一直以来的观点。但是,所用的史料也只能还是从来的文献。史学家们从那些官方记录中寻找能看到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蛛丝马迹;从随笔、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寻找能作为历史史料活用的材料;花费大量人力财力收集和整理古文书;或者吸取考古研究和图像研究的成果等,他们通过多方面多角度企图实证当时的生活。经过这些不懈的努力,当时的生活状况在相当程度上被解明。换句话说,本章将要介绍的内容,与迄今为止的内容不同,不是单纯地罗列古来的文献材料,而是大量介绍前辈研究者们辛苦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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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纺车图》(王居正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那么,宋代一般老百姓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们这里单纯地想象一下当时极为一般的、耕田种地的农民形象:他们全家出动辛勤劳作,最后还要把仅有的收获上缴给皇帝和地主。所以生活绝对不可能轻松。稍遇旱涝灾害,不是饿死就是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到上一章为止我们介绍过的那些士大夫的华丽文化,都是建立在这些勤苦的农民的辛勤劳动之上的。

这个想象的形象,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宋代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他们缴纳的税金和实物(粮食等),养活着统治阶级等非农业人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注这种生产关系,确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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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耕获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特别是从1949年到1976年的这一时期——用笔者不喜欢的直译说法就是“二十世纪第三个四半期”,不论中国还是日本,宋代生产关系状况研究成了宋代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毛泽东路线带来的革命成功,使得众多的宋代史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中国大陆主要是从政治潮流出发)。当时的农民是一种什么样的阶级立场?是奴隶还是农奴?是小作农(佃户)还是自耕农?毛泽东逝世后,“文革”结束,随后的改革开放带来年鉴学派以及结构主义等研究方法的改变,使中国和日本都失去了对此问题的关心。但是,当时大量的研究成果,对解明宋代农村社会的诸相作出了巨大贡献。

日本把这个议论作为划分时代的论争展开。宋代到底是近世还是中世?如果主要生产关系属地主和佃户的单纯契约关系的话那就是近世,而如果存在人格上的隶属关系,那则是中世封建社会。围绕士大夫们所著的政治文书中的只言片语,研究者们争论不休。同一史料,有人说是近世社会的证据,有人说是证明了中世的特点。

王朝政府所遗留下来的文件记录,大部分是为了在税制上把握民众的有关资料。因此,企图搞清楚当时的农业生产关系的现代的历史学研究者们,也对此进行不休的争论。即有关主户、客户的论争和户等制问题的论争。

宋代把缴税的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按主户和客户划分。具体数据各县、各府、各州军、各路统计,最后归总到中央政府。该数据中的一部分被各种史料所记录,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

其中元丰三年(1080)完成的《元丰九域志》记载着以州为单位的主户客户数据。比如东京开封府主户十八万三千七百七十,客户五万一千八百二十九;鄂州(今武昌,湖北武汉市)主户五万三千一百五十,客户七万二千一百零七。

但是,到底什么是主户,什么是客户?这成为研究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大致说,主户就是持有土地的农民,客户就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但是这与“田主和佃户”的划分是否一样?既然是“客”,那么当然应该指的就是从别的地方新搬迁来的人吧……从上述数据也能看出,因地方不同主户和客户的比例也很不相同。全体户数还没有首都开封一半的鄂州,却有着比开封还多的客户。因此有人分析认为这反映了新开发地区的特征。类似这些问题,都是笔者这样的门外汉判断不了的。

另外,主户按所有财产多寡分成五个等级,即所谓户等制。这个户等制是农民负担各种赋税和徭役的基准。政策的意图是提高第一等到第三等这些上等户各种赋税负担,以进行财富再分配,增加社会公平度。但是,节税行为古今中外都存在。被指定为上等户的农民为了节税,把土地在名义上转让给具有免税特权的官僚或者寺院,自己装作佃户,或者细分户籍变成下等户(诡名析户)等,采取各种手段逃脱赋税。这些行为几乎都是打法律的擦边球,但是他们没有忘记用各种手段打点上边,而且他们也有打点上边的财力。

齐民思想的理念与现实

如此这般,世上总是老实人吃亏。老老实实申报自己的财产,所有家产都被政府掌握的农民,连逃税漏税的人的税金都要负担,最后只有破产。《文献通考》卷四引用治平年间“会计录”中的“所不加赋租者,十居其七”一文,说明因为乱用免税特权,租税体系事实上已经崩坏。王安石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纠正这些租税上的不公正。

第三章介绍过的募役法就是改变了原来农民直接负担徭役的做法。一直以来被免去课税的所有人都得根据所有资产缴纳税金,政府再用这些税金直接雇用参加劳役的人。

《长篇》卷二百十五引用《吕惠卿家传》说“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都市城墙内的住民一直被划分成十等,称作“坊郭等第户”,其他还有户主没有成人的、只有一个男人的、(没有男人)女户主的、寺院道观以及官僚之家等,因为种种理由他们过去都被免除了各种徭役(色役)。但从今往后大家都要公平负担。

旧法党的反对意见是,“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对他们征收赋税不是更不公平吗(苏轼)?两者都有道理。问题是税制体系整体的目标是什么?新法党的目标我们说过几次,是想由中央政府一元管理并掌握全体国民的生活。所以不允许存在遗漏。从装穷的人那里也征税,然后完善救恤设施,救济真正贫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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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北宋崇宁年间户数分布 一点代表3000户(根据陈正祥编著《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图册》绘制)

中国历代王朝的人口统计叫做“户口”。户以家庭为单位,口以个人为单位。宋代人口只记录丁数,也就是成人男子人数。这说明政府掌握人口的目的是为了向成人男子课税和分派徭役。本来,日本律令制度所模仿的唐代的均田制,就是政府把土地租借给良民耕种,收获后良民应该给政府缴纳租庸调。这个制度到底具有何种程度的实效性,现在还在研究中。但是这是一个存在于把所有良民——除了贱民——同等对待的齐民思想理念背景下的政策。两税法使得这个理念事实上崩坏。但是即使到了宋代,齐民思想还是国家的基本政策,所以还是努力试图掌握户口数。然而因为实际上存在上述各种舞弊行为,所以统计的户口数据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值得信赖却不得而知。而且本来是以征税为目的的,所以也有按耕地面积规定的两税额在桌面上推算的情况。这样一来齐民思想也只能是一个空洞的理念。王安石的改革,就是企图参照《周礼》模式,用强权实现这个理念。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承认社会现实存在贫富差别的基础上、摸索真正的公平负担到底为何这个问题。

农村的阶级分化与乡村秩序的建立

到了南宋时期,农村阶级分化更加深刻。有钱人投资开发新田,并且积蓄财产,而贫穷人因为贫穷,失去劳动积极性,借钱生活,越来越穷,最后只好变卖土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增加,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来看,对于富裕阶层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因此,为了社会安定,他们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但是这次行动的主体已经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的豪族们。他们吸收没有土地的农民作为劳动力,耕种新开垦的耕地,并在这些地方建构新的乡村秩序。第六章介绍的乡约,能被朱熹关注,说明还是有一定的真知灼见。当然这个活动直到明代才被广泛推行,但是当时的社会状况其实已经达到了发生质变的水平。

人口增加与移居,可以说是宋代农村的特征。虽然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这两个现象,但是其表现形式以唐宋变革为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汉唐时代总人口一直徘徊在六千万人左右,但是到了徽宗时代,终于突破了一亿,并且往后一直持续增长。这些数据虽然确实只不过是统计上的数字,但是正因此才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直到唐代为止,穷民一直都被称作贱民或奴婢,是一种私民现象,可是到了宋代,基本上全部作为佃户良民登记。这个统计数据具有多么高的可信度我们先不去管,但是进入统计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问题。有观点认为,这表明单婚家庭的小农经济取代了大规模的庄园经济,表明政府在政策上根据传统的齐民思想要保护取得自立的农民家庭。

国家并不总是只考虑如何掠夺无辜的民众,为政者有时甚至更想积极支援民众自立。虽然有全部没收断绝香火家庭的财产上缴国库的规定,但是大部分地方官们不但很少实行断绝香火的政策,反而大力推行过继政策,以图达到维持家庭(户)的存续。这个问题当然也不能单纯化,如果管内的户数大幅下降势必会影响政绩这个现实问题也起着作用——这也许就是上述诡名析户被默认的理由之一——但是不管怎么说,增加经济实体,也就是作为纳税单位的户数,成为为政者的一个重要职责。这点也就是我们从第五章以来一直指出的,宋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就是庶民终于成为政治关心的对象。这与唐代被任命地方官就意味着左迁,意味着事实上的流放大为不同,时代的风向已经大大转变了。

农民抒怀

佃户的生活

二十世纪前期,日本研究者与当时的军国主义侵华政策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在那个政策框架中,他们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农村进行了访问调查。该访问调查记录了实际生活在当地的人真实的声音,非常珍贵。当然,宋代没有类似的调查记录。下边是我们根据“如果有的话”这个假设创作的材料。虽然是虚构,但是这里所记述的内容,却是笔者理解和整理有关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的结果。访问的对象,也是一个叫做“国权”的明代史书中真实存在的人物。

 

时间:端平元年(1234)夏。即端平更化之年。

地点:江南东路建康府句容县。

叙述人:农民。男。四十岁左右。

 

* * *

 

你晓得我们是怎么过日子的吧?那听了有什么意思呢?还说呢,以前我住的那个地方叫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市),听说老早老早以前,那边有个叫野处的老先生,老坐在家门前的马路上,看到有人路过就问:“有什么奇怪的事吧?”听说在朝上当过大官,所以死了好久了还蛮有名的呢。有人说他把听到的事情都写成书了。你也跟他一样是吧?我可没看过什么鬼呀怪呀的啊。我也不会说啥话,你还愿意听吧?(调查者注:所说当为洪迈《夷坚志》。)

唉,大老远来的,那我就说说吧。什么?名字?哦,我叫百六,我的父亲叫仲八,大哥叫六二,二哥叫十二,我是家里第三个儿子。

我姓“朱”,就是这个字(用手指在自己手心写)。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自己的姓当然会写了。我还会数钱呢。跟您老人家不一样,我们都是省钱过日子。最近有的时候能看到上边发的纸钱,我才不相信那东西呢,我马上就找给人家了。我就相信铜钱。装在自己身上重是重,本来我也没有多少钱要装身上。

这村叫朱家巷,人差不多都叫“朱啥啥”的。近亲不结婚,所以老婆都是外姓人。我的老婆就是旁边陈家庄的,当然也姓“陈”(也在手心写)。

怎么会写字的?小时候到镇上的先生那块学了几个月。不过真记住是被生活逼的。不会写名字,怎么会写租地的地契呢?要往上面告,状子是找人写,可自己的名字起码要自己写吧。

嗯?啊,我也告过人。为我老婆老爸死后分家嘛。嗯?为什么女人家也能分娘家的钱财?喔,你也那样想的啊?人都是那样想的。你不晓得,饶州女儿嫁出去了也能跟儿子一样分一半家产呢。我可不是瞎讲。刚才我讲了,我年轻的时候在这边儿犯了事,到饶州躲了一阵子,那个时候晓得的。所以我以为这边也一样,就告了。结果?结果吃了闷鳖,还让县衙门给抓过去关了几天。我说的道理没的人听,还被教训说“你们兄弟要和睦相处”。结果还得给诉讼师交钱,吃大亏了。你知道为什么不吧?啥?“那可能是饶州那边特殊的规定吧?”哼,那,为什么有那样的规定呢?“不知道”?好好查查么,这可是个大事情啊。

老头子死了家产就是女人的了。我们村就有这样的女地主呢。老头子死得早,老婆在家照顾老婆婆,带小孩,老老实实过日子。先生简直夸死了。先生讲是跟我同姓的那个朱什么的徒孙,那个朱什么的告诉女人绝对不能再嫁。书上就这么写的。老头子死了就得一辈子老老实实照顾婆婆。还那么年轻,多好的女人?我都觉得可惜。人家钱多,所以能这么过日子。我要是哪天死了,我老婆一个人就只有饿死了。

这块地是租给人家的,那边能看得见的那块地是我的。老爸留下来分给我的。所以我也算“主户”呢,当官的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收那个的,折腾死了。

农民么,好好种地,没事再做点小生意,也能卖点钱呢。你知道不,最近这边老有军队过。那些家伙去打仗的时候瞎花钱呢,我们就在路边等,有的时候还到他们住的地方去,什么都卖,他们也什么都买。要送死了,一个比一个流氓,想要给村里的姑娘表示表示,能送女人的东西卖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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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秋庭戏婴图》(部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哦,你晓得这一仗打得什么情况吧?听说刚刚把金人打败了,又要跟那些蒙古人闹上了。你这有学问的人晓得不?不要闹大了就好。刚才讲的那个先生讲,一百年前就有过这事,那个时候连皇帝都给人抓走了(调查者注:所说当指靖康之变)。

这次讲是讨伐呢,可是这次一起打的比以前那个还坏呢。我们跟人家打架的时候还要看跟谁一起呢。真是的。坏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事情没那么简单。开什么玩笑!嗯,说也没用,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啊,跟你讲的这么长时间天就黑了。我跟你不一样,趁天亮还要到地里干活呢!热怕什么啊?老婆这个秋天又要生了。第二个。要还是个男的,以后我的那些地他们弟兄还得分啊。还得再挣点儿钱再买些地。给孩子们留下地他们才会感谢,等我死了以后也会给我烧柱香。

走了啊。回到京城替我给皇帝报个平安。这几年托皇帝的福风调雨顺。希望明年还能有这样的好天气,让他好好祈求一下上天啊。

 

* * *

 

此年秋天,朱重八生下第二个儿子,取名叫“朱四九”。但是第二年他能顺利收获粮食吗?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这一年蒙古军开始第一次南侵。这次南侵的经过我们留待下一章根据史实详细叙述。单说他的孩子辈儿的人,轮来轮去,轮到给持续了三百年的王朝送终。

谁能想到这次调查的一百三十四年后,朱重八的玄孙,也就是朱四九的曾孙,一个叫做朱元璋的人竟然在这建康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全国民众祈祷丰收的祭司。朱重八也被当作帝室的始祖,以“德祖玄皇帝”的名义祭祀在都城的庄严的宫殿里。

货币经济

经济空前繁荣

在对朱重八的架空访问调查中已经出现过,货币对于宋代的农民来说也是必需的。因为只要不是住在深山老林,他们的生活并不完全是自给自足的。

本来两税法规定的就是夏季上缴钱,秋季缴纳粮。不过虽然规定如此,但是实际上夏季似乎也可以缴纳收获的东西,如小麦、丝绸、麻、棉等。因为货币还没有充分流通和满足需要。

五代十国时期,各地王朝自己发行了独自的货币。有铜钱和铁钱两种,兑换比率也不一样。宋朝初期铸造了“宋元通宝”,淳化元年(990)发行了刻有“淳化通宝”字样的货币。货币上刻印的是太宗亲自挥毫书写的真(楷)、草、行三种字体。这个货币,开了通货用年号冠名的先例。

后来宋朝为了建立全国规模的经济圈,基本上推行重视铜钱的政策,但是实际上根据现实情况铁钱也并用,特别是四川和淮南地区,基本上全使用的是铁钱。朝廷虽然逐渐增加了铜钱铸造的数量,但是没有多大显著的变化。这里也是王安石的改革才带来了巨大变化。

有评价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给货币下乡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青苗法的出纳用货币结算,农民借钱度过青黄不接时期以后必须卖自己劳动的产物挣钱来还贷款。旧法党人批判青苗法时常用的言辞就是——“为了征收本来不必要的货币强行损害农民利益”。确实,在新法实行过程中,各地普遍出现各种混乱和地方官员的苛政。但是我们先不说青苗法的是非,单从通过货币政策给帝国带来新鲜血液这个事实来看,在当初的改革理念的意义上是成功的。因为中央政府的统治波及了普通农民的腰包。旧法党怀旧的道德家们批判的“让百姓买不需要的奢侈品”,才正是希望刺激经济活跃的王安石的政策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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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宋钱(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藏)
左起:至和元宝、嘉祐元宝、宣和元宝、建炎通宝

人并不是天生勤勉的动物,都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才努力工作。这种现代经济人类学的观点,当年的王安石已经实践了。结果全国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也给国库带来相当收入。当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不过是疯狂掠夺了民间财富,使得国民生活更加贫苦。不管有没有高深的统计理论,从来就存在推行计划性通胀,还是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稳定这两种立场完全相反的经济政策。而且,到底实行哪种政策才是正确的,不看结果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从以上历史事实也能看出这点。宋朝成功实行了几十年。如果没有靖康之变的话……

另外,众所周知,宋钱作为当时的国际硬通货广泛流通,也大量传入日本。

通货政策

宋朝甚至前近代的东亚地区全体都存在一种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的惯例,叫做“短陌”。“陌”为一百。用几十文当作一百文,也就是不足一百文却当作一“陌”支付。这个比率因商品、宋朝的时候因地方和时期不同而不同。《东京梦华录》中有如下记录:

 

官用          七十七文

街市通用        七十五文

鱼肉·蔬菜       七十二文

金银          七十四文

宝石、雇用保姆、宠物  六十八文

文字(书籍)      五十六文

 

从作者孟元老特意罗列的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在他记录的南宋初期,存在比率不太相同的短陌。其中官用比率是太平兴国二年(977)的正式规定。南宋的算术教科书中收录有如下应用题。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要碰到计算这类题目的时候。“九十六贯二百五十文,七十七短陌等于多少贯?”(答案是一百二十五贯正)。

关于这个惯例,最近有研究者认为是商品流通孤立性的证据,有研究者甚至对用“惯例”一词总称此现象表示怀疑等,研究史上迎来了大的转机。

宋朝通货政策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开始使用被称为会子、交子的纸币。这个被冠以“世界最早”的纸币,作为取代携带不便的铁钱的代用通货,最早在四川地区开始出现。当时并不是永久通货,三年期限,到期回收。新法党政权时期扩大了发行量,到了徽宗时期甚至有过脱离固定发行额度的情况。此即为不兑现纸币化现象。但是这种情况很快被撤废,南宋还是按保证到期交换的形式继续发行。交换的期限称作“界”。及至南宋后期,与国家困穷的财政状况互动,纸币的信用价值也趋向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