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走向南北共存的时代

两轮升起的朝日

两军的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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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与沙陀之间的进攻和防御,就此正式拉开。熟知地形的卢文进作为契丹军的向导进攻了新州。沙陀守将刺史安金全虽然八年前曾解太原之危,但是这次却不抵契丹军的猛烈攻击,弃城而逃。契丹以卢文进的部将刘殷为刺史驻守新州。

针对“山后地”已尽入契丹的事态,晋王李存勖令幽州的周德威集聚燕、并(河东)、镇、定、魏等五镇之兵,率三万人出兵居庸关之西,奔新州而去。镇、定、魏是分别与沙陀政权结盟的河朔地方的大军阀。收拢其地援军的周德威军可称为一支联军。阿保机也亲率数万契丹军,号称三十万,向东挺进,两军在新州东郊展开了激战。这是契丹与沙陀之间的第一场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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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一次契丹—沙陀之战

结果,面对压倒多数的契丹军力,那样身经百战的周德威也寡不敌众,惨败得几乎全军覆没。取得斩首三万余级大胜的契丹军,追击敌方残兵赶至河北平原。阿保机一方面命皇后述律氏的一个弟弟阿骨只(阿古只)为统军、一个弟弟实鲁(室鲁)为先锋,率领一支部队扫荡了河朔地方;另一方面亲率主力包围了幽州。此时,契丹故意声称拥兵五十万或百万,以示威慑。实际上在幽州、蓟州北面一带,平原和山谷之间布满了契丹军的幌马车和帐篷,还有羊、马。

幽州的攻防

本为燕地之人的卢文进,教给契丹人如何制造各种攻城用具,如称为飞梯的特制梯子、称为冲车的突击战车等,契丹人将其列布于幽州城下。并挖通地道,昼夜不停地从城的四周一起攻城,而城中的人们一旦发现地道口,立即点燃油脂投入洞口,以此应战。契丹方面更垒起土台,打算借此翻越城墙,但是城中的人们化了铜水浇向契丹兵。半月之间,奇策百出,日死上千人,可是攻城仍未停止。幽州的军民已疲惫不堪,但总算勉强保住了城池。

周德威派使者抄近道至李存勖处告急。而那时李存勖正与梁军隔黄河相峙,他考虑到如果分兵则援兵自然不多,但是如果不去救援将失掉幽州,于是询问诸将。只有李嗣源、李存审、阎宝三人主张救援。李存勖大喜,说:“昔太宗(李世民)得一李靖犹擒颉利,今吾有猛将三人,复何忧哉!”

李存审、阎宝二人说:“虏(契丹)无辎重,势不能久,俟其野无所掠,食尽自还,然后踵而击之。”但李嗣源说:“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变生于中,何暇待虏之衰!臣请身为前锋以赴之。”李存勖亦称是,遂立即开始做出兵的准备。到了四月,李存勖命李嗣源首发、阎宝率盟军镇州、定州之兵殿后。

幽州的周德威再次派人向正北上而来的李嗣源传话说:“契丹三十万,马牛不知其数,近日所食羊马过半,安巴坚(阿保机)责让卢文进,深悔其来。契丹胜兵散布射猎,安巴坚帐前不满万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备。”李嗣源将此话立即上报了李存勖。

阿保机的决断

就这样终于到了阴历六月。契丹军一方从头一年起兵以来也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拿幽州来说,已被围困三个月左右,可是周德威仍在力守不降。阿保机望见城中弥漫着炊烟般的烟气,觉得暂时还无法将其攻克。

已是盛夏时节,酷暑和连阴雨接踵而来。阿保机决定撤兵。若一直阻于幽州,犹豫不决地久留下去是危险的。而在南边,沙陀的李嗣源和阎宝正伺机待动。

阿保机命发小挚友、现任最高指挥官“于越”(大概相当于游牧官制的üge)的“从堂兄弟”耶律曷鲁彻底代替自己担任攻城军的主将,与熟知燕地的卢文进一同留守,命其他所有部队总撤军。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彼此的差异

即便如此,幽州的困境还是不断加剧。初秋七月,李存勖拨兵给李存审令其北进、与此前进入幽州以南的李嗣源等人在易州会合。沙陀军因此步兵、骑兵共达七万。

李存审说:“虏众吾寡,虏多骑,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虏以万骑蹂吾陈,吾无遗类矣。”他深知契丹骑兵的厉害。他的话就像是直接代表沙陀将士心情的一种直率的看法。

但是李嗣源却这样回答:“虏无辎重,吾行必载粮食自随,若平原相遇,虏抄吾粮,吾不战自溃矣。不若自山中潜行趣幽州,与城中合势,若中道遇虏,则据险拒之。”

平原遭遇战确实可怕。战争的关键之一在于粮食。契丹军也正陷入困境。一旦粮食眼睁睁地被契丹人夺去,万事休矣。即便如此也得前往,那么只能在幽州的西山一带潜行。即使在途中遭遇契丹军,但由于是在山中,契丹骑兵的威力会减半,自己也会寻找到便于作战的据点或阵地。

这是在冷静分析战况的全貌和彼此间差异后做出的鼓舞自己士气的建议。于是沙陀军按照这一方案翻山越岭,寻山谷之路而进。

沙陀的大逆转

李嗣源和养子李从珂共率三千骑,打前锋。这是沙陀的王牌骑兵精锐部队。在距离幽州六十里的地方与契丹军遭遇,按照预定方案力战,击退了敌人又回身上路。来到山谷的出口,已有契丹军万骑横断前方。沙陀将士见此不禁大惊失色。

但是李嗣源以百余骑强攻,他摘掉头盔、高扬马鞭,用契丹语大声喊道:“汝无故犯我疆场,晋王命我将百万众直抵西楼,灭汝种族!”所说“西楼”,是契丹国行政中心所在的地域名称,在这一年的次年正式扩充为首都上京临潢府。李嗣源喊话之后,策马奋战,三次冲入契丹阵地,斩杀了契丹的头目。

由精选的骑兵精锐组成密集阵或密集队(所谓的flanks,侧翼部队)、形成黑压压的一个固体方阵急驰突袭敌军的战术,是沙陀最有力的武器。虽说同为骑兵,但是与广泛散开、随意进退、擅长骑射的契丹军相比,特征不同。由于遭遇了契丹的大部队,因此除了以少数兵力组成骑兵的密集编队决死突袭,以从敌军中央撕开出路之外,别无他法。李嗣源的拼死进攻立见成效。他们绝地逢生了。沙陀军就这样成功地走出了山口。

只是,接下来平原作战的问题在等待着他们。李存审令沙陀军的主力、那些步兵们伐木当做鹿角阵,每人手持着行进。一旦遇到契丹的机动部队来袭,遂令士兵停止前进,立即用鹿角搭建临时木寨并守在里面,用弩和弓箭射向从四面驰骋而来的契丹骑兵,将其一个个地射倒。

在临近幽州的地方,契丹军的主力依旧严阵以待。在这种形势下,仅凭以少数的密集骑兵突进无异于杯水车薪,已无济于事。要想打开局面,似乎也无计可施了。不过,李存审命令步兵列于后阵、不得擅动,又命令弱兵拖来灌木条点燃丛草,迎契丹军而进。烟尘遮蔽了天空,契丹军一时难以确认沙陀军究竟有多少人。于是李存审令众人一齐击鼓、高声呐喊,诱使敌军产生仿佛大军存在的错觉。待看出契丹兵人心动摇,立即下令列于后阵的步兵部队进攻。

契丹军完全为这种狡猾的战术所蒙骗,结果大败,纷纷从古北口北撤。契丹军散落的车帐、武器、羊马遍野皆是。沙陀军取得了意外的胜利。李嗣源等人精神抖擞地进入幽州城,与周德威相见,二人见面双手紧握、泪流满面,共幸双方平安无事、共祝沙陀安康太平。

余录:记录和历史

在此,想写下一段稍长的余录。实际观察,阿保机的盟友曷鲁所率领的契丹军并没有沙陀军以为的那样人数众多。本来阿保机所领有的契丹军,人数总共才几万。当时的记载之一也明确说那是一个具体数字。

契丹自称人口三十万、五十万或百万,正如诸书所说不过是一种“号称”,即为了虚张声势的一种宣传。欧阳修《新五代史》“数十万”、司马光《资治通鉴》“三十万”的说法,是基于敌方必须是庞大而丑恶的这样一种情绪。从前后的情形分析,留下来围困幽州的契丹部队,充其量也就在两万以内。不过,假如是装备齐全的骑兵部队达到两万人的规模,在近代以前的时代是可以发挥巨大威力的。

北伐的沙陀军是总数七万。对此各书记载一致。在这种场合,沙陀一方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心情上讲,宁肯少记也没有虚张声势多记的必要。而且,“七万”这个数字毕竟不伦不类,还应该属于号称、声称之类。幽州的周德威竭尽全力才聚集了三万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按沙陀当时的情况这是非常接近实际的数字。就是说,沙陀北伐军的真实情况,应该是兵力远远超过幽州城下由曷鲁指挥的契丹军大部队的。

客观地讲,沙陀获胜或许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他们既熟悉地形,兵马也没有那么劳顿。而契丹一方经过长途跋涉,且陷入了粮草之荒。据说不只是羊,连马匹的半数都被吃掉了。情况即使说对了一半,也已经相当严重。也许是契丹非常想得到包括幽州在内的燕地吧。

契丹军是在917年的阴历八月辛丑日离开幽州的。幽州之围“且二百日”的写法诚然是汉式风格的,但是围城确实达五个月之久。一般来说,汉文文献在记述偏袒方的苦难时尽量加以“渲染”。在讲述围城中城内的饥饿状况时,仍然使用的是套路的手法。这是执笔人很愿意下“工夫”描绘的场景。

然而,完全不见有关幽州城内粮困的记载。而李嗣源等人的随行粮草是自带自用的。假如到了必须为幽州城民输送粮食的地步,那么事态就会全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在山中潜行就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周德威治下的幽州军民尽管生活在恐怖之中,但并未食不果腹。

不过正如下文所述,沙陀统治下的幽州这时已到了没有南方的运粮就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当时幽州城内不就是只有基本的作战人员而几乎无“民”吗?换言之,是否周德威没有把辖境内的人们都接入城中呢?与其这样倒不如说幽州一带的人们或许没有逃入城中的必要,也或许原本就没想逃进去。这不就成了疑点很多的围城之战了吗?不管怎么说,幽州城内并没有出现饥荒。

或许更有可能的是,攻城的一方力量衰弱了。双方部队的人数也好、两军的状况也好,契丹军和沙陀军的实际情况,很有可能不像北宋以来诸书所描述的那样。“勇敢的”南边中华防卫军以少胜多、击退了来自北方草原的强大的入侵者,这种撰写模式只能是一种“美化”或是类似“创作”。

记载原本偏向于沙陀一方。事件发生四百多年后写成的《辽史》,其记载本来理应偏向契丹,但是正如下一章将谈及的那样,在蒙古帝国统治下以汉人文官为主编纂的该书,从本意上就没打算把契丹往好里写,对蒙古政权这种非常间接的“不纯”情绪隐含其中。何况《辽史》以外的其他基本史料,包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如前所述全都是在北宋乃至南宋时期编写的。那么,契丹无条件地就是“夷狄”,而沙陀自称“唐”,北宋从其一连串的“政权”当中产生,那沙陀这一方就必定是“中华”。

由“夷狄”和“中华”的简单标签所带来的烙印,以后一直延续,至今留存。总之,是想把沙陀所建立的“政权”认为是中华王朝。还因为其“政权”的所在地和统治范围是在华北。控制“中原”且外表身着“中华”式时装的“政权”即“中华”的认识,既简单明快又易懂。只是,不论是基本文献本身、还是将其作为史料来阅读的后世之人,假如在拼接文字和文章或者从那些文献中感受到什么时,一开始头脑中就有了根深蒂固的先入为主的印象,那么由此产生的想法就会脱离实际,偏向“中华”一边。

事实上沙陀和属下的人们确实十分野蛮。他们满不在乎地杀人、相视大笑。即使是偏袒他们的北宋和南宋期间的汉文文献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关于沙陀联盟,照实说其中的大多数与近代精神所言“文明”等大概还相距甚远。将其视为“中华”的话,所谓“中华”不就仅剩一个名分、一个空喊的“无稽之谈”了吗?

沙陀和契丹之间到底有多大区别?相比而言,契丹方面不还算相当有“文化”吗?起码契丹少有随意杀戮部落成员和领地居民那样的“蛮行”。毕竟契丹已经历了几百年多部族联盟的历史,只要不是什么大事,一般是禁止杀戮部落成员和领地居民的。

而沙陀是在杂乱无序的群雄兴衰当中幸存下来和发迹的。得以生存的关键在于其强势。也可以说是强暴。总之,“暴力”是它的标签。

他们不像契丹那样是植根于畜牧业生产社会的人。沙陀人的“职业”就是单纯的军事。战争是漂亮的买卖。他们整个父子、兄弟、家族,甚至整个联盟都是职业军人。不过,这样的“实际情况”即使在近现代的世界中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沙陀的问题在于自身人数不多。作为军事力量,“寡势”是致命的。因此,朱邪赤心、李克用、李存勖三代“族长”只要见到中意的少年和力大超群的年轻人,就会不问“族属”将其一一提拔,拉入自己一伙。其时,双方结为“父子”之约。对于这样的假儿子或是养子,顾名思义称为“假子”、“养子”、“犹子”、“义子”、“义儿”等。

这作为当时整个华北被广泛认可的历史现象,自古以来受到中国史家的关注。不过这种状况在争斗、战争频发的社会里自然很容易发生,在古今东西方世界也可以见到程度不一、各种各样类似的例子。话虽如此,沙陀的情况是格外明显。例如,李嗣源、李嗣昭、李嗣本、李存璋等人都是如此。李嗣源(等人)本是生于代北之地的无姓之人(即至少不是汉人),十三岁时因骑射出众而被朱邪赤心发现、选作“近侍”,随后进入其子李克用的帐下。后来在千军万马中成长,锻炼为神勇之将,以至于比他年龄大不了一轮的李克用称赞道:“吾儿神人也。”幽州救援之际,他虽然已经五十一岁,但是其无比强悍仍然声振草原和中华,他以对“族长家族”三代人的无限忠诚和耿直的人品,受到了所有人的爱戴。而且,李嗣源本人也是一见到中意的人,就会一个个地认作自己的“儿子”。

这种“几何级数增加算法”式的保证人数、结为同伙的做法,对于沙陀联盟来说是缺之不可的。但是另一面,沙陀联盟必然会成为难以对付的胆大妄为者的聚合体。说来还是在其发迹初期,即李克用镇压黄巢起兵、被誉为“功居第一”之时,他曾取悦部下的将士,任其放纵。为此,本来就粗野残暴的沙陀整个就变成了无法无天者的联盟。官员等目中无人、恣意抢夺士兵和百姓的财物;光天化日下行窃、酗酒、赌博、斗殴等,已成家常便饭。总之,变得为所欲为。以首领李克用为首,都在口头上高喊振兴“唐”朝、装作喜好大义名分,但是其实质却是一个无序的暴力集团。

代北和太原等地的居民,恐怕会因为沙陀军的异地出征而大松一口气吧。沙陀本是流动民,偶尔会顺势移动到山西北部。可能因为与当地的居民没有渊源关系,所以毫无顾忌地变得蛮横无理了。不难想象他们在根据地山西以外的地方是如何恣意妄为的。沙陀为人所怕的原因,恐怕不仅在于其精悍强势。像李嗣源那样耿直、质朴且心地善良的人不多。正因为如此,李嗣源才得到了来自士兵和百姓的一致欢迎。

以这样的沙陀为“中华”、加以美化的文献,总让人觉得危险。原因之一是,北宋和南宋时期格外喜好虚谈名分。在这种情况下,与两种基本文献有关的欧阳修显然试图宣扬“中华”,就想说北宋是最美好的。作为对内对外的一种政治手段,可以说那是以这种文化政策为先导的一次演出。由于连后世的人们都要“骗”,他们真是不得了的人物。反过来说,北宋的士大夫官僚们对于与其和平共处的北方契丹帝国,实际上不是感觉到了某种“风压”吗?风压不仅来自政治和军事方面。

将北宋捧为文化国家,其心情很可以理解,但作者不想无条件苟同。仅举一例,可说明北宋时期还是相当野蛮残酷的。所谓将犯人从四肢到每一根指头一块块地切刮、肢解杀死的“凌迟”刑,其用语已进入近代日本语中,作rinchi私刑,是现在仍在使用的一个词汇(一般认为rinchi一词源于美国审判官威廉·林齐之名。汉语的“凌迟”是否碰巧与其发音相同或发音相近呢?还是发音和词义相互影响、印象产生联动而带来的结果呢?对于这一点不十分清楚,还请各方指教),这种刑法在北宋时期很盛行。然而,《唐律》中并无“凌迟”之刑。即使是叛乱的大罪,也只是立即执行斩刑。就是在后来的蒙古时代,“凌迟”什么的也是不可能的。岂止如此,本来就很少判死罪。指责蒙古的统治野蛮、不文明,基本上是在19世纪以后的事。

关于北宋时期的“凌迟”,清代中期的大学者钱大昕在其札记《十驾斋养新录》中,以“凌迟”为题目做了精彩的考据。简而言之,唐代不曾存在的这种极其残酷的死刑,到野蛮的五代时期作为“法外之法”得到了特别设立。北宋时期虽然在制度上并不存在,但是在真宗以后实际上已经很普遍。真宗正是决定同契丹和平共处的皇帝。也就是说,在一般被赞誉为文化国家的北宋的“全盛期”,一直在实施着这种极刑。大概,钱大昕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高成就的学者,是想给打算全盘“圣化”北宋的清代学者头上浇一盆冷水。他想指出的正是那些人的盲从和无端指责吧。

根据所谓记载这一文字的使用,轻易将其视为史实的史家和历史学者,大概都是心灵淳朴的人吧。可是事实有时与记载正相反。例如,“现代人”一名之下,其实大概仅在十几个发达国家中有很小一部分人享受着“现代文明”生活,可称得上是人类史上幸福而悠闲的存在吧。我也是其中的一员。然而,即使是在现代,非洲的孩子们又是怎样的状态呢?说是地球社会,可是不得不生活在远离“地球市民”的生活水准、艰苦环境中的人们,他们的人数不是更多吗?

过去的人们大致都处在更为暴露的“生”的环境中。多数情况下是与人道不沾边的“生”。试图用美好的面貌去描写过去,想法本身是动人的。但是事实中既有美好的东西,也有丑陋的东西,而往往是过于残酷的情况更多。

大凡文献史料,尤其是由“中华”文明不断制造出来的汉文记载,充满着惊人的表现力。不怕被误解地来说,古希腊、罗马文字圈所创造的虚构,与之相比则要稳静得多,其虚构程度也相当小。在自称为其后继者的欧洲和欧洲人所创造的“新大陆”,文字表现在创作力和想象力以及伦理的构筑力方面是非常出色的,但是与能够轻而易举地变丑陋为美丽的汉文文献的大手笔和周密性相比,还是“更逊一筹”。具有古老传统的屈指可数的波斯语文献,尽管也因惊人的虚构和高超的润饰技巧而充满夸张和编造,但是仍不及“中华”的文献。日本语的记载,更是过于率直,以至于让人怀疑这个列岛上是否根本不曾有过什么“文明”。

汉文文献的可怕性,无可比拟。欲加以美化、圣化,则极力粉饰;欲加以贬毁、诬蔑,则竭力丑化。很大一部分原因大概在于汉字这种具体性、传达性过强的文字所具有的技巧吧。然而作为史料来看,程度如此“性质恶劣”的记载很稀少。对于使用历史文献的人来说,记载实在是很难对付的。

南北并立的模式

“中间项”卢文进

契丹是否由于从幽州撤退就尽失远征的成果了呢?其实并不尽然。对于一度到手的“山后地”和幽州附近区域,确实是没能守住。但是阿保机命卢文进留在幽州一带,赐其卢龙节度使之职,让他率领一支部队驻扎幽州、蓟州以东的平州,旨在控制整个燕地。也就是说已经确保了燕地东面三分之一的地区,在长城线南侧钉入了可称为今后桥头堡的楔子。

在幽州攻防战后不久,卢文进再次作为契丹军的向导,攻打了“山后地”的要冲新州。其后,卢文进每年都和契丹军过来,把燕地和山后两地的男女带回契丹本土,教会契丹纺织和制作工艺,结果“中华”的产品几乎都由契丹国内来生产了。

原来,燕地归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山后地归李存矩,他们都施行暴政,百姓人心不振,早就有很多人逃往契丹的领地。总之,在以军事为上的沙陀系的统治下,两地的形势变得一片混乱。那个周德威虽然作为指挥官表现很出色,但是一味恃勇,毫不关心行政、民政之事。卢文进深知这一点,凭借将两地的百姓引入契丹方面而取得了实质上的控制。揪住此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指责他“杀掠吏民”,这只能说是一种偷换事实的刻意“歪曲”。

卢文进又率领奚族骑兵劲旅闪电般地扫荡了河朔北部。幽州进一步孤立了。百姓的身影从这一带渐渐消失了。当然,粮食的自给也已经很困难。沙陀方面,派一支部队留守涿州,将来自南部边境瓦桥的粮食经涿州运往幽州。年年如此,不得不在途中沿线部署精兵强将护送粮车。但还是遭到了卢文进所率奚族铁骑的袭击,粮草被劫。沙陀方面疲于奔波。为了保住幽州这个军事“据点”,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为卢文进所摆布,只得任他一人逞强。

附带说一句,司马光在上引部分接着说,燕地一带“残敝”的状况应归罪于卢文进和契丹。然而蒙古时代为《通鉴》做注的胡三省在同一处反问道:“卢龙诸州,自唐中世以来自为一域,外而捍御两蕃,内而连兵河朔,其力常有余。及并于晋,则岁遣粮援继之而不足,此其故何也?”尽管没有直接挑明,但还是补充说总而言之是沙陀的统治不行。

沙陀只知一味搜刮百姓,作为统治者、管理者完全不合格。燕地之民大多自发地投契丹而去。因为比起强行黥面、奴役百姓的沙陀统治,在契丹的领地内没有剧烈的战乱和苛捐杂税,可以平安地生活,这一点远远胜过沙陀。司马光的著述往往局限于“中华”和“夷狄”这一名分,仅从出发点单一即可知其存在不少歪曲史实之处。

幽州的教训

在经略代北和山后地、新州会战、幽州攻防等一连串契丹和沙陀的较量中,阿保机重新认识了契丹在平原作战方面的优势和攻城战中的困难。他也一定深切感受到了组织几万人规模的大部队长期滞留“中华”的不易吧。尤其是感受到必须避免通常在春季至夏季展开的进攻。

那么沙陀方面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契丹骑兵部队的确让他们着实感受到了厉害。沙陀勇将周德威的部队在平原作战中一举被歼的记忆,太深刻了。幽州攻防战时李嗣源、李存审等人的话,说明恐怖的印象已经深深刻入沙陀人的头脑。只是,在近距离战、肉搏战方面沙陀的密集骑兵还是无敌的,对这一点他们还存有一些自信吧。他们还意识到攻城战对草原集团和华北集团都不易。就是说,不能为契丹骑兵创造可供其迅速铺开的场地,最好是坚守城池或阵地,将战事拖入近距离战再决出胜负—这大概就是教训吧。

幽州攻防战之后发生了颇具意味的事情。第二年即918年二月,扩建“皇都”即上京临潢府的工程已经开始,阿保机处这时除了此前一直通好的后梁和吴越外,还有晋王李存勖、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等政权各自遣使来贡,另外竟有幽、镇、定、魏、潞等州的使者赶来。幽州等州是华北的军事建置,其中幽、潞属沙陀,镇、定、魏暂时与沙陀维持着友邦或同盟的关系。就是说,在历经一年又一个月的契丹—沙陀之战后半年,李存勖麾下的沙陀军阀及其同党尽管各自为政,但还是凑在一起向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派遣了使臣。这是此前不曾有过的事情。

契丹—沙陀之战的始末,不仅给事件的直接当事人、而且给中华方面的各种势力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即最强者不是沙陀。至少,不是仅关注沙陀的动向就可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契丹国已成为中华诸势力最应该防备的力量了。各方认为即使是从试探情况的角度去暂且与之通好,对自己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李存勖本人也不想再与契丹发生什么事了。

李存勖的南伐

沙陀军阀的使者从阿保机处返回之后,李存勖于同年即918年的秋八月一日,在距黄河较近的魏州郊外阅兵。沙陀自身的部队、由友邦组成的华北十镇诸部队、还有来自河曲、代北和山后等地的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的游牧骑兵,兵力共达十余万人,场面之壮观为中华那些年所未见。对李存勖来说,是组织了一次最大的军团。

半年前与阿保机的集体通好,也是为了了解他对后梁采取大举进攻的态度。阿保机表示了赞同。奚、契丹等游牧军此前虽然曾是李存勖笼络的对象,但是没有阿保机的首肯李存勖也很难行动。不知当时阿保机是否曾出兵相助。

不管怎么说,李存勖的此次南伐是以先前的“父子之约”为前提进行的。在前几年阿保机大举进攻时,李存勖本人没有与阿保机直接交手,也是为了履约吧。起码阿保机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向“中华”出过兵。阿保机和李存勖二人之间的关系,真可谓不可思议。

受到侵攻的后梁“政权”准备决一死战。针对沙陀军在麻家渡扎营,后梁在濮州的行台村设下阵地。双方都构筑了野战阵地,对峙百余天后,李存勖为打破相持状态,亲率数百骑突袭,不想遭遇伏兵而身陷重围,因李存审来援才勉强脱身。这种情况下,勇将和蛮将的区别仅为毫厘之差。李存勖总是身处这样的险境当中。

十二月,李存勖欲直取敌人的根据地汴,冲出阵地前进,与尾随而来的梁军战于胡柳坡。虽曾一度击退追兵,但是由于沙陀的辎重部队误以为战败而溃逃,沙陀军吃了大败仗,幽州的骁将周德威战死在那里。不过李存勖没有受挫,他袭击了在小高地上休息的梁军,最终获得大胜。当时,沙陀军与在幽州作战时一样,还是让人拖着灌木条扬起灰尘,扰乱了梁军的判断。这是惯用的一种战术。

经过这一仗,只有不到千人的梁军得以返回汴,就此大局基本已定。在第二年的919年,围绕黄河渡口展开了水战,但是仍然挽救不了后梁的颓势。921年正月“传国宝”出现,李存勖屡次被劝即位。顺带说一句,刻有“受命于天、子孙宝之”之文的传国宝,据说是来自魏州开元寺的传真和尚。他在880年黄巢军起兵暴乱时从长安弄到手的,已秘藏了四十年。传国宝或传国玺,在中国史上常常应政治之需而出现。

激战前的伏笔

契丹与沙陀的再度冲突,以一次意外事件为导火索。在传国宝出现的二月,沙陀的友邻镇州军阀总帅“赵王”王镕被部下大将王德明谋杀,王氏一族被灭门。德明恢复原名张文礼,于三月遣使联盟军首领晋王李存勖,以求得对自己的承认。

当时李存勖正与各位将领饮宴正酣,获此消息掷杯垂泪,打算为割腕结盟的赵王讨敌报仇。但是众将领们说眼下正与后梁相争,腹背树敌实非上策,劝阻了他。张文礼虽然得到了李存勖的任命,但是心中依然不安,遂向卢文进派去密使,请求契丹的支援。又向彻底衰败的后梁的末帝朱友贞派去了密使,提出北联契丹、南联后梁,共灭沙陀,但遭到了拒绝。

八月,李存勖已不能再容忍张文礼,下令已故赵王的部下符习率镇州、冀州之兵讨伐张文礼,命老将阎宝增援,并令以藩汉总管、威名大振的史建瑭打前锋。可是,位于镇州东北的定州总帅王处直考虑到镇州与定州乃唇齿关系、一旦镇州被灭定州将孤立无守,于是同张文礼协商,暗中联系担任新州防御使要职的儿子王郁,让他动员北边的阿保机南伐。事态向复杂且激烈的方向发展了。

增援符习的沙陀军一路北上,破赵州城、抵镇州城下。张文礼一直为腹部肿物所苦,听说部下赵州刺史投降后被李存勖留用现职,受到刺激,就在沙陀军兵临城下之时死去。其子张处瑾秘不发丧,抵抗着沙陀军。九月,在镇州的攻防战中,沙陀的前锋将领史建瑭中流矢而死。李存勖为这个消息所激怒,虽身在南方,决定亲自北上进攻镇州。在黄河渡口一带对阵的后梁军得知这一情况,与之展开了激战。李存勖直接统领的三千铁骑奋勇作战,后梁军再次败北,最终被逼到了末路。

定州的爱憎剧

长期处于兴衰乱离之中的华北,终于迎着统一迈向了下一个地平线。十月,定州又发生了异变。定州节度使王处直被养子王都幽禁,篡权的王都与沙陀结好。对此,曾流传着耸人听闻的说法。

从前王处直没有儿子,妖人李应之得到一个名叫刘云郎的孩子,对王处直说,“此子生而有异”,把孩子送王处直给做了养子。可是这个孩子即王都成人后,满口奉承和谎话,王处直完全被他所蒙骗。王处直另有一子,名叫王郁,因不被父亲所爱,投奔了沙陀。李克用把女儿许配给他,连连提拔,一直让他做到了新州防御使。他就是那个打算与阿保机结好的王郁。

王处直在打算从沙陀的觊觎中保住定州时,意识到王郁才是可以倚赖的人。因王处直已被自己曾经宠爱的王都篡了权,这事很具讽刺意味。假如说以王都发动叛乱为由,其父王处直才决定与契丹通好,但未得到定州军府赞同的话,总觉得有些不真实。因为,已经说王都在叛乱中把王处直的子孙和心腹将僚们全都杀了。如果所说定州的核心人物们讨厌契丹而选择了沙陀的话,就理应没有必要把他们都杀掉。然而,李存勖对王都的自我推销大为欢迎。只要对沙陀的称霸有益,恶人也可以接受。另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详细记载此事,或许隐含什么意图。

在河朔之地,正当大骚乱以镇州和定州为中心蔓延开来之际,可称为“中华”最北境的山后地与其北邻的草原之间,也在做着交易。在契丹国神册六年(921)冬十月一日,沙陀的新州防御使王郁举自己管辖的山后地的兵马宣布向阿保机投诚。王郁抛弃了曾经关照自己的沙陀,把自己的命运赌在了父亲和契丹身上。对于沙陀军阀来说,这意味着就在实现称霸华北的前夜,重地镇州和定州相继叛离,而在北边防卫的中枢新州总帅亲自投靠了契丹。

困惑的二人

幽州已因卢文进变成了人烟萧条的荒地,而沙陀的干将周德威也已死去。山后地这回都入了敌手。沙陀的北部区域,除了自古以来的据点代北外,都已不在掌控之内,北边的防卫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崩坏。对于李存勖来说,镇州所发生的张文礼政变使事态发展得不可预料。

作为心眼过多、喜怒无常、精神状态常易不稳的人,这种突变不能不对李存勖产生刺激。只是他越是陷入困境反而越会发挥出能力,这也就是他这个人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吧。

这对于阿保机来说也是一个未曾预料的变化。沙陀联盟之乱本身应该是受欢迎的,不过似乎也有些令他难办之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李存勖的力量大多用于南方的后梁方面之时,阿保机也正忙于国制整备等“内政”。

首先,继续装点新都上京,同时又着手辽宁平原的开发,例如至辽东修复辽阳故城、迁移汉民和渤海的“俘户”等。接着,创制并颁布契丹大字、重新组成以爱弟耶律苏为首宰(南府宰相)的政府机构、亲自制定法律并确定爵位等,逐一完成了契丹国基本框架的建设。即正处在一边遵循草原游牧国家的传统、一边适当引入中华的国家形式、摸索草原和中华相结合的国家形式和理想方式的最高潮阶段。

阿保机迅速做出了决断和转换。在王郁决定归附的同月即十月的二十四日,阿保机为了接应王郁身在定州的父亲王处直,亲自率军南下,大概一度经由山后地,从居庸关下到河北平原。十一月二十一日,破要冲古北口,二十五日,将契丹军分为几个小分队,从幽州境内的檀州、顺州、安远、三河经幽州以南的良乡、遂城、满城,席卷了定州附近望都等十几座城池,虏获居民迁往契丹境内。

总之,契丹此时在直接确立对山后地控制的同时,席卷而过幽州一带,迫近了目的地定州。但是由于王都已经发动政变,只好暂时退兵。本打算立即与定州军阀会合并谋求更大发展的计划,此时离成功仅一步之遥。

十二月,王郁率部众来到阿保机的驻地。阿保机称王郁为“子”,大加赏赐,将其部众安置于西拉木伦河以南广阔的沃土上。因为是安置在契丹本土的南邻之地,所以可谓一种殊遇。这是向内外显示了对举部来归的王郁信赖的姿态。

司马光的浅见

就王郁的归附有一些怪话流传。据说王郁对阿保机说:“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则皆己物也,不然,为晋王所有矣。”阿保机以为是,决意举众南行。不想述律皇后谏言道:“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但是阿保机听不进去。

—阿保机是个无聊卑贱之人、一个不知深浅的蠢家伙;怂恿他的王郁是个能说会道的卑鄙小人、典型的墙头草。而述律皇后是个明智的女人,尽管有些讨厌糊涂的丈夫,也有些妒忌,但还是决定出手制止。不管怎么说,正像对方皇后所夸奖的那样,李存勖确实是个出众的名将。契丹的注定失败连女人都看出来了,可是糊涂的人正是契丹皇帝。—对不起,实在忍不住想这样说。

这段内容见于《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几乎未做任何修改补充,原样移录。司马光的天性与其说是中华主义的,不如说很幼稚。因为司马光所依据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还没有如此卑贱、粗俗。

《新五代史》先介绍说,王郁之父王处直眼看镇州要亡,担心镇州一旦陷落、定州会成为沙陀下一个吞并的目标,于是就让王郁与契丹通好。然后记载:王郁对阿保机这样说:“故赵王王镕,王赵六世,镇州金城汤池,金帛山积,燕姬赵女,罗绮盈廷。张文礼得之而为晋所攻,惧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机大喜。但是其妻述律不肯,说道:“我有羊马之富,西楼足以娱乐,今舍此而远赴人之急,我闻晋兵强天下,且战有胜败,后悔何追?”

出发点的倾向是一致的,对王郁归附的缘由和情况的说明也还算可以。用词和表述多少还有些收敛。尽管如此,当时张文礼已经死去三个多月,所记载的内容都出自欧阳修的创作,这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这段内容不见于先出的《旧五代史》。《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之间差距还是很大的。

述律皇后是个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事实上给阿保机出了很多良策,后来到了北宋时期仍作为故事流传着。契丹帝国杰出的女性很多,本来就与男尊女卑现象严重的“中华”不同,女权主义俨然存在。为皇后所谏这一情节,虽然在北宋被视为不足道的笑话,但是在游牧社会的契丹情况却不同。总之,这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本质区别。很清楚,这是对此缺乏了解的人所写的东西。欧阳修编的内容是很过分,但作为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怎么说也有令人回味的地方。即使这样司马光的浅见也还是显得有些可怜。

相矛盾的记载

十二月,契丹军和王郁一同南下,进攻幽州。守将李绍宏全力固守。契丹军暂时放过幽州,继续南进,攻陷涿州,活捉了刺史李嗣弼。又从易州进攻定州。大概他们认为能够推翻定州的王都,解救出被幽禁的王处直,如果顺手的话,根据华北形势的变换情形还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然而,这回契丹军的主帅,据《辽史》是阿保机的长子皇太子突欲。他后来做了东丹王,一生坎坷。而包括《旧五代史》在内的北宋和南宋的记载都一致说是阿保机亲征。另外,关于契丹军与李存勖所率沙陀军的会战时间,《辽史》记为921年十二月之内的事情。而《旧五代史》等两宋的记载说是在第二年的正月。就所记相当具体的一个个战斗场面,各自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是日期的干支却大不同。仍据《辽史》,进入922年以后,契丹军于二月和四月出击了河朔地区,但是宋朝方面的记载则对此保持沉默。或许各有不便明说的地方。究竟是什么不便明说,很遗憾,目前的确不清楚。

就连阿保机是否真的亲征,也有可能存在几种说法。结果,会战以契丹一方的失败告终。为此,根据契丹方面的原始记载写成的《辽史》尽可能地隐瞒阿保机的亲征。相反,站在获胜的沙陀一方立场上的两宋时期的记载,无论如何也是要说阿保机是上了阵的。首先,这样的心理在发挥着作用。

只是,与那时照例冲在战斗最前线顽强作战的李存勖不同,一般被认为极少在前线现身的阿保机是否真的亲临战场了呢?至少沙陀方面不可能知道。另一方面,皇太子突欲于919年十月契丹军北击乌古部之际,率领先锋队出征,积累了实战经验,920年九月代替忙于内政的父亲阿保机和叔父苏,以迭剌部夷离堇污里轸为副帅,出兵阴山,取得赫赫战果,在那一年内班师。那么,青年王子突欲作为主帅,接替921年十月至十一月一度出兵华北、席卷大部分地区而还的父亲阿保机,紧接着在次月第二次出兵时,以刚刚归附的王郁为副帅出征,是很可以理解的。从事情本身来说,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本来对任何事情都非常谨慎的阿保机,假如完全信任新归附的王郁,作为皇帝不顾一切地投入危境的话,结果会怎样?如果是李存勖,肯定得亲自打头阵吧。对他来说,不存在替代之人。然而阿保机一方,“国家”的体制正按部就班地健全着,能够代替自己指挥战斗的人起码有儿子突欲和尧骨、胞弟苏这三个人。再说,阿保机已年届五十。对于较早进入老年的游牧民来说,短时期内连续两次远征是有些难以想象。而且在第一次出征时,他已经亲眼目睹了定州的陷落。就算为了维护政权的平安,他自己留在本土等待时机,而委任长子指挥远征军,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但是《辽史》所载突欲为主将的说法还是合适的。

二次激战

第二次激战的具体过程如下。面对契丹军的进攻,已占据定州的王都遣使向李存勖告急。李存勖对镇州久攻不下已失去忍耐,十一月就任阵前指挥,这时在镇州行营接见了来使。

契丹军的主力在定州城下扎营,而王都缩在城内固守。正在此时,沙陀的前方侦察部队向大本营报告契丹军已经渡过沙河。沙河的河道形成镇州和定州之间的分界线,对于镇州来说,可以说是它北部的防卫线。原本为了防备契丹的袭击,还修建了城楼。一旦那里被突破,定州说不定就立刻陷落,距其不远的镇州也会兵锋突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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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二次契丹—沙陀之战

恐惧感在包围镇州的沙陀部队中蔓延。考虑到如果镇州长期不破,一旦发生变故,在持续艰苦攻城之际遭契丹大部队来袭,就会因契丹军和镇州城内守军里应外合之势受到夹击。于是有人建议暂且就在这里解围撤兵,避开契丹的兵锋。也就在此时,南边发生了梁将戴思远趁李存勖出征之隙北上、突袭沙陀经营河朔地区的战略要地魏州的突发事件。形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沙陀很有可能死在镇州城外。

众人都在请求撤兵,李存勖却说:“霸王举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我何!国初,突厥入寇,至于渭北,高祖欲弃长安,迁都樊、邓,太宗曰:‘猃狁孔炽,自古有之,未闻迁移都邑。霍去病,汉廷将帅,犹且志灭匈奴,况帝王应运,而欲移都避寇哉!’文皇雄武,不数年俘二突厥为卫士。今吾以数万之众安集山东,王德明厮养小人,安巴坚(阿保机)生长边地,岂有退避之理,吾何面视苍生哉!尔曹但驾马同行,看吾破之。”《旧五代史》的记载的确令人怀念李存勖。李存勖确实是把自己比作了大唐帝国事实上的创立者李世民。李存勖出身突厥系的沙陀,而李世民出身鲜卑系的拓跋。或许二人在身为“异族”却号“中华”这一点上有同感吧。英雄的气概、雄才的自豪感,这是李存勖的支柱。

李存勖立即亲率五千铁骑抵达新城,与正在不断南下的三千契丹先头部队相遇。李存勖部署了拿手的精骑密集队突袭的战术。从桑树林中突奔而出之时,有如天佑神助般阳光灿烂,契丹骑兵措手不及,慌乱之中纷纷逃窜。

沙陀军乘胜追击,不少契丹兵落入结薄冰的沙河中溺水而死。在定州城下扎营的契丹主力见到败兵退来,认为定州危险不可久留,为与沙陀军保持距离,退至东北方的望都。目的是想保全主力、观察事态发展。在不同于近代战争、难以准确掌握战况的当时,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对策。

李存勖来到定州,脱离险境的王都到马前迎接。当晚,李存勖下榻开元寺。第二天,他立即率兵赶往望都。他是想乘契丹军人心不稳,一举结束战斗。李存勖毕竟明白,不拖入契丹擅长的平原铺开战、而发动全军直攻和近距离突袭,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

途中,与奚的族长秃馁所率五千骑兵遭遇,李存勖以亲军一千骑应战。但是,被人数和铺开力上占优势的奚军所败,陷入了重围。李存勖四次亲自挺身突围,但都未能成功。正在这时,李克用时期的老将李嗣昭听说李存勖身陷危急,率三百骑来救援。李嗣昭流泪冲入奚军包围圈,总算把李存勖救了出来,李存勖遂返回自己的阵地。

丧气的契丹军决定撤退。当时寒流从北方袭来,平地积起了五尺高的雪。粮草匮乏的契丹军,大多连人带马一起死在了途中。撤退得很是悲惨。李存勖追击契丹军,直抵幽州。追击途中,每到一处契丹军曾经的营地,都可见稻草铺地、方形的阵地井然有序。根本看不到撤退时的凌乱现象。李存勖对左右的人叹息道:“蕃人法令如是,岂中国所及!”

抵达幽州后,李存勖令二百骑兵前往侦察契丹军的情况,反被契丹全部抓获。契丹军在长城线附近的檀州扎营,幽州的沙陀军立即前来袭击。契丹军击退沙陀军的进攻,活捉了其裨将。李存勖感到已经无法再给契丹军什么打击,遂放弃追击,转而追向南边的梁将戴思远,日夜兼行。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都说契丹撤退之时,人在军中的阿保机指天说道,“天未令我到此”,然后撤兵。是说他已经看出沙陀的实力不过如此,感叹自己虽有实力,但天运不济。还补充说契丹此后就变得小视“中国”了。

沙陀的唐王朝

可以称为第二次契丹—沙陀之战的这一系列战斗,客观上到底结果如何?那就是契丹方面因沙陀阵营的突然崩溃而被拉进了河朔地区。然而,因碰巧的机遇产生的“野心”以短暂的梦而告终。不过契丹国本身并没有受到撼动。

远征军的主力究竟遭受了多大损失,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因为归根到底记载基本上都是向着沙陀的。战斗的情况、因积雪而路死等说法,说来都不过是从沙陀传入北宋的“主办方发布”。就连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也说契丹撤退时营地整齐有序,对于当时不知是否人在军中的阿保机,就差照《旧五代史》所言补充剩余的内容了。恐怕这里就是事情的真相所在吧。总的来说,很可能是契丹方面并非大多数士兵都曾实际参战,而是尽量避免内耗,松散地多处扎营,有条不紊地撤了兵。

沙陀方面也真的拼死一搏了。包括盟主李存勖本人,把命都赌上了,无论如何要闯过险境。部队的损失,也很有可能是沙陀方面的更大。总之,没有卷入与契丹主力军的决战是“获胜的原因”。尽管如此,沙陀的将士重新认识了狂暴军神李存勖盲目冒进的可怕性,同时大概也感到了契丹军迅速铺开的威力、漂亮而出色地完成艰难的雪中撤退的控制和组织能力,远不是自己所能及的。总之,契丹和沙陀双方谁都没有太大的损失,也都没有什么大的获利,战争以双方承认现状拉上了帷幕。

据《辽史》,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契丹曾向河朔地区几次出兵。还在雪中撤退之时,就曾携幽州北边檀州、顺州的百姓而归,安置在辽宁平原。接着,进攻幽、蓟二州,在契丹天赞元年(922)四月,攻克蓟州,活捉了刺史胡琼。继续进攻,令王族的迭烈(又写作迭列、迭剌,都是音译用字,音或许与dere相近)和可能出身粟特系的将军康末怛,进至沙陀军反复猛攻的镇州城下。为了表示感谢,身处围城中的镇州主帅张处瑾在下一个月派人去阿保机跟前致意。

这一年的三月,沙陀曾一度大败于镇州。沙陀方面的攻城军主帅阎宝围镇州城修建了堡垒,引滹沱河水进行水攻,并断其粮草。不料,三月丙午之日,镇州方面先放出五百多人假装投降,麻痹对方,然后突然从城中一起冲出,捣毁沙陀的堡垒,火攻阎宝的营地,夺了沙陀军的粮草。因粮荒奄奄一息的镇州,重又恢复了生气。李存勖为了修复毁坏的战线,命仅存的干将之一李嗣昭为主帅。但是李嗣昭中流矢而死,退至赵州的阎宝也于同月在懊悔失败的郁闷中死去。又是在同月,连云州的李存璋也撒手人寰。元老们一个个地接连去世,李存勖不得已指派驻代北的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为北边的主帅,继续攻打镇州。

当时,李存勖命令战死的李嗣昭的遗嗣在太原举行葬礼并服丧,李嗣昭的一个儿子李继能大怒,带领父亲的数千亲兵脱离战场,回到李嗣昭家族的本居地潞州。慌了神的李存勖派胞弟李存渥去劝服,李嗣昭的遗嗣们更加愤怒,差点没杀了李存渥。死去的李嗣昭本来固守潞州,阻止了沙陀的各个击破,将那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又从战场上救下李存勖的性命,自己却战死镇州,是个功劳无人能比的人。但是李存勖不仅没有给予什么特殊的抚恤,还收回其潞州的指挥权,令下葬太原,因此必然惹怒其子。之后,李嗣昭的儿子们在潞州举旗反叛,与后梁相通。

李存勖的过分自信和自大,还有奢侈的生活,使将士们心生隔阂。阎宝之死也可以归罪为李存勖的漠不关心。而且,李存勖热衷于军事扩张,在领地内肆无忌惮地强征暴敛。为此,怨声自河朔地区蔓延开来。其结果之一就是,八月,被李存勖提拔为卫州刺史的俳优李存儒遵其主子之命强征暴敛,为百姓所弃,后在梁军的进攻中被俘。九月,李存进也在镇州战死。李存勖无奈,将仅存的老将李存审派往镇州。此时镇州已断粮,终于开城。这场攻防战前后竟持续了一年多。仅从这点来说,镇州军阀的能力是一流的。张处瑾一家及其随从均被杀,遭腌制后被吃掉。一时间杀气笼罩了华北。

不管怎么说,镇州终于被解决了。李存勖决定即帝位。为防御契丹,派干将李存审驻守幽州。已卧病不起的李存审,不得已乘车前往幽州赴任。这样,在923年的阴历四月,李存勖在魏州筑坛即位。自907年唐室断绝以来,沙陀一直使用其最后的年号“天祐”,至此改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国号自然继前朝为“唐”。为了区别,史称“后唐”。是突厥系之沙陀建立的唐王朝。

李存勖的倒台

李存勖在称帝半年后,于923年十月终于灭了后梁。其中另一张王牌老将李嗣源的能量和谋臣郭崇韬的参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存勖将后梁的政府机构原封不动地纳入了自己的政府。

但是,李存勖不断监禁、判杀已经投降的后梁人完全是不明智的暴行。这是他本性中的残忍和复仇之心使然,让他在政治判断上失误。朱全忠以来的后梁政权,虽然奢靡之风盛行,但是政治上本身是实用主义的,并没有沙陀那样严酷和残暴。刚刚出现的唐王朝,自身就向世人表明它是一个血腥的、残酷的政权。

灭后梁而称霸华北的李存勖,在安于现状和自满中很快走上了下坡路。不知是因为近二十年连日不断血战所产生的反作用,还是因为铲除了自父亲李克用以来的夙敌、实现了称霸愿望后产生的疏忽,他的精神明显懈怠,进而引发了大的异常。他在都城洛阳及其周边过着放纵的生活,令太监、伶人们整日陪侍左右,言听计从,而对于沙陀一直以来的骨干老将和臣僚们的建议却根本听不进去。

实际上,父亲李克用留下的养子、义子们对称“帝”的李存勖来说,既难以驾驭又让人心生厌恶。他们又各自豢养着以养子、义子为核心的武装势力,居功自傲,在国内我行我素、横行霸道。很可能像潞州李嗣昭的儿子们那样形成一个个新的“藩镇”。李存勖与这些养子们之间关系不断冷淡下去的势头,已经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李存勖也缺乏巧妙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对立、不断设法使自己掌握主动所需要的智慧、度量和应变能力。

李存勖只是个军官,离政治家还相差甚远。战场上的紧张、激动驱使他变成了一个“超常之人”,然而在需要稳健和冷静的日常的政治环境中,其“超常之人”的做派只能起消极作用。李存勖由着性子和感情办事,往往招致臣僚和士兵们的不信任。而且更为恶劣的是,包括李存勖在内的沙陀首领家族的通病是“吝啬”,或者说是名誉意识和物欲极强,只顾自己捞而不愿与周围的人和部下分享。

史称后唐的沙陀王朝,作为一个国家和政权,正当应该巩固自身基础时,却几乎没有任何举措地虚度过去了。可以说就没有进行过什么“国家建设”。倒是作为从前唐王朝弊端的宦官政治得到了复活。它成了一个消极面太多的政权。

李存勖的无道引发了整个政权的动荡。继谋臣郭崇韬之后,因太监和伶人而死于非命的高官接连不断。对蛮横的李存勖极度不满的将士们不断在各地发动“叛乱”,皇帝李存勖的身边渐渐没什么可用之人了。父亲李克用时期的元老李嗣源为官兵所敬重,被叛军推举为推翻李存勖的首领。

混乱当中,在沙陀同光四年(926)的四月一日,被禁卫军抛弃的李存勖,中来袭之兵的流矢死在了洛阳城内。享年四十三岁。在位时间,称帝后三年、灭后梁后两年半。他的一生,光和影的落差真是太过强烈。其庙号为庄宗(后唐)。

在李存勖之后,被众人期待为混乱平息者的李嗣源,不得已在四月之内即了位。已然是六十岁的老皇帝了。周围的人认为“唐”字不吉利,推荐了其他国号。但是李嗣源念及沙陀的恩顾,说:“武皇(李克用)功业即予功业,先帝(李存勖)天下即予天下也。兄亡弟绍,于义何嫌?”还是坚持使用了“唐”这一国号。实际上远比李存勖年长的李嗣源称己为弟,是说作为亲生儿子的李存勖才能是“兄”,而作为养子的李嗣源和其他养子们都只能是“弟”。是指这样的“父子”、这样的“兄弟”。经验丰富的李嗣源奉行稳健的政治,在其八年左右的统治期内,沙陀政权才得以安定。

阿保机之死

阿保机在灭了渤海国返回契丹本土的途中,六月于镇州正式听到了李存勖去世的消息。是继为沙陀之唐王朝新帝的李嗣源,派遣供奉官姚坤向阿保机报的丧。宫帐之内,体高九尺的阿保机身着锦袍接见了姚坤。

阿保机一听说李存勖已死,放声痛哭,说道:“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

阿保机一时哭泣不止,最后终于问起李嗣源没有救助李存勖的原因以及他帝位的正统性。姚坤回答说:李存勖的倒台,在于养了两千宫女、一千乐人,平日里放鹰走犬、沉溺酒色女色,搜刮百姓毫不留情,朝政交人代理,招致了天下的共怒。于是阿保机说:“我自闻如斯,常忧倾覆,一月前已有人来报,知我儿有事,我便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我亦有诸部家乐千人,非公宴未尝妄举。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自此愿以为戒。”

交谈继续进行。阿保机虽然和“汉国之儿”李存勖为父子关系,但同时二人又是仇敌,都怀有害人之心。不过与当今的天子李嗣源没有旧怨。阿保机提出双方订立盟约,如果李嗣源给自己让出幽州,他就不入侵“汉界”。阿保机还说自己的汉语很好,此事在部落内尚保密。姚坤住了三天,据说那期间阿保机染上了伤寒或是急性的发热症。一天傍晚,阿保机的宫帐前有颗星星陨落。其后不久,阿保机突然死于扶余城。那一天是七月二十七日。

阿保机的死因,其实并不清楚。不为所知的阴影似乎暗示着什么。说来,扶余城位于契丹和渤海的国境上。阿保机三月已踏上归途,可是过了约四个月,还在渤海国境内磨蹭,慢悠悠地西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刚刚被任命为新建东丹国之左大相的弟弟迭剌,先于阿保机十一天去世。阿保机去世两个月后,任政府首宰的爱弟苏也死了。就在灭渤海后不久,契丹国奇怪地为雾一样的东西所笼罩。很遗憾现在还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阿保机及其智囊团所构想的是,既发挥匈奴帝国以来游牧国家的长处和优势,又补足并克服其短处和弱势;在保持国家的军事力量和能动性的同时,又提供安定性和持续性的那样一条道路。具体地说,就是以由移动的游牧宫廷和不动的首都二者构成的中央机构为核心,把包括由多部落组成的契丹、奚、霫、室韦等各游牧部族及其活动地域,还有移居境内的定居人口及其固定设施等生活空间,以及开发振兴人烟稀少的辽宁平原等这样多重发展的多种族、多地域,连接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大系统。这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创作。

附带说一下,据此轻易指责这是草原和中华的妥协,结果会如何呢?而所谓将中华方式全盘引入文化盲区之草原的说法,要么是出于过分崇拜中华,要么是出于太不了解草原世界生生不息的国家体系。

阿保机所开辟的新道路,很快就在契丹帝国的历史中得到了扩展和巩固。在更大的历史转折点,成为跨时代跨地域的国家和社会的应有状态,为后世所继承下去。阿保机的创业,又是时代的创业。他怎么说都不是个单纯意义上的英雄。可以说他既是战士、军事指挥官那样的英雄,又是政治和建设方面的英雄。这就是耶律阿保机此人在历史上能够与众不同的最重要原因。

东丹王的传说

刚强的未亡人月里朵

阿保机刚一去世,次日即七月二十八日,述律皇后立即开始亲自代行国家的军政大权。她很果断。以前,当阿保机出征党项时,室韦的两个部落乘虚来袭,她接到战报后整兵迎战,大破来犯之军,威名声震草原。

一国之主的开国皇帝死于远征前线后,若政策上稍有闪失,一代人所开创的契丹国乃至阿保机家族的王权,很可能就会烟消云散。危机当前,她应对得十分漂亮。十几天之间,她忙于控制人心、安排各方面的事务。然后带领政府机构和远征军的主力,护送阿保机的灵柩,故意缓缓退行,走了一个多月,肃静而平安地返回到根据地上京临潢府。

述律皇后名叫月里朵。她的名字确实字美音美,但是脾气也很大。父系四代以上祖先,实际上是回鹘人。与契丹国通婚的述律氏一族,可以说就是属回鹘系的。她的母亲是契丹王的女儿、又是阿保机的姑母,因此她和丈夫为表兄妹关系。她的霸业是由哥哥敌鲁、弟弟阿古只和实鲁共同辅佐的。

契丹国可以说是以阿保机和月里朵夫妇二人(包括阿保机之弟苏)为核心的、由“堂表兄弟”和“重堂表兄弟”们建立的。从前李存勖也曾称她为“婶母”,以表示敬意。那不单单是为了与阿保机结盟而摆出的姿态吧。从后来的事态分析,也可以说阿保机的继承人多半其实就是未亡人月里朵。

总而言之,阿保机继任者的人选就握在月里朵手中。阿保机和月里朵生有三子,长子是刚刚被任命为渤海国后身东丹国之首领的突欲;次子是在阿保机晚年以“大元帅”之名任出征华北军主帅的尧骨;幼子是备受宠爱的李胡。月里朵选择了次子尧骨。

竟然撇开本应当选的“皇太子”突欲,看来是一场硬性的候选人指派。如果仅从记载的表面文字分析,不由得使人感到某种程度上似乎是遵循了既定的方针。选突欲还是尧骨,这是关系到契丹国之命运和未来的影响深远的抉择。

东丹王突欲的晦气

这与征渤海国有很深的关系,这里稍做倒叙。在接受渤海国的大諲譔再度投降的下一个月,即926年二月,阿保机在军中举行以青牛白马祭祀天地的契丹传统仪式,大赦天下,改元“天显”,并遣使至后唐的李存勖通报平定渤海国之事。

十四天后,改渤海国为东丹国,更其首都忽汗城之名为天福,册封皇太子突欲为“人皇王”,立他为国主。相对于父亲阿保机的“天皇帝”和母亲月里朵的“地皇后”称号,突欲得到了位列天、地、人顺序中第三位的特殊称号。可以说突欲在权力结构方面站到了一个特别的位置上。

当天,新“东丹”王国的首领们会合,定阿保机之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国的老相为右大相、曾任渤海国司徒的大素贤为左次相、契丹的耶律羽之(阿保机的重堂弟,本名寅底哂,或许音近indišen)为右次相。契丹和渤海双方的王族和要人两人分别搭配任职,显然是想建成一个结合二者的“新国家”。另外,阿保机将渤海国的大諲譔一家带回契丹本土,在上京临潢府城西为其筑城以居,为他起契丹名“乌鲁古”、为其妻起契丹名“阿里只”。

大諲譔等人肯定是不情愿的。但是反过来说,阿保机无意杀死作为被征服者的渤海国王及其王族和臣僚,他就是以这种“特殊待遇”来接受他们的。看来,阿保机为首的契丹领导集体似乎是想建立不是单靠武力吞并而是融合契丹与渤海的一种联合国家或联合王国。本来,双方之间就一直是契丹为主人、渤海处于从属地位的一种联盟。

以往契丹和奚保持着松散的部落联盟的关系,阿保机建国以后,成为更加明确的联合政权。形成了阿保机之八部契丹拧成的“统一王权”凌驾于奚之五部分散的“部族王权”的结构。阿保机等人不就是想与渤海王族之间建立一种类似的关系吗?

旧渤海国境内的东丹国,正是这种融合双方的复合国家。而在契丹本土,渤海国的王族和臣僚们与契丹和奚的王族、族长、显贵们共同聚合成为一个权力复合体。总之,是构想了一种以阿保机的血脉为共同的君主,贯通契丹、奚、渤海三者的多元复合的广域国家。也可以说是一种近乎“共主联盟”的构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四位相官之外,新设了东丹国的百官,授予突欲天子的冠服,建元“甘露”,决定每年向契丹本土进贡十五万匹布和一千匹马。在道理上,东丹国主突欲被定位为“天子”,组成拥有不同于契丹本国新年号“天显”之年号的独立国家、同时具有进贡义务的“属国”。

确定了新国家的基本姿态,阿保机说道:“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离别之际又说:“得汝治东土,吾复何忧。”据说突欲大哭而退。

阿保机和突欲之间,没见到有什么矛盾。这对父子看上去反倒像是一直相互信赖的。不正是因为突欲沉着冷静,阿保机才把风俗习惯和传统迥异的渤海地区交给他去统治吗?突欲深知那是一条极其困难的“荆棘之路”,又深感父亲一贯的评价和信赖。这对于突欲是无上的幸福,但也成了他日后不幸的起因。

被推翻的设想

即便如此,突欲的不幸也来得太频繁了。首先,虽说暂时以东丹国的形式建了国,但那仅仅是改组了渤海国的宫廷和政府,事实上政权交替仅限于首都这一“点”上。在契丹军来攻之前已大乱的渤海国境内,现在混乱转化为对东丹国的反叛。

起初,契丹进攻渤海时采取的是迂回突破的战术。先攻打渤海西部边境与契丹相望的战略据点扶余府,然后一鼓作气进攻首都忽汗城。在此之前,攻下扶余城时,阿保机打算调查人口数字,唯有皇太子突欲进言道:“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势,径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听从其言,契丹军立即东进。在攻下扶余城仅六天后,以阿保机之弟安端和月里朵之弟阿古只为统帅带领的一万骑兵的先头部队,就击破了大諲譔的老相所统领的三万渤海主力军。于是,由皇太子突欲、大元帅尧骨、前南府宰相苏等人率领的先遣部队,当夜包围了忽汗城。据说大諲譔在三天后求降。真可谓靠闪电战打开了渤海首都的城门。

可是,八天后大諲譔又改变了主意。阿保机遂于当天武力攻下忽汗城,亲自入城,令大諲譔在自己马前彻底请罪。其间,阿保机向渤海国的各州县宣布首都已陷落、国王已投降,并送去招降书。结果,在大諲譔再次投降后的二月,渤海的将军和首领们从境内各地赶来表示投降。看上去似乎渤海各地服服帖帖地接受了契丹的霸权。因此得以施行大赦、改元、组建东丹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回过来看,从上一年闰十二月着手攻略扶余城后仅用二十天的时间就再次制服了大諲譔,又在五十天内改组出东丹国,真是动作神速。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渤海境内依旧不安定。阿保机等人或许以为占据了最大的军事据点和首都、制服了王族和政府这个“头”,渤海各地就会自然而然地归附。可是事与愿违。暂且称降的人们接连举起了反旗。更为棘手的是,在渤海国及其周边散布着独立或半独立的部落,虽然濊貊、铁骊、靺鞨等部首先来贡,然而最强的女真诸部即尚未被统一的Jusin各部族就没想与契丹联合。

这样一来,东丹国实际上有名无实。契丹军不得不四处作战展开镇压。其中有些战役打得似乎相当艰苦。东丹国的突欲已经出不了首都忽汗城即新天福城了。诸将当中,大元帅尧骨自然成了讨伐战的主将。他主要向北,制服了离契丹领土最近的达卢古部,震慑并牵制了达卢古部后面以完颜部为首的女真联盟。实际上,分散在各部的女真(诸部)的潜在力量,正是契丹国在东方的最大军事威胁。月里朵之弟阿古只稍向南,击溃了来自鸭绿江方面的大批人马,进而破了回跋城。可是也就在那时死于手伤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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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渤海国的疆域

总之,对渤海国的军事行动,无论是前半期漂亮的闪电战还是后半期略显艰苦的讨伐战,都是由构成契丹国之核心的阿保机和月里朵的近亲们全体参与进行的。即便如此,也没能最终将渤海全境纳入契丹的势力范围。而且,在渤海国故地的东部,此后有一股以“渤海”自称的势力尽管微弱但一直存在着。如果将断断续续的记载串联起来看,它有可能一直持续到北宋末期即女真族所建立的大金国(通称为金朝)出现时。

阿保机的本意

可以说突欲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但是对于已经背上了东丹国这个沉重负担的他,更大的不幸还是随之而来。那就是父亲阿保机的去世。当瞬间击毁渤海国的核心部分、改建为东丹国时,阿保机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死吧。他不是还踌躇满志地准备南伐中华吗?

在开始派兵征讨和镇压渤海境内各反叛势力的926年三月,阿保机决定“班师”,即准备撤兵。可以说,阿保机之弟安端首先带着讨伐战的最初战果回师了。时机显示要彻底消灭各反叛势力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明知如此,阿保机还是下令主力军撤兵。那是因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武装干涉陷入混乱的沙陀政权即所谓的后唐。

此前,从前年(924)至去年完成大西征,继而东进征讨渤海,都是为在不远的将来大举入侵中华做准备。然而,华北的局势难以置信地急转直下。如上所述,李存勖的异常转为整个后唐的混乱。在阿保机所率契丹军展开闪电战时,沙陀政权已经开始崩溃,且崩溃程度与日俱增。这方面的消息应该不时地传到远征途中阿保机的耳中。新情况已远远超出了阿保机的预想。

时机在向阿保机微笑。不管怎么说,已经没有时间再一味泡在渤海方面的事情上了。首先必须率主力军转向西行,无论如何不能白白错过天赐良机。然后根据华北局势的发展,一鼓作气南进。阿保机平生最大的机会似乎就要出现了。

可是命运更加令人啼笑皆非。准备西还的阿保机,在入夏之前的四月五日与随行而来的突欲及其属下的官员们做了最后的告别。中华方面的局势变化得实在惊人,李嗣源刚于上个月不得已举兵反事,而在混乱的旋涡中李存勖已经丢了性命。他死得也太简单了,可怜到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假如李存勖再有一点毅力和耐性的话,后来的事态发展恐怕就完全不同了。

对沙陀和李嗣源来说,窝囊反倒成全了幸运。假如李存勖积极应战,沙陀政权就会分裂、华北就会变成动乱的战场,那对契丹和阿保机是幸运之事。无论是从当时的形势还是李存勖曾经的勇猛形象出发,那种看法都是很自然的。然而李存勖独自我行我素,很快就自行谢幕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他没有给沙陀军阀和华北的百姓带来大的麻烦。而阿保机的希望落空了。李存勖直到最后仍然给他制造着麻烦。

意外之死

关于阿保机何时得到李存勖悲惨而死和李嗣源顺利即位消息的确切时间,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如前所述,李嗣源所派报告皇帝李存勖去世消息的使团,就好像已有准备似的迅速来到阿保机的驻地,那时已是六月份了。在和使者姚坤的交谈中,阿保机说他已于上月得知此事。情况究竟如何呢?从当时危急的形势、契丹和沙陀之间紧张的关系来分析,阿保机早在四月份就得知李存勖已死,但是他很可能一直在观望“其后”的动向。然而整个华北在李嗣源的统治下迅速得到安定,阿保机也只能是大失所望。

李嗣源统领的沙陀也十分清楚阿保机的意图,正由于最担心契丹军的南侵,所以当即派使者北上“告哀”,特地赶到阿保机远征途中的营地请求接见。总之,姚坤是想表达阿保机的期望已经很难实现之意。而阿保机挖苦说李嗣源的行为说到底难道不是篡权吗?他不断牵制对方,向李嗣源提出重新订立盟约、并以之为代价割让土地的要求,施加压力。当时,阿保机手中理应还握有契丹军大举南进这张牌。他对姚坤所说去华北看看嗣源也行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阿保机自己却出现了问题,那就是伤寒。原因之一在于,从前年开始西征、紧接着又是东征,长时间的行军积劳成疾。另外,正如他对长子突欲所说的那样,“此地濒海,非可久居”,或许渤海国东半部地区的水土损害了他的身体。阿保机很有可能是在与渤海的交战当中发的病。不过就像他和姚坤交谈时所反映出来的情况那样,阿保机虽说已经病了,但是精神头依然十足。可以设想,他一面冷眼观察着制服渤海的战斗,一面分析着华北形势的走向,在契丹和东丹的边境上度夏,等待着身体的康复。

死是很难预测的。到底人能预知自己的死吗?阿保机大概也没有料到自己的死吧。他没有留下关于继承人的遗嘱。不过,就阿保机来说,自己只要不让已当了十年皇太子的突欲“退避”,就无须担心突欲当不上继承人。但是,父亲阿保机没有留下明确的遗诏就意外地去世了,这对于突欲来说是第二个不幸。

另外,《资治通鉴》和因袭它的《契丹国志》说阿保机去世时发生了如下的事情。月里朵把诸将领和族长中难调之人的妻子们召集过来,说道:“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然后召集来她们的丈夫,边哭边问:“汝思先帝乎?”那些人回答说:“受先帝恩,岂得不思?”月里朵随即说道:“果思之,宜往见之。”于是都杀了。真是个令人叹息的故事。可是相关内容照例仍然只见于这两种书。司马光所虚构的故事,充分反映了他的精神世界。

月里朵的选择

东丹王突欲更大的不幸在于和母亲月里朵之间“关系不和”。这只能说是一种宿命。

在月里朵的指挥下,护送阿保机灵柩的契丹主力军离开扶余城西行,八天后,大元帅尧骨结束讨伐,与之会合于途中营地。三天后,人皇王突欲从东边赶来。而在西还的路途中,契丹政府的首宰苏去世了。

阿保机、其爱弟苏和月里朵之弟阿古只这三位构成契丹国顶梁柱的人一旦去世,“堂表兄弟政权”中就仅剩月里朵一人了。九月,在上京临潢府为阿保机“入殓”,并举行了葬礼和其他一系列国事活动。这些都是在她的主持下完成的。天显元年(926),契丹国在接受保留渤海国形式的同时,被很大的一片阴影和不安所笼罩,没有选定继承人度过了这一年。

月里朵很可能正在分析形势。实际上她本人似乎也不清楚该定谁为继承人。927年秋八月,按中华习惯庙号被称为太祖的阿保机的皇陵“祖陵”竣工,阿保机的遗体被葬在了那里。当时,月里朵欲殉葬,为左右所阻止,于是她切断右腕放入丈夫的棺木中。她是想与亡夫同去,但是那样一来契丹国的前途就危险了,所以她以右腕做了自己的替身。真是个令人惊异的刚烈女子。

总之,契丹内外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了。已经不能再任帝位空虚下去了。不惜身留单臂、尽力代掌国家大权的月里朵,内心已向尧骨倾斜。

尧骨确实是个单纯素朴的人,外表威严而内心豁达,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对母亲来说,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又是个不辞辛劳的勇将,这一点也使尚武的月里朵对这个孩子很是中意。

而突欲自幼聪敏好学,也是一个将才。自十八岁当上皇太子以来越发沉稳。在跟随父亲阿保机、叔父苏、舅父阿古只学习理政的过程中,迅速地长成了大人。仅此一点就使他和母亲月里朵之间关系疏远了。大概她觉得这是个喜欢生活在别人当中的“他人之子”吧。

再者,突欲在和沙陀的第二次决战时遭到狡猾的李存勖的算计,无奈成了败将。而且征服渤海后不断发生的“叛乱”,也被归咎为突欲之过。相反,尧骨却显然战功累累,成为代表契丹军事实力的人物,深得诸将领的信赖。尧骨显然已胜运在握。

察觉到月里朵的这种心思,阿保机的股肱之臣耶律迭里进言道:“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身居政府要职的他,直率地说出了宰相苏和阿古只若仍在世将会说的话。然而明知是这么回事的月里朵,反被这样直截了当的话激怒了。她以预谋和东丹王结党之名将其下狱,百般折磨,终因未能获取对突欲不利的口供而将其杀害。

事情发展到这里,就看月里朵的演技了。她命令突欲和尧骨二人一同骑马立于帐前,对族长和部将们说道:“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谁都明白月里朵的心思,争相说道:“愿事元帅太子。”月里朵说:“众之所欲,吾安敢违?”遂决定拥立尧骨。

很快,这场表演有了回应。突欲也召集契丹国的要人,对他们说:“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率群臣拜见太后月里朵,自请让位。这本身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举动。月里朵准其请,于是尧骨即位。时为927年阴历十一月壬戌日。

东丹王之渡海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新皇帝尧骨和东丹王突欲之间的关系已超越不和,逐渐变得凶险、非同一般起来。

在即位一年多后的天显三年(928)十二月,尧骨终于出手了。他将东丹国原封不动地整个迁往契丹本土的西拉木伦河最下游即现在的辽宁平原。将原称东平的辽阳改名为“南京”,定为副都,令兄长突欲驻其地。这个新方案是根据任东丹国右次相的耶律羽之的奏言做出的,理由之一是渤海境内尚未平服。还有,当时的辽宁平原尽管本是一方沃野,但是由于变成政治上的缓冲地带而长期人烟稀少,此前阿保机已从中华大量移民至该地,这回是要靠渤海的百姓来正式开发了。

理由本身很正当,令人难以抗拒。但是,在放弃不稳定的东方、巩固东丹国以及经济开发等表面上说得通的有利之处以外,还有另一个目的。不用说就是把不放心的突欲连东丹国一起迁到契丹本土的近处、控制其行动。突欲的一举一动,都在尧骨所派卫兵的眼皮底下。

突欲已成笼中之鸟。

其结果,曾经被誉为“海东盛国”的旧渤海国的大半领土变成了弃地,往日的繁荣丧失殆尽。只是,如前所述,可称为其“依靠”的残存势力还在那片故土上隐约地活动着。而辽宁平原一带出现了以渤海移民为主的聚居地,所谓的“辽东”之地就此复苏,其首邑辽阳后来成为契丹帝国“五京”之一的东京。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成为包括渤海系居民和女真、蒙古、汉、朝鲜等各种人群杂居的多种族社会。蒙古时代和努尔哈赤初期引人注目的辽东“国际社会”的状况,可以追溯至以东丹国之名大量迁入渤海移民之时。

突欲在“新都”辽阳的西宫内建了书楼,写下《乐田园诗》。扮起了隐士。他并未就此满足,又在位于国土南边的辽西名山医巫闾山的山顶上建了另一个书楼“望海楼”,藏入从前手头收集的一万卷书,每天眺望远方的大海度日,俨然一副仙人或隐士的样子。

不过,突欲未必只是装装样子,他是个地地道道、出类拔萃的文人。他通晓契丹文和汉文,身上洋溢着中华文化的素养,尤其擅长绘画,在描绘契丹的人物、动物和风景方面,可谓绝世高手。来自中华之地的商人到此竞相求购他的画作,据说,他的画作在开封和洛阳可以卖到非常高的价钱。后来在宋朝的秘府也有收藏。欣赏他的流传至今的作品,能感到其具有准确的构图和下笔的能力。虽然不能说突欲是绝对的绘画天才,但总给人一种清澈明快的感觉,应该是某种类型的才子吧。

突欲并没有安于现状。在母亲和弟弟的压制下坚持活下去之余,他还有别的生存方式。他也没有放弃政治上的抱负。930年,东丹王突欲终于登上后唐李嗣源从南边派来的海船,驶向大海。突欲带了四十多人的随从、万卷书和渤海妃子高美人随行,在山东半岛的登州登陆,按天子之礼受到迎接。

东丹王就这样流亡而去。李嗣源大为欢迎,他先劝突欲改姓“东丹”、改名“赞华”,接着又给他赐名“李赞华”。

新名的意思一目了然。或为“钦慕中华”之义,或为“赞赏中华”之义,二者异曲同工,都表达了仰慕中华的心情。的确,东丹王的流亡表面上是以憧憬中华为理由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假如是突欲自己起的名字则另当别论,如果是李嗣源提出来的话,就真的有些奇怪而逗笑了。很可能大半是出于戏弄和玩笑,也很可能是做戏般地起名。

“李”姓本为后唐沙陀王朝的“国姓”。李嗣源为投己而来的契丹皇兄推荐这个“李”姓,以此表示视他为己方“唐朝”的同族,是一种犒劳之举。而且就在第二年,李嗣源顶住反对意见任命突欲为滑州节度使,即地方军阀,所谓的“藩镇”,使他不仅具有后唐王族的名分,而且成了拥有独立的军事和行政权力的一种“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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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东丹王耶律突欲所绘契丹贵族和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无疑是一种厚遇。李嗣源的目的很明确。他是要通过把契丹的实力派人物东丹王突欲拢入自己的怀抱,为北方大国契丹的坚固阵地钉入一只楔子。在尽可能削弱其威胁的同时,恢复难以控制的局面,将形势转向有利的方向,起码要使他成为牵制月里朵和尧骨的砝码。

就突欲来说,他渡海投“中华”也有自己的目的,就是期待弟弟尧骨一旦一败涂地,他可以反攻。看来如果沙陀军阀以新的华北政权的力量北伐,突欲很有可能作为契丹皇帝东山再起。所以绝不是什么简单的“慕华”、“赞华”。而是他料定后唐会欢迎自己,才选择了渡海。

沙陀之混乱

在突欲渡海事件三年后的933年,李嗣源死去了。后唐政权立刻陷入了混乱。李嗣源的亲生儿子李从厚成为继承人,但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杀死李从厚,在洛阳称帝。这又是前述那种基于假父子关系的“义子”、“义儿”、“假子”之类的实例。李嗣源麾下著名的勇将李从珂就是他的“义子”。

可是,东丹王突欲此时却做出了奇怪的举动。他竟然给弟弟即契丹皇帝尧骨送去密报,说:“从珂弑君,盍讨之。”因骨肉相争而流亡别国,却从流亡之地给仇人出主意、谋划侵略那个国家—这不由得使人联想到日本战国末期时的武田信虎和儿子晴信(信玄)的故事,不同的只是他们为父子关系。

父亲信虎因儿子的阴谋遭到邻国骏河的今川氏的囚禁,可是他在今川义元死于桶狭间后,立即向驱逐自己的儿子即甲斐国主派去密使,告知他此时是侵入骏河的绝好机会。这个奇闻广为人知。也许原本就是江户时期虚构的故事。日本的信虎,比儿子信玄活得时间长,他在京都得到了儿子的死讯。可是东丹王却具有讽刺意味地搭上了性命。

却说,石敬瑭虽然有个汉式的姓名,但仍然是沙陀族。他既是已故李嗣源的女婿,也是他少有的心腹。此前,他作为防御契丹南进的北面驻屯军的将领,镇守沙陀军阀起初的根据地山西太原。如果单个计算,可以说他手里掌握着后唐国内最强的军力。他和李从珂是冤家对头,关系一直紧张,这种情况因李嗣源的去世而立刻表面化了。已经称帝的李从珂,在石敬瑭看来宛如眼中钉。李从珂清楚若不将其除掉,此人将危及自己的政权。于是立即派兵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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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燕云十六州 □表示十六州 ○长城线是明朝时期的

石敬瑭遭到李从珂的进攻后,向北边的帝王即契丹国主耶律尧骨请求援兵。说明他即便掌握着再强的部队,可是要靠一己之力与如今拥有皇帝之名、能号令军队的李从珂抗争,还是很困难的。更何况,一旦李从珂与北边的契丹帝国联手、形成“夹击”之势,自己根本无法对付。眼下已经腹背受敌,没有了退路。

石敬瑭和契丹就割让燕云之地和行父子之礼达成了协议。总的来说就是,当时石敬瑭提出献上中华本土北部边境线一带的区域、降为属国。这些条件,耶律尧骨清楚,并同意了。史上著名的“燕云十六州”,此后就成了契丹的领土。

契丹帝国的抱负

契丹南进

尧骨得到兄长突欲的密报,认为这是实现父亲阿保机进入中华之夙愿的良机,决定介入沙陀政权的内讧,于是立即亲自率军出发。以骑兵为主力的契丹机动部队一路奔驰,沿黄土高原而下,于936年九月击破了围太原城布阵的后唐各部队,实际上只此一战即一举击垮了后唐政权。

同年十一月,石敬瑭因契丹皇帝尧骨的册立而即帝位,基本上就是一个傀儡皇帝。闰十一月,尧骨援父亲阿保机和李存勖的旧例,直接签订了以年少的自己为“父”、以年长的石敬瑭为“子”的协约。契丹和沙陀的缘分还持续着。

同月,李从珂带着上文提到过的“传国宝”在洛阳自刎而死。之前,他曾召唤东丹王,打算让他一同赴死。尽管李从珂称“帝”,但是仍然沉浸在希望之梦当中的突欲,是不会和李从珂这类人一起自杀的,东丹王自然拒绝了他。

因绝望而发狂的李从珂,派自己的“铁炮玉”李彦绅前往开封的东丹王府邸刺杀突欲。那是最后的礼物。曾经活跃于契丹、渤海和中华的东丹王突欲,就这样走完了他奇特而波澜起伏的一生,年仅三十八岁。

不过突欲死后也很热闹。某个和尚在开封发现他的遗体,暂且埋葬起来。接着,当时在契丹的庇护下当上“中华”之主的石敬瑭,身着丧服临哭,依王礼举行了临时的葬仪。后来,名副其实的东亚唯一的真皇帝耶律尧骨迎回兄长的遗体,重新将兄长安葬于和他有缘的医巫闾山,上其谥号为“文武元皇帝”。石敬瑭和尧骨虽立场不同,但在有意识地向周围做出姿态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东丹王太过富于戏剧性的一生,由此渐渐变成了传说。

沙陀之属国化

石敬瑭的政权,是继承李存勖的政权和李嗣源家族的政权,实际上应该称为沙陀第三王朝。也可以说是沙陀军阀搞的轮流坐庄。由于是以沙陀军阀起初的根据地山西太原即晋阳为基地,所以按中华习惯定国号为“晋”,史称“后晋”。据此视这一政权为“中华”,究竟是否合适呢?石敬瑭原本是李存勖麾下的一员部将,宿将李嗣源手下擅长密集阵突袭的骑兵队队长。作为粗暴野蛮的沙陀头目之一,石敬瑭同李嗣源及其亲生儿子或养子们毫无区别。

这里最关键的是,沙陀政权变成了契丹国的属国或者是说卫星国。对于这一点,如果从契丹的角度看,就会认为与渤海国改为东丹国是一样的。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最好不要按照“中华”、“夷狄”那样的模式去考虑问题。另外,尽管李嗣源在位时期曾设立“三司使”这一财务机构、建立了皇帝的卫队“侍卫亲军”,但是这些举措只不过成了北宋朝制度方面的渊源而已,最终并没有进行像样的“建国”,只是在同伙之间无休止地展开徒劳的夺权斗争而已。

937年,石敬瑭把首都从洛阳迁回了开封。可是几乎就在同时,连本应是政权之基地的华北各地也不断发生有实力的军阀间的叛乱和独立,根本无法形成一个可称得上“统一政权”的局面。本来就是拼凑起来的沙陀军阀,又从几个恢复到十个左右。

况且,吴、南唐等江南的中小王国明显地蔑视混乱中的华北。总之,中华地域的实际情况,从哪个方面讲,都离统一差得太远。在亚洲的东方,只有契丹像个领土广袤的国家。这就是事实。

大同之梦

徒有“皇帝”之名的可怜的石敬瑭,在即帝位仅五年半后,于942年五月病逝。宰相冯道和实权派人物景延广无视石敬瑭指名幼子重睿为继承人的遗嘱,拥立石敬瑭哥哥的儿子重贵为帝。因景延广的灌输,他们谋划脱离契丹而独立。契丹皇帝尧骨对此给予了强有力的打击。先是于944年两次出兵,扫荡了沙陀的北半部地区,接着于946年七月决定亲自大举南伐,为此在国内广泛征兵。

八月,从进入秋季的契丹本土出发,到达已是契丹南部中心城市的幽州即新的南京析津府休整,然后于十一月全面南下河北平原。衰弱的后晋军基本上无力抵抗。华北各地有实力的军阀们只图自保,无人愿意援助后晋政府,拿出一副见死不救的态度。黄河成了唯一的依赖。然而防御薄弱的滑州白马津被契丹军攻克,开封很快就于十二月无条件投降了。手握实权、自负的景延广,是推行不切实际的愚蠢的强硬路线的罪魁祸首,他在被押解上京临潢府的途中自杀了。仅坚持了一个多月就溃散而去的后晋政府的官员们,转而为契丹效劳。

947年的正月初一,尧骨整驾进入开封城,接受百官之贺。命运比叔父更悲惨的皇帝石重贵,被送往阿保机的去世之地扶余府即新的黄龙府。二月一日,尧骨改国号为“大辽”,大赦天下,改元“大同”。将固有的国名“大契丹国”改为中华式的“大辽”,是主动宣告涵盖中华世界的大帝国已经出现。而年号“大同”包含使草原和中华的土地和人民实现大同的寓意。阿保机以来契丹帝国的梦想似乎就要实现了。尧骨不禁得意洋洋。

单纯素朴、天生武者性格的尧骨,其缺点在关键时刻显露了出来。他完全不具备对占领区实施行政管理所必需的慎重、周到和关怀之心。后晋过于短促的自灭,反而带来了副作用。尧骨因史无前例的成功而心潮澎湃、飘飘然起来。后晋政府本身没有彻底平服华北的后果,现在落到了契丹占领军的身上。事态的发展就像征讨渤海国时的光和影再现、扩大了一样。

在改国名为“大辽”的同一个月,沙陀军阀的首领之一、以山西为属地的刘知远自立为“帝”,建国号为“汉”。假如到此为止,实际上什么样的事也不会发生。但是,契丹骑兵粮草供应不足,尧骨允许部下随意劫取。他不只放任契丹兵征收粮草,还对他们的暴行、强夺和杀戮视而不见。“打草谷”士兵们的这些野蛮行径,引起了华北民众的激烈反抗和反叛。

为了妥善应对各种事务,开封政府清理了冗员,但是无能到家的官员们全然不能胜任职守。调集各地军阀的举措也有失考虑,军事上的平稳过渡也未能成功。而且,契丹国内本来就有母亲月里朵等人主张南进应慎重,在远征军内部,随着驻留时间的延长,质疑和要求回国的声音也高涨起来。

军事上出色、治理上柔弱、即便达到了成功的顶点,可还是栽得非常狠,或许可以说尧骨在这一点上有些像李存勖。孤军留守中华本土中心地区的尧骨麾下的契丹军,在占领其地三个月后,于947年四月一日撤离开封北还。不料尧骨在途中突然病倒,死于栾城。时年四十六岁。他头脑中所描绘的大同美梦,随着转瞬间的辉煌消失了。

东丹王之血脉

皇帝尧骨意外死去,远征军遂拥立军中随行的东丹王突欲的长子兀欲。包括尧骨的神秘死亡,这基本上就是一场政变。兀欲在视己如子、疼爱自己有加的叔父尧骨的灵柩前即位。有了“新帝”的远征军,这回转向契丹本土进攻。

尧骨去世、兀欲即位的消息立即传到了契丹本土,月里朵一听大怒。她就在那个四月内令爱子李胡率兵南下迎击兀欲的“叛军”,却为经南京析津府北上而来的兀欲军所败。已是六十八岁的月里朵,精神不减当年,亲自整兵和李胡一同赶到西拉木伦河的渡口等候来兵。两军相持数日,终因耶律屋质的冒死斡旋而避免了骨肉相残的最坏局面。根本原因是月里朵的士兵战斗力远不及兀欲麾下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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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契丹皇帝图表

这样,契丹的帝位转到了东丹王突欲一系。月里朵怒气未消,暗地策划扶李胡即帝位。但无奈被孙子即新帝兀欲下令迁居亡夫阿保机长眠的祖陵之奉陵邑祖州。她在那里过了七年,于953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葬于亡夫的祖陵之侧。对于契丹帝国,一个时代终结了。

后来,契丹的王统因兀欲遭政变被杀,曾一度回到尧骨的长子述律身上,可是述律又遭暗杀,兀欲的次子明扆即位。其后,东丹王突欲的血脉连传六代,迎来了契丹帝国的稳定期。

澶渊之盟

契丹军撤退之后,山西军阀刘知远拣了个便宜,轻松进入已成空城的开封城,建立了史称“后汉”的政权,也可以称为沙陀第四王朝。不过其自身很不稳固。才过了一年,刘知远就死了。后来几经周折,碰巧由汉人军阀郭威掌了权,于950年发动政变即位。史称“后周”。统治系谱仍属沙陀军阀一系。

自称承续“后汉”正统的刘崇,也于太原自行即位,与后周相争。其政权史称“北汉”。这个山西政权以契丹为靠山,实际上成为其前沿阵地或是卫星国。后周在郭威之后,由其养子、又是皇后外甥的柴荣即位,即威名赫赫的世宗。很想就他的事迹多说几句,无奈篇幅有限。柴荣霸业未果,于959年离世,享年三十九岁。他刚去世,又发生了常见的近卫军政变,960年赵匡胤登基。包括北宋在内,这期间的任何政权,都完全不具备权力的正统性。

即使从其建立的情形来说,北宋也只不过是沙陀军阀序列上的一个成员。像个政权的样子稳定下来,不过是在980年左右。北宋之所以没有像先前的那几个政权一样超短命,首先在于柴荣所打下的基础,还有赵普那样国家建设和政权建设的杰出设计师。假如没有他,凭赵匡胤及其追随者们那样粗暴的军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把握政权方向、国家建设。

与此相比,契丹帝国其实已经先于北宋具有国家的形式,早已建立和巩固。作为国家,二者在历史、传统、经验和设置方面都没有可比之处。况且,赵普所进行的“国家建设”不也是以契丹为实例学习了很多吗?总之,北宋是个后进国。如果无视这一简单事实,就会看不到真相。

北宋的真正确立,是1004年与契丹帝国签订“澶渊之盟”以后的事情。摆脱了自父亲明扆以来内讧状态的契丹帝国的第六代皇帝文殊奴(汉式的名字为隆绪,中华式的庙号为圣宗),为了谋求契丹帝国的更大发展,提出了正式南进的策略。文殊奴率契丹骑兵南下河北平原,北宋守军采取惯用的紧闭城门的做法,任他们通过。契丹军一直进至黄河北岸。庙号为真宗的北宋第三代皇帝赵恒,是个胆小却好声张的人,听到契丹军来袭,顿时惊慌失措。北宋朝廷内,来自各方的南迁奏言也很多。此时如果南退,北宋政权也许就烟消云散了。

然而,强硬派寇准力主出击,他怂恿内心不情愿的真宗到黄河渡口的军事重地澶州,抵达黄河的双子要塞。真宗打算驻于南岸上的南城,却被他强拉至北岸上的北城。寇准达到了目的,尽管真宗吓得直打哆嗦,但是他“渡河”的举动还是鼓舞了北宋军队的士气。

形势真的很奇妙。基本上不战而抵黄河北岸的契丹军,没想到后方出现了情况。自阿保机时代以来一直以基本不带辎重、快速前进为宗旨的契丹军,也必然会避免长时期的对阵。另一方面,可能契丹根本看不起北宋,没想到北宋皇帝会像当年尧骨一举收服“后晋”一样,御驾亲征。虽然各有各的理由,可是都无心再战的双方终因北宋一方的求和建议而坐下来谈判。

双方订立的盟约称为“澶渊之盟”。其要点为,北宋每年送给契丹丝绸二十万匹、白银十万两;维持两国国境现状、不建军事设施等。由两位皇帝签订的这份和平共处的条约,后来在大金国兴起之时,被势利的北宋单方面撕毁,其间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为世界史上所罕见。

在军事上也处于弱势的北宋,借此保全了自身。北宋文化发展的最大原因,首先应归功于这个条约。可以称为“澶渊”模式的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方式,即使对于将要谈到的后来的西夏和北宋以及再后来的金、宋、西夏,也是适用的。

南北共存的一百年

真宗是个贪图现实利益的人。见安全问题已经解决,就彻底放了心,头脑很快发起昏来。在“澶渊之盟”四年后的1008年,他热衷于把自己比作中华历代大帝王的“表演”,而导演是宰相王钦若。其时,都城开封的城门上落下“天书”,真宗为纪念此事而大赦天下,年号也改为“大中祥符”(中大祥符之义),还举国大办东岳泰山的“祭天”封禅仪式,那是自秦始皇以来时常举行的盛事。

有意思的是,真宗曾请求契丹皇帝耶律文殊奴允准此事。说此回自己将举行大祭,望默许。真是个卑贱又可笑的人。这就是当时契丹和北宋之间“国际关系”的事实。如果没有契丹方面的许可,北宋连国家祭典都办不成。之后,真宗又到山西西南部的汾阴举行了“祭地”仪式。还是一样地热闹。北宋和真宗都相当高兴。

北宋在真宗朝发展水平还是很低。仗着与契丹的和平共处,士大夫官僚们能高谈阔论,还是稍后的事情。北宋这个王朝国家是建立在文化或文化意识基础上的一个统一体,这一点在其鼎盛期十分典型。进一步说就是以汉文为共同点的统治阶层人们的统一体。其中的人们,如果综合具备汉文、以汉文为基础的文化意识和某种教养,就不管他是来自穷乡僻壤、还是出身蛮族或异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种和民族),都是一个统一体。这一点,唐朝和宋朝没有多大不同。

即便是在中华的中心,受统治的人们也不被视为这个统一体中的一员。如果不识字,那就是民。文化是由统治阶层的人支配的。他们自然就成了中华文化的宣传者。受统治的人们只有被动地接受。“教化”这种说教和强力兜售现象,在北宋和南宋时期非常显著。这大概和本与汉文化缘浅的“蛮地”江南乃至岭南的正式开发、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都不得不热心于“汉化”有关。不过,这些地区的人们变成“汉族”,是更后来的事情了。

契丹方面在“澶渊之盟”以后,形势完全稳定下来。由北宋和契丹政府达成的南北共存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悠闲的时代。但是如后所述,北宋方面不断为西夏所苦,而契丹帝国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一百多年间一直享受着美梦般的生活。

另外,即使从文化和美术方面,例如耶律羽之墓和吐尔基山等处近年涌现的出土文物,也可以看出契丹是生活在较建国初期高得多的文化水平上,与来自欧亚大陆各地的多样文化进行着交流。一味推崇北宋的程式化观念,有必要通过现在这些丰富的实物本身,做一个根本的修正。总之,亚洲东方的10至12世纪是契丹所主导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