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初期国家的形成

读到这里,读者对商王朝这个古代王朝应当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商王朝利用祭祀仪礼,更利用身份秩序即礼制形成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宗族和氏族组成的安定的阶层构造,并建成了以贡纳体制为基础的古代国家。其背景在于新石器时代以前,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的组织化的逐渐进展。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流量大,速度快,连接稳定,多机房切换,每月最低仅 10 美元

在农业社会之中,社会组织的单位即农业的经营单位,这是以血缘家族为中心形成的。进入农业社会后,社会单位从原先的双系式共同体转向以父系为中心的父系家长制家庭。所谓农业社会,基本上是指位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分别以粟、黍农业和稻作农业为基础的社会。

农业社会的各个区域因自然环境及地形环境不同,又可划分为多个区域文化。这些区域文化有着各自的固有特性,并在进化速度上多少存在一些时期上的前后差距,但总的说来,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之中,它们都完成了从前述共同体向着以父系家长制家庭为母胎的阶层社会的转化。并且随着以父系家长制家庭组成的氏族为母胎的首领制的出现,又出现了为使社会阶层构造趋于稳定的世袭首领制。

在率先出现父系家长制的黄河中游地区,确立了通过祖先祭祀来实现安定的社会秩序的宗教祭祀。并且作为农业祭祀的动物牺牲以及促进社会组织团结的人牲等祭祀活动也开始盛行。

而在同样属于粟、黍农业社会、具有发达的父系家长制的黄河下游地区,为了维持阶层化社会中的身份秩序,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制开始确立,并创造了祖先祭祀之时用来象征各氏族的族徽等。

在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发展形成的稻作农业社会,太阳信仰成为共同体的组织基础,同时在阶层化社会中逐渐出现了凭借太阳神的威信而确立的首领权。这些首领通过玉琮或玉璧与太阳神“对话”,因此得以在太阳神的庇护之下行使权力。正是通过行使凭借神力的神政,社会组织及生产组织才得以顺利运营。

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在上述各自发展成形的各地农业社会之中,由于各地域之间的交流关系的扩大,不仅发生了物资交换,更出现了精神生活交流的社会阶段。这无非是通过引进其他区域的宗教祭祀这种精神生活上的社会体制,其目标在于追求更大程度的社会进化和复杂化以及各群体更大程度的统合。

而另一方面,在各地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建筑物,反映出近乎古代国家的强有力王权的首领权的提高,也反映出物质文化的发达。虽然有的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初期国家,但我并不认为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古代国家。的确,国家的定义或社会进化的定义都是相对的,并非是用一套绝对的人类进化的发展规则就能够衡量。

在东亚之外,世界各地关于各自区域的初期国家形成过程的争论也十分激烈。但我认为,通过与世界的其他区域进行相互比较,根据社会进化上的要素是否具备来定义东亚的初期国家并无太大意义。若问我个人的立场,我更倾向于站在人类学的文化进化论角度来进行讨论,但在此我仍然希望能从东亚或中国大陆的特殊性当中来解明这个问题。

根据上述观点,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在农业社会各区域中,虽然可以确认首领权的绝对确立,但其社会发展自此却出现了崩溃。并非超越此前的社会单位,并在此基础上确立首领权。这样的情况绝不存在。或者说虽然在区域社会内部,首领权一度曾达到可以建造大规模建筑物的水准,但维持其系统性的首领权并未能维系于同一氏族内,而只是在现象上体现出不稳定的状况。

这样的状况究竟能不能称得上初期国家阶段呢?不得不说,其状况依然停留在首领制社会阶段。

关键是新石器时代之后的阶段,即以往传统的时期划分所说的青铜器时代开始期二里头文化阶段,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

这个阶段相当于文献史料中所说的夏王朝时期。如前所述,文献史料中所说的夏王朝,应当就是指二里头文化的政治势力。

然而即使文献史料中所说的夏王朝就是二里头文化,当时社会在历史性发展阶段上是否达到可称为初期王朝的阶段呢?关于这个问题如在第十章中所论述的那样,应当加以慎重对待。二里头文化期体现着向来区域社会在政治领域内的区域统合以及区域发展。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把前述维持农业社会各区域的社会组织的精神基底从其他区域不断引入的阶段。

农业社会各区域各自形成的社会维持体制即宗教祭祀,实际上如果一成不变的话,随即也会成为难以维持的体制。为了社会组织更进一步的发展,必要的是,统合上述各区域的社会维持体制,逐渐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的维持体制。关于这一点,二里头文化可说是获得了成功。这种维持体制可以看做是社会进化上的新阶段。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作为礼制的引进,一是采用了已存在于当地大汶口文化的身份标志即酒器,另外还在其中加入了“乐”这种当地的阶层标志,从而形成多重性的礼制。这正可谓是商周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即“礼乐”的开端。

关于作为身份标志的酒器,通过采用青铜这种在当时社会中具有贵重价值的素材来制作,新的阶层秩序的革新得以完成。

引入上述阶层标志及礼乐的祭祀行为应当是新石器时代以来,以祖先祭祀为中心的氏族间相互确认同族同宗关系的场合。如在二里头遗址所见,其祭祀空间设置在都城内的固定场所,同时宫殿与墓葬被一体化,成为祭祀祖先神祇的场所。应当就是这种宫殿内的祖先祭祀作为一种宫廷仪礼,逐渐走向了制度化。

在此阶段,形成了上述新的社会组织的组织原理,并吸收来源于其他区域社会的维持体制,就这一点来说可看出划时代的意义。但是采用了这种社会装置的社会组织的范围并未超出此前的区域社会的范围。

夏王朝以属于河南省龙山文化的王湾三期的社会领域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虽然夏王朝有过直接统治,但除了同样被认定为二里头文化的直接统治区域之外,其他各区域的首领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想见是一种向夏王朝贡纳资源的近似同盟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时夏王朝在政治上的扩张还十分有限。如果注重这一点,就可说夏王朝在政治上的社会进化还未达到确立强有力的王权的阶段。二里头社会进化上的界限即在于此。二里头文化期处于王权的形成期,我认为应将其定位为初期国家形成期或萌芽期。

正式的初期国家阶段始于商王朝的统治

而从二里岗文化到殷墟期的商王朝则可说是首先发展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以来的社会维持体制,并吸收了更为广泛的区域的宗教祭祀。那就是体现于青铜彝器的礼制的确立,以及为祖先祭祀而盛行的动物牺牲及人牲。还有以王权代替神力的占卜行为和记录其结果的文字的出现。也就是说,以祭祀仪礼和礼制为基础,诞生了维持着社会秩序和群体组织的祭仪国家。这样的初期国家阶段才是超越了以往区域社会的框架,并在政治统合及领域统治上有所进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具备了作为国家的格局,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

如果从其领域扩张的侧面来看,商王朝的直接统治领域即畿内已把夏王朝的直接统治领域包容在其中,并远远大于后者。并且畿内外侧的二次统治领域即畿外的领域也扩大了。

商王朝在畿内的二里头文化期的政治经济据点上设置城郭,又在畿外建设了用作物资集散据点的城郭并派遣殷人管理,进行据点式的统治。

商王朝的这种资源与物资向商王集中的方式,是一种贡纳与再分配的互酬体系,即各方向商王贡纳资源与物资,作为相应的报酬,商王又把青铜彝器作为位阶标志进行再分配,就这样确立了一元集中型的贡纳体系。正是通过这个转换,商王朝的各种物资才得以集中到政治统治的领域之内,或者说以上述区域为媒介,各种物资才得以聚集到王都。

例如青铜彝器的原材料铜和铅等,根据近年来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可知,这些被集中到王都来的原材料产自多个不同的区域。除了夏王朝时期据推测出产于中条山脉及陕西省南部东龙山附近的铜矿石之外,作为原材料聚集于商王朝的可能还有产自铜绿山等长江中游地区的铜矿山的矿石,更有与三星堆的青铜器有着同样成分产自四川省南部的铜、铅矿石。

中商期以后,商王朝的统治权稍有衰退,畿外的领域日趋缩小,王都也被迫迁移。尤其是早商期建成的畿外的据点城郭被逐渐废弃。在另一方面,山东大辛庄遗址及华北北部的藁城台西等新的间接统治区域即畿外区域却有所扩大。也就是说出现了畿外区域的重新组合。

该阶段以后,尤其是在晚商期,面向畿外范围之外的周边区域的首领,商王把青铜彝器作为威信物赠与他们,或是通过提供青铜礼器的制作技术,以确保资源及物资的来源。也就是说,在统治权缩小的同时,在与保有近乎相对同等关系的周边区域的首领之间的交易中,也实现了资源的确保。

至此阶段,诞生了受到商朝青铜器文化影响的华中型青铜器、吴城文化(新干县大洋洲墓)、城固青铜器和三星堆文化。

商朝后期,在上述统治构造的变化之中,同祖同族关系被作为王权的基底进一步得到强调,在各区域拥有统治根基的各氏族及宗族不得不聚居于王都,祭祀活动中以王权为中心的组织上的纽带由此得到了保证。其结果是,在殷墟这座祭仪都市中作为族群的墓地在空间上被规定了位置。墓地空间以王墓为中心,隔着祭祀坑及宗庙等祭仪空间,以金字塔构造向周边分布,距离王墓越远,其氏族地位也越低。

正是这种序列化的墓地的位置关系使我们可以重新确认墓主在世时在氏族、宗族所处的社会地位。在王都殷墟通过祭祀及埋葬活动而进行的正是社会的再生产行为,社会因此得以维持。这是中国古代国家的特质。从以上特质来看,我们可以把商王朝定位为在东亚确立了初期国家阶段的王朝。

名为中华的思想方式

上述关于中国向初期国家发展的历史也正是以粟、黍农业社会与稻作农业社会为基底的史前社会向着统合化发展的历史。换言之,也可说是农业社会的发展史。

而文字这种在社会组织的维持上有着重要作用的社会体系的登场,正体现了社会向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的转换,不容置疑,迎来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可以说,上述社会进化发生在农业社会内部,原因在于农耕这种必须要求群体组织化的劳动形态与农田的牢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被作为生活样式保持下来。在这里必须认清的一点是,上述社会进化只是在农业社会内部的社会进化。

实际上,其后中国社会一方面形成了初期国家的区域即中原,在以中原为地理上的中心的古代国家几经兴亡,以至形成了保护中华这个自我群体的思想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尊崇和尊重自身的来历,进而重新确认自身的现在,这种国家主义式的思想方式对社会组织的再认识以及组织的扩大的确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与出现于近代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其起源和性质上略有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中华正可谓这样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诞生于商周社会后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它形成文化可说是在战国时代。

而后这种称之为中华的思想方式在继承了战国时代思想的汉代得以完成。但这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近现代的中华概念。因为近现代的中华概念的基础建立在以清朝的国家领域为背景形成的概念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历史,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与此同时,关于本书所涉及时期的历史,我们也不能单纯地把前面所述的向着初期国家发展的农业社会内部的发展规律看成是显示中国大陆或东亚历史的规律。

关于史前时代的历史变迁,农业的出现是作为一种生态适应产生的,这种生态适应发生在属于生态系统周边的区域,但农业的出现决不意味着这种适应本身的先进性。这是本书一直以来反复强调的观点。

同时,初期的农业社会的生产量远不及仅以狩猎采集就能维生的社会,或者说其生产能力很可能并不稳定。

但是,随着其后的群体组织趋向紧密的变化中所见的农业社会的发展,农业社会与狩猎采集社会终于形成了明确的平面划分。进而在农业社会的北缘地带,自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从农业社会诞生了新的畜牧型农业社会。这种畜牧型农业社会以专门发展畜牧的生产方式,形成了游牧社会。

中国史前社会,尤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正是以因现在的欧亚大陆可见的生态域不同而形成的生产能力的差异为背景,人类群体的差距开始出现的阶段。热带地区为狩猎采集社会,中纬度地带为农业社会,中纬度北部至高纬度地带为游牧社会,高纬度地带至北极地区为狩猎采集社会,现在的这种社会平面划分可以说是早在史前社会就已开始了。

根据其后的以物质文化的发展为背景的社会进化,或者说是位于这种社会进化的延长线上的文字记录的历史,我们时常把农业社会置于中心来解明历史,思考历史。前文所述的在中国的发展至初期国家的历程也正是发生于上述农业社会中的动向。

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此中还存在着热带地区以及北极地区的狩猎采集社会的历史。而且对从农业社会分化而来畜牧型农业社会以及游牧社会的历史也必须加以重视。

特别是从农业社会的北缘分化而出的游牧社会,其历史就是内陆亚洲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并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同时内陆亚洲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与农业社会密切相关、互相连动的历史。从这种历史性的发展来看,以中华文明为主干的中国史观不过是着眼于一方的区域历史。对我而言,在把中国史或是东亚史全体作为论题的时候,这种历史观难免失之偏颇。

从中国通史的角度看两条文化轴

在此之前,有人一直在呼吁,有必要把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整个东亚的历史变迁加以全面考察。并把虽处其中、属于农业社会的汉王朝等中华历史作为核心,从中心与周边对比的视点来考察东亚历史,由此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类研究一直备受瞩目。但是,仅以这种中心与周边的观点来谈论东亚史究竟是否妥当呢?或者说把中国史放在以中华为核心的、中心与周边的区域间关系的角度来观望其所有方面是否妥当呢?

然而,如汉王朝以后的历史发展所示的那样,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的是来自内陆亚洲的各民族王朝南下与汉族发生融合的历史。最主要的例子,有北魏、金、元、清等。在内陆亚洲,一直存在与农业地带相异的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不断重复着南下融合的历史。这种动态的局面才是中国基本的历史大动脉。

即便上溯至史前时代,如前文所述,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游牧社会)的接触对其相互的社会进化都起到了重要的起爆剂的作用。就像美国的东方学者费正清曾在其遗著China: A New History(《中国新史》)中,尤其重视中国历史进程中汉族与内陆亚洲各民族的关系一样,我们对于上溯至史前时代,对汉族与内陆亚洲各民族,也就是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游牧社会)的相互接触也应给予重视。

我一直以来强调的是,即便是在本书所论述的史前社会,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中国大陆的北方与南方这两条区域社会的文化轴。这两条文化轴各自的特点是,北方时常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保有交流,而南方的文化轴则呈现出相当保守的状态以及缓慢的物质变化。并且在各自的文化轴的周边区域出现了农业,其主体分别是北方的粟、黍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与扩散,两类农作物逐渐融合,其融合过程可见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并且这种融合不仅是在生业经济上的融合,而且在用以维持社会组织的精神基底上也实现了融合。通过这种融合,社会群体作为农业社会,其统合组织程度日趋强化,终于诞生了夏王朝及商王朝等初期国家。这一系列的过程可说就是中国大陆的南方的文化轴的发展进程。

另一方面,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在农业社会的北缘区域即长城地带,逐渐以从农业社会分离的形式,诞生了畜牧型农业社会。长城地带至内陆亚洲一带开始出现与商王朝不同的、以青铜短剑为中心的北方青铜器文化。相对于商周社会,长城地带至内陆亚洲一直以来都分布着不同的青铜器文化,应当可以用旧石器时代以来所见的两条文化轴来解释这种状况。

也就是说,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可以说在新石器时代至商王朝时期的两条文化轴的交流之中,在南方的文化轴一方诞生了小麦、青铜器、车马等物质文化。另外,如第十章所述,完成了商王朝这个初期国家的王朝,其诞生母胎是二里头文化期的先商文化漳河型,其位置也处于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灭亡了商王朝的周王朝。成立周王朝之前的周族,其据点位于周原,周族的文化样式也正好位于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

在包括史前时代在内的中国史中显现的两条文化轴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视点。我们往往动辄把眼光投向自农业社会诞生的初期王朝或初期文明,但是对于位于没有文字的内陆亚洲的文化轴的历史重要性,我们也应加以关注。上述历史潮流经过商周社会,继而在南方的轴线上相继诞生了统一的秦朝和汉王朝,在北方的轴线上诞生了匈奴游牧国家。而它们的相互接触在中国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想读者对此一定非常了解。

另外,从这两条文化轴来考察中国大陆的视点,在考察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史前社会及古代历史的时候也十分重要。

东京大学的西嶋定生名誉教授一直以来对于东亚历史的观点是站在区域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东亚历史,即通过册封体制这种以中国王朝为中心,周边国家及周边首领从属于中国王朝以及与之相关的区域间关系。也就是说,用中心与周边的概念来讨论东亚的历史。但我认为,作为超越这种东亚历史观的东亚史前史和古代历史观,前述两极构造式的历史观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