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巨大变革的前奏

起始发生在何时

追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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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陆和“中国”在共同经历了多极化和流动化、交流和往来后,究竟从何时开始进入其最终大统一的变化洪流呢?

我们正处在所谓“时光”之流的尽头,生活在时时刻刻变幻的每个瞬间。那样的累积或者是说“时光”的排列,最终成为人生。许多这样的人生整合在一起,大概就形成了作为集合体的家族和血统、朋友和组织,进而是社会、国家、世界、人类吧。

所谓观察历史,实际上不是指在每一个“瞬间”去捕捉难以捕捉的“时光”,而是在某一时间“长度”当中试图将其捕捉。其“长度”,确实可长可短。如果要探寻地球生命生存的痕迹,就将引出四十多亿年壮观悠久的故事。如果是人类(即智人,与我们同种的人)的历史,则有十万年的“长度”。关注、探究生物进化或人类进化的路程,无疑属于历史研究。

还有较其更为短暂的“时光”,但是仍然足够漫长,即最近大约一万二千年至一万三千年。考察这期间人们的脚步并加以重构、讲述,在社会上一般称为“历史”或“历史研究”。所谓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大致指此。因此,被世人视为历史学家、历史研究者的人,在这超过一万年的“时光”堆中,以某个时代和地区以及曾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为对象,苦思冥想,成为摆弄过去的人。其时,他们将称为“史料”的过去的痕迹,不断作为线索和依据,展开艰苦的研究。

余录

附带而言,这一万多年的“时光”,在从七十万年前开始共计四次的冰河期中,有因气候变暖而冰河后退的“后冰河期”和“间冰期”,常常被称为“第四间冰期”。我们今天也生活在这一“时光”里。其间,有时也出现稍稍变冷、被称为“小冰河期”的时期,但是如果非常大略地说,总体上基本还属同一“时代”,视为一个整体是没有关系的。不过,它毕竟是地球的环境条件中存在的一个“时代”。

近年来热议的地球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暖的问题,单纯被认为是“热”的缘故,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仅仅是“热”,那么恐龙漫步的遥远的太古时期,地球是更“温暖”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温暖”和“寒冷”的现象。或许要论及太阳系那样更高水准的话题。总之,以这样大致的说法来说,如今在道理上还是属于“冰河时代”。主要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不是那么回事。问题是,按说地球尽管已经呈现出即将到来的某种程度气候变冷的趋势,然而战后一直未见应有的温度下降。

那是因为什么呢?如果以大的“自然的意志”或是一些自然因素无法说明,就不能不人为地寻找其原因。事情的关键正在于此。张冠李戴的议论、恶作剧地煽动危机感的主张,甚至光是精神训话般“保护自然!”的胡乱呼喊,其心情尽管都可以理解,但总有一些“少年呼喊狼来了”的感觉。

 

就是说,所谓的“历史”以及“历史学”,处理的是与现在的我们有直接关系的部分。成为非常具有人类味的“历史”也是很自然的吧。对于那一万多年,一般以新石器时代、古代、中世纪、近世纪、近代、现代等术语大致断代相称。这样的称谓直至今天没有受到什么质疑,仍在普遍使用。然而,它不过是以曾在西欧乃至整个欧洲实行的说法为范本,而被运用到其他地区,它毕竟只是某种标准或便利的标志,并不存在跨地区割裂“时间”、为各个“时间”赋予意义的绝对标准。

总之,事物基本上都存在于过程中。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者,将过去的“时间”划分成一些时代和时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把握和解释事物。对历史所做的时代划分,最终也就达到这种程度而已。归根结底,关键是如何看待历史。

唐王朝的巨大虚像

以王朝这种形式回顾,唐王朝的寿命是相当长的。从年表上来看,是从618年至907年历经二百九十年的特别长寿的“大王朝”。如果把这个长“时间”当做一个时代,那么“唐代”就送走了将近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但是,果真可以这样一概而论吗?

唐王朝起初确实是一个“大王朝”。它得到欧亚大陆内陆世界霸主突厥的援助建立了政权,但其迅速从“半属国”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反过来压制突厥,并令其他的游牧军事势力也从属于它,间接地控制了它们。在东部,唐联合新罗打败了百济和日本联军,进而推翻高句丽,转瞬之间即控制了朝鲜半岛。虽然也可以说后为新罗逐出,但是其威令仍然远达东方的海边。根据这一情况,有人认为唐朝是个“世界帝国”。(另外,或许是出于合称“隋唐”的习惯,还存在称其为“隋唐世界帝国”的倾向。但至少隋朝距离“世界帝国”还太远。)

那个稍显夸大的广告似的“世界帝国”,在短暂的“时间”内衰落下去了。东突厥复兴,草原世界再次成为中华的对抗者。而且,高句丽的遗众也独立、建国,后称“渤海”。纯客观地说,唐的“大势力圈”仅限于王朝初期。

也有观点认为:唐朝一直处于超越实际支配而形成的“东亚世界”或“东亚文化圈”的中心。众所周知,这是已故西嶋定生首先提出来的。但是正如学者李成市所指出的,那是从日本人的视角、偏向汉字文化圈所构想出来的。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

而且,草原世界原本也无接受唐朝“册封”之理。例如,落款为唐开元二十年(732)的《阙特勤碑》上,称玄宗“自笔、自撰”的汉文碑面上明确说唐与东突厥为“父子之国”。这本身就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这就可以说明:完全是将对等国皇家之间的关系比作“父子”,这与“君臣”关系远不是一回事。况且,继东突厥之后的回鹘游牧国家以唐为保护国。打败回鹘的黠戛斯也与唐保持对等的关系,留存下来的国书可以证明这一点。

以近现代眼光下的现存国家的框架和以之为前提的虚幻的“文化圈”印象为基础,把本不该纳入“册封体制”之类的干旱世界游牧的军事权力也包括进去,从而设定出的庞大的“东亚世界论”或“册封体制论”,事实上显然是牵强的,基本难以成立,尽管历史研究者们想超越“一国史”之观点的心情可以理解。

唐王朝与亚洲的8世纪

唐的“大王朝”形象,对于生活在日本列岛的人们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对于日本曾向唐朝学习的认识,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所代表的诗文世界的憧憬等最为朴素的部分,成为其支撑。和对其他的中华王朝不同,对唐朝特别的好感和敬意在日本列岛生生不息、世代相传。这可以说是一种有趣的现象。

这种天真的“过高评价”,反过来影响了历史的面貌。但是,现实中的唐王朝与其“巨大”的形象相反,作为中华统一王朝后,它很快就沦为与前汉、后汉差不多的规模。进入8世纪,开始了玄宗的长期统治。从开元至天宝两个年号即712年至756年之间的四十五年,是不同寻常的“时间”。比起短命的王朝,已相当长寿。

可以说,在经历了之前则天武后的“周王朝”和韦后的掌权,唐在“玄宗王朝”一改前貌。政治、经济结构中,良莠并存。总的来说表面上是“和平”的。认为所谓唐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凝结精华的看法,也是说得过去的吧。然而,显然亚洲已面临变化,各种苗芽正待萌发。

在此之前的7世纪,中东出现了伊斯兰,从现在通称为拜占庭帝国而始终自认为“罗马”的帝国手中,夺取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时隔不久,又通过两次战役推翻了已维持四百多年的中东最大的名为萨珊朝的伊朗帝国,一时势力大长。解决了可称为顽症的部族间的对立,在伊斯兰的基础上,由暂时发动起来的阿拉伯游牧民形成的军事力量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伊斯兰的出现与亚洲东方唐朝出现、一时形成“大版图”的现象相比,都来得要稍晚一些。

伊斯兰继续扩张,沿着位于地中海南岸的北非西进,到8世纪已达伊比利亚半岛。庞大的伊斯兰圈,以横跨亚洲、非洲、欧洲的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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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突厥、唐朝、倭马亚朝 6—7世纪的欧亚大陆

从“神的使者”(拉塞尔·阿拉)穆罕默德开始,毋宁说正是在他殁后,出现了“代理”(哈里发)之名的继承者,经过了带来戏剧性结果的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四代,到所谓的将哈里发之位世袭化的倭马亚朝时代,这期间已走过了相当长的岁月。倭马亚朝的“和平”,因原本不承认其世袭哈里发之位的什叶派等的反叛和阿拉伯部族间难以消除的无休止争斗的影响而动摇,在哈里发频繁更迭的过程中,国运的阴影不断加深。眺望远方进行比较,同作为“帝国”,东边的唐朝与西边的伊斯兰国家,迈着有些相似的步伐,呈现出似乎等待着下次大门开启的姿态。

草原的变化

草原世界上的变化以激烈的形式出现。占据蒙古高原的第二次东突厥政权,在复兴六十多年后的744年至745年间,被以回鹘为核心的势力所取代。回过头来看,自552年建国以来经过各种波折后,维持草原之“王权”的突厥王室阿史那氏的统治就此消亡。如果连失去“独立”的时期也计算在内,其王统持续了二百二十年。

由游牧部族联合而形成的政权,经过重组和改编,以回鹘游牧国的形式新生。处于其顶点的是药罗葛氏。只是与突厥国家的君主一样,王以“可汗”相称。

附带讲一句,将这样的交替视为“民族的兴亡”是不合适的,是以近现代的情况倒映过去。因为实际上,更换处于权力核心的集团以及君权,重新审视与之相配的组织,才是其本质。游牧国家的系统本身,基本上不应存在大的变化。

虽说如此,在回鹘这一面新旗帜下,草原世界被注入了活力。古有的权威消失,出现诸事须遵守的新规。可以说是瞬间发生的变化。对唐朝的态度,也自然而然地和以玄宗和东突厥王室的友谊为前提时有了变化。

衰退的“玄宗王朝”

玄宗时期的唐朝及其统治下的社会,随着阴影逐年加深、变化的征兆显现出来。众所周知,均田制长期难以推行,“府兵制”—尽管评价不一,也于740年不得不为“募兵制”所取代,后来虽然在国内的沿边要地设置了节度使以防外敌,但又不得不容忍超越名义上的兵权去独自发展个人军事势力的行为。至此,可以说走向分权化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另外,“玄宗王朝”寿命特长,诸事墨守成规,这样一成不变的状况所引起的国家组织的衰退,促成了下一步局势的发展。此时,有些像一般批评所言,玄宗对政治的热情消减、李林甫和杨国忠垄断朝政滥用权力等,或许就是不久后发生事态的诱因,但不应该是主要原因。总之,唐朝系统本身已进入衰退和解体的过程。被盛赞为“开元之世”的玄宗朝的前半期,最终也未能止住衰落的趋势。接近幸运“建国”一百四十年时,称为唐的“国体”所出现的制度疲劳,已使其再无任何承受之力。

事实上玄宗在位四十五年的统治岁月也还是太过长久了。无论对于人生或组织,更新都是不可或缺的。不管任何时代,在连接一代又一代从而构成人的社会的过程中,每一代所肩负的“时间”实际上也就只有十年至十五年左右。考虑到人一生的长短,情况自然如此。

人的兴盛,不会永远持续。这是极简单的道理,也是穿越“时间”通晓的事实。

8世纪过去了一半,时代等待变化。就是说,通向“起始”的入口在这里。

安禄山的光与影

不一致的人物形象

那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安禄山。在一般的中国史中,常以叛徒、叛逆者、叛乱者、叛臣等“逆贼”的形象被提及。而且,他“胡人”的出身也被算作一个重要因素。“胡贼”或“逆胡”的说法,兼及两种情况。

这个问题反过来看,就是王朝史观与“中华本位主义”彼此重叠在一起,集中到了安禄山身上。唐代自不必说,连宋代的文献史料对他的谩骂也实在很厉害。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后世的史家们难以摆脱用极富感染力的汉字所写的汉文文献中那惊人的表现力、传达力和咒缚力。这样,安禄山就一直被当成中国史上稀世的恶棍和反派。

然而,他的一生从独特的成长经历开始,在随坎坷命运漂泊的少年时代,曾作为盗羊贼险些被杀,却幸运地成了军人,靠自己的才能和手段平步青云,在前线无数次立功后又吃了败仗,被问责而定为死罪,又因玄宗之令而九死一生,其后摇身一变被破例提拔,在权术之地的宫廷和官场拼搏,直到将庞大的军事力量握在手中,以建立新国家为目的最终崛起,将旧主玄宗及唐王朝逼到了危险的境地。可是他失明了,又为病痛所苦,眼看野心就要实现,却因儿子的谋害突然死去。

实在是痛快且波澜起伏、极富戏剧性的一生。作为一代风云人物或是充满英雄志向的破天荒人物,可以说即使在世界史上也不失为少有的奇类。

向粉饰和贬低倾斜的史料

他呈现出复杂的面目,当然与其出身有关。记载安禄山的文献资料,除了属于中国正史的《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安禄山传》、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加上官修史书、私修史书、稗史、野史,数量很多。还有唐代同时期的记录。其中,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可以说是中国史上稀有的有关叛乱者的记载,史料价值胜过他书。

虽说如此,对于安禄山策划的大动乱,仍然依据的是其处于最盛时期即肃宗朝的《肃宗实录》。肃宗作为玄宗的后继者,为挽救几近灭亡的唐朝之社稷拼了命,这也使他的人生充满了特殊的阴暗面。当然,《安禄山事迹》尽管是以叛乱者为主人公的,但是也充分记述了他效力、追随唐朝的行为。

事实与歪曲、改编与创作,容纳的程度究竟可以有多大?这最重要的一点尚不清楚。不过其他的记载也同样会被润色。对于作为叛乱者的胡人,相关的汉文史料都充斥着恶意。对于充满这种故意行为的记载,只能以宽容、审视相待。

这一点,对于时隔久远的后人,是在关注过去之余不得不承受的束缚,其反面也有有趣之处。在那种情况下,看重点可能主要在于作为人所应有的“常识”吧。当然,想摆脱某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和偏见,也想进一步细查事情的表面,至少视野不可狭窄。尤其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更是如此吧。

接下来,想暂且以《安禄山事迹》作为一条有益的经线,适当揉入其他相关的记载,将焦点对准这个光影对比很强的人物,与他一起追寻时代大旋转的状态。而纬线恐怕就是不将中国史关进中国史之框的视野,因为时代毕竟已然如此。

混血之人

据记载,安禄山为营州柳城的“杂胡”。唐朝以统治附属于它的游牧民族契丹族及其近族奚的名义,在形式上设立了名为营州的都督府。柳城是它的治所,曾称龙城。相当于现在辽宁省的朝阳市,位于越过长城线以北、踏入游牧地区的地方,也是从山地进入平原的入口。按照以辽河即西拉木伦河(蒙古语意为“黄色之河”)为基准的传统大致划分,属于广义的辽西。

从唐朝的角度来看,那里是与叛服无常的游牧民势力交流的接触点。只要掌控了这里,向北可达大兴安岭一带广阔的草原,向东可达辽东地区、渤海国、新罗国,各处都既为有效的纽带同时又是战略据点。反之,如果失去了该地,不仅会立刻危及整个东北的经营,还会使中华本土的防卫也濒临危机。以游牧民及其军事力量的发展趋势为要点来看,那里确实是东北边外各种人群往来、交流、杂处的要地。

安禄山就是在那块特殊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杂胡”。所谓“胡”,是指中华眼中的西方乃至北方的异族之人。进一步限定,则常指伊朗系的人们,更专指粟特人和粟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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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禄山的故乡

即便如此,所说“杂胡”仍觉有些失礼。其意是说“混血”,也指继承了两种以上血统的人。从安禄山家乡的习俗来看,也许后者的意味更浓。总之,给人一种“掺和了各种血统的家伙”的感觉。不是单纯的“胡”。恐怕包含双重的鄙视之意,是很恶毒的语言。

虽然是贬低人的卑劣说法,但实际上安禄山本人似乎曾公开称自己为“杂胡”、“杂种之胡”。他以此来故意贬低自己、抬高对方和周围的人,博得了“欢迎”和“笑声”。这在玄宗的宫廷里尤为奏效。这也许是在魑魅魍魉的虚饰和嫉妒的世界里赖以生存的处世法吧。反言之,安禄山本人也对所谓“杂种之胡”有所意识。这正是中华本位主义及其措辞和用字的可怕之处。

虽然翻译过来是同样的意思,但还是说混血之人为好。因为内容一样,给人的印象却不同。语言这个东西,确实很复杂。

其名为“光”

关于他的出生和出身,第二个主要的线索是他的名字。“安”是粟特诸姓之一,意味他出身不花剌。顺带说一下,“康”为萨末鞬、“米”为弭秣贺、“何”为贵霜匿、“史”为羯霜那、“曹”为伽不单,分别是所冠的汉姓。

如果只生活在自己固有的语言文字的世界里,是不需要汉姓的。正是由于生活在中华乃至其边境地带,就有了这个必要。以“安”为姓的人中,首先几乎是粟特系的人。其次是出身不花剌的人或与之有关系的家族、门第,还有以某种方式和他们有关系的人们—如果斗胆补充一句的话,就是要通过起名,把自己的那种出身同时向自己和他人做一个明白的交代。

说到安禄山,他的名字比起“安”姓来更具重要意义。“禄山”,粟特语为roxšan,近代波斯语作rowshanī,意为“光”。就是指以光明黑暗二元论立论的祆教之本义的“光明”。粟特人作为伊朗系的部落,信奉祆教,即使迁来中华世界也不曾改变。近年,继西安郊外发现了安伽墓等,还不断出现富有冲击意义的有关粟特人遗迹的报道。其年代可以追溯到隋唐之前的西魏、北周之时。在一系列“拓跋国家”中,粟特人一直占据着国家和政权的中枢位置,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些旅行者、商人和滞留者。从这些遗迹和事实中,可以确认祆教信仰即使在中华之地也是生生不息、脉脉相传。

安禄山以“光”作为自己的本名,的确与其粟特式的原义有关,对于粟特系和伊朗系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美好的盛名。那是选取显示祖源不花剌的“安”,与音译粟特系本名“光”的美字“禄山”合而为一,构成的汉式姓名。

不应忽视的是,他一生未曾改名。他的亲戚和朋友多采用了汉式姓名,例如他的对手安思顺。还有他少时的朋友、政治生涯的盟友史思明,其源于羯霜那的“史”姓另当别论,名字“思明”有“想明”之义,大概与安禄山的名字一样含有“光明”之义。表面上看是汉式名字的用字,但是起名内部隐含用意。

对于安禄山,有些人在呼他为“禄山”时应该是知道其意为“光”的。当时,胡风即伊朗式、粟特式的文化、习俗、时尚、体育和饮食等,一时占据了唐朝社会,而在玄宗的宫廷内尤为突出。不论是宫廷还是官场,都有不少出身或来自突厥、突骑施、契丹、吐蕃、印度、靺鞨、室韦、高句丽、新罗、日本等国和地区的“异族”,尤其是伊朗系、粟特系人的活跃和起用十分明显。很有可能,玄宗实际上很清楚其名禄山即“光”或“光明”之义。

附带而言,7世纪至8世纪的“中华”,与今天我们印象中后世的“中华”尤其是经历了明清时代剧烈变迁的样子截然不同。像可称之为“异族之大唐帝国”那样,它洋溢着多元人种、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是个混沌而错综复杂的国际化世界。跨越东西之往来和迁移的障碍极少,可以说基本上是个通风良好的国家和社会。对这样一个作为混合文明的“中华”,必须保持充分的认识,予以关注。

总之,安禄山是一直鲜明地尊奉自己名字中的“光之神”而度过了一生。口称“杂胡”、“杂种之胡”,实际上反过来利用它。另外,虽然他确实有在政界处世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违背自己内心深处的信念。应该说,强烈的自我主张或自我意识,或对自身血液和身体所接受的“某种东西”的自豪和矜持感,都明显地反映在他的身上。

突厥之血与英雄传说

安禄山的母亲是阿史德氏,曾为突厥的女巫。突厥国家王室姓阿史那氏,阿史德氏是其通婚姻族,很有势力。出于这一点,安禄山是出身粟特系和突厥系强势家族的混血儿。虽说如此,可是却找不到有关其父母上辈乃至上上辈情况的任何记载。就是说,他所继承的仅仅是两种血还是更多血的融合呢?“杂种之胡”的确切含义还难以确定。

关于安禄山的出生,有传说记载,身为女巫的母亲向突厥军神轧荦山祈祷后怀孕,他出生之际红光普照,妖星落在了其母的穹庐上。因为出现了太多奇怪的现象,母亲认为儿子是“神”,遂起名为轧荦山。这里就算有些想附会亚历山大传说的倾向,或许并不牵强。这个“英雄传说”或许是因安禄山之名而产生的。

那么,这是个毫无根据的虚构故事吗?也不是。“光”显然意指“禄山”。而且,所谓帐顶落下光亮之物、“奇人”降生的情节,使人联想到约五百年后蒙古时代关于成吉思汗祖先起源的著名的阿阑·果火传说。寡居的阿阑·果火感受天窗照射进来的“光”而怀上了儿子。这为其子孙后来成为统治世界之蒙古人中的正统埋下了伏笔。

创造了世界帝国意义上的超大版图的蒙古,吸收了此前欧亚大陆流传的所有神话、故事和传说,创造出了自己的祖先神话和英雄传说。与安禄山出生有关的这个故事,毋宁说是最终将成为蒙古所吸收的神话类型之一的源头。反过来说,“光之子”这类的传说和印象,不仅限于耶稣基督,还的确流传于世界各地。安禄山的诞生故事本身,可能已经成为祆教、伊朗古代神话乃至突厥族游牧民中当时广泛流传的“奇人诞生”故事的源头。

这一奇谈,不仅在《安禄山事迹》而且在《旧唐书·安禄山传》中都有相应的记述,至《新唐书·安禄山传》,基本上沿袭了《安禄山事迹》的写法,同时也记载,视伴随祥瑞出生的孩子为危险的范阳节度使张仁愿,搜查了那顶毡帐,杀死了那里的老幼,安禄山因被人所藏而幸免。有意思的是,“范阳节度使”之语仅见于《新唐书》。我确认这是为日后安禄山在范阳节度使任上发动“大叛乱”做铺垫。北宋时期,总给人一种将安禄山视为英雄的感觉。

接受“圣血”的婴儿因此而陷入危险的境地又好不容易脱险的故事模式,实见于突厥祖先起源的传说故事,又为蒙古时代所继承。实际上,在唐朝末年,安禄山的本居地范阳一带仍称他和他的盟友史思明为“二圣”,为其建庙祭拜。据说察觉到这一现象的地方官正打算拆毁该庙,却引发了士兵们的反叛。

有关安禄山的“英雄传说”,应该说与故事本身的用意不同,包含着批评的意味和对现实的反映。因为只有在唐朝本位、以中华大事为首要职责的官修书中,才会那样去写。

“安”家的养子

幼年丧父的安禄山,随母亲在突厥长大。就是说,突厥语是他的母语,掌握了骑马、射箭等游牧民应具备的能力以及生活和习俗。由于还处在东突厥兴旺之时,母亲又出身阿史德氏,所以大概不会身陷贫寒之境。

后来,母亲作为填房嫁给了在唐朝做官的“胡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延偃。延偃、波注兄弟二人,一个在突厥、一个在唐,身居两地。既然弟弟在唐朝做了粟特人的将领,那么哥哥也很有可能不仅在突厥发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作用,而且也涉足了军界。突厥帝国自552年建国以后,与中亚的粟特人联合,以突厥的军事力量和粟特的经济实力作为立国的两根支柱。东突厥没有直接统治粟特人在中亚的本土,但是有相当数量的粟特人居住在蒙古高原一带。失去了粟特前夫的母亲,决定带着儿子再嫁东突厥帝国的粟特豪门。与其说是阿史德氏的女性与粟特名人的结合,不如说是名门之间门当户对的事情。

安禄山于是成了“安”家的养子。据《新唐书》,安禄山原姓“康”,是可以联系到萨末鞬的粟特姓。这样的话,他本名就是“康禄山”,而随养父的姓成了“安禄山”。

那么他的出生故事中所说采用了军神“轧荦山”之名的情节,就只能是后来添加且虚构的。不过这一点还确实不太好说。但不管怎样,在他去世后史思明所立《禄山墓志》中记其“祖”之名为“逸偃”,可推测与安延偃为同一个人,这反过来证实了他曾作为“安”家之子生活过的事实。

他的不幸,应该是在此后开始的。开元年间(713—741)之初,安延偃的家族因某种原因破败了。同是在唐朝做官的“胡将军”安道买(或为贾)之子安孝节、安波注之子安思顺和安文贞(或为真),一同逃离突厥,投奔在山西岚州做别驾的安道买次子安贞节,进入唐境。那时安禄山十几岁。

在唐朝做官的安贞节,以禄山和思顺同其兄孝节一起携手来唐而与他们结为“兄弟”之盟。据说安禄山自此改称“安”姓。就是说,由于共同从居于突厥之“安”家的危险境地中逃脱出来,他才成了“安”姓。反观之,说明之前他虽然住在“安”家,但是并没有被认可为“安”姓之人。或许是他不想姓“安”。他与水火不相容的对手安思顺等“安”家人的不合已隐约显现。

国际市场的中介人

突厥方面“安”家逃亡的原因,是由于开元四年(716)东突厥的后继者们内讧,而毗伽可汗即位,其弟阙特勤对反对派实行了镇压、肃清。“安”家的危难,恐怕指的就是那件事。顺带说一句,契丹也是在那时脱离突厥改属唐朝的,当然只是形式上的而已。

这样看来,“安”家在东突厥和唐双方都扎下了自己一家的根。这种状态,很有可能从突厥和西魏、北周时代即6世纪中叶就一直持续下来。而包括“安”家在内的粟特系之人的作用也就与以往的印象有别,他们不仅活跃于经济、通商、文化、信息等领域,实际上军人和政治家的色彩也很浓厚。南、北两地的“安”家,哪一方一旦出现危机,就会投奔到另一方去。一个家族采取双向归属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为了不致被灭绝而制订出的安全策略。显然,对于突厥和唐朝两国来说,这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粟特人是不可或缺的。不得不承认,粟特人在跨越政治、国境的壁垒后化为了一种缺之不可的存在。

安禄山此后成为“诸蕃互市牙郎”。就是各种非汉族与唐朝进行贸易的国际市场的中介人。据说他懂“六蕃语”或“九蕃语”,很活跃。说到六种或九种非汉语,就是突厥语、契丹语、奚语、粟特语(波斯语)、渤海语、古朝鲜语,等等。总之,他有着非凡的能力,每天过着与不同种族的商人打交道的生活。

生产、流通、交易、信息,然后是讨价还价。应对唐朝和各国官员的技巧和他的能言善辩等,大概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可以依靠的,唯有自己的力量和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安禄山度过自己青春岁月的地方,正是营州之柳城,是那里的“杂种之胡”,这是他顾名思义的起源。

后来他的命运突然发生了变化。张守珪成了范阳节度使。就在营州之南,中华本土内靠近北部边境的地方,安禄山因盗羊而被捉,遭到棍棒殴打,眼看就要被杀时,他大声呼叫:“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

名将张守珪从他的话语和相貌中感到此人不同一般,便放了他,让他在军中服役。这样,他与早自己一天出生的同乡史思明一起当上了“捉生将”即捕快队长,开始了全新的人生。从那里走上通往武功和发迹的道路。

欧亚大陆中的“安史之乱”

天下动乱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本居地范阳起兵。节度使驻地的名称是范阳,而其治下首邑的名称是幽州,即相当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之地。本来是位于中华本土东北边境处的小城,但是作为军事据点之城其地位逐渐重要起来。此后,范阳作为横跨“华夷”的政治中心真正开始显赫,最终依次作为契丹—辽帝国的副都南京、女真金帝国的首都中都、蒙古世界帝国的首都大都,与通往现代北京成为中国首都的道路直接相连。安禄山的举兵,成为从根基上使中国史出现大转折的关键,也从结局上意味着范阳城乃至幽州的新起点。

随从安禄山起兵的是由同罗、契丹、室韦人组成的骑兵精锐部队,共有八千人。以之为中坚,还有节度使驻地范阳、平卢、河东的各部队,加上范阳治下幽州、蓟州的力量,骑兵、步兵全部集中起来共有十万或十五万人。他们平日里结为父子关系,似乎是在炫耀这种铜墙铁壁的信赖关系,号称“父子军”。

此前,安禄山曾进攻处于自己根据地背后的契丹族及其近族奚。目的是为举兵和南进铲除后顾之忧。据说当时动员了多达十五万或二十万的兵力。就是说,为推翻唐朝、建立新国家而行动时,他亲自统率的军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安禄山将契丹族等游牧骑马民族拉进自己的近卫军,当做“王牌”使用,仅此一举说明他深知其威力和破坏力不一般。他给次子安庆绪麾下留了不少军队,为的是确保大本营范阳一带始终作为战争的策源地,同时防备北边,是个理所当然的策略。

安禄山亲率的多种族混成的革命军,打着清除杨国忠这一把持唐朝朝政的“君侧之奸”的大义旗号,首先向着东都洛阳,一路击鼓南下。据说夜间行军,天亮进食,日行六十里即三十三公里左右。带着辎重,且与步兵同步行进,从这一点上可以说速度相当快。更何况是十万至十五万人的大军团。应该说是快速进击吧。

本想就战事的发展和战线的扩大做详细叙述,无奈篇幅有限。总之,尽管唐军此前就对安禄山保持很强的戒备,惴惴不安,可是当时河北各地的唐朝部队毫无抵抗,或溃败或投降了。只能归咎为他们太习惯于“和平”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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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史之乱”关系图① 安禄山的进攻

而安禄山方面为了这一天做了充分的准备,调整部署,事先全面调查进军路线,制订必胜的战略。举兵及其日程和作战计划,也仅有他和另外五个人知晓,秘不外宣。有了周全、万无一失的准备,如离弦之箭般起“事”的安禄山,在军力上自然占有绝对优势。

除此之外,全军在与契丹和奚族长期的征战中已经“惯战”,个个都是战场经验丰富、武艺高强的勇者。而且,根据战况的发展,一旦需要,机动性极强的精锐骑兵部队也可以随时投入战场。尤其是在开阔的平原作战时,推进的速度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至少,这场战争最初的舞台是由安禄山一方掌控的。

不可思议的变态

在举兵仅仅一个多月后的十二月十二日,洛阳陷落。速度实在是惊人。仅在这一点上,唐朝就处于劣势。如果顺着这个势头,安禄山再加大进攻力度,唐朝也许就会瞬间瓦解,以一个寿数不足一百四十年的王朝载入史册。

然而安禄山却没有这样做,眼睁睁地错过了这乘胜追击、一举获胜的绝好机会。其原因主要在于安禄山自身,他病了。视力逐渐丧失,体质虚弱,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安禄山本来体格肥胖,体重达二百公斤。为他写传的藤善真澄说他患有糖尿病,而且症状很严重。情况应该是这样吧。据记载,他在进入洛阳城即位后不久就发病了。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

说他因称“皇帝”而遭天罚的写法,未免太过合适了。或许更有可能的是,安禄山此前已在病中了。不无可能,为了尽早实现梦想,他是在对自己的病情有所觉悟的情况下做出举兵决定的。进入洛阳城后的安禄山的行动,看上去好像只顾关注如何使自己即将结束的人生变得更加辉煌似的。

洛阳城是个很特殊的地方。自古就被认为是“土中”即大地的中央,从称之为中华当中之中华的当地习惯以及唐朝的国家角度来看,作为王朝大业根基所在的西京长安,政治、军事色彩较浓,而洛阳与之相比,政治上自不必说,在经济、交通、文化等各方面也都是更胜一筹的要地。特别是则天武后重视该地,其中也包含着她想使自己女性皇帝的地位合法化的目的,把洛阳作为新王朝中心那样的圣城,装饰得富丽堂皇。

长安是自北周、隋以来古老“王权”的所在地,而洛阳真正是多种人、多种文化汇集的世界性东方世界的中心都市。的确,作为宣告新国家诞生的地方,洛阳才是最合适的。

建国与暴毙

就在洛阳,安禄山于次年正月元旦即皇帝位。一月一日又是安禄山的生日,很可能是特别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合的“圣日”。

总之是在进城后仅十八天的时候,实际上还不清楚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是否能够真正整肃威仪。无论如何,即位是非常仓促的。只能说那样做有“某些”不得已之处。

新国名为“大燕”,本是以自己根据地的古名“燕”起的名。定年号为“圣武”,这可以联系到他在长安时的旧主、已成推翻对象的玄宗的尊号“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看来他对“圣武”二字情有独钟。

附带说一句,日本国的圣武天皇在距此七年前让位于女儿孝谦,为她上谥号“圣武”,是天平宝字二年(758)的事。一般认为是取了玄宗帝号中的“圣武”二字。后来,“叛乱者”安禄山曾以“圣武”为年号之事传来,当时淳仁天皇及其朝廷内一片慌乱。

也就在此时,安禄山军队的快速进攻已迅速消失,莫如说是拿下洛阳后就立刻终止了。在即位、建国、建元大典的同时,安禄山本人也倒下了。统帅部失去了控制力,将士们沉溺于洛阳街头。这样,以天下要冲潼关为隔,与长安的玄宗政府形成了对峙状态。与当初玄宗哀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时的情形不同,战线止步不前。

在河北,平原太守颜真卿和常山太守颜杲卿进行了史上著名的抵抗。二人是堂兄弟。唐朝一方采取了尽量避免遭遇战、缩入城中一味固守的策略。这样一来,安禄山的军队无法一个个地消灭他们,逐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即便是这样,唐朝一方也没有掌握主动权。

那时,潼关守将哥舒翰统率的二十一万八千人的多种族混成大军于六月八日应战出击。哥舒翰是突骑施父亲和伊朗或粟特母亲所生的混血儿,也是安禄山的对手。身经百战的哥舒翰认为固守潼关至关重要,但是惧怕他的杨国忠却挑唆玄宗下令出击。被迫拼凑起来的唐军惨败。对阵双方的平衡状态一下子被打破,长安陷落,六月十六日玄宗逃往四川。途中,在杨国忠等人被杀的同时,杨贵妃也被赐自缢。

唐朝几乎就此灭亡了。转战于河北、河东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也撤军了。借着唐朝的大败,处于窘境的安禄山军本应一举打开局面。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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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史之乱”关系图② 唐军的反击

这次是安禄山一方出事了。几近精神错乱的安禄山,在第二年正月五日的夜里被儿子安庆绪等三人暗杀于洛阳宫廷内的寝所,因为安庆绪感到他作为后继者的地位已经不稳。直接下手的是契丹族出身的近侍李猪儿。据《安禄山事迹》,当时安禄山五十五岁,举事之后才过了不到一年两个月。

回鹘的野心

十分游戏般交锋的结果,形成了安庆绪与在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建立临时政府的玄宗次子肃宗这第二代人之间的争夺。以安禄山之骁将闻名的史思明也在范阳独立。这样,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又有其他势力正式加入进来。建国后的第十三年,占据蒙古高原的回鹘游牧国建立。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势力要超过范阳、洛阳和灵武任何一方。关键就在于最强的军事力量究竟与谁联手。

据记载,早在安禄山还在世的756年的阴历九月,灵武的肃宗政府为了向回鹘请求援军,派唐王室的敦煌郡王李承寀和突厥系的骁将仆骨怀恩北行,他们于次年十月到达嗢昆水畔回鹘的大本营斡耳朵·八里,会见了第二代可汗磨延啜(回鹘语或作moyun chor),协议合作。根据这一约定,首先由回鹘两千人的别动队袭击了安禄山的根据地范阳,磨延啜于十二月亲自南下,与郭子仪一起制服了河曲方面。只是就磨延啜的南进,还有难以确认之处。

这里所说的记载,指唐朝一方编撰的汉文文献。根据这些文献,回鹘军站在唐朝一侧真正采取行动是从安庆绪、肃宗、史思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757年阴历九月开始的。指的是磨延啜可汗令太子叶护(yabγu,非人名,为王号之一)率四千余骑,前往唐军阵地增援,以助其夺回长安。结果,同月从凤翔出发的唐军凭借回鹘军和仆骨怀恩的奋战大获全胜,当月进入长安,回鹘军和郭子仪军接着进攻潼关和陕州,安庆绪因此放弃洛阳退往河北。唐军在十月里轻而易举地同时夺回了两京。

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依据汉文史料得出的结论。研究回鹘史的森安孝夫以回鹘语的文书史料为线索,期望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他认为回鹘实际上不仅与唐朝而且与安、史都有来往,以图与更有利的一方联合,若得到机会还想进一步当上中华自身的主人。

磨延啜于759年的阴历四月去世,经过一番波折,其幼子移地健(idiken)即位为牟羽可汗。其后,取代史思明的史朝义于762年求援,可汗亲率倾国之兵十万南下,一时部队聚齐。的确,根据当时回鹘军的动向,事态将发生变化。唐朝一方为无视其求援而南下中华本土的回鹘军所吓怕,遂全力进行笼络,终于将其拉向自己一方。于是,史朝义的命运就结束了,为回鹘军和仆骨怀恩之子等人所灭。所有的原因都在于回鹘。

在森安看来,磨延啜、牟羽两位可汗统治时期的回鹘游牧国曾对中国本土有所图谋。尤其认为牟羽在779年曾企图征服中国,只不过因内讧而搁浅。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还是很难掌握到“真正的事实”的。作为后世的我们,除了以汉文史料的记载为主要信息来源外别无他法,因此应该认真对待这一现状。

正如下文所述,涉及安禄山、史思明的记载完完全全体现了唐王朝的立场。关于回鹘,也确实是一样。唐朝一方很难说会忠实地记载那些明显对它不利的事情。但是即便如此,也还是留下了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安禄山洛阳称帝之年的五月,即他的荣耀达到顶峰的时候,契丹和奚两族从北面袭击了范阳。契丹和奚的行动,似乎给安禄山阵营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是否真的可以把它归结为偶发的或是自发的行为?

唐朝方面出类拔萃的名将、确曾发挥显著作用的李光弼,原本出身契丹。那时他恰好从河东即山西出击,转战河北,正准备从南面觊觎敌方的根据地范阳。认为李光弼与契丹和奚之间没有关系的说法,很难成立。

安史方面也好,唐朝方面也好,双方都是多种族混处的人们。在潼关一败涂地的哥舒翰,那时已经半身不遂,不可能怀有野心。假设他还身强力壮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他的部下当中,已经有将在下一时期崛起的朱邪和沙陀之人。安禄山一方,也发生了突厥王族之裔阿史那从礼在占领长安之时图谋自立而逃走、后来惹出大乱的事件。原本被视为唐和回鹘之中介人的仆骨怀恩,也为自己而奔走,不久即向唐朝举旗造反。

这样看来,回鹘自不必说,旧的突厥势力、契丹和奚集团、朱邪和沙陀等,这些大、中、小不同的部落,都各自建立了相应的政治组织在活动。不管是安禄山还是哥舒翰,都可以视为其中引人注目的“领袖”。在这一点上,是否真的存在草原与中华的确切区别呢?恐怕,立足于这一前提本身也许就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