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在唐代就已经设置了名叫“蕃坊”的外国人居住区。泉州市内也自然形成了各自的居住区。距港口近的市区成为从外国来的贸易商们的居住地,建设有清真寺等宗教设施。汉人船员们祈祷航海安全的妈祖庙也在此地。另外,市区北部为行政、文教地区,也是当地豪绅们的聚居区。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内人口增加,城墙外也开始有人居住。后来又围绕这些增加的建筑建设城墙,最终形成内城、外城、罗城等三重结构的城市。

朱熹当初赴任的同安县,位于距泉州西南方向六百公里处。有人推测说他的理学哲学就是在这里接触穆斯林后才形成的。这种说法虽然有意思,但是翻遍他的文集和语录,完全看不到他有过接触异文化的痕迹。不仅他,作为他思想上的后继人的真德秀虽然两次担任泉州知州,对振兴贸易尽心尽力,但是同样看不到任何与穆斯林商人交流的迹象。也许儒教就是作为一种大陆思想出现,本来就没有向海洋开放,这点与华夷思想一起,使得他们的思考回路不可能吸取伊斯兰文明。

泉州作为贸易港的特殊地位在南宋灭亡后还继续保持。当时担任此地市舶司长官的阿拉伯人(一说波斯人)蒲寿庚没有接受临安逃亡到此地的宋朝宫廷的恳求,而是带领水军投降蒙古忽必烈。马可·波罗看到的,就是数年以后的泉州。在蒙古帝国创造的和平环境下,泉州作为海洋贸易的据点,取得了超过广州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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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繁荣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因为泉州没有面向外洋,大型船不能入港,货物只能靠小型帆船倒装,非常不方便,所以逐渐被周边别的港口所取代。还有研究认为街道上架桥后,造成了河道的土砂堆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旧港口的土砂中发现了基本完整的宋代沉船。可能就是因为触礁后放弃了的。此沉船现在被完整保存在博物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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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沉船(泉州航海史博物馆)

明朝的海禁政策,也使得受到政治保障的泉州地位下降。因为当时走私贸易非常兴隆,为了躲避官家的耳目,他们只能在泉州周边的港口进行交易。明代后期同安县的厦门和旁边的漳州月港成为福建南部主要贸易港。广州因为直至近现代还在不断发展变化,所以城市容貌变化巨大,但是泉州却因为这个衰退,直至现在还保留有昔日的风采。

具有两个面孔的明州

另一个港口城市明州,以现在还通用的明朝命名的宁波一名在日本也广为人知。宋代有荣西、道元,明代有勘合贸易[1]的日本船都曾造访这个港城。应仁之乱[2]以后的细川、大内抗争[3],发展到场外乱斗,这个港城曾被烧毁。

明州也不是一个外港。但是,有甬江连接大海,而通过支流余姚江逆上经过运河又可直接通到越州和杭州。再往前,当然与大运河也相连。也就是说,只乘船即可直达中原。唐代这里还没有形成城市,明州官府也在别的地方。把州城移转到余姚江与奉化江交汇处,还是唐末的事。咸平二年(999),此地与杭州同时设置了市舶司。杭州在当时因曾作为吴越国的首都在政治上也已发展成为大都会,与此相比,明州作为一个平凡的州城能设置市舶司,当然应该是因为上述地理条件所致。位于杭州和明州之间的,是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