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访问已消失的契丹帝国
——眺望历史和现在

穿越千年的时空

小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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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31日至9月9日,我和七位同事为做集体调研,一起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地区,那里曾是契丹帝国兴盛的根据地所在。那是一次短暂而小型的旅行。

作为我现在所属的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开展的“21世纪COE项目”中的一个环节,此次旅行团的公开名称是“辽文化与庆陵一带历史、现状及环境学术调查”。临出发前台风十六号袭来、回国前又赶上台风十八号。台风给日本列岛各地带来了很大的灾害,然而我们所乘坐的航班幸运地仅以几个小时至半天的时间差躲过,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当地,也只是有一天在乘车行进途中碰上了下雨,其余日子一直享受到难得的大晴天,调研旅行有超出预想的收获。

说到具体所做的工作,就是“观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经济显著发展的大国的首都—时时刻刻变化着的北京,向北四百至六百五十公里,那片广袤的农牧地带即蒙古高原的东南隅,是此次调研的目的地。是要踏入其“腹地”,去触摸契丹帝国及其文化、那九百至一千一百年前“过去之历史”的一端。同时也是为了探寻目前正在增长的中国经济大潮迅猛冲击下中国北方地区这一“现在之历史”的一角。

本来,在任何时代,历史总是和现实同在,而现实也和历史同在。话虽如此,此次踏查的目的地,其历史和现实的交错还是格外明显。在走访遗迹、遗址和遗物的同时,一同进入视线的还有当地的农业开发、社会变化的现状和现实。不管愿意与否,我们最终还是不得不成了“两个历史”的观察者或是超越“时空”的旅行者。

首见之“契丹本土”

在震撼中国的“文革”结束后,我曾于1980年代前半期几次赴中国各地进行调研,还在1986年携夫人和儿子在中国的内蒙古等地生活了半年时间。说是内蒙古自治区,实际上面积非常大,绕整个日本列岛一圈还有富余。我住在位于其西部的“首府”呼和浩特及其北部草原和西部地区,开展调研活动。之后,出国工作的重点转向欧洲等地,在那里进行波斯语史书古写本的调查。因此很久没有到内蒙古做实地调研了。而且去内蒙古的东部地区,这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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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契丹帝国的五京和皇陵(据向井佑介图而作)

乘坐夜行列车离开北京后,所见都令我感到新鲜,而且各具自己的意义,总的来说很有意思。内蒙古东部草原的美丽,还有特别不同于呼和浩特一带的浓重的湿气,令人惊讶。当然,因地而异,这样适宜的地区也可以选来经营农业。很明显,这里与其他地区的草原相比,是片特质不同的世界。

这是令人感到意外且重要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的契丹,在经营游牧的同时,也明显地向农耕和城市倾斜。历史上所见可称为牧农结合乃至牧农、都市结合的那种理想状态的形成,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其原有的土壤和环境……在由五个不同地区和人们聚合而成的多重联盟的契丹帝国中,成为其核心的“契丹故地”是否就是这样的地方呢?仅此一点并不十分特别的个人想法,也是一种发现、一种喜悦。

除了历史遗迹和遗物,还通过观察当地的地势、景色和植被,就昔日契丹帝国的真实情况,得以对其中迄今为止大多数尚模糊不清的问题有所理解,并找到了解决的思路和线索。对于我个人来说,如后所述,还有“冲击性的发现”。总之,耳闻与眼见大相径庭。

庆州白塔

此次调研行的重要目的地庆州、白塔和庆陵等处,也给人一种远远超出书本知识和影像资料的深刻印象,同时也获得了多方面的见识和构想。尤其是在正式开始调研的第一天即9月1日,坐上面包车一路颠簸,走了二百多公里,突然在黄昏的暮色中现出了白塔的身影,我不禁惊呆了。

契丹帝国灭亡后,虽然庆州和庆陵一带成了游牧民的理想牧地,但是据记载,在接下来的金朝初年庆州曾被使用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最后,正如历史上的空中气穴一样,似乎几百年间基本上被放置不用了。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这是连接当地历史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之一。

至少作为一种可能,我认为大概与这一带被视作某种“圣地”有关。白塔,蒙古语作Čaγan suburγa(n)(白色佛塔之义),清代还附设有藏传佛教的“灵庙”。就是说,从反面证明了人们作为信奉者聚集于此的事实。从当地的习俗看,那些人应该是蒙古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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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庆州白塔的佛雕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

比起文献上所获的知识和据历史所做的推测等,亲眼所见白塔之令人敬畏的庄严,更可以说明一切。庆州城本身,除了仅有的一段城墙还可以令人联想到往昔之外,城内原有的各种设施和建筑物的地基早已化为垒垒土堆群长眠着。只有白塔独自耸立,异常寂静地闪烁着神圣的光芒。

尚无明确的证据可以说明白塔在清代之前已被改修。但是有一个很微妙的想法,大概从蒙古时代开始的历代重修使它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吧。因此,除塔基下的地宫外,现存白塔的外部装饰自不必说,塔内的现状、摆设物等,很难随意地下定义说就只是契丹时代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已成为这里牧民们的崇拜物和精神寄托,所以能够经久不息地得到认真的保护。

把行李一放到具有“边疆”开发第一线浓郁特色的旅店,就赶紧向白塔奔去。在晚霞的映照下天地尽染,来到白塔前面南而立,放眼望去,眼前的景色如同“净土”一般。直径大约四十至五十公里的这片盘状的小世界,整个笼罩在五彩斑斓的光线中。一种战栗的感动从头而贯。白塔及其周围的景色本身,正是契丹时代和后来一直推动一切的原因和根本的力量,这一点毫无疑问。这里,语言已经是多余的了。

为何现在研究契丹

那么,说到现在要调研契丹帝国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有过这方面的调研史。1930年以后,日本的鸟居龙藏携家人分三次进入内蒙古的腹地,寻找被遗忘了的辽代文化遗存,就庆陵这座皇陵进行了周密的考察。对地下墓室内精美的壁画进行了临摹,还拍了照。1939年,以田村实造、小林行雄等人为首的京都大学考察组,进行了更为正规的实地学术考察。这次考察是正值该地北边的边境上爆发“诺门罕事变”(在苏联和蒙古国称为“哈拉哈河战役”)时开展的。

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已久的契丹帝国的形象,主要经日本学者之手得到了恢复。那也是日本向大陆发展国家、制造了“满洲国”这一怪胎的产物。帝国主义、日中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学术和政局,二者的关系始终若近若远、若远若近。

战后,京都大学文学部将考察的结果整理为大篇幅的《庆陵—东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壁画考古学调查报告》第一辑(研究篇,1953年)、第二辑(图版篇,1952年)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只是在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不到该书。其后,日中断交。这样,日本有关大陆的研究,特别是有关中国及其近边地区的学术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就只能在无法获得实地考察经验的状态中白白度过。

为此,京都大学文学部和人文科学研究所在战后久违地针对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亚乃至中东地区的国家展开了以文科系为主的实地学术考察。以巴米扬、坎大拉为象征的考古学和美术学方面的考察活动,也属于这项考察序列。中国依旧是想去而去不成。对中国的念想,还有与之成反比的与中国的“距离”。这种距离存在于历史、考古和美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然而,所谓的“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转轨,大大改变了中国。从那时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时代变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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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契丹的武士像(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藏)所说的庆陵,由东陵、中陵、西陵组成,中兴英主圣宗耶律文殊奴墓在中间,东边是其子兴宗耶律夷不堇墓,西边是其孙道宗耶律涅邻墓。在1939年京大考察队进行调查时,只有东陵还能进入。照片上是东陵(永兴陵)墓道西墙上所绘契丹的武士,可以认为是兴宗葬礼队列中的一人。也有人名为“门卫图”。被认为大致与真人等身,应该是相貌堂堂的大丈夫。用笔雄浑,是契丹和北宋时期杰出的壁画

在1939年之后六十五年的2004年,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的成员们基于几方面的想法,对庆陵等遗迹展开了探访之旅。首先,作为大前提的是,对遥远的契丹帝国和那个时代的热切向往,以及对历史的关注悄然但着实地再度在国内外兴盛、开展新研究的形势看涨。对于将六十五年前考察时的记忆和见识珍藏于心的京都大学来说,要重新投入关注也是很自然的。

同时,也是要对鸟居一家人以及京大的前辈学者所做的考察进行修订,在实地认真检核确认,以保证将来的准确利用。另外,基本的想法还在于,期望在学术界和学者们之外也能和中国的各界人士展开广泛的交流,在学术上或国际关系方面共同展望未来。这一点,我愿特记于此。

辛苦与乐趣

契丹研究之苦涩

契丹帝国以及对其历史、文化的研究,应该说走过了相当独特的路程,而且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首先是作为原始资料的文献史料严重不足。这是最根本的制约。成为基本史料的,就只是所谓中国正史之一的《辽史》。说是一百一十六卷,乍一看以为是大部头的书,但是实际上每卷的分量很少,记载的内容也往往是不完整的,所以令人着急的时候也不少。因此,即使设定一些研究题目或课题,打算从表面的现象哪怕稍微深入地去开展适当的研究和考证,一般情况下也都会立刻在史料面前碰壁。

反过来,如果说每一个单独的记载才是珍贵的,那么在某个方面可能如此,但是即使把零碎的记载串联起来,仍然无法克服质量和数量上的绝对欠缺。例如,假如一位感觉和能力超群的特定的一个研究者,就算他能把整部《辽史》运用自如,然而不论是细节还是总体上,能进行相应的分析解释和重构,恐怕也只能停留在某种程度吧。

《辽史》之外,并不是没有其他文献史料。不过大多是出自战争对手的北宋方面的记载。除了《契丹国志》,大多为有关初期两国之间战争的记载、和平共处关系达成以后外交使节往来的情形以及当时的游记等。记载的总量,照实说非常少。契丹皇帝陵出土的哀册、王陵和墓葬出土的墓志铭、各种碑刻等,每一件都很重要,但是其数量至今仍然有限。

总之,与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岁月的洗礼以及与东起日本海沿岸西至中亚拥有辽阔“帝国”疆域的契丹帝国的历史相比,不得不承认它的相关史料少得惊人。除了必然的、较重要的个别情况,研究的界限已经清楚到了令人伤心的程度。与其说缺失的链条多,不如说了解的情况少。历史研究,更具体地说是文献史学方面的历史研究,实在是令人憋闷。

西方的契丹是历史的暗角

关于迄今习称“西辽”或“哈剌·契丹”的“另一个契丹国”,即耶律大石在中亚建立的第二次契丹帝国的历史,也只能说因缺少史料已经陷入深渊而停滞不前。关于这个所谓的“西辽”或“哈剌·契丹”,《辽史》只不过在本纪的末尾,即“东方契丹帝国”(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是蒙古时代的汉文碑刻中甚至有“东辽”的表述)末代皇帝天祚帝的部分,以附记的形式和耶律淳的“北辽”放在一处,略作整理记载。虽说“有胜于无”,但这样一来真的就只能低头认输了。“西辽”或“哈剌·契丹”这一名称本身有一定的知名度,例如它是大学考试科目之一“世界史”中必背的内容。实际上,基本上连其国家和政权的大致轮廓都不清楚,的确不妨说它还处在“历史之阴影”中。

因此,一般说到契丹的研究,实际上都认为是指“辽”即第一次契丹帝国的研究。这可能与它无意识地变成相关研究者易于接受的“缄默的前提”、而脑海里几乎不出现“西契丹帝国”的概念有关。当然,这不能说是好的现象。

必然的可能性

由于文献史料呈现这样一种状况,因此对考古、美术方面的资料、数据、尝试所寄予的依赖和期待自然就高起来。或许可以说,没有考古学方面的考察,相关研究就根本不可能兴旺。鸟居龙藏和前京大考察队敢于进入“契丹故地”进行艰苦的实地考察,原因之一也在于此。这一点,说来也是必然的事情,即使是今天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近年,中国相继出现涉及契丹的考古发掘报告,传递了相当新的信息,其中包括此前不为所知的陵墓、墓葬和遗址,以及那里出土的包括文字资料在内的各种文物、壁画、墓志、生活用品、木棺、陶器,还有与墓主人本人相关的东西。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就是说,契丹研究在本质上具有打破历史、考古、美术、语言等框框的“综合学术研究”的一个侧面。因此,就明治时期至二战前和二战中在亚洲大陆和日本所做的各种研究和考察的“遗产”,当然应该展开全面、系统、详尽的了解并予以继承。在那些前人的业绩中,鸟居和前京大考察队的工作无疑是应当首先依据基础“典籍”。

总之,将广义的田野调查和游牧、植被、地质等相关的各领域的知识,组合成为“跨学科”或跨领域的课题型的研究,已必不可少。这需要非单一性的、经过长期的观察,以及与之相应的准备、人员和扩展,恐怕还需要能够世代传续。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成为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操作。补充一句,从各种意义上说,本来就不可缺少国际性的合作和共同研究。那么,就此很有可能扭转契丹研究的困境。

负面印象

还有几个应当注意的方面。契丹确实有其独特的神奇魅力。那就是因为“了解的情况少”,所以可能成为一种诱惑力,引出人们带有“解谜”或是“挑战未知事物”意味的梦想。

不应忽视的是,与南边共存的北宋相比,契丹国一直被以一种非常逊色的印象谈及。总的说来,它在历史上的评价很低。这源于北宋乃出类拔萃的大国、契丹是尚武的素朴野蛮的边境王国这样一种套路。那么这样的“看法”究竟是否合适?先入为主的观点误导研究者是很可怕的。这是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

实际上北宋和契丹之间是否存在那么大的差距,还很成问题。例如,看过包括庆陵的壁画等近年发现的东西,就不会认为契丹绘画的表现力不如北宋。即便是代表北宋高度发达文化的陶瓷器,随着契丹官窑的存在及其实际情况的判明,对北宋优越的说法就有必要进行修正了。这也正是今后研究的课题之一。

历史学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人口绝对差观念,也是出自个别史家将记载中相当于一户的人口数放大约三倍得出的北宋一亿三千万人的说法。假如原原本本地依据史料,那么北宋被正式登记的总人口不会超过五千万。主张理应数字更多的观点,也常常见于对待其他王朝,不仅限于对北宋。关于契丹帝国,干脆没有人口登记数字的记载,因此即使是大致的户数和人口数也很难推算出来。以往的各种说法,说到底都还没有走出猜测的范围。尤其难的是游牧人口数字的估测。总之,所谓人口绝对差,其实不过是一种印象。夸大北宋、贬低契丹,与其说是源于中华主义,不如说是源于中华本土主义为好。对于那个时代的通史性的叙述,总是倾向于北宋。很少谈及契丹。有必要尊重北宋、契丹两帝国并立的史实,采取通盘观察的态度。

其次,有关契丹国的文献史料都是以汉文记载的,对此也希望予以充分的注意。由汉文文献引出的“无意识的中华主义”,确实很可怕。由于采用了汉字记载,本来面貌不同的事物显示出了被“汉化”后的样子。也不能忽视这种作用。这一点,与文献史料在质量和数量上的绝对缺乏,同样都是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方面。

不愿记写契丹的蒙古人

上文提到的作为契丹国文献史料支柱的《辽史》,是在大元兀鲁思统治时期于1343年至1344年期间由国家组织编纂的,同时还编纂了《金史》和《宋史》。然而,当时的史官,包括畏吾儿族,基本上都具有汉文化的素养。编纂方针和史料利用,从一开始即遵循汉文主义。可是会讲契丹话的人,在蒙古时代还是大有人在的。大、小契丹字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契丹的实录那时还在。而关于那些实录究竟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利用、或者是否得到了利用,现在还不得而知。大元兀鲁思朝廷和政府对于契丹国,可能是想淡化它的本来色彩,进而有意在量和质上使之显得微不足道。

就是不太想写出契丹国的真实面貌—这或许是蒙古帝国的真实意图。如果是这样,对《辽史》的处理方式就必须格外注意。契丹国自身,肯定远比现存文献史料所描绘的样子要更为“契丹化”。可以设想,其国家政权的整个体系可能更加庞大和充实。

正因为如此,用契丹语记写的哀册、墓志、碑刻等尽管数量少,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尤其是近些年来,用拼音文字契丹小字所写的文字资料不断被发现。依据这些文字资料来进行契丹语的解读,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如果契丹语的真正解读取得进展,那么从重读《辽史》开始,对契丹国的理解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不仅如此,它与先前的突厥和回鹘游牧国以及后继的蒙古世界帝国之间的脉络,也很有可能会自然地显现出来。所谓“欧亚大陆国家”的体系可能会更加明确。这是第三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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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契丹文哀册 所谓契丹文,包括契丹帝国的创建者耶律阿保机于920年颁布的契丹大字、其弟耶律迭剌几年后创制的契丹小字两种,同为书写蒙古语族契丹语的文字。图版是第八代皇帝道宗耶律涅邻之正室宣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之拓片。所谓哀册,是皇帝和皇后的悼文。乾统元年(1101)

契丹的国号

与此相关,还有契丹的国号应该如何表示的问题。据载,契丹国在不同时期曾有“契丹国”、“大契丹国”和“大辽国”三种称呼。每一个名称产生的背景都有许多政治因素。

例如,如上所述,第二代皇帝耶律尧骨在制服华北、进入开封、建立横跨“华夷”的大帝国时,建新国号为“大辽”。当时(947)改年号为“大同”,改名的目的是一致的。总之,作为统一契丹和中华的新政体,有必要为其设计一个中华式的王朝名。后来,在统治中华失败后,决心复兴重蹈覆辙之契丹的第六代皇帝耶律文殊奴于983年改国号为“大契丹”,改年号为“统和”。构想和尧骨的相近,出发点却是契丹主义的,这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哪一种考虑都可以理解。

文殊奴后来与北宋开战,确立了此后和平共处的道路。称“大契丹国”的时间最长。每一次的改称,都使我们对历史上那一次次的改换称呼感到腻烦。这其中或许还有些卖弄学识的意味吧。

“契丹国”和“大契丹国”的称呼应该更符合事实。不管怎么说它们是基于契丹语的汉语表述,至少是面向南边的中华地区的用语。最理想的是,依据上文提到的契丹语资料,采用最为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大契丹国”的原语)。只是现在还未必能确定其原语的拼写形式。

原本契丹语中“国”的说法,也是个大问题。顺带说一下,我使用kitai(*契丹)的说法,可以说是一种图方便的权宜方案。之前的突厥碑文中有Qitany的写法,后来的蒙古帝国时期n音脱落,变成Qitai~Khitai。我的用语据此而来。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有朝一日能看到更加合适的“历史名称”。

旅途中的思索:中国还好吧

山与草原

这里想就旅行的具体情形稍做详述。从依旧留有夏季暑气的北京西站登上夜行列车,越过长城向东北行驶大约四百公里,到达了正在快速发展的地方城市赤峰(蒙古语作Ula’anqada,即“红色山崖”之义。郊外可见漂亮的红色山地,因而得名。“赤峰”也是其译名),从那里乘坐租来的面包车向北驶去。

渡过蒙古语名为Šira müren(西拉木伦)即黄色之河的辽河,进入巴林右旗和巴林左旗一带广阔的山和草原的世界。那里与迄今所知欧亚大陆各地的草原地带在风格上稍有不同。不属于一般所说的大草原,语言表述容易与实际脱离。还是把它视为中小草原的分布为好。

山,或者是平缓的丘陵,将大地细细分割开来,一块块盆地状的草原形成各自独立的小世界。所见多为岩石裸露、山形巍峨的“孤山”,也有山麓蜿蜒起伏的“假山”样子的丘陵。这样的地方,养育了鸟兽,在契丹时代曾是游牧民的王侯们围猎和娱乐的场所。另外,在旅行即将结束之时我隐约意识到,这样一个个形成独立单位的盆地状草原,不正是在契丹时代组成联盟的契丹王侯们各自原有的领地或分地吗?因为陵墓和城市配套、各成一体,可以视为各自的小世界。

当然,旅途上走的也不都是平坦的路。我们不时在剧烈晃动的面包车里被颠得东倒西歪;而要登上依山修建的王陵及其守护地奉陵邑(陵墓附设的小型城市),就不得不变成“登山队员”了。偶尔也会叹息道:“要是有越野车该多好呵!”由于这是一次节省经费的清贫之旅,所以不敢有太高的奢望。幸亏,陪伴我们大半行程的当地的司机师傅胆大技高,巧妙地安抚着长吁短叹的面包车,多次走出了困难的路段。

向日葵与波斯菊之路

蒙古高原东界的大山脉,即大兴安岭的舒缓的群山从北向南延伸的中国北部区域,是面积大得惊人的一片单作物产区。车子不断向前开,路两旁几乎都是向日葵和玉米地。正确的说法或许应该是“双作物产区”。

以我的经验,这两种作物确实是在东西横跨欧亚大陆干旱地区广泛种植的。在一部老电影里,是索菲娅·罗兰和马塞洛·马斯楚安尼联袂主演的《向日葵》中的一个镜头,一望无际伸展开的黄色向日葵地里主人公漫步的身影,给我留下的印象真是太深了。这样的景色,不仅在俄罗斯和东欧,就是在土耳其一带至遥远的东方整个欧亚大陆多能看到。可以说是欧亚大陆某种程度的标准。而在中国,可以种植大豆、高粱、稗子、小麦和荞麦等抗干旱的各种谷物,理应没有必要只限于向日葵和玉米。由于我对植物和农业是外行,所以说不太清楚。

面包车拖着路旁大波斯菊的摇曳,奔驰在“黄色的大地”上。只要是行进在柏油路上,那就是幸福的兜风了。地面上的向日葵和天空中的蔚蓝色交相辉映成一幅简单而壮观的景象,“大波斯菊之路”就在这样的景色中蜿蜒穿行。这种爽快在日本是很难体会到的。就在那时,一个同伴用口哨轻轻吹起了名曲《向日葵》。他的心情很可以理解。

草原的危机

道路再次变得难走起来。因泥泞湿滑或尘土飞扬的道路而愁闷时,切身感受到修路对中国经济交流所具有的意义。一天,上午出发时,因当时正在修路无奈绕了很大一段弯路,可是当下午完成任务返回时,就已经可以在新铺了沥青的道路上奔驰了,那沥青新鲜得似乎还没有干透。一去一来,所用的时间根本无法相比。

这个话题暂时说到这里。从车窗望去的风景,如前所述虽然有不少适合农耕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说基本上显示为游牧草原的地方仍占大多数。尽管如此,还是从南方集体迁来农民,让他们到显然不适宜农耕的地方,千篇一律地进行大规模的开垦。路旁连成片的农居和农民们的生活状态,实在是可怜。越是接近更像“草原地区”的地方,越是可以不时地看到除住宅区外耕地和人造林也围在土墙里的现象。说明这样的地方是极不适合农耕的。

假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是农耕、是游牧、还是畜牧,只是个选择的问题。然而在这样的地方,特别是占有其相当面积的“纯草原”上的农耕,只能说是一种负选择。表土层一旦挖掉,连草原都难以恢复了。这属于所谓的环境问题,沙尘的源头不只是在备受指责的甘肃。内蒙古草原的退化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看来这里正在成为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实例。

以农耕为“优”、以游牧为“劣”或“落后”这种程式化的概念所导致的失败,在苏联等国已有不少先例。对这种情况肯定不会一无所知吧。尤其是像近些年来在中国国内外所批评、报道的那样,是否说明中国对农业开发本身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呢?这是从过去的农业国褪色为完全的农本主义了。目前的情况暂时还说得过去,然而一旦雨水和地表水不足,为此不得不向已在地下一千米的深处、积存了数百年的“最后的”水资源伸手的话,危机就会在某个瞬间突然爆发。

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眼前的状况,如果不规划一个顾全未来的完善的农业政策,通往经济大国的道路就会输在起跑线上。说不定现在已经处在危机的边缘了。至少在外行人的眼中,中国北部地区的现状似乎表明即将亮起红灯。

余录

就此还想多说几句。近两三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然出现了一种醒目的用语。它既是国家政策之一,也可以说是某种口号或宣传语之类的东西。那就是“生态移民”,一个听不太惯的词汇。

它的语义非常清楚。即为了恢复和保持原有的生态系统,将对其产生破坏和构成负面影响的从业人员迁移到其他地方。具体地说,在内陆的各地区,近年来骂声很高的沙尘暴的源头被归咎于所谓导致干旱化、沙漠化的人为因素—“过度放牧”。也就是说,由于牧民们散养式地放牧家畜,因此引发了草原沙漠化、生态破坏的严重事态。所以要迁出牧民、恢复草原生态。

所言很容易理解。在全球范围内气温变暖和干旱化拉响警笛的今天,保护生态系统和关注地球环境已成为超越国界的“大义”。“生态移民”包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向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未来正在实施相应的政策这一口信,是个很漂亮的四字用语。

“生态移民”这个词汇,听起来很美。生态学的氛围与时代很合拍,具有超越国界的魅力。然而,问题在于其内容如何。

中国内陆干旱化、沙漠化的进展,无疑已成事实。而且很严重。不仅对于中国是这样,就是对于世界也是如此。那么,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总说是由于牧民的“过度放牧”,情况果真是那么回事吗?即使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是那样的,可是在把那些牧民迁到别处之后,变成空地的“遗留地”情况又如何呢?是否得到了严格的管理、生态系统正在恢复呢?就是说,“其后”到底怎么样了呢?

关于“其后”的报道和数据,非常之少。耳闻的信息多半是负面的。当然,现实是多样性的,中国也在做着努力吧。希望一定会这么做。然而,在中国北部地区的一角即已消失的契丹帝国故地的旅行,所到之地也正是令人郁闷的农业大开发的前线。呈现出本是游牧草原的地方模样大变、迅速滑向更大变化的情形。而至少在鸟居龙藏和京大考察队造访之时,那里还确实是水草丰美的草原。

20世纪90年代,当南方的长江一带屡屡遭受洪灾时,以预防长江沿岸堤坝崩塌为名,实施了大规模移民的政策。“退耕还林”即停止耕作、恢复为林这四字用语,成为当时的口号。从那以后,政策性的移民就正式开始了。适用到北方,就是“生态移民”,被迁移的对象也大多变成了牧民。

以上这些也许在终止“过度放牧”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没有听说如何利用“遗留地”方面的农业规定。“生态移民”如果成为在特定地区圈地进行农业开发的同义词,那么“生态”等等又会如何呢?

玉米地的扩张

十九年前,我携夫人和儿子一起在中国的华北各地游历。目的是为了寻访石刻史料。当时与现在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刚刚起步,那里的状况离现代化还很远。

去了中国本土的中央部分,即相当于过去中华文明中心区域的河南省。历史上,与契丹帝国并存的北宋正是以河南地区为根据地的,因此往往被誉为文化国家的典范。特别是其都城开封,被当做繁华的文化都市而加以形象化。可是,1986年时的开封及其周围一带的情况,对于只有一些书本知识的我来说,那意外的感觉是太强烈了。

总的说来,土地太贫瘠了。除了稀稀拉拉、蔫蔫巴巴生长着的小麦,就只有漫无边际的玉米地。老实说,当时不由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与北宋时期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呢?作为一个勉强可算作历史学者的人,我把它当做一个深刻的研究题目。

在后来所到的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仍然是玉米占有明显的优势。那么,在玉米从美洲新大陆引进之前,中华地域到底是个什么样呢?而且,玉米的普及被认定为清代人口膨胀的原因,这妥当吗?这样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进入脑海。

其后经过了十八年,到去年的旅行时,看到的却是仿佛覆盖了整个中国北部地区的玉米地的扩张。不管怎么说,总是有些惊人。其背景肯定和这些年来中国的大变化有关。

畜牧业会消失吗

中国本来是一个巨大的农业生产国,可是现在却变成了粮食进口国。与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不同,增加粮食产量已经成为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看上去缺乏计划的农业开发,实际上说明为了填饱肚子恐怕不能光说漂亮话。相对价低且丰富的粮食供应,对于带着各种矛盾和问题迅速发展的中国来说,是保证国内安定必不可少的关键,因此可以说更为重要。

另一方面,前文提到的中国本土的“中央地区”一带已经出现了农村衰败等现象,而现在农村的生产力明显低下。说到农业开发,一般是呈“面包圈现象”(原指大城市由于土地昂贵,市中心居住人口减少,周围近郊地区的居住人口增多的现象),而现实是正是在涵盖中国北部地区的“边疆地区”对它的期待反倒更多。而且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肉食的进一步喜好和需求,肉食的增产和畜产品的效率化已成为内陆各地区必须完成的任务。

令人瞩目的玉米地的扩张,是在畜产方式从散养转为固定畜舍家养的背景下,为了提供其所需饲料而实现的。在生产性和效率性方面,圈养与贴近自然、悠然自得食草的游牧和散养应该是不一样的。然而,开垦游牧草原种植玉米,又用玉米来经营畜产,其中不是有些农耕至上主义的想法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游牧或散养能够在有秩序的系统内得到相应的完备的管理,那么家畜就会基本上按照“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

作为饲料的玉米,又是商品作物。一方面,迁移开垦农民、为其生产发放贷款、农民购买玉米种子等一系列的事情,都离不开现金。另一方面,牧民搭建畜舍、购买玉米饲料等,也同样始终需要现金。而且,这方面的现金,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靠个人的资金来支付,一般都是靠借贷。

成为生态移民之对象的那些牧民们,据说被要求在移居点修建畜舍、变成“定居”的畜产农户。其结果,他们被无奈地卷入了现金经济的浪潮中。这样,开垦农民也好,生态移民也好,最终可能会比从前更加贫困,陷入中国沿海地区的资金和资本之手。

两幅英雄的画像

耶律阿保机之像

旅程第五天的9月4日,在此次调研区域内的据点城市林东(今林东镇)稍作歇息,然后顺便到刚刚落成的辽上京博物馆去。

该市的郊外,过去契丹帝国的都城上京临潢府的遗址就近在咫尺,城墙、宫殿和各种建筑,都变成了一看就知其原状的大大小小的土堆,到处横卧着。博物馆也因此而得名。或许是林东这个城市不想破坏契丹帝国首都的梦境似的,紧挨着它的一旁选了址。

作为当地的博物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满洲国”时期的巴林左旗博物馆,后来也曾长期运作着。我们一行到访时,该博物馆正准备和众多的展品一起迁往新装修的辽上京博物馆。外观宏伟的新博物馆,即使在整个林东一带也显得格外壮观,洋溢着新文化的气息,美丽庄严。博物馆的正面,是一处面积相当大的广场,空荡荡的广场正中央矗立着一尊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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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契丹帝国的四座城市 据向井佑介之再摹图所做平面概略图

那是契丹帝国的开国英主耶律阿保机的巨大铜像。他那跨在马背上的身姿,不仅仅是在夸耀什么“地方英雄”。当地的人们对已成往事的契丹帝国的期待和怀念,凝聚在这个巨大的雕像中。

向现代化的发问

就这个问题,需要稍作说明。林东城及其周围一带曾经是蒙古游牧民们的世界。一般称为清朝的Daicing gurun(满语“大清国”之义)内,满族和蒙古族作为亲密的“统治阶层”,位于宽松的帝国统治的最上层。对于他们来说,那时简直就是牧歌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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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东丹王出行图 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长子李赞华的作品

进入19世纪,迎来了表现为“西方冲击”的欧美列强征服世界、侵略亚洲的时期。清朝皇帝统治下的中华本土和东北地区(西方人称为Manchuria,“满洲”是其对应语)、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地区(不只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而是另包括青海省全境和四川西半部等地的原来的西藏地区),进入了漫长的大“动荡”和“艰苦斗争”的时期。在局部地区,至今仍能看到这种情况在继续。

如果用“现代化”这个术语来概括,里面各种各样的振幅就太多了。而且还有复杂得难以用笔墨言辞表达的艰难而悲惨的事实。事情和现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现在称为林东的这一带,昔日作为蒙古诸侯巴林王的游牧领地,归属于清朝皇帝,巴林王是大清帝国很小的一员。如果只问清朝体内流动的血液,则实际上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人。纯粹的蒙古人、满族什么的,到底有过多少呢?可能有过吗?实际上,即便是统称为汉族的人们,情况也基本相同吧。

但是,“现代化”就是要针对难以区分的人们那种宽松的存在状态,强行插入区别和识别的手术刀。强行要求在那些原本难以确立分界线和疆界的地方制造所谓国家和国境这一“人造墙”。很明显,所谓的“国民国家”是在西欧某一时期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错觉或者是“心中的肖像”。

但是结果呢,在经历了100多年的世界风云变幻、亚洲动荡后的今天,呈现为“国际社会”的当今这个世界总之是以“国民国家”为名的国家单位在处理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实情和内容基本上是不被问及的。只要是成了“国家”就行。那么在“国家”之前,尚未形成“国家”的地区、社会和人们又如何呢?我在质疑“少数民族”这一用语在本质上所蕴涵的独特的感觉之外,对于所谓“现代化”的一百多年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东西”的说法,以及不得不忍受其后果即现今世界的人们,想从人类史的角度广泛地予以重新审视。

西方的帖木儿之像

以上的说明有些冗长。现在回到耶律阿保机的铜像。在看到那座雕像的瞬间,一下子联想到了某样东西。那就是树立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的帖木儿像,是在脱离苏联独立后树立的。同样也是骑在马上的威武的英雄形象,并因此而著名。

继承了蒙古帝国的衣钵、以中亚为中心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的帖木儿,生活于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而耶律阿保机活跃于9世纪和10世纪之交。同为所谓帝国的开创者,为蒙古世界帝国所隔,一个是先行者,一个为后继者,两人相隔了近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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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帖木儿的铜像 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市内

帖木儿和他的帝国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来说,是“统一国民”或者是“制造国民”的象征。在蒙古帝国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一方面的土耳其系的穆斯林们在经历了俄国、苏联长期的帝国统治后最终独立。当时该共和国到处可以看到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多种面孔。作为领土内拥有曾在帖木儿帝国统治下繁荣昌盛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这两座历史名城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拥有土耳其系和伊斯兰这两大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向往昔的帖木儿寻求国家认同之根,可以说是自然的趋势。

传奇的那边

以耶律阿保机为始祖的契丹帝国和现在的蒙古人之间,很难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不过,据说蒙古帝国的先人契丹族在语言、体质和习惯上都与蒙古人非常相近。从历史上来说,成吉思汗所统领的建国初期的蒙古,和契丹系的各部队一起继承了辽和西辽两个契丹帝国的经验和实际知识,开创了一条通往世界帝国的道路。那么,现在称为蒙古的人们当中,应该包含一些契丹的血缘(另外,内蒙古的达斡尔族被认为是契丹的后人,而且云南省靠近中缅边境线一带生活着蒙古帝国时代契丹驻军的后裔),如果说二者之间根本没有一点关系,也欠妥。

耶律阿保机像可能已经超越蒙古族、汉族这样的标志,成为大多数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心中共同的希望之星。林东及其周围,分布着上京临潢府、阿保机的皇帝陵祖陵及奉陵邑祖州等不少契丹时期的历史遗迹。就是说,旅游资源丰富,地区振兴的招数是打着契丹旗号的旅游开发。

林东的街道,目前因改造而蜂拥上马搞建设,场面混乱。整个城市像个工地,因拆旧和新建而起的灰尘或者说是粉尘什么的,漫天飞扬,笼罩全城,令人难受得喘不上气来。这肯定对身体没有好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城市的中心区新建有名为“大契丹街”的豪华商业中心,给人一种就此开始的气氛。

西边的帖木儿像,说来是应建国需要而生的传说。而东边的耶律阿保机像,是应振兴地方需要而生的传说。然而,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呢?如果能用“唯有神知”这句老话来结束,那就谢天谢地了。

给人冲击的皇帝陵

美丽的圣地

怎么说也是一次冲击。9月4日中午,那是在拜访契丹国的创始人耶律阿保机的皇帝陵祖陵时的事情。我有了要颠覆历史的想法。

林东城西南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起初远远望见的岩质山脉,渐渐到了脚下,与周围情形迥然不同的绿油油的沃土随之映入眼帘。离开柏油路,沿着土路穿行在果实累累的各种作物的农田之间,一路缓慢地向西北驶去。起伏的山峦偏向东南开出一个口子,似乎要将我们一行人诱入其怀中。这条“山谷”以及它四边守护神般的山峰,覆盖在美丽的绿林之下。是形容为圣地还是仙地好呢?总之那里飘散着一种浓浓的奇异的气氛。此处与其他地方全然不同……

首先,祖陵的奉陵邑祖州城的遗址坐落在北侧的半山腰上,为的是保护这一特殊的“山谷”。尽管规模很小,但是将城特意建造在山坡上的意图一目了然。一是可以从高处远远望见进入山谷的人们,从而保护圣陵之地。二是无疑期待这样一种独特的效果—使进入山谷的人们看出这座城池整体是一个多层结构的建筑群。也就是说,它是一座集守卫和观赏于一体的城。这虽然只是我的一种“直觉”,但是当时同行的人谁也没有反驳,看来可能是说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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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祖陵和祖州城及周边地形图 据向井佑介的再摹图

传说真实存在

然而,比起祖州城来,当位于它近旁或里边的祖陵渐渐显露出朦胧的身姿时,我的心顿时愈发激动起来。高层建筑般规模的两块巨大怪异的塔状岩石,宛如一对牌楼或门柱一样耸立在眼前。里面更是营造出一个直径约五百米的圆形或环状的、为大致等高的陡峭岩壁所环绕的与世隔绝的别样天地。像是被雷击中了似的,不由感到一阵冲击。传说,在那里真实地存在着。

那是额儿古涅—崐传说。就是拉施都丁用波斯语所记蒙古帝国“正史”《史集》中详细述说的蒙古开国传说。说到蒙古,“苍狼”的传说很著名,而额儿古涅—崐传说与它既有着微妙的联系,又自成一个别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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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史集》中的额儿古涅—崐传说 拉施都丁的《史集》本来是以插图本的形式完成的,这个画面是蒙古人化铁熔山走出额儿古涅—崐的场景。还带着马匹、骆驼等牲畜和财物。可以看出悬崖的画法受到了中国画的影响。(据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史集》写本)

故事的基本内容是,蒙古人的始祖遁入称为额儿古涅—崐即“额儿古涅崖”的封闭世界,总算保住了性命。那里为险不可攀的铁质岩石所形成的断壁紧紧包围,与世隔绝。在那个空间里,人口不断增加,终于在掌握熔铁的技术后化开悬崖,奔向外面的世界。这就是蒙古人的祖先。

神话传说以及真实存在

这个传说中重叠着几个情节。它继承了蒙古之前流传于欧亚大陆各地的各种各样的神话和传说。例如,狼祖神话传说、被封闭的世界、在那里的繁衍生息、之后的奔向世界等情节,还有使用铁的情节,等等。作为走出封闭世界的这种印象,被认为是北魏的祖先所走出的嘎仙洞,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蒙古语的Ergüne,即俄语的Aргун河,流经嘎仙洞所在的大兴安岭北麓。超越近千年的光阴,北魏的传说故事和额儿古涅—崐传说显然联系在了一起。至突厥帝国时期,为绝壁所环绕之封闭世界的故事上,又补充进了狼祖神话传说。《周书》“突厥传”中这一著名的神话传说向两种情节发展,但是结构基本上和额儿古涅—崐传说一致。与突厥的祖先为铁匠这一传说也有重合。附带说一句,成吉思汗的本名铁木真,众所周知意为“打铁之人”。

突厥帝国时期重整的开国神话传说的形式为回鹘国所继承这一事实,可由蒙古时期的史料证实。就是说,包括我本人在内,都认为蒙古帝国的额儿古涅—崐传说属于中央欧亚大陆的游牧民世界以及那里所建立的国家共同的“神话传说”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契丹的情形究竟如何呢?尚不清楚。然而,岂止是“神话传说”,就连额儿古涅—崐本身的样子还真实存在。那就是契丹开国始祖耶律阿保机的陵墓。留给我们的只有惊异。

被营造出来的神圣力量

那么,这一现象如何解释呢?总之,是耶律阿保机本人或他的继承人耶律尧骨在自己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又是“发祥地”的地方,建造了酷似突厥帝国和拓跋氏以来著名“开国传说”内容的皇帝陵。当然,那种自然天成的特殊形制的场地本来也会存在。

然而构成祖陵的岩石断壁,实际上就是沿其山脊各处堆放石块,营造出不折不扣的更完美的圆形“环围世界”。就是说,祖陵绝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有人刻意地加工而成的。说不定前面提到的牌楼似的巨大岩柱也是人工修造的。另外,有人认为稍低于山脊线的地方所垒筑的石堆是“为了防卫”,这种看法只能说是不着边际的。垒筑石堆的目的应该还是为了修建得“完美”。

政治方面的意义诚然重要。在契丹国诞生之前的很久以来,对于欧亚大陆干旱地区的人们,“封闭的世界”成为一切发祥之源的神话和传说就已经广为人知了。而契丹国将其原景复制了。从距离契丹国的帝都上京临潢府很近的地方参谒契丹国开国皇帝陵的皇族、贵族和大臣等各方面的人们,是将神话和现实结合起来眺望祖陵的。恐怕来自北宋的使节和高昌回鹘等周边各地区的到访者也是同样吧。而且,当年蒙古帝国的先祖们可能也曾被要求这样来表示对耶律阿保机和契丹国的尊敬吧。

祖陵是契丹国真正的精神支柱,或者说是成为其力量之源的“神话的圣地”。祖陵和上京,甚至可以视为一套政治设施中的两个单位。相反,蒙古世界帝国的额儿古涅—崐传说,是由那些曾经亲眼目睹祖陵及其圣威的人们所“传承”的。契丹国的创建者们,或许是要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可上溯至拓跋和突厥的内陆世界的“正统”,而为其在历史上定位吧。

以祖陵及其奉陵邑祖州城为起点来看,向西北方向基本上形成一条线,沿线首先是有第二代可汗耶律尧骨的怀陵及其奉陵邑怀州,再过去一些是葬有第六代皇帝中兴英主耶律文殊奴及儿、孙三代的庆陵和庆州一带。位于最里面的庆陵的附近,还有被契丹族视为圣山的黑山。从祖陵到庆州,大约有八十公里。阿保机、尧骨、文殊奴这三位特殊的帝王按照时间顺序长眠的这条线,是契丹帝国最为重要的中心地区。站在建于广袤平原中心的王城上京,向东眺望,祖陵至庆陵一带不正是契丹的中轴线吗?不管怎样,对我来说能够眺望祖陵,是此次旅行的最大收获。

契丹与桃花石、契丹与蒙古

与唐朝的联动

那么,契丹是否仅以内陆世界的继承者自居呢?不,恐怕不只是这样。它还自认为唐的继承者。

关于唐和契丹的互动和相像之处,有几件给人印象深刻的事。第一,如前所述,耶律阿保机于唐室灭亡的907年宣布即“帝位”。不仅如此,唐和契丹国的皇帝陵的情况实际上也是相同的。

秦汉以来的中华国家,其帝陵是建造在平地上的。然而唐是依山而建皇帝陵,作为“中华王朝”,明显是个例外。另一方面,契丹国的帝陵也恰恰是依山而建。连庆陵的东陵、中陵、西陵,也都是建在山峰隆起的山脚下的。这显然与唐朝事实上的开国皇帝李世民(太宗)著名的皇帝陵“昭陵”有联系,昭陵即以奇形怪状的岩峰为核心的象征。别说是庆陵,就连最重要的祖陵也不是“光是岩石”就是“自身乃岩石”。遗憾的是,没能实地考察耶律尧骨的怀陵,不过仅据中国的报道,怀陵和祖陵似乎同属一种皇帝陵类型。

就是说,契丹的皇帝陵之间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但是都和岩石有关系。其他的陵墓,尽管不是帝陵,也有类似情况,例如此次行程中有幸得到机会考察韩知古家族的“王陵”(韩知古家族享受准契丹王族的待遇),其王陵与庆陵山形相近,而且也和岩石有关。附带说一下,祖州城内有一座被认为是耶律阿保机“出殡”之地的、由几块巨石板搭建的Čulu’un Ger(čulu’un即古蒙古语的čila’un,意为“石”。čulu’un ger即“石室”之义。当地人所称“石房子”为其汉译名),也可以作为契丹人对石头或岩石情有独钟的旁证。相反,与契丹国并存的北宋的帝陵,是“中华式”的。就皇帝陵来说,唐是被契丹所继承的。

唐朝即桃花石

唐朝在系谱上本来是接续拓跋北魏的。代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都是属于鲜卑拓跋氏系统的一系列的政权。我认为将它们统称为“拓跋国家”的看法与史实相当吻合。西方人称其为Tabgač是拓跋的音变。隋、唐成为“中华统一王朝”的结果,Tabgač随之也具有了“中国”之义。说明曾经存在拓跋=Tabgač=唐=中国这种名称和实际状况相联系的想法。

总之,唐是非汉族出身的“中华王朝”。其祖源拓跋氏拥有起源于上述之嘎仙洞的“故事”。而且据记载,鲜卑拓跋联盟原本是生活于大兴安岭地区的“东胡”。先于额儿古涅—崐传说营造了“封闭的圆形世界”的契丹,据记载竟然也出自“东胡”。契丹和唐,不,是契丹和Tabgač,往大了看,它们盖为同系或发源于同一地区的人群。不只是山和岩石,二者可能还有自然的联系。

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出现究竟从哪里寻求中华王朝和北域国家之界线为好的问题。“中华”和“塞外”等区别,可能不过是后世的人们造出来的印象。另外,虽然属于纯粹的画蛇添足,但还是说明一下,“秦”的契丹语式发音chin、“拓跋”的契丹语式发音Tabgač,都是周边地区对第三者的“中国”的他称,广泛使用于中亚以西的欧亚大陆。还有,俄语中的Китай等形式,至今仍在使用。

蒙古的先导者

如果说契丹的先行者是Tabgač,那么它的后继者就是蒙古。正如已经几次写入论文的那样,蒙古帝国大多数的制度都是从契丹国学来的,并得以向全世界扩展。例如,历史上著名的“站赤”(驿传制度)等,可能就照搬自契丹。还有,蒙古时代明确区分使用可汗和汗的称号,也很有可能直接源自契丹。这类的例子举不胜举。

还不仅限于第一次契丹帝国,在其解体后立国于中亚的第二次契丹帝国,八十多年的岁月之间君临帕米尔高原东西,这也成为蒙古向东西扩张的直接诱因。这一点,毋庸置疑。再有,第二次契丹帝国的成员部落之一逃往伊朗的起儿漫地方,建立了所谓的“哈剌·契丹王朝”,最终生活于蒙古在伊朗政权的旭烈兀—兀鲁思统治下。以往这一点未必得到了充分的认识,然而作为蒙古的先导,契丹的意义在欧亚大陆史上别具一格。

发问欧亚大陆史

假如以“契丹和蒙古”为题撰写文章的话,大概马上就能写出一大本书吧。但是在这里,只想提到以下情况为止。即蒙古帝国统治时期契丹部队仍向多个方面扩大活动,向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方面一支、向中亚和伊朗方面两支、向辽东和朝鲜半岛一支,至少有这四支部队扩散开去,而其中最后一支部队与被称为“蒙古袭来”的远征日本有关。

另外,蒙古时期用波斯语记写的世界史《史集》中,有关契丹的记载也很少,尤其是对于“西辽”即“哈剌·契丹”的记述,和《辽史》对待“西辽”的态度一样,非常冷漠(实际上,所谓“哈剌·契丹”是指契丹本身的自称,而“西辽”不过是蒙古帝国时期对第二次契丹帝国的汉语称呼)。蒙古帝国,从其总体来说,是想要在自己编纂的史书中尽可能地淡化契丹的形象。假如蒙古如实地记载了契丹的话,可能就没有我们挑战契丹研究的机会了。反过来说,也正因为如此,对契丹历史和文化的探讨才能超出中国史的范围,孕育出进一步向亚洲史、欧亚大陆史的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