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海陆相克——十四世纪Ⅱ

历史的分水岭——十四世纪

明朝的整体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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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海中央浮出浙江海面的舟山群岛中,有一座小岛。岛的西南面叫兰山,东南面叫秀山。一个岛屿同时拥有两个名称,大概是由于它的两面被峻峰隔断,岛上的居民也因此分居两处。这个岛上的居民都是优秀的航海人。元朝时代,这里是江南物产运往渤海边首都圈的海运基地之一。秀山的居民被要求负责提供海运所必需的船舶。

明朝成立之初,发生了一场以该岛名字命名的叛乱。虽然那只是一场从小岛屿上发生的,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影响的小叛乱,但是考察其发生的背景,会发现背后隐藏的一场席卷欧亚全域的交易体制的巨变。元朝曾经试图以白银为轴,创造出一个囊括整个欧亚地区的交易体制。当时欧亚的白银绝对量并不多,仅仅能够维持日益扩大的交易量。因此,这个交易体制不是依靠白银的存储量,而是依靠增加流通来维持的。维吾尔族和穆斯林商人依靠组织商社,让物资顺利流通,成功地提高了白银循环的速度。元朝还发行与白银相连的纸币“交钞”,欲以弥补白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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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舟山群岛

但是,白银的循环一旦因政治等原因出现停滞,交易体制就会开始崩溃。这个时候白银绝对量不足就成为动摇元朝基础的大问题。没有白银作担保的纸币的大量发行,使经济陷入了混乱。

在东部亚欧地区流通的白银,保持了生银原样,不像欧洲变成硬币,由统治者发行。白银不受明朝帝国的控制,有时以一泻千里之势涌入社会到处流动,破坏地方经济。一旦流通受阻,就会被囤积起来,不再出现在市面上。对于14世纪的东部亚欧社会,白银绝对是一种极难操作的货币。

朱元璋试图创造的帝国,是在这样一种货币经济体制不振的前提下设计出来的。首先,贸易不启用白银,目的在于进行现货交易。不从人民那里征收税金,而是直接征用产品及劳动力。但是,这个前提是必须在人身上控制人民。另外,担心统治领域以外的货币经济侵蚀帝国,在与外国的交易方面,明朝决定由国家直接进行管理,而不再将其委托给民间人士。

结果就是,在明朝初期,尤其是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中国完全关闭了蒙古帝国曾经开拓的欧亚世界的门户,新设计出一种统治人民的体制,并且作为制度开始施行。这赋予该时代“硬”的色彩,留下了“古”的印象。

但是,就在明朝试图控制交易的时候,也出现了一股与之对抗的倾向。

其一就是兰秀山之乱。

兰秀山之乱

藤田明良的研究深入挖掘了兰秀山之乱的历史背景,叙述了整个叛乱的始末。他所使用的史料,是在朝鲜编纂的公文书中发现的林宝一与高丽人高伯一的口供。(藤田明良,《“兰秀山之乱”与东亚的海域世界:十四世纪的舟山群岛与高丽、日本》,《历史学研究》698,1997年)。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宣布建立大明。就在庆贺皇帝登基,欢庆气氛未散的时候,舟山本岛里长借“莽张百户”(意为任百户一职的张姓暴徒)的船,安排其将官盐运往应天,并雇一男林宝一为水夫。莽张百户跑到林处说,“兰山的叶演三、长途岛的王元帅、秀山的陈元帅等人的船只都已出海。乘我的快船一起讨伐明州吧”,央求其参加起义。

起义的目的,史料中并无记载。不过若考虑当时的情况,则以下推测得以成立:明朝逐渐加强了对海的统治,这对于在海上生存的人来讲意味着难以过活的社会将要来临。会不会是他们怀念方国珍等在海上活跃的岁月,于是想从明朝分离出来建立一个独立的海上政权呢?

林决定与张等一同参战,与在明州(今宁波)港与大海连接的要塞招宝山设营的陈元帅会面。三月,林宝一参加了由陈魁四率领的伏击明朝军船的船队,四月,海战失败逃走。

战败后,林宝一躲藏了一阵,于六月初八(西历6月中旬)逃往东海之端—朝鲜的济州岛。在那里他买进一些裙带菜,来到朝鲜半岛,在一个靠近黄海名叫古阜的商埠上住了下来。在那里,他遇到了昔日首领陈魁四的同族陈魁五与陈魁八。

两年后,得知参加叛乱的人逃到高丽,明朝向高丽要求进行搜索和移交犯人。先是陈魁五被捕,林宝一与陈魁八逃到了高伯一家。陈交给高苏木(第四章详述)、明矾、八条衣带作为提供隐藏之地与封口的费用。眼见于此,林宝一想,若与陈一起行动的话,则将四处逃窜,自己也会陷入危境,又见陈带来的贵重物品和金银,不由地财迷心窍。于是他趁陈魁八熟睡的时候,用石头死死压住陈的胸口将之杀害,夺其金银准备逃跑。

十四世纪的海域世界

从林宝一的变化可以得知当时海洋是怎样一个世界。首先需要抓住的一点是,在中国沿海的舟山群岛与朝鲜半岛西南部之间,隔东海相对的人们之间的往来极其频繁。

到了夏天,东海海面上的风开始由西往东吹。待风向稳定,看风识天气的林宝一才驶向外海,安全到达济州岛。他在高丽遇见的陈魁五等也应是同样这般渡海的。在古阜因叛乱关系被逮捕的共有一百多人。这么多人能够在两年的时间内生活下去,说明林宝一与陈魁五等人的行为并不属于个别现象,在古阜应该存在着一个舟山群岛人的据点。

其次应该注意的是,陈魁八所携带的物品中包括苏木这种原产于东南亚的商品。可以认为以舟山群岛为基点在海上活动的人,他们承担了与东南亚相联系的贸易网络的一部分。林宝一从济州岛渡海去半岛的时候,大量买进裙带菜这一点也不容放过。在中途落脚之处弄到当地的物产,并在过了大海的地方卖掉赚钱,在海上生活的人擅长此类小生意。在哪里买入什么东西,把它带到哪里能高价卖掉,林宝一具有能够捕捉这种信息的才智。

最后就是,叛乱军的首领自称陈元帅、王元帅等。藤田推断是不是方国珍授予他们这样的称号?洪武四年十二月,明朝下令调查旧属方国珍的温州、台州、庆元(现在的宁波)文职人员与兰山、秀山的居民时,据说数量超过了一万人。把这些人分配给卫军(即后面将讲到的卫所制下的军队),禁止沿海居民随便出海。

记载了这一史料的《太祖实录》还写着“时方国珍与张士诚残党,多隐藏于岛屿之间,与倭勾结为寇”。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即明朝认为参与兰秀山之乱的海民与方国珍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明朝对这些海民逃脱了自己的统治与所谓倭寇联合起来也心存畏惧。

黄海与海民

目前还没发现兰秀山之乱失败后逃往高丽的林宝一、陈魁五等与日本海上势力勾结的记录。但在明朝看来,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了探究其缘由,让我们一看黄海的情况之后,再来概观倭寇的实际情况吧。

唐朝至南宋期间,航行于黄海之上的船只大多是在朝鲜半岛制造的,也可以说就是朝鲜半岛的海民平日所使用的船只。这是因为,黄海西侧,即中国沿海地区,大多被黄河以及淮河吐出的沙土堆积,成为平浅滩,很难找到一个良港。远洋航船能够停泊的,只有山东半岛周边。在中国黄海沿海地区,找出能够操船的人才非常困难。而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岛屿众多,渔民等以海为生的人多居住于此。从这样一种自然环境来看,即便黄海的航海人多集中于朝鲜半岛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当蒙古统治高丽,决定向日本列岛侵略之时,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机。1274年,第一次侵略,元朝征用高丽船只,建造了大量军舰和船只。所以,侵略失败后,朝鲜半岛的船只明显减少。适合造船的木材几乎被砍伐殆尽,因此朝鲜海运业的复兴并未能轻易获得进展。

代替高丽船行驶在黄海海面上的,是在中国浙江等地拥有据点、在东海航行的中式帆船。在台州、明州起锚的船只停靠在舟山群岛,编成船队,到长江河口附近的浏河港等地装载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粮食,沿黄海北上,绕山东半岛一大圈之后进入渤海。从事这项海运事业的人,是出身于舟山群岛居住在东海沿海岸的居民。

中式帆船出现在黄海以后,中国的航海人也掌握了在朝鲜半岛沿岸航行的技巧。参加兰秀山之乱的中国人,能够等待风向变化,远渡黄海,就是因为在不到百年的历史中,他们掌握了横渡黄海的本领。

13世纪后半期至14世纪前半期,黄海作为元朝的大动脉受控于政府。但是,到了14世纪中期,元朝财政岌岌可危,已经无法赋予海运业者足够的报酬,于是在海民中出现了海盗活动倾向的人。1348年,从事海运业的方国珍,从元朝独立。这成为陆上在黄海的统治开始动摇的契机。新势力也开始进入迎来新局面的黄海,即在史料中出现的“倭”。

黄海东部,沿着海岸线,存在着从朝鲜半岛南部的产粮区庆尚道、全罗道把粮食、布等运到高丽首都的漕运。从1350年左右开始,多次出现倭寇袭击朝鲜半岛,掠夺高丽漕运船、上陆抢劫居民的事件。1358年,在中国的史料中第一次有了关于倭寇的记载。

十四世纪的倭寇

“倭寇”事件第一次出现在史料中,是13世纪的上半叶。据《高丽史》记载,1223年旧历五月,朝鲜半岛东南部、对马对岸的金州遭受倭人的掠夺。此后至1265年的四十余年间,共出现十一起倭寇事件。规模都很小,最多就是数十名倭人驾驶两艘船,在沿海一带抢劫米、布、居民的生活用具等。倭寇之间也很难看到带有组织性的相互关联,他们一旦受到高丽军队的打击即遭失败。对待倭寇,高丽的行动也非常迅速。1227年,高丽派使者到日本请求禁止倭寇。太宰府的掌权者少贰资赖,当着高丽使者的面,将90名被看做海盗的人斩首,一方面对日本贼人袭击高丽表示歉意,另一方面发出请求,希望双方重新开始友好贸易。

14世纪的倭寇(始于1350年)与13世纪的倭寇(被称作初期倭寇)情况完全不同。首先是规模不同。据《高丽史》记载,1350年因高丽反击而丧命的倭寇超过300人。尤其是1380年出现的倭船,实际数量达到500艘。而且,他们在与高丽正规军的反复战斗中,顺河而上,逐渐侵入内陆深处。此外,还可见到他们拥有骑马、步兵,登陆后进行机动移动与攻击的记载。频率之高不可同日而语。自1350年到1392年高丽灭亡,总共有300多次倭寇事件,仅1377年一年就有29次之多。

14世纪的倭寇,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朝鲜半岛南部。1351年,在黄海沿岸的仁川附近,出现了130艘倭船。活动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西岸黄海沿岸的几乎整个地区,有时还达到半岛东部的日本海沿岸地区。在这种形势下,倭寇也蔓延到中国。1358年,正是朝鲜半岛也频频遭受倭寇袭击的一年。3月和7月,出现在半岛南海岸的倭寇船队向西海岸行进,进攻仁川。据《元史》记载,从至正十八年(1358)山东出现倭寇到二十三年,几乎每年都会有倭寇袭击沿海地区。朝鲜的仁川与中国的山东半岛,隔着黄海遥遥相望,自古就开辟了来往于中国与朝鲜之间的航路。倭寇沿着这线路横渡黄海,首先出现在山东半岛的海面上。即便是在明朝成立以后,山东半岛依然是倭寇的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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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倭寇横行之地

 

洪武三年(1370),倭寇从山东半岛一路南下,袭击浙江的明州、台州、温州,最后到了福建。此时,福建卫出兵俘获倭寇船只13艘,倭寇300余人。朝鲜半岛上,武将李桂成集结武人势力攻破倭寇,从而名声大振,又与明朝联合建立了新政权朝鲜国。在这一政权下,推行督促倭寇投降,接受交易等对策,倭寇逐渐平定下去。但是在拒不接受交易的中国,倭寇之乱依然不断。历史学家把14世纪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倭寇称为前期倭寇。

海禁政策的背景

倭寇从山东半岛祸及东海之际,明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这就是前文提到的洪武四年(1371)的那道命令。把方国珍的残党与兰秀山等无田之民(过去曾从事海运的那些人)编入军队,同时“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这个海禁政策,并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明朝的大半时期,至少都是以这个政策为前提,而不仅仅为取缔方国珍残党和兰秀山之乱参与者、时而防卫从朝鲜半岛来袭的倭寇的权宜之策。那么,这个海禁政策的历史背景究竟是什么?

13至14世纪,倭寇的活动范围从对马海峡扩展到黄海,在约20年的时间里扩展至东海。这些倭寇,大部分是被称为日本恶党的当地武装组织。李领的研究称,1350年以后倭寇的活动中多与日本恶党的行动方式有共通之处(李领,《倭寇与日朝关系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倭寇在掠夺之后并不马上撤退,而是收割稻子等作为兵粮,抢夺牛、马,攻击并火烧高丽的行政机关。这与日本恶党袭击庄园的行为方式极为相似。当时,日本正值南北朝动乱时期,为了筹措兵粮,恶党们的确也存在袭击高丽漕船以及抢夺农产品、牛马与人力的动机。

但是,如果认为日本的恶党是倭寇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在1350年以后,他们能否毫不迟疑地袭击朝鲜半岛的黄海沿岸及中国沿岸—这些地方都不是日本人自认为的活动范围—呢?

1323年出现过单个行动的倭寇,第一次跨越了半岛的南海岸在西南方的群山岛上对高丽漕船进行袭击。虽然这是倭寇在黄海沿岸露面的第一个事例,但是此后并没有连续发生。朝鲜半岛的西海岸,岛屿众多,海岸线隐藏其中,没有领路人,外人是很难入侵的。因此有日本人构成的倭寇以单个行动的方式结束了在西海岸的袭击。1340年以后,元朝对海洋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出现了与倭寇合作的中国海民。

可以确定的是,兴于中原(内地)一统中国的明朝,缩小了海民的活动范围。在本章开头提到的林宝一,就是在受雇运送官盐到南京的过程中被劝诱参加反乱的。元朝时候,林宝一很有可能是从事黄海海运工作的。从这些渡海人的立场来说,当没有了关系王朝大动脉的工作,而只能从事一些费时费力的活的时候,容易产生叛乱的想法。但即便是兰秀山之乱的领导层,也很难说对未来有一个明确的构想。他们控制曾经在海运兴盛时代作为根据地的港口,以期海域世界的再兴。

叛乱失败后,他们需要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求新的根据地。一时之间,黄海对面的高丽成为他们的根据地。但是,高丽屈服于明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开始对中国朝贡之时,他们就失去了栖身之地。受明朝之请,高丽政府开始对中国海民进行取缔。

此时,在日本拥有根据地的倭寇出现了。中国海民与倭寇合作,为其指引了到达中国沿海地区的航路。应该就是这样诞生了一批以日本恶党为中心、与中国海民合作的前期倭寇。对于这一假说,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史料证明。但是,这种推断可以解释清楚前期倭寇的特质与明朝对策的背景。

明朝的朝贡政策

海禁不同于锁国,是一种国家试图垄断与外国交流的政策。明朝在建国初期要求与之接壤的高丽与安南(现在的越南北部)向其朝贡。洪武二年(1369)正月派使节去日本、占城(champa,现在越南南部)、爪哇(爪哇岛东部)等国,次年1370年8月去暹罗斛(阿瑜陀耶,现在泰国的一部分)、真腊(柬埔寨)、东南亚岛屿三佛齐(马六甲海峡地区)、渤泥(现在的文莱)敦促各国向其朝贡。洪武五年正月还向琉球派出使节。除日本以外,其他各国纷纷响应明朝的要求,不断向明朝派出朝贡使节,使得朝贡关系得以成立。日本方面,有些迂回曲折的地方,容稍后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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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福建泉州市舶司遗址 宋、明时代,泉州作为通往东南亚的大门而繁荣,在那里还保留着管理交易的衙门“市舶司”的一些相关遗迹

明朝对朝贡政策,试图依靠作为一统中华的王朝,将礼之秩序扩展至世界的意识形态而得以维持。这可以说是明朝向仰慕中华之德前来朝贡的各地政权首领,授予王侯君长等而创造的身份等级的制度。

因容易引人误解,补充一句,朝贡体制不是其他政权附属于中华政权,而是为了使各种外交交涉能够顺利进行,所有政权共享以中国皇帝为基点秩序的制度。是前近代时期亚洲制造的国际体制。加入朝贡体制的政权,相互之间也产生了上下排序之别。这一体制被寄予希望,即能够在贸易的交涉、遇难者的送还等实务交涉上,按照礼之仪进行实践。

朝贡体制同时还拥有禁止民间贸易,在国家统制之下进行贸易的经济的一面。各个国家的朝贡使节,有义务到指定的港口进行朝贡。为了方便管理对各使节的接待与贸易事务,港口上设置了市舶司。洪武二年,关闭了位于长江口边上太仓的黄渡市舶司(该市舶司应该主要是面向黄海设置的);次年,在宁波(接待日本使节)、泉州(接待琉球使节)、广东(接待东南亚各国船舶)设置市舶司,摆好了接受朝贡的架势。

朝贡方的状况

和明朝接壤的安南、高丽,因为中国诞生的这个统一政权对他们而言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所以难以拒绝明朝发出的朝贡要求。但是,其他国家为什么会响应明朝的朝贡号召呢?刚刚把元朝赶到蒙古高原上的明朝,这时候既无派遣海军强制朝贡的实力也没有那个打算。东南亚各国和琉球迅速接受朝贡要求,派使节前往中国的原因,乃是基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

正如第一章所概述的,从元到明中国政权交替的14世纪中叶,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部欧亚体制发生变化的分水岭。在元朝以白银为根本的交易体系的周边,从中国流出的铜钱逐渐被大家所接受,逐步酝酿出另外一个经济圈作为白银交易体系的次体系。元朝末期,核心体系一经崩溃,铜钱的流入也随之停止。明朝的海禁政策还有阻止铜钱流出的效果。能够成功应对此动荡的政权,遂显示出统一各地经济圈的动向。

在应对方法上各个地区互不相同。在越南北部的红河下游三角洲,完成了从倚赖贸易的东南亚型政权向以官僚制、常备军、儒学为基础的中国式国家转型的势力掌握了统一的主导权。其背后,包括以下几种因素:铜钱的使用促进了地方物产交换的活跃,创造出需要地方市场的农民,靠着这些劳动力,三角洲的开发得以迅速发展。那时在越南境内,土地买卖通过铜钱标示的价格也开始进行。这就造成了土地的实际管理者获得土地使用权的这样一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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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5世纪的东南亚

完成了向新型政权转型的陈朝加强了对占城(以越南南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贸易国家)的施压。面临生死存亡之危的占城试图通过对明的朝贡来牵制陈朝。洪武六年(1373)八月,占城进行朝贡之际,向朱元璋汇报说击败了海盗并捕获海船20艘,使得这位为海禁大伤脑筋的皇帝龙颜大悦。占城扮演了模范朝贡国的角色。明朝屡次劝谕陈朝使节,不得再压迫占城。

14世纪中叶,新型的贸易国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以现在泰国为中心的区域,阿瑜陀耶王国(1351年成立)体制正日趋成形。阿瑜陀耶地处湄南河(Chao Phraya River)冲积平原,其海路与中国直接相连—顺湄南河而下经泰国湾可达南海;也有陆路从泰国湾对面的奎汶里(Kui Buri)港穿过马来半岛,出孟加拉湾到达印度洋的陆路。阿瑜陀耶作为连接南海与孟加拉湾的要塞发展起来。还有从中国远渡而来的人定居此地,开展贸易。

在冲积平原上,一旦农业开始发展起来,地方政权就把这些靠农业养育的人组织成军队。阿瑜陀耶就是拥有武力的地方政权联合起来依靠对交通要塞的掌控而建立的国家。

在中国史料中作为暹罗出现的阿瑜陀耶王国时常会出现一年数次进行朝贡的情况。这应该是因为王国内部的平衡动摇后,向明朝朝贡变成了一个提高新领导层权威的有效方法。

当然,新兴王朝明的威望并不是顷刻间就扩展到南海的各个地方。尤其在东南亚岛屿国家之间,以爪哇岛东部为中心逐步扩大起势力范围的满者伯夷王国(Kerajnan Majapahit)曾试图排抑明朝的介入。1370年,明朝向文莱派出使节敦促朝贡。但是担心满者伯夷出来干涉,文莱国王最终也没有给出承诺。

《明史·三佛齐传》称派往苏门答腊巨港的明朝使节被满者伯夷的势力所杀害。这正是因为满者伯夷担心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政权依靠向中国朝贡而独立。

这并不是说明朝的朝贡体制在东欧亚大陆上建构起一个统一的体系。它只是经过14世纪分水岭摸索各自固有统一体系的诸多政权中的一个。

帝国的变化

纺织工人的生活

杭州曾经作为南宋国都临安而非常繁荣,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也是贸易的中心,这些都可以从马可·波罗等人的记载中窥得一二。明朝建立已六载,那时在杭州城门外相安里的地方,有一个浙东的读书人也是杭州府学教授暂居此地,叫徐一夔。

他家附近有一间丝织坊。纺织机的声音每天晚上都有节奏地响到很晚,每到三更打梆声起(根据季节变化,时间上会有所变化,但是大致都在晚上10点),老板就会领头织工合声结束一天的工作。徐感慨地说“挺有趣的嘛”。

一天(目前尚不清楚是洪武几年)早上,徐去探访这个丝织坊。破旧的房屋中分南北两列排放着四五台纺织机,每台机器前有两个人。一人上下操作经纱织出模样,一人穿过纬纱,两人配合默契地紧张工作。大家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徐对于传到外面非常有趣的声音和实际见到的情况之间的差别甚感诧异,于是抓住一个姚姓织工问其原因。

“我受雇在这儿干活,每天得200文钱,老板提供穿与伙食,工资就可以养活父母与老婆孩子。不管什么样的纺织品,只要做事认真,就会有生意。这样,老板就能把收集过来的纺织品推销出去,织工也不用苦于工资迟发或欠发。这样一想,大家即便不说话也能声息一致,跟一个人的声音似的,忘记工作的劳累。”

与这个织工以前一起工作的一个男人,技术很好,赚钱也很多。此人对自己的才智颇为自信,想为政府高官服务,寻找发迹的机会。五年的时间里,他混迹于高官的家奴(隶属于主子的佣人)当中,但始终没有出头之日。终于有一天他因触怒大官而被逐出其家门。那时他已忘记了纺织技术,没有人雇用他,凄惨地死掉了。

徐是一个文人,听了织工的话,以此为教训,学到了“知足”的重要性,为此还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名为《织工对》(织工的回答),记载了织工的语言,被明代经济史专家藤井宏发现,从此在明清经济史专家中广为人知。

从这份14世纪记载了手艺人心态的这份史料中可以读出哪些内容?其一中国先于西方已经出现了工厂手工业的场所,手艺人作为雇佣劳动者工作。这一点在中国被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它的先进性受到高度评价。这是从生产方面的理解。那么如果从流通方面来阅读这份史料,能看出哪些内容呢?

纺织作坊里,雇用了十位以上的工人,他们在老板的指挥下工作到很晚,生产出大量的丝织品。这种经营得以成立,是因为当时已经具备了做工好的纺织品确实能够卖出去的条件。我们可以认为那里已经有能够准确识别纺织品质量好坏的鉴定能力。其余的虽然掺杂着一些想象,但是否可以认为那个不干织工最后惨死的男人,当初能够为大官所赏识是因为他对纺织品的鉴别力呢?那个男人曾经作为纺织工人从早干到晚,为了赌一把,实现自己的发财梦,他之后做的应该还是与纺织品有关的工作。考虑到明初对江南富庶人家实行的抑制政策,高级丝织品的最大顾客应该是明朝的高官。这个男人大概就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空印案”与行政改革

盼望能够出人头地的手艺人所服侍的明朝高官,也曾经面临残酷的人生抉择。

从元末的战乱中奋斗到最后的功臣们,在明朝成立之后成为掌控政权中枢的高官。身为功臣,他们被赐予大量的田地,摇身成为大地主,而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乱用特权从民间搜刮财富。这些人被认为是杭州产高级丝织品的最大客户。被派去做地方官的官僚们也一味知道剥削。

朱元璋了解江淮贫困地区的生活之苦,他也通过自己的经历证明了当大众心怀不满将力量集合起来的时候,能够爆发出足以颠覆王朝的力量。因此,作为明朝的统治者,他对功臣、高官们虐待百姓的行为心存危机感也不是令人费解的事情。

比如说,洪武四年(1371)夏,明朝免去了浙江、江西的秋税。当时朱元璋的诏书内容如下: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土豪割据,狼驱蚕食,赀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两浙之民)自归附之后,民力未苏,兼以贪官污吏害民肥己四载于兹。……朕甚悯焉!……其今年秋粮及没官田租俱与蠲免。……呜呼!食为民之天,民乃邦之本,一视同仁……

 

这段话至少应是那一时期朱元璋的真心话。

洪武四年,那时朱元璋似乎考虑过通过完善制度来防止腐败。同年秋,朱元璋在江南设置粮长(前文已经有所涉及),设计了一套非官僚征税而是民间负责的制度。

入冬以后,朱元璋宣布严禁官员收受贿赂,违反者严惩。为了防止地方官员与当地有势力的人关系密切而从事非法勾当,引进了“南北更调制”。该制度规定北人官南,南人官北。该政策后来被作为“回避制”(即异地做官)而制度化,一直延续到清朝。

王朝的理念与政权的实际操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背离。洪武九年,朱元璋心中的绝望感愈来愈强。他为了实现他所描绘的帝国的蓝图行使强权,积极在政权内部进行肃清活动。首先对地方官开始了被称作“空印案”的肃清。

当时,为了防止地方财政收支报告出现不完备时拖延办公,盛行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报表以便随时填用之风。朱元璋以此类空白报表为腐败之温床,对地方官员为首的官员们进行严办。

此次可称为地方官员大换血的肃清连带进行了行政改革。明朝的行政机构继承了元朝的制度,按现在的说法,直属相当于国务院的中书省的行省,兼具地方军政与民政的职能。洪武九年(1376)六月,各省设置了承宣布政使司(执掌行政)、提刑按察使司(负责监察、裁判)和都指挥使司(担当军事)。为防止地方权力集中于一个长官手中,他们之间互相牵制。这种改革的大刀,在洪武十三年(1380)的时候指向了中央机关。

胡惟庸之狱

传统的中国王朝,由皇帝与宰相分工合作。皇帝掌管王朝的礼仪,主要职能是表现帝国的理念;宰相乃万官之首,负责具体事务。明朝成立初期,中书省的右丞相相当于宰相之职,洪武六年以后担当此职的是胡惟庸。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胡惟庸突然间以某项罪名被捕,四天后遭处决。紧接着宣布废除中书省,原属中书省的六部归皇帝直接管理。万官之首分散为各部的长官尚书,权力得以分散。六部体制在清朝也得以延续。附带说一下,所谓六部指的是吏部(人事)、户部(经济、社会行政)、礼部(礼仪、朝贡相关事务)、兵部(军事)、刑部(司法)、工部(建设事务)。

以主持国务的大臣为目标的这次肃清,殃及其部下、亲属及家眷,被处决的人数高达15 000人。连累受罚的人数更多出数倍。制定明朝建国理念的宋濂也是其中之一。其孙以与胡通谋的罪名被处死,故宋濂在其归隐的故乡被强行带走,在发配四川的途中病死。关于胡惟庸,有各种各样的罪状,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将其塑造成奸臣而夸张的。不过,在思考该疑案给东欧亚大陆所造成的影响时,决不能忽视胡惟庸被揭发是如何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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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面带威严的朱元璋像(左)和被丑化的朱元璋像(右)

洪武十二年,占城使节从越南南部来到中国。但中书省却未将这一报告呈交给皇上。在追究该案责任的过程中,胡惟庸的嫌疑逐步确定,从而成为整肃的理由。

为什么不报告?是否可由此推断,在皇帝与中书省之间就朝贡制度有不同的看法呢?朱元璋把朝贡限定为将礼仪之秩序推广为全世界的方法。在《皇明祖训》的注释中有这么一段话:“自占城以下诸国来朝贡时,内带行商,多行谲诈。”对于这样一种把朝贡当做贸易手段的现状,朱元璋心怀不满。

洪武九年,朱元璋命令中书省,以诸外国无端违反朝贡频率规定,屡屡向中国派送使节为由,规定占城、安南、暹罗等国须遵守三年一次朝贡的频率,使节团也限定为三至五人的最小限度,不准超出实践礼仪之应有职能的人员来朝贡。但是,看其实际朝贡频率,占城、安南等几乎每年都来朝贡一次。究竟中书省有没有把皇帝的意图传达给朝贡国呢?

尤其是占城,对于负责朝贡具体业务的中书省来讲,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朝贡国。古老的贸易国家占城,受到14世纪以来抬头的安南(那时为越南北部的陈朝)的压迫,试图利用向中国朝贡牵制安南。朱元璋从占城使节手中接到安南无理侵略的报告之后,当真办理,下谕安南称其行为会动摇礼仪秩序,要求其自制。中书省官僚一直以来收集外国各种实况情报,试图进行适当地处理,所以在他们眼中,皇帝朱元璋的处理办法实在不合道理。

在爪哇(爪哇岛东部政权,时为满者伯夷王国)与三佛齐(马六甲海峡地区政权)之间的外交关系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胡惟庸案之后,派往三佛齐的明朝使节被诱至爪哇杀害。因为情报不充足,朱元璋还无法向爪哇问罪,造成了外交上的重大失败。

号召朝贡,只要把礼仪秩序推广至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安定下来,这种过于简单的想法,如今已经无法保持东欧亚的秩序了。就在明朝在为越南、爪哇的应对问题上大伤脑筋之时,同样的,或者说更加烦恼的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日本。

与日本的关系

胡惟庸的罪状之一是谋反之际私通日本。在胡的指挥下,时任明州卫(现在的宁波)指挥的林贤戴罪赴日,结交日本有势者。日本国王派遣朝贡使节,有兵卒400余人,火药、刀剑藏于巨大的蜡烛之中,从而成为参与胡惟庸叛乱的步骤之一。但是,当日本一行到达中国之时,胡惟庸的阴谋已经败露,所以一行人等马上遭到逮捕。

事情败露的林贤一伙于洪武十九年(1386)被处死,距大肃清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把私运兵器与胡惟庸阴谋联系起来思考,带有一定的困难。也没有史料是关于如何对付日本方面的内容。林贤事件很有可能只是一件与胡惟庸案无关的走私事件,而事后才被定为胡惟庸的罪状。既然如此,有何必要将胡惟庸与日本联系起来?为寻找其理由,需对日本与明朝的关系作一整理。

经历了14世纪的分水岭,室町时代的日本,是完成经济圈统一的新兴国家之一。13世纪,大量的铜钱从中国涌进日本,从九州到东北,铜钱的使用急速发展。土地交易的买卖契书中,铜钱成为价格的标准,用铜钱代缴年贡米也广泛流行。由于铜钱的大量涌入,用铜钱标示的米价、地价相对降低。随着这种经济上的变动,地方上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定期集市,农业生产力提高,当地拥有一定基础的势力开始抬头。庄园体制也开始动摇,被称为恶党的新兴武装集团登上历史的舞台。

日本镰仓末期至南北朝时期的动乱,与铜钱涌入带来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变动息息相关。然而,明朝成立开始实施海禁政策以后,流入日本的铜钱锐减。到14世纪后半期,社会变动开始趋于平息。其中作为新的统一力量出现的,是以足利义满为中心的政权。

在这样一种秩序的变动期,成立不久的明朝派使节前往日本敦促朝贡,要求取缔倭寇。这种交涉进行得并不顺利。洪武元年(1368),派出的使节似乎遭到了海盗的袭击,没有达到目的。第二年派出的使节奔赴太宰府(日本传统中与中国的外交窗口),七人的使节团被占据九州的南朝怀良亲王斩首了五个。

洪武三年的使节成功地让怀良亲王同意朝贡。在中国的史料中,怀良亲王还被称作“良怀”。那时使节带给日本国王的明朝国书,是按照中书省的“咨”(政府对外发出的公文)来写的。与日本的交涉牺牲了不少人,这一过程是由中书省负责的。交涉过程中,中书省内部汇集了大量关于日本的信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洪武五年,为回应朝贡,明朝使节来到日本,怀良亲王已经被足利义满从太宰府驱赶至筑波腹地。当时的日本从动乱转向稳定,权力开始向足利集中。明朝使节前往京都与幕府进行交涉,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最终使得足利义满回书答谢明朝。但是,洪武七年六月,朱元璋坚持只认自己最初当做日本国王的“良怀”为合法交涉对象的方针,表现出无视足利义满的应对态度。

朱元璋虽然十分清楚“良怀”即怀良亲王不过是九州地方政权,却坚持继续拘泥于虚构的朝贡关系。交涉自开始已经度过了七年的岁月,朱元璋如果想了解“怀良”非“良怀”,想必早就能够得知。即便如此,公文中一直沿用“良怀”,从这一点应该足以看出固执的朱元璋的朝贡观了吧。在对日政策方面,摸索现实路线的中书省与不肯放弃理念的朱元璋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阂。这个对立应该是胡惟庸狱的主要原因。

把遗留下来的有关朝贡关系的消息碎片串联起来,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假说:胡惟庸等为了使朝贡制度向符合实际的方向发展,所以才没有把外国的情报逐一向皇帝报告。对掌管具体事务的高官来讲,国家管理的朝贡制度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事业。虽然接待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节,对明朝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购买使节带来的各国物产,以及外国使节收购中国的丝织品、陶瓷(此为朝贡国千里迢迢来航的目的)时,产生了巨大的利润。为进贡使节筹备丝织品等物资的是中国的官僚。这不就形成了朝贡负担从国库出,朝贡产生的利润又进入到高官囊中的结果了吗?明初的杭州,纺纱机的声音响彻深夜。其背后隐藏着这种朝贡制度的矛盾。

与海外的贸易活动将会激化中国内部的矛盾,这一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洪武七年三月,朱元璋通告没有必要频繁派使节前往占城、安南、爪哇等地,接着废除了市舶司。到朱元璋晚年,明朝对与海外的关系变得越发不关心起来。

帝国与移民传说

户制与里甲制

夺去许多人命的胡惟庸案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发动的一场肃清呢?按一般的说法是,为了确立皇帝专政体制,排除朱元璋死后有可能威胁第二代皇帝的功臣,同时让中书省等被废除的官僚机构直属皇帝。但为何需要专政,其答案从肃清之后的机构改革告一段落后明朝推行的政策当中可以寻得一些蛛丝马迹。胡惟庸案的第二年,即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进行的大课题有两个,一个是里甲制的实施,一个是攻陷云南。

明朝是在白银经济体系崩溃之后于14世纪建立起来的政权。该政权所面临的课题是不依赖白银等通货维持财政。为顺应这一课题而产生的,是以“户”为单位控制人民,以户为基础,直接征用劳动力、缴纳粮食等实物的方法。这一方法的原型,元朝时曾出现过,明朝则将其发展为维持帝国的制度。这一方法,在本书中将其称作“户制”。

户分四种。普通农民为“民户”,士兵为“军户”,从事手工业生产者为“匠户”,从事国家专卖的盐的生产者为“灶户”,对国家的义务世代相袭。民户被编成称为“里甲制”的机制中,其主要概况如下:

有义务为国家服赋役,包括交纳税粮、提供无偿劳役的人以“户”为单位受到控制。110户为一“里”,10户为一“甲”。每甲定一户为“里长户”,在里当中处于领导地位,各“里长户”统管10个“甲首户”。不承担对国家义务的户,被称作“带管户”、“畸零户”等,附加于110户之外。除分属于卫所(军事部队,下文叙述)的现役士兵,民户以外的三类人都被编入里甲之中。

“里”为征赋役、徭役的单位,同时也在维持治安和水利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每年一甲“当年”。里长户指挥其甲首户承担征税、征用等职责。里长户和甲首户都为十年轮役制,其间人数等发生变化。里甲制的账本赋役黄册每十年修订一次,以便掌握户名以及各户管理耕地面积等的变化。

从里甲制的规定来看,它是以十为单位构成的无机制的组织原理。里甲制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很难与具体的形象结合起来。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告诉我们,它并不一定是以“户”为生活单位的家庭组织。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元末在徽州盆地,同族集团成为村落的基本单位。有势力的同族集团在地方社会中承担祭祀活动,形成了“社”。到了明代,这种祭祀组织以顺应里甲制的形式再编,有势力的同族集团轮番承担对国家的义务,同时也进行赋役黄册的改订。户主名被固定,实际上的户主死后,其子孙一并承担祭祀与里甲。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实际上的土地所有者被称为“丁”,归属户。户对应了同族集团乃至同族内的分支。

里甲的作用

那么被编进里甲制的人民都有哪些负担呢?明朝时候,人民主要负担“徭役”和“赋役”两种。所谓“徭役”是指提供劳动力,课税对象是丁。提供劳动力包括“里甲正役”与“杂役”两种。“里甲正役”是与里甲制的基础设施相关的劳动,包括赋役的征收与催缴,里内的治安维持与治水灌溉等生产基础设施的完善,还包括赋役黄册的改订工作等。“杂役”是指为国家所兴的土木建筑做劳力,承担地方衙门需要的一些杂役。

赋役是对田地的课税,其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实行的两税法。赋役有“夏税”与“秋粮”之分,夏税折布匹等有形物纳税,秋粮以粮食等现货缴税。秋粮的征收由各里长执行,把从里甲中收获的一定量的粮食搬运到指定的地点,直接收缴仓库。哪些物品搬到哪个地点都是一早规定好的,比如上交朝廷的必须直接运到南京。就这样保证国家财政的税粮不通过官员之手直接上缴国家。可以说里甲制就是把本应由地方官承担的责任改让当地居民来负担的制度。

为了顺利发挥里甲制的作用,监督官吏,就在里甲制在全国实施不久,明朝就在各里安排了“耆宿”一职。“耆”为老人、年长之人的意思,耆宿由村中有经验、有见识的人担任。他充当的是接受地方官咨询、讨论该如何管理地方社会、对里内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维持秩序的角色。同时还能够向朝廷报告对官吏能力、好坏的评定。

洪武二十一年(1388),由于合适当耆宿的人太少,又因为贪图乡里的利益,人民反受其害,所以废除了耆宿制度。但是在这之后的史料中依然可以经常看到被称作“老人”、“耆宿”的这些人的记载。

洪武二十二年,朝廷命令从每个里内选出一个老人从正月到三月到朝廷去参观政治。到了南京老人们汇报了乡里的生活情况。其中一些有才能的人被提拔为地方官,缺乏实际能力的人则参加了宴会招待。这番“来朝观政”的制度持续了三年多。进行了一系列如空印案、胡惟庸之狱等肃清活动的朱元璋努力要通过里甲制制定出一种使皇帝能直接接触人民的体制。

山西的移民

20世纪中叶,在河南省汲县一处已经成为废屋的庙里发现了一块碑文。上面刻着:

 

卫辉府汲县
山西泽州建兴乡大阳都,为迁民事系汲县西城南社双兰屯住里长郭全、下人户一百一十户。
甲首朱五、□大、陈秀、郭大、王九、赵一、侯张□、吕九、吕八、吕十一、□祥……(下同,刻着7排甲,每排11户)
维大明洪武二十四年仲秋月日碑记
石匠王恭

 

这块碑文告诉了我们从山西迁往河南的人的信息。元末战乱的主要战场是华北平原。所以明朝施行了把受战乱影响较少的山西省人民迁入华北平原的政策。这一政策始于14世纪后半期,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上半期的永乐年间。

从石碑上刻着的名字来看,有郭姓、朱姓,其他还有陈、王、赵姓等不同的姓氏,由此可以窥看出他们几乎都不是有同族关系的人。山西省某一特定行政区的百姓在地方政府命令下召集到一起,由叫做郭全的这名男子带领组织成一个里甲制度上的团体,携110户人家,身上挑着恐怕是最低限度的一些家产,往从未见过的那片迁入地走去。里甲并不只适用于既有村落的制度,同时也是移民政策的组织方式,这一点已经通过碑文上刻着的人名告诉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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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山西移民

在这些移民的子孙后代中现在还流传着另外一个传说,叫做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1937年秋,日本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之后不久,一名日本调查员听到了这一传说。他在一家专门收容为躲避战火逃出来的农民的机构中帮忙发粮食。

 

我让那些来领谷子的农民排成一队,询问他们的姓名和住址。因为用中文问住址的时候,都用官方用语“原籍”或者“籍贯”,这样就会显得太过死板,让人感觉太严肃了,所以我避开了这一说法,用平常说话用的老家(府上、出生地、住址),问他们“老家是哪儿”。
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告诉我他们居住的县的村名。只有一个农民回答说现在住在这里,但是祖上是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来的。
听到这句话,后面的农民也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也是从大槐树来的”。这时农民们脸上露出的空洞的笑容至今令我无法忘怀(山本斌,《中国的民间传说》,太平出版社,1975年)。

 

距离移民已经过去了500年之后依然刻在人们记忆中的大槐树到底是何物?

洪洞的大槐树

当我去寻找产生这一移民传说的历史事实时,遇到了洪武二十一年(1388)户部郎中刘九皋给皇上的奏疏。上面写着:自古以来就实行把狭小地区的百姓转移到广阔土地上的政策,这样就不会令土地荒芜,让百姓拥有安定的职业。现在河北各处经历了战火之后耕地一片荒芜,百姓的数量也减少了。山东、山西的人口自从国朝(明朝)之后就不断增长。如果让有劳动能力的人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开发土地,则国家税收也会增加。

山西省的人口迁移从洪武初年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朱元璋接受了这一建议,扩大移民规模,使之发展得更具组织性。在山西位于汾河流域交通要塞的洪洞县,设立了一个负责移民政策实际业务的中心。地点在唐朝时建起的广济寺院旁,那里有一棵巨大的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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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洪洞广济寺旁的大槐树 现在的大槐树已经是第三代了

山西没有足够土地的农民聚集到这棵槐树底下,被编成了里甲制性质的团体,每户各发20锭钞(纸币)使其备齐所需农具等,然后被送到河北。到了那里,如果他们开垦荒地则免去三年的赋役。

这样开始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永乐十五年(1417)。正如下文叙述的那样,朱元璋的四子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成为皇帝,定年号为永乐。这场政变的主要的战场依然还是华北平原。大批的移民再次被送入这块因战火荒芜的土地。据《明实录》等记载,洪武年间至永乐年间从山西共计移民18次,大部分都是在洪洞组成的移民团。

从大槐树出发的人,他们定居的场所遍及华北平原的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各省。永乐年间为了抵御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朝廷把从洪洞县组织起来的农民编为屯田兵,驻扎在山西省大同附近。

分布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流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说“祖上来自洪洞的大槐树”。据说通过脱掉靴子看小脚趾的指甲可以辨别出是否是洪洞移民。现在在火车或者旅馆上遇到的人,讲起祖先的事情时候,如果说是来自洪洞,就会“让我看看你的小脚趾”。在传说中,洪洞移民的小脚趾指甲上有一条竖线,乍一看像是分成了两个指甲一样。即便是初次见面,如果知道小脚指甲上都有一条竖线的话,也都会“我们同属槐树子孙,过了几十代以后终于见面啦”,自然生出友好亲近之情。

关于明朝初期政策的移民传说,并不只有这一个大槐树传说。贵州和云南也都有另外的移民传说。下面就来看一下云南的情况。

攻陷云南的地缘政治学

大部分百姓都属于民户,其次人数最多的就是军户。明朝的军制按照卫所制编成。据说这一卫所制模仿的是唐朝的府兵制。

明朝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指定了军户,由国家供给土地让他们自给自足。平时士兵们从事农耕,有时在卫所官员的负责下参加军事训练。其户籍不同于普通百姓,军户为世袭,服军役的代价是免去税役。军户中112名正丁为百户所,10个百户所为千户所,5个千户所为一卫。单纯计算的话,一卫为5 600人。

明初时全国设有329个卫。属于中央五个都督府中军、前军、后军、左军、右军的一个,以避免军的指挥权集中到一个都督手中。相邻的卫所分属不同的都督府,形成互相牵制之势,以防止地方军队的随意行动。

户制的完善使大规模军事活动成为可能。胡惟庸狱的第二年,朱元璋开始着手的另外一件大事是攻陷云南。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为了攻陷云南调动军队。当时云南还有拥有蒙古皇族血统的统治者,号称梁王的把匝剌瓦尔密保存着一定的势力,和退回到蒙古高原的北元相呼应。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几乎每隔一年都会派使节前去招安。但是把匝剌瓦尔密始终杀掉使节拒绝投降。

回顾历史,蒙古帝国为了消灭南宋首先控制了云南。这一西南地区位处中国的脊梁,从军事和地缘政治学方面来看都是攻陷中原的要塞。为了保持中国的一统性,有必要把云南纳入势力之下。

攻陷云南对朱元璋而言可以算是全国总动员的一项大事业。但是这一场云南战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中,作为发生在边境的一次军事行动,并没有受到过多的重视。然而在欧亚大陆的历史过程中,它成为一个转机,同时对明朝而言,也是倾其国力进行的一次军事活动。

云南在欧亚大陆中经常占有重要且特别的位置。云南南部与东南亚之间形成了文化圈,西部通过自古被称作西南丝绸之路的交易道路与南亚相连。在云南和西藏高原之间,有一条以茶马古道而闻名的交易之路。来自中国中心部的影响从东呈波状扩散。云南是多个文化圈交织的地方,同时也被比作东欧亚的肚脐。于是明朝作为帝国之形通过统治了这片土地而超越了被称作中华的世界。

明朝为了攻陷云南而调动的军队据说骑兵、步兵加起来达到30万。同年十二月,明朝的主力军在白石江打败把匝剌瓦尔密的10万军队,于次年正月占领了昆明。就这样明朝抓住了把云南纳入势力范围的头绪。洪武十五年二月,明朝在云南设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军事和行政事务。

明朝整备云南的统治体制并不容易。在云南,高山和溪谷造就的复杂地形使这里有不少民族分地而居,共处于一个地区。因为无视各民族传统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当明朝军队通过时,一些民族在背后乘虚进行反攻。明朝的军队虽然形式上控制了云南,但是面对接二连三发生的叛乱,苦不堪言,又不能撤退,所以直到洪武十七年(1384)一直陷于持久战的泥沼中。

土司的统治

明朝平定云南以后,把其分成三个区域统治。一为中心区,由中央派来的官员,即与中国内地相同的“流官”进行统治,并设立了50多个府,管辖下面州县等行政区。联结西藏高原的溪谷地带和印度尼西亚半岛的盆地成为边境区。

在边境区,当地的领导者就作为“土司”被编入明朝的统治机构中。土司被分别任命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在明朝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过去的传统进行统治。在边境区和核心区之间还设有缓冲区,中央派来的流官虽然控制着推行行政政策时的大印,但实际业务还是由当地民族选出来的土司来负责。

原本土司制度源自中国历代王朝对周边异民族采用的羁縻政策。所谓“羁”是拴马用的“缰绳”,“縻”是“拴、套”的意思,意味着该政策是在保持异民族的特性的同时维系与中华帝国关系的政策。此政策在古代可上溯至秦朝,在唐朝时候应用比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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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明朝时候的云南地区

但是明朝政策的直接范本,比起唐朝政策来还应该说是来自元朝。蒙古帝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广泛采用的办法是把征服了的土地交给当地领导层统治。土司制度就是对这一巧妙方法制度化的内容。可以说明朝从元朝学习了不少东西。

明朝土司制度的开始可以追溯到明朝建国以前。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在内陆角逐中打败陈友谅,获得了他的统治领域湖南,那时湖南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第二年朱元璋承认少数民族首领的统治权,任命他们为土司。整个明朝时期,设置土司的地区遍及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和西北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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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丽江古城 被指定为世界遗产的丽江古城地区。看惯了中原地区如棋盘状交错的道路以后,就像进入了一个迷宫,令人心情愉悦

本书开头介绍的台湾妈祖观光之地云南丽江也是一个在土司统治下的城市。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从西藏高原南下,雕刻出片片溪谷,经过一段弯弯曲曲往北之后,流向再次转东。就像一个被“h”形弯曲部分包围着一样,高原中高高低低,相互错落,中间形成了一个盆地。就像是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描写的理想家园香格里拉的模本。

这个地方是控制金沙江渡河地点的军事要塞,忽必烈的军队就是从这里过去的。即便在严密监视藏族势力这一点上,由谁治理这块地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经济上它也是连接西藏高原与外界的要塞。背上驮着满满茶叶等货物的马队从这块地方经过走进深邃的溪谷中。

统治丽江的土司是纳西族的木氏。纳西族的族源是羌族,他们是从东亚西北经西藏高原来到云南的。纳西族受西藏高原苯教的影响,创造出信仰自然的东巴教,拥有像画一样的独特文字,并因此而闻名。据说木氏祖先是唐朝时候移居到丽江盆地的。

1253年,忽必烈的军队进入云南时,有一位纳西族首领最先表示恭顺之意,并帮助忽必烈渡过金沙江。元朝在云南设置土司的时候,就是推举这位首领做统治丽江的土司。当强悍的外敌到来时,表示顺从以保存实力,纳西族的子孙们继承了这一政治态度。

洪武十五年(1382),当明朝派遣的远征军控制了大理的时候,丽江的纳西族首领马上就接受了明朝的统治。纳西族原本没有姓。朱元璋为表恩宠,赐予该首领“木”姓,并赐其世世代代统治丽江的身份。从此直到清朝雍正元年(1723),木氏在341年里总共繁衍了18代,作为土司以丽江为中心,向藏族居住的云南西北部扩张他们的统治领域。

木氏向明朝中央每年贡奉白银和马匹等物品,对于明朝在云南的军事活动,总是一马当先积极配合。木氏在整个明朝共计进贡35次,除马匹以外,还在国家有事的时候向朝廷进贡云南产的白银。明初前往南京的使节团和永乐之后前往北京的使节团,每次都达数百人,他们接受朝廷的一些丝织品等赏赐,并在中国内地进行交易。与此同时他们还带回一些手工艺人回丽江。丽江的丝织品、铜工艺、造纸等手工业在学习了这些内地来的技术人员的手艺之后发展起来。木氏努力引进汉文化,为纳西族的音乐和文艺的优雅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丽江作为木氏土司的政治基地发展为一个城市。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丽江现在被联合国批准为世界遗产,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汉族街道里的马路多建成棋盘模样,而丽江则不同。由于位处盆地,街道各个地方喷涌泉水,水路缓缓地蜿蜒曲折地流淌经过路面和房屋间。街道也建造成自然流淌的形状。夏日傍晚,作为纳西族的信仰对象的玉龙雪山,山峰从云彩的缝隙中露出脸庞来。走入老房子的院中,那里的人们为我们表演铜工艺和造纸等做工。在这条街上度过的时间是非常丰润的。台湾人借口妈祖所托造访丽江,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云南的移民传说

明朝攻陷云南,使许多汉族开始在云南定居。向一些住在云南的汉民询问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经常会听到“来自南京柳树湾的高石坎”的答案。在今天的南京,已经没有“柳树湾”、“高石坎”这样的地名。但是考查史书可以发现明朝初年确实有这两个地方。

柳树湾位于南京皇帝居住的皇城外,位于东南角。朱元璋为了保卫皇城派驻最信任的军队驻扎在那里。从该处往南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高石坎。这两个地方在后来被城墙隔开以前一直是连在一起的。参加攻陷云南的战争、此后又数次组编的云南派遣军,很有可能就是在柳树湾和高石坎集合编成军团的。这些士兵中,有不少人受命屯田云南。他们的子孙就把组编军队的地方南京记成了出身地。

云南西部有一处叫做腾冲的地方。那里因为位于连接东亚和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塞,所以在明朝受到朝廷的重点管理。腾冲市郊外的和顺村居住着自明代从南京移居过来的汉族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往缅甸输送华侨,因此又被称作“侨乡”(华侨的故乡)。和顺百姓以自己是从中华文明的中心南京过来的移民而自豪,虽然四周被少数民族所包围,但依然固守着汉族的文化。他们汉文化的影响力也波及其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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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泰山石敢当 封在民家墙壁上(笔者摄于2003年)

据说住在腾冲汪家寨的佤族原本住在和顺村。不过据清朝石碑上的碑文介绍,他们的祖先是在洪武年间从南京移民过来。佤族的房屋也是按照汉族的形式,中央正堂设有祭祀天地、祖先、土地神的神棚,表面上看来与汉族几乎没有区别。村庄的T字路上镶嵌着一块据说有驱邪作用的“泰山石敢当”石版画。这块石敢当是在江南等汉族文化的中心地已经看不到的风俗。从明朝汉族迁入时继承的传统目前仍然存有生息。

学者奥山宪夫的研究分析了被调往参加云南战争的兵力,研究称洪武十四年,朝廷从南京及其附近驻扎的亲军卫、京卫、直隶等各卫中调遣了249 100人。在参战卫所中计算出能够确认的人,可以发现在南京防卫的精锐部队12个卫中,有一半即6个卫被派往云南。由此可以知道最初投入的军力是明朝的主力军。

次年,洪武十五年,明朝调集福建、湖广等各卫,到洪武二十三年,十年之内加入到战争泥潭中的卫所几乎遍及全中国,动员总数仅能够确认的就达1 560 798人(《洪武朝的云南平定战(一)》,《东方学会创立五十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1997年;《洪武朝的云南平定战(二)》,《史朋》28,1996年)。

洪武帝亦即明太祖、历史上的朱元璋创造了今天中国的样貌。听一些华北农村和云南少数民族村里的传说,能够真实感觉到明初发生的事情在人们心中刻下了深深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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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明朝系谱简图

在江淮荒芜的流浪中形成自己品格的朱元璋,他的梦想是建造一个背向大海、扎根陆地的帝国。他的梦原本应该是把国家的轴线从连接南京北京的线往西转移到大陆内部,是更为坚固的东西。但是由于所未料及的皇太子之死使他的这一计划遭受挫折,帝国再次面向大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