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事情的时间、空间

海与交易

海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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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各种行为中,再没有比渡海更具有人类特质的了。因为我们作为一种陆地生物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由于拥有坚强的意志和无穷的智慧才能渡过大海。而且意志与智慧可以说是“人”这一生物的特征。

人究竟为什么想要渡海呢?在人类的原始时期,有一群人试图往海的另一方寻找新的天地。这个记忆让人们产生了一种信仰,认为在海的彼岸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种宗教式热情的带动下,涌现出不少出海的人。而驱使大量的人去航海的最大动机是交易。在讲述海与帝国的历史之前,首先对交易这种行为阐述一下我的基本看法。

在这个地球上,为了适应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文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物产。为了相互补充各自地区所没有的东西,从古代起就盛行跨越广阔的地理空间交换物资。

“人”以外的野生动物在自己生息的环境中获得所需要的东西。动物的排泄物、尸体,在它的生态环境圈中或者成为其他动物的食饵,或者分解为微生物。物质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循环。动物无法脱离这个生态环境圈。唯独“人”才能够从不同的地方搬运物资进行消费。本书中将这种跨越了生态环境圈的物资的互换称为“交易”。

在今天这种大规模的交易开始之前,“人”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生活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的,为适应各自的生态环境而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自己居住的土地上所没有的,或者说相较于需求较稀少的物品成为当地文化中的宝贝。拥有宝贝的人受到没有宝贝人的艳羡,某些情况下还会成为受尊敬的对象。宝贝甚至还成为权威的象征。在经济学中将宝贝称之为“财富”或者是“财产”,但是什么东西成为财富、财产则完全取决于文化因素。

在当地生态环境以外的宝贝,有两种来历。一种是怀有特殊技能的人从地里挖出的宝石、金子、银子等稀缺矿产。另一种是类似于香木、香辛料、绢织品、陶瓷器这种只能在某个特定产地才能制造出来的从远方运来的特产。能够成为宝贝的物资必须满足稀缺性这一条件,同时还必须满足是由特定生产地、通过特殊技能创造出来的这两个条件。

渡海而来的物产,依靠拥有航海技术的人从遥远的地方运过来,可以说完全具备了成为宝贝的资格。也正因如此,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地都流传着一次航海造就万贯家财的商人的传说。

交易的类型

在不同的文化中对这些宝贝进行交换其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比方说,要把热带岛屿中生产出来的香木与温带农耕地区生产出来的绢进行交换,会怎么样呢?我们或许会认为只要标示出一根香木的价格,然后寻求同等价值的绢就可以了。但是,用统一的价格评估香木与绢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这种方法是在明朝,也就是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才确立起来的。那么在尚未出现用价格来衡量、表示物品价值的时代中,交换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武力袭击对方来抢夺值钱的东西。或者也可以把海盗袭击沿海地区,掠走物品和人质的行为看做交易的一种类型。自古以来,经常会发生游牧民族抢夺农耕地区的物资、掠走通晓生产技术人员的事情。这也是一种跨越生态环境圈物资移动的现象,因此按照本书的定义,也可以涵盖在交易的范畴之内。

也有一种交易方法叫做“互酬”。这种方法是,交换双方,即在不同生态环境孕育的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相互都满意的量上取得一致然后进行交换的方法。沉默交易可以说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习惯做法。古时候有个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历史》中介绍了利比亚人所进行的沉默交易的情况。中国古代也有相同的习惯—著名的“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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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25)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

也就是在某种不同生态环境相互接触的特殊空间内,属一方文化的人将想要交换的物品放下后离开,另一文化中的人出来放下与之相称的交换物然后离开。

但是通过掠夺、互酬这种方法很难稳定地获得大量物资。在掠夺的地方抢到的并不一定有自己所需要的;通过互酬交换来的物品的量,受限于最低需求。也就是说对方若对自己带来的东西不感兴趣,交易将不成立。

比掠夺、互酬更先进的方法是纳贡。以军事武力或者社会权威为背景,令对方顺服,定期缴纳固定的物资。纳贡制度化以后形成的是被称为“集中—再分配”的方法。用政治的权力通过征税的方法从各级统治者手中筹备物资,集中后根据最高统治者的裁量重新分配到需要物资的地方。

纳贡与“集中—再分配”这两种方法的基础在于政治权力使交易制度化。交易必须敏锐地应对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

交易所依附的多个当事人的行为体系,是被称作“市场”的东西。在那里各种各样的商品由非特定的多个当事人按竞争原理进行交换。竞争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交易所需要的信息要得以公开。

这些信息也包括关乎将来的事情。为了交易而出海的船只或许因为遭遇暴风雨而沉没。但是,如果有一种海上保险等制度针对类似这种无法预测的情况,就能够预测到受灾大小这些风险。这并非是把交易活动当做赌博,而是要同时预测风险。

本书所考察的五百年历史过程中,纳贡与“集中—再分配”的机制在欧亚大陆出现之后再次瓦解,有时还出现了掠夺横行的情况。五百年历史过程中,中国也逐渐被纳入欧亚大陆萌生出的市场这个体系中。

中华文明的扩大过程

从古代开始追溯中国王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实是交易体制变化的过程。如果不把从广袤的领土收集来的各种各样的物产分配到所统治的各个地方,王朝就难以维持。换言之,王朝是一个在纳贡与“集中—再分配”的交易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治体系。这一交易体制在东亚这个空间框架下发展壮大。其类型可以总结如下。

王朝对统治领域以外的空间,通过纳贡等方法获得物品;对统治领域以内的空间则通过征税收集物资,之后再通过军队、官僚等机构重新分配。在王朝的影响下,那些统治领域以外的地方表现出进一步深入参与到该交易体制中的趋势,于是向王朝开展各种公关。与新文化的交流撼动了王朝交易体制的稳定性,王朝由此动摇。当这种动摇超过一定程度,王朝的统治体制瓦解。在这一混乱过程中又诞生了新的、较之以前范围更广阔的交易体制。在这种交易体制下,诞生新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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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聚散离合的模式图 笔者考虑的中国王朝的兴亡模式

由于这一过程较为漫长,所以对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而言极难预测事态发展的趋势。新交易体制的蓝图出现后,伴随着流血而消失不见,斗争在多种可能性之间展开。从连续不断的摸索中逐渐确立一个体制。历经苦难而诞生的这个新的交易体制不久后又在与周围文化的交流中动摇。

把中国的历史看做这样一种循环时,这个循环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步骤。一为交易体制安定期的“合”,然后逐渐开始动摇,待体制显现灭亡特征时为“散”,出现多个新体制可能性的时候,各体制带头人相互反目进行战争,此为“离”,最后生存下来的一个体制统一大局称作“集”。虽然这不过是对四个字“离合集散”的重新组合,但这也是拙著《森林与绿色的中国史》(岩波书店,1999年)首次提出的观点。用这一说法重新解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能够解释很多现象。

如果把中原(黄河中游)成立的周朝的鼎盛期称作“合”,该王朝受到周边民族为参与交易的压迫开始动摇,春秋时代即进入到“散”的阶段。战国时期,西秦、北赵、南楚勃兴,它们在各自吸收周围文化的同时摸索新的交易体制。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离”。最终秦始皇确立了新的交易体制,压倒其他势力后实现了“集”。从周到秦大约一千年的这个变迁可以称之为第一个循环。

周的交易体制是一个比较宽松的体制,周王在各地封诸侯,诸侯对周朝进贡。

维持这一体制的是“礼”这一文化约束。而在秦朝建立、汉武帝确立的交易体制中,来自直辖地各郡县的税收、官盐专卖这一“集中—再分配”的模式成为国家的支柱。

第二个循环从后汉开始,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朝重新确立新的交易体制。在这个从公元1世纪到8世纪中期大约800年的时间里,确立了将耕地直接分配给统治领域中的百姓,实行租庸调的税收体制。对于统治领域以外的各国,举行册封仪式,承认其国王的统治权,并接受各个国家的朝贡,积极开展贸易。

第三个循环以唐朝安禄山叛乱后开始动荡为发端。经过了藩镇分立、五代十国的“散”阶段之后进入“离”时期,包括北面辽、金以及南面宋、南宋各自构建新的交易体制而相互对立。北宋与南宋积极向海上发展,交易的范围超过了以往。金朝等王朝加深了与中央欧亚的交易关系。

但是,这第三个循环并没有完成,中国周围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蒙古帝国在整个欧亚领域构建起交易体制,中国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被编入进来。要理解这以后的中国史,以东亚作空间框架是不够的。本书使用大家并不熟悉的东欧亚这一词汇,试图在更广阔的空间中看待中国的历史。

东欧亚空间

东欧亚的海洋

“东欧亚”是笔者在撰写本书时感觉到其必要性而创造的一个词汇。范围包括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五大海和与它们相连接的陆地、岛屿。

若使用世界地理用语来表示,东北亚(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在内)、中亚(包括西藏高原、蒙古高原在内)、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在内)以及东南亚和印度的一部分构成东欧亚的范畴。它就是本书的舞台。

五大海都有其独特的一面。对于航海的人而言,最担心的就是风浪的高度。当海浪超过4米高,就会对航海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沿海地区的波高,以1990年代的平均值来看,超过4米的日子渤海为26天,黄海为95天,东海为123天,其中台湾海峡为90天,南海为169天(现在中国并不面向日本海,所以日本还没有可进行比较的数据)。波涛肆虐的不同从这些天数便可窥其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