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海与陆的交易者——十五世纪

从马和到郑和

云南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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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云南省的省会昆明,西南边上有一个大湖—滇池,在那里有一座山丘可俯瞰湖边昆阳镇的美丽街景,山丘上有座坟,墓前安放着一块刻有墓志铭的石碑。这是15世纪上半期席卷南海与印度洋的中国舰队指挥宦官马和在航海前为其父亲修建的。碑文上刻着:

 

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1345年1月12日),卒于洪武壬戌年七月初三日(1382年8月12日)。享年三十九岁。……永乐三年端阳日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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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郑和父亲之墓 建在俯瞰昆阳镇的山丘上的马哈只之墓

这是记载日后作为以郑和而广为人知的马和出身的为数不多的痕迹之一。从碑文中可以读出很多内容。马和于洪武四年(1371)出生在昆阳。其父亲与祖父都叫哈只。哈只是穆斯林授予去过麦加朝拜的人的称号,表明马和出生于穆斯林家庭。

元朝统治下的昆明,当时被称作鸭赤(又作押赤、鸭池等)。唐朝时候该地设行政单位姚州,随着其汉语发音Yaozhou的变化成Yachi。马和出生的一百年前,正是从威尼斯出发的马可·波罗在云南(时为忽必烈统治之下)旅行时停留鸭赤的时候。在他的记述中,昆明是座“宏伟的都市,鸭赤王国的首府。那里居住着许许多多的商人、工匠。居民也有很多种,不但有穆斯林、偶像教徒,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景教派基督徒”(爱宕松男译著,《东方见闻录》,平凡社)。与蒙古军同样被称作色目人的西域人大量迁入云南。此后一些从事商业、行政的人也前往该地,昆明及其周边逐渐成为大量穆斯林居住的地方。

当然云南的穆斯林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如果拥有一定的积蓄,具备精力与体力,则可以完成去麦加的朝拜。马和之父估计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随马和的祖父一起去麦加完成了朝拜。当时他们走的是越过西域的陆路还是横渡南海和印度洋的海路就无从知晓了。不过,马和在幼年时代或者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听过关于麦加朝拜的见闻,这点应该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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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讲述郑和出身之碑文

父亲马哈只三十多岁便去世了。看日期应该是明朝军队攻陷昆明,到处寻找蒙古皇族人士、军队屠杀横行的时候。碑文避而不谈父亲的死因,这或许暗示了父亲是因为卷入战乱死于非命。估计那时,满十岁的次子马和被明军抓住做了俘虏,后来被阉割留在了傅友德(明军指挥)帐下。三年后被献给朱元璋的四子、时年25岁的朱棣。朱棣就是后来的永乐帝,死后因其有扩大疆土之功被封为太宗,16世纪又被赠予成祖庙号以尊其缔造了帝国基石的伟业。

攻陷云南与蓝玉案

明朝第一代皇帝朱元璋晚年倾向内陆之心日重。在他看来,南京离大海太近。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长子—已被指定为太子的朱标前往迁都候补地之一的西安视察。不幸的是,结束视察返回南京的太子因疲劳过度而病倒,于洪武二十五年突然去世。朱标的长子,即朱元璋的孙子、朱棣的侄子朱允炆被立为王位继承人,成为皇太孙。太子之死成为日后改变马和命运的重要事件。

已入老年的朱元璋为保证这名年仅15岁的少年顺利登基,于洪武二十六年开始肃清为创建明朝立下功勋的人。史书中记载的大疑案“蓝玉案”,据说因此死了两万人。曾在进攻云南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蓝玉被判为谋反主谋。如同胡惟庸案之后马上进行了官僚机构的改革一样,蓝玉案后紧跟的是军制改造。

著名的明初研究专家川越泰博通过对蓝玉案中遭受连坐之人的口供《逆臣录》和卫所官登记簿《卫选簿》进行交叉对比分析后论述,蓝玉案是针对经历过进攻云南这一艰苦战役的人而进行的(以下内容均出自川越泰博,《明朝中国的疑案—蓝玉案与连坐的人们》,风响社,2002年)。

进攻云南陷入困境,他们深受当地少数民族游击战法的困扰,还有不少士兵因患上疟疾等病而丧命。艰苦的生活让参加过此次战争的官兵之间形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抱团关系。远征军解散,官兵返回到卫所之后也一直维持着这种人际关系。这种个人关系对朱元璋来说有碍国家安定。

川越认为蓝玉案是朱元璋为了铲除这种关系而发动的一次疑案。有事实为证,这场疑案事件中,卫所官署中的卫所军多数遭连坐,此后在首都主力军亲军卫和京卫中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宦官马和

《逆臣录》中被阉割的青年被称作“火者”。比如在跟随蓝玉参加云南远征军的指挥使曹震家中就列举了四名从18岁到21岁不等的“火者”。蓝玉家中也有云南大理出身的火者。

所谓火者,是指在印度的穆斯林宫廷中做工的被阉割的佣人。从元朝到明朝,被阉割的奴隶们从印度被出口到华南的广州、泉州等地,随着这些奴隶的进入,“火者”一词也传入中国。中国人按其发音用“火者”二字表示。《明实录》(洪武五年五月戊辰)记载称,明初华南豪强之家多用被阉割的男孩,呼之“火者”。

火者与宦官并不是同义词。宦官是指在朝廷或者王室一族府中做工的被阉割的男子,火者是指在除这些人以外的功臣等家中做工的人。蓝玉案时,马和虚岁23,与那些作为曹震、蓝玉家累而成为疑案事件牺牲品的青年男子同龄。他们一准也是在少年时代被抓做俘虏,阉割后留在功臣家中做工的。马和虽是傅友德家的火者,但疑案发生时他已经被献给了受封北京做燕王的朱棣而成为一名宦官。《逆臣录》中所列举的那些青年人,他们与马和的命运可谓毫厘之差。

马和的军事才能救了他的性命。他不是一般宦官给人的那种兼有两性特征的人,而是一个大汉。他的声音洪亮,据说在战场上也可以传出很远。他兼具领导与判断才能。

朱棣以过去元朝的首都为据点,被命负责严密监视蒙古高原。把马和当做火者使用的傅友德,把他这么一位作为宦官绝对服从主人、而且在军事上也开始崭露才华的青年作为最好的礼物献给了皇帝的四子。马和不负所望在燕王帐下击退蒙古军的战役中出色地辅佐了朱棣。

与二代皇叔的战争

朱元璋肃清了为创建明朝立下功勋的人,封自己的儿子为王,安置在全国各个要塞,留下《皇明祖训》作为遗训要求对后来的皇帝尽忠。但对于皇太孙,也就是因太子去世才被指名为第二代皇帝的朱允炆而言,他的叔父也就是各藩王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朱棣,不但拥有军事、政治才能,还得到过朱元璋的认可。为了政权的稳定,朱允炆觉得有必要除掉被封为燕王的朱棣。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作为一名孤独的专政者走完了他七十一年的人生。其后不久,第二代皇帝朱允炆的战争就开始了。为了斩断朱棣的手足,朱允炆在年号未改、尚属洪武那年就消灭了开封的周王(朱元璋第五子),1399年,改年号为建文之后,又陆续剥夺了山东青州的齐王、山西大同的代王、湖广荆州的湘王、云南岷王的王族身份。

建文元年三月,新皇帝朱允炆(建文帝)将燕王府的警护兵编入王朝都督率领的边境守备军,又将身为护卫指挥官的指挥使一个个召回南京。朱棣身边为防卫蒙古而聚集的军队,这时大部分已被解体了。为了不给皇帝剥夺其王族身份的口实,朱棣不得不接受这些命令。建文元年四月,即朱元璋一周年忌日那天,朱棣虽然明知很有可能会被当做人质扣押,但还是把他的三个儿子送到南京参加典礼。

已经去世的朱元璋创造了把所有权力与军事统率权集中于皇帝的体制。朱允炆一即位就处于统率全国卫所的地位,在数量上拥有绝对压倒其叔父朱棣的优势。可以说这让南京的皇帝一方放松了警惕。朱棣的儿子平安地被送回父亲的身边。然而另一方面废掉燕王身份的准备工作在一步一步地进行。

先是燕王护卫百户被抓,在严刑拷打下被逼问燕王府内情,为制作罪状所需的情报被汇总送往南京。处于劣势的燕王府内部也出现了向南京告密的奸细。朱棣欲装疯掩人耳目,但这一伪装也被内应报告给南京,终于到了派遣官员前去抓捕燕王府相关人士的阶段。南京派来的都指挥使包围了燕王府,朱棣被逼得走投无路。

靖难之役与永乐帝的诞生

建文元年(1399)七月四日,朱棣举办宴会庆祝病愈,并招待包围燕王府官兵的指挥官。该指挥官认为逮捕燕王万无一失,放心地接受邀请,却被杀害在宴会席上。与此同时,朱棣的心腹们打败失去指挥官而陷入混乱的官军,几乎控制了整座城市,整备了阵容。朱棣立刻发布檄文,文中宣称此次军事政变不是针对皇帝的叛乱而是为了铲除皇帝身边的奸佞之臣,并以此声称“为君主靖难”,后来此次战争就被称作“靖难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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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朱棣(永乐帝)画像

朱棣的主张依据的是朱元璋对诸王制定的《皇明祖训》第十三条:“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虽然朱棣说是为了清君侧而辩解其起兵的正当性,但他并没有得到皇帝的密令。

朱棣与皇帝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三年,使得整个华北平原荒废,直到建文四年(1402)六月攻陷南京。处于劣势的朱棣得以最后取得胜利,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朱元璋的肃清行动使皇上周围没有了能干的将军。朱棣即位(永乐帝)后,取消建文年号,定为洪武三十三年,次年正月起开始使用永乐年号。

宦官与皇帝

由于正规官僚、军队都已被南京的皇帝铲除,所以发生军事政变时朱棣的周围只有区区8000人。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支持朱棣的是宦官,其中最为杰出的是刚刚步入25岁门槛的马和。据说他充分发挥军事指挥的才干,在最后攻陷南京时威名远扬。朱棣为纪念他的功勋赐姓“郑”。郑和成为宦官之首,被冠以“三保太监”的名号。

提到宦官,人们印象中就是用尖尖的嗓子说话、被扭曲了性欲转化为变态的爱欲及物欲的那种人。但这种形象是清末宦官被禁于宫廷之内所创造出来的。清朝鉴于明代因宦官横行而衰亡的历史教训,将宦官完全限定为自愿者。基于这个原因,有人为了在贫穷的社会阶层中生存下去而自行阉割,或者是将子弟阉割,造成宦官的质量下降。

另外留于后世的史料,大部分出自拥有儒学教养的官僚之手。对官员来说,与皇帝有着私人关系的宦官都是他们的夙敌。知识分子对宦官没留下什么好的记录,宦官的功绩从历史中被抹杀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中国宦官的负面评价就被单纯放大了。

明代尤其是朱棣重用的宦官当中像郑和那样的豪杰并不在少数。隋唐时期宫刑作为一种刑罚被废除以后,自愿者、死囚减刑者、他民族的俘虏以及从外国来的奴隶、朝贡国送来的被阉者就成为宦官的主要来源。郑和成为宦官的经历前文已有叙述,是在他成为俘虏之后。几次三番的蒙古远征,应该也为朱棣的皇宫带来了不少成为俘虏后被阉割的蒙古族宦官吧。

明朝还对过去在蒙古统治下的朝鲜半岛的高丽及越南要求进贡被阉割的人。这么做一是为了管理从各国搜集到后宫来的女性,另外应该是为了搜罗精通各国文化、语言的人才而需要宦官。永乐元年(1403),明朝向朝鲜刚成立不久的李朝要求进贡60名火者,李朝将数量减少了一些最终进贡了35名。这些从朝鲜送来的被阉割者多被评价为颇有能耐。

朱棣身边的宦官,从其出身来看可以说是非常国际化的。在这种环境中,朱棣新的对外政策的构想形成了。郑和肯定将自己祖父与父亲去麦加朝拜的见闻讲给了朱棣。朱棣利用他身边的宦官开展了积极的对外政策,有时还被评价为元朝忽必烈帝国的再兴。但实际情况是这是一项受皇帝与宦官私人关系所支撑的、极为个人的行为。

内廷与外朝

在试着去理解朱棣的对外政策时,有必要考虑到皇帝自身的两面性。所谓两面性,一方面是有着与皇后、妃子共同起居的私人生活,另一方面是身为万官之首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一公职身份。中国的王朝把这两者明确地区分开来。

从空间这一点来看,皇帝居住的宫廷有作为皇帝私人活动的场所“内廷”与接见各位官员、举行各种仪式的“外朝”之分。包括内廷与外朝的词就是“朝廷”。

在建筑方面观察宫廷,内廷与外朝明确分开。虽然叙述的顺序有些颠倒,需要说明的是朱棣掌握政权后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那时建造的紫禁城中,以乾清门为界分开了内廷与外朝。以此一扇门为界,门外官员们处理政务,门内皇帝与后宫女性、宦官共同生活。

财政方面,内廷与外朝也被严格区别。说是皇帝们自由地使用从全国各地收敛来的钱财,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其实则不然。皇帝自己可以使用的宫廷费用需另外结算,并不同于外朝管理的国家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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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紫禁城乾清宫 乾清门内侧是皇帝居住的乾清宫

原则上不允许从国库中支出费用来修筑宫殿、备置日用品、供皇室生活及养活负责皇室杂务的宦官。内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皇室直辖的领地。超出内廷确保的财政范围,皇帝如果伸手向国库要钱,比如皇族结婚等宫廷活动还需以公家礼仪为由才可。

围绕财政问题,内廷与外朝针锋相对。内廷一找着一个理由就想伸手向国库要钱。管理国库的外朝官员就有必要对这种行为有所制约。在官员看来内廷的这种钱财搜刮是对原本应该上缴国库税金的恣意掠夺,不可容忍。然而反观朱棣以后的明朝历史,经常可见内廷侵犯原本应该由外朝管理的领域。

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南京的皇帝剥夺了他的工具—官僚机构。他夺取皇权的时候,是他的家臣为他卖命。朱棣即位后,这些家臣全部成为内廷的基础。结果永乐以后的明朝政权,内廷势力分外强大。

明代曾派遣宦官到经济活动活跃的地方以确保财源。之后朱棣下令复兴朱元璋时代被废除的市舶司。市舶司长官也是宦官。这部分内容在下文将会涉及,此举也与内廷的财源保证有关。

朱棣的对外政策可以说是在这种内廷活动的延长线上展开的。皇帝利用宦官想要确保财源的时候,官员们对批判皇帝有所顾忌,于是转而攻击宦官。中国历史上宦官经常被置于坏角色的位置上,正是因为其背后存在的这种内廷与外朝的对立结构。

不过,在世界脉络中来看,把内廷与外朝、宫廷与国家明确区分开来的政权极少。15到16世纪之间,在东南亚、琉球、日本出现了许多在贸易基础上诞生的国家。这些政权依靠个人养着的那些拍马屁的人进行贸易,歌颂繁荣。明朝的永乐政权也可以看做这些政权中的一个。

浮在海上的帝国

郑和率领的船队

郑和所乘的旗舰被称作宝船。永乐三年(1405)六月旗舰从南京出发,以它为中心,浩浩荡荡的船队于当年冬天集结在江南港口浏河港,从那里顺长江而下驶向外洋。从此以后开始了长达三十年对南海、印度洋进行的七次远征。云南穆斯林出身的郑和成为统率士兵、船员、水夫以及统辖数百船只的总司令官。

不过,对于这一壮举,明朝的官方文献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明实录》中只记载了永乐三年九月,皇帝命令都指挥使“改造海船,备使西洋诸国”,至于船队何时出发都没有明确的记述。正式记载中,郑和受皇帝命令行事的内容都被抹去了。究其原因应该是因为管理官方文书的官员们从心底里没有把内廷主导的事业当做大事来看待。

调查郑和远征全貌的工作,依靠拼凑遗留下来的不完整的记录以及对中间一些零星内容的推测来进行。这就生出一些假说,认为郑和的船队曾先于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大陆(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著,松本刚史译《1421:中国发现世界》,Sony Magazines,2003年)。虽然支撑此种假说的各种见解耐人寻味,但本书将会注意不超出史料表述的范围。

1930年福建省长乐县南山寺(三峰塔寺)出土了一块石碑。高162cm、宽78cm、厚度为17cm的石碑碑额上用篆书刻着“天妃灵应之记”,碑文共31行1177字。所谓天妃指的是航海的守护女神妈祖。据碑文所记,该石碑是宣德六年(1431)仲冬(农历十一月)吉日,郑和为求航海平安所立,记载了之前六次航海概要。

实施远征的朱棣已经死去,下一任皇帝朱高炽(洪熙帝)时期远征事业一度中断,历经十年的空白后郑和才又得以再次出航。或许是郑和预感到此行将成为最后一次出航,读此堪称碑文中的长篇的文字,让人感觉到61岁的郑和唯恐在正式记录中难以留下痕迹,故而把自己壮年时期的事迹都刻在了石头上。宣德六年,郑和在船队的集结地浏河港的天妃宫也立了一块“通番事迹”的石碑,被喻作“长乐天妃碑”的姊妹碑,碑文的内容也应相近。

郑和的“天妃灵应之记”开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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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郑和的航海图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之后叙述了航海中的苦难,对天妃显灵搭救的感谢,记录了在南山兴建天妃宫的事迹。

远征的记录

最后一次航海之前,也就是宣德六年(1431)春,船队集结到浏河港之后来到了福建省长乐的太平港。但是今天,即便站在南山上,一眼望去也满是房屋而完全看不到海了。这是因为明朝中期以后,海港被沙掩埋,成为平坦的土地。郑和他们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一个能停泊巨大船只的港湾。海港的南北两岸山地连绵,可阻碍强风,是一处天然良港。这一年,郑和的船队在此处停泊数月之久,等待季风从西南风转东北风。其间对天妃宫进行扩建、改修,献钟、鼓等作为供品。

碑文最后刻着“用著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记录了始于永乐三年(1405)的远征概略。根据郑和亲自监修的这篇碑文,郑和远征的概况可还原大致如下。

永乐三年,郑和率领船队驶往古里(Calicut)等国。海盗陈祖义在巨港(Palembang)召集手下掠夺外国商人。郑和的船队也曾遭到袭击,但在妈祖派遣的神兵庇护下瞬间打垮了海盗,于永乐五年结束航行回国。碑文中记载的陈祖义是广东人,一直在马六甲海峡掠夺海船。14世纪后半期巨港受新兴的满者伯夷(Majapahit)势力压迫力量逐渐减弱,这为中国航海人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第二次航海始于永乐五年(1407),止于永乐七年。郑和巡游了爪哇、古里、暹罗、柯枝(Cochin)等国。各国国王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第三次从永乐七年到永乐九年。当时锡兰山国境内,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Singhalese)与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Tamils)相对立,这期间谋求扩大伊斯兰势力的地方领主抬头。伊斯兰势力领主亚烈苦奈儿拒绝向明朝朝贡,并设计谋害船队士兵,天妃显灵看破其阴谋,在神明的保佑下郑和俘获了亚烈苦奈儿。永乐九年自锡兰山国归朝献上俘虏,蒙帝恩,王归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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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长颈鹿画像 郑和带回来的珍稀物品中也有长颈鹿

永乐十一年郑和开始第四次航海。此次航行目标为波斯湾忽鲁谟斯(Hormuz)等国。为了这次横渡印度洋并将接触伊斯兰世界中心的航行,不但准备工作较之前几次更为周全,船队的规模也更大。一位名叫马欢的穆斯林青年也加入到船队中。他把船队到达的各个地方的情况编集成《瀛涯胜览》,为东南亚研究留下了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据碑文介绍,在这次航海中,船队介入了苏门答腊的内部纷争,俘获了篡夺王位者,于永乐十三年回国。是年满剌加(马六甲)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第五次航海始于永乐十五年,郑和率领的主队奔赴忽鲁谟斯国。此次航海最大的功绩在于收回了以往航海的投资。永乐十七年当郑和船队归朝时,一同回来的还有伊斯兰的使节。那时忽鲁谟斯国向明朝朝贡了狮子、金钱豹等异兽,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国朝贡了被当地称为“祖剌法”(麒麟)的长颈鹿。木骨都束国(今天的索马里)送来了“花福禄”(斑马)与狮子,卜剌哇国(今索马里布拉瓦一带)送来了据说可日行千里的骆驼与鸵鸟。这些异兽当时应该被饲养在南京。长颈鹿作为贡品并不是第一次。永乐十二年榜葛剌(今孟加拉)曾送给中国皇帝长颈鹿,当时的情景还被画作一幅画。

永乐十九年(1421)至二十年的第六次航海中,郑和再次访问霍尔姆斯国。十年之后他的船队开始了最后一次远行。宣德六年十二月九日(1432年1月12日),郑和的船队成员在天妃宫拜祭之后从太平港扬帆远行。宣德八年夏船队返回,但却不见了郑和的身影。估计他应该是在航海途中去世了。

航海的目的

有关郑和乘坐的船只旗舰—宝船形状,一说是南京建造的沙船,一说是适合于在南海航行的福建船,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其大小,史书上记载为长44.4丈(约125.6米),宽18丈(50.9米),长与宽的比例是2.46∶1,与在泉州出土的宋代福建船的2.55∶1相近。假设宝船为福建船来计算,其最大排水量为14 800吨,载重为7 000吨左右。中间耸立着三根主桅杆产生推力,前后各排列着三根辅助桅杆以确定方向。船帆通过与它们的不同组合应对各种风向,保证了其足以准确掌握从东海到印度洋之间的季风。比郑和晚一个世纪横渡大西洋的哥伦布,其所乘坐的圣玛丽亚号全长25米左右,约为宝船的五分之一。

舵的重量估计为13吨左右。四爪铁锚重11吨,仅起锚就需数十名船员。而要驾驶这艘巨轮则最少需要两百名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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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郑和宝船 郑和宝船全长120米,圣玛丽亚号全长25.5米。此为2010年南京复建的宝船

造船技术史专家山形欣哉从技术上并没有质的变化这一观点出发,认为郑和的宝船不可能有这么大而推断船身长为43.4米(山形欣哉,《游走于历史的海洋:中国造船技术的航迹》,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4年)。虽然无法断定宝船到底是排水量达一万吨级的巨轮还是船身长达50米级别的大船,但它都应该是当时15世纪中最大的船只。

以宝船为旗舰的船队,在其规模最大的第四次航海中由大小200多艘船只构成。每艘船都起了名字,例如清和、惠康、长宁等,并且各有编号。关于船队构成的史料并没有留下。综合稍后时代一些船队的资料进行推测,郑和的船队中除了有负责海战以及运输马、士兵等多项职能的马船(又称快船),还包括一些负责搬运粮食的粮船、载饮用水的水船等按职能划分的特种船。当船队在外洋航行的时候,形状就像是展翅飞舞的燕子。

朱棣派遣船队去东南亚和印度洋,原因何在?《明通鉴》记载说是为了探访在南京陷落时生死未卜的外甥朱允炆(建文帝)的下落,但是仅此难以解释船队规模之大。

有人认为从郑和的旗舰被称作宝船一事可见,朱棣的目的在于贸易,是为了获得南洋的物产。的确,郑和远征带来了长颈鹿等稀有珍奇之物。这些远方的物产应该为宫廷以及从事此事的宦官们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但是考虑帝国整体的收支,则完全出超。郑和出发前在巨大的宝船上装满了陶瓷器、丝织品等中国特产,这些都将慷慨地赠给所到之处的王后贵族们。而回贡的物产完全无法与之相称。若按照贸易来理解该项事业,须将内廷主导,外朝被排除在外作为前提。

作为帝国整体的事业来看,远征的实质性成果是,以此为契机,南洋各政权纷纷开始向明朝派出朝贡使节。由此也可以认为朱棣远征的目的在于把以明朝为顶峰的朝贡体制扩展到海域世界。

郑和拥有印有皇帝玉玺的白纸,这意味着郑和在船上可以以皇帝的资格发号施令。从中国出发的郑和的船队,在规模以及权限上就像一座行驶在海面上的帝国,甚是威风。

当船队出现在海平面上的时候,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的居民肯定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存在。船队还军事介入各地的纷争,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试图创造出明朝所设想的国际秩序。船队远征的时代里,众多的政权向明朝派出朝贡使节,可以肯定这正是船队凛凛外观所发挥的作用。

海域世界眼中的远征

郑和作为朱棣的海上代理人,严惩华人海盗,按照明朝的价值观从各地方势力中选出正统政权,促其朝贡,且派使节团送贡品到中国。郑和的活动是否让东南亚海域世界按照朱棣的意愿编入以明朝为顶峰的朝贡体制中了呢?

14世纪后半叶在东欧亚大陆,仅半个世纪中,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域都出现了大量新型政权。马上能说出名称的,就有日本列岛的室町政权、冲绳本岛的尚氏政权、朝鲜半岛的李朝、越南的陈朝、湄南河流域的阿瑜陀耶、马来半岛的满剌加国、爪哇岛的满者伯夷王国等。这些政权与过往政权的不同之处在于,把国内统合为一个经济圈进行对外交易。明朝也是这些政权中的一个。

当蒙古帝国创造的银本位的经济体系瓦解以后,这些政权在相互产生共鸣的同时,逐渐开创历史。15世纪上半叶,即郑和驶向南海、印度洋的那个年代,正是越过分水岭后,各个地区开始探索新的贸易体系的时期。

以14世纪为分水岭,东南亚海域的政权交替出现。在这以前,曾盛极一时的占城等政权是以为西亚、印度与中国交易牵线搭桥而存在,而这之后又增添了作为港口国家承担中转交易的性质,通过河流加深了与港口相接内陆的关系,在从内陆获得热带雨林生产的香料等物品的同时,逐渐仰仗内陆供给粮食以养活海港城市人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爪哇岛内陆、湄南河流域的治水灌溉得到发展,出现了专供海港城市使用的粮食生产。新政权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进行水田耕作的小农经济与负责交易的港口经济试图相结合之处。

流传至今的王统记记载了14世纪后半期诞生的各个政权的建国神话。而其中有关郑和远征,除一个例外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触及,也就是说郑和的远征对新政权的形成几乎没产生任何影响。

满剌加王国与郑和的远征

唯一的例外就是满剌加王国。位于马六甲海峡要塞的满剌加王国,被阿瑜陀耶势力所压倒,开国君主拜里米苏剌为抵抗阿瑜陀耶的压迫考虑利用明朝的威望,永乐三年(1405)派使节前去朝贡,被封为满剌加国王。永乐六年郑和赴该地以其军事背景推动了满剌加从阿瑜陀耶的独立。

郑和积极参与的背后,可以说是因为他需要确保此处作为其远征的中转站。曾参加郑和第四次以后远征的马欢,在其著述《瀛涯胜览》中记载,中国的远征队在满剌加设置了类似于城寨的四个大门与带瞭望楼(负责告知时间)的栅栏,修建仓库保存交易所需物资。远征队回国之时,在此等候风向由西转南,待五月中旬驶向中国。

可以说满剌加为远征队提供停泊港,所以郑和为维持船队在此处的落脚点而帮助满剌加。满剌加王国用以支撑港口城市人口的粮食曾主要仰仗阿瑜陀耶。与小农经济无缘的满剌加王国,不同于其他14世纪诞生的新兴国家,算得上近于旧式的港口国家。如果郑和的远征没有在此处落脚,那么满剌加王国极有可能已经成为阿瑜陀耶的附属国。

满剌加王国利用明朝的威势,实现了摆脱阿瑜陀耶的独立。在永乐共二十二年的时间里,满剌加王国共派了十五次朝贡使节,朱棣也接受满剌加方面的要求,劝谕阿瑜陀耶不要对满剌加施加压力。不过历史上却并没有满剌加国王对接受朝贡的明朝表示感谢的痕迹。

在满剌加流传的王统记中,记载着15世纪中叶中国皇帝从满剌加国王那里索得洗脚水,皇帝饮之治好了自身的慢性病而对满剌加倍加感谢(弘末雅士,《东南亚的建国神话》,山川出版社,2003年)的史实。可以想象中国的皇帝或许以为他们是因为仰慕中华文明而派使节前来,但送出使节的一方所有的行动却出自与之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郑和与马和之间

对郑和自身来讲,远征有何意义呢?在福建省泉州有一块关于郑和的石碑。碑文上写着: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0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从这块石碑可明确知道,在第五次远征之前郑和曾在泉州的清真寺进行礼拜,参拜伊斯兰圣人之墓。郑和被称拥有三宝即佛、法、僧三种美德,估计他应该是由于朱棣宫中禁拜伊斯兰而信奉了佛教。但是在以忽鲁谟斯为目标的第四次航海之后,郑和明显开始意识到自己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在最后一次航海中,虽然因年事已高,郑和本人没能到达麦加,但他的分队和类似船只曾经于1432年在吉达(Jiddan)进港,向麦加前进,相关的记录从一些西亚的史料中可以窥见。

第一次远征之前,郑和在其父亲墓前的石碑上,不无自豪地镌刻上父亲以及祖父都是曾去麦加朝圣过的朝觐者,在泉州郑和或许想到了自己原本叫马和的事情。顺便提一句,中国穆斯林中比例很高的“马”姓,来自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

苏木围绕的海世界

从永乐到宣德

朱棣在靖难之役中获胜后于1402年夏在南京即位,之后便马上派使节到各国敦促朝贡。朱元璋晚年之后在对外关系上态度消极,与此相反,因其年号被称为永乐帝的新皇帝,则积极地发展朝贡体制。

洪武七年被废止的宁波、泉州、广州三地的市舶司(接待外交使节的同时负责贸易)也在永乐元年(1403)被重新起用。郑和的船队又被派往南海、印度洋敦促各地政权进行朝贡。结果成效明显,永乐年间曾有多国使节来访中国。其中就包括琉球与日本。按规定琉球须在泉州、日本在宁波、东南亚等国须在广州进港。

1424年朱棣去世后,继承皇位的长子朱高炽(洪熙帝)定年号为洪熙,他学习祖父朱元璋而采取了与其父亲朱棣完全不同的政策,重又回到对外消极的道路上。郑和的远征也由此一度中止。但是洪熙帝在位仅十个月后就突然去世,皇位由其子朱瞻基(宣德帝)继承,年后即改年号为宣德(1426—1435)。深受祖父疼爱的朱瞻基基本上沿袭了朱棣的政策,郑和也得以实现其最后一次航海。

那么在从永乐到宣德的15世纪上半期,在海域世界发生了哪些交易呢?我们举尚氏做中山王统治的琉球王国为例进行说明吧。

目前流传在世的史料中有一份《历代宝案》追溯了其多舛的命运。经历了14世纪的分水岭,琉球王国在冲绳本岛诞生。该国把已发和已接收的外交文件一式两份,分别送往琉球王国的中心首里王府与遥望那霸港的天妃宫(祭祀妈祖的庙)两处保存。

保存在王府的文件在日本明治政府合并琉球时被没收移交到东京,最后在关东大地震中烧毁。保存在天妃宫的部分后被保存在冲绳县立图书馆,却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的冲绳战中遗失。幸运的是,后者留有抄本与影印本,近年冲绳县根据这两份资料编辑了校订本与译注本。读之便可详细了解从15世纪到19世纪,东海、南海曾经进行过何种贸易与外交。

琉球王国的外交文书

《历代宝案》收录了从1424年至1867年间的文书。现选择其中之一首先作一介绍。

关于琉球国的中山王朝贡一事,据使者佳期巴那与通事梁复的共同报告,“永乐十七年(1419)受命外出的使者阿乃佳等人乘三艘外洋船只携礼物到达暹罗国(阿瑜陀耶)献上。出差结束后回国报告称‘对方官衙称礼物太少,令官员购买(从琉球国运至阿瑜陀耶的)瓷器,并颁发禁令不准当地自由买进苏木。若(瓷器与苏木)都交给官员办理,则无法筹措(琉球至阿瑜陀耶的往返)船舶费用’”。以此作开头的文书,日期是永乐下一个年号洪熙元年(1425)。

据该文件所载,琉球与阿瑜陀耶之间的往来始于洪武年间,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不过永乐十七年阿瑜陀耶禁止琉球使节团自由进行物产买卖,从而导致琉球蒙受了巨大损失。关于琉球与阿瑜陀耶之间的往来,永乐十八年琉球曾增加礼物对阿瑜陀耶实施怀柔政策,但并未成功,此后交易一直受到限制。最终琉球于永乐二十二年停止向阿瑜陀耶发船。贸易空白期准备再次交涉所用的文书是下面这封琉球向阿瑜陀耶提出的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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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4世纪后期的琉球

 

参照过去的经历,自洪武以来至永乐(当今琉球国王的)曾祖父与祖父、上一辈国王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派遣使节携礼物赴贵国献礼,至今已多年。贵国至亲至爱,以“四海皆为一家”为理念寄来珍贵的礼品,并对远方的客人爱护有加。总是对(自由)贸易采取接受态度,官员从不(压低法定牌价)进行收购,对此甚为感激。
现在据(使节)报告,需与贵国进行商谈。希望能够与以前一样体恤远方客人的航海之苦劳,免除官人收购瓷器,允许大量收购苏木、胡椒等物产以便回国。

 

提出该朝贡照会的琉球使节随身还带着文件《进贡事宜》,写着“正使浮那姑是等乘仁字号外洋船,满载瓷器赴贵国产地购买胡椒、苏木等物产,以备回国后进贡给大明”。赠品栏中包括丝织品、刀剑、硫磺以及20个青瓷大盘、400个小碟、2000个小碗。

此次交涉似乎取得成功,自次年1426年起几乎每年都有来自琉球的进贡船来到阿瑜陀耶。《历代宝案》中收录了六年后阿瑜陀耶致琉球国王的答谢函,回礼清单中包括3000斤苏木。

解读此则史料的同时,来看一下15世纪上半期的海域世界。首先需要在了解照会提出方琉球王国情况的基础上再来关注围绕东海、南海的苏木。

琉球王国的诞生

几乎全部在东海海面上的冲绳本岛,自12世纪以来分裂出许多地方政权,依傍城堡割据一方。14世纪后,佐敷、浦添、中城、胜连、读谷、今归仁等拥有港口的城积极与日本、中国、朝鲜进行交易,从而获得制作农具、武器不可欠缺的铁,而压倒其他城。处于优势的首领被称作按司,相互结成同盟以确保安全的同时积极参与海外交易。

促使冲绳统一的激发点是洪武五年(1372)明朝发送各国敦促朝贡的诏谕。来自中国的使者杨戴到达琉球,敦促以浦添为中心扩大了自己势力范围的中山王察度朝贡。于是,同年十二月察度派其弟泰期前去明朝,缔结朝贡关系。洪武十三年(1380)以大里为中心的南山王、洪武十六年以今归仁为中心的北山王分别前去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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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守礼门 佩里航海记录中描写的琉球首里城城门“守礼门”

估计中山在进贡贸易的初级阶段自己置办了一艘可以进行远洋航行的大船,加上明朝的赏赐、租赁约有两艘大船。因南山、北山都没有大船,所以最初常常搭乘中山的船只。这成为琉球王国以中山为中心成立的契机。正如《历代宝案》中史料所见,中山曾在洪武年间派使节到阿瑜陀耶从事贸易。在这些与东南亚的交涉中中山王的远洋船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永乐二年(1404),明朝皇帝派使节到中山王武宁与南山王汪应祖处,分别任命他们为君主。这一程序叫做册封,由此琉球被编入以中国皇帝为顶点的礼仪秩序中。

中山王王权的象征是接受册封时明朝赐给的印章与皮弁冠。礼仪秩序明确规定了尊卑、长幼之序,这产生于当事人有意识地按照上下关系相互严格准确的行动。反映这种秩序的实物就是印章、冠或者服饰。

皇帝册封时赠给琉球国王的印章是“镀金银印”。这是赠与郡王(皇帝孙辈)一级的东西。冠为“七旒皂皱纱皮弁冠”,“皂”就是用乌纱制成的冠之顶部的七排玉饰。按照明朝的规定,皇帝为十二排,皇帝的儿子皇太子、亲王为九排,孙辈郡王为七排。从这一点可断定琉球国王被置于皇帝孙辈一级。另外,皮弁冠用冲绳话讲发音为“piihyakukuxwann”。

明朝皇帝把朝鲜半岛的李朝、日本群岛的室町政权定为相当于子辈的亲王一级,越南安南国王为郡王一级。赠给朝鲜、日本的印章为金印。进入册封体制并不单单表示对中国皇帝行臣下之礼,还意味着在与其他被册封的政权之间形成一种基于级别上的上下关系。若这种礼仪秩序被实践,那么以“四海皆为一家”为目标的国际关系就诞生了。琉球王国在与阿瑜陀耶交涉的时候依傍的就是这一理念。

象征琉球王国的语言中有1579年挂在首里城门上的“守礼之邦”四个字。一般认为该词表示的是琉球王国致力于和平外交这一事实,但是此处的“礼”并不单指彬彬有礼,还包括了海洋小国的国家战略,即接受中国册封、按照亲族关系在以中国皇帝为顶点的朝贡体制中作为优等生行动,坚韧地推进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交涉,以获取交易利益。

明朝方面也给予琉球足够的信任。比如后述将符勒与勘合发给各国时,与朝鲜并列称“琉球国入贺、谢恩时使者往来,互换公文,故即便不予符勒、勘合亦可信赖”(《皇明外夷朝贡考》)。也就是琉球可以享受无证派遣朝贡船的特别待遇。得此特许,琉球成为东海、南海交易的要塞,通过15世纪的中转交易日渐繁荣。

闽人三十六姓与久米村

《历代宝案》全部都采用汉文书写。那么究竟是谁起草了这些外交文书,又是谁最先建议琉球人民正确实践明朝国家的基础—礼的呢?

正如在本书第二章中所论述的,“礼”是养成于浙东同族中日常亲族间的关系,通过同族私塾的先生而被锤炼成国家理念。换言之,只有尊卑、长幼之序融入身体当中才能正确地实践。朝贡体制中的交涉中,少不得能起草汉文外交文书、切实掌握中国之“礼”、能与中方平等交流的人才。

在琉球的首里王府附近,离那霸港步行约十五分钟有一处被称作“久米村”的地方。过去这个地方曾被称作“唐荣”,在15至19世纪之间居住着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子孙。他们会航海、造船等技术,充当进贡时所必需的外交文书的执笔者、翻译以及商业贸易之责,是承担琉球王国与中国、东南亚进行海外贸易的职业群体。

久米村的精神、社会中心是永乐年间修建的天妃宫,那里保管着《历代宝案》。从明治地图上可看出天妃宫位于码头对面广场的角落里,分上下两个庙。那里祭祀的神仙是保佑航海平安的妈祖(天妃)。去阿瑜陀耶的人们临行前也肯定都要去天妃宫参拜。过去天妃宫所在地现已成为天妃小学。只有天妃小学东南角的石门至今还屹立在那里。

据琉球方面的史料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朝曾派福建人到琉球,他们被称作闽人三十六姓。中国并没有留下与此相对应的有关记录。他们的祖先并非同时被派往琉球,极有可能是在不同时期因不同的理由来到琉球,被强迫集居在此。

其中有一人名叫梁嵩,家谱上记载于永乐年间来到琉球,籍贯为福建省福州附近的长乐县。他就是先前提到的琉球致阿瑜陀耶外交文书中出现过的梁复的祖先。

闽人三十六姓中除梁姓以外,还有洪武年间进入琉球的蔡崇(泉州府南安县人)、金瑛福(福州府闽县人)、郑义才(长乐县人)的子孙,以及永乐年间移居此地的林喜(闽县人)、红英(同上)、陈康(同上)的子孙等。他们的名字经常作为长史、通事出现在《历代宝案》中。所谓长史指的是统管与朝贡相关事务的官职,作为朝贡使节赴外国时辅佐被任命为正史的琉球人。随着清王朝的建立,没有了长史的外派,成为完全负责久米村行政的职能。通事也是由久米村的华裔担当的职位,负责翻译、外交交涉。

从中国派往琉球之后,其中也有又回到福建故里的人。署有宣德六年(1431)年号的一篇文书上记载了关于潘仲孙的事情。洪武二十三年(1390)潘仲孙受命为船夫,驾驶从琉球到中国的远洋船只,之后升格为船长。文书上写着潘已年届八十一高龄,希望回归故里长乐县,因此将之送到福建。他是受明政府命令被派遣的人物,所以还请酌情处理。大概是因为当时海禁政策规定随意出国的中国人一律作罪犯处置,所以才需要琉球国王来证明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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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琉球的港口与久米村 《琉球贸易图屏风》(右)和久米村部分放大图(左),滋贺大学经济学部附属史料馆藏

久米村的华裔与明朝中国本土居民着装相同。清王朝成立后,中国人被强行留辫,换成满族风格服装,于是久米村的人选择琉球风格的服装来穿,生活习惯也逐渐当地化。17世纪以后在久米村中,祖先是中国人而不会讲中国话的人已经不在少数。

东海、南海上的苏木

前文提到的那份文书中,琉球的使节申请能够在阿瑜陀耶自由购买苏木等物产。苏木属豆科称作苏木(学名:Caesalpinia sappan L.)的心材。这种植物多分布在热带亚洲地区,为常绿小乔木,高可达5—10米,叶为二回偶数羽状复叶,树干与树枝上有小刺。五六月份会开黄色的五瓣花。在日本几乎见不到苏木。苏木这个名称来源于马来语sappan。其煎后可做红色染料,还可作中药使用。中国自晋代时传入。苏木在中国、朝鲜、日本不会自然生长。

与郑和的船队一起环游东南亚一带的马欢在其著作《瀛涯胜览》“暹罗”一项中记载“苏木如薪之广,颜色绝胜他国出者”,由此可知当时阿瑜陀耶是苏木的生产国。

明朝成立后不久,海上航路的要塞之地兰秀山发生叛乱,余党跑到朝鲜半岛,这些已经在上一章叙述过了。其中一个头头就是携苏木逃跑的。苏木作为商品并不占地方,也不需要特别注意变质。仅一点儿就可做买卖,时常可按需经营。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东海、南海的航海人们把苏木作为买卖的头等商品。

洪熙元年(1425)琉球到中国的进贡船来航,既为前一年去世的朱棣上香,也为新登基的皇帝朱高炽(洪熙帝)表示祝贺,还有就是为了与中山王册封时一样获赐皮弁冠、皮弁服。船上还装载了苏木,具体数量不详。

以琉球国中山王尚巴志的名义致明朝礼部的外交文书中“今各船载有苏木等附抬(除正式的礼品之外装载的用于交易的物品),但求无从中抽取以作税金,给予价格相当之纸币均分与(进贡船成员)各位”。相同主旨的文书在那之后也时常可见,由此可窥知驶向中国前来朝贡的琉球船只,为了交易还装载了大量的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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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苏木 豆科小乔木,原产自印度、马来半岛。心材作为红色染料自古就为人所熟知。中药中用作止泻、收敛

苏木在中国极受欢迎。按照明朝的规定,核定时价大件为白银八分,小件为五分,平均为七分。除琉球以外还有阿瑜陀耶、满剌加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后面将要讲到的日本都向中国输入苏木。永乐年间明朝进攻越南,将之纳入自己的版图,但直接统治的时期命令租税的一部分以苏木充当。苏木似乎还曾被当做薪水的一部分发给官员,“宣德八年(1433),京司(北京与南京的官厅)文武官俸米折钞,请给与胡椒苏木”(《明宣宗实录》宣德九年十一月丁丑)。

日本的勘合贸易

琉球往阿瑜陀耶的船只上装载着与中国朝贡贸易获得的丝织品、瓷器,还有像是日本的刀剑、扇子等礼物。硫磺也极有可能产自日本。那么琉球的船上为何会装有日本的东西呢?稍稍追溯时代发展,来通观一下日本的动向。

足利义满结束了南北朝的混乱之后,面对14世纪以来以铜钱为轴心日渐繁荣的日本经济,深感急需从中国进口铜钱等物资。获得中国物资显示自己是中国风的掌权者,是在当时诸侯当中高出一筹最为有效的手段。

足利义满在靖难之役火热进行时向朱允炆(建文帝)派出使节,建文四年(1402)明朝使节到达日本。次年1403年足利义满派谢恩使节前往明朝,向新登基的皇帝朱棣递交国书。永乐二年(1404)明朝向日本发勘合,从此明朝与室町政权之间开始了朝贡贸易。日本朝贡时的停泊港限定为浙江宁波。明朝借机把日本纳入朝贡体制,由此可以向日本要求取缔扰乱中国沿海的倭寇。

明朝自始至终贯彻了只能与朝贡船只进行贸易的方针。为证明贡船身份,明朝事先发与对方盖上骑缝印的证明书,以在中国港口与底簿上的留印进行核对,这就是勘合制度。此制度首次执行是在洪武十六年(1383)发给了阿瑜陀耶、占城等。

最早发给日本勘合是在永乐年间,此后发了五次。在此可根据郑梁生的研究,一探当时具体情形之究竟(郑梁生,《明日关系史研究》,雄山阁,1984年) 。

勘合为三联纸中的中间一联,为长二尺七寸(约84厘米),宽一尺二寸(约37厘米)的大张证书。这么大张的原因是,背面需要写上船只、乘坐人员数量以及装载货物等全部内容。其左、右两侧与底簿之间盖有骑缝印。“日本”两字分开,“日”字勘合100份,准备与之相对应的“日”字底簿两册,“本”字勘合100份,准备与之相对应的“本”字底簿两册。

发给日本的勘合为“本”字勘合,由日本发往中国的贡船携带。“本”字底簿由礼部与浙江布政司保管,到达宁波的日本船只提交携带的勘合,与浙江布政司的底簿核对以定真伪。“日”字勘合为明朝礼部保管,由驶向日本的船只携带。因此,“日”字底簿由礼部与日本保管,中国的船只到达日本港口后与“日”字底簿进行核对。礼部保管的“日”字、“本”字底簿作为存根。

永乐年间携带勘合的日本贡船,包括足利义满死去之时一共六次被派往中国。为了完成与明朝之间的约定,日本把逮捕的倭寇解送至中国。但是继承足利义满的足利义持一是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反抗,再者对取缔倭寇感觉无望,于永乐九年(1411)断绝了与明朝的交往。

此后20多年过去,宣德七年(1432)日本足利义教派往中国的船只到达浙江宁波。该使节送上马匹、铠甲、刀剑等作为送给明朝皇帝的贡品。对日本二十年后的第一次进贡,皇帝朱瞻基大为欢欣,赏赐给足利义教和他的妻子大量白金等最高级的丝织品、朱漆肩舆等。

日本使节除带来礼节上的礼物之外,还带来用作交易的各种物产。从其一览表中可知有苏木16 000斤、硫磺12 000斤、红铜4 000斤、刀剑两把等。苏木价格为一斤(不足600克)钱一贯(《明英宗实录》景泰四年十二月癸未朔甲申)。

硫磺等为日本所产,而列为交易头项商品的苏木并非产自日本。日本向琉球出口刀剑、硫磺等物产,作为回礼得到琉球从阿瑜陀耶采购的苏木。其背后存在的是围绕东海、南海的交易圈。

盐所支撑的帝国

海盐的生产

黄海沿岸有座盐城。穿过街区往东直奔大海走去,越过几个南北相连的堤坝,穿过广大的棉花田后终于到达泛黄浑浊的黄海。海岸线上抗盐分的植物形成厚厚的草丛,而现在已经成为以仙鹤而闻名的自然保护区。长江、淮河以及南流时期黄河排出的大量泥沙堆积在黄海沿岸,陆地一点点向海面扩大。现在连接内陆的堤坝就是在过去的海岸线上修建起来的。过去这条海岸线上盐田连绵,是海盐的一大生产基地。

盐城八景之一就是“盐岭积雪”。盐城过去曾有伍佑场和新兴场两块盐集聚地,沿岸生产的大量盐被运到此处。当炎热的夏季结束,晴朗的仲秋到来之际,大量的盐就被运入,被露天堆积成大大小小的盐山。高高堆起的盐山映照在明亮的月光下闪耀着白色的光,就像连绵的雪山一般。

15世纪中国的主要产盐区包括海盐生产地黄海沿岸的两淮(淮北、淮南、淮河以北、以南地区)、浙江沿岸的两浙(浙东、浙西以及被称作浙的钱塘江以东以西地区),以及福建、广东等,除此以外还有“盐池”,也就是由盐分较多的湖沼产盐的河东、陕西,“盐井”即从地下汲出盐水的四川、云南。在四川自贡,利用随盐水同时喷出的天然气熬盐水。在这些产盐地中,两淮的盐被称为“淮盐”,以品质优良而闻名,并且产量大约占中国全部产量的三成。这部分盐成为明朝帝国统治的根基。

14世纪上半期,海盐生产工序用图说明被编成《熬波图》。那上面显示的制盐技术一直沿用至15世纪。从这份资料中可知悉当时盐的生产是多么艰难。

简单叙述其生产工序。在靠海含盐较多的土地上开辟盐田,趁涨潮时引入海水或者用水车通过人工捞水。随后将海水均匀地撒到盐田的各个角落,在太阳底下暴晒以让水分蒸发。往盐田上撒灰在烈日下暴晒,吸满满含盐分的海水之后,将之扒到一处堆成小山。接下来把这些灰运入“灰淋”—深70厘米直径二米左右的洞中踩踏结实,用舀子把浓缩的海水注入使灰中的盐分溶解,通过洞底插进去的竹管获取浓浓的盐水,然后把盐水放在铁盘中熬制使盐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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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盐城周边

从事海盐生产的人被称为“灶丁”,编入“灶户”以区别于其他普通的民户。在往盐田撒灰放在烈日下暴晒的做工图中,由一首这样的诗:

 

海天无风云色开,相呼上场早晒灰。
满场大堆仍小堆,前担未了后担催。
少妇勤作亦可哀,草间冬日眠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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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制盐图 引入海水(左图),用铁盘熬煮盐水,使盐结晶(右图)。出自吉田寅,《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的研究》,汲古书院

 

正苦饥腹鸣如雷,转头妇从西来。(吉田寅,《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的研究:附〈熬波图〉译注》,汲古书院,1983年)

 

煎制已变浓的盐水所用铁盘是用十枚左右的铁块拼成。所有的灶户把自家的铁块带来拼成巨大的铁盘,这样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盐。一起作业的灶户被编为“团”,团里面有一个总负责人“总催”,率领十名现场指挥“甲首”,管理、制作账本,记录制盐所必需的设备、纳盐义务等,负责征收缴纳国库之盐。明朝完善并加强了元朝的制盐组织,根据户机制进行操作。

各个盐田产出的盐都交到仓库,待仓库储备增多,一总运到城市中的仓库。本节开头所介绍的盐城就是盐之城市,作为黄海沿岸生产的海盐集散地而繁荣起来的。

开中法与进攻云南、越南

明朝将蒙古势力从华北地区驱逐出去之后,在14世纪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军事活动就是进攻云南。支撑大军的军粮通过盐法制度得以供应。这一制度被称作“开中法”。

把军需品运往中国的边境一带时,明朝不是利用银子、铜钱等货币筹措物资,而是商人将军粮运往指定卫所、地方官府获得盐引代替粮款。具体而言即有事时户部张榜招募商人。应召商人运输军粮后,交付官府就会开具勘合(盖上骑缝印的证书)与相应账本,记录商人的姓名、缴纳数量以及给他们盐引数量。勘合发给商人,账本送至产盐地的官府。一盐引可允许卖200斤(约合120公斤)盐。

商人到指定的产盐地,把勘合交给盐运司等当地负责管理盐的运输、管理业务的部门。该部门与账本相对照,若骑缝印与记载事项一致则发给盐。商人们把这样采购来的盐运到指定区域(行盐地)贩卖。卖盐时若不随时携带盐引,将会作为贩卖私盐受到处罚,盐也会被没收。商人用卖盐所得利润来采购运往边塞、军事前线物资之金。

开中法所带来的缴纳物资的行政手段,可追溯到洪武三年(1370)。这一年在往抗击蒙古势力的最前线山西运输粮食时,按照每一石三斗米颁发一份淮盐盐引。胡惟庸案之后户制得到完善,产盐地区对灶户的管理制度一经确立,依据开中法将物资运往前线的体制就建立起来,使大规模的军事活动成为可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朱元璋下定决心攻陷云南。

洪武十五年(1382),将大米运往云南可获得200斤的盐引,较近的四川大米需一石,生产量较大的淮盐需六斗、浙江盐五斗。其实进攻云南之初,并不是不能从外地运送军粮。但是运输路线越长,所需费用就越高。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并不稳定,一度曾接连发生由少数民族领袖土司发动的叛乱。因此无法让驻扎军队撤出云南。在长期驻扎的情况下,商人们召集农民并把他们送到云南,创建粮食生产基地,叫做“商屯”。

开中法的实行,使帝国发生军事行动时,不做财政支出都可保证前线军粮的运输,并产生连锁效应,促进了前线后方的农业开发。朱棣就是最大限度利用该体制的人。

永乐四年(1406),明朝从云南、广西两个方向进攻越南。当时中国发生靖难之役,对西南的控制变得松弛,这段时间越南在急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式官僚体制的背景下,逐渐显露出试图建立能与中国抗衡政权的趋向。显官黎季犛夺取陈朝王位,企图进攻云南。同时对明朝隐瞒事实进行朝贡。这种行为激怒了朱棣,给了他进攻的口实。

永乐五年明朝占领越南北部,改安南为交阯,并在当地设置布政司等官衙派遣地方官。对此越南人颇为反抗。黎利等高举反对中国统治的大旗,在正往印度尼西亚半岛扩张势力的泰系人的帮助下,开展了历时十年的斗争,于1428年建立黎朝宣布独立。

迁都北京

明朝在对西北蒙古高原的军事介入中,也利用了通过盐把军事活动与边境开发联系起来的体制。

元朝灭亡,皇室退至蒙古高原,明朝将其政权称为北元。但在历时一个世纪之久的统治中国中,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游牧民族的气质,不再具备统一高原的力量。永乐六年(1408)寄身帖木儿元朝贵族本雅史里东山再起被推举即汗位,于是继承了成吉思汗血统的蒙古部族鞑靼开始集结成为蒙古高原的一大势力。而另一方面,高原西部不属成吉思汗系统的部族瓦剌也在扩张自己的势力。因此,围绕蒙古高原的统治权,两个部族展开了斗争。

永乐七年(1409)朱棣发动约十万大军,开始对蒙古高原的军事活动,不过面对游牧民族的机动性战略而全军覆没。次年朱棣亲率号称五十万大军进攻鞑靼。观其军事活动,只能说朱棣的军队卷入了鞑靼与瓦剌的霸权之争,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中,几乎毫无成效。但是此次军事行动促进了蒙古高原毗邻的西北地区的开发,张家口、大同等都呈现出商业城市的盛况。

为了指挥对蒙古高原的军事行动,南京显得格外遥远。需要皇帝坐镇连接中国内地与蒙古高原的要塞。这个要塞的候选地就是蒙古帝国为统治中国建设的,朱棣曾在当地做燕王的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朱棣即位后不久,于永乐元年将北平改称为北京顺天府,定南京为副都。作为产粮区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那里的物产与元朝一样通过海运运往北京,同时从山西等地向华北平原移入大量农民,恢复了因战乱而低迷的生产。

以北京作首都的构想,为避免一些无谓的混乱而秘密进行。疏通大运河以及为江南与北京之间新增线路进行土木工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供给充足的水量给线路靠东的最高地山东制高点。

元朝的水利技师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大运河没能充分发挥作用,明朝负责运河的建筑计划的宋礼却给出了解决方案。涌入大运河的河水蓄在东部建造的储水池,切断水路使之与大运河形成直角,将大运河分成南北。该项工事投入十六万以上劳力,最终于永乐九年(1411)完工。

永乐十四年兴建北京宫殿正式开始,永乐十九年正式宣布从南京迁都北京。长江下游三角洲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被运往已名副其实成为帝国首都的北京。自迁都第二年即永乐二十年起,朱棣每年都亲征蒙古。永乐二十二年夏天,朱棣在第五次亲征途中病死,享年65岁。

北方的交易者

永乐年间明朝通过对蒙古高原的军事介入,帮助在鞑靼与瓦剌的霸权之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永乐之后在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明朝对军事介入蒙古高原保持克制,转而采取敦促朝贡、接受在蒙古高原争斗中失败一方的政策。

由于在争斗中失败的一方不能再接受中国的帮助,所以实力派得以压倒其他一切。宣德九年(1434)瓦剌的脱欢打败鞑靼,开辟了事实上统一蒙古高原的道路。正统四年(1439),继承脱欢大业的也先,致力于在蒙古高原南部的哈密扩大势力范围。

哈密是贯穿中央欧亚大陆商队之路的据点。西边帖木儿灭亡之后,有持续繁荣的撒马尔罕,东边有明朝。穆斯林商人联结东西开展贸易。也先统治了哈密,从而控制了商队线路,对穆斯林商人进行保护。作为回报,他从商人那里获得了经济上的支援。也先统治下的瓦剌为了与中国进行交易,开始与明朝之间进行经济交涉。

有人认为瓦剌与明朝之间的交易有三种情况(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同朋舍,1980年)。一是朝贡,瓦剌携貂皮等毛皮与马匹等经大同赴北京朝贡,中国赐丝织品、工艺品等给蒙古。瓦剌的贵族们把这样得来的中国特产装饰自身以树立威严,同时也用作向西方的贸易商品。

二是与朝贡使节一同来到大同的穆斯林商人所从事的交易活动。其中有一位商人名叫马茂德。此人侍奉也先,作为瓦剌官员时常在中国开展贸易活动。正统十二年他出现在大同的时候,据说率领了超过2000人的大部队,带来4000多头马匹用、12000貂皮多张于贸易。

他几乎每隔一年就来明朝一次,大约在九月或十月到达中国,在北京度过中央欧亚大陆难以活动的冬季,次年春天返回蒙古高原。然后再到下一年秋季来华。可以推测他在北京逗留期间收购中国的物产,在不来的那一年就去撒马尔罕等西方国家进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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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万里长城 八达岭附近

中国与蒙古高原之间交易的第三个情况就是走私贸易。明朝严禁铜制、铁制枪炮等兵器的出口。瓦剌为保持在蒙古高原的霸权,需要最先进的中国产武器。正统九年(1444)左右,枪炮的走私增加,瓦剌的使节团开始在回国之时进行买卖。虽然屡有禁令颁出,但毫无效果,尽管规定走私者处以极刑,仍然阻止不住走私贸易的进行。

规模庞大的朝贡压迫了明朝的财政,为杜绝走私贸易,不仅对中国人,也有必要对瓦剌人进行管制。明朝不能回应瓦剌对逐步升级的交易请求,开始限制朝贡使节的人数,强制进行复杂的礼仪,试图缩小朝贡的规模。明朝这种政策让依靠欧亚交易的也先政权难以接受,最终于正统十四年(1449)从山西、辽东、陕西三个方向向中国本土发动进攻。

当时中国的皇帝是朱祁镇(英宗、正统帝、天顺帝)。他听从宦官的谗言,亲自率兵向大同迎击。就在形势毫无转机的回京途中,在土木堡遇到瓦剌军队的突袭,皇帝被掠为俘虏。

后来作为土木之变而著名的这件事情,是也先也未曾预料到的。对他而言,明朝就是能生金蛋的鸡,只希望它能允许贸易而丝毫没有灭掉明朝的想法。也先为打探利用已成为俘虏的皇帝操纵明朝的可能性,虽然曾一度兵至北京,但听闻明朝已由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代宗、景泰帝)以后即撤回蒙古高原。

朱祁镇受到也先政权客人般的隆重接待,次年即景泰元年(1450)回国。虽然朱祁镇被奉为太上皇而遭软禁,但是景泰八年(1457)重返帝位(年号天顺)。土木之变后明朝对蒙古高原采取专守防卫方针,成化十年(1474)开始新建与改修长城。我们现在在北京郊区的八达岭等地所看到的长城就是明代建立起来的。

户制的矛盾

朱元璋1380年建立的户制使朱棣能够于在位期间进行郑和下西洋、进攻越南、亲征蒙古高原、疏浚大运河、迁都北京等巨大工程。直接由帝国统治人民的劳动力,这种制度毫无经济上的合理性,在我们这些生活在货币经济体制下的人看来,皇帝的这种恣意妄为的工程不在少数。

本书开篇曾介绍朱棣想立一石碑,却因过于庞大无法将石材运出而搁浅。当我们看到北京郊外十三陵中朱棣为自己所建造的长陵,或者湖北武当山上朱棣下令在险峻的斜坡上所建的道观群时,心中会强烈感受到不遵循经济体制的帝国的恣意。但是户制经过了大约50年后,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

令军事行动与边境开发成为可能的开中法,首先从它的根基灶户制盐开始瓦解。大量商人参与开中法,使盐的生产无法满足需求。政府为增加盐产量加大了灶户的负担。不堪重负的灶户开始逃跑。尽管干活儿的人变少了,但生产定额却丝毫未少,重新被分配到剩下的灶户身上,从而加速了灶户的贫困。土木之变发生后,明朝加重了在西北边境的警备,因此需要开中法运进军粮,所滋生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此外,盐质的好坏使得有些产区贸易量很大,而有些产区却几乎无人问津。因产盐地与贩卖区是捆绑在一起的,结果,山东与买卖不好的产盐地捆绑在一起,造成无盐供应,人民苦于无盐食用。这必然会造成私盐(也就是私卖食盐)行为的横行。在产盐地的灶户中,也出现了不缴纳给政府而卖给私盐贩子谋取利益的人。这种情况动摇了盐的管理体制。

15世纪中叶,编入里甲制的民户也卷入到户制的矛盾中。西北防卫体系的增强,加大了里甲制中民户的负担。在农业生产力发达的地区,民户之间开始出现贫富差距,出现了一批贫穷的民户。不堪重负的民户开始逃跑,里甲制陷入功能不全的境地。

户制一经露出破绽,便出现连锁式的崩溃。民户减少以后,盐产地政府把民户的负担分给灶户,加速了盐业的崩溃。接连逃走的人们主要有三个去向。第一是城市的杂业,形成被称作无赖的社会一层。第二是往山里,做矿工或是山地垦荒,希望能在政府管理不到的地方获得生活来源。第三是往大海。脱离户的人们在接下来的16世纪出现多元化动态。

15世纪中叶,在户制矛盾的背景下,各地接连发生民众的叛乱。正统十一年(1446)浙江山区发生银山工人叛乱。镇压此次叛乱的费用摊派给农民,引起了其他连锁性反叛。正统十三年与浙江相接的福建发生了农民叛乱。此次叛乱取叛乱领袖之名,又被称作邓茂七之乱。到了天顺八年(1464),河南、湖北、陕西、四川边境的山麓地带,爆发了由外来徙民发动的叛乱,历时多年。

与户制的垮台互为表里,元朝统治时期进入中国社会的白银经济体系显示复苏迹象。因为户制下的财政经营发生困难后,政府不得不依赖明朝初期曾排斥的白银。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宣德八年(1433)准许用白银代替大米缴税。该银被称作“金花银”。之后明朝经济逐渐被白银侵蚀。

15世纪的经济体制

明朝是13世纪欧亚大陆的白银体系崩溃之后诞生的帝国,这一点已在前面多次论及。13世纪,欧亚大陆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采取了以白银为轴心的经济政策,交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然而当它超过了当时白银储备的范围时,蒙古帝国下的经济开始显现出破绽。诞生于这种混乱之中的明朝,在将白银从财政中剔除出去的同时,试图建构一种不依赖货币经济开展交易的制度。

朱元璋在元末动荡时期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应该抓住了事情的本质。他通过对外展开的朝贡体制,使不通过货币的价格指标进行贸易成为可能。经过14世纪的转换期后,各政权实现了不依靠商品价格而通过礼制基础上的礼节性往来进行贸易。

大部分讨论明朝朝贡贸易的研究认为各国向中国朝贡,作为回赠,获得了数十倍于贡品价值的中国特产,认为对中国来讲朝贡贸易是出超贸易。但是在明朝看来,中国赐给外国使节的物品,是户制之下朝廷所控制的匠户等缴纳的徭役,也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明朝通过向他们提供国内的东西,从而获得国内无法生产的苏木等,在帝国尤其是内廷看来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买卖。

另外,明朝因在国内将盐置于财政运营的中枢,试图构建出一个不依靠白银的体制。利用商人将军事物资运到边境的开中法,发挥了制度上的作用。为向云南供盐,云南附近的四川的制盐业飞速发展,出现了一些诸如此类促进产业发展的派生效果。

当然在人为的体制中也包括一些没有什么作用的制度。洪武年间,明朝面向社会发行宝钞纸币充当政府购买物资的价款。但是没有白银、铜钱作保证的纸币马上出现暴跌,进攻云南与永乐时期的军事活动加速了通货膨胀。永乐时期通过用纸币购买盐的方式回收纸币,为提高纸币的价值实行“户口食盐纳钞法”。但是由于纸币仅流通于城市,以及官员拒收破损纸币等原因,该制度并没有持续下去。

通过盐的财政运营,在进入15世纪下半叶以后也开始蕴藏着矛盾。这是因为社会上通过白银而进行的交易盛行,已经使国家越来越难以控制盐的供应。弘治五年(1492),盐商只要向盐运使司缴纳白银便可获得盐引。结果盐商在边境设置商屯生产粮食,即便不向军队驻扎区缴纳粮食依然可进行盐的买卖。15世纪兴起的不依靠白银而令物资在国内循环的体制走向崩溃。不论是在云南的商屯还是北方防卫线上的商屯都在逐渐消失。

里甲制也随着地域的差别,从经济发达地区开始一步步瓦解。在这种环境下明朝进入了16世纪,变成了如白银中毒似的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