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王朝交替——十七世纪

自取灭亡之明朝那些事

传教士与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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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6月—距离17世纪还有半年,传教士利玛窦在即将实现他多年夙愿的时刻,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困难。

1582年,利玛窦在澳门登陆后先在广州附近传教,当取得内地居住权以后,辗转肇庆、韶州,1595年最终落脚南昌。此时的利玛窦虽然已经能熟练地用中文写作,结交达官贵人并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但是在传教方面始终没有取得什么建树。

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不同于通过向平民百姓传教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日本,若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在上流社会获得教徒。于是利玛窦将移居的目光转向了帝国首都北京。1598年秋,利玛窦曾一度进京,不过最终却因为没有获得在当地居住的许可而不得不返回南京。在那里利玛窦与大思想家李贽有了一面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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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利玛窦的地图 万历三十年利玛窦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为了再次进京,利玛窦四处奔走,并把预备献给皇上的钟表等物品调度到南京。因此一时之间许多中国人慕名而来只为争睹这难得一见的珍宝。南京官员唯恐贡品的消息传入皇帝耳中引来妨碍利玛窦进京之咎,最终加快了为其办理进京手续的步伐。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一行从南京出发沿大运河北上。在山东济宁,他与李贽重逢,通过李贽的介绍,结识当时的总理河槽(对来往运河漕船统一管理的官员)。在这位总理河槽的帮助下,利玛窦他们顺利通过了大运河中海拔最高的险滩—山东制高点(参照第四章)。随后就在即将朝着华北平原北上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向利玛窦袭来。

为征收通行税,皇帝派宦官马堂驻扎临清。临清是大运河的要塞,连接卫河(向首都运输物资的大动脉)和会通河(越过山东制高点)。深得皇帝信任的马堂纠集数百名无赖前往临清赴任,开始不分昼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稍有抵抗的人都被没收财产,许多家庭因之破产。

万历二十七年(1599),商人罢市,地方百姓起义火烧马堂办公所,打倒了其手下凶狠歹毒的无赖。过错非常明显在于马堂一方,但是皇帝却下令逮捕主谋并处以极刑。当时临清有位名叫王朝佐的人,为了拯救大家,声称自己是主谋而被处死。临清百姓为其建造祠堂以祭奠亡灵。发生在临清的这次起义,是百姓为伸张正义而爆发的一种民变。不过尽管当时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但是次年6月利玛窦到达临清时,马堂依然稳坐其位。

马堂听说利玛窦这个神父携带着珍贵的贡品,将之拦下。一方面找了一个借口在其私邸招待利玛窦,并要求他们带上贡品,另一方面上奏北京请求用自己的船护送带着贡品的外国人去面见皇上。马堂对利玛窦他们带的东西进行了仔细的搜查,若是看到没有写在报告里的东西,就会大发雷霆,宛如是从自己那里偷走的一样,而对于自己看中的东西则另找地方收好。大量的物品就这样被马堂抢走了。

利玛窦致信给身在北京的朋友,试图解决这一事情,不料那人却回信说“不意上奏皇上。只因如今皇上唯听宦官一言。眼下最好的办法乃求助于宦官,舍财保命”。言下之意似神父们唯有祈求神力而别无他法。到了冬天,至北京的大运河都已结冰。西历新年到来,进入了新的世纪。当一切都变得绝望之时,皇帝允许外国人进京的旨意传到临清。当利玛窦他们通过陆路进入北京城,时间已经到了1601年的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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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利玛窦的游历路线

宦官与官僚

利玛窦被困临清时,日本发生了关原之战,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欧亚大陆的东边和西边诞生了崭新的体制。而此时明朝似乎也迫不及待地为继承新的政治体制,迅速进入自取灭亡的进程中。

利玛窦准确地掌握了这一事态,据他的记载(川名公平译,矢泽利彦注,《中国基督教传教史》,岩波书店,1982) ,与日本在朝鲜的战争结束后,明朝因投入了过量资金使国库亏空。皇帝朱翊钧(神宗、万历帝)为弥补经济困境,需要新的资金来源。不过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官员管理的国家收入,而是为了增加供皇帝个人使用的宫廷费用。万历二十四年(1596)皇帝派遣宦官到各地开采银矿,眼睛盯上了在贸易要塞征收的商业税。

负责寻找矿山的宦官没有去山里,却走入城里。只要见到有钱的人家,就声称此处有矿脉欲毁屋状。遭此横祸的当地百姓为了保住自己的房屋,不得不支付大量的白银交给宦官。而被派出征收关税的宦官就像马堂一样带领无赖从商人、百姓那里抢夺财物。借用利玛窦的话说,“载满货物的船通行缴税区,就好像在路上遇到了杀人犯”。

这样掠夺来的财富大部分进入了宦官的腰包,送到北京的资金被用于维持奢侈的宫廷开支,万历二十四、二十五年重建了被大火烧掉的宫殿,又修建了朱翊钧的墓定陵。宦官为宫廷之用而进行的这种大肆掠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矿税之祸”,一直持续到朱翊钧死去的1620年。内廷的贪暴自然引起了外朝官员的抵抗。走在最前列的有一位名叫李三才的官员(以下内容参见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同朋舍《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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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定陵 明十三陵之一,第十四代皇帝万历帝之墓

北京附近的通州是李三才的老家。通州是通过大运河运来的物资卸货之地,是漕运的要塞之所。据说李的父亲曾在这里经营生意。万历二年(1574)李三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当派遣到通州的宦官大肆掠夺商人们的时候,李三才坐不住了。当时李负责管辖盐的集散地—淮安与扬州,处于与宦官直接对立的位置。

当利玛窦一行在临清受尽马堂之苦时,李三才向皇帝连奏三本要求停止矿税。奏折中,李三才将责任追究到派遣宦官的皇帝身上。

李三才不仅在舆论上进行批判,同时也开始对宦官的蛮横残暴进行实质性的阻止。受皇帝之命到山东开采矿山的宦官陈增,每当遇到当地官员抗议其强取豪夺时,便以忤逆皇帝旨意为名抓捕、拷问,并没收受牵连的商人家产。一名与陈有姻亲关系的无赖,依仗陈增的势力在李三才管辖的淮安与扬州,对当地富人家胡乱安插罪名以没收财产。李三才告诉陈增,这名无赖储蓄积私财欲图谋不轨,鼓动唯恐祸及自身的陈增向皇帝举报。这样一来成功地使皇上失去了对陈增的信任。失去皇帝信任的宦官,只有送命的结局。所以陈增最终落得个自杀的下场。

李三才这种轰轰烈烈的行为鼓舞了一批看不惯宦官暴行的官员。带头的是江苏无锡(江苏省南部)人顾宪成。顾宪成的父亲据说是无锡商人。从思想上来看,顾宪成反对带有强烈个人主义倾向的阳明学派,主张将政治活动与学问相结合。

万历八年(1580)上任的顾宪成反对政治独裁的内阁大学士首辅张居正。张死后,他又与欲高压统治地方社会的内阁严重对立,最后招致皇帝迁怒,辞官返乡。

在故乡无锡,许多同乡、弟子聚集到一起,需要一个谈论政局的“讲学”场所。宋朝时创办的东林书院在地方官员的帮助下重建起来,万历三十二年民间知识分子聚集到东林书院开始讲学。这个以东林书院为中心形成的人际网络逐渐成为反对宦官的党派,被称作东林党。

官员与地方社会

每月3日的讲学吸引了远近数百人慕名而来,其他各地也出现了模仿东林书院的场所。其中之一是万历三十五年在常熟开办的虞山书院。积极承担书院建设的官员是当时任常熟知县的耿橘。耿橘自身在思想上不同于顾宪成,属阳明学派。但其参与地方社会利害的政治姿态却与顾宪成相同,于是与东林书院合作,在常熟发展讲学。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官员耿橘的政绩的介绍,描绘出与东林书院有关的官员样貌。

常熟位于苏州西北部,属典型的水乡。从山坡上俯瞰水田,那样子与其说水路纵横,倒不如说像是在太湖的水面上罗列着类似岛屿的巨大农田。15世纪中叶以前,这里依靠里甲制对耕地四周的堤坝进行修补与管理。当地地主在争夺水源的功夫上尤其厉害,他们把靠近堤坝便于收割、搬运的土地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同时他们也有责任管理靠近自家耕地的堤坝,这一习俗也驱使他们尽心尽力地承担起当地的水利事业。

随着白银经济的发展,地主的社会地位渐升,他们开始移居城市。没落的自耕农的土地被住在城市的富人收购,因此以当地地主为轴心的水利维持体系崩溃。脱离农村的地主只对收取地租感兴趣,并不了解水路里面农田的情况。留在当地的农民必须缴纳高额的地租,所以也没有多余的经济能力去修补堤坝疏通水路。

进入17世纪以后,构筑新的体系成为最为迫切的任务。就在这种情况下,万历三十二年耿橘前去赴任。他仔细观察了像岛屿一样的耕田以后,发现与堤坝相连的四周地势偏高,越往中心地势越低,从而导致水路水量增加时,岛的中心部分也会积满水,并一点一点地渗入耕地中,只要当地的体系能够良好地发挥作用,地主指挥进行排水,是可以继续耕作的。不过当脱离农村的地主增多以后,这种办法就无法实施了。于是万历三十年代(17世纪初),耿橘将巨大的像小岛一样的耕地进行分割,通过增减水渠,尝试减少已经浸水的耕地。

在耿橘所实施的改革中,最根本的是改变了维持水利责任的原则。其原则借用当时的用词是“照田派役、业食佃力”。也就是不再依据里甲制度的原则,而是根据耕地面积均摊维持水利的责任。“业户”也就是地主,不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城里,按照自己所持有的耕地面积支付“食”(工钱),由在本地的“佃户”(佃农)用这部分工钱修补堤坝疏通水路。

这一原则早在16世纪中叶已经在江南实施。不过那些有着为官经验的所谓乡绅,还有一个逃避责任的借口—“优免”,能够减轻维持水利的负担。“优免”使这一新原则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地主们为了逃避责任,将自己的耕地名义转到乡绅名下,就无法筹集到进行水利事业所必需的资金。鉴于此,耿橘将废除“优免”贯彻到底,这才使得照田派役这一水利体系真正开始发挥作用。

耿橘的这一改革必须取得地方精英层的支持才能实施,他们所考虑的是全县整体的利害关系。对于那些不在农村的地主阶层来说,若水利无法维持,造成连年遭受水灾粮食欠产,他们也会受到经济上的打击。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采取一种对策,一方面为形成县公议推进改革的地方官员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改革所必需的信息。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由于他们与水利维持体系的构建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强烈反对废除优免。如此一来地方社会精英中出现了裂痕。

耿橘在可以俯瞰常熟的虞山建起书院,也是因为考虑到在书院中多集合一些对改革有共鸣的地方精英,在讲学中形成支持地方官员的公议,也就是制造社会舆论。而与此同时,一些对地方官员的这种政策心怀危机感的精英,为了牵制地方官的活动,扩大了与内阁大学士相关联的中央政府的人际关系圈。

官员与传教士

若用图表的方式表示17世纪上半期的政界情况,对立的轴线有两条。一条是围绕县行政这一财政基础的对立,背负着地方社会公议的地方官与欲强化控制地方的内阁之间的对立。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另一条轴线,即官员与宦官之间围绕矿税之祸的对立。

成为宦官剥削对象的地方社会,它的舆论当然是支持反宦官派的。这种情况把以依靠地方社会走上仕途为目的的官员推到反宦官一派中,从而衍生出东林党。与内阁有关联的官员们对东林党势力的发展感到危险,加强了与宦官的合作,被东林党称为“阉党”。所谓“阉”就是阉割,是蔑视宦官的用词。

在中国官场上颇为流行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政治原理发挥了作用,两条对立轴线将政界一分为二,逐步升级到两种势力的斗争。1620年16岁的皇帝朱由校(熹宗、天启帝)即位,他完全信任与自己的乳娘有着类似夫妇关系的宦官魏忠贤,使事态发生了决定性的恶化。

魏忠贤镇压东林党,破坏书院,将上书地方社会实情的官员全部看做东林党,剥夺他们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命。1627年朱由校死去,他的异母同胞弟弟朱由检(毅宗、崇祯帝)继位,失去靠山的魏忠贤直到自杀前一直在镇压东林党。

用图表的方式加以解释虽然容易,但其实官场中,内阁大学士之间也有批判宦官的人,而被看做东林党的官员当中也有秘密与宦官合作的人。不过内阁的权限来自于皇帝个人的信任,与宦官没有太大的差别。也就是说,若将事情进一步简化,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皇帝与无论情况如何都必须承担政治事务的官员之间的对立成为明末混乱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对皇帝权力本身正当性产生疑问的思想诞生,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朝。

到达北京的利玛窦在那之后情况如何?这伙传教士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负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礼部官员把他们当做朝贡使节向皇帝报告,称收到贡品后即让他们领取皇帝的赏赐迅速离京。利玛窦写道,礼部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强调利玛窦他们并没有经过正规的交涉手续,而是通过宦官马堂来到北京,怀有以此问罪宦官介入礼部职务的目的。然而皇帝朱翊钧却对利玛窦呈上的“自鸣钟”(座钟)非常感兴趣,想让这些能调整时钟的传教士们留在北京。于是皇帝继续无视礼部的奏折。

操一口标准的汉语且有敏锐观察力的利玛窦,异常准确地掌握了事态的发展。虽然他可以通过宦官暗中活动,但他担心这样会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产生鸿沟。一天,利玛窦处来了一位名叫曹于汴的高官。他是东林党派中的重要人物,后来在北京办讲学场时与他人联名受到魏忠贤的嫉恨而遭降职。崇祯年间,新皇帝朱由检采取抑制宦官的政策之后,曹于汴重返中央官场,因肃清魏忠贤残党有功而闻名。

利玛窦问其为何造访,曹于汴回答说“我听说神父是优秀之人,专门教授正确生活的教义”(《中国基督教传教史Ⅰ》) 。曹为传教士尽心尽力。当礼部官员批判传教士们通过宦官向皇帝进贡时,曹震怒,大声斥责说:“马堂杀害过往的路人,这一暴行连高官都无法控制,你能让他一个可怜的外国人去反抗吗?”这为传教士留在北京传教打开了道路。

东林党对传教士感兴趣,原因有三(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其一是对传教士清廉的生活态度有共鸣;其二是想从传教士身上学习社会政策所必需的实学;其三作为儒家学者,试图建立反对佛教的共同战线。传教士与东林党知识分子之间逐渐建立起广泛的人际关系。

毛皮与帝国

黑貂与贸易

明末随笔集《万历野获编》中有一节介绍北京的冬天。“京师冬月,例用貂皮暖耳。每遇冱寒,上普赐内外臣工。次日俱戴以廷谢。惟近来(约17世纪初)主上息止此诏(赏赐貂皮)。……盖赐貂之日禁中例费数万缗。故今上靳之。”据说每年宫廷发给臣下约一万张貂皮,六万张狐狸皮。那么这些毛皮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来的呢?另外,17世纪为何皇帝不再赏赐臣下毛皮了呢?其实这背后隐藏着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起伏。

皇帝所赐的毛皮中最高级的是黑貂皮。黑貂皮在欧亚大陆格外受到珍视,一般为权贵阶层间的馈赠之物。黑貂(学名:martes zibellina)生活在欧亚大陆北部广阔的针叶林中。传到中原的黑貂毛皮主要是从中国的东北,也就是以前叫做满洲的地方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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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黑貂 鼠科小动物。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北方森林地区。毛色从淡淡的黏土色到黑褐色不等。其毛皮是所有陆地动物中最高级的,被称作黑貂皮(sable),格外珍贵

中国东北地区南部靠海,东、西、北部被山脉环绕。在大海与山脉的环绕下,其中央部分是广袤的东北平原。源自蒙古高原的黑龙江与其支流松花江从东往西穿越平原,辽河从北流往南方。在这片寒冷的土地上,西部是大兴安岭—宛如与蒙古高原之间的屏障、小兴安岭—成为与西伯利亚高原之间的界限,还有与朝鲜半岛之间隔开的长白山脉,那里因受北方的大海所提供的雨雪,拥有广袤的针叶树、桦木林等广叶树相互交织的深林。黑貂就穿梭在这片深林中。

在中国东北地区,有一个叫女真(或作女直,为Jurchen的音译)的狩猎民族拥有强大的势力。14世纪,明朝的朱棣令女真归顺朝廷,并以辽阳作为根据地控制了东北。那时按照离中国领土的远近分为三类: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

15世纪中叶以后,女真向明朝朝贡的时候带来了黑貂皮作为贡品(以下根据河内良弘,《明代东北亚貂皮贸易》,《东洋史研究》301,1971年) 。据《明实录》记载,成化二年(1466)建州女真前来朝贡时,边境的官员对贡品进行检查。按照礼部规定,只接受貂皮为纯黑、马匹肥大的使节入内,其余的都拒之门外。同时也记载了貂乃黑龙江以北的特产,在建州没有貂(《大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年冬,十月甲寅)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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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女真的分布图

自成化初年开始进贡貂皮尤其是黑貂皮以后,数量逐渐扩大。皇帝赐给臣下的貂皮就是这样得来的。

在北京流行戴貂皮护耳不久,朝鲜也开始流行黑貂。15世纪70年代,在朝鲜如果哪个妇女没有毛皮装饰,与人碰面时就会觉得羞耻,数十位妇女聚会没有不穿貂皮的人。

朝鲜令半岛北部的农民缴纳毛皮作为税金的一部分。但是农民没有能力深入森林捕貂。跨越国境与女真交易成为获取貂皮的唯一途径。一张黑貂皮要用一头耕牛交换,此外还可以与一些铁制的农具交换。女真所使用的镞以前是把动物的骨头削尖做成的,但是毛皮交易兴起以后变成铁制的了。

毛皮交易下的新兴政权

把黑貂皮带到中国和朝鲜的是女真人。但是进入大森林捕获黑貂的其实主要是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那乃等通古斯狩猎民族。那乃族在河流附近建起小小的村落,靠捕鱼打猎为生。女真商人就是从这些依靠大自然生活的猎人手里收集毛皮的。

1491年,当朝鲜派军队来到黑龙江流域时,一名士兵被俘。后来他逃出回国,谒见朝鲜国王汇报他的遭遇。称他被关押的房屋“一梁通四、五间,如僧舍。以大铜釜排置左右,一釜炊饭而食,一釜用秕糠作粥以养马。多储缎匹布物,一人所有貂皮可至三百余张,鸡鸣始起,终日舂米,隔江有他种兀狄哈,持皮物贸米而去,其人或留二三日,或二三驮而归矣”(《李朝成宗实录》二十二年七月丁亥) 。

有伤疤的黑貂皮,其价值也会大打折扣。那乃族把貂栖息的树洞堵上,仅留两个出口,一边洞口放上长度超过八米的网,向另一边洞口送烟,把貂熏出来。

在河流交通的要塞,设有毛皮收集点。士兵也被安排在那里工作。当毛皮积攒到一定数量,猎人就会把它们运到那里,换取大米和棉布。可以想象,那些在收集点的商人通过用米糠喂养的马匹,再把这些毛皮运到更远的交易地。那时中国东北还没有生产大米,与猎人间用于交换的大米或棉布应该是在交易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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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抓捕黑貂所用的网 参照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制图

16世纪大量白银通过大海涌入中国,诞生了一批城市富裕阶层,对奢侈品黑貂皮的需求也因此迅速增大。毛皮的用途与其说是为了取暖,倒不如说它自皇帝赏赐流行起来,已经成为身份高贵的象征。

这种需求的增加,其背景是突破朝贡贸易的毛皮交易盛行。而控制这一交易的政治集团就是在距中国最近的地区活跃的建州女真。

16世纪后半期,当明朝把互市从朝贡体制中割离出去,并开始倾向于承认对外交易以后,开元、抚顺、清河等位于建州女真和中国交界的边境地区的这些地方迅速成长起交易场,女真商人由此也积累了财富。依靠这些新兴商人的支持,建州女真的领袖努尔哈赤积累起自身的势力。而随着明朝交易的比重从朝贡转向互市,皇帝赏赐名单中的毛皮最后无法保证供给,所以不得不终止了自15世纪后半期一直延续下来的惯例。

16世纪后半期,努尔哈赤统一周围的势力,建立满洲国。该国号源自女真人信仰的藏传佛教的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保佑东方。生活在佛教诞生地印度东方遥远的这片土地上的女真人,把自己的命运与文殊菩萨重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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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努尔哈赤即帝位 受拥戴登上皇位的太祖努尔哈赤(出自《满洲实录》)

Manchuria汉字表示为“满洲”,1635年清朝开始禁止使用“诸申”这一带有歧视意味的女真名字,而自称满洲。努尔哈赤的满洲国不断扩大势力,统一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全部女真人,1616年改国名为“金”,自称“汗”。在中国历史中为了区别与宋朝对立的金王朝,多记载为“后金”。

女真之间用姓氏(hara)表示自身所属的父系集团。在日常生活中却极少有“姓氏”的概念,只称呼名字。努尔哈赤姓“觉罗”,此后冠上意为“金”的爱新以示区别于其他“觉罗”。Aisin Gioro用汉字表示为“爱新觉罗”,本书中在记述清朝皇帝名字时原则上省略姓氏。

简单来说,努尔哈赤的建国大致如下。他的政权控制了中国东北部的毛皮、高丽人参等贸易,获得了明朝禁止出口的农具等铁制品,又从朝鲜等地获得耕牛。最初他通过人口买卖等手段获得一些汉族的农民用来当奴隶,此后与明朝进入战争状态之后,抓获的俘虏也成为奴隶,依靠农具、耕牛、奴隶的组合在平原地区开展农业生产。

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努尔哈赤对军队进行整编和扩充。1601年编成四个称作固山的军团。之后又增加了四个固山。由于各个固山分别用黄、白、红、蓝色的旗帜以及在这些旗上镶边的旗帜作为标识,所以中文称之为八旗,把其属下的人称为旗人。一个固山大约由7500名成年男性士兵组成,整个八旗约为6万人。行政、社会也按照八旗编制,之后当汉族、蒙古族进入政权以后,还创立了汉人八旗与蒙古八旗。

通往帝国之路

进入17世纪以后,明朝的党派之争开始显现出泥潭化倾向,并且影响到努尔哈赤政权。与后金东部接壤的辽东为明朝的直辖地,总兵官李成梁在那里统治了数十年。随着户制的瓦解,军户保障下的卫所几乎丧失了军队的职能。李成梁在这一过程中自己养兵,成为半个军阀统治辽东。他养兵的财源来自与满洲族的交易,努尔哈赤在李的庇护下一步步扩张了自己的势力。

李成梁在中央政府的靠山是内阁。历代内阁大学士首辅都与李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内阁与东林党之间的党派斗争使李失去了这一靠山。因此万历三十六年(1608),李成梁遭弹劾,被指接受努尔哈赤的贿赂将新开发的土地交给了满洲人,而被罢官。这一情况使努尔哈赤政权失去了与中国交易的中介人,以致无法再继续顺利地开展贸易,经济基础受到动摇。为打开局面,努尔哈赤决心与封闭的明朝对抗。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与明朝断交,首先攻打抚顺,并于次年四十七年击败了明朝大军和朝鲜援军。此次战役取当时交战所在山头的名字,被称为萨尔浒大战。1621年,努尔哈赤继续进攻,获得了辽河东岸的大片耕地,于是把手下的旗人安置在那里。在战争过程中,大量汉人成为俘虏,由此诞生了让这些汉人俘虏充作奴隶在旗人名下的庄园干活的体制。这种庄园被称之为旗地。

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平原后,迁都明朝在辽东统治的中心辽阳。不过辽阳的街道作为新兴后金的首都,使用起来有些不便,于是努尔哈赤又于1625年迁都沈阳,皇太极改名为盛京。此后,盛京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汉族人成为其统治的对象,努尔哈赤政权完成了从部族政权到帝国蜕变的基础。

努尔哈赤虽然实现了从辽东继续往西的势力扩张,但是却被明朝安置在渤海附近宁远城堡的一尊葡萄牙式大炮(明朝在传教士指导下制造)挡住了去路。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有一种说法称努尔哈赤是因为被炮弹的残片打中,伤口恶化不治而亡。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爱新觉罗·皇太极,太宗)继位。

满洲族没有长子继位的传统,大家推选有能力的人做继承人。皇太极力压一众竞争者确立了权力。此后他首先进攻朝鲜,与朝鲜国王称兄道弟,以后金国大汗为兄,朝鲜国王为弟。他允许朝鲜贸易,以此保证后金因与中国作战而无法获得的物资补给。

1634年,皇太极打败了内蒙古的蒙古族林丹汗。次年林丹汗的长子投降后金时,带来了号称元朝玉玺的图章。这枚玉玺代代相传,据说可追溯到汉代。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顺帝逃离北京时曾随身携带,不过在他死后这枚玉玺就不知去向了。二百年后一位放羊的牧民捡到它后,辗转来到了林丹汗的手中,图章上面写着“制诰之宝”。

皇太极认为获得这枚印章为天命,1636年成为君临满洲族、蒙古族、汉族三民族的皇帝、大汗,定国号为“大清”。关于为什么称为“清”,存在各种说法,迄今在学术界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笔者在此希望确认的是,这个帝国与元朝、明朝一样通过自封定下了国号。

新帝国的统治者既是满洲族的首领,同时对蒙古族而言又继承了成吉思汗的系统,对汉族而言还是继承了元朝正统的皇帝,成为一个统治各方势力、具有多面性质的存在。这种多面性成为此后将东欧亚几乎所有土地纳入版图,发展成为一个大帝国的基础。皇太极将那些投降过来的汉族官员编入政权,模仿明朝,完善六部制度,各个职位均起用满洲族、蒙古族与汉族人。

皇太极向朝鲜要求推举他为皇帝,遭到朝鲜国王的拒绝。皇太极随即发动军队,以武力迫使其服从。因此朝鲜断绝了向明朝的朝贡,开始向清国每年派遣朝贡使节。新的朝贡体制就这样诞生了。不过相对于明朝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抑制交易的基本原则,清国因为曾经有过以毛皮交易迅速发展的经历,所以对朝贡体制的运用方面表现出积极认可的态度。

明朝的垮台

皇太极虽然向明朝发起了决战的挑战,却无论如何都没能突破万里长城东端的关口山海关,没有走到与明朝决一胜负的地步。虽然他曾经绕远路从热河越过长城侵入华北,但若无法确保主干线路,就不可能令明朝屈服。由于清政权是以与明的交易为基础的政权,并不希望持续进行战争。尽管和平谈判也在进行,但最终没有什么结果。在这种胶着状态中,1643年皇太极病死在盛京。

继承皇位的是他的第六子福临(爱新觉罗·福临,世祖、顺治帝)。清朝初期皇位的继承由有权势的人协商而定。明朝按照儒教原则由嫡系长子自动继承皇位,而清朝则不然。年幼的福临得以继位,其背后是他母亲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的孝庄文皇后(其子继位后成为皇太后)与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联手合作的结果。多尔衮摄政掌握实权。

山海关内外的胶着状态在皇太极死后的第二年突然发生了变化。

16世纪末,明朝由于介入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财政上的不再富裕。满洲开始向辽东发起进攻以后,明朝无法筹措出所必需的军事费用,开始推行新的税收政策。万历四十八年(1620),开始征收辽饷作为辽东方面的军事费用;崇祯三年(1630)又加上一条新饷。为了削减经费,政府对方便运输用的官营驿站进行整顿,并撤销了部分驿站,于是曾在那里工作的人失去了饭碗。层层的压榨使得人民苦不堪言,1627年一场大饥荒席卷了陕西北部。一场大规模的叛乱以此为导火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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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山海关 万里长城的起点。南临渤海,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要塞,被称作“天下第一关”

满洲军每越过长城进攻一次,北京都会陷入戒严状态。明朝在陕西、山西等地征兵,同时将地方军队称作勤王军,派他们过来保卫北京。但是这些军队由于缺乏粮食在赴京途中发动叛变,最后发展至与农民起义军会合的局势。明朝已经失去了镇压叛乱的能力。叛乱中,李自成与张献忠两人崭露头角成为起义军的领导。

自1640年左右开始,李自成开始把目标从单纯的叛乱转向确立政权。他高举“平分土地”“三年免税”“公平交易”等政治纲领,宣传一些政治歌谣,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他的势力从陕西发展到河南、湖北,崇祯十七年(1644)在西安建立政权,定国号为大顺。他还制定了官僚机构,目标直指北京。

明朝的主力部队为了防卫清军集中在了山海关,所以北京的防卫势力薄弱。三月十九日早上天蒙蒙亮,皇帝朱由检(思宗,后称毅宗、崇祯帝)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自杀。李自成政权虽然进入了首都,但是打倒明朝后没有制定明确的目标发生内讧,也没能创造出巩固的基础。

驻守山海关的将军吴三桂虽然也赶往北京,但李自成部队的行军速度太快,在搬救兵的途中北京陷落。于是吴三桂向皇太极死后摄政掌握实权的多尔衮请求援军为明朝皇帝报仇,投靠清军。据说吴三桂的这一举动是由于李自成抢走了自己的爱妾心存私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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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李自成 《中国历史人物大图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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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吴三桂 《中国历史人物大图典》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军队在山海关开战。不久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参战支援吴三桂一方,由此定下胜负。李自成军队败走,清军紧追不舍,在吴三桂的带领下通过山海关赶往北京。一旦失败,军威就再也难以重振,李自成最终放弃了北京。五月二日清军入京。仅一个半月的时间,王朝就从明变成了清。

当中国正在经历王朝更替的震荡时,一艘日本船出现在日本海上。这艘船上有58个人,4月1日他们从今天的福井县三国港出发,前往北海道的松前行商。他们沿着日本海岸从能登半岛到达佐渡,接着朝北往北海道驶去。正在这个当口,一场东南东暴风袭击了他们。漂流的船只横穿日本海,半个月后漂到了靠近图们江河口的海岸上。

不久居住在当地的百姓乘着小船聚拢过来。他们用饭菜招待这些漂来的人,过后取出三把高丽人参,用手势比划着说想与他们交换做饭用的锅。这些漂流的人问“像这种人参有很多吗”,当地人回答说“在那座山里”。于是漂流过来的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他们商量说“不管到了哪里做生意都是最重要的,我们骗他们带我们到有人参的地方采一些回来吧”。但是当他们在当地人的带领下进入山里之后,就在茅草林中被包围射杀,多人丧命。留在船上的东西也被烧掉,活下来的只有国田兵右卫门等15人。他们被护送到盛京,接着又被转送到了刚刚成为清朝首都的北京。很有可能他们是第一批看到新帝国模样的日本人。

发型上的纠纷

漂流者们被留在北京一年后,途经朝鲜被送到了对马,这时距离他们漂流过来已经过去了三年。国田兵右卫门和宇野与三郎到江户接受幕府相关负责人的审问,他们的陈述作为记录保存了下来。

国田他们在往北京去的途中遇到了离开满洲故土到北京去的民族大移动。他们说“在前往北京的三十五六天的路上,不断有貌似从鞑靼(即清朝)搬走的男男女女在赶路”。清朝强令居住在北京内城的汉族居民搬走,之后让旗人们居住。因此,满洲当地的人口骤减,大片耕地荒芜。

关于满洲人的身形、服饰、装束等,他们说“比日本人形体上要大,不论级别上下都把头发剃了,只留下头顶一寸见方的毛发,留长辫成三股,嘴上的胡须不动,嘴下的胡须剃掉。不论皇族高官、平民百姓全部一样”。这就是沿袭了满洲族风俗的辫发。皇太极时候,众多汉族人被编入其统治之下时被强制辫发。吴三桂投靠清朝时,也曾剃发表忠心。

清军入城(北京)后,对汉族人民下令“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引起了汉族人的反感。多尔衮认识到,在政权未稳之时不宜强行规定风俗,于当年6月末和缓剃发令。清军的进攻非常早,按照清朝年号来讲,顺治二年(1645)不仅打败了李自成军队,还于6月消灭了明朝皇族朱由崧(福王)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对顽强抗清的江南的平定基本可预见的时候,颁布了剃发令。

 

京城(北京)内外限旬日,直隶(帝国直辖地)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

 

在北京等地,随着该布告的发布,朝廷又向理发人等下令用扁担挑着剃发工具在大街小巷巡回,抓一个剃一个。据说为了躲开剃发而暂时躲进佛门剃成光头的人不在少数。

在江南,由于剃发令而引起的巨大骚乱使很多人丧命。16世纪,嘉定县作为一个地方社会已经成形,乡绅等地方领袖成为核心为保卫乡里固守县城。为把农村的自卫团也吸纳进来,他们四处散播流言,称“清兵强制百姓剃发,剃完发后,挥起白刃强迫他们自己杀掉自己的妻子。然后充兵上前线,做人肉盾挡子弹。绝无生还的希望”,要求大家宁抵抗不归顺。

而一些早早归顺清军的无赖之徒大肆虐杀留发的人,抢夺他们的财产。那些没有办法剃去头发的人也有运气不好被自卫团抓住当做叛逆者而杀害的。在这种混乱中,7月清军控制了嘉定。

身在北京的国田他们窥视到了这一动荡的中国。

 

南京也被鞑靼占领了。征讨的人回到了北京。不过听说有一位首领留在了南京。之后我们的确看见南京来了很多人前来行礼(为了表示归附之意)。那些南京人也都剃去了头发,弄成鞑靼人的模样。

 

围绕发型问题,“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也就是说由于不愿剃发而遭杀害的这场江南之乱在清军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前逐渐停息。

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

多尔衮采取强制性政治手段把过去八旗分立倾向严重的满洲体制改革成为中央集权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树立了许多政敌。顺治七年(1650),当清朝基本确立在中国的统治后,多尔衮突然去世。在政敌的密谋下多尔衮死后被当成了反叛者,同时13岁的皇帝福临(爱新觉罗·福临,世祖,顺治帝)亲自执政。

年少的皇帝在其幼年时代就进入了北京,在这块自朱棣迁都已经成为中国中心二百年之久的土地上安身扎根。可以想象进入紫禁城的福临被已经渗入这片土地中的汉文化所倾倒。开始亲政的皇帝接受汉文化,沿袭了明朝的体制。他的这种统治并没有持续很久,顺治十八年福临染上天花去世,年仅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即位,他就是圣祖、康熙帝。

尽管皇太极之后的两代都是由年幼的皇帝即位,但清朝皇帝的权力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这是因为其背后站着皇太极的妃子即福临的母亲、玄烨的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孝庄文皇后),她控制着宫廷,通过与多尔衮等握有政治大权的人密切合作辅佐幼帝。

女性拥有极高的威信在汉族中并不多见,但却是蒙古族、满洲族等北方民族所拥有的特点。清朝后期,西太后掌握实权。或许也可以说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始于皇太后也终于皇太后。康熙八年(1669),玄烨排除掌握实权的辅政大臣开始亲政。

一个个难题堆积如山,摆在年仅十来岁的皇帝面前。对“华南三藩”这个汉族势力的处置成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所谓三藩指的是驻扎在福建的耿继茂与其继承人耿精忠、广东的尚可喜(平南王)和统治云南的吴三桂(平西王)。

在清军镇压华中、华南的过程中,由明降清的明朝武将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在转战的过程中也扩大了自己的军团成为军阀,因此清朝的中央政府也轻易不能插手。尚可喜与耿继茂的父亲乃是皇太极时代就已经由明降清的武将。

三藩之中平西王吴三桂表现出独立政权的模样。云南是内陆的要塞。吴三桂控制了云南与西藏的交界北胜州,在西藏人与蒙古人之间开展互市。经西藏进入云南的蒙古马每年都达到成千上万匹。还把在四川才能采集到的高级药材运到东北,从辽东带回高丽人参到云南等诸如此类进行交易。他开采矿山铸造铜钱,在经济上也显示出独立的倾向。

欲实现中央集权制度的玄烨(康熙帝)提出废除三藩之后,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发动叛乱反清。当吴三桂控制了云南、贵州进一步扩大势力之时,福建的耿精忠也于次年即康熙十三年高举反清大旗开始活动,康熙十五年被吴三桂与耿精忠包围了的广东尚可喜的长子尚之信也归附吴三桂。占据台湾的郑经(下文将叙述的郑成功之子)也与耿一起进攻沿海各地。

三藩之乱一度曾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但是由于反清势力之间的步调不一致,吴三桂日渐孤立。当吴三桂在湖南病逝之后,其势力难以继续维持,康熙二十年吴的继承人在云南被清军消灭,三藩之乱平息。清朝统治中国的基础就是克服了这样种种困难之后逐渐巩固起来的。

与俄国之间的条约

清朝是一个貂皮创造出来的东方帝国。在欧亚西部还有一个帝国—俄国是依靠貂皮发展起来的帝国(以下主要依据西村三,《毛皮与人类的历史》,纪伊国屋书店,2003年) 。

从蒙古帝国独立出来的莫斯科大公国在16世纪中叶控制了伏尔加河与里海的水运,成为依靠交易迅速成长的政权。他们把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大森林地区获得的毛皮、木制品等运到伊朗、土耳其,然后进口一些丝织品、棉制品等作为抵消,并在这一过程中打下了经济基础。1552年,他们征服了蒙古的西伯利亚汗国,越过乌拉尔山脉往东方扩张。根据西伯利亚汗国之名,这片广袤的土地被称作西伯利亚。

在沙皇俄国负责开发西伯利亚的是斯特罗加诺夫家族。这位商人从沙皇那里获得了在西伯利亚开采的特权,并被赋予裁判权,还拥有私家军队。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招募居住在伏尔加等地的哥萨克组成私家军队占领了西伯利亚汗国。

哥萨克是在河川流域以狩猎、畜牧打劫船只为生的社群,其中有一位首领名叫叶尔马克,他率领的军队消灭了西伯利亚汗国,1583年向沙皇进贡了2400张貂皮等物品。之后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的扩张急速发展,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达到了西伯利亚的东部。

泰加森林一带是貂等野生动物的宝库。大量的毛皮猎人涌入西伯利亚。征税使也在居民的村边巡回收取毛皮充作税金。向土著征收的毛皮税,原本是俄国人向蒙古帝国缴纳的贡纳,在俄国境内却向土著征收。

貂皮在欧洲的贵族之间也极受欢迎。西欧上层阶级穿着的一件披风就需要用数百只貂。可以说貂皮在欧洲也成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沙俄帝国向欧洲出口毛皮,吸取西欧文化为筹备帝国的面子获得必要的资金。

17世纪中叶,俄国人终于决定向黑龙江流域扩张,为的是获得现在中国东北地区广阔的耕地,确保开发西伯利亚所必需的粮食。对清朝来说,这片土地是获取貂皮等毛皮所不可欠缺的地方。因为不仅在这片土地上能够狩猎野生动物,还能经过黑龙江流域从西伯利亚输入毛皮。

沙俄的远征军与清朝的驻扎部队之间从小的竞争发展成战争。1658年,即清朝顺治十五年,在松花江与黑龙江流域交汇处双方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战争。

由于欧洲的毛皮多由北美供应,所以俄国毛皮的销售开始下降。沙俄帝国开始寻求新的毛皮出口地。这时与西伯利亚接壤的中国开始进入沙俄视线,成为与其进行交易比较有发展前途的对象。

从先前介绍的国田等日本漂流民的口述中可以发现,清朝百姓穿着的服装采用大量毛皮制成。本为狩猎民族的满洲族开始统治中国以后,中国对毛皮的需求空前高涨。莫斯科政府为了与中国发展贸易,1670年以后开始向北京派出使节进行交涉。与此同时民间的队商也来到北京,1672年大约有13 000张、1673年有16 000张貂皮从西伯利亚运入北京。

莫斯科政府的意向与驻西伯利亚机构的判断之间时有不合。因三藩之乱,清朝的势力集中于华南一带,此时沙俄远征部队经常往黑龙江下游扩张,建筑要塞。面对沙俄的这些行为,清朝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采取军事行动要求俄国人撤出,从而引发了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

莫斯科政府调整方向以避免双方在黑龙江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收拾局面,最终于康熙二十八年与清朝缔结条约。因该条约签订于黑龙江流域的俄国要塞尼布楚,所以又被称作《尼布楚条约》。按照这项条约,沙俄帝国认可清朝对额尔古纳河交汇处以下的黑龙江流域及其全部支流流域拥有所属权,清朝正式批准双方两国的贸易。条约第五条称“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就这样中国首次通过条约确定了国境。对于该条约的缔结原因,应该追究于无论是沙俄还是清朝的中国都是依靠毛皮交易成长起来的交易帝国。

海域世界的末日

大海的变化

古老的海港城市泉州附近有一个南安县,那里有一个海滨村庄叫做石井。登上村庄后面的小山丘可以瞭望整个村落。这个村庄里面几乎没有耕地,村南部是连接着台湾的大海,东面能够看到白色沙滩的砂州。砂州的北侧停泊着几艘远洋船,定睛看去这些船就像是被风吹到一起被保护起来一样。看山路两旁墓碑上的墓志铭,可以发现郑姓居多。这一光景几乎和四百年前没发生多大变化。

万历三十二年(1604),这个村庄诞生了名叫郑芝龙(又名郑一官)的男孩。他18岁的时候乘坐远洋船开始出海。在耕地较少的泉州附近,这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郑芝龙进入时的东欧亚海域,已经不是16世纪王直活跃的那个海域世界了。大海正一天天发生着变化。先是为倭寇提供了活动据点的日本被丰臣秀吉统一,17世纪德川家康继承了这一政权。以日本为中心的海域世界,正逐渐受控于丰臣、德川的统一政权之下。

16世纪丰臣政权欲对过去一直由九州领主负责的海洋贸易进行统制。丰臣政权直接统治日本国内的银矿,掌握着日本出口中国的最大宗商品白银,把白银投资到海外贸易中,成为经由东南亚等地区与中国进行交易的最大赞助方。丰臣政权还掌握着全国的领海权。这一变化明显表现在对漂流海边的遇难船只的处理方法上。

中世时期,漂流物归属漂流地沿岸居民是日本比较普遍的做法。16世纪,当地的领主意图将这些漂流物占为己有,遇难船只的船员还经常被当做奴隶使用。但是1596年有一艘西班牙船只漂到高知时,丰臣秀吉却派手下的奉行前去没收船上装载的货物,给那些漂流民发食物,让他们修缮船只回国去(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 。这表示中世时期的惯例已经结束,大海开始变成在统一政权下管理的公共空间。

对活跃在从日本沿海到中国、朝鲜半岛广阔海域上的海盗,丰臣政权实施封堵措施,同时于1592年向日本赴海外的船舶发放一种许可证—朱印状,坚持仅允许一些特定商人进行海外交易的方针。德川政权沿袭了这一政策,自1604至1635年间,就目前所能断定的数据来看一共发放了356份朱印状。明朝不允许日本船只入港,因此朱印状多流向了马尼拉、台湾以及印度尼西亚半岛的港口城市。

持有朱印状的所谓朱印船,在目的地港口城市不仅仅采购沉香等亚热带亚洲地区的特产,还与中国商人之间进行交易,购买生丝等一些中国特产。虽然日本船不能直接驶往中国,但是在东南亚等地的港口城市却进行着接头交易。也可以说德川通过朱印状的方法,管理着日本与中国之间所进行的间接贸易。

不仅是日本,活跃在海域世界的欧洲人也开始从只要在贸易中赚钱就行的状态中蜕变,逐渐将大海引入依靠殖民地经营的体系当中。

1603年10月,在西班牙统治的马尼拉发生了一起屠杀中国人的事件,据说死难者达两万人。事件的起因是中国宦官以增加宫廷资产为名开采矿山。一封虚假的奏折称在马尼拉海边开采矿山可获得黄金白银,所以明朝派了使者前去探听虚实。西班牙人把这位使者的到来看做明朝为了攻占马尼拉前来收集情报,从而加强了对中国人的取缔。这引发了中国人的暴动,最后发展成大屠杀。该事件的背后隐约可见西班牙官方欲对从海上蜂拥而至的中国海商进行管理的意图。

以冒险家著称的葡萄牙商人,他们也曾活跃在海域世界,但是进入17世纪以后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小,取而代之出现在东欧亚海面上的是依靠国策特许的东印度公司前来拓展势力的荷兰人。葡萄牙人依靠的是个别海商的智慧,而新兴的荷兰人则是有组织地开展贸易。荷兰人无法在中国本土获得交易的根据地,1623年在台湾南部安平设置商馆后开始着手开发岛屿。

倭寇后人

16世纪的倭寇首领王直出身徽州,他的商业活动受到了新安商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的支持。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有所论述。但是进入17世纪,面对海域世界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的海商却不是新安商人,而是泉州附近的安平商人。郑芝龙离开自己的村子后逐渐在这个商人群体中崭露头角。

泉州周边四处是山或者大海,耕地极少,因此十家中有七户都跑到外地去经商。安平商人的商业圈包括南京、临清(大运河的要塞)、苏州和杭州(江南大都市)。还有不少人定居日本长崎、平户,从事日中之间的贸易往来。

郑芝龙先是投靠了在广东与日本往来的舅舅。舅舅搭乘到日本的货船时,为了管理这些货物把郑芝龙也叫到了船上。那艘船属于在日本平户拥有据点的李旦所有。1621年到达日本的郑芝龙获得了中国商人领袖李旦的信任,与他结成干父子关系。

李旦也是泉州出身,郑芝龙刚刚进入大海的那时候他在海域世界拥有足以令人引以为傲的势力。李旦拥有朱印状,一边向越南的北圻、吕宋等地派遣船只开展贸易,同时也向台湾派去朱印船,为台湾成为中日交易的中转站做好了准备。他还攻击往返于中国本土与台湾之间的航船,以独霸经由台湾的这条线路。顺便提一句,当荷兰人在台湾的安平入港时,曾与李旦的船只相遇。李旦虽然从荷兰人那里收取资金为他们采购中国特产,但几乎都没有实行。

郑芝龙在他仪表堂堂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蠢蠢欲动的野心,且极具智慧。1624年,他与平户的日本人田川翌皇之女生下孩子,取名福松,中文名叫郑森,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功。之后不久或许是受李旦之命,郑芝龙去了台湾,在那里的荷兰商馆担任翻译。

1625年李旦在平户去世后,郑芝龙几乎获得了他所有的财产。同一时期,一位叫颜思齐的海商也在台湾过世,郑芝龙继承了他的船队。在短短的时间里郑芝龙如何在海域世界中建起最大势力,尚有许多谜团。还有人认为颜思齐会不会是李旦的别名,他俩其实是同一人。郑芝龙发迹的过程为历史小说提供了绝好的题材。

继承了李旦与颜思齐在海上的势力,郑芝龙于1626年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展武装活动,将竞争对手一个个吸收进来。其拥有的舰船从当初的百十艘也有了数量上的增加。次年的1627年,明朝都督为了对海上势力进行取缔,向台湾的荷兰长官要求支援,在那个当口,郑芝龙率数百艘舰船包围了荷兰船只将其击退。据说这个时候郑芝龙手下已经有700艘船只。1628年郑芝龙占领厦门,明朝任命郑芝龙为沿海防卫。此后他驱逐海盗,不断建立功勋,官职也随之越升越高。这一过程也是他与明朝合作驱逐海上其他势力完全控制东海制海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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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长崎出岛的荷兰公馆

在东海航行的船只若不竖起郑芝龙的大旗就无法安全航海。为了竖起郑芝龙的旗帜,海商们的每艘船都需要向其缴纳2000两白银。这一制度在郑成功时候也得以沿袭。郑成功写给自己在日本的同母胞弟七左卫门的信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个海上通行税(被称作“牌饷”)的详细信息。据称大型船只纳2100两,小型船只纳500两即可获得照牌,有效期为一年。挂着照牌的船只就能够安全行使,没有照牌或者过期了的就会被拿捕,货物、船只被没收,船主与船员被抓起来。

通过这种制度,郑家的海上势力有了经济上的保障,有能力加强用作海上警卫的船队。通过武力保障海上航行船只的安全,而作为补偿从商人那里征收通行税。这一制度由郑芝龙创造,在郑成功时期发扬光大,其本身早已越过了海商的个人性质范畴,而发挥着公共权力。他们成为不同于倭寇的另类政治势力,与中国、日本、荷兰等并列。

1631年郑芝龙向荷兰的台湾长官联系说已经从明朝获得向台湾航海的正式许可证。这也是郑芝龙宣告天下以后运输中国物产到台湾的船只由自己垄断。如此一来荷兰船只在中国入港开始变得困难起来,荷兰人也必须依附于往返台湾的中国船只。

交易基本情况的变化

16世纪在东海开展海上交易的基本情况是,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从中国进口生丝等物品。明朝严禁与日本直接贸易,使得倭寇有了活动的空间,并且在东南亚海港城市出现了接头贸易这种迂回的贸易方式。葡萄牙人也加入到这一贸易中。

中国产的优质生丝大量进入日本后,日本国内的养蚕业受到严重打击而衰败。京都的西阵织等高级丝织品的原料几乎完全依靠进口生丝。不过这种交易情况从17世纪中叶开始有了变化。虽然也有技术制约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日本白银产量的逐渐减少,再也不允许将白银像16世纪那样随便出口。

随着江户幕府对通货体制的整治,要保证国内经济正常运营需要确保白银数量。幕府为了保证铸造白银货币的原料充足,早在1609年就下令禁止出口纯银锭。但纯银锭却通过走私被运到国外。如何应对这一情况?该难题自德川家康时期起就成为一个悬案,直到德川家光统治的1630年代才具备了真正能够限制纯银锭贸易的条件。实际上,幕府采取的政策是与他们为确立日本统一的理念而推动的镇压基督教徒一起进行的。

对幕府而言,该课题意味着处理与基督教徒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葡萄牙商船。

自16世纪后半期,耶稣会为了获得在中国、日本传教所必需的资金,在中国采购生丝经澳门投资到运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上。在利玛窦的著作中记载着,1603年在澳门港准备出发驶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遭到三艘荷兰船只抢劫,耶稣会为此遭受了巨额损失。

对葡萄牙商人而言,耶稣会是不可缺少的投资方,即便会因此成为在日本进行贸易的障碍,也不能与之断绝关系。幕府的难题就是把与基督教传教士关系密切的葡萄牙商人从贸易中赶出去。但是把他们赶出去之后如何才能获得日本所必需的生丝,这一难题困扰着幕府。

代替葡萄牙人浮出水面的是荷兰人。当时荷兰人失去了与幕府进行谈判的权力,只能依靠将军的温情被允许交易。在幕府看来,荷兰人容易控制。

1635年所有来往于平户、坊津、博多等地的中国商船都被集中到幕府的直辖地长崎,只允许在那里进行互市交易。同年幕府又禁止日本人出国,也禁止在国外居住的日本人回国。中国产的生丝、丝织品也开始由中国商人代替了被强制退出海外贸易的日本人来进行。

大部分中国船不是直接到日本,而是停靠在台湾卖给荷兰商馆。于是荷兰人从日本商人那里付利息借银子,买中国产品运到日本。这一成果使幕府判断不用再依靠葡萄牙商船进口中国生丝的材料,于是1639年决定把葡萄牙人逐出日本境内。1641年,荷兰人也从平户被转移到长崎,在出岛这一被指定的空间里接受管理。

交易路线通过幕府统制的体制形成以后,郑芝龙开始把中国的生丝直接运到长崎。由于已经没有可与之抗衡的势力存在,所以郑芝龙几乎垄断了所有生丝与白银贸易。说穿了,其实也可以认为郑芝龙借荷兰商馆之手把其竞争对手葡萄牙人从日本赶了出去。郑芝龙收取的生丝钱中包括幕府发行的纯度为80%的庆长银。该银的纯度由幕府统制,受铸造所(银座)刻印保证。

以台湾为根据地的荷兰人的势力,如果不依靠挂着郑芝龙旗帜的中国商船,就无法获得生丝、丝织品。郑芝龙只要下令手下的商船不走台湾直接到日本交易,荷兰人的交易量就会大幅下降。果不其然,1641年以后,郑芝龙让自己的船只直接到长崎交易获取了巨大利润,在台湾无法获得中国生丝的荷兰人不得不把越南作为自己新的供应地。

从迁界令到展界令

明朝灭亡与清军入关,对郑芝龙来讲是莫大的十字路口。南京的福王政权被清军灭亡后,虽然郑芝龙在福州拥立皇族朱聿键,又在1646年福州陷落后归顺了清朝,但郑芝龙的局限是,他虽然长于通过操纵现有的政权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是却没有创建自己政权的意志。这一点他的儿子郑成功与之完全不同,或许是有多年钻研为官之道的经验,他选择了与父亲不同的道路。郑成功顽强抗清,目的在于创建自己的政权。

郑成功接受唐王赐姓随明朝皇家姓氏“朱”,以厦门、金门岛为根据地,在福建至广东的沿海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他自称国姓爷,取得了政治向心力。以郑成功为模型创作的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为表示此为虚构,特定名“国姓爷合战”。

在其最鼎盛的时期,郑成功在厦门有仁、义、礼、智、信,在杭州有金、木、水、火、土五家批发店,向势力范围内的百姓收税,向海上航行的船只征收通行税,还向他们贷款收取利息。他在长崎掌握着生丝贸易的主导权。当郑成功的旗帜愈发鲜明以后,对通过其父向他实施怀柔政策的清朝而言,郑芝龙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于是,顺治十八年(1661)郑芝龙被冠以通郑成功的罪名处死。

清朝为削弱郑成功的势力,于顺治十三年发布禁海令,禁止沿海地区的商船出海向郑成功那边销售粮食和货物。顺治十八年(1661),也就是康熙帝玄烨即位的那年,又强制实行迁界令,以福建为中心,让从广东到山东沿海三十里(约十五公里)以内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

这一把沿海地区弄成无人区的迁界令,从我们这些现代人的感觉来看简直就是胡闹。但是若在福建沿海地区的村落调查一下,会知道这是的的确确曾经发生的事情。郑成功的势力被隔离于本土之外,孤立在海上,于是他从厦门撤退,把根据地转移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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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鼓浪屿的郑成功像

郑成功率25 000名士兵转移到台湾,于康熙元年(1662)攻下了荷兰人建造的赤嵌城,包围了台湾城,把荷兰人从台湾赶了出去。郑成功统治台湾后,完善官僚机构,为加快开发,从福建、广东等地召集移民。因迁界令失去落脚地的人们,大部分都响应了此次召集来到台湾。

由于迁界令的颁布,郑成功无法直接从中国置办生丝,预备经由马尼拉采购。而继续对中国人进行迫害的西班牙成为这一方案的障碍。于是1662年,郑成功派意大利传教士为特使,向西班牙的吕宋总督提交国书。国书中首先陈述了由于荷兰人欺虐中国人掠夺商船所以才将其驱逐出去的缘由,然后提出要求希望能够正常交易,并威胁若其不从则会面临与荷兰人相同的命运。西班牙人接到这封国书后认为这是郑的最后通牒,决定肃清中国人。郑成功接到在菲律宾的中国人被屠杀的消息后,准备向菲律宾派兵。但是就在这当口,他却因病倒了下来。

其子郑经继承郑成功之位,贯彻了反清方针,三藩之乱时与之相呼应,在沿海各地四处阻击。虽然他与菲律宾修复关系,欲向马尼拉派船从当地的中国商人那里购买生丝转手卖到长崎以保证财政,但在迁界令封锁海面的情况下始终无法挽回颓势。1681年郑经去世后,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发生内讧,清朝的水师提督施琅瞅准时机发动攻击,1683年台湾的郑氏政权垮台。

站在攻打郑氏政权最前线的施琅,也是泉州出身,属安平商人。平定台湾后,施琅一家以鹿港作为自己的根据地,积极开发台湾。康熙二十四年(1685),施琅送自己属下的船只到长崎要求贸易。

清朝基本平定台湾以后,于康熙二十年宣布解除迁界令,不过却继续维持了不准商船出海的禁令。郑氏政权垮台后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三年颁布展界令,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海域世界中原来的那些势力已经消失,东欧亚的海面开始成为陆地政权共同管理的空间。

互市体系的确立

从14世纪到17世纪上半期,在东欧亚的海域世界里始终有一部分势力不接受陆地政权的统制。在中国建立起政权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维持朝贡体制实行海禁政策,对民间的贸易活动进行镇压,因此诞生了一批进行走私贸易的势力。嘉靖大倭寇之后的1567年,解除海禁,在不进行政治交涉的前提下创造了互市这一交易体系。

但是,日本不在互市范围之列。16世纪的海上交易,基本是中国的生丝与日本白银的交换。所以在海域世界,从事朱印船贸易的中国商人、日本商人或者澳门的葡萄牙人、台湾的荷兰人在贸易中相互竞争。竞争以海盗行为出现。商船为了寻求航行安全,支持17世纪振兴的郑氏势力,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海域世界。

17世纪30年代,日本的江户幕府为了统制贸易夺去了那些从事贸易的人的政治交涉权,限定与中国进行贸易为四条路线,确立了幕府统一管理的体制。这四条路线是长崎线、朝鲜—对马藩线、琉球—萨摩藩线、阿伊努—松前藩线。关于长崎线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朝鲜—对马藩线,经历了复杂的政治过程强化了统制。朝鲜的李朝与日本的江户幕府互相把对方的国家看做低自己一等。处在李朝与德川政权之间的对马藩宗氏由于其财政基础要依靠日本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往来,所以篡改双方的国书,让两国不至于断交。1631年,这件事情被幕府知道,以此为契机幕府确立了由宗氏负责与朝鲜交涉、幕府进行管理的体制。

1609年琉球受九州岛津氏侵略,被编入其势力之下。1633年琉球王尚丰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次年作为岛津家的领地也得到幕府的认可。这时候,情况已经比较明朗,琉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向中国进贡,同时又是萨摩藩的领地,即所谓的琉球双属。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半期,让琉球苦不堪言。阿伊努—松前藩线的情况与之类似,最终也得到承认。

中国方面,清朝消灭明朝,统治中国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确立了互市。清朝是依靠毛皮交易成长起来的政权,所以与明朝相比带有接受交易的特质在内。17世纪中叶,清朝实施海禁与迁界令,消灭了控制海域世界的郑氏政权。其后,清朝颁布展界令,允许中国商人直接赴日。就这样日本才得以不建立朝贡关系与中国建立起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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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江户时代对华交易的四条线路 ①长崎线、②朝鲜—对马藩线、③琉球—萨摩藩线、④阿伊努—松前藩线

清朝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设置海关管理与海外的贸易活动。关于设置的时期与地点,一直以来都根据20世纪编纂的《清史稿》等记载,认为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同时在江苏的云台山(镇江府丹徒县)、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厦门、广东的澳门开设的。但是最近的研究却表明,康熙二十三年福建的海关设在厦门、广东的海关设在广州、江苏的海关康熙二十四年先设在了华亭县,后于康熙二十六年转移到上海,浙江海关康熙二十五年设在宁波。在海关,商船入港后需交纳入港税船钞和商品税。

迁界令颁布后至展界令颁布之间的三年里,在长崎入港的中国船只每年有二三十艘。这些船中,除了郑氏的船只以外还包括以东南亚为据点的中国船和三藩之一平南王尚氏政权派遣的船只。展界令颁布后的第二年,85艘船蜂拥而至。从中国直达日本的商船数量增多,康熙二十七年(1688)增至194艘。幕府苦于白银外流,从第二年开始把来长崎的中国船限定为70艘。

在日本与中国之间进行贸易的中国船,在日本长崎受幕府统制,在中国受海关管理。但是江户幕府与清朝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因此日本没有向中国提出限制来往日本船只数量的途径。日本规定了来航船只的数量以后,出现了一些无法进行交易只得带着货物返程的中国商船。这些中国船,经常从事一些被称作“拔荷”的走私活动。又因为日本对带出去的白银也规定了上限,所以“拔荷”屡禁不绝。

不过,这种走私活动只是在陆地统一政权贸易管理下的见缝插针,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16世纪相比。郑氏政权灭亡后,陆地政权贯彻了对海上的管理,存续了400年历史的东欧亚海域世界终于迎来了它的末日。

与异文化的接触

白话小说的世界

从文化史方面通观中国历史,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大约100年的时间,被称作是一个转折期。特点之一就是与异文化的接触。

在与蒙古族统治的元朝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明朝,是一个极希望重振汉族文化的政权。通过大海与外面世界的交流被看做皇帝个人管辖的范围,通过非官员的宦官管理。因此,与海外文化相关的信息,一直被与宦官敌对的官员忽视。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入仕为目的,所以毫不关心海外的世界。15世纪上半期宦官郑和开展的一系列往东南亚、印度洋远征的活动,也从王朝的正式记载中被抹掉,没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影响。

这种知识情况,在16世纪末发生了变化。海外流入的白银带来城市文化的繁荣,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关心外面的世界。在16世纪末的江南,出版了一部长达20卷、共100回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在这里介绍其中的一节,是郑和到达爪哇询问当地状况的一段对话。

 

老爷(郑和)道:“地方有多大哩?”夜不收道:“国有四处:第一处叫做杜板,番名赌班。此处约有千余家,有两个头目为主,其间多有我南朝广东人及漳州人流落在此,居住成家。第二处叫做新村,原系沙滩之地,因中国人来此居住,遂成村落。有一头目,民甚殷富,各国番船到此货卖。从二村往南,船行半日,却到苏鲁马益港口。其港沙浅,止用小船。行二十多里,才是苏鲁马益,番名苏儿把牙,这是第三处。大约有千余家,有一个头目,其港口有一大洲,林木森茂。有长尾猢狲数万,中有一老雄为主,劫一老番妇随之。风俗,妇人求嗣者,备酒肉饼果等物,祷于老猴。老猴喜则先食其物,众小猴随而分食之。随有雌雄二猴前来交感为验。此妇归家,便即有孕。”

 

这部小说虽然以郑和远征为题材,但讲述的内容是郑和在道教、佛教等各派仙人的帮助下,以东南亚与印度洋为舞台征讨妖怪、收集宝贝、降伏各国的事情。以前鲁迅把它和《西游记》、《封神演义》并列称为“神魔小说”。或许是因为内容荒诞无稽,虽然过去曾经有人从语言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但还没有历史学家正面提到它。

从翻译出来的爪哇部分可以看出,这部小说里面汇集了大量丰富的有关海外各种文化的内容,包括历史、地理、民俗、宗教、医学、语言等。虽然有一部分是以曾参加过郑和远征的马欢写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为模本,但是还有部分内容是只有那些16世纪去过东南亚的中国人才能带回来的信息。这也就是明朝情报小说的另一个面目。

小说的作者是罗懋登,对于此人目前几乎毫无所知。根据对小说中所用方言的分析,他应该是南京人或者是在南京长期生活过的、明末一位没有考中科举的知识分子。

出版文化的形成

据大木康氏《明末迷失的知识分子》(讲谈社选メチェ,1995年)介绍,中国文学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发生了一个大转折。这一时期用超过方言的通俗语言叙述的白话小说数量急剧增加,创作出《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巨著。木氏认为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的繁荣孕育了出版文化,知识分子成为小说的作者和读者,这些都是白话小说发展的背景。

出版业把书籍当做商品销售。宋代时候印刷术已经成熟并开始出版书籍。但是由于出版需要花费高额的资金,出版人多以官府和寺院为中心。寺院宣传普及佛典乃积功德之事,从而收到许多捐款,筹得了出版的资金。不过到了16世纪末,就能够依靠销售利润来获得出版资金了。

这一变化带给文化巨大的影响。宋代的知识分子,包括创立了朱子学的朱熹他们在内,比起通过出版方式让他们自身的思想问世,大部分是通过与知识分子同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普及思想的。但明朝末期的李贽却是通过出版著作而获得了读者。万历十八年(1590)出版的《焚书》里写道,由于该书内容过于激进,使读者看过之后认为应当烧掉它,杀死读者,因此把题目定为《焚书》。李贽的思想越到晚年越激进,其背后就有对读者心理的照顾。

在出版业逐渐确立的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印刷材料的生产地,而且质量也越来越好。纸张产地以福建建宁最为有名。另外,根据位于江西山区上饶的有关史料记载,明朝时候那里的造纸业“一个纸厂有二十多个槽,每个槽上有十到二十人站在那里干活”(康熙《上饶县志》) 。

纸的种类也增加了,除高级类的黄麻纸(用麻作原材料)、绵纸(用桑叶纤维作原料)以外,用华中、华南一带盛产的竹笋纤维做成的竹纸产量也非常繁荣。虽然竹纸被称作低级纸,但随着质量的不断提升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于图书出版了。

明朝时候,不仅《三国志演义》等小说开始销售一些带插图的精装本,像《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实用书籍尽管篇幅巨大,也得以出版问世。这是因为纸张物美价廉,供应充足,能够保证出版业的形成,所以才可能作这些大型的出版计划。

科举考试不合格的知识分子,与新兴起的出版界一起开始了文化方面的创造。他们为那些应考的考生编辑参考书,还为一些书店进行编辑或著书。对小说等发表批评意见等从事文艺评论家活动的人也是这些“はぐれ知识人”(失意的知识人)们进行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编者,闻名遐迩的冯梦龙。《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作者罗懋登也应该是这些迷失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位。

图书出版业主要是以长江下游三角洲的苏州、南京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这时在帝国的首都北京出现了一种被称作邸报的官报,把中央信息传达到地方。报告中央政府动向的邸报,往前可追溯到唐朝。明朝末期,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北京的民间出版者报房把得来的消息立刻大量活字印刷送往各地。每天十页左右,刊登一些皇帝谕令及官员的奏折。不过北京出版的邸报到达江南通常要花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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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金瓶梅》(左)与《红楼梦》插图(右)

思想家的自我反省

明朝灭亡而代以满族清朝,对汉族知识分子来说可以定位为是一次对异文化的体验。明朝末期出现了一些批判儒学传统、试着去接受这一打击、作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知识分子。

17世纪初始于东林书院逐步扩大影响的政治活动受到宦官等势力的打击陷于毁灭状态,这已经讲过了。但是在东林书院树立起来的讲学这种思想形成的样式并没有消失,以文社这一科举考生学习会的形式延续了下来。科举考试中,乡试被称作最难的一道关,参加这一考试的生员们成为文社的中心力量。在批判时政的自由空气中,文社成为这些未来官员候选人讨论政治的场所。其中以崇祯二年(1629)把苏州作为大本营成立的复社最为有名。复社拥有全国的关系网络,成员超过2000名。

在王朝更替的混乱中,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投身反抗异民族统治的运动中。当清朝的统治变得难以动摇时,他们不惜自杀来表达对明王朝的忠诚。除此以外还有不少人选择了自始至终不在新王朝做官,自觉为明朝遗民的生活。这些成为遗民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不仅仅是对异民族的反感,还包含了这样一种反省:在消灭了元朝这样一个异民族统治政权以后,汉族所建立起来的汉族文明的明王朝为何会走向灭亡?

在讲学的系谱中出现了一位叫黄宗羲的人。他的父亲是东林名士,因弹劾魏忠贤而被逮捕入狱最后死在狱中。黄宗羲也是复社成员,青年时候就参加了政治活动。他的思想目的在于阐明明朝灭亡的原因,提出应对的具体办法。他的代表作是《明夷待访录》,质疑皇权从何而来。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后藤基巳、山井涌编译,《明末清初政治评论集》,平凡社,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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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江南贡院 南京夫子庙江南贡院,曾为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

他认为皇帝权力是为了担当此公利而诞生的,当统治者试图实现自己的利益时,其统治就丧失了正统性。黄宗羲的讨论就此展开。在这种从根源深处质问的态度中能够比较容易看出他抛弃汉族创造的文明来看待整个世界的知的过程。

与黄宗羲齐名的顾炎武明确地把“天下”与“国家”区分开来。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皇帝的姓)改号(国家的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日知录》卷13《正始》)

 

对顾炎武而言,天下是文明,国家是政权。将两者区别开来,只要保持天下的秩序,即便政权变化也无妨。他把朱子学里模糊不清的国家体制和文明体系区分开来,由此可以看出他把自己寄身于文明而非政权的态度。

顾炎武试图追溯文明的根源,建立一种考察方法。实证方法之一是考据学,即分析古代音韵,解读语言经典。通过《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中的方法,可以打开一条客观考察自身所属文明的道路。

黄宗羲与顾炎武没有把文明和民族联系起来进行理解。而王夫之的思考却带有民族主义色彩。

 

夫人之于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亦。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黄书》)

 

王夫之这样说的时候,华与夷的区分已经固定,而他的意识里已经把黄帝子孙汉族看做是承担这一角色的人。他的这一民族主义在18世纪时已经被人遗忘,但到了清末,近代的民族运动家重新发现了《黄书》,从王夫之的思想中受到了不少启发。

接受基督教

17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遇到了基督教这一异文化。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深入研究了中国的文化,在与知识分子的对话中确定了在中国传教的方针。首先他抓住基督教的神和儒学的上帝为同一人作为双方对话的突破口,通过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试图实现交流的目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把遵从利玛窦这一方针的传教士看做西儒、也就是西方儒士,与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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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徐光启(右)与利玛窦(左) 中国的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出自《支那图说》)

徐光启可以说是通过传教士对西方文化有了最深理解的知识分子。他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务农,母亲织布。徐光启为了科举考试一心向学,被邀请做广东韶州一个有钱人家的家庭教师。在那里他遇到了传教士郭居静(Lauzaro Catneo),从而知道了基督教。

1595年他去拜访在南京的利玛窦。利玛窦评价徐光启说“他是一个拥有出色的文学与科学才华的文人,德才兼备。他了解到在文人们的宗教(儒教)中,几乎没有谈到来时或者救赎灵魂,所以师从约定死后到天堂的偶像教(佛教)或者其他宗教。但是对任何一个老师他都无法满意”,最后经过各种思考的磨难找到了基督教。1603年,徐光启接受洗礼。次年中举成为进士,获得了在北京直接听利玛窦讲经的机会。

中国传统的思考方法是举出许多例子,从中发现规律,找出相关性。在这种归纳法思考方法的引导下,中国人发现了月亮的运行与潮涨潮落有关,刺激体表穴位也会反映在内脏上等等。但是中国学对于“为什么这样”却并不回答。对此,西方的思考方法从永远不变的神的存在出发,试图推算出规律以解释个别的现象。这一演绎式的思考方法应该是令徐光启着迷之处。

或许是因为徐光启出身于一个尊重劳动的家庭,所以他对于实用之学非常感兴趣,倾其全力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他对满族的勃兴心怀忧虑,认为应该把西方制造武器的技术引入中国,加强军备。不过,他所关心的不只是先进的技术,还对这些技术背后的数学和天文学感兴趣。他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于1607年出版《几何原本》。在和传教士一起按照天文学修改历法的过程中,翻译西方的天文学书籍,汇集成《崇祯历书》。实学方面,他在总结了中国农书的基础上,增加了西方的水利学知识,死后1639年出版了《农政全书》。

上海有一个地方叫徐家汇。那里现在已经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吞噬,建起了座座大厦。但是在以前那里是充满上海平民风情的地方。那就是徐光启的故乡。徐光启曾邀请郭居敬在那里传教。徐的孙女自幼受洗,圣名为甘第大(Candida),她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清朝时候一直支持在上海的传教士的活动。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所以甘第大在上海建立了一座专门供女子教徒专用的教堂。徐家一族的故迹现在还只有一座天主教堂。

与传教士的对话

在中国有许多传教士一边与当地的知识分子进行交流,一边从事传教活动。福建就有一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艾儒略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开朗健谈。中国人可以非常坦率地发问,而他也可以掺杂着各种丰富的话题进行回答。

《口铎日抄》是经过大约一年零五个月的对话集结成,其中的内容跨度极大,有关风水的是与非,有对台风、流行等自然现象的解释,还有对海盗性质的讨论。所谓“口铎”,来源于艾儒略等这些传教士就像铃铛(铎)作响,即刻回声般马上有所回应。“日抄”是说,不是对谈话内容的总结,而是对每天谈话内容的记录。

北边的夜空中有一个文昌星,也就是位于北斗七星附近、西方所说的大熊座拐弯处的六颗星星,在中国被看做是学问之神受到大家祭祀。崇祯五年(1632),一位名叫林太学的读书人在福州的一处楼阁内招待艾儒略。林向文昌上香,艾儒略笑着问:“上香是为了求功名吗?”于是开始了一场关于星座与人关系的对话(冈本さえ,《近世中国的比较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 。

 

(艾)“天上的星星就像蜡烛。原本就没有灵觉。”
(林)“据说大臣、将军、宰相都各自对应着一颗天上的星。所以当有巨星陨落,就会有某一位将军或者大臣去世。这该如何解释?”
(艾)“若信这些活,从古至今死去的将军、大臣早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天上的星星早该掉得差不多了。又为何过去今天天上的星星数量都没减少,没有消失殆尽呢?”
(林)“先生说得是,但是圣经中所说的星辰告知吉祥,三位贤者看到了光辉又是说的什么呢?”
(艾)“天主(耶稣)降生时,只是通过星的光芒告诉世人,有天神引路,并不是说星星本身有灵性。就比如国君临朝时,一定点灯在前方开路。这样就能说灯光上有灵吗?”

 

通过这场对话可以看出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对“气”解释的不同。中国人通常将天和地都看做一种气的运行。人与自然同属一种气,因此天人相互感应,认为人的行为会带来天崩地裂等自然现象。对于耶稣降生时把三位贤者从东方指引来的星星,中国人一般解释为天与人相互呼应。

传教士把气解释为古希腊哲学中的四元素(水、空气、火、土)之一空气,神等精灵在其外侧。中国的知识分子把天界与人界的关系解释为天人相与,传教士斥其为迷信。虽然神令星星运行,但并不认为星星本身有灵性。

传教士与历法

王朝更替时,把利玛窦在北京发展的信徒们团结到一起的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精通天文学。摄政多尔衮因中国人与穆斯林天文学家使用的历法错误繁多而采用汤若望改订的时宪历,并命令在年历卷头注明“西洋新法”四个大字,任命汤若望为天文台负责人钦天监监正。就这样汤若望与新的王朝清朝之间建立起关系,并且与年幼的皇帝福临(顺治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传教士的活动能够在清朝初期获得认可,汤若望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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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汤若望 耶稣会传教士。原名亚当·沙尔。致力于西洋天文学的翻译工作,出自《支那图说》

在前近代的中国,掌管天文官员的职责之重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去北京的紫禁城(现在称作故宫博物院)去参观,会看到举行国家仪式的太和殿白色大理石的月台上,对面左侧(西)放着一个石制的升、右侧(东)放着一个日晷。这表示王朝拥有控制度量衡和时间的权限。王朝决定历法,不仅将之普及全国,对前来朝贡的国家也要求其有义务使用中国的历法。

为了制定历法进行天体观测的总责任人是钦天监监正。同时他还是何时举行国家仪式的决定者。这是因为天体运行与国家运营有着密切的关系。

汤若望虽然意识到这一责任的重大,但因为他学习的是西方的科学,所以对把天体运行和人间凶吉联系起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持否定态度。于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会通过口头或者写文章宣扬自己学习的是根据没有错误的科学的法则推算出来的天文学,与这种把凶日和吉日分开的迷信毫无关系。清朝在完善自己作为一统中国的体制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在汉族中根深蒂固的天人相关的思想。清朝与汤若望等传教士们总是在一些地方存在分歧。这一分歧以对传教士最坏的形式出现了。

安徽有一位名叫杨光先的古怪的男人。他宣称基督教是毁灭清朝的邪教,根据西方天文学制定的历法是错误的,主张应该恢复由中国和穆斯林天文学家制定的历法。杨光先并不是官僚,也没有科举的身份,原本没有丝毫的影响力。但是当时正值年幼的玄烨皇帝即位不久,所以杨光先对基督教的弹劾被辅佐皇帝的官员之间的权力争斗所利用。康熙三年(1664),杨的申诉被采用,对传教士的审问开始了。

此时已经74岁的汤若望因中风无法正常行动,说话也不利索。这场审问异常严酷,在南怀仁的翻译下进行。传教士们被抓到监狱里,五名支持西洋历法的天文官被处死,与传教士交情不错的官员也都被传讯,事态变得非常严重。清朝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命令他制定准确的历法。康熙四年,汤若望被判死刑。

冒生命危险的一场天文观测

1657年到达中国的法国传教士这样记载了此后发生的事情。

西历1665年1月16日被预测将会发生日食。就在杨光先事件发生六个月前,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代替因中风无法进行观测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对日食发生的时间、大小进行了详细的推算,并以汤若望的名义报告礼部。杨光先为了得出比传教士更为接近现实的结果,让穆斯林的天文学家重新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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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天体观测装置 出自《清代宫廷版画》,文物出版社

在北京,天文台设置在一座砖瓦建筑的塔上,在那里进行天体观测。日食开始那天,南怀仁被带到该处天文台上。用带上三道锁的双手做天文观测前的最后准备。凛冽的北风中,身患重病的汤若望也被命令待在一旁。大批的官员得到皇帝旨意聚到一起,在他们的注视中,日食开始的时间一步步逼近。杨光先一方的天文官首先叫嚷说15分钟后日食开始。但过了所说的时间后,太阳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两位官员说“那么现在到了汤若望玛法(“玛法”为满族对汤若望的尊称)的时间了”。说时迟那时快,在准备好的纸片上反射的太阳图形上方,开始出现一些小小的爪子似的阴影。日食开始了。传教士的推算比杨光先更为准确,在这一刻得到了证明(Grelon,Adrien〔中文名字:聂仲迁〕著、矢泽利彦译,《东西历法的对立》,平河出版社,1986年)。对传教士们的行刑停止了。但汤若望却由于狱中生活导致病情恶化,一年后去世。

在中国史料中很难见到像聂仲迁这样对杨光先与南怀仁之间的对峙描绘地如此戏剧性的记录。在中国的记载中,这个事件被称作历狱,汤若望被宣告死刑,南怀仁获笞刑,只是因为北京突然发生了地震而终止行刑。康熙六年(1667)玄烨(康熙帝)亲政后,他让南怀仁与旧的历法家之间展开竞争。结果西方历法完胜,清朝公历再次由南怀仁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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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清朝系谱

杨光先的后台失势后,在康熙八年的公开观测中,西洋历法的准确性得到认可,于是杨光先的地位被剥夺,南怀仁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玄烨对西方科学颇感兴趣,还向传教士学习数学等知识。传教士也不负所望,在清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的交涉中大显身手。但是清朝不允许基督教传教及修建教会。

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根据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洞察,允许中国教徒从事祭祖、祭天等活动。但是他们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女教徒的洗礼与临终涂油礼。中国讲究男女有别,如果男性司祭对女性行礼,有可能会遭到是淫教的指责。于是耶稣会不得不允许省略掉这些仪式。

而比耶稣会稍迟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等却绝不允许在这些仪式上做出妥协,他们向罗马教皇控诉。1704年罗马教皇下令禁止接受中国礼仪进行传教。对这个决定,康熙四十五年(1706)玄烨下令只允许承认中国礼仪的传教士继续留华,对顺从教皇的传教士一律驱逐至澳门。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雍正年间,抵制基督教的倾向更加严重。

清朝对传教士的态度表明其虽然正确地利用传教士的天文学、兵器制造等实用知识,但对其思想与信仰却是不接受的。这一重视实学的政策在整个清朝都有体现,18世纪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受到思想镇压—“文字狱”。这样一来明末清初的思潮转变为只发展对现世有用的实学,从而诞生了经世济民之学。

19世纪面对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两次大变动,中国出现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虽然有人批评说该运动只重视表面的技术转移而完全忽视思想等内涵,但其实这一倾向早在17世纪末时就已经出现。因为清朝同时带有两种特质,一种是接受不带民族差别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知识的开明,一种是排除动摇少数民族统治汉族体制的思想的封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