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界史中的中国史

中国的存在感

所谓“中国”是指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恐怕会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一般来说,简称为“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1世纪初的今天,以其被评价为“世界工厂”、“巨大市场”这一经济上的独特态势或对这一点的重视作为主要动力,使其在国际政治领域等方面的影响力逐年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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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廉价且大量的劳动力、手巧且上进心强的人民,只要不出现动乱等国家危机,今后会越发膨胀,发展成为超级大市场:在20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因为对立、相争之特性而导致不幸的局外人,转化为共存、协作、竞争之国际社会中强有力的一员。这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可以说是文明史意义上的变化。

或许会有种种议论,然而单纯以现在的“中国”而论,让世界其他国家对其产生别样的存在感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拥有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领土,这一点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否认。

总之,这是一个拥有13亿国民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形。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其内部和现实,就会发现在这个“国民国家”中,有着太多各种各样的人群和存在方式,而且还夹杂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和立场。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犄角旮旯里易于孳生的某些肮脏杂乱、不可理喻之事以及不安定性,人们或许会心生些许恐惧感,即便如此也是一种无奈吧。

当然,以上所说仅为所谓大陆方面的情况。假如附加台湾的话,情况会怎样呢?关于台湾是台湾、台湾史与中国史是两回事的主张和观点,自然存在。尤其近年来在台湾,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基于此种了解,如果将台湾也视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一分子,即视为广义“中国”传统的继承者来调整思路的话,那么就不得不说,大陆和台湾其整体对现代世界所具有的影响力,超越不时的表面化动向和正负局面,在自身和势力的总量上都是一种巨大的存在。

巨大化始于何时

回过头来观察“中国”,可知巨大正是其第一要素。那么,赋予现代中国这一特征的巨大化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对于这一问题,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回答。纵观历史,人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巨大的。“地大物博”是“中国”的基本特征,这种一般认识尽管朴素,但却根深蒂固。

事实上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形成,与乾隆皇帝的统治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清朝的后半期,消灭了你死我活的夙敌准噶尔汗国,名其地为“新疆”即新领土,从而形成了包括西藏和内外蒙古在内的广大国土。那是1757年以后的事情。其后到20世纪,外蒙古在苏联的影响下成为独立的国家,台湾成为现在的状态,其余的部分基本上进入人民共和国的控制。就是说,今日国土的形成本身与大约二百五十年前的历史颇有关系。

然而可以坦率地说,这种情况并不一定众所周知。与此相反,很多人未必会认为“中国”乃至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巨大。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从何时开始成为“中国”的,而且确实是从何时开始巨大起来的?

生成于黄河下游的文明,是“中国”的起点。对于这一点,人们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起初仅具“居中之国”意义的“中国”,发展成作为中华帝国的“中国”,开启这扇门的当属秦始皇。说来这也是一般常识。而迈向巨大化的第一步,确实是从那时开始的。

尽管如此,假如从结论倒叙,则中华的框架是在13—14世纪的蒙古时代扩张出来的。是在领有欧亚大陆大半地域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世界帝国内,尤其是从第五代皇帝忽必烈以蒙古本土与中华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全蒙古的宗主国“大元兀鲁思”(兀鲁思是蒙古语,意为人群,亦指部落、集团乃至国家)时开始的。以“元”相称的这个国家的版图,直接覆盖了亚洲东方的大部分地区。而且,通过分别被冠以“术赤”、“察合台”、“旭烈兀”之名的其他三个蒙古兀鲁思,间接地囊括欧亚大陆的陆地和海洋,形成了超大地域的势力圈。

在大元兀鲁思出现之前,“中国”是“小中国”。在瞬息万变的治世兴衰史中,虽然不时形成一些统一的政权,但是其版图基本上没有越出所谓的中华本土。仅有一次,即在唐朝初期出现过以内陆亚洲突厥系的政治势力之名实施间接统治的状况。那不过就是三十年左右的事情,几乎是转瞬即逝。

况且,在统一政权之性质日衰的唐朝后半期以后的年代中,包括北宋和南宋时期,“中国”逐渐变小了。当然,如后面所述,我认为广义的“中国史”是涵盖了契丹帝国、金帝国和西夏国等国而展开的。但是即便如此,每一个国家或政权都是小型的,充其量也仅达到中型规模。

与此相反,在大元兀鲁思以后,明帝国和清帝国都较从前的中华帝国大出了一两圈。统辖满洲即现在的东北地区以及云贵地区自不必言,而且与当年不过为短期状况的唐朝“大版图”不同,确实形成了稳固的“中国之框”。如前所述,在清朝后半期形成了与大清帝国之名相符的庞大版图,其基本形态得以保持至今。

作为纯客观的确凿事实,中华的范围自蒙古时代以后大大地扩展了。从“小中国”到“大中国”,不能不说是一次漂亮的转身。它所蕴涵的意义非常之大,因为中国走上了通往“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

改变欧亚大陆和中国的六百年

本书直接涉及的是9世纪后半期至14世纪末大约五百年间的历史。此外还考虑将此前的一百多年也收入视野。如果将这一时间段换言为中华王朝史的话,则相当于唐朝的后半期和唐末至元末明初时期。

然而间隔每个王朝的断代史似的表述、概念和区分法,一方面作为通称确有简便之处,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把握某个整体时代全像的框架,到底是否妥当,还很成问题。终究不过是按照历代中国正史,以其为依据。尽管如此,也有可能无意识地过度强调王朝国家的统治形象,或是正相反,对不拥有正史的政权给予不恰当的过低评价等,而作为所谓真切的历史事实,其中隐藏着可能诱导纯粹虚构和听任误解的陷阱。对于本书将回顾的五百乃至六百年间的历史,这一点尤其适合。

在这五百至六百年间,欧亚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中国史”也受到波及,经历了几次明显的蜕变。例如,本书的开头部分写的是“安禄山之乱”和回鹘游牧国对唐王室的军事援助,但是以安禄山、史思明等粟特系的人物群像为核心的举兵及其新国家建设运动,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大致同一时期于伊朗东部呼罗珊地区以伊朗系的人们所发起的“伊斯兰革命运动”。东边的安禄山等人未能成功建立政权,而西边的举兵和进军却大获成功,结果是出现了阿拔斯王朝。安禄山等人一直被视为“中国史上的叛乱者”,结论或许出于视线局限于“小中国”的缘故,也有可能是由于略带中华主义感觉而产生的历史评价。另外,也存在回鹘一方对“安史之乱”的看法。

回鹘游牧国成为唐朝的“保护者”,不久即称霸于亚洲的东方,至9世纪中叶,因天灾不断而顷刻消亡。产生的波动使欧亚大陆的东西方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在东方,契丹游牧民联盟兴起,而与它在同盟或敌对之间维持不可思议之关系的突厥系沙陀族,在华北建立了军事政权。中华王朝史所谓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北汉也属于这一系统。另一方面,转向欧亚大陆的西方来看,以回鹘解体为导火索,突厥系的人们相继开始迁徙,最终由塞尔柱游牧集团在西亚称霸。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从此展开了直至奥斯曼帝国的大约九百年的“突厥·伊斯兰时代”。

目光再转向东方,那里是契丹和北宋两个政权并存;西夏国的出现及其与北宋的攻防;女真族的国家建立和契丹、北宋的灭亡;契丹族的西迁与重新建国;金、南宋、西夏的鼎立。而在这种多种族、多文化之错综复杂的亚洲东方所发生的历史变化,在传统的中华王朝史的框架内是装不下的。那么,不得不追根溯源地问:这里的“中国”是指什么?“汉族”是指什么?进一步就中亚来说,与西回鹘王国(或天山回鹘王国)、哈喇汗王朝、桑节尔统治的塞尔柱政权等角逐后建立的第二次契丹帝国“西辽”的存在,尖锐地向我们指出了立足于中国正史来理解历史的问题所在。

然而,13—14世纪的蒙古世界帝国的出现,首先不容分辩地显示“中国史”是欧亚世界史的一部分。以往,动辄就说中华文明是在地理上与其他文明世界相隔绝而存在和发展过来的。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暂且不提唐朝“瞬间大帝国”的状态以及顾名思义“世界帝国”的大蒙古国,本书所涉五百年乃至六百年间历史的整个进程,不就是证明欧亚大陆和“中国”曾同处所谓多极化及其最终大统一这样一种动荡的浪潮中的确凿证据吗?

世界史与中国史

以往一提到“中国史”,就会被说成是在所谓“中国”的范围内自身完成的形态。一般情况或许是这样。假如事情真是如此也就罢了,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问题会是各种各样的。例如所谓“中国史”的空间范围,究竟是从哪里到哪里呢?这也是重要问题之一。对此,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回答,即“中国”尽管不断伸缩,但总体上趋向扩大的整个过程就是“中国史”。不过,具体到各个时代,恐怕自然会出现什么是“中国”、什么是非“中国”的外部世界这样的问题。

对于这里所说的外部世界延长线上之物,让我们从欧亚大陆世界乃至全球世界的角度来加以考察。作为世界史一部分的“中国史”,或是通过“中国史”来了解世界史,至今已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至少,首先应该使置“中国史”于世界史之中的尝试,在各代史中都有更多的体现。可能的话,有必要跳出以往对“中国史”所认为真正应有之状态的观点,进一步将欧亚大陆世界史乃至全球世界史恰当地置于“中国史”的脉络当中,准确把握其相互间的存在状态、影响和变化。当然这不是根据以往的固定想法、理论、理念做的拼图游戏,而完全是以纯客观事实为依据的。

我认为,不仅有世界改变“中国”的情形,“中国”改变世界的事例也很多。恐怕不只是在近现代,之前的时代也是如此。在大的图表上,显示的是内陆向海洋、军事力量向经济力量、生产向流通、宗教向理性、思想向实践的发展,等等。

这种种的变化,是在由“小中国”向“大中国”变身的过程中孕育、萌芽、成长发展的。例如,欧洲的所谓文艺复兴,其从神学的精神向合理的思辨之转变、由资本主义产生的注重实际利益的观念等等,如果没有来自以蒙古为中心的“巨大东方”的影响,那么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难以想象。其渊源的很大部分恐怕就在中国。

欧亚大陆世界史与“中国史”二者,经过长时期的变化和融合,到蒙古时代呈现出暂时的合一化。它将成为开启即将来临的全球化时代之门的源头,为世界文化、人类文明之形成提供基础。这是欧亚大陆世界史和“中国史”邂逅、双方交锋五百年乃至六百年之历史世界的精致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