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华的骄傲

与“外国”的交流

卷入夏国后继之争的宋、辽两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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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正史《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以长达十二卷的《外国传》和《蛮夷传》作结。这是把有关中国以外地域的动向,以与中华王朝的关系为中心记述的部分。这一形式是正史自古以来的形式,著名的《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确切地说是《魏书·东夷传·倭人传》也是这一部分。但是,《宋史》的特点却在于,特别把《外国传》和《蛮夷传》分写,且没有包含辽和金的有关记述。

其原由是编纂《宋史》的是元朝朝廷。宋朝的朝贡国(以及准朝贡国)被称为“外国”,虽在宋领域内却少有往来的少数民族地区称作“蛮夷”。辽与金作为与宋对等的国家,因为分别编纂《辽史》和《金史》,故不在《宋史》中列传。从此事亦可看出,“唐→宋→元→明”这种单线并不正确。关于此问题我们留待以后详述,这里仅介绍《宋史》列为“外国”中的几个国家。

《外国传》全部八卷中最初的两卷介绍的是“夏国”,即所谓西夏国。有关以党项人为中心建立的这个王朝的情况,本丛书第八卷(《驰骋草原的征服者》)将详述,我们这里仅介绍与本书主题宋朝有关的情况。

《宋史·夏国传》以一个叫做李彝兴的人物的传记开始。曰:“李彝兴,夏州(今内蒙古自治区)人,原名彝殷,因避宋宣祖(即赵弘殷)讳而改名。”这个记述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臣服宋朝皇帝的人物。李彝兴本姓拓跋。但是这是他们的自称,并没有什么根据,然而这却说明,建立北魏的拓跋部的权威,在他们之间广为流传。

李彝兴的祖先因为对大唐帝国有军事贡献而被赐予皇室姓氏。与那个后唐的皇帝一族出身相同,可见他自己也与我们在第一章述及的李克用等人同样,作为外族部队的一员活跃一时。宋与北汉交恶时支持宋朝,被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死后追谥官界最高的名誉职称太师和夏王的称号。嗣子克睿也从当初的光睿因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而改名。后有其子继筠、继捧继嗣。

然而,继捧袭位的时候,同族的李克文却站出来表示反对,因此继捧在太平兴国七年(982)亲赴开封拜谒宋太宗。对于此事件的评价,学界诸说纷纭。宋朝一侧的记录是说继捧是来交还夏州、银州的统治权的。正好四年前吴越国王向宋朝奉献上了自己的统治权,宋太宗把继捧的行动看作与此是同一性质的行为,是自己恢复大唐帝国版图的一个好机会。但是,继捧其实可能只想要得到宋王朝的支持,能使自己在同族的抗争中取得胜利,重新登临夏王宝座。对于宋朝放弃兵权的命令,盘踞在银州的李继迁造反不服。他在宋朝雍熙三年、也就是辽朝的统和四年(986),与辽通婚,被辽册封为夏王。由此,宋和辽都被卷入到“夏国”的后继之争中。宋朝为了对抗,赐于继捧国姓赵,从此诞生了夏州刺史赵继捧。但是战斗却对李继迁有利,赵继捧最终只能作为宋朝的一介官僚,在华南的任地终结了自己的生涯。

得到辽的支持继承夏国王位的李继迁,有时也采取臣服宋朝的态度,在两大国之间巧妙周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嗣的德明也展开了两属外交,既在天书降临的大喜时节从宋朝获赐“守正功臣”称号,同时背地里却也毫不客气地接收辽朝的“大夏国王”的册封。其子为元昊。

元昊开始自认为宋朝的外藩。仁宗皇帝改元为“明道”的时候,因为“明”字与父名同字,为避讳而用同意的“显”字,改用“显道”(高丽不用“建隆”而用似乎独自年号的“峻丰”理由相同)。这个事实说明他信奉的不是辽而是宋的年号,而且遵守避讳这种汉族的风俗习惯。但是,这是他最后信奉的宋朝年号,公元1034年,他终于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开运”。这个行动,在东亚文明的文脉上,意味着作为帝国的独立。他接连攻占西方的沙州(今甘肃省敦煌)等丝绸之路的绿洲城市,扩大了西夏的版图。自觉到党项族独自性的夏国,开始创造所谓的西夏文字。

与西夏的抗争

公元1038年,李元昊终于自己登上大夏国的皇位,改元为“天授礼法延祚”,向宋朝寄送国书,要求与宋朝皇帝进行皇帝之间的对等外交。“大夏”国号虽然由来于夏州,但是“夏”作为圣王夏禹开创的王朝,对于汉族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由中华也可用“中夏”表示即可看出。但是,以上这些解释都是根据汉语文献的记述而来的,其实这个国号在他们唐古特语中的意思是“大白高国”。

夏国的独立,宋朝当然不愿意承认。宋朝剥夺了授予李元昊的官职,禁止同夏国的贸易,并悬赏要拿李元昊的头。为了从侧面打击夏国,宋朝加强了与吐蕃(今西藏)的交流。吐蕃在唐朝时曾形成过强大国家,甚至短时间占领过长安,但是十世纪以后,政治上没有统一王权,军事上也没什么大作为。所以对于宋朝来说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存在。但是在这个特殊时期,宋采取了怀柔政策,任命其中一个首领为节度使,使之支持自己。而且对于宋朝来说,也有必要从吐蕃进口军马以满足不能从西夏进口军马的空缺。

与西夏的这场战争,宋军在韩琦和范仲淹的指挥下终于取得阶段性胜利。庆历四年(1044),宋朝承认李元昊为“夏国王”,也准许重新开始贸易交流,并且宋朝每年向西夏赐予绢十五万余匹、银七万余两、茶三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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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西夏领域图(根据佐伯富《宋代的新文化》绘制)

后来,双方虽经几代交替,但是两国关系一直保持良好状态。然而王安石政权的主动出击政策却给两国关系带来暗转。熙宁四年(1071)神宗和王安石采纳了王韶“平取西夏必先收复河湟”的献策,命王韶担任收复河湟地区(今甘肃省兰州市与青海省西宁市之间)的长官,设置包括熙州、河州在内的熙河路。但是,因与本来以这一地区为势力范围的吐蕃纠纷不断,熙宁七年(1074)事实上只能撤兵。

元丰四年(1081),宋趁西夏内讧之机再次出兵,但是立刻遭遇强大反击,翌年在永乐寨(今陕西省延安市北方150公里处)大败,损失二十万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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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影

哲宗即位后,在宣仁太后听政时期,对外采取融合政策,与西夏的关系也再次进入良好状态。但是,徽宗政府再次改变政策,转入积极进攻,王韶之子王厚继承父业,积极推行熙河路扩张政策。辽国转而支援西夏,三国进入僵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金作为第四个要素登场。宋金“海上之盟”对辽夏联盟,公元十二世纪二十年代的这个对立图,给宋朝带来了何种结果,已经众所周知。西夏最终联合金朝,成功扩大了自己的领土。

被金朝占领了华北的宋朝,为了收复华北企图与西夏联合夹击金。献策者是主战派的张浚。但是,还未等取得什么成果,绍兴八年(1138)以后秦桧转入推行讲和政策,结果这个策略也就没了下文。从那以后,宋与夏长期中断了交涉。蒙古兴起后,为了夹击金国,这次是西夏派使者来游说宋朝。但是后来因为西夏的政策变更,这次也没能有下文。所以当宋宝庆三年(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时期西夏比宋晚一年采用了与宋完全相同的年号),也就是西夏宝庆二年(1227),西夏被蒙古灭亡的消息风传到宋朝后,对于史弥远等朝廷上下来说,可能就像是一件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与己无关的事情。

高丽的对外政策

下边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看看朝鲜半岛。接受大唐帝国册封的新罗王国,在公元九世纪末期,随着宗主国大唐的衰落,也逐渐走向衰亡,半岛各地陆续出现独立政权。在这个混乱中展露头角的是一个叫王建的人物,他自称“高丽”王,并自立“天寿”年号。这些都是发生在公元918年的事情。后来,他被后唐王朝册封为高丽国王,以承认自己对半岛的统治权为交换条件,废弃了自己的年号。此后,一直信奉五代诸王朝以及宋朝的年号。

高丽自宋建国初始一直就是朝贡国,与宋朝互相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淳化二年(991)派去的使节希望得到刚印刷出版的大藏经,也被允许。给如此良好的两国关系泼了冷水的是辽国。淳化四年(993),辽国侵攻高丽。对于高丽的求援,宋朝因为害怕与辽交战而迟迟不予回答。走投无路的高丽国王只好臣服辽国,重新接受辽的册封。于是宋朝又失去了一个朝贡国。

通过澶渊之盟免去与宋朝的军事紧张后,辽国没有了后顾之忧,放心进攻高丽,把首都开城化为灰烬。这个时候宋朝也完全没有向高丽伸出救援之手。数年后,辽又进攻高丽。期间高丽多次派遣使节求援。成为双方交流窗口的是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有一段时期这里曾设置市舶司。但是,当决定臣服辽国后,高丽与宋朝断交长达四十年以上。

两国国交重开于熙宁二年(1069)。这个时期宋朝也正好是新法党政权推行积极政策,希望有朝一日向辽报一箭之仇的时期,所以对于高丽派来的使节与西夏使节同等礼遇。根据高丽使节“登州离辽太近,航路容易受到限制”的主张,重新指定明州为朝贡港口。此后,直到北宋末年都保持友好关系。而苏轼提出高丽入贡对于宋朝来说有害无益的主张,也是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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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北宋与辽、西夏的榷场 榷场是设置于国境的贸易场所

这期间,徽宗时曾派遣使节团访高丽。现存有当时使节团的见闻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从“建国”、“世次”开始,详细描述了高丽的制度、文物、风俗习惯等。这是一部从宋朝人的角度看高丽的珍贵史料。

靖康之变当然也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影响。从建炎到绍兴初期宋朝首都放在哪儿都定不下来的时期,包括庆贺钦宗即位——无疑对宋朝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高丽按规矩一直向明州派遣朝贡使节。当然他们也许有借此机会刺探宋朝内情的意图。但是,这些朝贡使节的身影也逐渐疏远,高丽改变政策,与陆地相连的金朝建立友好关系。金朝在华北失利后,高丽被蒙古侵攻长达三十年,最后终于决定接受蒙古年号。此时为南宋理宗皇帝晚年,景定元年(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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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宋金榷场

独立国——安南、大理

下边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安南和大理。

安南也就是现在的越南。汉代以后中原王朝的统治和当地势力的独立反反复复。宋朝初期,因为远在南汉的南方,所以当然没有交往。后来任命有交州节度使,开宝八年(975)任命交趾郡王。请注意,不是“国王”,而是“郡王”。这反映了宋朝认为这里不是外国,而是自己的国内辖区这样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