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王朝开始的年代,因为夏王朝的统治时间尚无明确根据,在此无法论及。另一方面,关于用作年代定点的克殷的时间,如前所述东京大学的平势隆郎先生对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专题组的学说进行了详细评判,并提出克殷时间应为公元前1023年的观点。在本丛书第二卷中将有详细论述,请读者参考。

我虽然不能确定以往学者们对克殷时间的各自观点孰是孰非,但要说大概的年代,看作是在公元前1050年前后应当没有问题。至于商朝的初始年代,从放射性碳素年代以及以克殷为起点的《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商王朝的存续年代来看,大致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关于以上年代观点以及根据放射性碳素年代而得出的考古学上的文化年代,通过图138所示年表可获得大致的了解。总之,如前文提到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前后关系时指出的那样,偃师商城的小城部分创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后半以后,这里很可能是商汤灭夏桀之后,在夏朝都城斟鄩附近建立的都城亳。这个阶段正是考古学上的二里岗下层文化开始的时期,相当于历史年代上商王朝开始的时期。具体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

上文介绍了根据考古学上相对性的年代关系及文献史学、天文学、放射性碳素年代对纪年进行复原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明确了解到,商王朝的前期阶段就是二里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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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周时期的金文资料也可得知,在早于商王朝时期曾经存在过另一个名为夏的政体。而这另一个政体夏即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事实从编年学的角度也大致得到了确认。那么就可以说,二里头文化即夏王朝,夏王朝确实曾经存在。

至此我不禁认为,探讨夏王朝是否实际存在的问题,在这里并无太大效用。问题在于,与其主张二里头文化相当于文献所记录的夏王朝,并强调该时期为初期王朝时期,不如对二里头文化是否达到了王朝所应有的社会进化水准的问题加以客观论证。更应该与在二里头文化以前的新石器社会中已显示出先进的阶层构造的陶寺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山东龙山文化进行比较,以探讨二里头文化与这些文化的社会进化内容是否相同,以及是否达到了拥有更加发达的社会体制的阶段。

夏王朝的发展

二里头文化已开始有宫廷仪礼

我们已经知道,文献史料中所说的夏王朝,所指大致就是二里头文化。但是需要再三强调的是,即使夏王朝就是二里头文化,也并不等于说文献史料中所记载的有关夏王朝的内容就因此得到了证实,更不能说,由此就可以通过文献史料的内容来证明二里头文化是否完备了王朝应有的政治体制等问题。这种立论本身就不合道理。

因为用作论据的文献史料是以战国时代以后历史观为背景记述的。这与根据商王朝等甲骨文及金文资料等同时代文字资料来实证这段历史的方法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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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二里头遗址的遗址分布 沿着有规划的道路建有宫殿区。宫殿区北侧有祭祀遗迹群,南侧有铸造遗址

并且如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专题组指出的那样,商王朝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再根据《太平御览》第八十二卷中引用的《竹书纪年》的部分,夏朝自禹至桀共17代471年,由此可以把公元前2070年看做是夏朝建立的年代。并且今后也可能会展开关于夏王朝的开始相当于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的哪个阶段,或是否相当于新砦文化期等问题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应当不会超出预想的范围。因此我们不得不从考古学涉及的物质文化资料来判断其历史性质。

虽然名为夏王朝,但希望读者不要抱着所谓王朝拥有的文明化的印象来看待这个时期。因为这个王朝本身的实际状况还包裹在谜团之中。

二里头文化在考古学上分为一至四期。如前所述,在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新砦文化期,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地位于颍河、汝河流域。二里头文化期以后,聚落中心据点当属伊河、洛河流域最大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可以想见在该期中心聚落发生了转移。

在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时期划分中,将哪个阶段进行历史划分,历史性的划分点应该放在哪个时期等问题,学者们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

根据陶器样式来看,二里头文化二期与新砦文化期至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存在一个明确的时期划分点。因此我认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是一个历史性的划分时期。也就是说在新砦文化期至二里头文化一期,颍河、汝河流域存在着新砦文化期的社会文化中心。与该时期相对的是,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文化的中心移至伊河、洛河流域。该阶段的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相比,遗址面积更加广阔,中心聚落的形态也得到了解明。更重要的是,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建造了宫殿建筑。

二里头遗址东西最宽处为2400米,南北最长处为1900米,面积约为3平方公里。1999年在遗址东端发现了幅宽10米的壕沟。这处壕沟曾被认为是用于防御,后来经确认是用来取土的沟状遗存。这种用于大规模建筑的取土方式即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

此前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宫殿建筑遗址即一号宫殿基址和二号宫殿基址。在二号基址下方又于2001年新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遗迹。这是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宫殿基址,即三号宫殿基址。其南北长150米,东西宽50米,由廊庑围绕的北院、中院、南院三座庭院构成,主殿设于中院。中院和南院中有五座中型墓,并随葬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原始青瓷等丰富的随葬品。

另外在三号宫殿基址的西侧还有一座属于同时期的五号宫殿基址。而且这些宫殿基址周边还建有规划整齐的道路网。可以说这里已经存在以道路进行区划的城市规划。

从宫殿区已得到整然规划这一点来看,也可得知二里头文化二期阶段是一个重要的划分时期。在二里头遗址,与上述宫殿区同时期的还有位于其北侧的祭坛,这里曾用于举行祭祀仪式。祭坛的外形通常是在直径五米以内的基坛上排列一重至两重圆形土垒。如Ⅵ区八号祭坛,基坛直径约8.5至9米,基坛中央有一个土垒,其外围有六个土垒,再外围又有十二个,共有两重土垒包围在外。这就是文献中所谓的“坛”。

另外,还发现了相当于文献中的“墠”的半地穴式建筑物,其形状呈平面长方形。在低浅的地穴内部,有用脚踏平的整齐的土层,另外还有烧土层。这里也是用于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虽不知祭祀仪礼的具体内容,但可知祭祀空间已经被固定下来。另外宫殿区南侧有用于铸造的遗迹,是青铜器作坊的区域。因此可以说在这里与政治中心性质的空间一同存在的,还有祭祀空间以及专业化的工匠组织,形成了共存于平面范围内的城市空间。

沿着二里头文化三期的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周边的道路网,又新发现了城垣的遗迹。从环绕宫殿区的用于防御的城垣来看,它应相当于我们今天在北京紫禁城见到的内城即宫城。

城垣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达360至370米,整体呈长方形。从建有城垣这一点来看,二里头文化三期较二期在都市功能上有了更大的提高。从都市的特征来看,与后来的商朝建筑物大多以正北为轴建成的特征不同,二里头遗址的建筑物及道路网均以偏离磁北向西约5至10度的方位为基准建成。在二里头文化二期阶段就已存在这种可称为城市规划的基准,至二里头文化三期则已建有宫城,可见当时的城市空间更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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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在二里头三期,由一、二号宫殿以及围绕宫殿区的城垣形成了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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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二里头遗址的祭坛 Ⅵ区八号祭坛

在一号宫殿,南北长100米,东西宽108米的基坛上建有廊庑,中心轴上列有正门和殿堂,其间还有中庭。二号宫殿南北长73米,东西宽58米,与一号宫殿相比规模较小,位于一号宫殿东北150米处。其构造与一号宫殿大致相同,但位于南侧廊庑的主门与殿堂并不在一条中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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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左)与2号宫殿(右)

殿堂的北侧以及北侧的墙壁之间有一座大型墓葬。遗憾的是由于盗墓者的破坏,我们无法得知其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从发掘考察的结果来看,该处墓葬与二号宫殿时期相同。从墓葬的角度向主门望去,可知两者位于同一中轴线上。

林巳奈夫先生认为二号宫殿应为该处墓葬的附属设施,并认为这里是用于举行仪式的始祖庙。也就说把祖先祭祀与仪礼相结合的宫廷仪礼已经形成。

可以说这种宫廷仪礼正是当政者通过始祖庙行使其权力、以使这种权力得到正当化的一种方式。不得不认为这种仪礼的存在正可说明当时社会已处在接近王权的状态。

铜、盐的宝库中条山脉是关键

二里头遗址得到发展的三期以后,不单是二里头遗址,也是整个二里头文化进入社会蓬勃发展的阶段。前文提到二里头文化以伊河、洛河流域为中心分布着山西省南部的东下冯类型、渭河下游地区的南沙类型和嵩山南侧的下王岗类型。这些类型的陶器样式十分类似,但还未能确认它们是否是在政治上有着统一关系的社会群体。

陶器样式的统一并非必定显示着政治上的群体单位。也许将之看做一个共有着同样的生活样式及信息的区域更为妥当。即便在今天,仍存在许多语言样式相同却分属不同国家的区域,或者刚好相反,由多种多样的语言样式和生活样式构成的社会群体属于同一国家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也就是说,仅以生活样式的类似为依据来划分政治上的社会群体单位是困难的。

京都大学的秦小丽女士认为,同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伊河、洛河流域的特征显著的伊洛系陶器值得注目,并对这类陶器如何流入周边区域,例如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分布区域进行了研究。所谓伊洛系陶器流入,即表示假设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居住的伊河、洛河流域的人们向相关区域的迁移为前提。

在与伊河、洛河流域邻接的中条山脉南麓,早已有伊洛系陶器的流入,但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后,流入的比率明显增加。在商王朝成立之后才建成城址的垣曲商城,伊洛系陶器多达84%。在位于先商文化辉卫型区域的河南省焦作市府城遗址也可见同样的情况。该处遗址始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后,但主要陶器为伊洛系陶器,而非辉卫型陶器。而且该处遗址在二里岗下层期曾经被用作商王朝的城郭。

根据前述假说,伊河、洛河流域居民的迁移或往来就可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联系。进而也可认为,二里头文化中伊河、洛河流域的直接统治领域在二里头文化三期越过黄河并扩散开来。也说明二里头文化期伊河、洛河流域居民的迁移地点在商王朝成立以后,对于作为征服者的商王朝来说,已形成作为军事据点的城郭。

另外,在作为龙山文化期的城址而广为人知的河南省辉县孟庄遗址,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又在属于龙山文化的城址之上建筑了城垣,是一处罕见的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城址。秦小丽女士的研究表明,孟庄遗址的城址在二里头文化三期的使用期间,是以伊洛系陶器为主。

在邹衡先生和张立东先生提出的先商文化辉卫型(辉卫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伊洛系陶器也显示出相当高的比重。并且二里头文化期只建造了少数城址,这说明当地有可能承担着二里头文化的前线基地式的职能。也就是说其政治领域的一时的扩张有可能对应着二里头遗址的扩大期。

直到最近,在河南省荥阳市大师姑遗址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后半期的城址。其城垣周围的环壕南北长620米,东西宽950米,是一座近似于长方形的城址。城垣筑造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并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有过增建。大师姑遗址位于二里头文化所在的伊河、洛河流域东端,也可说是位于二里头文化的东端,可看做是一座发挥着二里头文化前线基地的作用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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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伊洛系陶器的扩散(据秦小丽1998) 距离二里头遗址越远,伊洛系陶器越少。而中条山脉南麓的遗址中伊洛系陶器所占比率则较高

而在伊洛系陶器越过黄河向北扩展的现象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条山脉的存在。中条山脉有着丰富的铜矿石和岩盐,所以有学者认为,是出于二里头文化对青铜原材料以及盐的原料的需求,二里头文化的社会范围才发生了扩展。也就是说很可能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人们是为了寻求原料,才往来于伊河、洛河流域与中条山脉之间。这是依据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的观点发展而来的见解。持有这种见解的学者有澳大利亚的拉筹伯大学的刘莉女士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星灿先生。他们认为,可以把二里头遗址看做一个消费地,把面向消费地、承担着原材料供给地的区域间关系看作一种政治上的联系。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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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大师姑遗址 二里头文化为数不多的城址遗址之一,是一座镇守二里头文化领地的军事要塞

然而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伊洛系陶器的动向开始急剧缩小。孟庄遗址的城址在此阶段停止了使用,伊洛系陶器所占比率也开始减少,先商文化辉卫型的陶器占据了主体。在此阶段,先商文化辉卫型及先商文化漳河型的分布范围变得明显,以伊洛系为主体的分布范围收缩至中条山脉以南的伊河、洛河流域。而其后的发展如谈及偃师商城的成立时所说的那样,承接着先商文化漳河型系统的商王朝走向成立。

青铜器的出现

二里头文化尤其注重酒器

如第七章所述,纯铜及青铜的铸造技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以后扩散至以中国西北部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后又逐渐在包括中国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辽西地区在内的长城地带生成了同一性的青铜器的特征。与之相反的是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其青铜器生产显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化。在二里头文化一期,只发现了两件青铜刀的残片。真正的青铜器的出现时期应当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二里头文化二期出现了刀、锥等工具以及青铜铃。

青铜器的兴起是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在此阶段,除了见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青铜刀之外,还有斧、凿等工具,装饰用具除青铜铃之外还有牌饰、圆形器、圆泡等,种类十分丰富。而且还出现了戈、钺以及镞等青铜武器。此外,还出现与长城地带的青铜器在形式上截然不同的青铜容器。

这些铜器即被称之为青铜彝器的礼器。如二里头文化三期的爵,这是一种用来饮酒的三足酒器。爵和铃与其他武器、工具及装饰用具不同,其铸型是由内模和外模构成的“复合范”,这是一种长城地带所没有的高度的铸造技术。并且爵为酒器,铃为乐器,两者都是用于礼乐的器具。如前所述,长城地带的青铜器是作为随身装饰用具及武器而发展而成,在此阶段尚未有用青铜制作祭祀及仪礼相关的用具的情况。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的特殊性及特色。而在二里头文化四期,除爵之外,开始出现斝、盉等酒器,继而鼎也开始用青铜铸造。二里头文化中青铜彝器日渐完备的同时,其中尤以酒器最受重视,原因是什么呢?

从随葬品可以看出身份秩序的阶层划分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必须着眼于墓葬的随葬品。在通过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解读其阶层构造的时候,我们已注意到随葬品组成与墓圹大小的问题。在此也应以同样的观点对二里头的社会进行解读。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王墓的大型墓葬。问题在于王墓是原本不存在还是存在却尚未明了。不论属于哪种情况,对二里头社会构造的评价将会大相径庭。所以目前先不触及这个问题,而是尝试从另外的角度进行探讨。

那么在青铜礼器出现的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前,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的情况又如何呢?因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墓葬资料较少,只能以二里头文化二期为主体展开讨论。从其墓葬构造及随葬品来看,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的阶层构造。至少从随葬品的组合来看,可划分为以下五个级别。

不存在随葬品,或只有极少量随葬品的墓葬为最下级。其次是随葬有鼎、罐、盆、豆(高杯)等基本日用品的等级。再上级为除上述日用品之外,或者是几乎没有日用陶器,而伴有爵、盉、鬶、觚等酒器。爵、盉、鬶为斟酒的用具,觚是类似酒杯的饮酒用具。这些墓葬与前两者相比而言,不但墓圹较大,还使用了木棺,并在棺内撒有朱砂。在更上一级的墓葬中,除上述酒器的组合之外,还伴有玉器及铜铃。如上所述,当时至少存在着五个级别的阶层差距。

上述五个级别且称为A、B、C、D、E级。并且酒器的有无在显示其阶层高低时有着重要的作用。如第五章所述,这种以拥有酒器来显示阶层高低及身份秩序的现象已见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

在二里头文化的阶层秩序中,下位有鼎、罐、盆、豆等日用陶器,上位则有酒器。比起山东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龙山文化,这种阶层秩序更接近于较早阶段的大汶口文化身份标志的分别。这也许是因为二里头文化所分布的区域原本是以王湾三期文化为母胎,而王湾三期文化又曾受到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影响。总之,这种身份秩序不曾见于同属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遗址,由此可以想见,二里头文化通过引进母胎源于其他区域的仪礼制度体系或宗教体系,从而实现了社会阶层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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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二里头文化的墓葬随葬陶器(1—8)与青铜器(9—14)的比较 以随葬陶器的酒器(盉、爵)为主,向青铜彝器转换(1、9盉 2白陶鬶 3、11爵 4觚 5三足皿 6豆 7盆 8罐 10斝 12鼎 13铜牌饰 14铃)

在另一方面,在陶寺遗址也可见到的阶层上位者拥有的铃,在二里头文化中以铜铃的形式保留下来,这或许是继承了当地的传统,或许是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省南部地区即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也在同一社会组织及政体中发挥着应有的精神基底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到目前为止A级墓葬仅见于二里头遗址的事实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此时以二里头遗址为顶点的阶层秩序正逐渐形成。

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上述阶层构造的序列化变得更为明显的倾向从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酒器转变为青铜制品这一点上即可看出。即青铜爵的出现。说到这里,读者对二里头文化或说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的意义应该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可以说,中原青铜器是作为一种身份标志或是仪礼制度及礼乐的道具发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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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二里头文化的阶层构造 根据随葬品构成与墓圹大小等可分为五个级别

在清代的一部名为《西清古鉴》的金石学著作中,有着关于青铜制成的鬶的记录。因为没有实物,我们无法了解具体细节,但可以知道这是用青铜按陶鬶原样制成的。由此可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生产把以往的位阶标志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并且标志着上层阶层的地位的青铜礼器,仅见于二里头遗址。也可以说,二里头文化二期阶段所显示的那种以二里头聚落为中心的阶层构造在此变得更加显著。并且青铜礼器的铸造是在二里头遗址进行,这说明二里头文化的首领在仪礼制度上采取的也是一元化管理。不妨认为,二里头文化的首领的统治已接近王权。

然而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外也开始出现青铜礼器。例如河南省荥阳市西史村及高村寺、河南省新郑望京楼、河南省洛宁、安徽省肥西等地都发现了爵、斝、铃等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这意味着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使用青铜礼器的阶层秩序的范围得到了空间上的扩展。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伊河、洛河流域以外的区域群体也很可能被收归在青铜礼器所标志的阶层秩序之中。这种扩展也显示出范围更加广泛的统治构造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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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青铜鬶 清代的《西清古鉴》中有青铜制成的鬶的图示

另外,起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的玉璋、柄形玉器以及兽面纹铜牌等器物上刻画的兽面纹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当地吸取了玉璋及兽面纹这类来自其他区域的祭祀用具及祭祀表现。另外二里头遗址属于A级的人们拥有柄形玉器和兽面纹铜牌等随葬品,这些随葬品上刻画的兽面纹继承了刻画在长江下游地区的玉琮之上的神人兽面纹的传统。兽面纹在商王朝的二里岗文化期发展成形为饕餮纹。而在二里头文化中,人们通过在柄形玉器及兽面纹铜牌上加以兽面装饰,也许是为了引进与良渚文化同样的神政权力。但是,如图148所示,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很可能是通过山东龙山文化的兽面纹直接与二里岗文化的饕餮纹发生关联。而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看起来更类似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人面纹。

且不论其是否可信,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内吸收了当地不曾存在的诸多区域的精神基底。通过第九章的论述,读者对此应当已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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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兽面纹的比较 良渚文化(1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2瑶山2号墓出土的玉琮)、山东龙山文化(3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石锛)、二里头文化(4二里头遗址K4号墓出土的玉柄)、二里岗文化(5盘龙城王家嘴1号墓出土铜鼎饕餮纹)

这种吸收同时又是一种手段。即通过利用诸多区域的精神基底和信仰,以求回避此前社会组织发展的矛盾,从而完成进一步的社会进化。从多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社会吸收多样的阶层体制的维持装置,这种状况或可看做是超越此前首领制社会的王权的确立。被认为起源于西北的卜骨在二里头文化期也经常使用,这应当也是当时引进的多元性祭祀的一环。但是,以保证阶层体制的仪礼为基础建立的位阶制虽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逐渐成形,但广泛的位阶体制是否为二里头文化全体所共有,这个问题尚存疑问。从城市机能及仪礼体制来说,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一直到二里头文化三期,已达到拥有更加明确的、称得上初期国家的条件。然而这是否真的相当于初期国家阶段呢?

商王朝的出现

最新发现的大型都城遗址

如前所述,二里岗下层文化以后即为商王朝阶段。其间约五百五十年,郑州商城及偃师商城并非一直是其中心。此前以郑州二里岗为中心的陶器编年与以殷墟为中心的陶器编年之间存在着型式上的隔绝。两者的连续性如何说明的问题尚未解决。二里岗编年分为二里岗下层和二里岗上层,二者又各分为一期和二期。其中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相当于郑州白家庄期的阶段。

另一方面,殷墟也以墓葬的随葬陶器为中心进行了陶器编年的分期。目前殷墟文化大致分四期。殷墟因出土了甲骨文而闻名于世。甲骨文由董作宾根据其字体及内容大致划分为五期。按照甲骨卜辞中记载着的王名不同,武丁为Ⅰ期,祖庚、祖甲为Ⅱ期,廪辛、康丁为Ⅲ期,武乙、文武丁为Ⅳ期,帝乙、帝辛为Ⅴ期。甲骨文Ⅰ、Ⅱ期相当于陶器编年的殷墟文化二期,甲骨文Ⅲ、Ⅳ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三期,甲骨文Ⅴ期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

以往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中“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南去邺三十里。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以及《史记·项羽本纪》中“洹水南殷墟上”等记载,人们认为殷墟就是第十九代商王盘庚迁都后的殷。但是,从殷墟出土的大部分陶器的年代都在第二十二代商王武丁之后。其间必然存在着年代差距。这个矛盾应该如何解释,曾出现过一些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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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小双桥遗址 左边照片中所见的土丘处为版筑基坛,其横断面(右边照片)明显可见互层上堆筑的版筑痕迹

然而近年又发现了两处大规模的遗址。一处是在距郑州商城西北约二十公里处发现的郑州石佛乡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规模巨大,总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在其内部发现了大规模的版筑基坛、青铜器铸造遗迹、人牲坑及动物牺牲坑等大量的祭祀遗迹。关于小双桥遗址,也有学者认为是不同于郑州商城的都城或是相当于郑州商城副都的祭祀场所。但是小双桥出土的陶器属于比二里岗上层一期更晚的阶段,是郑州商城衰退之后的产物。

新发现的另一处遗址是河南省安阳市洹北商城。这是一处位于殷墟以北1.5公里处的都城。殷墟与郑州商城等遗址不同,这里不存在城垣,因此有人怀疑这里并非商朝的都城。在与殷墟相邻的北侧发现了一处东西宽约2150米,南北长约2200米的城垣,并在其内部发现了有宫殿遗存的都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