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南亚诸国到印度西南端的马八儿为止的海湾国家也最终纳贡,与忽必烈政权建立了正式的关系。因为只要进贡,蒙古就不会派兵,经济上可以大大获利。忽必烈政权在沿岸的各主要港口城市都派驻了贸易官员,将这里至旭烈兀·兀鲁思所控制的伊朗的忽里模子和波斯湾的海上交通都纳入了蒙古的统一管理。

印度洋航线上的东西通商,也由于有了蒙古的促成而呈现出大不同前的规模,变得异常活跃。此前,还在北宋和南宋统治之时,在江南沿海地区以几个主要的港口城市为中心,通过可称为“海之中国”(Maritime China)那样的在海上进行的贸易往来就已经逐渐繁荣。但那只不过是当地各社会组织的出海行为,而不是北宋和南宋作为国家直接推进的。然而在蒙古时期,国家和政府都鼓励和组织海上贸易。

蒙古对海洋也进行了规划。“海洋的时代”就此真正开始形成。这样,大陆和海岸两条路线终于连接,形成了环绕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及东海岸的交通体系,也可以称为“世界贸易圈”。到忽必烈政权的末期,蒙古的势力范围达到了顶点,真正成为陆海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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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叛乱

再回到1271年,忽必烈对八剌去世后陷入混乱的中亚采取了直接干涉的政策。由忽必烈第四子那木罕率领的大军进驻了伊犁河谷的阿力麻里。阿力麻里是察合台家族的冬都。察合台·兀鲁思的根据地被中央政府所占据。由于忽必烈政权的强硬态度,反而更加剧了中亚的军事紧张局势。

1276年夏季,南宋皇室的降人和珍宝一齐到达上都的忽必烈宫廷,宫内一片胜利的气氛。然而就在这时,那木罕军中的蒙哥之子昔里吉、阿里·不哥之子灭里·帖木儿和药木忽儿等帝室诸王在拖雷旁系子孙脱黑·帖木儿的引领下发动了叛乱。他们奉昔里吉为盟主,拘捕了那木罕送往术赤家族的首领忙哥·帖木儿处,将诸王副将即札剌亦儿国王家族的安童送往海都处。以威力震慑中亚的强大的忽必烈政府派遣军,瞬间瓦解,忽必烈政权面临严重危机。

昔里吉等人曾谋求与海都联合,但是海都不为所动。忽必烈派伯颜率领征南宋的主力军北征。伯颜连破哈剌和林方面的昔里吉军,收复了蒙古本土。昔里吉等人的叛乱虽然失败了,但是产生的影响很大。忽必烈政权在中亚的绝对优势崩毁,处于危境的海都一方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且叛军中阿里·不哥家族的代表人物灭里·帖木儿和药木忽儿二人也倒向了海都。

这样,海都的阵营中不仅有海都自己所统领的窝阔台家族的西方部分(东方部分为河西唐兀地区的阔端家族),还包括收复了伊犁河谷的察合台家族、占据按台山一带的阿里·不哥家族的领地,这三个兀鲁思联合,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海都王国”。

1284年,那木罕和安童获释,返回忽必烈处。而这时左翼的东方三王家与忽必烈政权之间的关系又紧张起来。东方三王家本是促成忽必烈政权建立的主要力量。但是忽必烈的盟友塔察儿很快去世,他的孙子乃颜继为首领。

忽必烈政权一开始并没有插手东方三王家的事务,而是任其自由发展。但是从塔察儿去世的1273年起,在西拉木伦河下游的辽宁平原设置了政府直属的派出机构,于是在当地出现与左翼诸王家族的种种摩擦。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央为了远征日本而从本属左翼诸王家族的女真人中征兵,还擅自砍伐运走用于造船的木材。左翼诸王家族认为这些行为侵害了自己的既得权益,逐渐对忽必烈政权产生了反感。

1287年四月,以乃颜为盟主,斡赤斤王家、哈撒儿王家、哈赤温王家等东方三王家终于举兵,宣誓推翻忽必烈、夺取政权。领有蒙古高原中部的阔列坚王家的也不干也起身响应,海都等人也答应了乃颜所提配合的请求。就是说,左右两翼兀鲁思的大多数都为反忽必烈而共同奋起。忽必烈政权面临着最大的危机。

得知乃颜叛乱的忽必烈,做出了七十三岁之人不可想象的举动。他首先立即派遣与东方三王家旗鼓相当的左翼大势力五投下的部队出发,布阵于已成边界的西拉木伦河畔,以防范乃颜军的突袭。接着,命伯颜打探乃颜阵营的动向,另派直属的钦察军团的指挥脱脱急行军,击败驻守土兀剌河的叛王也不干,派伯颜进驻哈剌和林,切断海都和乃颜的联系。

五月,忽必烈从上都出发,亲征乃颜。可是,忽必烈一方的蒙古正规军和乃颜军本来就都相识,有亲戚关系的人也不少,即使在战场上相遇,也是并驾叙旧,没有真打的意思。因此,忽必烈于六月亲自率领以掌权后新建的钦察、阿速、康里、哈剌鲁等游牧系的常规军为主力的部队,突袭乃颜所占据的失剌·斡耳朵而去。据说乃颜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大旗上扎饰着十字架。而老皇帝忽必烈乘坐象辇在阵前指挥战斗。尽管忽必烈本人曾有危险,但是凭借上述特种军团的奋战,终于取得胜利,俘获了乃颜。

忽必烈政权的危机随着乃颜的覆灭而消除。但是哈赤温家族的老王合答安坚持抵抗,将战火从东北亚各地扩大到高丽国。忽必烈派出以真金第三子铁穆耳为总帅的讨伐军,他们与合答安的军队转战多时,终于在六年后的1292年将其彻底平定。

战事过后,东方诸王家迅速恢复了与忽必烈政权的关系,被纳入忽必烈直属的管辖范围。以此为大的分界线,东方诸王家追寻了一条与西方诸王家明显不同的道路。乃颜败亡的结果,使帝国内忽必烈的敌对势力只剩下了“海都王国”,内争的舞台转向了中亚。这当中,忽必烈于1294年去世,享年八十岁。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说,这已经是相当高寿了,而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他的人生又实在是跌宕起伏。

体制化的国家经营

忽必烈的 新国家建设事业

忽必烈从确立帝位的1264年开始,不断制定出新的政策,推进新国家建设的大业。在位三十五年之间所进行的国家建设,虽说由于蒙古帝室的骨肉相争等事件而不得已有所偏离当初的设想,但他毕竟是想按照前所未有的综合设计和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规模,创造一个新型的世界国家和横跨东西的交流圈。在世界史上,还不曾看到以如此庞大规模和周到设计来实施国家建设的范例。

忽必烈首先将目标置于建立一个在草原世界和农耕世界两方面都具有基础的国家上。至蒙哥朝为止,蒙古还是一个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游牧帝国型的霸权国家。对于华北、东西土耳其斯坦、伊朗等地区,也仅限于将其作为“占领地”期望从中获得税收而已。但是忽必烈却打算把拥有广阔耕地和众多从业人口的中华世界全部纳入进来,建立一个兼具蒙古高原游牧军事力量和中华本土经济力量的超地域政权。为此,他将政权的中心迁往连接两个地域的内蒙古草原和中都一带,创造出一种朝廷和军队按夏冬季节在其间移动履行职责、既能保持军事力量又能掌握经济力量的新模式。

忽必烈改开平府为“上都”作为夏都,在中都东北郊外的空地上营造了“大都”,作为冬都。大都正是今天北京的直接前身。都市的规模,上都只停留在中型城市的水平,实际上巨大城市即大都才是“帝都”。这样,始于安禄山的范阳·幽州的兴起,经历契丹之副都南京、金国之首都中都,到欧亚大陆帝国蒙古时,成了世界的帝都“大都”。通向巨大中国之首都北京的道路,基本上就是在那时确定的。

在这两都之外,还沿着移动路线分散设置了各种城镇、聚落和设施。包括一些仅供工匠们集中居住的官营作坊城镇、由帝室斡耳朵管理者们经营的宫城、皇帝直属游牧系诸军团的各种军事基地、以及附属的汉人部队的屯营聚落等。用于各种目的和作用的这些设施,星罗棋布地存在于大都和上都之间方圆约三百五十公里的竖椭圆形的移动圈内。

忽必烈是想把这一区域整体以一种“首都圈”的形式来作为政权的核心地区,集中军事、统治、物流等功能,从这里向帝国各地铺展开水、陆两种方式的运输和通讯的驿传网络。

在忽必烈政权建立之际,形成主力的左翼东方三王家、五投下、汪古部、阔端王家的各根据地,以忽必烈个人的驻牧地上都地区为中心,在东北起大兴安岭、热河,西至阴山、甘肃的内蒙古草原上呈数珠状地连成一串。各个部分的首领家族,以忽必烈家族为中心相互通婚,而且还以上都、大都之两京制为样板,在领地内新建小型的夏都和冬都,在其间随季节移动。拥有这样小型“首都圈”的十多个集团,构成了忽必烈朝的最高统治层,他们的所有领地和属民发挥了连接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骨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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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忽必烈朝的主要诸王家族及首都圈

在此基础上,忽必烈在建立政权后首先封嫡长子(排序为次子)真金为燕王,不久又封为皇太子,将“腹里”(由原本的“腹部”之义转指中心、中央部,为蒙古语γol的译语)即现在成为内地的中国北部的统治权交给了他,让他直接管理在大都的军事、行政两府(枢密院和中书省),这是牧农复合的中央地区。对成吉思汗以来一直作为“本土”的戈壁蒙古高原,封第四子那木罕为北平王(或北安王),统率传统的千户,守卫以哈剌和林为中心的“国家根本之地”,这里是纯游牧国家的部分。又进一步封第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驻守忽必烈即位前的藩邸京兆—六盘山地区,忙哥剌以京兆为冬都,在六盘山修建了夏都开城,完全按照大都、上都的系统运作,以这个小型的“首都圈”为中心展开对陕西、甘肃、四川、吐蕃等地的统管。这里是牧农并存的地区。这“三大王国”各自拥有强大的军力。

在嫡生的三个儿子所领有的“三大王国”之外,在云南大理方面安排了忽哥赤、吐蕃方面安排了奥鲁赤,将江南收入版图之后在江南、安南方面安排了镇南王脱欢和其他庶子们,按照由忽必烈家族完全掌握帝国东方之军事力量的设计进行了调整。这些儿子们成了忽必烈的分身。其结果,使得各地拥有领地和采邑的帝室诸王、贵族、土著首领等各种各样的分权势力,全部被编入忽必烈某个儿子的统辖之内。这种由忽必烈家族独控军权的体制,一直维持了很长时期,从忽必烈自身开始,以后忽必烈系的历代皇帝都高居于忽必烈家族权力集团之上。

中华的装束

忽必烈在推进蒙古国大改造的同时,以引进“中统”、“至元”等年号为开端,宣布定上都和中都为首都、接着在中都的东北郊建设大都、创制新国字八思巴字、采用冠以“大元”之语的新国号、引入立后和立太子的制度,进行了一连串看似中华式的国制整顿。

在这种所谓的“汉化”政策当中,最为明显的是采用了中华传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机构和统治形式。在中央,继续分设中书省(行政)、枢密院(军事)、御史台(监察)等三个体系,六部隶于中书省。地方统治方面,引入新的方式,即在中央的中书省所直辖的“腹里”之外,将各地划分为十一个或十二个大区,在其地设置行中书省(行省)这一派出机关。尽管如此,在行省以下按路、府、州、县排序的行政体系中,除了“路”之外还是保留了原来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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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永乐宫的三清殿 以三清殿(无极殿)为首的气宇恢弘的建筑群,可倾倒来访之人。悠然而雄浑、颇具意境的格局,是中国建筑的精髓,从中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蒙古时代的气息

这样的形式,大致上沿袭了至宋、金时代为止的中华王朝的基本路线。如果仅从表面现象来看,也可以把忽必烈王朝看做是中华王朝之一。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其内容,在于其真正的含义。

例如,就中书省来说,在右丞相之下任命有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政等带有中华式头衔的不少官员。但是却无定数,人员随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而大幅变动或增减。长期任职的人员当中,首席的右丞相安童出自札剌亦儿国王家族,又是忽必烈的外甥,属于最高权力圈中的人,还握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而且在其位下从平章政事到参政的重要职位,都录用了具有实干和指挥能力的蒙古、畏吾儿、契丹、唐兀、穆斯林、汉人等权势家族的成员以及忽必烈个人的谋臣。即使在枢密院和御史台,这一点在长官和次官的等级上也是同样的情况,尤其是担任长官职务的人与中华式官制的不同,通常分别由统领部族军和私家兵的势力强盛的族长、军人出任。

更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这些高级官僚大多出身忽必烈的怯薛(近卫、宿卫),必要时经常会临时从怯薛中挑出合适的人选进入中华式的部门任职,完成任期后再返回到怯薛中。

对于涉及国家根本的重大事务,就会打破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框框,召开以忽必烈为中心的御前会议,四怯薛长为首的蒙古握有实权的人物直接参加,会上当场决定一切事务。就这一点来说,中华式的官僚机构在其下级组织中还是沿袭原来的模式发挥职能,但是在其上层部分可以说只是徒具形式,其实质说到底是一种蒙古政权的传统“御前政治”的延续。在地方的组织建设方面,贯彻的也是这种二重结构。

这一系列的国制整顿措施,可以看出是在将中华传统引入蒙古的同时对其进行改造。这种种的“汉化”政策,是根据忽必烈的谋臣刘秉忠、姚枢等人的建言而实施的,遭到了尊重成吉思汗以来游牧国家之传统的蒙古诸王们的批评,甚至成为引起他们反抗的原因之一。

忽必烈之所以大胆引入可以称为二重结构的中华帝国的系统,原因还在于到那时为止的蒙古帝国的行政、官僚组织,尽管对帝国国家的治理是足够的,但是对于真正全面统治包括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华本土乃至欧亚大陆的广阔领土,就无论如何也显得力不从心了。外表上的中华帝国、本质上的蒙古军事国家这一国制所具有的两面性,也是欧亚大陆草原史和中华王朝史这两个世界史的洪流最终的一个汇合点。

穆斯林商业网与物流通商之管理

大元兀鲁思政权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反映出它既是一个以原有游牧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军事政权,同时又是以经济统治作为国家运作主要手段的政权。而构成其核心的主要是伊朗系穆斯林商团以及出身于此的经济官僚们。忽必烈政权很大程度上是以和穆斯林商业势力的共生关系为主要动力的财政国家或通商国家。

蒙古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就与伊朗系穆斯林商人有了联系。从窝阔台朝到蒙哥朝,也曾将占领地的征税机构托管给穆斯林商业势力。自古以来西亚至中亚地区都是银结算经济。蒙古在统治中国北部时实行以银纳税,就是因为当时是由以穆斯林为主的中亚以西的商业势力把持了财政部门。

他们建立了突厥语称作ortaq(“同伴”之义,波斯语称作ortāk,汉字音写为“斡脱”)的行会或商行组织,凭借共同集资产生的巨大资本能力,开展各种商业活动,并承揽征税、向纳税人放高利贷等事务。这样的穆斯林商业势力,也为蒙古的扩张提供了资金来源和信息来源。较之以往的蒙古政权,忽必烈将这些以穆斯林商业势力为主力形成的国际贸易网及其运营能力更加有力地纳入了自己的政权当中。

忽必烈政权在期望通过穆斯林官僚来实现财务管理和经济振兴的同时,以世界帝都的目标所建的大都为中心,创建了陆路、水路、海路连通的庞大的物流体系。在大都的中心地带建有名为积水潭的大型城市内港,在直沽(今天津)被转卸到河船上的海运物资,可以从通州沿拥有闸门式入口的运河通惠河直抵忽必烈的脚下。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曾广泛活动着穆斯林海洋商人,随着忽必烈政权统一中华本土,与蒙古并存的内陆穆斯林商业网最终与直通中国南部的海上航线连接在了一起。

大都从陆路方面来说,与汇聚哈剌和林、上都一线的内陆通道连接,从水路方面来说,与汇聚通州的金代华北水运系统、中国南北统一后再度活跃的大运河以及抵达中国南部的印度洋航线相连接。不仅是中华全土,就是环绕欧亚大陆的交通线路,也全都设计得能够连通大都,依靠蒙古的政府权力,其运输机构大多前所未有地有机会获得了设置和维持的条件。

国家的本质,原本就应该是控制国家力量所集中的首都以及版图内的据点城市,然而只有掌握将它们连接起来的交通、运输、流通等环节,国家才能得以存在。总之,交通即国家。就是要对已有的交通系统进行全面掌控、尽可能创建和配置以自己为中心的交通系统、并由自己直接进行管理。紧紧抓住沟通和牵动人群的纽带,就能把握住人和社会,这一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没有什么不同。

况且,越接近称得上帝国的复合型扩展,交通所具有的意义就会变得越发重要。蒙古乃世界帝国。作为当时的交通工具,除了可以利用水路的地区外,在陆地实际上可以利用的就几乎只有马和骆驼。因此蒙古帝国从建立之始就一直加强交通是很自然的事。莫如说是把象征为交通的事务作为立国的根本,将其落实于连通陆路、水路、海路的庞大的欧亚大陆系统,是忽必烈的创举。

总之,与蒙古王权勾结的斡脱商人们利用上述的流通网络,以蒙古的武力为后盾,不断活动于欧亚大陆各地,半带强买强卖的意味,把利润的一部分返还出资人蒙古诸王家族,最后利用政府的运输机构把物资运往大都。大都的官营市场的模式,是由蒙古王权的总管忽必烈对其实施管理并进行收税。忽必烈把这种方式收罗来的银两(银)以赐予帝室诸王的名义散发出去,还不时做一些游牧经济能力根本不允许的经济援助,以巩固他们与忽必烈政权的关系。

忽必烈政权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有明显的重商主义。其管控是针对各个点和点进行的,不过在各地的据点城市以及交通和物流的重地肯定配备了穆斯林的经济官员,反倒与中央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忽必烈政权的管控方式以据点管控和物流通商的全面管理为主要特征,蒙古的军事力量和穆斯林的商业力量正是支撑忽必烈新国家的两大支柱。

以地域为单位实施统治

除此之外,其统治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为了控制空前广阔的版图,对蒙古时代以前的原金国领地、原西夏领地、原南宋领地等大块的地区单位分别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进一步在其地设立行省这一此前不曾有过的超大型地方机构,并通过行省来引入分而治之的新措施。

在大元兀鲁思的中央政府内,针对版图内主要地区、种族、语言培养了与之相应的各类官员,形成能够处理帝国内任何问题的机制。不过对于各地方社会,中央政府并不有意直接介入,而是尊重那里已有的统治方式和惯例,即使在税制和法律方面也基本上沿袭了原政权的做法。这样一来,大元兀鲁思的统治范围内虽然接受的是统一的主权,但是实际上已经成为多个社会体系并存的多元世界。

忽必烈政权重视对流通和征税之经济要地的监督管理,为此从中央的财政部门(起初为尚书省,后来与执行机构中书省合并)直接派财政官员前往其地,以与中央保持直线联系,并使其形成制度。这一派出机构就是前面所说的行省,一般设置于政治、经济发达的主要城市,如辽阳、杭州、京兆、开封、鄂州、成都、昆明、泉州、广州等地。

行省以军力为后援,替中央代行征税和财政职能,不过实际上也得兼及一般行政事务。因此最终不得不转为管理广阔辖区之常设的地方合署机构。与此步调一致,“行省”一语也超出仅指官署本身的意义,而逐渐指代整个所辖区域,成为后世中国省级建制的起源。

庞大的多部族复合国家

这样形成的忽必烈的新国家,成为不同种族、社会、宗教、文化和价值观混合并存的多种族复合国家。这当中,在作为统治者的蒙古王族、贵族以及与之相关的特定人群之外,不太看得出有什么种族的差别。

因蒙古的统治而突显的现象,反映了其以蒙古帝室为核心聚合欧亚大陆各地种种“王权”而产生的巨大联合权力这一本质,在必然重视帝国创建以来形成的人际关系和门第的同时,又与之正相反地主要根据个人实力和能力选用人才,从整体上不太看得出有什么种族主义。尤其是忽必烈从即位之前就拥有由畏吾儿、契丹、汉人、女真人等多种族混合而成的智囊团和执行团队,取得政权后又不分种族地提拔他们担任高官和要职。进而,在财政部门主要任用穆斯林;在与宗教、文化相关的部门主要任用吐蕃人以及印度、尼波罗、怯失迷儿出身的人;在与学术、信息和科学技术相关的部门主要任用包括欧洲人在内的各地区出身的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和能力予以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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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世祖出猎图》中的忽必烈(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出于刘道贯笔下的名画。与祖父成吉思汗不同,几幅绘画所绘忽必烈相互一致,形象都是身高体胖的。从猎之人当中亦可见黑人,说明他拥有多种族出身的近侍

以往一直存在一种高谈阔论,说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华本土严格执行着所谓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等级身份制度。然而事实是,这种现象仅限于后来所恢复的科举应试的极小范围。正如战前某个日本学者将其应用于整个中国社会那样,基本上就是一种“有意的”说法,因为它符合蒙古的“野蛮印象”,所以也受到了世界上其他学者的认可。可这不一定是清楚真相后才认可的。总之,这属于世上常说的肆意“虚构”和随意“迎合”。现实当中,突破种族、语言和文化的框架、如实认同优秀事物的重实力、重本质的时代已经到来。

经过忽必烈朝,建立起了世界史上罕见的这一新型的世界国家,其结果促进了包括欧亚大陆和非洲在内的前所未有的国际通商以及人员和“物资”的交流。进入14世纪,蒙古帝国内一经实现和平,空前规模的超地域和平共处和跨国大交流的新时代就造访了非欧、欧亚大陆的东西方。非欧、欧亚大陆世界,在此首次与称得上“世界史”的、可以视为一个真切的整体形象的时代相遇了。

整合的非欧·欧亚大陆世界

和睦的帝国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忽必烈长逝。四月,在上都的忽里台上真金的第三子铁穆耳即位。据说铁穆耳在忽里台上与庶兄甘麻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雄辩占据了上风。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成功即位都离不开以伯颜为首的麾下大军团力量的背景。

海都方面发动进攻,实际上是在忽必烈去世后才开始的。海都一直惧怕忽必烈,避免直接接触。所谓“海都之乱”,是过于印象化的说法,还多少散发着中华主义的味道。八剌的儿子都哇靠着海都的支持,于1282年至1283年间当上了察合台家族的首领,以历代游牧的世袭领地伊犁河谷为根据地,与扩张至畏吾儿斯坦西部边境线的大汗的军队形成对峙状态。1297年,阿里·不哥的儿子药木忽儿、蒙哥的孙子兀鲁思·不花,以及原忽必烈部将因战败而投靠海都的朵儿朵哈等人,带领一万两千骑兵脱离都哇军,向成宗铁穆耳请降。都是由于害怕忽必烈贤明而严厉的处罚,才在他去世后放心地前来投降。成宗铁穆耳改年号“元贞”为“大德”,以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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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多元的超地域帝国蒙古(14世纪初)

药木忽儿等三人的投降,给海都的阵营造成了冲击。1301年,海都发动前所未有的大军,与都哇为首的中亚方面的帝室诸王一起进军蒙古本土。哈剌和林方面,除了甘麻剌晋王家族的北方部队,新由成宗铁穆耳的次兄答剌麻·八剌的长子海山率领中央军团,任最前线的总指挥,还有与忽必烈家族恢复旧好的东方三王家的各首领。蒙古同胞间的大决战在蒙古高原的西部一带展开。海都军败北,海都本人因伤去世。

海都阵营无论怎么集结,终究远不抵大汗的军队,双方彼此都再次有了清楚的认识。随意拼凑诸多势力的海都一死,局势立即发生了变化。作为海都的忠实盟友而长期活跃的察合台家族的首领都哇,开始实施自己的行动。在为海都举行了葬礼之后,从海都的诸多儿子当中推选其庶长子察八儿为窝阔台家族的继承人。海都生前曾指定爱子斡罗思为继承人。因为海都家族的大多数人支持斡罗思,以海都家族为核心的窝阔台一族分裂为两派,开始争斗。

都哇在向窝阔台家族钉入楔子的同时,建议察八儿向大汗投诚。由于与成宗铁穆耳取得联系的都哇的主导,中亚方面的帝室诸王尽数宣誓将臣服于铁穆耳,这一消息也传到了术赤·兀鲁思的首领脱脱和旭烈兀·兀鲁思的首领完者都那里。因八剌的兴起而开始的帝国纷争经过了三十多年,终于在1305年宣告结束,帝国的东、西迎来了和平的时期。

这个和平的开始,也就是都哇和那个庶子向“海都王国”夺权的开始。像从前父亲八剌去世后海都的所作所为一样,都哇导演了海都去世后窝阔台·兀鲁思的内讧,将窝阔台·兀鲁思替换为以察合台家族为核心的实体,掌握着中亚的霸权。由此形成的新的“统一”权力体,称为“察合台·兀鲁思”。所有的蒙古权力体,都从属于大汗即大元兀鲁思的皇帝,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这样,蒙古恢复以往统治的上下连带性,整个版图拥有几个权力中心,从而形成了松散的多元复合的“世界联邦”。

大元兀鲁思政局的动荡

中亚局势的变化,与远在东方的大元兀鲁思的中央政局也形成了联动。成宗铁穆耳因酗酒而卧病不起,在东、西实现和平之前就已经基本上不理政事了。代行大元兀鲁思朝廷实权的是卜鲁罕皇后。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成宗铁穆耳辞世,享年四十二岁。卜鲁罕皇后为了保全自己的权势,立即决定拥立安西王阿难答。铁穆耳曾有一个名叫德寿的皇太子,但是夭折了。若从近亲当中挑选合适的候补继承人,就只有铁穆耳次兄答剌麻·八剌的嫡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二人。但是卜鲁罕皇后妒忌两兄弟的生母答己曾与生前的铁穆耳情深意笃,遂以分封的名义,将其长子海山送往蒙古高原的前线、将答己及其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送往真金家族的领地河南的怀孟,就是说他们都被逐出了中央。

安西王阿难答当时正与来降的阿里·不哥王家的灭里·帖木儿一同前往大都,途中得知卜鲁罕的意向,心中大喜,加速前行。居政府次位的左丞相阿忽台等人支持卜鲁罕,封锁街道以阻止海山返回大都。但是居政府首位的右丞相哈剌哈孙急派密使赴海山处通报,又请身在怀孟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速回大都。哈剌哈孙拥立及时赶回大都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于强行举行阿难答即位仪式的前夕在宫中绞杀了阿忽台,逐一拘捕了卜鲁罕皇后、阿难答,以及将成为阿难答政权之副王的灭里·帖木儿等同党。宫廷政变获得了成功,爱育黎拔力八达政权一时间似乎就要诞生。

海山在按台山方面的前线得到了铁穆耳去世的消息。在海山所率领的大元兀鲁思派遣军的眼前,与海山合作的都哇刚刚成功地推翻了窝阔台家族。海山与诸将领商议,决定留下一支部队驻守,自己带领其余的所有部队回撤。这是命运的一次转折点。东进的海山大军,怒涛般地迅速抵达了蒙古高原上的最大城市哈剌和林。

海山年纪轻轻就当上大元兀鲁思军队的总指挥、击败著名的勇将老宗王海都的大军、又身处中亚最前线立下赫赫战功,因此在蒙古高原的帝室诸王和诸将领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当海山举旗时,哈剌和林很快聚集了数量惊人的支持者。他们请求海山在蒙古发祥地的这片土地上即位,可是海山却打算像祖父忽必烈那样在上都即位。他是从效仿忽必烈的反败为胜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海山于是抽选出麾下最精锐的部队,编成每队一万人的左、中、右三队,自己亲率中路军,三队从三个方向急驰上都。上都的守军举双手欢迎海山的到来。而大都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政府却孤立了。

最终,大都方面不得不做出妥协。1307年六月,在上都的忽里台上海山即位为全蒙古的新皇帝。海山立母后答己为皇太后,但是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尽管海山自己有儿子,但还是立了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随后前往大都,处死了阿难答、灭里·帖木儿和卜鲁罕。阿难答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据说他令安西王国所属十五万军队几乎全部改宗皈依了伊斯兰教。安西王家族被满门抄斩,后来大体上是由被指定为皇太子的人兼领安西王的原领地。

这是一位久违的得到全蒙古支持的大汗。海山仿佛是在学习忽必烈,接连不断地推出庞大的新计划、新政策。蒙古帝国似乎即将迎来一个不同的时代。可是海山却在四年后的至大四年(1311)正月突然去世,享年三十一岁。显然是死于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等人的毒杀。海山的神秘去世,引发了大元兀鲁思帝室的内讧,进而成为涣散蒙古帝国大团结的原因。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兄长海山死后,虽然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帝位,但是实权却完全掌握在母后的手中,他整日待在大都宫城内的皇太子宫(后来的隆福宫),落得个连进入皇宫都不敢的下场。实际上已经成了“女皇”答己的时代。

起初曾约定立海山的长子和世阅读 ‧ 电子书库为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太子。但是生怕海山一派复仇的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甚至废除这一约定,名义上封和世阅读 ‧ 电子书库去云南,实际上是想让他远离中央。于是和世阅读 ‧ 电子书库及其部将在赴任途中行至陕西时发动叛乱,导致了席卷大元兀鲁思西境整个地区一时的大动乱。最终,和世阅读 ‧ 电子书库为借助父亲海山的旧关系,投奔了察合台·兀鲁思,为海山派所控制的按台山方面的大元兀鲁思军,虽然在此前的纷争中已经向察合台家族领地的纵深进军,但是由于军队中出现响应和世阅读 ‧ 电子书库的人,防线不得不向东大幅度后撤。和世阅读 ‧ 电子书库的弟弟图·帖睦尔也被谪放江宁府(今南京)。海山家族雪上加霜的不幸,引起爱戴海山的蒙古本土至中亚的蒙古诸王和诸将广泛的同情。而爱育黎拔力八达反倒招致了朝廷内外的不信任。他自己也变得精神不振,到了连令人满意的判断也做不出的地步。以往之所以存在评价他为“名君”的倾向,是因为他小范围地恢复科举、优待中华式文人官僚的举动,使得汉文文献表面上吹捧和奉承其治世的文章非常醒目所致。然而就连那些文人们也对爱育黎拔力八达表示了轻蔑,只要阅读史料时稍加注意,就能马上觉察到这一点。

对于被整个蒙古投以怀疑目光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政权,正使皇帝的直属常备部队钦察、阿速、康里、哈剌鲁等军团怀有更强烈的复仇心。他们有不少人曾在按台山前线与海山同甘共苦,海山在即位后将他们的地位提升得超过了纯蒙古的正规军,因此他们从心底里认同海山为自己的主人,靠绝对的忠诚之心团结在一起。

帝室内讧的火种已经蓄积。爱育黎拔力八达衰病而死之后,一直把握实权的答己也死去了,爱育黎拔力八达的长子英宗硕德八剌雄心勃勃地想革新政治,就在开始实施新政后的第三年即1323年,当他从上都返回大都的途中,被上述近卫军团的一部分人暗杀于南坡之地。当时和世阅读 ‧ 电子书库和图·帖睦尔都在远方,因此握有蒙古本土的甘麻剌之子晋王也孙·帖木儿被拥立为帝。1328年八月,也孙·帖木儿在上都猝死。他一死,钦察军团的首领燕·铁木儿立即决定夺取大都、拥戴海山之子。上都和大都两京间就此展开长达两个月的内战,最终拥立图·帖睦尔的大都一方战胜了以蒙古本土诸王势力为核心的上都一方。

然而就在这次胜利后不久,从中亚方面得到察合台军支持的和世阅读 ‧ 电子书库突然东进,于1329年二月在哈剌和林宣布即位为大汗。至此,海山的两个儿子之间形成隔戈壁南北相持之势。

掌握图·帖睦尔政权之实权的燕·铁木儿,认为在和上都交战后继续作战对己方不利,遂一度将玉玺送交和世阅读 ‧ 电子书库,九月,在旺忽察都行营这个海山曾计划建造“中都”但又放弃了的有缘之地,兄弟相见。四天后,和世阅读 ‧ 电子书库突然驾崩。这是燕·铁木儿的计谋,是要把和世阅读 ‧ 电子书库与蒙古本土大军隔离开后再实施暗杀,他成功了。从泰定帝也孙·帖木儿去世后开始的一连串动乱,按照胜利者文宗图·帖睦尔的年号被称为“天历之乱”。大动乱的结果,使得大元兀鲁思中央政府内部非纯蒙古的中央军团把持权力的时代拉开了帷幕。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交流

蒙古出现以后,经历了长达七十年左右时间的战争年代,这一时期结束后,也由于蒙古自身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国际政局很快安定下来。在蒙古帝国内,尽管发生了海都等人的反叛,但那终究不过是蒙古同胞之间的内部纷争而已,并没有造成对欧亚大陆交通的阻碍和破坏。而且由于1305年东西和平的达成,各地的蒙古政权重新纳入大汗的统治系统,相互间交流频繁。从战争到和平,时代发生了光鲜的变化。

蒙古统治下的整个区域,为同一个政权所掌控,已经没有了国境的壁垒。站赤等交通、运输的方式,因蒙古政权的力量而得到设置和完善,只要有统治者的庇护和“牌子”(针对持有者的身份,有金、银、铜的不同种类,用来行使利用驿传等的特权),旅途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银作为统一的价值标准可以在各地通用,而波斯语成了国际通用语。在主要城市和港口,可以说肯定有花着银子、说着流利的波斯语的穆斯林商人。而且如前所述,忽必烈政权建立后的大元兀鲁思将当时世界上最具经济实力的中华本土纳入进来,实行鼓励国际通商的自由经济政策,促成了横跨非欧·欧亚大陆东西的空前的大交流。

这个大交流,在东起日本海、西至斡罗思和小亚细亚以及东地中海的蒙古版图内自不必说,即使蒙古不直接统治的西欧、埃及的马木路克朝、印度次大陆的哈勒吉朝和秃忽鲁朝,以及东南亚群岛海域、非洲东部海岸线地带、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学术、宗教、思想等诸多方面有所卷入。所说的“旧世界”,以蒙古为中心在历史上首次与时间同步、相互对接。

作为这种大交流的背景,自然可以举出由蒙古实现的政治上的大统一,但是不应忽视蒙古自身所发挥的一些方面的作用。蒙古是个罕见的纯军事、政治部落,对于自己以外的种族、宗教、文化等,总是将其视为一种统治的手段,对他人并不抱有蔑视、特殊偏见和狭隘的排他意识。反而特别热心于掌握信息、知识、科学和技术,优待和尊重具有这方面能力的人。与以往的说法正相反,出版文化的繁荣等各种学术的振兴的确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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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忽必烈(法国国立图书馆藏)通称为《东方见闻录》的这部著名的游记,书名为《世界的叙述》或《百万之书》,拥有一百四十多种写本。制作于15世纪初的这部写本,因插图精美而著称,但实际上是画师根据想象所画,不能成为当时的史料,而忽必烈也只能被画成西欧人的样子

蒙古时代大量徙居中华本土的穆斯林,据说人数达到了一百万或更多,他们成了今天八百万至一千万中国回族人的直接族源。另外,在中华本土的东南沿海地区穆斯林聚居区也繁荣起来,成为通往印度洋航线的东西贸易活动的基地。这一结果使得很多汉族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走向东南亚的最早的华侨。这种人类群体的迁移、转型,在中亚以西的各蒙古政权的领地内也是允许的。各地的蒙古统治者们相互提供人才、信息、技术,补充自己的不足,使其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欧亚大陆各地被引向多种族、多文化并存的社会,这一结局不容忽视。

从13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到14世纪后半叶,整个欧亚大陆呈现出一派异常活跃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气象。例如世上所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就是在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海上贸易城市繁荣的背景下,东方贸易所带来的财富和自由博爱的时代精神得以发扬的结果。难以否认的是,只有在蒙古时代这一切才能实现。将那个时代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长途旅行和活动留传给今世的一些人物,广为人知。马可·波罗的故事,被认为是出自多人之手的合成作品。而真实存在的伊本·拔图塔的见闻录,在相当程度上很可能也具有不少合成作品的成分。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留下了记载。也许,留下记忆的人们只是在通风良好的蒙古时代往来于欧亚大陆东西方为数众多的佚名旅行者中的一少部分而已吧。

全球规模的自然灾害与通向后蒙古时代之门

大致从14世纪20年代开始,欧亚大陆各地由于长期的气候变化,不仅导致干旱、饥荒,甚至想象中的地震、大洪水等地壳运动现象也不断发生。在西欧和西亚还爆发了鼠疫。

受到全球规模之天灾的持续和直接的影响,各地的蒙古政权纷纷出现动荡,蒙古的统治逐渐走向解体。在蒙古的统治下处于维持着空前和平和繁荣状态的欧亚大陆东西方,形势开始大幅逆转,重新滑向“被封闭的世界”。

在旭烈兀·兀鲁思,第九代君主不赛因于1335年去世,阿里·不哥的后裔阿儿巴·怯温即立,王统从旭烈兀系旁落。以此为契机,支撑旭烈兀·兀鲁思的札剌亦儿、孙都思、斡亦剌等势力强大的部落各自拥立已成手中傀儡的成吉思汗系王侯,展开争夺,札剌亦儿、孙都思两部独立。以札剌亦儿朝为首的蒙古·突厥系的地方政权开始割据,历时长久的蒙古统治的垮台过程,一直持续到萨法维朝的出现。

在察合台·兀鲁思,逐渐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东部的伊犁河谷继续游牧生活的人们,另一部分是在西部的马瓦拉痕那尔过着城市生活的人们。双方之间互相看不起,统一很快不复存在。在东部,由于刚刚即位不久的也孙·帖木儿于1338年至1339年左右被杀等事件,实权落入朵忽剌惕部手中。在西部,局势也陷入了分裂和混乱。其间,在东部自称为都哇后裔的脱忽鲁黑·帖木儿现身,向马瓦拉痕那尔发起进攻,仅一时统一了东西部。最终,在西部出现了帖木儿,在东部则由脱忽鲁黑·帖木儿之子亦里亚思·火者及其后嗣继续统治着称为蒙古斯坦(波斯语指蒙古之地)的游牧王国。

在术赤·兀鲁思,只因更好地保持了草原游牧国家的体制,才没有像上述两个兀鲁思那样剧烈地衰败,但是莫斯科大公国却在境内的罗斯之地开始缓慢发迹。在正统的别儿迪·别克(1357—1359年间在位)之后,术赤家族的王统发生混乱,整体的团结变得松散,在若干“集中”的游牧联盟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几个权力体。从东部起来的脱脱迷失(1378—1406年间在位)与帖木儿开战,但屡战屡败。其后,统一迅速衰落,各个王家的并立状态得以固定。喀山、阿斯特拉罕等在伏尔加河流域保持“集中”的集团,至16世纪中叶被并入莫斯科大公国,以此为契机,莫斯科大公国开始向莫斯科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发展。不久,俄罗斯就像步术赤·兀鲁思的后尘一样,这回是向东方逆行而来,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蒙古的遗产。另外,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分支克里木汗国在奥斯曼朝的庇护下得到繁荣,一直维持到法国革命爆发前夕的1783年。

自然灾害和叛乱起义的连锁发生

在大元兀鲁思,身为“天历之乱”的胜利者但却不过是个傀儡的文宗图·帖睦尔,即位仅三年,于1332年八月去世,享年二十九岁。他的英年早逝与暗杀胞兄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也有关系。把握实权的燕·铁木儿拥立和世阅读 ‧ 电子书库年仅七岁的次子懿璘质班,但是他在位仅四十三天就去世了。于是朝廷决定迎回被流放在广西的和世阅读 ‧ 电子书库的长子妥懽·帖睦尔。燕·铁木儿曾表示不赞成此举,但是就在那时他死去了,妥懽·帖睦尔遂于1333年七月即位。从他即位到蒙古退出中华本土,其间共三十五年,而作为蒙古皇帝他在位时间最长,共三十七年。

顺帝妥懽·帖睦尔的统治,被渲染为多宫廷斗争和民众起义,认为其政治一塌糊涂,长久以来受到一致的批判。但是,很多说法是由明朝或在明代造出来的,真实情况还不得而知。

从1342年起,黄河开始大泛滥,几乎每年河南、山东、淮北都发水灾。粮食颗粒无收,一片人吃人的人间地狱景象。1349年,脱脱领衔的中央政府听从贾鲁的奏言,决定将黄河恢复北流,1351年四月起,令贾鲁负责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从河南征集了十五万民工和两万名士兵,突击施工,到十一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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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元末中国的武装力量

然而,由于治水工程的人员强征以及连年的水灾和饥荒,民众的苦难已经达到了极点。死尸相枕,横卧于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揭竿而起。刘福通等人拥戴白莲教教主韩山童,造出舆论说他是消除天下大乱拯救众生的弥勒佛转世。韩山童身为那个秘密结社的头目,能够召集到狂热的信徒。

叛乱计划按步骤实施着,可是就在举兵前夕的1351年五月,事情败露,韩山童避之不及而被杀。刘福通等人举行暴动,参加民众发展到十余万。他们头扎红色巾带作为标志,因此被称为红巾军,长江以北地区响应者不断涌现。这些叛乱军队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与讨伐军各自为战,总是被各个击破,终于在1363年被彻底镇压。但是也就在这期间,江南之地出现了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的割据。

余录

14世纪的小冰河期阅读蒙古时代的东西方文献就会注意到,进入14世纪欧亚大陆各地不断发生气候异常等引发的各种天灾。就具体情况而言,尽管因地而异存在一些偏差,但是不得不承认从14世纪10年代起“异常事态”持续了长达六十至七十年的时间。蒙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大交流的耀眼光芒中,迅速蒙上了阴影。蒙古帝国解体的最大原因,此前我曾考虑其实首先在于这样的气候异常,而环境研究得出的数据正在逐步证实这一点,说实在的这令我感到十分欣慰。自然科学的数据对历史研究缺之不可。目前,数据还只能达到五十年左右的精确度。也就是说,只能在大趋势的分析上发挥作用。今后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一精确度,对时间和空间同时做出精准的了解。即便是现在的数据,也的确已经证实了“危机的17世纪”的存在。历史研究和环境研究,或许就是在相互验证数据的过程中前进的吧。

忽必烈王权的落幕

通过海运和大运河,江南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大元兀鲁思的首都大都。然而由于占据浙江的方国珍和占据淮东、江苏的张士诚的阻挠,江南的物资已经无法运抵。占有中央财政八成的盐的专卖收入也陷入危机。而且成为国际贸易基地的江南沿岸城市相继失守。忽必烈所创建的经济体系本来以江南为主,但是现在那里已经失去了作用。

1345年,掌握大元兀鲁思实权的脱脱决定亲自南伐。当时脱脱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威,组编了过于庞大的军队。凭借这种占绝对优势的力量眼看就要消灭张士诚军,然而在这一当口军中却发生了与朝廷串谋的武装政变。脱脱被俘,失去总指挥的大元兀鲁思军四散而退。其后,大元兀鲁思的中央政权就失去了总领一切的人物,几个派系的首领在朝廷内外展开争斗,平定江南已不可能。

江南诸势力自身的实力,本不值一提,但是它们却很幸运,靠着大元兀鲁思政权的“自毁”而得以生存,并就长江流域的霸权展开了争夺。1363年,朱元璋逆转,战胜了陈友谅。就此,大势已定。此前一年,曾将自立为皇帝的白莲教教主韩林儿揽入庇护之下的朱元璋,当上了整个红巾军的首领,他又暗杀了韩林儿,打败张士诚和方国珍,控制了江南地区。

1368年,朱元璋改金陵为南京,于其地即皇帝位。明朝的北伐军开始北上。疲于连年天灾和歉收的华北地区各城,大多不战而降,明军兵临大都城下。山西军阀扩廓·帖木儿和其他蒙古各军团不去救援,皇帝妥懽·帖睦尔携大元兀鲁思的宫廷、政府和军队北奔上都,再退应昌。明军进入大都城,烧杀抢掠,一派野蛮行径。与蒙古兵不血刃进入杭州城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通常的中国史以此为“元朝的灭亡”。

但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以江南为根据地的明朝和占据蒙古高原的大元兀鲁思一直处于激烈的对峙状态。双方隔华北相抗衡。在严酷的环境条件下,局势不时发生变化,趋势难定。明朝一方,经历了朱元璋滥杀朝廷要人和官吏等异常曲折的政治过程。蒙古和明朝,双方相互重复着过失。而所谓明朝于1368年一下就确立了在中华的统治的一般说法,只能是错误的。

1370年,妥懽·帖睦尔死于应昌。继皇帝位的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占据哈剌和林,从蒙古本土联系辽东、甘肃、云南等方面的蒙古各军团,与明朝保持南北对峙的态势。洪武帝朱元璋针对这种状况,于1372年发大军北伐,但为扩廓·帖木儿所败。单纯从军事上来说,明朝的称霸是很困难的。

1378年,爱猷识理达腊去世,其弟脱古思·帖木儿继立。不久,他计划大举反攻明朝,与掌握辽东的札剌亦儿氏的领军人物纳哈出相呼应,准备南下。假如这一计划顺利实施,明朝就危在旦夕了。可是,又是天灾和歉收袭击了蒙古。苦于粮荒的纳哈出,空拥二十万大军的绝对优势,最终还是不战而投降了明朝。这样,成了孤军的脱古思·帖木儿的朝廷和政府,1388年在阔涟·捕鱼儿地方遭明军突袭,大败。脱古思·帖木儿在逃跑途中被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弑杀。1392年左右,也速迭儿即位。

忽必烈王朝就此迎来了终结。其后,在蒙古高原上有非忽必烈系的成吉思汗后裔被推选为大汗。随着忽必烈王权的落幕,蒙古帝国这个大一统的国家,逐渐淡薄了身影,消失在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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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后蒙古时代的大帝国与欧亚大陆 1600年前的总体形势

而掌握了中华的明帝国出于政权的立场,对蒙古以“胡元”等相称以示蔑视,自己标榜为中华,但实际上不容否认的是,它继承了蒙古帝国和大元兀鲁思多方面的遗产,始终处于其浓厚的影响之下。遗产和影响涉及国家、政权、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对此暂不作详述。不过,扩大了的中华地域和多种族共存的社会最能反映出这一点。明帝国试图将满洲地区南部和云南、贵州直接纳入版图、对包括西藏高原在内的周边地区施加影响力的做法,不外乎是蒙古时代的继续。

顺带提一句,以郑和为象征的永乐朝大航海,也不过是沿袭了忽必烈以来的航线。而且郑和的大船队也被过分夸大,动辄就说什么开始于承载量八千多吨之宝船等一系列的“宏伟之梦”。可是,如此巨大的船体是靠扬帆航行的吗?木结构船的承载量说来充其量也就四百吨级,如果超过此数,那么在印度洋的波涛骇浪中船早就彻底粉身碎骨了。对单一史料的理解偏差以及过于丰富的想象,都会催生假象。

而前往蒙古高原的人只不过是大元兀鲁思中的一部分而已。那些人们并不一定都是所谓的“蒙古人”。但是这些各种各样的人,逐渐形成民族意义上的“蒙古人”,他们横跨戈壁南北的居住地成了名副其实的蒙古高原。而且,蒙古帝国的记忆产生了很多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成为大清国建立的无形力量,但是也将为即将到来的“现代化”的风暴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