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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商业的时代——十六世纪Ⅰ
新安商人的关系网
商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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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数得上的几座山脉中，黄山颇负盛名。徽州盆地坐落在它的南麓，因四面环山而免遭接二连三的战乱，所以有不少人逃难至此安居乐业。来此定居的移民，为了治理从山地流向盆地的河流，开垦耕地从事水稻耕作，进入山地采伐木材与石材。自唐宋起，徽州逐渐以生产文房四宝歙砚、徽墨、澄心堂的宣纸和汪伯立的宣笔而闻名。
新安江贯穿整个盆地，进入浙东成为富春江，最后汇入钱塘江流入杭州湾。南宋时期的首都就在今天的杭州。徽州以水路和杭州相连，向皇帝居住的临安（那里建筑发达）提供木材等山货。在这种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背景下，16世纪从该盆地走出许多商人，他们分别来到中国各地甚至海外，形成商业网。他们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新安商人，或者说是徽州商人。
51 新安商人的故乡
16世纪初期有一位名叫黄崇德的商人积累了一些财富。虽然并不是什么留名史册的人物，但通过他的经历可以了解经济勃兴期新安商人的具体情况。
成化五年（1469），黄崇德出生于徽州盆地的中心城市歙县的一户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徽州名门汪氏。据说此人平素优雅少语，但每到利害关头便如曹操临战果敢异常。起初他曾致力于学问，但受到父亲“象山之学以治生为先”的教诲后，携资金奔赴山东。陆象山也就是陆九渊，是宋代的学问家。关于他的思想以及应先从商这句话的含义将在下文提到。山东环山靠海，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服装也多华丽。黄崇德在这块土地上精于商业，积累起巨额资产。
成为一名大商人后，黄崇德把下一个目标锁向黄海附近的产盐地，因为留在山东靠买卖纺织品、粮食等赚的钱毕竟有限。他精通中国古代编纂的《管子》和汉代的《盐铁论》等书籍，知道通过弄盐，可以开辟关系国家根基的生意。同时他也通晓古典、唐、宋的食货志（经济政策论），还有明代的法令，当接受管理盐的官员的询问时，能够将利害逐条列出作答，他所提议的实施方案甚至反映在两淮（淮北与淮南，黄海沿海地区）的盐政中。当时在淮盐产地活动的商人大部分是山西和陕西的人。他们不得不承认黄的说法正确，推举他为盐商头目。数年后他积累起巨额财富，在徽州老家盖起一大片宅院，成为手里拥有大片农耕地的地主（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读黄崇德的传记，可以了解新安商人16世纪迅速发展的过程。15世纪的帝国靠的是盐。有关这一体制已经在上一章论述过了。永乐时期，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势力关系紧张的明朝，为防备之需，要在防卫线山西和陕西驻扎军队，军粮就是通过开中法（参上一章）来保证的。在向前线运输物资方面，靠近防卫线的山西和陕西的商人占据有利的位置。他们从内陆召集劳动力，建立商屯生产粮食。据说这些土地在黄土高原，他们在土壤受侵蚀的沟谷中挖穴作粮仓，存储大量的粮食。然后运进政府指定的地方，获取贩卖盐的权利。
然而到15世纪中叶以后，支撑开中法的户制衰落后，政府利用白银调度物资开始占优势。政府为了获得白银，把从民户那里的纳税以及明初时规定的实物纳税的内容全部变为用白银缴纳，同时在盐业中也开始在产盐地从商人那里征收白银。聚集起来的白银被送往北边，在那里用于调度军粮等。
这一纳银开中法普及后，过去垄断盐买卖的山西、陕西商人地位受到动摇，出现了新的商人团体加入进来的可能性。黄崇德就是在这一转折期开始贩卖盐，从而成功积累了巨额财富的人。
新安商人的勃兴
黄崇德从乡里出来的时候，筹集到一些钱。新安的商人靠自己的劳动攒下一点小钱作为本钱以外，主要还有三个方法筹集资金。
第一，“合伙”。这在史料中有记载，即几个人完全平等，共同出资参与经营。对新安商人进行了划时代研究的藤井宏把这称作联合资本。
第二，委托资本。把资金委托给有商业才能并且值得信赖的人，由这个人作为出资者的代理人负责赚钱。
第三，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所提供的资本。其中既包括从母亲、妻子的娘家那里获得的帮助，也有亲戚去世获得的遗产，还有从朋友、同乡等通过个人关系获得的帮助。有人认为黄崇德是从朋友以及母亲的娘家汪氏姻亲中获得了资金上的援助。或者也有人欣赏他率直的性格而把资金委托给他。
从事盐买卖，需要在产地收购大量的盐，然后运往指定的地方。这一商业操作需要巨额的投资，若非大商人根本无法进行。黄崇德无法马上成为一名盐商，他先是在山东从事小规模的生意，逐渐积累资金。当他获得进入盐买卖行业的资金后，才开始把根据地转往淮海，挤进山西、陕西商人已经建立起来的商圈。
黄崇德做盐商成功的原因是拥有广博的见识，能够从长远眼光看到不断变化的政策的最终走向进行经营。其稳健踏实的经营手腕也受到了管理盐业的官员以及老盐商的认可，从而使他能够在生产优质盐的两淮地区建立起牢固的地位。
徽州不是产盐地，当可以用白银收购盐的时候，从徽州走出来的商人却能够确立起新兴盐商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可以通过黄崇德的传记有所了解。原因有二：一是徽州自宋代以来成为文化的中心，家塾等文化设施也完备，住在那里的人们都能够掌握较高的学识。在这种环境中学到的举止、教养在与官员交流时能够起到有益的作用。
二是拥有长远的历史眼光，所以商业能够发展起来。由于徽州商人在继承了宋代儒学的社会风气中形成自身的人格，所以具备了商人所不可欠缺的职业伦理，这也是不容忽视的要素。重视信用的风气吸引别人来委托资本，使得扩大经营成为可能。
黄崇德从父亲那里学到陆九渊（象山）之学，走上商业道路。值得关注的是在宋朝儒学中成为黄崇德人生转折契机的，不是同为徽州人的朱熹的朱子学，而是与其对抗的陆九渊的思想。
52 朱熹 南宋儒学家。曾经遭受政治迫害，但不久就被确立为朱子学的正统。被尊称为朱子
53 陆九渊 南宋儒学家。与朱熹对立，将宋代的学问一分为二。树立了与明朝王阳明相关的一派
朱子学重视沉思默想来修得儒学伦理，而陆九渊的思想与之不同，认为伦理自在心中，观察心的变化就能够得到真理。这种思想孕育出这样一种意识：没有时间做学问的人，只要有心，在每天繁忙的工作中也能够成为儒学所要求的真正的人。
这一意识支撑起商人的伦理。16世纪王守仁在陆九渊的基础上创造出阳明学。这一思想能够被商人等广大社会阶层所接受，原因就在此。
普及全国的商圈
明朝末期出版的小说集中，有些作品反映出新安商人的活动遍及中国各地，而且经营的商品也涉及各个领域。这些作品中发行最早的是《二刻拍案惊奇》全本（崇祯五年〔1632〕），里面有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从徽州来到辽阳（在今辽宁省）的商人成功的事。故事梗概如下：
时值正德元年（1506），徽州商人程宰与兄携数千金到辽阳地方为商。贩卖人参、貂皮、松花江下游产的淡水珍珠等东北地方的特产。往来数年，但所到之处必定失了便宜，耗折了资本，再没一番做得着。
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程宰兄弟两人因是做折了本钱，想回回不去，于是在辽阳一家徽州商人开的大商店里面干活。因熟于账目出入，专掌账目，徽州人称为二朝奉。晚上则在自赁下处歇宿。
……正德十四年夜里，程宰床头出现一美人，向他展示了无数黄金白银的景象。就在程伸手欲拿的当口，美人用筷子撰碗内夹肉一块，掷程宰面上道：“此肉粘得在你面上么？”程宰答道：“此是他肉，怎么粘得在吾面上？”美人道：“此金银亦是他物，岂可取为己有？若目前取了些，也无不可。只是非分之物，得了反要生祸。你若要金银，你可自去经营”，并授予他商机。
夏天，有贩药材到辽东的，只剩下黄柏、大黄两味卖不出去。美人劝程宰买进。程宰把在店里做工攒下的钱尽数买了这两味药，归来搬到下处。不隔多日，辽东疫情盛作，程宰赚了大钱。另一次是湖南商人途中遭雨，弄湿了所带彩绸。程宰听美人劝说买了这些彩绸。一个月后，江西宁王造反，从辽东派来的军队，戎装旗帜急需绸缎。于是程宰按三倍的价钱卖掉了这些斑斑点点的绸缎。
正德十五年（1520），苏州商人到辽东贩卖棉布。忽然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因着急回去奔丧需要贱卖布匹。程宰把这些棉布全买了下来。
次年皇帝驾崩，天下人多要戴着国丧。辽东不产布。程宰买来的那些棉布就像飞了似的全部卖尽，手上赚了约四千两白银。就这样程宰成为知名的大商人。
这个故事应该反映了真实的情况。程宰贩卖东北特产失败，这是因为他没有正确判断商品价格的眼力。之后，他经营的商品都不是昂贵的东西，而是一些日用品。东北对服装所不可少的纤维制品的需求特别大。作为商业活动，经营江南的丝织品、棉布，在道理上说得过去。另外宁王造反是历史事实，此次造反因王守仁的活跃（本书第六章）而在短时间之内被镇压下去。
小说没有对美人来到程宰身边的原因做解释。但是这位仙女不让商人投机居奇，而是通过正当的买卖积累财富，程宰也听从了她的话，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当时商人的气概。
程宰成功的故事告诉我们16世纪上半期，徽州商人就来到了北部边境的辽东。他们所经营的商品不只是盐，从药材到纤维制品，品种繁多。实际上，徽州商人活跃在全中国，在从事陶瓷、茶叶、木材等买卖的同时，还依靠雄厚的资金经营低利的典当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投资染色、打磨布料等手工业，经营工场。
商人的类型
程宰和他的兄弟最初携带资金到辽阳，没有固定的店铺，从事收购和贩卖特产的活动。像这些从外地来做生意的人，称为“客商”。程宰在美人指点下与之做买卖的那位苏州来的布商也是客商。
而那位给失去了本钱的程宰提供糊口工作的徽州商人，在辽阳拥有店铺，从事一些符合当地情况的生意。这样的商人称为“坐贾”。坐贾从客商那里收购货物，做一些零售的同时，也收购一些当地的特产，通过客商贩卖到其他地方。介入当地这些生产者和坐贾之间负责介绍业务的商人叫做“牙行”。有关坐贾、牙行的情况可以看一下上海近郊松江。
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松江一带地势微高，因排水较好，所以从15世纪开始就盛行种植棉花，由于生产的棉布质量好而闻名遐迩。在这个棉布业中，新安商人与之大有关联。早在成化年间（1465—1487），徽州商人就独占了棉布等贸易，甚至有人说“松江子民的财产几乎全被新安商人带走了”。
16世纪，松江的棉布在全中国打开销路，新安商人汇集到棉布生产地，参与了从棉花到织布的这一生产全过程。商人们携带资本开店营业，收购农家作为副业生产的棉布，客商在他们收购时担任中介。
明朝末期，松江有一位名叫丁娘子的女子，发明了一种可以织出精美棉布的技术。用她的技法织出来的布光滑且保暖性好，还被当做贡品献给宫廷。从此这种棉布就被称作丁娘子布而闻名全国。周围农家的妇女都学会了这个技艺，提高了松江布的水平。
农村开始普及种植商用棉花，棉布生产也成为农家的副业开始盛行。农民可以在附近进行交易。商人们也从城郭内走出来，在农村附近的交通要道上设置据点，从而产生了进行买卖的必要性。水路与水路交错的地方有集市，集市发展起来就变成固定店铺林立的市镇。15世纪，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已经建立了许多的市镇，16世纪发展成为农村交易中心。在松江有南翔、罗店等市镇发展成棉布的集散地。新安商人就是在这里开店，独揽了所有的交易。16世纪后半期编纂的《嘉定县志》里面讲到南翔，说“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他镇”。
看16世纪前半期的新安商人的成功故事，基本上都是按照以下几个步骤成长为巨商的：在乡里积累修养和人脉，聚集资金奔赴远方。经营看起来有利润的物资以储蓄钱财，形成资本之后，在市镇盘下小小的店面，专门从事棉布等稳定的商品。若成功地积累起巨额财富就成为盐商，在扬州、杭州、苏州、南京等大城市设置据点，还参与计划全国性的商业贸易。也有不少人衣锦还乡，兴建私宅。明朝建立起来的徽州邸宅群保存至今，被指定为世界遗产。这些建筑就是成功的商人们建造的。
54 徽州的世界遗产 明朝建立起来的住宅群现在依然保存完好
当然并不是所有离开徽州的青年都能够获得成功。如果受挫回乡，会遭到耻笑，会被追讨委托资金。想回又回不去，所以也有不少人从此断绝与家里的联络，音信全无。此外，还有不少人为了起死回生，投身非法的生意。当时有一些生意虽然有生命危险但是收益非常高。那就是明朝政策严禁的与海外的贸易。从新安商人到走私商人，这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中国的海商与日本
宁波之乱与越境者
中国的商人转而成为专门从事走私买卖的海商，在这条道路里有一个是15世纪出现的越境者。最初是元末混乱中—对此，本书已在第二章介绍过，一些人无法在明朝统治下的中国安生，而不得不转向大海，这批人最先成为越境者。之后，倭寇开始袭击中国、朝鲜沿海地区，由此出现了被倭寇掠去在日本干活的人。
还有不少人由于个人状况离开生养的土地渡海。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打扮与日本人相同，一边隶属于日本的主人，一边延续着自己的生命。有一些技能的人，他们的才能得到赏识，在把大陆的技术带到日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修养的人，在日本领主那里担任翻译—那是与中国、朝鲜谈判时不可缺少的人才。
有一位留名史册的越境者叫宋素卿，他是浙江人，弘治年间（1488—1505）被当做未交货的补偿带到日本。
当时，日本的室町幕府权威尽失，正陷入细川、大内两位有实力的守护大名为中心的分裂之中。细川、大内两大势力的背后是日本国内两大商人团体在交易方面的对立。勘合贸易（也称“贡舶贸易”）中遣明船的派遣掌握在由堺商人支持的细川氏和博多商人支持的大内氏手中。
他们需要有才华的谈判专家。宋素卿熟悉宁波的情况，那里是日本与明朝交易的窗口，所以应该比较擅长谈判。他的这项才能获得细川的赏识，于是开始负责与中国的交涉。正德九年（1514），他来到细川的船上，担任纲司（首席谈判）前往宁波。
与大内一方相比，细川的境况非常不利。正德元年派遣朝贡船的时候，大内没有把带有新年号正德的勘合符交给幕府。所以细川只有已经失效了的弘治勘合符。嘉靖二年（1523），大内派出三艘勘合船。细川则带着弘治时期的勘合符也派出遣明船，令宋素卿做副史以进行实质性的交涉。
两拨船中，大内氏的船只在时间上略微先到了一些，这对于没有正式有效的勘合的细川氏是非常不利的。这个时候作为副史的宋素卿前去贿赂了市舶司太监（宦官）赖恩，不但先一步完成了货物的检查，并且排挤掉大内的使节团进入市舶司住宿，在宴会的座次上也使细川氏的座位高于大内氏。
55 《倭寇图卷》 16世纪后期，描绘倭寇的画卷。倭寇与明朝官兵交战的场面，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收藏
对此，拥有正规勘合符且先入港的大内使节团大为恼火，不但杀掉了十二个细川方面的人，还放火烧了细川的船只和接待他们一行的嘉宾堂。大内氏的人四处追杀逃走的宋素卿，但终未抓住，就一路杀戮。这就是宁波之乱。
宁波之乱发生之后，明朝开始调查这件事，最后查明起因在于宋素卿向市舶司太监行贿，于是把宋等人投入监狱。为了详细调查，宋素卿被遣送到位于杭州的浙江按察司监狱，不久就病死在狱中。而市舶司太监赖恩的不法行为却没有遭到责罚，这应该是宦官与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所造成的结果。
明朝没有打算就此放弃朝贡贸易。但是，宁波之乱以后明朝加强了对日本的警戒，一方面加强海防，同时对日本来的朝贡船在年次和人数上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受到强有力的约束。
处理宁波之乱的时候，在日本萌生出一种变化，这个变化不久之后席卷了整个东欧亚。
日本银的出现
16世纪20年代，即中国的嘉靖初期，日本的大永年间，博多商人神谷寿祯为了收购铜坐船前往出云。他行驶在日本海面并向外凝望，正当他把目光转往陆地的时候，看到半山腰有东西在闪闪发光。大永六年（1526）神谷带着技术人员一起来到那里，发现了大量露天银矿石。
这就是石见银山。天文二年（嘉靖十二年，1533）有两位叫宋丹、桂寿的朝鲜技师从博多出发前往石见银山，从此引进了大陆的精炼技术—烤钵冶炼法。
在日本历史巨著中，有不少记载说烤钵冶炼法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但烤钵冶炼法的原理，即把金、银从铜等容易氧化的卑金属中分离出来，这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在西亚广为人知，中国后汉以后的文献中也有记载。这种技法首先需要把银矿石和铅融化后制成合金，然后把做成的合金放在炉内铺好的炭灰上加热。氧化过后的金属，其表面张力变弱。高温之后，被氧化的铅里混入卑金属，同时被炭灰吸收，但是不易氧化的白银由于不会被炭灰吸收所以在炭灰上凝成一团，冷却后就变成了银块。
2000年11月，在石见银山的垃圾山，即抛弃精炼渣的地方发现了重约5.95克的银色和绿色颗粒状金属。用X光分析后知道大约含有80%的银，表面还检测出铅、铜、铁等物质，里面还沾着用于冶炼银的炭灰成分—钙。这一检测结果以及烤钵冶金法独特的表面张力造成的白银自然成形的效果，可以判断这是烤钵冶炼而成的白银。从发现的地层来判断，这应该是19世纪的东西，正是这种白银颗粒大大改变了欧亚的历史。
56 石见银山
发现石见银山以及引进烤钵冶金法以后，日本的白银产量大幅增加。过去一直靠进口白银的日本，突然变成白银出口国。这一时期控制石见山等山脉的是大内家。博多商人神谷一家在大内的统领下开始与明朝做贸易。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给东欧亚的交易带来巨大的变化。
上一章已经提到，15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已经到了离开白银就无法流通的状况。这并不是因为从某个地方提供了大量的白银才发生的变化。而是因为14世纪形成的里甲制、卫所制、开中法等各种制度出现矛盾，所以国家不得不依靠使用白银进行经营。
15世纪，浙江、云南等地积极开发银山，但是所有这些银矿的产量不足以满足帝国所需。16世纪初，白银从朝鲜转而流向中国，但依然不够。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东欧亚的交易就会突然减速，甚至只能依靠朝贡体系支撑，零零碎碎地继续下去了。
16世纪30年代，这种情况陷入危机，日本成为白银的一大供给国。日本需要中国的特产铜钱、生丝等，而中国急需日本的白银。不过宁波之乱后，明朝对来自日本的船只严加防范，对朝贡贸易也增加了许多严格的限制。但是帝国的力量无法抑制交易的奔流。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易超越了朝贡体制，通过民间的武装力量海商发展起来（以下主要参考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
走私贸易的据点
日本白银出现以前，触犯明朝海禁政策而进行的走私贸易中，以与东南亚的往来所占比重最大。中国进口东南亚产的苏木、胡椒等特产，出口陶瓷器等。中国的特产经东南亚的港口再被运往西亚和欧洲。
与东南亚之间的走私贸易的据点是福建省的月港。该港又称月泉港，位于沿海城市漳州的东南部。月港这个名字源于山涧夹着港口，停泊地的形状呈弓形月而来。从宋朝到元朝支撑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泉州港进入16世纪后，由于大量泥土堆积，使其作为港口的功能降低。取而代之的就是迅速发展起来的月港。
15世纪上半期，漳州的海商们已然无视政府的禁令，与海外进行交易活动，月港作为这一活动的据点发展起来。沿海地区的商人把走私贸易当做发财的机会进行投资。其中有一个曾出过高官的家族，制造了一艘被禁的大型海船，准备进行交易活动。大部分漳州商人都在从事走私贸易。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月港甚至被赞为“小苏杭”，即它的繁荣已经可以与江南的大城市苏州、杭州相匹敌。
16世纪，葡萄牙人经印度洋来到东海，出现在月港。1517年葡萄牙商船在广东遭明朝官员驱赶。他们为了寻找新的据点而北上，停泊在月港附近。接着西班牙人、日本人等也都为了交易来到这里。
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漳闽之人与“蕃舶夷商”（搭乘外国船舶的外国商人）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皇明经世文编》卷147）
以月港为据点的商人们，为了抵抗明朝因实行海禁而取缔走私贸易，全副武装。
江南的国际贸易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