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蒙古帝国“分裂”或“解体”的看法,只能说是源于根深蒂固的印象。蒙古帝国本来就是一个联盟体,以多重结构为特质。即便说是内部对立,也与异种国家间的对立不同,不过是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中的内部矛盾而已。只是忽必烈作为大汗对现实所能施展的力量与蒙哥及其之前的时代相比,性质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襄阳之攻防

忽必烈于1260年三月举行即位仪式后,下个月即派郝经作为使臣前往南宋朝廷,通报自己即位之事,同时提出就半年前从鄂州撤军之时与南宋丞相贾似道所订立的停战协议进行再议。他或许是想重现澶渊体系吧。然而贾似道却隐瞒停战协议之事,因谎报击退蒙古军而俨然成了救国的英雄。因此当郝经一行刚一进入南宋境内,贾似道就下令在真州扣留了他们。南宋就这样自己关闭了通往和平共处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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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不哥投降后不久,忽必烈改元为“至元”。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及其谋臣们开始实施进攻南宋的行动。首先用一年的时间研究了作战计划。忽必烈借鉴镇压李璮的先例,决定此次战役由汉人部队和分别驻守华北各要地的蒙汉混编“新蒙古军”充当主力。纯蒙古军只有阿术直接指挥的不足两千人,作为督战部队。

忽必烈在开封设置了兵站基地,派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马月合乃和穆斯林的阿里别等财政官员建立水陆联用的补给网络,积蓄了大量的粮食、武器和物资。在各种准备和后援体系全部到位之后,至元五年(1268),南宋攻击战首先在位于汉水中游的襄阳以及对岸的樊城这对连体城市打响。

南宋一方也很重视襄阳和樊城,派实力派军阀吕文焕率其主要由私家兵组成的精锐部队驻守。对于蒙古来说,襄阳是个积怨很深的地方,三十年前因阔出去世而被南宋夺取,十年前又因塔察儿进攻失败招致蒙哥的亲征、后来也在此去世。襄阳、樊城之战,成为蒙古、南宋两国攻防的焦点。

阿术、史天泽、刘整等人率领的蒙古军,从一开始即放弃全力攻城,而是围襄阳和樊城修建方圆达一百多公里的巨大环城,将两城完全封锁,采取以军事和断粮并行的进攻战术。又依照刘整的进言,预先建造战船五千艘停泊于汉水之上,新训练水军七万多人,以应对己方不擅长的水战。

南宋方面开始以为是一次性的进攻,并没有当回事,可是当意识到这是一场与以往蒙古军作战风格迥异的持久战时,大为震惊。1271年五月,总算派出以范文虎为主将的十万大军增援襄、樊二城。南宋军从水陆逼近,然而积极训练只待此日的蒙古军,按照事先的作战计划迎击,水陆两军完美协作,彻底粉碎了来敌。

不可置信的彻底失败,使南宋政府一蹶不振,甚至没有准备组织再次增援。被包围的吕文焕军完全陷入孤立,但仍然坚持固守,支撑了两年。1273年一月,樊城终于陷落,蒙古军遂将汉语称作“回回炮”的弹射式投石机对准了彼岸的襄阳。

所谓回回炮,是波斯语称作manjanīq(词源是希腊语mihanikos)的一种攻城武器,应忽必烈之邀,旭烈兀·兀鲁思的君主阿八哈派来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技师,由他们制造并操作。巨大的石弹不断摧毁着襄阳的城楼。在首次见识到的新兵器的可怕威力面前,襄阳的守兵最终失去斗志。事已至此,吕文焕遂于二月率全军投降。

对于经历了六年围城之苦的吕文焕及其部下,忽必烈下令热情款待,授予其主力以忽必烈直属侍卫亲军的称号,让吕文焕坐上了意味襄樊及汉水之地最高司令官的襄汉大都督之位,以示慰劳。或许是出于对其一直以来的态度和表现比较放心,忽必烈才给予了更高的地位和名分。这一举动使吕文焕及其将士们无不心生感激。吕文焕等人愤恨南宋朝廷对自己的军队见死不救的态度,为了报答忽必烈的殊遇,他们表示将全力投入对南宋的征讨战。

轻取南宋国

南宋征讨战迎来了突然的转折。蒙古利用一年的时间重新改订总体作战计划,大规模开展兵员、军备和粮草等战备工作。重新组织战线,任命左丞相伯颜为全军总指挥。又将李璮原属部队以及狱中的囚徒充军,组成囊括华北、河南之兵的大军团。

1274年,南宋进攻战拉开帷幕。伯颜和阿术所率领的主军二十万兵,沿汉水而下,博罗欢指挥的别动队从东路直指扬州。就连战线长期处于僵持状态的四川,各部队也同时发起进攻,蒙古军在南宋边境全线发动了总攻。

伯颜的主军,采取与吕文焕的先锋船队一起顺支流迂回至长江的奇策,全军成功地安全渡江。南宋最可倚仗的防卫体系“长江天险”已经失去意义。南宋丧失了阻止蒙古军前进的最后机会,鄂州的守备部队不战而降。蒙古军轻而易举地成功掌握作战的关键,即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获得了重要的立足点。

长江中游最大要冲鄂州的投降,对南宋的将士造成了冲击。抵抗已无济于事的消极情绪不胫而走,出现了各地守军相继投降的连锁现象。而蒙古军主帅伯颜严禁部下行暴、抢掠,并优待南宋降将,原职留用。为此,江南诸城和士兵百姓放心地开城门归降。

促使敌方不战而降、化敌为友乃攻略南宋的捷径,忽必烈的这一基本战略完全正确。随时收编南宋降军的蒙古军,发展成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水陆两军齐头并进,开始横渡长江。掌控南宋朝廷的贾似道,摆出一副为舆论所迫的姿态,率大军出阵了。1275年三月,南宋向伯颜提出十六年前的停战协议,但是被一笑置之,决战已不可避免。南宋军虽说仍然拥有军马十三万、战船两千五百艘,但都是拼凑起来的,因此当小股先锋部队在长江中游的小岛丁家湾吃了败仗时,全军瞬间不战而亡。

经过这一仗,南宋的气数已尽。襄阳城投降之后,蒙古军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1276年阴历一月,南宋的都城临安不战而降。蒙古军的作战只是成了一场行军。南宋摄政的皇太后谢氏携七岁的恭宗显献上传国玺和降表投降。年幼的皇帝和皇室以及高官们一起,由伯颜护送北行。忽必烈赐恭宗以瀛国公之位,对其家族和高官们也给予了优厚的待遇。随着临安的投降,江南各地就像早有准备似的,顷刻间臣服于蒙古。

至此,中华的南北迎来了约五百年不遇的统一。这不简单是一次再统一,而是连接草原和中华的前所未有的大统一。“中华”这块土地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当临安城门打开之际,南宋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卒反叛,携恭宗的哥哥广王昺和弟弟益王昰两个小皇子逃往福州。文天祥也在被押解北上的途中逃脱,往各地呼吁举兵,窜入江西。不断更换临时停泊地而漂泊海上的“流亡朝廷”那里,据说还聚集了不少人,然而无奈的是,它已经不具备实战的意志和能力了。

在我看来,在大陆坚持抵抗的文天祥,是个空怀斗志却缺乏度量、将才和声望的人。蒙古方面的主帅伯颜北还,直奔北方战线,留守部队分散展开清剿战。江南的军民在蒙古的统治下安定下来,除了畲族等特定的一些山地民,基本上无人响应流亡朝廷和文天祥。流亡朝廷和文天祥很快就被追得走投无路了。

1279年二月,流亡朝廷流离失所,遁入广州湾内的厓山。在那里遭到了汉人军阀张柔之子张弘范和西夏王后裔李恒所率蒙古军的攻击。下级军官出身的主谋陆秀夫,背着“幼帝”昺纵身跳入海中。很多人葬身于波涛,南宋的残影就此消失得一干二净。还在厓山之战发生前,文天祥就因失策而成为阶下囚,被送往忽必烈处。爱惜人才的忽必烈,或许是考虑到文天祥的“气节”、哪怕是虚名也会发挥些作用,于是极力劝他做官。可是文天祥本人非常固执,十分看重自己的名声,坚持就死,成功地博得了后人的赞誉。

高丽国的变身

草原和中华的大统一,带来了远超其自身的更大规模的扩展。陆地上最大的帝国蒙古帝国,又向海上进军,把海洋也纳入体系,发展为一个将欧亚大陆陆地与海洋两头连接起来的超地域帝国。下一步骤的阶梯和会合点,首先是原南宋境内的江南之地,其次是朝鲜半岛。

蒙古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的1214年,那时在辽东制造分裂、谋求独立的“黑契丹”即原来自称“哈剌·契丹”的一部分契丹人,强行进入了高丽国。当时,蒙古的追兵与高丽国协力消灭了他们。但是后来高丽国称臣后,在向高丽国提出贡物要求的蒙古和观望中国形势发展而态度暧昧的高丽国之间,不信任感升级,从窝阔台时代起就反复出现蒙古军的入侵以及随后的讲和。

当时,高丽王室王氏丧失了实权,进入了与日本一样的武人政权的时代。对蒙古持强硬路线的武人势力,将国都从开城迁往江华岛,坚持不惜半岛全境化为焦土也要抵抗到底。

局势随着忽必烈政权的出现而彻底改变。当年忽必烈从鄂州北上争夺帝位,正在元朝入质的高丽国世子王倎到襄阳郊外出迎,二人从此关系近密。忽必烈即位后,册封接父亲讣报准备回国的王倎为高丽国王,并派兵一路护送。庙号为元宗的王倎,也企图借助与新帝忽必烈之间的信赖关系来夺回实权。1270年,他不顾武人们的激烈反对,把都城从江华岛迁回开城,向内外宣布了臣服蒙古之意。

以与蒙古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为盾牌压制武人势力的元宗,在立场不同和想法各异的武人中都招致了反感,形成了两种舆论。其中,被称为“三别抄”的高丽常备军主张反元宗、反蒙古,发动了叛乱,占据半岛西南的珍岛,拥立王族成员王温,另立政府。高丽分裂为几股势力。

当襄阳、樊城攻坚战持续进行之时,蒙古驻军和高丽政府军在高丽国内协同作战,讨伐三别抄,大致在襄阳投降之时将其制服。高丽王室王氏,以蒙古驻军为后盾发起了“王政复古”。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达成了国内的再度统一。这样,高丽王国成为忽必烈朝最忠实的附属国,历代国王与忽必烈家族通婚,当上蒙古语所说的“古列干”即驸马,基本上成为忽必烈皇族的一员。

如何看待蒙古对日本的侵袭

忽必烈政府谋求通过高丽国与日本进行接触。1266年,被派为使臣的黑的、殷弘首先抵达了巨济岛,但是他们畏惧“风涛险阻”,放弃渡海而返。其后直到1273年间,前后共有四批蒙古使臣到达日本的大宰府,国书遂被送至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然而日本方面认为其书信无礼而未曾回复。

以往有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由于书信的内容盛气凌人、要挟日本,所以日本只能这样做。但那是一种误解。与历代中国王朝的外交文书相比较,倒不如说蒙古的书信姿态低得惊人。不能认为忽必烈政权一开始就有意开战。几次漠视蒙古正式的国书,又滥杀使团,不能不说日本一方违反了规则,即便被理解为蒙古表达了求战的意思,也有无奈的一面。

1274年,忽必烈政权终于发动两万七千人左右的驻高丽蒙古军和高丽国军组成的联军,向日本进发。人数上占优的蒙古军的大兵团作战,压制了以个人作战为主的镰仓武士,不过日本方面也有个别武士团表现得骁勇善战。事实上好像双方都以为自己一方“战败”了。半夜里,日本军向大宰府撤退,蒙古军则退回到停泊在博多湾的战船上。虽然据说正当驶出玄界滩准备返航时遭到了暴风的袭击,但是其真相还不好确定。总之,蒙古—高丽联军认为继续作战已经没有什么益处,于是返回高丽。这一点是可以确认的。这就是在日本所说的“文水之役”。

七年后的1281年,忽必烈政权发动了第二次远征日本的战役,从高丽国发东路军四万,从原南宋境内发江南军十万,派出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船队。但是受阻于日本方面所筑石垒等周全的战争准备,未能登陆,漂泊在海上的大船队于八月一日遭遇台风而损失大半。这就是所谓的“弘安之役”。

第一次远征日本显然是南宋攻击战中的一环。所投入的军队和船只,以征讨三别抄的部队为核心组成。对于蒙古一方来说,只要日本不配合南宋一起行动就没事。到那时为止的派使节送国书等和平交涉,其主要目的恐怕也在于此。

第二次远征日本,情形完全不同。对于几乎完好无损地接收了南宋国的忽必烈政权来说,处理战后事务中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是四十多万原南宋职业军人的安置。如果让他们丢职而放任不管,就将造成社会的不安。于是把还能作战的人们转派到西边和北边地区的战场,或派去平定广东和广西。另外对于剩余的老弱士兵,根据其本人的意愿安排进海外部队。

十万江南军就是最初的尝试。他们这些人,看不出带有什么武装。携带的是迁往开垦地所需的农具和稻种。江南军几乎就是个移民船队。

真正的作战部队是东路军。自然就由他们先行抵达作战。加上水手和勤杂兵,这支队伍在人数和构成上都和第一次远征日本时没有什么变化。而拥有十万多作战部队的日本军,又有石垒的防护,当然占有优势。即使台风没有吹来,粮食将尽的远征军恐怕也会放弃进攻而撤军的吧。倒不如说台风是多余的。假如说因此而产生“神国”的意识,那么历史就令人啼笑皆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