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走向契丹帝国之路

看不见的一条越海之线

《将门记》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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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庆二年(939),平将门在坂东发动“叛乱”。一般认为是针对京都的朝廷建立了新政权,也有人认为其中已隐约可见“新国家运动”的影子。

称得上是其传记的《将门记》中,留下了令人惊讶的记载。自立为“新皇”、举行即位仪式的将门,在天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写给当时的摄政太政大臣藤原忠平第四子即左近卫少将藤原师氏的奏折中,首先就自己的血统和统治半个国家的正统性解释说:“将门柏原帝五世孙,领天下半,谁谓不可?”接着颁布了自己的诏敕。敕文如下:

“今世之人,必以击胜为君。纵非我朝,佥在人国。如去延长年中大契赧王(原文作‘赦契’,当为‘契赧’之讹),以正月一日讨取渤海国,改东丹国领掌也。盍以力虏领哉。”

——当今时代的人,靠以实力取胜成为君主。即便不是我们国家的情况,但在均为人之国家这一点上没什么不同。过去的延长年间(923—931)的大契丹王,正月一日讨伐攻取了渤海国,将其更名为东丹国纳入自己手中。岂能说不是尽力夺取的呢?

“大契赧王”,指契丹帝国的开创者耶律阿保机头一年的十二月率军亲征,于第二年即天显元年(926)正月攻陷渤海国,俘虏了其国王大諲譔。二月,改其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突欲(契丹语其意不明,恐与toyok音近。另有汉式的名字“倍”)为“人皇王”,作为该国国王。就是说,《将门记》所记将门的话无疑是确凿的事实。

记录与真实,以及……

将门想说的话很清楚。要自立为“新天皇”,首先因为具有原为桓武天皇五代孙的血统而领有日本国的半壁江山,所以“不在运气”,即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当然的事情。而且,今天的时代是实力主义的。我国也好外国也好,都一样。来看大契丹王的例子,他讨灭了与我国保持关系的渤海国,改成东丹国,不是以实力夺权是什么?

所谓与帝王桓武一脉相承的神圣血统的内在正统性,加上以实力夺取胜利成为跨海时代之趋势的外在形势,作为其根据的实例,就是契丹帝国耶律阿保机的模式。合理的逻辑内容,非常易懂,明快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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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门记》(真福寺本)中落款为天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奏折

关于《将门记》这一充满趣味的、引人入胜的文献,一直以来有各种探讨。据编辑《平将门资料集》(2002)的福田丰彦说,有人认为是住在东国的人在事件过去后不久所写的实录性质的见闻记,也有人认为是在事件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后出现的经过调查整理而写出的文学作品,不同的观点之间差异不小。即便如此,它仍然无疑是依据确切的资料所写的有关将门之乱的第一手资料。不过,它既不是现场当事人的见闻录,也不是完全彻底的“原始资料”,这大概就是它同时具有的特点。

完成的时间,一般认为上限是在11世纪前半期,下限在11世纪末期。由于可利用的主要写本“真福寺本”被认定是抄写于承德三年(1099),所以这里采取不晚于这一年份的说法。

从亚洲史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的话,情形会如何呢?“大契丹王”耶律阿保机的统治是从907年至926年,特别是灭渤海国、建东丹国是在其末年的926年。而这边,将门的“叛乱”发生在939年,其间仅隔十三年,还不能断言将门“叛乱”本身没有受到来自契丹和阿保机的影响。这是首要的一点。

其次,即使《将门记》完成的时间是其下限的1099年,那么与此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平安时代的日本(平安日本)对于耶律阿保机的崛起及其征服活动,尤其是征渤海国之事的基本情况是有相当了解的。例如,征渤海国的准确年月、新立东丹国的事件还有“大契丹”为这一可怕的新政权的正式国号等等。

再有,从故事或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将门记》,这里实际上极为重要的事情是,将耶律阿保机和契丹国的出现理解为“冲击”,并且拿出这个例子来为将门的“说辞”提供“合理性”。换句话说,则耶律阿保机以及他征服渤海国的“历史事件”,不仅《将门记》的作者知道,就是读者也有一些了解。否则,这里所说的话就不具意义。

这时,正是公开向京都的朝廷挥舞反旗的时候了。在那种情况下,让将门讲出“非我朝”“以力虏领”的实例,是因为认识到了那是使人信服的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事件。

东丹国的使者

之所以说契丹国灭渤海国这一发生于大陆的变动在日本国也广为传知,是因为相应的史实和背景可以得到史料上的证实。事情发生在醍醐天皇长期统治的第三十三年即延长七年(929)。正好是在平将门“天庆之乱”发生的十年前。

那年年末的十二月,东丹国的使者乘船来到丹后。使节团的团长裴璆,以前作为渤海国的使者已有延喜八年(908)和十九年前往日本的经历。一开始,日本方面仍然以为这次的来使与以往一样,然而裴璆却说自己虽然身为渤海国人,但是现在已经降为东丹国的大臣。谈话之间他指责了“契丹王”的罪行。对此,太政官批评裴璆说既然已经身为人臣,就不该这样做,让他写下了“悔过状”,被记载为“东丹国丧失礼仪”(《扶桑略记》延长八年四月一日条)。

日本国至少在此时已经确实知道契丹灭渤海国之事。并且知道所谓东丹国就是其后身。关于日本国此时对裴璆采取冷淡态度一事,据说“回避国际问题”是当时日本政府严格遵守的冷静而透彻的外交方针。妥当与否暂且不论,只是到此时为止,日本真的就对契丹这一新政权及其迅速扩张一无所知吗?

就这一情况,有几种应当考虑的“状况证据”。例如,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建立起后百济国之后二十多年,风云人物甄萱在东丹国遣使七年前的延喜二十二年曾派使者来日本寻求友好往来和结盟。当时在朝鲜半岛,相对于古老的政权新罗,又有高丽和后百济独立,形成“后三国”的战争状态。甄萱想通过与日本的交往,使自己作为后百济之“王”的地位不仅在新罗国内的叛乱者中得到认可,而且还要获得“国际性的”了解,以使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是日本方面没有响应。

在进行交涉的当时,甄萱方面就没有提到大陆上的形势吗?还是日本方面全然不知大陆上的动荡就打发了那个野心家的使者吗?尽管甄萱至少那时在“后三国”中实力最强。

甄萱的选择

与此同时,耶律阿保机领导的契丹国通过长年频繁出兵周围地区,已形成广阔的势力范围,成为亚洲东方的老大。不仅如此,在动荡的华北局势中,居于华北中心的沙陀军阀后人李存勖于前一年的921年年末,进入河北境内与其展开了反复的浴血争夺。南北双雄之间长达三年的争斗,对于草原和中华乃至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人们来说,肯定是关乎形势发展和自身前途的大事。至少甄萱是有理由知道的。

在与契丹的军事对决即将见分晓的923年,此前一直代父亲李克用称“晋王”的李存勖,终于坐上了皇帝的宝位,立新国号为“唐”,是延续唐室所赐“李”姓、使唐室“复活”的标志,历史上称为“后唐”。同年的十月,灭了占据汴梁之朱氏的“后梁”。唐室的势衰造成了李克用与朱全忠四十年间的对立。命运注定的对立以沙陀的胜利告终。至此,华北地区已成为沙陀族的天下。

对于这样的新形势,后百济的甄萱立刻做出了反应。他是看出继承旧唐名称的华北霸主李存勖身上有希望,还是只是认为这是一次良机呢?这还不好说。总之他向李存勖派遣了使者,于925年得到了后唐对其“百济王”之号的认可。然而,是否可以因此说他比对手新罗和高丽抢先动作了呢?那也是很难说的。此处重要的是,甄萱在那样的背景下,早于上述东丹国使臣抵日半年之前即929年的五月,已经再次遣使到日本,以正式的“王”的资格寻求友好往来。那么他的使臣就不可能不提到唐帝李存勖的出现、后百济从他那里得到的“受封”以及大陆形势的发展。

平安时代的日本不曾获知吗

在这种情形下,要说日本浑然不知大陆上的动荡,恐怕有些不自然。平安时代的日本是明知其情却避免卷入“国际问题”,还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接待海外来使的呢?二者之间的区别很大。

在这一点上,结合作为直接证据的记载来理解“事情”,看上去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实际上,也许几乎等于停止思考。尤其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要外交事务、其中各种情况的微妙之处及判断什么的,难以在记载的表面显示出来。这也是当然的事情,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耶律阿保机于即位建国八年后的915年,已经进攻了鸭绿江方面,称为“钓鱼”,向朝鲜半岛施加军事压力。据《辽史》,即侧重契丹方面修成的正史“后三国”当中,新罗和高丽(此时的高丽,严格地说应称“后高句丽”)遣使阿保机,分别进贡本地物产。这两个国家早早采取了归附契丹国的形式,后百济的甄萱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情况。毋宁说,正是因为如此甄萱才请求沙陀军阀的后唐赋予其权威。

总之,环绕平安时代日本的形势,谈不上什么平安。除了隔海相望的日本以外,不论朝鲜半岛还是大陆,各国都从根本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代”正迎来了骤然变化的时期。这种动荡不可能不传达到日本。

作为其结果之一,即使认为是以将门“叛乱”的形式反映出来的,也并不是不可思议。将门在“叛乱”之前,曾在摄关家服侍,熟知京都城内聚集的内外信息。认为对于契丹的武力扩张和称霸以及一段插曲似的渤海国的灭亡,包括他在内相当多的人怀着焦急的心情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有切肤之感,可以令人接受。当然,藤原纯友的“叛乱”也是在同源的序列当中。这里,故事《将门记》或许已经超越了故事的界限,传达着“原始的真相”。

“遣辽使”真有其事吗

作为耶律阿保机基本史料的《辽史》,在卷首“太祖本纪”中记载了一条对日本来说颇为重要的事情,尽管内容比较短,即契丹之天赞四年(925)冬十月庚辰条的“日本国来贡”。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说日本不是派“遣唐使”,而是向契丹帝国派去了“遣辽使”吗?

据《辽史》,在日本国来贡的前一个月,契丹帝国的皇帝耶律阿保机结束了头一年夏季以来断然进行的大规模出征达怛、党项、吐谷浑、甘州回鹘的军事进攻,回到契丹本土。通过此次长达一年多的西征,契丹帝国的版图越过蒙古高原,扩张到中亚、河西走廊一带。可以说领土面积增加到八十多年前瓦解的回鹘游牧国的两倍,达到了内陆世界霸主的地位。似乎是为了表示祝贺,日本前来进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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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辽史》“太祖本纪”所载“日本国来贡” 距今大约三十年前刚刚邂逅《辽史》时,这条记载对视觉造成的冲击至今难忘

这里颇具意味的是,在“日本国来贡”这条记载的上下文,可见到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上文记载了李存勖的后唐攻灭后梁后来告、契丹方面遣使访问之事。如果简单理解此事,那么就是说西征回来的耶律阿保机,终于还是为两年前仍是敌手的李存勖的称霸华北,向他表示了祝贺。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由于二人同为“皇帝”,那么在形式上表示祝贺之意也属当然。对于已消除后顾之忧的耶律阿保机来说,理应反过来再对华北来一次大的进攻。但是他没有那么做。因此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是,恐怕阿保机和李存勖都认识到契丹和沙陀两强相争是不明智的,于是在923年春夏期间一度约定契丹与沙陀北南分治。正因为如此,阿保机才能大举西征,李存勖才能灭了朱氏的后梁。就是说,不清楚这南北两个强国是否保持沉默,但终归还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合作。

北行还是南行

另一方面,“日本国来贡”这条记载的直接下文是“高丽国来贡”,而且是日本国来贡的次日辛巳日的事。接着又在十一月己酉日内记载“新罗国来贡”。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三国相继来贡,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这个问题,如果也忠实地采信记载的话,那么就只能说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相争的高丽国、新罗国几乎同时向契丹帝国派去了使臣。高丽和新罗向契丹帝国、这次是向其大本营直接朝贡,是很好理解的事。而日本国内与这次“遣辽使”直接相关的线索,在下文“宽建法师之派遣”的资料中尚未发现。对此应当如何看待呢?《辽史》的记载所抛出的,无论对于日本史还是亚洲史都绝不是小问题。

另外,甄萱的后百济,如前所述,那时已经派人前往李存勖的后唐。面对南北两个皇帝,日本、高丽和新罗三国向北行,而唯有后百济未向北行。高丽和新罗也向后唐派去了使臣,是采取了同时交好南北两雄的所谓“安全策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虽说如此,包括一直以来的经历,半岛北部的高丽和东南部的新罗能够更多地感觉到来自契丹的威胁,而西南海边的后百济出于与两国的对抗仅选择了后唐,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日本为何选择了契丹呢?不能不说唆使的成分太明显了。

宽建法师之派遣

与前述《辽史》中谜一般的记载相关,日本方面也有令人心生悬念的记载。引起轰动事件的第二年,按日本的年号是延长四年(926)。据《扶桑略记》卷二四“醍醐天皇”下卷的五月二十一日条,兴福寺的僧人宽建法师奏请乘坐修明门外停泊的唐朝商船入唐求法并朝拜五台山。醍醐天皇的朝廷不仅批准了他的请求,而且赏给他黄金“小百两”作为路费。根据宽建法师的请求,交给他菅原道真、纪长谷雄、橘广相、都良香的诗集共九集,以及小野道风的行书、草书各一卷,让他带到唐国交流。又令三个僧人、四个童子、两个通事随行。命当时的左大臣藤原忠平将这道圣旨下达到大宰府。又于六月七日敕赐宽建黄金五十。上述记载是以醍醐天皇的《御记》即日记为依据写成的。

与此不同,《日本纪略》中有关宽建的记载是说,延长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赐予宽建一行大宰府之牒,派他们前往大宋(唐之误记)国的福州。记载说是为了让他们朝拜五台山。据以上记载,就是说在《辽史》所记“日本国来贡”的大约半年后,醍醐天皇政府曾派遣宽建等十人前往大陆,大概在第二年的正月搭乘中国的船只驶往南中国的福州。那成为一次借冬季季风顺利完成的航行。

两种记载中所说的“唐”,虽然不能说不是指当时在华北建立的“后唐”,但是大概可以认为一般是指中国。不清楚宽建一行是否朝拜了五台山。然而,五台山位于山西北部,如后文所述,是在耶律阿保机统治的契丹国与李存勖领导的沙陀政权展开激烈争夺的“山后地”内。契丹的领地近在咫尺。而福州是当时形成独立国家的闽的都城,从那里登陆后北行的话,要逐一经过独立国家吴乃至吴越,进入沙陀政权的“后唐”所控制的华北。或许,由于吴越国已经通过海路与契丹国通好,所以也有可能一下子乘船到达契丹境内或其附近。

总之,朝拜五台山是观察混沌的中华和草原之实情的漂亮理由。尤其是,926年阴历正月渤海国灭亡、同年四月李存勖因政变垮台、同年七月耶律阿保机离开人世,正处在最混乱的时候。如果是那年五月二十一日做出派遣决定的话,那么了解渤海国的灭亡和后唐国的混乱就是直接的目的。当然,了解迅速崛起并扩张的契丹帝国的实况也是此行的目的。

所谓要在大陆传播菅原道真等人的诗文和小野道风的书法的“借口”,不用说,是很好玩的“理由”和“说法”。毋庸置疑,正如两种相关记载中都明说是朝拜五台山一样,其真正的目的在于直接调查包括契丹国在内的大陆形势。佛僧的求法和巡礼,以及文化交流等“名目”,总的来说采取的不是“官方”派遣政府有关人员的“形式”,而是由醍醐天皇下面的政府要员直接任命的。可以说醍醐政权对大陆抱有明显的关心。

如果是这样,那么《辽史》的记载也可能指的是某人在藤原忠平等人的授意下,非正式地造访了耶律阿保机。总觉得这似乎很有可能。

扑朔迷离的死因与命运的起伏

作为对以上原委的补充,还必须提到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三国来贡之记载后的十二月条,记的是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下诏宣布亲征渤海国,将率领皇后述律氏、皇太子突欲、次子大元帅尧骨(契丹语或为yaogu。又记为耀屈之、曜屈之、耀渠芝等,如果是这样,或许当为yaoguchi。汉式的名字是德光,中华王朝式的庙号是太宗)及全部中枢机构,进行生命中最后的远征。而渤海国于次年正月彻底投降之事,已如前文所述。在回兵途中的秋七月,耶律阿保机猝死于扶余府,享年五十五岁,《辽史》记载说这正应了两年前的夏天他宣布西征时对自己死亡的预言“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丙戌即天显元年(926)。

此后,契丹国围绕继承人之事,被笼罩在一种奇怪的阴霾中。本应延续渤海国的东丹国,也随其君主东丹王耶律突欲一起在背运中渐渐隐去了身影。对于日本以及高丽、新罗在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发生前夕来贡,应当重新给予充分的关注。因为《辽史》只是最低限度地记载认为最必需的史事,关乎耶律阿保机的“太祖本纪”情况尤甚。就是说,必须考虑到尽量削减了语言的每项记载,其所含语义和信息中都有相当多的“东西”。

当时未向契丹来贡的渤海国,立刻就遭到了武力的镇压,国民的大多数被契丹迁往辽宁平原,还有相当数量的人逃亡到了朝鲜半岛。顺便提一句,没有选择契丹的甄萱,也于930年被儿子甄神剑篡夺了王位,而神剑又于936年为高丽所灭,朝鲜半岛在“契丹派”外表下之高丽的基础上再次统一起来。命运的起伏,一见分明。

裴璆的悲剧

这样看来,很难想象在裴璆作为东丹国的使者来日之前,日本还不知道渤海国的厄运。其实日本方面针对裴璆的话进行了严格的讯问,甚至让他写了“过状”之类的悔过书,说明对裴璆使者行为的本身产生了怀疑。实际上,应该说裴璆本人就是造成渤海国灭亡之直接原因的当事人之一。

到了决定命运的925年,面对是选择北边的契丹还是南边的沙陀,渤海国最终选择了南边的沙陀。而且,成为使臣的竟然是裴璆。至少,他起了把渤海国引向灭亡时扣动扳机的作用。

那么,渤海国为什么当时没有选择与其直接接壤的强大的契丹呢?或许,渤海国当局考虑的是,正因为与契丹正面相对而深切感受到它的威胁,所以不如与另一个称雄的沙陀联合,构成共同夹击契丹的态势。国内已经大乱的渤海国,如果坐视下去,迟早会被契丹所吞并。这一点确实已经显现出来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渤海国就是有考虑地向沙陀派去了使者。

但是,阿保机的反应大概超出了预想。在缓解西征的疲劳后不久,他就倾契丹全国之力怒涛般压向渤海国。对方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因此可以说日本乃至高丽和新罗的选择是正确的。至少那两国是那么想的吧。

作为东丹国使者的裴璆来日,使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境遇中。可能了解事情原委的日本方面认为严格询问裴璆是很自然的事。裴璆自己也身陷烦恼。受到日本方面的责问,他自己写道:不曾救先主(渤海国王)于身陷涂炭之时,却兵戈之际乱谄于新王。身为陪臣(东丹国)小使,却紊上国(日本)恒规。这应该是他表达悔恨和忏悔的话吧。

提到929这一年,不仅是旧渤海国人与东丹国之间,而且东丹国与契丹本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很微妙的状态。裴璆自责其罪恶时提到的“契丹王”和“新王”,究竟是指何人呢?简单地说,是指那时已经死去的征服者阿保机呢,还是指直接君临旧渤海国人的东丹王突欲呢?或是进一步指作为第二代契丹皇帝、曾压迫其兄长东丹王及其国家的尧骨呢?对于真实、确切的情况,实际上人们并不知晓。

重叠的形象

还有一个问题是,《将门记》为什么把凭借实力夺取政权的“大契赧王”阿保机引作例证呢?上述渤海国之灭亡所带来的冲击,还有契丹国之出现及其势如破竹的迅猛进攻这又一冲击,已无须再言。即便将《将门记》的成书时间倒推至最下限的1099年,那期间契丹帝国一直是作为亚洲东方最强盛的国家而坚如磐石般存在着。对于契丹这个以武力压制远比自己建国要晚的南方文化国家北宋又与沙陀一直保持南北共存态势的北方军事大国的情况,日本没有理由毫不知晓。

再看日本,当时也呈现出东国之武力与京都之宫廷文化相对而存的形势。虽说在方向上有南北与东西的不同,但是双方都是二者并存,在这一点上似有相似之处,它是否对将门之乱本身产生了直接影响,现在只能搁置不论。尽管将门本人很有可能从藤原忠平和身边的人们那里获知契丹国与耶律阿保机的详情。不过,不管怎么说,作为记录、著作和故事的《将门记》中,契丹王是被作为将门的先行者而提及的,这是否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形象上的联动呢?

那或许就是二者所共有的善战的英雄形象吧。或许其中还存在武与文之二元世界的影响吧。假如进一步发挥想象,那么耶律阿保机的去世之谜,就与当上新皇不久即意外离世的将门的身影相重合。在这一跨越海洋的形象重合的背后,另有真相吗?对此现在还不得而知。

奔向帝国的助跑

被遗忘的英雄

契丹帝国几乎是耶律阿保机这个人一生的“事业”。他在唐室断嗣的907年以三十六岁之龄当上了契丹的“可汗”,又在926年以五十五岁之龄意外辞世,其间共二十年。他将此前只是非常松散的部族联盟的契丹族,一下子推上了“国家”的地位,屡次派兵征伐东西、南北,创建起了跨种族、跨地域的“帝国”。在他这一代,不仅是契丹,就连内陆草原乃至亚洲东方的形势都为之一时大变。

在将历史上的特定人物视为“英雄”时,慎重或否定的看法多出自历史研究者。的确,作为人类进步的历史,核心就在于人类这一群体在整体上是什么状态、它如何活动、如何变化。虽说如此,它也因时间和场合而不同。有些人,缺之则历史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他们的实际存在,也是一方面不争的事实。对于这种事情,可以据其大致情况直接认同,没有什么必要顾虑吧。

耶律阿保机无疑是个英雄。尽管如此,对于他的事迹、他的人物形象以及他在历史上的意义等等,无论哪个方面也还不能说都得到了与其实际情况相符合的评价。他的名字暂且不说,就是他的真实形象也几乎不为人知。是否可以说是一位被遗忘了的英雄呢?

五代与契丹同时

原因大致还是在于中华王朝史观。更准确地表述的话,或许可以说是在于中华本土中心史观。在大多数的史家看来,耶律阿保机是“外”人。将中华与“塞外”割裂开来考虑的氛围,仍旧有相当的市场。

在这种氛围中,比耶律阿保机的契丹国晚半个多世纪建立的北宋,被当做了所谓唐朝三百年之“幻想”的不容置疑的后继者。反之,契丹帝国却只留下了北宋北边“野蛮异族”之一的印象。持这种论调的理解和记述,以往滔滔不绝,现在也不能说已经绝迹。那是一种朴素而老套的,因此又是可笑的看法。然而,历史事实又究竟如何呢?

在接近蒙古时代末期,也就是稍晚于《辽史》、《金史》、《宋史》三史的编纂时,陈桱的《通鉴续编》问世了。按时间顺序记述了自唐室灭亡前后至蒙古收服南宋为止三百八十年间国家兴亡的主要历史,是一部庞大的通史。在历史上进行这样的尝试本身,就可以称得上是值得重视的书籍。况且是以耶律阿保机的出现和契丹帝国的形成来开始其贯穿时代史的叙述的。其中蕴涵着强烈而明确的历史观和信息。

同时又是《五代史补编》作者的陈桱,也精通一般中国史上所说的“五代”的历史。他在《通鉴续编》中,让始自阿保机的契丹帝国史占据中心地位,首先讲述了“五代”的兴亡,这部分内容告一段落后,作为下一段历史的展开,另设卷讲述960年赵匡胤篡夺后周王权、发动政变即位之事,也就是北宋的建立。

陈桱的这部史书本身,正如他在卷首所设“书例”中明确交代的那样,贯穿着“尊华夏”的立场。就是说,在普及和定型于蒙古统治时代的朱子学说及其大义名分论的影响下,高声标榜特意偏重北宋、南宋这“两宋”的“中华主义”。在《通鉴续编》中也还是体现了这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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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通鉴续编》的目录以及第二卷的开头部分(台湾“国立”图书馆藏) 由二十四卷构成的《通鉴续编》,在序中阐述了编纂方针之后,在第一卷中简述了自盘古开始的神话先祖的故事,从第二卷开始进入正文。通篇给人始自契丹、五代继后的强烈印象

历史理念与事实主义

如果正视事实的话,只能如此。作为历史叙述,《通鉴续编》是最为名副其实的。

陈桱自己宣称要重视北宋,可是不用说初代的赵匡胤(宋太祖)时期了,就是对于其弟即很可能是弑兄夺权的第二代的赵匡义(宋太宗),也只写到其太平兴国三年(978),以“与五代无异”之语结束,并没有算入“北宋时代”。而是以始于太平兴国四年的讨伐北汉和由此实现的对华北大半区域的不完全占领,作为判断北宋这一王朝国家真正建立的标准。作为史家来说,这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态度。在他来说,理念和主义另当别论,观察历史的眼睛是事实主义的。

如果考虑耶律阿保机和契丹帝国被“不恰当地”贬损、北宋被“过度地”拔高的背景,与日中两国都有关系,多少会涉及文化论和文明论吧。历来的中国史,冠以“实证”之名要求单个研究的微观情况另当别论,在历史的宏观把握上,总是难免容易向理念性、思辨性、观念性倾斜。在日本,正如从前宫崎市定所言,朱熹的《名臣言行录》成了江户时期幕藩体制中类似儒学教育的“教科书”,书中所收北宋的“名臣”们,由于朱熹本人的特意“拔高”而被尊崇为脱离现实的“伟人”、“圣人”,这或许也是不应忽视的一种原因吧。对于头脑中灌输了这种教育、成为其教育基础的人们来说,北宋和它的士大夫们就只能是绚丽文化之花盛开的大国业绩辉煌的英雄豪杰。

不得不说,那是后世的历史中所创作的过去,或者是由纯朴之心而生的“确信不疑”。在这种情况下,阿保机和契丹之类就变得微不足道。烦扰北宋王朝的“素朴的野性”也好,或是被视为“对文明的侵略者”也好,也许都是出于无奈。是发生在横溢的文明主义被当做美丽梦想的古老的美好时代的事。

夷离堇的立场

《通鉴续编》的记载,从唐室倒数第二个皇帝昭宗的天复元年(901)契丹部族联盟长痕德堇可汗封耶律阿保机为“夷离堇”之事开始记起。公元10世纪,亚洲东方的各国基本上处于整体变化的“变化的世纪”当中。恰好就在最初的那一年,耶律阿保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所谓“夷离堇”,大概就是突厥的“俟斤”,即相当于irkin的游牧官职。据《新唐书》,从前契丹服属于突厥时,契丹君王家系的大贺氏曾作为“俟斤”统率部民。据说在契丹的近族奚人那里,也是五部各有一位“俟斤”,统领部民。《辽史》“国语解”中,记为“统军马大官”,指最高军事司令官。《通鉴续编》也解释“夷离堇”的意义为“掌部族军民之政”,即总揽游牧部族部落以及军民。总之,可以视为契丹联盟各部之长,掌管军事和行政的指挥官。

在有关契丹的全面而基本的史料《辽史·太祖本纪》中,进一步明确记载阿保机是“本部之夷离堇”。这里所说的“本部”,指阿保机出身的“迭剌部”。由于迭剌部是契丹族中的核心部落,所以阿保机作为迭剌部的首领,并追随痕德堇可汗,走到了契丹联盟中心的地位。当时,他正好是三十岁。作为“英雄”人生的起始,年龄不能算年轻。

模糊的前半生

阿保机出生于唐咸通十三年(872)。据说,他的母亲述律氏(述律氏是与契丹王室耶律氏通婚的部落,汉式称呼为“萧”氏)因梦见太阳堕入体中而受孕。他出生之际,满屋神光和异香,个头就像三岁的小儿,已能爬行。其祖母感觉他不同一般,于是养为己子,经常把他藏匿于其他帐幕,涂抹其面,不让别人见。他长到三个月已能行走,并能快活地讲话,预知到将会发生的事情,说自己有神人相翼卫。

所谓“光”什么的以及被藏于帐幕中的说法,与安禄山有共通之处。总之同属内陆世界流行的“异人传说”。不管怎么说,还散发着王朝始祖身上常有的奇谈的浓厚味道。在这种场合,它究竟具有多大意义呢?

与此相比,说他长大之后成了一个身高九尺的壮汉、能拉开强度为三百斤弓的猛男,或许更是作为游牧武人和军事指导者的重要因素。历史上所见游牧国家的创建者,大体上都是壮汉。加上善射,成为王者不可或缺的条件。阿保机就是这样一个大丈夫,因此十分有意义。

然而,除了这些类似趣闻的事情之外,只是简单记述了他协助父亲的弟弟(或称为“伯父”,感觉有些奇怪)述澜因此而活跃的一些事情,而对他当上夷离堇之前的事情没有怎么具体记载。如后文所述,可以推测他似乎曾是契丹名门的“纨绔子弟”。对于阿保机的前半生是否还有值得一提的事情,总的来说还不很清楚。在这一点上,和其他各个创建国家的英主们相比,界限是清晰的。

另外,他的姓“耶律”、名“阿保机”,都是契丹语,但很难知道其准确发音。关于契丹语,尽管至今已有国内外很多的学者进行过尝试,但是仍然没有达到解读、说明的程度。契丹帝国时代曾创制了大、小两种契丹文字。就表音文字的契丹小字来说,近年来不断有墓志铭等契丹字与汉字合璧资料被发现,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解明之日就会到来。尽管属于画蛇添足,还是顺带说一句,关于阿保机的名字,在蒙古时代的波斯语世界史《史集》中,用阿拉伯文音写作Abākī。或许与日本语Aboki的发音很相近。

沉没在黑暗中的祖先

我们对阿保机的先祖们更缺乏了解。这里再次冒昧地倒溯时光,将各种文献中片断留存的记载串接起来,则大致情况似乎如下:

“契丹”之名,首见于中国正史之一的《魏书》“契丹传”。在北魏初期的4世纪后半叶,契丹族已经游牧于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两河之地,与库莫奚即后来的奚族也已经结成了松散的联盟关系。

登国三年(388)为北魏军所击破,是有纪年以来最初的记录。契丹族身上充满的独立不羁的气势,是与生俱来的。另外,当时契丹诸族分成了八个大部落,这是延续到阿保机时期的一个传统。

契丹的存在开始受到关注,是进入隋乃至唐代以后的事情。因采取目标为“帝国”的扩张政策,拥有四万多骑兵的契丹部族联盟已成为难对付的“不安定因素”。

由八部组成、以大贺氏部落为中心,契丹曾一度与唐通好,接受其国姓“李”,受到安抚。然而,契丹在万岁通天元年(696)大举动兵,一次次击退则天武后企图全力将其消灭而派遣的军队,使“周”王朝大为惊恐。但契丹最终还是战败了,首领被杀,部众投靠了东突厥。可是当东突厥国内因权力之争发生动荡,它立刻就再次归附了玄宗政权的唐朝,首领李失活获“松漠都督”之号。这是开元二年(714)的事情。从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与安禄山人生的微妙的重合。

与安禄山的缘分

在契丹部族联盟的内部,不久相继发生内乱,大贺氏的统治结束,转入由遥辇氏取而代之成为统治中心的时代。那一时期的事情经过极其混乱,很难全面把握。

不管怎么说,作为出自遥辇氏的第二代首领,阻午可汗出现了。据说他是由实力派人物涅里拥立的。这个涅里,一般被认为是《辽史》所记阿保机的直系祖先雅里。至此,阿保机先祖的影子终于隐约显现了。

在玄宗朝长期的统治期间,天宝四年(745),阻午可汗受赐国姓,更名李怀秀,并受封松漠都督之号。这显然是一种怀柔政策。然而,聚集在阻午可汗麾下的契丹联盟并没有让唐朝如愿以偿,在当年内“叛去”了。此时作为范阳节度使登场的,就是在距此较早时间的开元年间已经在幽州长史张守珪手下积累了征讨契丹的作战经验的安禄山。

契丹和安禄山,被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连接起来。安禄山所率领的唐军,击破了阻午可汗的“契丹叛军”。玄宗欲另封其他部落长楷落为“恭仁王”,让他接替松漠都督之位、施行统治,但是楷落已经自称“契丹王”。独立的态势已很难改变。

集玄宗之宠于一身的安禄山,为了进一步迎合帝意,奏请讨灭契丹,动员范阳、云中、平卢、河东之兵十余万,以奚为先导开始北伐,在契丹本土的西拉木伦河之南展开会战,结果大败。此后,契丹与安禄山之间又有几次交手,真的成了彻底的夙敌。此间,安禄山扩充军事力量,并笼络契丹和奚的骑兵,终于崛起。

但是,双方的缘分不解,如前所述,在进驻洛阳的安禄山背后,即幽州及其周围一带,一直受到来自契丹和奚联盟的威胁。尤其是,成为安禄山、史思明“心腹之患”的唐朝名将李光弼不仅出身契丹,而且实际上竟然是“契丹王”楷落的儿子。本应对唐采取对立态度的契丹,却出现了父子共同拯救唐朝的事情。仅此一点,契丹就与直接冲突的安、史的范阳军阀陷入难解的宿怨中。

同时兴起的契丹与沙陀

“安史之乱”成为契丹走向独立的一大诱因。此后,在中国各地割据的藩镇,只是热衷于在边境到处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契丹虽然有时主动进攻,但是来自割据、衰微的唐朝的军事威胁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总之,已经迎来了契丹联盟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了。

契丹和奚两族,看透了呈衰落之势的唐室的情况,经常以几十人的首领结群进入长安,获赏赐而归。他们手下的人也以几百人为单位,逗留边境要地幽州。840年,回鹘刚一瓦解,称耶澜可汗的契丹首领屈戍就用唐朝所赐新印换掉了从前回鹘所赐王印。但那只不过是为了获得赏赐的一件东西。

在唐咸通末年(860—873),契丹王习尔(或为习尔之)自立为巴剌可汗,于是契丹联盟逐渐强盛,版图扩大,以至于史书记载其“土宇始大”。也就是说,在沙陀族首领朱邪赤心镇压庞勋之乱、登上历史舞台的868年左右,契丹也开始扩张。开拓新时代的沙陀和契丹,是在同一时期崛起的。

沙陀在山西地方,契丹在其东北方的西拉木伦河一带,可以说是连根据地都相邻的邻居。只是近似于“现成品”的新政权沙陀,一直奉用唐室的“李”姓。而经历了长期与唐和拓跋政权相摩擦的历史的契丹,以自己是契丹为荣,很痛快地舍弃了“李”姓。契丹联盟的盟主,以自拓跋、柔然、突厥、回鹘以来内陆世界传统的“可汗”之号,作为自己的称号。

肩负“时代”的两个对手,在对待唐室和中华的态度上截然相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形。

通向阿保机之路

对照诸书的记载,应当认为习尔的“族人”钦德才是相当于封阿保机为“夷离堇”的痕德堇可汗。在他的领导下,契丹自习尔以来的上升趋势一直不减。然而,痕德堇可汗做首领的时间或“在位”的期间,与阿保机自己掌握政权的时间明显交织在一起,各书的记载之间矛盾重重。

下传至阿保机本人的直接谱系中,在曾辅佐阻午可汗的雅里之后,可以举出毗牒、颏领、耨里思、萨剌德、匀德实、撒剌的等七代。据说他们个个都曾当过阿保机所出身部落迭剌部的“夷离堇”。只是每个人的事迹,太缺少具体记载。

撒剌的的长子就是阿保机。阻午可汗接受“李”姓是在745年。如果是那样,以当时为起点按一代大约为二十年来计算,大概是一百四十年。就生于咸通十三年(872)的阿保机的先世来看,除了他父亲和曾祖父的名字发音大致相同外,没有什么特别不合适的地方。

以上的记载如果属实,说明阿保机是出生在一个相当有实力的家族中。实际上游牧民的血缘、家系、身份方面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从一个人向上追索,大概要比汉族的情况困难得多。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阿保机是具备了成为王者的资格和条件的。

但是契丹毕竟是由八部组成的松散联盟。拥有“大人”之名的各部部长经过协议,每三年选出代表。“契丹可汗”经选举产生,且为轮流制。君王之位不是限定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因此,这成为耶律阿保机必须跨越的第一个大障碍。

契丹与沙陀

建国准备

当上了迭剌部“夷离堇”的阿保机,在痕德堇可汗的麾下整日忙于对外征伐,北征室韦、南击奚、东讨女真。902年的秋七月,他率兵四十万西征河东、代北,掠获了九万五千人和大量的驼、马、牛、羊。河东、代北是沙陀的根据地。所谓四十万的兵力不过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已成为夷离堇的阿保机特别在第二年集聚相当多的兵力,对强大的沙陀的领地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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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叶隆礼《契丹国志》(元刊本)所载《契丹地理之图》(北京图书馆藏) 《契丹国志》是一部奇妙的书。作为契丹通史来读很方便,但是其记述辑自《资治通鉴》等书,特别擅长虚构,信用度差,仅有助于了解南宋末年士大夫们的心情。此图所绘为上京、祖州、燕云十六州等处。相当有趣。上方的“北海”究竟指哪里呢?

对游牧民来说,对外征伐是和获得战利品有着直接关系的“生计”。为大型的远征做策划、制订方案、建立具体的组织;部署各个分散的部队进行有效的进军和作战,且尽量避免“流血”即伤亡,携大量战利品而归;认真把握和考量其作战表现、出兵人数和战功,进行众人认可的分配等等,这些是要求游牧民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而阿保机出色地满足了这样的要求。

前一年,即阿保机就任夷离堇的第一年,他就稍稍敲打了易于征讨的室韦和奚,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尽管沙陀是劲敌,但是进攻河东、代北意味着大的利益收获。而且,这不只是个眼前的“获利机会”,如果击败强大的邻敌沙陀,对于整个契丹的安全自不必说,还会关系到今后的迅猛发展。那么自上代可汗习尔以来一直呈上升之势的契丹部族联盟,集结在新的壮年首领阿保机的麾下,确实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敢于进攻河东、代北并取得胜利,成为阿保机前途上的一大步。

同年九月,在西拉木伦河南岸建筑了龙化州这样一座围城,安置来自中华本土的百姓。又进一步开始讨伐背叛沙陀军阀、在安禄山的故土“燕”地自立的刘仁恭“政权”。在此前后,燕地的人们和军队多投靠契丹,或在适宜农耕的地区居住、开垦,或并入契丹的军队。自安禄山以来在中华本土的东北地区积蓄的多种族社会的力量,大多为处于上升期的契丹所继承。

设计这种“国家创建”的人,仍然是作为燕人的韩延徽和韩知古等人。据说耶律阿保机相信他们的智谋,把他们当做参谋和智囊团,什么事情都与之商量,听从他们的意见。在原有的“大本营”即可汗宫帐营之外,另外设置了作为国家中枢的有固定设施的政厅,修筑了大小城郭,建造了城镇和村落供汉族百姓居住。草原地区很快转变为牧业、农业和城市的复合体。在向四面八方展开军事进攻的同时,也推进了改变历史和景致的方案。在阿保机所领导的契丹迅速崛起的背景中,有着立足于长期观察之上的明确的“国家战略”。

云州会盟

在阿保机当上夷离堇后的新路线驶上轨道的第五个年头,即905年的秋七月,统率沙陀军阀的晋王李克用,派遣可能具有粟特血统的通事康令德到阿保机处,请求缔结盟约。这一年契丹也曾经大举进攻沙陀所控制的地区。首先为了避免这类事情,沙陀考虑到了“结盟”。但是并不仅仅如此。就在前一年,朱全忠将唐室迁至洛阳,八月弑杀昭宗而立最后的皇帝哀宗。朱全忠之汴梁军阀的优势正一年年明显。

因一只眼睛较小而被称为独眼龙、威名显赫的李克用,也已经五十岁了。有勇无谋的他,再怎么悲叹唐室的不幸,对于居城晋阳(指太原)被围攻的颓势也无能为力了。自负的李克用,暗地里咬牙切齿,但还是屈膝向小自己十六岁的契丹新星耶律阿保机提出了援助的请求。

冬十月,阿保机应李克用之请,发骑兵七万或可以说是族众三十万的大军,抵达云州,在其东城与李克用相见。“安史之乱”后长期割据的结果,使渐强的契丹和沙陀二者得以在草原和中华接壤的云州即大同之地直接接触。

双雄的会谈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二人一同进入帐内,推杯换盏、握手言欢。不久酒宴进入高潮,李克用提出为了报“木瓜涧之役”之仇,想借兵征讨握有“燕”地的刘仁恭。

话说回到八年前。在李克用与朱全忠的汴军全面对决之际,受李克用之命驻守幽州一带的刘仁恭,拒绝了李克用征兵的请求,还拘捕了他的使臣。盛怒的李克用打算讨伐刘仁恭,但是正当他在驻扎之地的阵地中狂饮时,大醉之中突遭敌骑袭击。李克用人还醉着,几乎是本能地亲自冲进了敌人的正中央,但是由于己方的步兵部队退下阵来,结果大败。其地,就是木瓜涧。或许是一片可以看到木瓜的谷地吧。

由于自己的疏忽,损失了很多主要的武将,还认可了刘仁恭的独立,这场直接导致陷入困境的败仗,对于自认是稀世将军的李克用来说,是一生最无法忘记的耻辱。那酒醒后无法挽回现状的悔恨,还有向根据地太原的悲惨之极的大溃退,等等。李克用把心里的话大概都对阿保机倾诉了吧。

李克用之提案

西边是李克用率领的沙陀部队、北边是阿保机率领的契丹部队,如果以骑兵为主力的两军形成夹攻之势,一鼓作气压向“燕”地,刘仁恭也只能陷入绝地。南边的朱全忠虽然势力很大,但却是以步兵为主力,即使急驰来援,首先时间上也来不及。因此,在摧毁刘仁恭之后,局面会发生大变化。对于沙陀来说,腹背之敌的二者当中,一方的刘仁恭被消灭,另一方的契丹会成为友军。沙陀会开阔视野,而朱全忠会失去“友邦”陷于孤立。这就是李克用的算计。

可以说这对契丹的领袖阿保机来说也是一个很具魅力的提案。早在两年前的903年,契丹军就已经侵扰“燕”的要地之一蓟镇的北边,掠人畜而还。在前一年的904年,阿保机准备征讨契丹的西北邻居“黑车子室韦”(七种室韦之一,构成后来蒙古联盟之一员的游牧部落,此时接近于无组织状态),刘仁恭却发兵数万加以阻挠。对于刘仁恭来说,北邻契丹联盟的发展、扩大只能是一种直接的威胁。前一年的掳掠事件,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契丹骑兵部队的威力。阿保机设伏兵消灭了北进的燕军,又成功地压服了室韦。但是,刘仁恭已经明显成为阿保机必须铲除的对象了。另外,对于契丹国的建设来说,“燕”地的人和物都成了不可或缺的资源。

李克用和阿保机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李克用大概是预料到阿保机会赞同才说出提案的。而且沙陀与契丹相争,无疑只对刘仁恭和朱全忠有益。大概二人还谈到了镇压刘仁恭之后的事情,即如何处置“燕”地、“战后处理”等。事情究竟如何?只能说还是历史上的一个谜。

李克用又进一步说出了另一个提案。他说:“唐室为贼所篡,吾欲今冬大举,弟可以精骑二万,同收汴、洛。”就是说,在震慑刘仁恭的基础上,然后约期共同进攻朱全忠。由契丹和沙陀联盟打倒并消灭汴梁军阀。对于李克用来说,这无疑才是他真正的也是最终的目的。

阿保机接受了李克用的提议。两人交换了各自的外袍和坐骑,约为“兄弟”。契丹和沙陀的同盟暂且成立。更准确地说,是好像成立了。滞留了十天之后,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离别之时,李克用准备了黄金和丝绸之类丰厚的礼物,阿保机也回赠了一千匹马和上万只牛羊。

阿保机的变卦

可是同盟并未结成。阿保机在当年就开始向刘仁恭发动进攻,并连续几年出兵。仅此而言,或许可以说完成了约定的一半。但是没有实施最关键的对朱全忠的大攻势。

这是历史上常出现的“转折点”之一。关于可称为“岔路口”的这一时期的事情,各书的记载略有不同。例如,《新唐书》是说相互约定应趁着冬季共同大举渡过黄河,但是由于唐昭宗被弑杀,不得已放弃了。只是该书以会盟为早一年即904年的事,正因为如此才成为有可能的理由。假如把它当做契丹回避出兵也就是“毁约”的理由,那么在服丧之后理应出现契丹和沙陀联盟。但是事实未能如此。

在其他将双方的会盟记为905年的史书中,解释的方式大体上偏向两方。一方面,《新五代史》、《契丹国志》如实记载的所谓阿保机回师后背约、向梁王朱全忠派遣使者的“事实”。另一方面,《旧五代史》以及明显沿袭其作者陈桱的《五代史补编》和《通鉴续编》却这样记载:

会盟之际,在阿保机全面同意提案后,左右的人都劝李克用伺机擒获阿保机。但是李克用不准,说:“逆贼未殄,不可失信于部落,自亡之道也。”于是尽献礼物、送上归途。阿保机在离开云州后听说此事,遂背约转附朱全忠一方。为此,李克用曾感到十分遗憾。

实际上,阿保机由于自己险些被诱捕而发怒因此毁约的情节,似乎更合乎情理。但是说到底,真正的原因还是未知数。另外,此处不应忽视的是,据《唐太宗纪年录》,当阿保机离开云州之时,把其弟骨都舍利和一个首领沮禀梅二人留作了人质。

断念与独立

骨都舍利是个关键人物。“舍利”在契丹是仅次于夷离堇和“于越”的重要的游牧官职。出身于族长家族和王族的人能够任此官职。骨都舍利这个人,如果是《旧五代史》“契丹传”所见“舍利王子”、《辽史》“太祖本纪”的“皇弟舍利素”(或作“苏”。若是相当于蒙古语的su,则具“威福”、“威力”之义),那么就是阿保机的幼弟,是909年讨伐幽州军阀时的军队主将,一个重要的人物。环视阿保机的近亲们,再分析当时的情况,是他的可能性最大。

与不断制造叛乱的其他四个兄弟不同,幼弟素表现忠诚,人也优秀,阿保机对他最为疼爱。他在阿保机的二十位“功臣”中,位列第一。假如把这样的弟弟留作人质,说明阿保机是绝不会轻视此次会盟的。他就那样期待着,而且十分认真。但是,事与愿违。尽管如此,他还是谦恭地使沙陀放了心,然后回师了。

包括这件事在内,如果客观地看待这次会盟,可知全部都是按照沙陀步调或是李克用的主谋发展的。阿保机一方也出于保护自身的考虑,特意率大军前往对方一侧的云州。虽然显示了仅有的配合,可是回师后立即联系朱全忠,说明他最终意识到与沙陀联合将弊大于利。

这不知是否就如陈桱等人所说,是沙陀方面不稳定的动向起了作用。总之,说明阿保机不喜欢受沙陀的摆布。也说明他立即与朱全忠联系是不愿意看到沙陀重兴和壮大。假如事情依着李克用的提案进展顺利的话,很有可能沙陀会统一华北,而正在进行建国准备的契丹将被其吞并。

说阿保机在那时已经控制了整个契丹,还为时尚早。首先,他还不是契丹的“可汗”。并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阿保机一直为亲兄弟们的叛乱所苦。他需要时间。就这点来说,中华的分裂和反抗是最合适的。

其次,李克用的提案似乎设计得很好,可是内容过于沙陀本位。阿保机半认真、半装样子地应对会盟,冷眼注视着李克用和沙陀的实际动向,也可以说是静观其况。大概阿保机在此基础上细心品味了李克用和沙陀的“内心”并看透了吧,所以改变了主意。

逆向组合

在第二年即906年阴历二月,朱全忠的使者经海路到达阿保机处,带来了书币、衣带、珍玩等礼物,形式上结成了梁和契丹联盟。也就在同月的月初,阿保机已攻打过幽州的刘仁恭。

上个月,刘仁恭向位于“燕”南部的重要藩镇“魏博”之地发动十万步兵,同样想占有此地的朱全忠也率更多兵力北行。阿保机的行动显然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因兵力不足而不知如何是好的李克用,也令部下李嗣昭率仅有三千人的骑兵,加入到这场围绕“魏博”展开的争夺中,但是很快被控制同一方面的朱全忠军堵截。朱全忠继续北进,逼近了幽州的刘仁恭。一时间,仿佛朱全忠统一华北就在眼前。

四面受敌的刘仁恭,于同年九月竟向旧主李克用派急使请求出兵。李克用尽管痛恨他的反复无常,但是由于儿子李存勖说这是挽回实力的良机,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李克用认为在“燕”地发生此前导致失和的征兵之后,如果隔山西之南、黄河攻打与朱全忠的大本营汴梁相望的“上党”之地潞州,汴军就会感到腹背不安而撤军。刘仁恭果然如其所言,立即派遣三万燕军赶往李克用的大本营晋阳,和李嗣昭等人所率晋军共同攻打泽州和潞州,十二月攻克其地。这样,沙陀总算摆脱了危机,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而北进中的汴军也在次年即907年的正月不得已撤兵了。

事态的发展与云州会盟背道而驰。在形成汴梁和契丹、山西和幽州的框架中,朱全忠于四月终于废了唐室,登上帝位,建国号为“大梁”,建元“开平”。按历史上的惯例,这个政权被称为“后梁”。

通常,中国史以此后的时期为“五代”。然而,纷争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的。这只是一种基于王朝史观的原则的时代划分。事实上,尽管长期的战乱仍旧持续着,但是此后华北出现了这样一个核心的政治势力,呈现出整合的状况,清楚地预示着新时代大门的开启。

另一方面,李克用在对朱全忠“即位诏书”的愤怒之中,十月卧病不起,第二年即908年正月在晋阳离世。享年五十三岁。因镇压黄巢之乱而被起用之后的二十多年间,他在千军万马中骁勇善战,这样的人生就如同蜡烛燃尽一般,戛然而止。后来他的一生不断被传说化,应该也是很自然的吧。

三支箭遗言

《五代史阙文》记载了如下的逸闻。李克用临死之前,交给儿子李存勖三支箭,说:“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阿保机与我把臂而盟,结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贼,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李存勖将三支箭存放在了李克用祠堂的院中。

这就是三支箭遗言,不能不说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李克用没有放过刘仁恭。答应暂时与他联合,也只是为了彻底摆脱困境,进而阻止夙敌朱全忠的称霸。接下来就阿保机说了更多的话,说明怨气也最深。口气显示了李克用率真而坦白耿直的一面,还有自以为是且褊狭的人格以及与善于深思熟虑和灵活策略极不相符的性格。而对于朱全忠,说的话格外少。

结果,在五年后的913年,李存勖镇压了幽州军阀,搜出被儿子刘守光囚禁的刘仁恭,于次年即914年正月将其携往晋阳,在父亲李克用的陵前刺其心取其血,举行了顾名思义的血祭。又据《五代史阙文》,发兵征燕之际,李存勖为父亲的祠堂献上供物,告知即将出发征敌,遂取出那三支箭中的一支装入锦袋,令部将带在身上打先锋。凯旋后,将箭和俘虏的首级一起存放在祠堂内。据说在和契丹交战和消灭朱氏政权时李存勖也是这样做的。

余录

顺带想说的是,提到三支箭遗言,就联想到日本著名的毛利元就的故事。故事是说元就在七十五岁行将就木之际,为了保护一生创下的大版图和毛利家族,将继承人嫡孙辉元以及辉元的两个叔父,即他自己的儿子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叫到枕边,递给年少的辉元一支箭,让他折断,又从若为三支就无法折断的道理训诫说,假如毛利、吉川、小早川三家维护团结,大毛利家族就能够平安康乐。这个故事本身好像是虚构的,但是有元就的亲笔书信留世,他在信中告诫去当养子的元春和隆景要协助自己的长子隆元维护毛利家族的名誉,说明这种事情的“源头”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故事的梗概或情节是《伊索寓言》里《农夫与子》的翻版。《农夫与子》讲的是身为农夫的父亲为了让关系不和的儿子们和好,让他们折断树枝,从几根树枝捆扎在一起就无法折断的道理开始讲起,教诲他们如能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就不会败于任何敌人。1593年拉丁文写成的《天草本伊曾保物语》在日本出版,由此《本歌取》在江户期盛行,似乎可以认为这成就了毛利元就遗训的故事。

反过来说,《伊索寓言》里不是箭,也没有限定树枝就是三根。或许是通过《资治通鉴》等书,中国史上的名人李克用的“三箭”故事被拿来,使元就、伊索和李克用三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上述的故事。另外,《资治通鉴》中,三支箭的故事是记在胡三省的注记内的。也就是说,只能在蒙古时代以后的《资治通鉴》中看到它。《资治通鉴》胡注本,在日本的江户至明治时期拥有很多读者。

成为真正的掌权者

阿保机的即位

云州会盟流产之后,到第二年即906年,幽州的刘仁恭、山西的李克用、汴梁的朱全忠三方展开了激战。在这一过程当中,只有阿保机率领的契丹假装“袖手旁观”,但却收服了南邻的奚和北邻的霫等近族以及东边尚未归附的女真族等,扎实地巩固了自己的基础。

还有,阿保机虽然抛开沙陀与朱全忠暂且结盟,但是实际上当朱全忠的使者再次来到契丹国要求履约时,阿保机却一再推托,始终没有付诸实施。毕竟那只不过是暂时与汴梁通好的权宜之计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背叛沙陀之事。阿保机灵活的策略和谨慎的行动,以及契丹自立的强烈意志,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此后的事情,据《辽史》“太祖本纪”,同年的十二月痕德堇可汗去世,宣称奉其“遗命”,阿保机被推戴为可汗。阿保机依例“三让”后表示接受,遂于第二年即907年正月即“皇帝之位”。

群臣为阿保机上尊号,称“天皇帝”,称皇后述律氏为“地皇后”。“天皇帝”大概相当于从前唐太宗等人被内陆草原的首领们所称的tengri khaan。而“地皇后”,如果用被认为与契丹语相近的蒙古语来说,就是ötögen qatun。

关于阿保机的即位,至今仍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原因在于,九年后的916年二月再次举行了上尊号的仪式,尊阿保机为“大圣大明天皇帝”,尊述律氏为“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天下,始建元“神册”。二人的尊号中,天皇帝、地皇后是一致的,各分别冠加了四个字的美称,就是说阿保机曾两次即位。那么具体情形究竟如何呢?为此出现议论也是正常的。

以前争论的焦点是,应该视907年和916年哪一年为契丹国的“建立”或“成立”的时间?关于这一点,岛田正郎是这样说的:所谓907年第一次即位之时依照“燔柴告天”即点燃薪火祭天的古老仪式即首领位,实际就是指即位为游牧联盟组织的大首领“可汗”之事。这种“燔柴告天”的仪式,后来成为历代契丹皇帝即位之时接受国语式尊号的“上契丹册仪”(上契丹册书的仪式)。当时,与接受中华式尊号的“皇帝受册仪”(皇帝接受册书的仪式)配套举行。从这一点逆向推测,916年的所谓第二次即位就成为颁布中华式帝号和年号的仪式。就是说,还是以阿保机的契丹国建立于907年的看法为好。实情确实如他所说吧。

上述两种“册仪”,换种方式来说的话,是反映了作为以游牧国家的组织、体系、性质、传统为基础,囊括长城内外农耕社会的复合型国家的契丹所特有的两面性。阿保机以后的历代契丹君王都同时走可汗和皇帝两种“即位”的过场,但是就开国之祖阿保机来说,必须先作为契丹游牧部族联盟的可汗登上最高权力者的地位,然后过渡为中华式的名号和面貌,以新的至高统治者出现,他得走这样两段式的政治过场。仅此一点也说明阿保机并没有立即把独裁的权力握在手中。

余录

另外,虽然看上去是细小的事情,但是觉得格外重要,因此愿意在这里做一些注记类的阐述。这涉及907年所谓第一次即位时阿保机的君主号。完全倒向契丹一边的《辽史》作“皇帝”和“天皇帝”。而《新唐书》“契丹传”和《契丹国志》只作“王”,《旧五代史》“契丹传”作“国王”,到《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回避了明确的表示。这些书的共同点反映在可能不知该如何称呼或表记,采取了避开用非汉语表示的态度。

然而,《通鉴续编》却明确记为“可汗”即khaan。陈桱大概看透了事情的本质吧。与其这样还不如说,在蒙古时代嫌弃、忌讳非汉语是愚蠢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对于《辽史》中“天皇帝”的称号,《旧五代史》“契丹传”和《契丹国志》同作“天皇王”,只是都是当做第二次即位的916年和那以后的事情来记述的。

关于称号等,或许会有感觉无所谓的倾向,但究竟是“皇帝”还是“王”?是“汗”还是“可汗”?这成为观察中华和草原两个世界的关键。如果在这些方面草率行事,那么理应理解的事情也会变得不可解。

迷雾重重的夺权与令人生疑的史书

说起来,阿保机907年的可汗即位本身就笼罩着可疑的阴影。诸书的记载模糊且不一致,很难推测事实真相。其中隐含着阿保机夺权过程中的疑点或是某种不祥征兆,使人不得不想到肯定存在各种不地道的事情。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辽史》“太祖本纪”一概未提。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沉默胜于雄辩。而且,正因为是所谓“内部”的记载,所以不能不使人感觉到应该有所隐瞒。另一方面,流传下来的可使用的主要记载就是北宋和南宋所编纂的东西了。因为是由“敌对势力”写成的,所以能够涉及己方人们无法记载的事情,反过来说,自然就会有单纯的误解、误记、无知和不足,还会出现故意的偏见、恶意、夸张、笔诛、捏造、虚构。

实际上,被认为是北宋名臣的欧阳修重大义名分、以所谓的“春秋笔法”编纂的《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完成于1053年)和《新唐书》(完成于1060年),后来虽然被广泛阅读,但是史实方面的误记很多,而且多带有“主观意识”,倾向性较强。同为北宋时期的编纂,薛居正等人于974年写成的《旧五代史》(原名《梁唐晋汉周书》,或作《五代史》)相对直接、朴素、杂乱,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反而常常因“史料价值”高而成为好的参考。如前所述,北宋初年承接“五代”,974年之时北宋的前途尚未确定。契丹帝国和北宋和平共处已过半个世纪,与身处安定时期的欧阳修和他写两本书时的情况完全不同。

间隔大概三百几十年到南宋末期的13世纪中叶至后半叶完成的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引用了现在已经看不到的一些书,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也常能看到误记、误会和错乱,“史料价值”因各部分而异。说来,撰写该书的真正目的在于为蒙古和南宋的交往敲响警钟,而北宋与大金国签订“海上之盟”时的契丹末期的事情才是关注的焦点。相反,对于契丹初期的事情,只能说是根本不关心,记述也很粗疏、随便。总之,史书有关阿保机夺权情况的记载本身确实靠不住。

打破三年轮换制

如前所述,阿保机夺权的“障碍”在于可汗选举制和三年轮换制。钦德即痕德堇可汗,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所载改置“遥辇”那样,是属于辈出契丹联盟首领的遥辇氏一系。而作为夷离堇掌握实权的阿保机所属的迭剌部,如果所传不误的话,是个自古以来具有实力的名门,但是还不具有作为能出全契丹之首领的家族的资格。

《新五代史》说阿保机“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纯粹是明知事实却故意歪曲、贬低。对此,《旧五代史》“契丹传”记为:“及钦德政衰,有别部长耶律阿保机,最推雄劲,族帐渐盛,遂代钦德为主。”可以说直接地记载了基本事实。由于遥辇氏的钦德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别部”即迭剌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因“雄劲”而受到推举,成为夷离堇。其结果,契丹蒸蒸日上,阿保机遂取代了钦德。这样的解释,大体上符合事实。问题在于“代为主”。

梳理各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原本分为八部的契丹,各有号为“大人”的首领,习惯上推举其中一个大人,整顿旗鼓立为“主”,使其统领整个八部。旗和鼓是军权的象征,意味着立其人为军事首领。契丹联盟一遇灾害、牲畜减产,就会由八部“集议”,选出下一任首领。没有灾害的平常时期,定每三年进行选举轮换首领。不过,到阿保机成为“主”,恃强抵制轮换,终于自立为国王。总之,阿保机继承汗位乃至独霸政权是有问题的,可以说是凭借实力抵制轮换的产物。

与此相关,流传着非常有趣的三个故事。首先,据贾纬的《备史》,当初云州会盟之际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阿保机说:“我蕃中酋长,旧法三年则罢,若他日见公,复相礼否?”李克用听罢此话回答说:“我受朝命镇太原,亦有迁移之制,但不受代则可,何忧罢乎!”于是阿保机听了李克用的教唆,没有接受各族要求的轮换。李克用身为节度使,原则上也面临“迁转制”的任期,所谓可以无视其规、继任下去,是提醒藩镇权力应有的状态。实在可笑。李克用的意思是说,我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你阿保机也努力吧。真是一针见血。人物、场景、时机都一应俱全了,然而事实究竟如何还不好说。

其次,赵志忠的《虏庭杂记》如是说:太祖番名谓阿保谨,天生智慧。八部之主爱其雄勇,遂退旧主阿辇氏(指遥辇氏),使归本部,立太祖为王。所说阿保机继位本身是基于其能力的和平换代,与前引《旧五代史》“契丹传”的说法基本一致。另外,《编遗录》说908年阴历五月契丹王阿保机和前国王钦德曾向朱全忠的后梁政权贡献方物。由此可以视为那是一次和平的换代,而且前国王平安无事。

然而《虏庭杂记》又这样说:因没有发生灾害、畜牧业生产兴旺,人们安居乐业,所以王的换代也就没有实施。是说如果自然条件允许、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不一定限定为三年必须换代,可以继续为王。从前王痕德堇可汗即钦德的在位时间来看,也显然重复了几个三年任期,因此汗位的连任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阿保机独霸王位是有问题的。那么,前述所谓李克用的建议什么的,尽管很有意思,但只能是一种虚构。

另据《虏庭杂记》,当时契丹那里有韩知古、韩颖、康枚、王奏事、王郁等人,都是中华之人。据说他们曾共劝阿保机抵制换代。这的确似乎很有道理。就是说独霸汗位即把王位固定于阿保机一人身上的事,是由出身中华的人们提出来的。他们劝言就此打破契丹数百年来的传统、由特定的人物及其家族承袭王位即确立“王权”和王统才是最重要的。这对于任何中华文明框架内的人,都是很自然的思想表达。他们所追求的是建立安定的“国家”。这与阿保机的考虑是一致的。这个故事与下引《新五代史》的记载有关联。

谋杀诸部大人

以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期,是从幽州军阀刘仁恭被其子刘守光谋算、囚禁之后到907年以后。原文大意如下:

刘守光暴虐,其管下的幽州和涿州的百姓大多逃入了契丹。而阿保机也乘机侵入,攻略城池、俘获百姓而归,在契丹的领地内建筑城郭,予以安置。那些汉人对阿保机说:“中国之王无代立者。”于是阿保机愈发威慑诸部,不打算换代。这样,在阿保机即位后的九年,诸部一致谴责其久不换代之事。因此阿保机不得已归还了象征君主权的旗和鼓,说:“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各部答应了。

所说的汉城,位于炭山东南、滦河之畔,具盐和铁之利。也就是从前北魏的滑盐县之地。那里五谷丰登,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仿幽州的方式建筑了城郭、邑屋和廛市,因此汉人百姓安居于此,不思回归。阿保机一方面明白这样的百姓必将有用,另一方面采用夫人述律氏的计策,派使者通告各部大人,说:“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是,共携牛、酒会于盐池。阿保机设伏兵于盐地之侧,伺酒宴进入高潮,发伏兵尽杀诸部大人。由此自立为王,再无换代之事。

这究竟多大程度是真实的、多大程度是故事或传说呢?其中又有多少虚构和改编呢?至今无法确知。只是,故事的脉络本身与《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中所引《汉高祖实录》、《唐余录》所述一致。《新五代史》的这一部分,显然沿袭了涉及“后唐”高祖李克用的两种失传的书等。《新五代史》尽管满眼可见欧阳修独特的笔触、改编和润色,不过在这里还是相应地依据严格的出处做了叙述。另外,无论是前引《备史》还是《虏庭杂记》,《通鉴》胡注都有所引述。假如没有胡三省的引述以及据其所做的考证,后世的我们将非常难办。

虽说如此,迄今为止注意到这个故事的人们大多认为,这是一个为阿保机权力的确立进行粉饰并使之正当化的奇谈。因此,即便有过这样的事情,也以为是阿保机第一次即位之前发生的事情而并不怀疑。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故事的重点都很具体而明显。例如因刘守光而反映出来的时间限定、因他的暴虐而引起的百姓北走。这是不争的事实。还有,汉城的存在以及位于炭山和滦河地方之事,为蒙古时代的一大史料即王恽的《秋涧先生大全文集》特别是收入其中的《中堂事纪》所明言,可以证实其真实性。而其附近的盐地也确实存在。

“九年”之义

然而最具意味的是“称王以后九年”的说法。胡注所引《汉高祖实录》、《唐余录》也视为阿保机的话,说他说“我为长九年”。按照契丹联盟的习惯,每三年举行一回选举或换代,如前所述这原本很有可能再选出同一个人,而以三年为单位,九年恰好是三个回合。这里最为关键的是,从第一次即位的907年至第二次即位的916年,正好也是九年。

顺带说一下,阿保机在这九年间勤于“内政”,对外活动方面相对保守。值得注意的是,在916年之前的912年至915年的四年间,阿保机完全没有对外进行远征。好像忙于稳固基础的“内政”而无暇考虑“外征”等事一样。而且,连外国和属国的来贡,除了“初年”907年和州(高昌)回鹘来贡之外,直到神册元年再无动静。这一事实也不容忽视。

在此,显示了一种可能性。就是阿保机虽然于907年当上了契丹联盟的“可汗”,但是与直到痕德堇可汗为止的历代可汗们一样,也不过是以三年改选为原则之选举换代制下的君主。大概阿保机是在几次再选后遭到了契丹各部落不断增长的不满,为了巩固自身和家族的君主权不致旁落而采取了什么行动。很有可能就是在盐地诛杀各部大人,那么他的夺权则充满了血腥味。

仅此来看,具有近六百年历史的契丹八部制的结构曾经是强有力的。阿保机迈向权力巅峰的步伐不得不经历了907年和916年的两个阶段,这是不容否定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或许可以说是在充分意识到对北宋造成有形或无形压力的契丹帝国的基础上,就契丹帝室不愿触及的、阿保机身上围绕“建国”所发生的不祥的事情,冷静地做了记述。

阿保机与李存勖

“父”与“子”

那么阿保机和沙陀的缘分是否就此完全中断了呢?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一点很有趣。云州会盟之后,阿保机忙于执掌自己的权力;沙陀也经历了绝地重生、奉为精神“领袖”的唐室的衰微、夙敌朱全忠颁布皇帝诏书、李克用的去世等等,局势也不稳定。可就在第二年即908年正月,李存勖的使者前去拜访已成为契丹“可汗”的阿保机,并正式通报了晋王李克用去世的消息。

使者的“告哀”与李克用的去世发生在同一个月内,说明李存勖几乎没有耽搁地立即通知了阿保机。对此,阿保机也立刻派使者前往已袭晋王位的李存勖处吊唁。这也发生在同一个月内,说明沙陀和契丹相继互派使节进行往来。契丹和沙陀的关系,似断非断。李克用对阿保机的仇恨,没有传给儿子李存勖吗?

在相继遣使往来的过程中,意味颇深的是,二十四岁承袭亡父之位的李存勖向阿保机提出了新建议。《旧五代史》“契丹传”记载的情形如下:

那是李存勖遣使告哀时的事情。李存勖的使者向阿保机献上“金缯”即黄金和丝绸,请求他率骑兵前往救援伸入朱全忠政权之地而形成孤岛的潞州。对此,阿保机的回答令人惊讶:“我与先王为兄弟,儿即吾儿也,宁有父不助子耶!”

李存勖遣使是为了求得与阿保机的合作。转告父亲去世的“告哀”,可以说是一种借口。至少,李存勖不想和已经成为契丹联盟之“可汗”的阿保机结怨。于是想要通过“父”“子”的形式重修三年前的“旧好”。以前李克用是“兄”、阿保机是“弟”,沙陀处于上风。但是现在阿保机是“父”、李存勖是“子”,已经成为契丹可汗的阿保机很顺利地处于了绝对上风。

危机与打算

李存勖领导下的沙陀,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军神”李克用去世之后,当时谁都不清楚年轻的李存勖是个怎样的将领。他看上去不过是个熟知音律、喜好歌舞的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他的特殊能力和雄才大略,只有父亲李克用知晓,他人当中也只有被朱全忠所杀的唐昭宗看出过。

另一方面,朱全忠刚一得知妨碍自己称霸的夙敌李克用已经去世,就立即发兵攻打了上升为双方攻防焦点的潞州,是自然的及早应对。李克用是正月四日去世的,而这是其后不久发生的事情。事态十分紧迫。

李存勖甚至没有时间服丧。因监军使张承业对他讲在此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即为“行孝”,李存勖于是决心全面掌权。他拉拢握有实力的叔父李克宁推戴自己,后来觉察到叔父心中的不满,遂于次年二月诛杀了李克宁等人,控制了沙陀内部。李存勖遣使告哀是在那之前,即经历了父亲去世和服丧期、奋起反击汴军进攻之时。这时一旦遭到契丹来自背后的袭击,则万事休矣。反之,假如能够得到阿保机的援助,就能赢得将来。李存勖提出合作和援助的请求,或许出于真心,也或许是背水一搏。

阿保机爽快地答应了李存勖冒险提出的建议。同意出兵可能也是认真的。这与同李克用订立的“盟约”,既相似又有不同。阿保机在当上可汗的基础上,庇护一个前途未卜的青年、援助不得不以那个人为首领的沙陀,可以间接控制沙陀军阀、进而达到统治的地步。根据情况,还有可能将沙陀完全变成自己的“属国”。实际上如后所述,在二十八年后的936年,阿保机的继承人尧骨乘沙陀军阀发生内讧,支援驻留太原的首领石敬瑭,协助他推翻后唐第四代皇帝李从珂,催生出石氏为首领的沙陀第二王朝“后晋”,使之属国化。

“父亲”要援助“儿子”,阿保机这漂亮的话语让人感动。而且如后所述,实际上很有可能在阿保机和李存勖之间弥漫着这样一种感情。即便如此,从政治策略来看,这对于阿保机也是利多于弊的合作。如果不提供援助、视而不见,一旦朱全忠吞并了沙陀,华北就只剩下从父亲刘仁恭手中夺取幽州军阀的刘守光。尽管人数不多,但是假如朱全忠现在以沙陀的精锐作战部队和骑兵打“先锋”,去进攻幽州的话,幽州将会怎样应对?究竟会不会抵抗呢?

一旦刘守光不战而与之联合,朱全忠称霸华北的态势将会一气达成,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朱全忠会让沙陀、幽州的两军打头阵,而他的梁军会直接进攻契丹。假使朱全忠足智多谋,他会轻而易举地动员契丹背后的室韦七部族和东北的渤海国。对于刚刚启程的新生的契丹国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噩梦。阿保机当然会有所盘算。

“超新星”李存勖

对于朱全忠,这的确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控制华北,顺势肢解契丹或使其归顺,甚至可以恢复往昔唐帝国那样的势力范围。他一定想到了不具备强大军事力量的华中和华南的那些中小“王国”会轻易地俯首称臣。那么,大梁帝国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

然而,年轻首领李存勖是超乎阿保机、朱全忠等大概所有人意料的军事将领。在潞州,沙陀将领周德威和梁将李思安交战,相持不下,到了三月,朱全忠终于亲率大军赶到了邻近的泽州,再整军队、部署消灭沙陀的大阵,驻营长子县。李存勖命孤陷敌阵的周德威军撤回到太原。勇将周德威的撤军,被梁军认为是沙陀因李克用去世和“大丧”而丧失了战斗意志,他们觉得潞州的陷落不在话下,沙陀军更不会出击,恐怕还想到了不久即可将其征服吧。就这样彻底放了心。朱全忠以为战事已经结束,甚至没有继续安排哨探,就自己渡河回到了洛阳。他根本没把李存勖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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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后梁占据优势的中华

李存勖得知梁军未设防备,遂对部将们说:“汴人闻我有丧,必谓不能兴师;又以我少年嗣位,未习戎事,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练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愤激之众,击彼骄惰之师,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围定霸,在此一役。”

从太原出发的沙陀军,用五天时间赶到潞州以北。五月一日拂晓时分,大雾弥漫,李存勖亲率军队埋伏于三垂岗。到了早上,雾气依然遮天蔽日,于是乘机向敌阵移动。李存璋和王霸带领属下烧毁敌寨;周德威和李存审二人分道进攻;率领亲卫军的李嗣源率先冲击,就这样从三个方面向梁军发动了袭击。梁军惊恐万状,向南败退。一路散落武器、铠甲,被杀人数逾万,主将符道昭以下大将级的将领三百人被俘,粮草百万斤被劫获。梁军大败。

形势发生了逆转。朱全忠得知战败的消息,哀叹道:“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尔。”

关于这场战役,有逸闻流传下来。说是在十九年前李存勖五岁那年的龙纪元年(889),父亲李克用上三垂岗打猎,岗上有玄宗皇帝之庙。李克用在庙前供酒、令人奏乐之时,“伶人”即乐师奏响《百年歌》,说唱起玄宗年迈时的情形,声音悲切。李克用捻着胡须指着年幼的李存勖说:“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此。”结果真的发生了这场战役,应验了李克用的话。李克用和李存勖父子,非常适合戏剧性编排。

三极命运

命运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朱氏的后梁因这一仗而走上了下坡路。相反,沙陀在李存勖这个超人般的指挥官的带领下,显示了超过李克用初期时迅速出击的优势,占据了华北政局的中心位置。

阿保机原本打算“出兵”,可是在转瞬即逝的潞州之战中,不仅谈不上庇护沙陀,还明白了原来视为“子”的李存勖竟然是个“超新星”。他的打算像虚幻的梦一样消失了。

此后八年多,在华北只能见到李存勖恣意纵横的活跃身影,而年长他十三岁的阿保机却陷入了忙于应付兄弟和族人们不断叛乱的境地。这些“叛乱”显然是要效仿阿保机的“夺权”。契丹可汗的地位愈发不稳了。从907年的第一次即位至916年的第二次即位,对于阿保机来说,确立君主权依然是一条“荆棘之路”。

另一方面,朱全忠把财权委托给养子博王朱友文,把行政权、军权交托心腹敬翔,自己集中精力与沙陀、幽州以及淮南的杨行密、杨渥父子展开军事对决。潞州之战三年后,朱全忠在洛阳卧病不起,命朱友文之妻王氏从汴州召回朱友文,准备逐出郢王朱友珪。此举的背景与朱全忠以众儿媳们为情人、王氏和朱友珪之妻张氏争宠的惊人事件有关。出于恐惧,朱友珪于912年六月杀死朱全忠,加罪于朱友文而将其杀害,随后即位。但是禁军发动叛乱,朱全忠的第三子朱友贞乘机与驻守洛阳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联手杀了朱友珪,自己即位,称为后梁的末帝。以后梁为名的汴梁军阀,其惨淡之状预示着自己的灭亡。

阿保机和李存勖这两颗巨星发生正面冲突,是916年以后的事情。此前阿保机忙于镇压内乱以巩固基础,没有展开大的攻势,但是一直注视着李存勖的进展。从这一年的秋天开始他一下子转为攻势。只能又一次说明916年二月“再即位”的意义是很清楚的。就是说,阿保机好不容易在这个时候才作为契丹国的真正君主站稳了脚跟。

不可避免的冲突

李存勖主要以华北平原为战场反复与后梁军作战,逐渐逼得敌方走投无路。尤其是在朱全忠还活着的911年正月,在发生于河朔平原中心地区柏乡一带的两军主力的决战中,取得了比潞州之战还要大的胜利,缴获了更多的战利品。而且,从同年的十二月起,与李克用遗言中提到的复仇对象幽州军阀刘守光开战,如前所述,李存勖将其彻底消灭,吞并了燕地。

就这样,到了此前已谈及的916年。到这一年的三月,与梁军的华北争夺战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沙陀居于上风的形势显而易见。另一方面,由王檀率领的后梁同盟军期盼局势一下逆转,企图从西南方向突袭李存勖暂时不在的大本营太原,但是最终也被击退。梁帝朱友贞不得不叹息道:“吾事去矣!”结果,这一年之内位于黄河以北的河朔之地尽落沙陀之手。

短时期内,在“时代”宠儿李存勖的麾下,除了以勇猛著名的原有沙陀兵之外,还出现了“蕃落劲骑”的身影,这是些异族游牧民骑兵。他们每逢战斗,都尽情发挥铺开作战的优势,充分显示了骑兵部队的威力。自李克用以来沙陀军一直是司令官亲自冲锋在前,以惨烈的肉搏战威慑敌人。现在因此又增加了一张王牌。

在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梁军凭借丰富的财源为基础、发动大量兵员并配备辎重充实的物力大规模投入作战,一直在诸军阀中处于优势。但是面对从“面”上可铺开、从“点”上可突击、或两种方式并用的新沙陀军,梁军也只能甘拜下风。而且朱全忠又卧病不起,不久被杀,后梁一时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失去了中心,只能衰败下去。

按照汉文说法被形容为“部落帐族”、“驰马励兵”的新加入的游牧系部队,就是908年李存勖提出与阿保机合作之际另以重金收买的“北蕃诸部”。看来不仅是室韦、吐谷浑,甚至包括奚和契丹在内的各方面的人中,因阿保机的统一、建国和夺权等活动而受到挤压、不被新生的契丹国认可的人们不在少数。

阿保机答应了李存勖的请求,可是他自己和契丹国的军队没有直接出动,于是包括对他本人心怀不满和反对的势力在内,各种游牧系的骑兵投到了李存勖的麾下。对此阿保机竟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专门去干涉。在这一点上,阿保机遵守了盟约,间接地为沙陀解了燃眉之急,对于908年以后李存勖的迅速发迹也基本上保持了“善意”的态度。

但是出乎意料,李存勖壮大起来了。沙陀已不是从前的沙陀了。不仅仅是沙陀的属民,就是周围的大小政权也都不可否认地期待着统治中华的“中央权力”的出现。

而阿保机方面态势也已具备。阿保机和李存勖两个人之间的交情究竟如何,恐怕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契丹和沙陀作为国家和组织,它们两个初升的朝阳之间发生冲突,已在所难免。这是贯穿草原和华北的两大势力之间的激烈碰撞。

阿保机的南进与策略

首先行动的是阿保机。916年初秋的阴历七月,他亲征突厥、吐谷浑、党项、小蕃沙陀,尽数降服。俘获大小头目以及百姓一万五六千人,缴获铠甲、武器、军服九十多万件;宝物、马匹、牛羊无算。表面上不易知其出征目的地的这次军事行动,成为进攻沙陀领地的第一步。

当时,这些游牧部族分散为各个小规模的部落,游动在草原和中华地带之间。其中,从阴山一带到鄂尔多斯和云州北境,活动着不少半归属沙陀又保持相对独立的人群。他们基本上属于“无组织”的武装势力,对于沙陀军阀来说,大概就是游牧骑兵的供应源之一。

阿保机首先进攻了这些势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军队,从而消除了南进时的不安定因素。之后于八月,明智地放弃直接进攻沙陀北部守卫重地云州,出其不意地暂且迂回至黄河西岸的“河曲”之地胜州和麟州,从那里再东渡黄河。一时间,同属大同盆地但位置偏北的朔州,部队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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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山后地

朔州当时由李克用的养子振武节度使李嗣本驻守。他平常强硬得好像是个很威严的可汗,然而当契丹军迅速攻克朔州时,就成了俘虏。阿保机一边寻机勒石记功,一边派使臣前往已成孤城的云州。然而使臣被朔州防御使李存璋斩杀,为此契丹军包围了云州,李存璋拼死固守。自朱邪赤心以来一直是沙陀之地的大同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眼看就要一下子落入契丹之手。

稳定了河朔方面的局势、九月刚刚返回大本营太原的李存勖,就接到了云州吃紧的战报,他立即亲自北上救援。然而走到位于朔州之南的代州时得知契丹军已撤退,遂放心地返回了太原。但那不过是阿保机的虚晃一枪。

在冬季到来的十月,契丹军大举东进。十一月,进攻蔚州、新州、武州、妫州、儒州等五州,斩首一万四千七百余级。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这两大平原之间,是恰似阶梯式舞台那样延伸的盆地状区域。将武州更名为归化州、妫州更名为可汗州,是因为这两个州已在契丹的攻袭中被收服,或许可以说已经成了阿保机的直辖领地。

这样,从阴山、鄂尔多斯一带起,为后来所谓的内外长城线所包围的“山后”或“山北”之地的大部分地区,一度成了契丹的领地。顺带说一句,那时后梁和吴越的通好使臣同时来到了契丹军营。阿保机让他们作为“观战武官”参观了契丹军的武力和战果。

新州之崩

阿保机率领的契丹军不曾北还,就在原地过冬。进入917年,局势更加动荡。

负责该地防御的沙陀方面的最高指挥官李存矩,以威塞军防御使驻守新州,抵御契丹军,但被部下叛杀,主谋是能干的部将卢文进,他举所部投降了契丹。李存矩是李存勖的爱弟。这对沙陀方面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此前李存勖消灭幽州军阀刘守光之后,派骁将周德威驻守其地,将西边与幽州相望的“山后地”交弟弟李存矩把守,想以此铸成铜墙铁壁之阵。然而李存矩骄横怠惰,将分内政事推给宠爱的侍女,在部下当中信誉大失。另外,李存勖为与梁军抗衡命弟弟李存矩在“山后地”招募劲兵,更引发了从百姓中乱征的事件,军人和百姓怨声载道。

大概就是在契丹军即将东进之前,李存矩派幽州军阀降将卢文进为统帅,送五百人的骑兵南行到他兄长那里去,并且亲自同行至半路。但是被派送的那些人都不愿意远行,为此李存矩也没有采取特别的补救措施。这只能说他别说当什么将领了,就连当一个前线指挥者都不够格。

这些骑兵当中,有一个名叫宫彦璋的小校,他半夜与士卒们商议,说:“闻晋王与梁人确斗,骑兵死伤不少。吾侪捐父母妻子,为人客战,千里送死,而使长复不矜恤,奈何?”

于是,经众人决议,乘李存矩在营帐内熟睡之时袭杀了他。众人又推举不受欢迎的卢文进为首领进攻新州,但被击退。转而进攻武州,也未获成功,失去了容身之地,只好随卢文进投降了契丹。这是917年阴历二月发生的事。

李存勖的抗议

至此,李存勖致书阿保机,指责他既“与武皇(李克用)屡盟于云中,既又约为兄弟,急难相救,至是容纳叛将,违盟犯塞”,乃毁约之举。这是《旧五代史》所载内容,可是多少有些奇怪。事实上,一直是李存勖一方在接受阿保机的援助。相反,自上代的李克用以来阿保机从未得到过沙陀的援救,常常是沙陀为打破困境就提出合作。阿保机的反应是随机应变。

假如李存勖这番话是真的,说明李存勖曾相当信任阿保机,或者说明他是个非常自我、任性的人。不过按中华本位的记载,身为“夷狄”的阿保机自然是要被否定的。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有过分偏袒李存勖的嫌疑。尽管还不清楚其中真伪,然而李存勖为阿保机自如的进退所摆弄、加上爱弟又去世,看上去他似乎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

李存勖是个少见的人才,但又是个过分自信、过分看重名誉的人。即便成功不是源于自己的决策,他也会把部下的功绩贪为己有。此前一年,当后梁的王檀突袭太原之时,留守部队人数太少,情况危急。监军使张承业等人意识到若太原就此陷落则沙陀无梦而终,遂拼死固守,连已退役为预备役的安金全也奋起作战,终于击退了敌军。尽管如此,回来后的李存勖毫无反应,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过分自负、不重视他人,自李克用以来就是这个家族的品质。特别喜欢被人尊崇,却非常缺乏对他人的关爱。战场上鬼神般不寻常的活跃,与平日里缺少心理平衡的感觉迟钝,竟然共存于同一人之身。尤其是李存勖,他在进入政局后从未尝过失败的味道。他的精神也许就这样不得不一步步地远离了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