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港的弱点是没有与江南地区直接联结起来。那里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丝绸的产地和外国商品的消费区。为了弥补这种不足,16世纪位于江南地区外洋中的舟山群岛一角的双屿港超过月港迅速发展起来。该港口位于第三章所提到的兰秀山以南。兰秀山对江南地区而言是驶向黄海的停泊港,而双屿港则被定义为东海航线的据点。

14世纪,明朝镇压兰秀山之乱以后,唯恐舟山群岛将成为倭寇等海上势力的据点,于是实行岛屿无人化政策,把岛上的大部分居民强制迁到内地。但是在浙江沿海等地从事制盐的灶户,为了获得煮盐用的柴火,频频往来于岛屿之间。因此15世纪灶户制度开始松弛以后,许多的制盐者为了逃避过于沉重的负担,来到舟山群岛定居。海商为了寻找沿东海北上的基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岛屿就成为这些脱离明朝统治的人定居的地方。

16世纪,葡萄牙人最先来到这里,确定双屿岛为活动基地。初期时候,即嘉靖三至四年(1524—1525),应该是福建商人把葡萄牙商人引领到这里来的。远离大陆的这块据点,躲过了明朝的取缔进行贸易,条件甚至优于月港。不久以后,控制江南商界的徽州商人也开始往来于双屿港。自1540年以来,日本的白银大规模流向中国,使位于连接江南和日本海路的双屿港开始成为中国、葡萄牙、日本等商人聚集的国际交易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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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屿港最鼎盛时期活跃在东海的葡萄牙人平托(Fernáo Mendes Pinto)曾这样描写他所看到的嘉靖十九年(1540)这一港口的样貌。叙述中他把双屿港称为ryanpo,这一发音来自福建方言。

 

在海上航行六天后,来到了双屿的大门。那里是距葡萄牙人做生意的地方三lguá(约15公里)的两个岛屿。双屿是葡萄牙人在陆地上简称的拥有上千户人家的集落,由市参事会员、陪审判员、地方长官和其他六七名共和国法官及官员统治。那里……城镇上有3000人,其中1200人为葡萄牙人,剩下的是各个国家的基督教徒。据许多熟悉这里的人讲,葡萄牙人的贸易额超过金3 Conto,大部分买卖都是两年前发现的日本白银,无论带什么样的商品到日本,都会赚回3至4倍的利润。(冈村多希子译,《东洋遍历记》,第66、221章)

 

平托的描述有不少夸张的地方,所以他的叙述有多大程度的可信度,还值得怀疑。但是,由此可以看出该港口是作为葡萄牙商人与日本、中国交易的据点发展起来的事实,以及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行政机构,完全拥有发展成与印度的果阿邦和东南亚的马六甲相匹敌的交易据点的可能性。

徽州的海商

起先负责管理双屿港的海商是福建商人李七,绰号李光头。很可能就是他最先把葡萄牙人从月港等福建沿海的交易据点引到靠近江南的舟山群岛的。不过当与江南的交易开始繁荣以后,把江南作为商业圈的新安商人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

继李七之后掌握该港主导权的是徽州的许栋(许二)。在有关倭寇的记录集《日本一鉴》中写到,许栋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二,先是与弟弟许三到马六甲建立起交易网,然后与留在国内的许四、许一等合伙进行走私贸易。另据胡宗宪—此人在后来的取缔倭寇行动中名扬天下—的叙述,许栋在福建被捕,后逃脱与倭寇合作。综合两种说法,许栋应该从事的是亚洲与中国之间的走私贸易,在返回交易据点福建时被捕。

在海上活动的许栋一伙和以陆地为根的新安商人拥有共同的买卖习惯,所以很容易获得葡萄牙和日本商人需要的中国特产。海陆之间,以白银为中心形成了人才、物资和商品链。通过这一链条,出现了投身海洋并崭露头角的海商代表,也就是后来成为倭寇大头目而留名史书的王直。王直,又被记作汪直。青年时期他为了成为一名盐商而投身商界。但是由于盐的买卖受国家管制,所以很容易出现违法的事情。王直因为违反了明朝的禁令,失去了成为一名成功盐商的机会。不久后,他于嘉靖十九年(1540)来到广东,加入漳州的海商帮,开始建造大型外洋轮船从事走私贸易。由于福建的海商多活跃于与东南亚的交易,所以由此可以推测,王直当初也是在阿瑜陀耶、马六甲和中国之间往来。

正是那一时期,大炮传至种子岛。在后人写的《铁炮记》中,被称作“大明儒生五峰”的人是一名负责运载葡萄牙人船只的船主,周旋于葡萄牙人和种子岛领主之间,通过笔谈进行交涉。五峰是王直后来使用的号,所以有人推测此人就是王直。在葡萄牙的记载中,1542年有三名葡萄牙人从阿瑜陀耶逃走,在前往双屿港的途中遭遇暴风雨而被冲到日本。所以把《铁炮记》中的五峰看做王直的条件已经非常充分。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认为王直是为了开辟与日本交易的道路而靠近九州沿海的。不过王直自称五峰是16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所以无法马上判断是王直把大炮传到了日本。

嘉靖二十三年(1544),王直成为许栋的属下。在这之前,许栋已经统治了双屿港。王直在许栋手下担任“管库”一职,总管海商帮的财务。能够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王直是徽州出身,不但拥有管理财务的本领,还具备令人信服的商人资质。在网上有一篇《海上史事件簿》的报告,该报告的编辑称“直”不是王的本名,是在海上跑的人为他取的别名,并称此名或许包含有“坦率、正直”的意思。这一推测完全具有可能性。日本因产白银故与之交易的重要性立时增加,而开辟这一新道路的重担就由在许栋手下任职的王直担负起来。

这一时期,有日本使节待在宁波。宁波之乱以后,明朝对日本使节的限制日益严格,最后使之无法赴京而不得不踏上归途。王直和这位日本使节接触以后,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前往日本(《筹海图编》) 。这一年,博多商人助才门等三名日本人在王直的引领下来到双屿港。从此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易迅速发展起来。

从海商到倭寇

繁荣之后的双屿港突然之间迎来了它的末日。嘉靖二十七年四月,浙江巡抚都御使朱纨派军队扫荡靠双屿港做生意的商人。这一军事行动极其惨烈,军船包围了整个港口,使双屿岛成为一座孤岛,朱纨的军队趁夜黑开始攻击。

在此次突然袭击中,许栋一伙的头目李光头、许六等人被捕,许栋和许四不得不撤退到东南亚。此外还有好几百人在此次战斗中或惨遭杀害,或在混乱中溺水而亡。这些大海男儿信奉的妈祖,其所在的天妃宫和许多船只也在此次攻击中被烧毁。5月,当战争结束以后,朱纨站在可俯视港口的山丘上,记录下他眼中所看到的双屿港战斗已过去四十多天,当地依然寸草不生,昔日繁荣转眼成为一片废墟。

自此海商与明朝水火不容,成为敌人。以双屿港为基地的海商们聚集到王直那里,在烈港—位于舟山与大陆之间—建立起新的据点,继续与日本进行交易。王直一边吸收其他的海上势力,一边自行扩张,最后在东海独霸一方。嘉靖三十二年(1553),烈港再次遭受官兵袭击,王直从中国沿海撤退。这次事件发生后,形势逐渐演变成“嘉靖大倭寇”。

所谓大倭寇,应该是由于能够统率中国沿海的海上势力消失,部分帮派横行所致。尤其是徐海,与王直分家后不断在江南一带抢夺。徐海原本是一个市井无赖,因为其叔父徐铨为王直故交,偶然随之踏入海上世界,他原本并不是海商。

较之通过贸易,徐海等帮派一心希望通过掠夺更快地获得财富。每当攻打城市、与官兵对峙时,其从日本带来的武士就负责指挥队伍。这不是简单的盗贼,而是有组织的军事团伙,使内陆腹地也成为倭寇掠夺的范围。中国各地的无赖、对官兵心怀不满的人也加入到倭寇活动中,进行抢掠。据说沿海地区村庄里的男人们就像外出打工一样加入倭寇,每当满载战利品凯旋时,就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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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五岛市福江町的六角形水井

那么从双屿港撤退之后,王直的变化如何?具体而言有两个。一是把海上活动的据点安置在明朝官兵无法企及的日本沿海。九州的五岛列岛和平户成为王直的根据地。长崎县五岛市(五岛列岛)的福江町的大街上,至今还留有王直曾使用过的六角形水井和为航海安全祈福用的明人堂。据说王直在平户建立据点以后,许多过去曾往返于双屿港的葡萄牙人也聚集过来。

另外一个变化是外形上的。自那次事件发生以后,王直把头发剃成日本武士的样子,有人推测说这不就是月代发型吗?也就是在日本古装剧中经常看到的男子梳的发髻。这种把部分头发剃掉的发型始于平安后期。原来是武士们在要打仗的时候,为了防止带上盔甲的身体发热导致头晕,所以每次都要剃发。应仁之乱以后,战争持续不断,本来是为了打仗而做的准备,成为武士样貌的象征,最后成为一种风俗。

14世纪的时候,月代还没有成为风俗,也不是日本人的标志。在14到15世纪之间出现的倭寇被指身着“倭服”,但没有记录谈及他们的发型。但是对于16世纪后期极度猖獗的倭寇,已经有各种记录称来自中国的倭寇也都剃掉头发,或者将头发窝成一个髻。之后前去劝王直投降的使者见到的也是头挽发髻的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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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辫发(右)和月代(左) 从北到南夹击汉族的东亚奇特发型

在中国沿海横行霸道的倭寇,弄成了日本武士的发型。被倭寇抓住的中国百姓,被强制剃头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虽然倭服可以换下,但头发却不能马上改变,所以如果被官兵抓住,就极有可能被当做倭寇而杀掉,因此不得不跟从倭寇行动。发型成为倭寇扩张势力的工具。据说有官兵把头发稀少的人抓来,称其是倭寇来邀功,发型成为决定生死的大事。

16世纪明朝的境遇可谓是“北虏南倭”。从北来的是下一章将要提到的成吉思汗系的鞑靼,他们为了向明朝寻求扩大贸易施加军事压力。此为“北虏”。鞑靼也因袭蒙古族的风俗而剃掉部分头发。也就是说从视觉的印象来讲,所谓北虏南倭,指的是留有头发的明朝子民受剃掉头发的异形人种军事威胁的状况。

决不能轻视这一发型问题。剃掉头发的行为意味着对明朝制定的礼制的否定。17世纪满族建立清朝统治中国的时候,强制汉族人也剃成他们的发型。围绕发型的政治史,从16世纪清朝统治中国一直持续到20世纪清朝灭亡。海商因为剃掉了头发,因而成为与明朝对抗的倭寇。

冒险商人与传教士

葡萄牙人侵略东方

东欧亚海上的商业活动开始活跃的时候,欧亚大陆的西部也出现了出海发展的动向。1494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地图上画线规定葡萄牙与西班牙各自获得的殖民地势力范围:以西经6度30分为界,东属葡萄牙、西属西班牙。根据《托德西拉斯条约》,葡萄牙人在达·伽马(Vasco da Gama)、印度总督阿方索·德·阿布凯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等冒险商人的带领下,参与到联结印度洋和东海已有的商业圈中。

为何欧亚大陆的两端会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投身海洋的风气?14世纪,蒙古帝国支撑的交易体系瓦解,欧亚各地被许多政权割裂,导致15世纪成为欧亚交易的低迷期。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新的交易体系一边从蒙古帝国的残骸中汲取养分,一边预备孕育而生。这一洪流把以西欧亚为起点的“大航海时代”和东欧亚的海商时代统一起来。

不过,商业时代开始的16世纪上半期,后来成为整个时代主要货币的白银还未出现。引导欧亚商业时代的地区是东南亚。值得注意的是经过14世纪这一分水岭以后,东南亚已经开始为欧亚的东、西方提供它们所需的物产。

中国商人向海外寻求的物产之一是胡椒(学名:Piper nigrum L.)。原本产自印度的这一香辛料被引进东南亚以后,从15世纪开始广泛种植。种植胡椒的内陆与靠海的港口相联结,使通过海洋向世界各地提供胡椒成为可能。胡椒成为风靡欧亚大陆的商品。不仅欧洲,中国与朝鲜对胡椒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胡椒成为推动东西商人奔赴东南亚的动力商品。

在中国,海商们触犯国禁前往东南亚收购胡椒;在朝鲜,胡椒经由琉球和日本进入境内。如果不是美洲大陆原产的辣椒也传到了东亚,那么中国菜和朝鲜的泡菜恐怕就会用胡椒来调味了。日本对胡椒几乎没有什么需求,是因为没有进入蒙古帝国统治之下,食肉的习惯没有普及。而在16世纪初的里斯本(Lisbon),1506年的时候100磅(约50.8千克)的胡椒要卖22克鲁扎多(cruzado)。而在东南亚的原价却只有6.08克鲁扎多,收益高达262%。所以香辛料的魅力足以将葡萄牙的野心家们吸引到海上。

从1505年开始到1515年葡萄牙在副王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首任印度总督)的领导下进军印度洋,建立起商业网。1510年,第二任印度总督阿方索·德·阿布凯尔克占领了果阿邦,次年即1511年占领了东南亚贸易中心马六甲。那里有许多的华裔商人,葡萄牙人了解到与中国做贸易有利可图,比如把胡椒运到中国的话,将会获得三倍的利益。比起长途跋涉把香辛料运到里斯本,运往中国则能更快地获得利润。于是中国从此进入他们视线之中。

1513年,欧维士(Jorge Alvares)从葡萄牙所占领的马六甲出发,乘坐中国帆船经珠江河口在澳门与香港之间的伶仃岛登陆,成为第一位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按中国的年号,时值正德八年。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国王的使者托姆·皮雷斯(Tome Pires)在广州登陆,向明朝要求建交。该特使通过向各方面赠送及贿赂等手段,大谈建交的可能性,终于在正德十五年五月,依靠宦官总领内廷太监江彬的引荐,获得机会谒见巡幸南京的皇帝朱厚照(武宗,正德帝)。之后随皇帝进入首都北京。

然而,葡萄牙人的行动不符合中国的礼节,在各地引起纠纷。祸不单行,1521年朱厚照去世,充当中间人的宦官被处死,托姆·皮雷斯失去靠山后被驱逐出北京,投放到广州的监狱中。这件事之后,葡萄牙人在广东也遭驱赶,自此他们与中国海商合作,以月港、双屿港等地为据点活动。

冒险商人的世界

1537年,一位名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的男子从里斯本的码头扬帆前往亚洲。在此后的两年里,他跑遍了亚洲的各个港口,以冒险海商的身份周游了东欧亚地区的海洋世界。回国后他写成的著作就是先前引用的《东洋遍历记》。

平托在书中写到他遭遇了历史性大事件。他强调自己曾漂流到日本的种子岛,来到了传播枪支的现场。这不是历史事实。虽然这本书颇为夸张,但从传教士留下来的记录中可以确定,他的确曾往返于东南亚和中国、日本之间,积累起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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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平托著作《东洋遍历记》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

《东洋遍历记》以平托自身的经历为基础,选择当时葡萄牙人圈里的一些传闻为素材,同时还掺杂了一些虚构的情节,应该当做一本冒险小说来读。译者冈村多希子在解说中指出,该小说还可以定位为一本流浪汉小说。不过,虽然书中描绘的事情或许不是“曾经发生”过的,但却是“有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在窥探16世纪海域世界方面,难道还有比这更富有刺激性的史料吗?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能展现海洋世界氛围的一些故事。

平托在爪哇岛西部的万丹,结识一名叫安东尼奥的商人,并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是作为一名理想中的冒险商人形象而描写出来的。安东尼奥一行人等遭穆斯林海盗袭击,商品被夺走。于是安东尼奥决心报仇,抢到中式帆船,从东南亚北上,经占城、海南岛,目标直指双屿港。

途中偶然遇到从琉球前往马来半岛东岸的北大年(Pattani)的中式帆船。此船“与葡萄牙人关系甚为亲密,乃为一名叫做庞江的中国海盗所有。船上搭乘有三十名葡萄牙人,都是他支付薪水随身带的精锐士兵。除了薪水,这些葡萄牙人还从他那里不断地接受好处,所以大家都很富裕”。当这艘海盗船要打劫安东尼奥一行的船只时,他们一边开炮一边接近。眼看就要酿成一场海战,这时他们相互注意到船上乘坐的都是葡萄牙人,于是局面和解。

这名中国海盗庞江向安东尼奥他们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称他“曾经拥有许多财富……但是因为遭受了几次不幸和灾难,丢掉了大部分财产,所以非常害怕回到妻儿所在的北大年。因为没有得到国王的许可就出了国……所以清楚地知道已经触犯了偷渡的罪行”。他当场与安东尼奥签下合约,约定借给安东尼奥他们帆船、手下以及大炮、枪支,作为代价,要求安东尼奥出让手上商品的三分之一。安东尼奥“向圣福音书起誓一定实行,并且马上签署了带有签名的文件。现场有十到十二名廉洁正直的人见证。按照合同,他们两个人都进入了五里以外(约25公里)的阿纳伊河,在那里向当地城镇司令官的官员送了100克鲁扎多的贿赂,悉数备好了所有必需的物资”。

之后,安东尼奥一行人听从庞江的忠告,在福建的(漳州?)停泊,在那里从来自巽他(Sunda)、马六甲、帝汶岛(Timor)、北大年的葡萄牙人那里收集关于里斯本的情报。因为当时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谣言:中国的皇帝称“新近了解到葡萄牙人并不是以前所听闻的那样诚实与和平,所以不希望葡萄牙人在本国停留。并且为了逮捕在里斯本居住的葡萄牙人,烧毁他们的船只和村落,奉皇帝之命一支载有十万士兵、共四百艘中式帆船组成的船队来到双屿港”。情报收集的结果是,他们知道中国的官兵去往别的方向,于是安东尼奥扬帆前往双屿港。

从这个可能发生的故事中可以读出许多信息。首先,葡萄牙贸易商在参与东欧亚贸易的时候,几乎都没有什么资本。他们或进行海盗活动,或者被中国海商雇佣,或者接受中国商人的投资,从中获得收购商品的资金。1540年以前他们来往于东南亚和东亚之间,以后则来往于日本与中国之间谋利。这一点与西班牙势力获得美洲大陆产的白银以后才加入到与中国的贸易,两者完全不同。

中国人船长庞江是活跃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商人,同时也是一名海盗。在海禁政策下,他没法在中国国内设置据点,把妻儿安置在东南亚的港口城市,接受当地统治者的惯例。他的帆船被大炮等武器武装起来,船上的葡萄牙人也成为一种武力。据此可以推测,来到种子岛上传播枪支的船,应该是由与此相同的人员构成。他们根据海商的状况抢劫其他船只,或者相互交涉。他们告诉葡萄牙人可以停泊的港口,在陆地上介入当地官员与葡萄牙人之间,担任谈判的角色。

传教士的加入

16世纪中叶,抱着传播福音使命的传教士继怀揣一攫千金梦想的冒险商人之后,竞相奔赴东欧亚的海洋。据《东洋遍历记》记载,平托随从武士弥次郎从日本返回马六甲,把他引见给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co Xavier)。

简单整理一下沙勿略的足迹。他出生于西班牙和法国国境附近的纳瓦尔王国,是当地沙勿略城主的儿子。他与罗耀拉(lgnacio de Loyola)一起致力于耶稣会的创建。受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之命立志传教,1542年结束了在印度以果阿邦为中心的活动之后,转而前往马六甲,就在这时遇到了弥次郎,从而了解到在日本传教的可行性。他决定到日本传教,于是在1549年乘中式帆船抵达鹿儿岛。在日本待了两年三个月后,回到果阿邦,立志在中国传教。1552年,他为了在中国传教,来到广东港外上川岛,但没有获准入境,却由于染上疟疾突然在当地病逝。他的遗体被送往果阿邦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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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圣方济各·沙勿略墓园 沙勿略,西班牙传教士(1506—1552)。耶稣会开创者之一,也是他第一次把基督教传到了日本。

据平托写给耶稣会的信函记述,平托借给沙勿略在日本活动的资金,建起了日本第一座教堂。在运送沙勿略遗体从马六甲前往果阿邦的船上,平托触摸到神父的遗体心生感悟,最后也成为耶稣会的修炼士,捐赠了大部分财产。他还提供资金给继承沙勿略的遗志来到日本传教的巴莱多(Melchior Nunes Barreto),作为他的旅费。自己则作为副王的使者也来到日本。这不是他的夸大其词,的确可以通过其他史料来证明。

从平托与沙勿略的关系可以看出,传教士们曾利用冒险商人在东欧亚构筑的网络收集情报,试探传教的可能性。另外传教所必需的资金也是从冒险商人那里或借贷或捐赠筹集起来的。这是因为冒险商人希望通过捐赠,能够对自己在积累财富过程中所犯下的各种罪行赎罪,以求精神上的安宁。

派传教士到东欧亚的修道会不单只有耶稣会。1548年多明我会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生于潘普洛纳,著有《中国志》一书)从里斯本出发前往果阿邦,1554年转移到马六甲,1555年尝试在柬埔寨传教遭遇失败,在那里他通过葡萄牙人的圈子获悉在中国还有传教的空间。

1556年他来到澳门西部葡萄牙人的贸易据点浪白澳,在那里开始在街头巷尾向中国人传教。但是在那里传教的成效也不大,于是1557年从中国撤退返回马六甲。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官僚监督森严的中国,难以向百姓传教让其改变信仰,必须先让朝廷接受传教士,非从社会上层开始渗透不可。

这种感觉或许是当时所有传教士的同感。第一位实现这一梦想的传教士是耶稣会的利玛窦。此人生于意大利,1582年来到澳门,1601年才最终得到在明朝首都北京的永久居住权。关于这一人物将在第七章中详细叙述。

贸易港口澳门的形成

嘉靖二十七年(1548),双屿港的毁灭对葡萄牙贸易商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机。葡萄牙人眼中看到的对走私贸易取缔的过程,全都详细记述在传教士克鲁斯的《中国志》中。失去了在江南沿海的据点,葡萄牙人一边在长崎设置据点,同时也选择了靠近广州的澳门作为中国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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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1630年左右描绘澳门的画

这里有陆地与沙滩连接的澳门半岛,南部海上有凼仔岛、路环岛。由于填海造田工程的发展,现在两个岛已经变成一个。它们环绕的水域名叫十字门,半岛西南面,现在珠海市南水镇处的海叫做浪白澳,都是远洋轮船停泊的地方。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澳门半岛属于广东省香山县,只有两个渔村。

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的船只触礁,称贡奉朝廷的商品全部浸湿,要求上岸弄干,于是向中国管理部门海道副使汪柏行贿,在半岛登陆。嘉靖三十六年,官员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批准建设一块暂留地。这就是一些历史年表等所记录的“1557年,葡萄牙获得澳门居住权”的详细过程。这种强硬的态度恐怕只有冒险商人才能干得出来。

葡萄牙人建起房屋和城堡,修建三巴门、水坑门和新开门以示区别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居住区。1563年在澳门的葡萄牙居住人口达900人之多。万历元年(1573),明朝正式批准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作为补偿,要求葡萄牙每年上缴地租500两。万历二年,明朝政府在连接半岛与陆地的沙滩上开设关口并配置官兵,监视往来的葡萄牙人。由于开门的时间是固定的,所以规定只许在开门的时间内与当地居民进行粮食等贸易。

葡萄牙人往东方发展之时,他们的船队长被称作司令(Capitão-mór),后来被用作对侨民首领的称呼。1556年中日贸易船队司令被赋予澳门统治者的地位。到了16世纪后半期,澳门统治者的船队司令一职变得可以通过竞拍来获得。

船队司令作为贸易负责人到长崎以后,澳门就失去了统治者。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有势力的商人在政府内掌握权力,同时耶稣会的传教士也在澳门社会中发挥了巨大的权威作用。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623年。16世纪的澳门就是冒险商人与传教士两种势力联手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