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纸币到底在普通百姓中普及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上一节“朱重八”说的,当然是笔者的架空创作,对他们来说这类纸币估计没有任何用处,甚至连是什么东西可能都搞不清楚。上述议论,存有一定的从现代的视点对宋代纸币使用状况进行过高评价之嫌。所谓纸币,其实只不过是政府发行的信用支票,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那其实只不过是当时民间广泛使用的一种叫“交引”的结账用的政府版支票而已。再用上边举过的例子来说,现在使用现金比使用信用卡价格优惠,或者相反,使用信用卡支付按支付额加算优惠点数等,通货问题,任何时代任何时期都是一个复杂和微妙的问题。

市镇的勃兴

商业集落规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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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可以说唐宋变革以后,农民们也被卷进了流通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生产超过自己消费、为了销售的物产,或者相反的,从别人那里购买自己没有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这个行为不是在自己的村庄内部、左邻右舍之间进行,而是更为广域的,通过专门做此生意的商人进行。由此,在农村地域出现了进行交易的恒常性设施。其小规模的叫做“店”、“步”、“市”等。“店”在陆路的街道两边,“步”是船停泊地出现的商业集落。

其中“市”是最常用的一个叫法,现在的日语也用“市场”一词。“市”本来是经书中早有的一词,指的是都城内的商业地区(即市场),现在则把出现在都城以外,商业设施聚集的地方也叫做“市”。变成熟语后史料中常常出现“墟市”、“村市”、“草市”等词语。这些市场规模扩大,显示出城市的样态后,官方则用“镇”来称呼。

本来中国的统治理念是人们集中居住的是政治据点——或者相反,把人们集中在政治据点居住——城市的基本单位是县城。其他也仅有矿业都市“监”、商税征收据点“场务”、酒税征收据点“酒务”等。除此之外如果出现新的商业城市,其实可以采取把那些城市都升格为县的方法。但是追求行政区域固定化的历代王朝,尽管人口增加以及商业发展,却并没有采取增加县的做法。人口总数超过唐代五倍的清代竟然还基本保持着全国一千几百个县的总数量。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应该给新出现的这些县以下的城市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就是“镇”。以前有过军事据点“寨”、“堡”,矿业城市“场”,但是其数量远不及各地新设的镇多。镇在徽宗时期就已经有两千多座。对城市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可能看法也不同,但是至少可以说在数量上,宋代以后中国城市的中心是镇。

县城作为行政中心,是由政治逻辑决定其设置地方的。但是镇是在流通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当然话虽如此,流通也还是受到行政上的许多限制和影响。比如县与县之间要进行物资交流,在两县交界处就有设置交流场所的需要。笔者要举的例子不知是否妥当,这就比如现代国家之间的国境贸易。国境两边都必须要有交易地区。宋代的镇也有许多这种类型的。这样的时候,虽然是一个镇,但是在行政上却以境界线分属两个县。因此,政府统计时就会分别统计成两个县的两个镇。所以上边的两千多个镇的数字,与实际数字可能不符。由此也能显现出仅靠政府的统计数字不能再现历史的真实这种研究者的无奈。

城市化的趋势

可是,当时的城市与农村人口比例到底是多少呢?因为存在上述统计上的问题,所以不可能推算出确切的数字,但是有研究认为熙宁九年(1076)保甲法记载的丁男数,市和镇两者加起来约占全体的百分之三点四二,也就是约三十分之一。不过这个数据并不能就代表当时的城市化比率。这从河北东路(今河北省)和秦凤路(今陕西甘肃)的数据远远高于开封近郊这个事实就能看出。所以说这个数据仅有参考价值。但是也足以说明当时商业据点急剧扩大的趋势。该研究指出,就连福建山区的汀州在南宋的几十年之内,城市人口都增加了六倍。到了南宋末期,汀州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居住在城市。另有研究指出(参见表93),南宋的坊郭户(城市居民)的比率多为一成左右,但是镇江和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县)例外,竟达四成左右。这些地方距离金朝的前线地区近,估计因为军队大量和长期驻扎,为军队提供消费服务的商业和娱乐设施集中,所以相对于后方的农村地区容易出现大规模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