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产业时代——十八世纪Ⅰ

盛世时代

清朝的生育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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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中,上溯秦始皇下至20世纪辛亥革命爆发,能称得上是“盛世”,即繁盛、和平的时代只有四个: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18世纪康熙、雍正、乾隆朝三代大约一百年。其中18世纪的盛世首先让人注意到的是这一时期人口的繁衍。

18世纪初,中国各地年轻人逐渐多起来。通过人口波动图可以推断17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生育高峰。

明末的暴动把华北和四川盆地的人民逼到了颇为悲惨的境地。尤其是1644年,先是张献忠进入四川杀害当地地主,随后清军在平定张献忠政权的过程中又虐杀了许多当地居民,使得四川盆地人口骤减。直到三藩之乱平定,华中、华南地区的整个社会都处于不稳的状态,百姓无法安居以繁衍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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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中国人口增长情况估测图 请关注18世纪以后人口的激增(出自赵文林等编,《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朝更替之后大约经历了一代人,明末清初的混乱才得以平息,人们终于可以在平静的生活中孕育后代。这一时期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到了世代交替的时节,在乡下勤于耕作,在城镇努力工作。

这个生育高峰并不是一次性的现象。第一次生育高峰的孩子们在孕育下一代时又将会创造另一个生育高峰。结果造成18世纪中国人口的急速增长。宋朝12至17世纪开发华中地区的时候,中国人口大约保持在1亿左右。虽然偶尔受社会状况影响,但也是在几千万人口处上下浮动。17世纪末,中国人口估计约有1.5亿,但一百年后即18世纪末时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

为何生育高峰能够持续?在近代以前的传统社会中,即使有一定时期的人口增长,但耕地面积的发展跟不上人口的增长,所以当粮食生产达到极限时,饥荒频发。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成为阻碍人口持续增长的因素。但到了18世纪,虽然中国的生产技术、医疗水平还没有大幅度的改革,但死亡率却没有上升。原因何在?为阐明其理由,有必要对死亡率问题进行一番考察。

笔者根据几份家族的记录,按照月份计算当时的死亡率,结果发现有一个明显的倾向:16世纪以前,农作物青黄不接之时死亡率就会上升,但是17世纪后半期以后,就几乎见不到这种季节性死亡率的变化了,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年死亡率平均化的现象。16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无法摆脱慢性的饥荒状况,即便丰收之年能够克服,但在歉收的年份由于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使死亡率格外高。17世纪后半期以后社会逐渐从慢性的饥荒中摆脱出来。

探讨人口增加、死亡率等这种几十年内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原因,意义并不大。因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某一因素导致的结果也会转化成原因。我们应该做的是发生在某一社会领域的变化带给其他领域何种影响,分析这种因果连锁最终如何影响到我们最先注意的领域。如果影响效果能够往促进最初变化的方向发生作用,社会整体就会加速往一个方向变化,反之,如果往抑制的方向发生作用,那么最初出现的变化将会在历史的波涛中消失不见。

在18世纪的中国,生育高峰带给社会怎样的影响,又引起了何种连锁反应?第一次生育高峰带来的人口增长,在新世纪开始以后持续发展,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达到4亿。清朝后期,由于频频爆发的叛乱,人口增长曾出现过短暂的停滞,但是到20世纪初,中国人口突破4亿大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口增长突飞猛进,2005年1月已经超过了13亿,目前还在继续增长。

阐明18世纪人口增长因果循环,这一工作对于解释此后中国发展道路也具有意义,同时也是本章和下一章的重点。本章首先探寻人口增长对社会的影响,然后选择国内流通作为考察对象,最后探讨海外贸易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下一章则主要阐明中国国家体系的全貌。

税制改革

生育高峰带来的直接反应在税制领域。18世纪推广的税制改革在皇帝强有力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二十九日,爱新觉罗·玄烨召开会议听政时,面谕称:

 

我朝七十年来,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人多地少。从前四川、河南等省,尚有荒地,今皆开垦,无尺寸旷土。口外(长城以北地区)地肥,山东等省百姓往彼处耕种者甚多,朕去年差官去查,共有六万余人,纳钱粮者仅止二万余人,查出者虽有六万,其未经查出者更不知几万矣。欲将伊等搬入口内(长城以南地区),念伊等穷民,以何为生?故仍令在口外居住。
朕昔巡幸访问百姓,据称一家有四五丁(有纳税义务的成年男子)纳银一丁者,有七八丁纳银二丁者等语。各省巡抚编审(户籍)时,只奏报纳银丁数,而不奏报不纳银丁数,故实在丁数不得而知。今国用充足,凡给俸饷等项,绰绰有余,将各省今番编审丁银(人头税)数目,永远著为定额,嗣后不准增减,仍令将纳银不纳银民之数目查明具奏,查此特欲知各省人民之实数,并非视丁加赋之意。

 

皇帝的面谕准确地描述了18世纪中国所处的情况。首先,可以看出清朝的皇帝非常关注中国现状,为了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煞费苦心。与之相比,明朝几乎所有的皇帝都被宦官包围,只对宫廷的收入感兴趣。相形之下,清朝皇帝对政务负责的态度立刻就显现出来。

身为皇帝玄烨经常巡幸清朝的版图。第一次到华中、华南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那一年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和郑氏政权,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康熙四十三年,玄烨再次南巡。此次出访带有实地考察中国实情的意味,并不仅仅是游山玩水。所以他亲眼看到了百姓的家庭构成,看到了没有登记户籍的成年男子。

皇帝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是朝廷无法掌握人民的实际数量。在视察领土过程中,这一危机感愈发明确。在长城以南汉族居住的地区,人口迅速增长造成农用耕地不足。人口过剩的地方有一些人前往内蒙古等地。如果不能准确认识到这一实情就制定政策,将有可能面临民族对立等严重危机。而不了解现实,与汉族相比属于少数民族的满族就难以稳定中国的统治。对这一现实深有感触的皇帝果断地决定固定丁银额。

如果人口登记正确,而税收负担却没有增加,那些因为逃税隐藏起来的人就会浮出表面,由此可以掌握实际人口数量。康熙五十二年(1713),朝廷发布敕令,将丁税税额固定在康熙五十年调查得出的人丁数目上。所谓人丁指的是在清朝制度中从16岁到59岁之间的成年男子,他们需要交纳丁银。康熙五十年以后登记的人丁被称作“盛世滋生人丁”。意思是盛世出生的人口,也就是17世纪后半期的生育高峰。

人头税的消失

当社会处于慢性饥饿状态中的时候,种地的农民无法保证自己明年还会活着。即使丰收的年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歉收的年份,青黄不接,农民由于粮食不足而身体虚弱,所以哪怕只是染上一些小病也会丧命。失去劳动力的耕地,没有一点收成。一个国家完全依赖土地谋求财政稳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对国家而言,控制住人更为重要。

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自古就有通过人口普查掌握人民情况以提供劳动力的制度。明初完善了里甲制等户制,可以直接向百姓征收赋役。进入16世纪,整个中国被卷入依靠白银的经济中,结果出现了折算白银以代替劳役的情况。这就是丁银,俗称人头税。自康熙五十二年开始的盛世滋生人丁的制度把丁银固定下来,不过这并不是说丁银消失了。

从盛世滋生人丁的制度规章中可以了解到其手续繁杂。它是以康熙五十年国家掌握的全国人丁数量为基准,把此后达到征税年龄的人作为盛世滋生人丁进行登记,暂时先免去这些人的丁银负担。但是当背负丁银责任的男性到了60岁,要从人丁的范围中删除以后,就从“盛世滋生人丁”登记册里的成年男子中找人补充上去。如果从被删除男性所属的户中能够找人填补,问题就比较少。但如果户内没有成人男子,就要从亲戚中人丁多的家族中找人补充,如果这样还不够,就要从地方纳税较高的家庭中出这笔钱。

该手续存在许多弊端。每到五年一次举行的登记册修订时期,就要进行补充和删除人数的工作。在县衙门负责管理登记册的职员,开始任意规定手续费。如果能够支付手续费,就不向这家的青年征收丁银。虽然皇帝出于善心,将丁银总额固定,但其实手续费有时却是丁银的几倍。而且能够支付手续费的富家子弟被免除征收丁银,而家庭贫寒难以支付手续费的家庭却总是要承担丁银。

玄烨死后,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帝)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坐上皇帝的宝座,完善了直接听取各地方官报告的制度。即位不久,雍正元年(1723)关于盛世滋生人丁弊端方面的报告已经呈递到皇帝手中。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即把丁银编入土地税中。新皇帝对于废除这项已经有两千年以上历史的人头税制犹豫不决。面对地方官的报告,他没有草率地应付了事,而首先下令详细地调查实际情况。但是事情超出皇帝的预期,已经开始有了新的发展。

浙江省没有等待朝廷的命令,已经开始实行将丁银编入土地税的方法,规定没有土地的人就没有丁银,拥有众多土地的人则需要支付丁银。这一方法被称作“地丁并征”。山东巡抚在报告书中恳请说,山东没有土地的贫民担负着支付丁银的义务,歉收的年份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卖给人贩子,生活非常凄苦,所以无论如何希望学习浙江省的先例,把丁银编入土地税中。同年9月,有人提出方针先在朝廷的直辖地直隶(今河北省)试点进行地丁并征,根据结果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地丁并征在山东实行是在雍正四年,此后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相继实行。最晚实施的地方是山西省。该省南北两处的农业生产力差距悬殊。以太原为中心的南部拥有广大的耕地,收成丰富,从而比较容易把丁银纳入土地税中。而北部以大同为中心的地区山地众多,所以从商的要比务农的人多。因此,如果全省一起实施地丁并征,税负过重的土地就有可能被放弃,从而带来难以确保税收的危险。于是税制的实行是以县为单位,在对各个地区进行逐一调查后,根据各个县具体情况制定出详细的办法。雍正九年(1731),山西省也开始实施地丁并征,新的税收制度开始在全国普及,人头税从此消失。这一新实行的税制被称作地丁银。

经济复苏

人口增加与经济动态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据清朝前期物价动态相关研究,从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中叶,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波动的米价,从顺治十三年(1655)以后开始下降(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研文化出版,1997年) 。顺治十四年冬天至十五年春天之间,苏州的一位地主曾留下这样一段记录:

 

今年的米价是过去几十年来最便宜的。贫穷小巷里的普通百姓也在吃白米,舂年糕,但我家却连除夕那天都没有吃上午饭。

 

米价的下跌直接影响了农村。农家即便卖掉了生产出来的粮食,收入仍然不抵成本,没有钱向地主交租。地主也迫于家计,开始控制买衣服等方面的花销。由于纺织品的销售恶化,所以棉布的价格也开始下滑,连锁性地造成棉花价格下降。物资的进出也由此受阻,运输业遭受打击,负责挑担的劳工也失去工作,酬金减少。城市的百姓虽然在米价下降当初高兴过一阵子,但之后便因逐渐失去收入而陷入困境。如果农作物的价格下降,当然农地的价格也会下降,使整个康熙初年一直处于无法定价的状态。

这种经济整体的不景气,从17世纪末开始逐渐复苏,到18世纪物价反而开始上升。康熙三十八年(1699)出巡江南的皇帝问道:“去岁江南丰收,为何米价依然腾贵?”以前米价一直呈缓慢上升,但是到18世纪40年代以后开始暴涨。米价暴涨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7世纪后半期出现的经济不景气,米价上升带来的连锁反应带动纺织品等各项物价上升。不过与米价等比较起来,薪水的上升率却远没有那么高。

顺治十三年,米价出现下跌,这一年正是清朝为了削弱郑氏政权实施海禁政策,开始对海上封锁的年份。上一章已经讲过,前往长崎的中国船只虽然并没有因为海禁政策完全消失,但是大部分船只都是从东南亚各港口或者台湾来日本的,由此可以认为直接来自中国满载生丝等商品的船只已经减少。日本出口的白银并没有直接进入中国。白银流入量的减少使白银成为稀缺品,价格也水涨船高。由于白银可以用作货币,所以用白银购买粮食的价格相对就降低了。由于生丝、纺织品等出口商品的销路受限,所以与纺织相关的各物品的价格也都陷入下跌困境。

康熙二十三年展界令颁布以来,恢复了海上贸易。但是这并没有马上影响到物价。由于日本限制白银的出口,所以来自日本的白银并没有出现激增的状况。18世纪初,新的能够代替日本的白银供给地还没有出现。因此需要在贸易以外的别的方面探索18世纪上半期经济复苏的理由。有看法认为或许是人口的增加成为米价升高的最大原因。

16世纪,由于明朝用白银征税,所以即便农民通过从事棉布生产等获得了一些收入,但大部分也被国家拿走了。结果造成经济的繁荣仅限于国家财政发放盈余的城市—那里是官僚和乡绅居住的地方,以及军事、贸易基地,并没有影响到广阔的农村。

与此相反,清朝从事税制改革,在土地可以生产的范围内征税。这让农村中依靠农作物价格增长而获得收入增加的部分和通过手工业获得的副业收入留在了农民的手中。从而开辟了农村的需求市场,扩大了棉布等纺织品、铁制农具、锅等炊事用品的销路。

18世纪中叶,在广州停靠的英国等国家的船只经欧洲把产自美国的白银带到中国(这一点在下面将详细叙述)。从而使白银的相对价格下降。人口增加带来了对粮食需求的增多,再加上白银价格的下降,使18世纪中叶以后迎来了物价暴涨的时代。但是物价的飞涨一段时间内也加速了农村的发展。

原产自美国大陆的农作物

作为中国人口史的名著,何炳棣的《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把16世纪后半期中国引进美国大陆产的玉米、马铃薯、红薯评价为继宋朝引进占城大米之后的第二次农业革命,认为这一事实为18世纪人口骤增提供了保障。

关于玉米进入中国的路径,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第一,明朝嘉靖年间(16世纪中叶)通过海路,由广西或者福建的贸易港带来;第二,同一时期自波斯经中央欧亚进入中国西北部的甘肃。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说“玉蜀黍种出西土”;第三,经西南地区的丝绸之路从印度洋沿岸经陆路进入缅甸,然后传到云南。

通过这三条路径进入中国的玉米从入口当地向周围传播。玉米出现后,并没有马上普及到全国。华中地区,进入浙江省是万历元年(1573),西北从甘肃进入陕西是万历二十五年。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中国内陆地区,时间更晚,是在康熙之后。进入安徽省的记录,是在18世纪中叶的雍正年间。

马铃薯主要有两个路径。第一,万历初年(16世纪80年代)从菲律宾的吕宋传入,万历二十二年福建闹饥荒,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为了救荒普及马铃薯的种植方法。所以在福建,马铃薯又称金薯。第二,与玉米一样,经缅甸传入云南,甚至比福建传入的还要早。但是从云南并没有往周围再传播。

红薯在国内普及的速度比玉米还要晚,湖北、湖南、山东等地是在乾隆前期(18世纪40年代)开始种植,而山西、安徽则是进入18世纪后半期之后才逐渐开始有人种植。地方官员在普及种植红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农民并没有积极主动地自行尝试引进。

农民们在引进新的农作物的时候,态度可以说是极为保守的。但是这些作物却在山地的斜坡或者荒地上—这些是水稻、小麦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农作物无法生长的地方种植成功。因为与主要农作物不存在竞争,所以并没有改变过去的农业体系,反而增加了粮食的供给量。由于这个原因,对人口增加怀有危机感的官员们在乾隆年间为了普及玉米、红薯、马铃薯的种植积极进行行政上的指导。也就是说,美国大陆产农作物的引进,不是人口增加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

除了当做粮食的农作物以外,产自美国大陆的农产品还有辣椒和烟草。现在中国的辣椒,在四川、湖南为中心,从西南的贵州到东北呈带状分布的地区作烹饪之用。这一地带还被称作热带,尤其是四川料理的麻辣最为有名。

关于辣椒进入中国的时期也有很多说法。普遍认为是在16世纪后半期,经澳门传入的。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17世纪中叶。因为日本的辣椒是从中国港口的葡萄牙船带来的,所以又写作“唐(中国)芥子”。中国以前还没从美国大陆引进辣椒的时候,曾大量使用东南亚通过大海带来的胡椒。即便是国内能够种植的辣椒,也被当做价格昂贵的进口货胡椒的代用品。

烟草与西班牙人一起先是传入了吕宋,然后经菲律宾于17世纪初传到中国。最初是作为药材介绍过来的。进入18世纪以后成为嗜好品,在福建、广东等山区广泛种植。现在云南等内陆地区作为烟草产地而闻名于世。辣椒与烟草作为可以卖钱的作物,拓宽了农家经营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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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美国大陆原产农作物在世界中的传播

商人与产业

浏河港物语

上海西北部的浏河港(刘家港)曾有一段作为江南外港的历史。它面朝长江,通过浏河与江南大城市苏州相连接,在元朝时候被用来运输江南产的粮食到首都大都,留名史册。明朝时候,这里是郑和远征队的集结地,港口附近的海面上停泊着规模庞大的舰队。但是,进入永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改修完成,江南物资的运输完全依靠大运河来进行,因此港口日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港口的名字也逐渐为人淡忘。最致命的打击是17世纪中叶清朝颁布的海禁令和迁界令。港口萧条,只有郑和为了祈祷航海安全建造的妈祖庙还能证明过去这里曾是一个港口。

康熙二十三年(1684),时来运转。由于派往江南的一名调查官的奏折,皇帝颁布了展界令。清朝把守护航海之神妈祖升格为天后,目的是刺激正在衰退的海运业。次年,政府规定了可以在中国各地港口停泊的船只类型,浏河港规定停泊沙船。沙船是一种适合在海岸线平浅连绵的黄海上航行的船,虽然这是一种有龙骨的远洋船只,但是吃水较浅。吃水深的大型远洋船被规定在上海进港。自此浏河港焕然一新,不再像过去那样作为东海航行船只的停泊港口,而变为经黄海连接渤海与江南的港口。

清朝时候最初在浏河港开辟海运业的是新安商人,接着是那些把据点设在长江北岸港口南通和吕四的商人。有了这些商人打先锋之后,以山东半岛胶州湾为据点的山东商人也来到这里,最后濒临渤海湾的辽宁省各港口的商人也来到浏河港安营扎寨。除商人以外,经营沿岸航海运输的是吕四的商人。

在水手之间流传着一个传说。

浏河港住着一位叫王六官的男人。海禁解除以前,他靠捕鱼为生,无妻无子独自一人做饭过活。每当他捕上很多鱼的时候,他总是邀请朋友喝酒耍乐,直到喝醉才算结束。康熙二十三年展界令颁布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对当时老是触礁的沙船进行改造,造出一条底浅而且平坦的船。这条船的稳定性极高,操作也较容易。

有一年,王六官乘船纵贯黄海北上。然而在北方的港口却迟迟等不到回南方的风。船员们因此哀叹无法回家过年。就在大家万分沮丧的一天,王六官突然说“快点收拾工具,明天下午将有好风过来”。虽然大家都嘲笑他胡说什么呢,但第二天风向果真开始变化。当他们起锚扬帆之后,风力更强,当天夜里,他们在波涛冲击船头的潺潺声中一口气跑了数千里。天亮的时候,大家的眼前出现了熟悉的浏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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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浏河港关系图

船员们到达港口以后,为表示感谢宴请王六官。然而当王六官与大家一起上岸以后却不见了踪影。经过几天的寻找,大家终于察觉到事情不对劲,来到船里一看,那里留有王六官上岸时候穿着的衣服,这才知道那一夜的风是王六官的神异在发挥作用。众人回想起王六官的许多行为与常人不同,他每天早晚两次必上天后宫膜拜,把手洗干净以后才烧香,从不剩饭,全部吃进嘴里,大小便都放入桶里,注意不让灰尘和脏物进入大海。人们想起王的这些种种,认为王六官乃真人(具有超能力的神仙)。他们制作了一尊貌似王六官的真人像,接受出海航行的水手们的膜拜。

《浏河镇纪略》记载了这一传说,在文章结语写道:明末禁止出海以来,已近百年。当地掌舵之人已经死绝,没有人想去茫茫的大海,也没有人想试一下自己的技术。此时真人现身,创造了出发点,说在山端海隅有利可图,只要召集各省商人俱来,贫穷的孤岛将成为生财之地,补充国家收入。这不正是真人的力量吗?为其立像建庙、祭祀也在情理之中。

浏河港风景

浏河港是位于大浏河畔的港口城市。从苏州经太仓州流淌过来的河流在即将流入长江之前被水门挡住了去处。这一水门是为了防止长江潮出现逆流,同时也是在黄海上航行的远洋船只的终点。到了码头以后,是一排排黑瓦、木造、白壁的两层建筑,马路上铺着石板路。

来到这个港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祭祀妈祖的天后宫。那里是港口的中心地区,聚集着乞求航海安全的商人和船员,来此朝拜的人络绎不绝,香火弥漫。出天后宫往西走,来到镇海关。那里有一座石头做的仓库,上面刻着“镇海关”三个大字。这里负责监督出入浏河港船只,并进行征税。天后宫与镇海关背后是三官阁。该建筑物的一角是祭祀王六官真人的祠堂。参拜完祠堂的船员手中都有一块木版印刷的帖,如果把这张帖贴在船舱上,遇上船舶沉没等水难的时候则会保佑船只平安。

从天后宫往南,是面朝大浏河的码头。按规定不同的船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地方乘降。南货船码头用作卸载从苏州过来河船倒装到远洋船上的货。反之,白银从浏河港向苏州流出。每月的6日、16日、26日三天,装满白银的标船将从标码头出发驶向苏州。为作防卫之用,船上配有山东出身的标客,从官员那里借来枪支等武器。如果偶然能够碰到出港,可以看到四艘满载约两万两白银的船在锣鼓震天、空炮轰鸣声中驶出码头。

从外洋溯长江而上到达浏河港的船只,并不是直接停靠在码头上。沙船与陆地之间有驳船来回行驶。从天后宫的南门直走来到大浏河,往东看去能够看到沙船一个挨一个排列。船身长约20至40米,以主桅(高度与船身长度相仿)为中心,共有5根桅杆。

这种沙船凝聚了许多技术。坐在小船上靠近一看,船身上并没有上色,吃水线距离甲板不到一米。欲改乘沙船时,脚下位置呈阶梯状,以便于登上甲板。将甲板中央的一块木板抬高放入船舱中,船体呈扁平桶状结构,所以即便有较高的波涛冲击甲板,海水也会流入凹凸不平弯弯曲曲的表面,而不会让船舱进水。船舱每隔一米由隔板间隔开来,脚下是宽约30厘米的龙骨贯穿船头和船尾。基于龙骨和隔板的这种构造,沙船可以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

驳船从沙船上卸下货物以后,驶向指定的距离仓库最近的码头。驳船靠岸后,在那里等待的脚夫争先跳上船来,挑起货物搬入商店的仓库中。他们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劲头很足。

脚夫们组织起脚行,以码头为单位确立起各自的地盘。如果有人要侵入别人的地盘,他们就会扔下挑着的货物,围攻入侵者,最后把他赶出去。这些依靠垄断干活的脚夫有时还会蛮不讲理地漫天要价。虽然有些商人气不过,自己雇佣劳力到码头上,但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当脚夫的行为太过分时,商人有时也会向官府告状,于是官府把脚行的头目抓起来,制止他们的恶劣行径。

天后宫的后面是一条叫做九龙湾的大街。一脚踏入这条街,娼妓们宛如天上的云彩纠缠不休,左右两边的建筑物入口都站着招呼客人的女子。配上横笛和二胡,可能不时会传来一些非常妖娆的歌声。或许也有不少船员到天后宫祈福之后马上就跑向了九龙湾也未可知。

浏河港与商人

船上的货物大部分是大豆和用作肥料的豆渣。浏河港上专门经营这些商品的店鳞次栉比,船上的货物直接运到了商店的仓库里。陆天益大栈房分为“豆行”(大豆部门)、“饼行”(豆渣部门)、“花行”(棉花部门)三部分,被称作“栈”的商店,还配有客商的住宿设施和保管商品的仓库,商人的货物就保存在那里。

在浏河港,从山东半岛的港口胶州、登州等地带大豆、豆渣来这的外商与从江南各地前来采购的内商相互交易。外商与内商大多互不相识,并且由于商业习惯和度量衡的不同难以直接进行买卖。于是两者之间出现了保税行和牙行,负责商品的销售和授受货款。一般不做现银交易,以每月六日作为标期,把内商支付的白银通过标船送往苏州,在苏州结算。浏河港是商品集结的地方,苏州就是金融中心。

港口的骨干商人是保税行。清朝担心海盗残党冒充客商进出港口,指定由“土商”也就是当地值得信赖的商人作保税行。当然,土商并不意味着就必须是浏河港出身,只要是身份明确、与当地居民关系密切,还要熟悉来自山东和辽宁的商人就可以成为保税行。浏河港有四家保税行。第一个要列举的是宁波出身的吴氏。吴氏为了躲避明朝末期的战乱移居到浏河,做了当地富豪季氏的上门女婿。季家没有后嗣,因此吴氏继承了岳父的遗产,以季长泰为屋号成了保税行。四家保税行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外商到达浏河港以后,首先就要去保税行讲明来历。保税行把这一情况向镇海关报告,并替外商缴纳港税。完成了这些手续以后,外商才能够进行商品买卖。

为来自江南各地采购大豆等物资的内商充当身份保证人的是牙行。他们从布政使司(掌管财政、民政和人事)处获得许可证,对进行交易的商品的质量和价格进行监管,以尽量避免内商与外商之间发生纠纷。牙行根据经营的项目不同又分为豆行、杂货行等,收取交易价格的1%到2%作手续费。

属于保税行与牙行的商人,密切参与港口的运营,他们聚集在浏河港东北以外的显佑宫开会。乾隆十七年(1752),商人们决定从在浏河港进港的船只中募捐,建设教育机构书院和养育孤儿的育婴堂。

从浏河港出港的船只,六至七成是江南籍。从浏河港开出的船只载满了棉花、棉布等,一路朝江苏省北部的青口、山东半岛胶州的淮子口、莱阳的丁字港、面朝渤海湾的龙口等港口北上。到胶州的商人有江南、浙江还有福建的,他们在那里开展商业活动。丁字港位于海路的十字路口,南面的浏河港、西南的青口、东面朝鲜半岛的仁川、北面渤海对岸辽河流域的港口都有专门跑运输的船只来此停靠,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些船只在山东半岛的港口装满大豆和豆渣返回浏河港。如果顺风,几天便可回到浏河港。

18世纪黄海海运业的异常繁荣,其背景是郑氏政权垮台带来的海域世界的消失。黄海从此成为中国的内海。清朝时候,虽然禁止通过海路从江南往外运输大米和大豆等粮食,但是对山东半岛等地运往江南的大豆却没有明确的规定。雍正七年(1729)规定“海关对大豆课税每石4分”,也就是承认了海运大豆的事实。走海上运输的粮食为了防止中途被海盗等倒卖,有人提议采取山东的发货港要向卸货港的海关通报船只的登记号、出港日期、装载大豆的总量等管理办法,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办法得到实施的痕迹。

东北的产业

18世纪上半期,以浏河港作为入口流向江南的大豆和豆渣主要产自山东。不过到了18世纪后半期以后,通过海路与江南连接起来的新地区作为供给地而兴起,那就是满族的故乡中国的东北(以下叙述参照石田兴平,《满洲殖民地经济的历史性展开》ミネルヴァ书房,1964年) 。

顺治年间,清朝定都北京开始统治中国的时候,大部分东北居民随皇室一起移居北京附近,辽河流域逐渐荒芜。顺治十年(1653)以后,清朝虽然连续征集民众往辽东开荒,但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但是18世纪山东等地的人口增加以后,移居东北的人自然而然地开始多了起来。乾隆五年(1740),由于移民过多,朝廷曾颁布禁令禁止移民,但全然无用。

为了闯出一片新天地,这些汉族移民造起半地下式的小屋“窝棚”。在周围的原野上放火烧地开荒。第一年在地里面种上荞麦,第二年开始种植高粱、谷子,之后又种植大豆等。当大部分移民在新开地定居下来以后,出现了杂货店。为了完成艰辛的劳动,抵御寒冷的冬天,移民买来蒸馏酒和木棉做的工作服。农民们为了弄到日常用品,先在商人那里赊账,待秋天收获的时候,拿收获的庄稼来偿还债务。到了冬天,天寒地冻,商人用雪橇载满农产品前往辽河流域的大城市。因为杂货店的出资者在这些城市里开办了商社。于是商社与中国的内地有了联系。

大量的纺织品和华中、华南生产的茶叶从江南运到东北这个新开地。虽然也有一些商品通过陆路跨越山海关来到东北,但康熙三十三年(1694)开始在山海关征收关税以来,海陆运输成为主要工具。海船从辽东湾的锦州、盖平或者是从渤海沿辽河溯流而行,在牛庄等地进港后卸下装载的货物。为了在黄海上航行而发明的沙船由于吃水较浅,所以能够溯辽河而行。从这些港口沿辽河的主流和支流航行,把货物运到辽阳、盛京、抚顺、铁岭、开原等主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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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中国东北地区地图

东北运往中国的农产品除了大豆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粮食。康熙二十年代,为了防备俄国的入侵,清朝增强了在东北的兵力,从而保证了东北地区粮食产量的提高。但是与此同时却禁止把粮食从东北运往中国内地。不过,由于增产政策步入正轨,山东等地的移民也努力开荒,所以逐渐放宽了将多余粮食运往外地的政策。雍正时期开始通过海路把粮食运往天津和山东,乾隆时期粮食外运量继续增加。据一些当地的销售记载称:乾隆五十年(1785)东北地区获得大丰收,天津的海运业者用800多艘船只载满了数十万石粮食前往直隶(河北)、河南、山东。

来到东北的中国内陆商人开始投资农产品加工业。最初兴起的加工业是一种被称作烧锅的蒸馏酒制造业。其次是通过柞蚕引进养蚕业。柞蚕是一种以枹、柞树等树木的树叶为食物的野蚕。它不同于普通的蚕,需要在自然的山野中饲养。山东的山区开发了这种饲养方法,18世纪开始尝试在别的地方培育。这一技术随着山东移民的到来传播到东北,康熙年间以商人出资、农民出力的形式广泛普及。

用大豆榨油的榨油业者被称作油房,乾隆年间迅速兴起。这种油不仅用于食用,还可以作为灯的燃料,或者作为家具等的涂料因而需求量极大,榨油之后的豆渣被当做肥料进行买卖。豆渣连同大豆一起从辽东湾的港口被运往江南和华南地区。

18世纪,东北地区形成了杂货店、粮食和大豆的商社、酿酒业、养蚕业和榨油业等。但这并不是某一位商人独自兴起的事业。而是存在这样一种结构,即好几个资本提供者联合起来,接连投资有利益的事业。这一结构叫做“联号”。“号”是商号的意思,把几个实体连接起来的意思,有共同出资型、也有垄断联合型,形式多样。粮食的仓库业和油房、烧锅等以联号的形式开展起来。

山区产业

商业资本也向中国内陆的山区投资,振兴产业。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秦岭山脉。该山脉由海拔3000米的高山构成,把中国的气候分为湿润的华中和干燥的华北两类。自古以来作为森林供给地而闻名。18世纪中叶山里多了许多被称作“厂”的作坊。

采伐木材的木材厂把以前人手无法企及的生长在海拔2000米高处的桦木和冷杉从原始森林中采伐成木材并运出。原始森林中的大树乃是非常罕见的木材,需要以原木的模样作为圆木头运出。为了从高山上采伐,商人们投巨资用在设备方面。

他们沿着山坡铺设轨道“溜子”。把长约三米的圆木纵向排列,上面再横搭上两米左右的木板,把木材卸下来。按照地形凿开山路,在山谷之间架起桥梁,到水边的距离长达数十公里。

要从山谷越过山岭,需要用一种叫“天车”的滑车。山脊上竖起支柱,然后安装上八角形的滑车,如果是牛,需要两头,驴需要四五头,人力则需要二三十人,才能从山谷把木材拉起来。海拔高度差别过大时,需要安装三四段这种滑车。据说大的木材厂,搬运木材的时候也需要3000至5000人。

铁厂是炼铁的地方。秦岭山脉上随处可见含铁矿石的矿脉,叫做红山。炼铁用的木炭生产地称作黑山。熔矿炉大约有五米高,放入木炭和铁矿石,十几个人不分昼夜交替用风箱送风。黑山上负责烧炭,烧好的炭由人工担着搬到熔矿炉。一个熔矿炉需要一百几十个人。如果一个铁厂有六七座炉子的话,炼铁工人和劳力加起来不下1000人。铁厂里还设有用刚炼好的铁做成锅和农具的锻冶部,这样就需要有成千上万个劳动力。

即便雇到了大量劳动力,还需要便宜的粮食供给山里、降低劳动者的佣金作为工厂有效盈亏的条件。这些劳力的主食是种植在海拔800至1200米、位于半山腰斜坡上的玉米。乾隆年间曾到该地任知县的地方官留下这么一段记录:

 

伏查山阳,跬步皆山……乾隆二十年以后,始有外来流民向业主写山,于陡坡斜岭之间开作耳扒木筏。迨扒筏罢后,或种包谷,或种苦荞;而山地寒冷,三月播种,九月乃获,从无可种两季者……又必初开之山,方可成实,至三四年后,则不堪再种。故旋开旋弃,迁徙靡常。(何树滋,《禀恳山地免升科田》,《雒南县志》)

 

流民们大多为华中、华南出身,刚到东北时或租房居住,或在农田附近搭建临时小屋。种植玉米对生态环境而言是掠夺性的,不能长久。流民们积攒了一些财富以后,或者购买那些可以永久耕种的土地的租赁权、所有权,或者开店。

清朝时候劳力们以“窝头”为主食。就是把玉米粉做成比拳头稍大的圆锥形,中间挖一个洞便于加热,蒸熟之后吃。现在在一些中华料理店里可以看到一些称作窝头的点心,但是无论是外观还是味道都和原来的东西完全不同。在高山地区经营的作坊对于半山腰的玉米种植具有依赖性。木厂、铁厂需要大量的劳力,所以每到歉收时节玉米涨价,作坊就会停工。

对山里的木厂、铁厂进行投资的商人也不是单个的资本家,而是以联号的形式开展多项事业。因此一旦玉米涨价,使劳动力成本增加压迫利润,这些商人就会马上撤资。劳力们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就变成失业者留在了山里。这一现象到19世纪以后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压迫了清朝社会(后述)。

互市体制的开展

盛世的食材

罕见的食材称作八珍。原本只是为了表示种类繁多的意思,但是到了宋代真的可以列举出八样珍馐。到了清代,八珍进一步扩充,出现了四种八珍也就是三十二种珍馐的酒席,叫做满汉全席。满汉全席收集了满族和汉族各自的食材,因其用料极尽奢侈而为人熟知。18世纪乾隆帝弘历经常巡幸江南。那时负责接待的各地商人们收集了山珍海味,雇佣高级厨师凝聚了所有的创意和技巧,做出了恐怕在世界史上也是最高级的食品。

四种八珍中,除了山八珍(驼峰、熊掌、猴脑等)、禽八珍(鹌鹑等)、草八珍(银耳等)以外,还有燕窝(爪哇金丝燕的窝)、鱼翅、干海参、鱼肚、鱼骨(鲟鱼的软骨)、鲍鱼、海豹、狗鱼(生长在黑龙江等地的鱼)等海八珍。18世纪的清朝,既是繁盛时代,同时也是宴会料理形成体系的时代。

宴会料理的排位以满汉全席为首,下面又有燕菜席、鱼翅席、海参席、虾干席、三丝席。占第二位的燕菜席,不仅仅用到高级食材燕窝,还用了一些丝毫不逊于燕窝的其他食材,规格很高。除了最后的三丝(把猪肉、鸡肉和蘑菇切成丝),宴会材料及几乎全都是以晒干的海产品为主。

燕窝是生息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泰国、马来半岛的爪哇金丝燕(学名:Collocalia属)的窝,是燕子把海藻放在嘴中咀嚼转化成的胶质。它是清朝时候从泰国来华的船只带来的。还有许多是从东南亚和日本带来的。

虽然清朝人口骤增,但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有尝过一口这些高级食材。不过,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少不了宴会。在被称作盛世的18世纪,商业活动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可以预想召开宴会的机会也显著增加。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度贪图高级食材的社会。开始大量进口干燥的海产品的中国,也改变了海洋贸易的形式。

物的出现

要把日本从中国进口生丝对中国出口白银这一交易基调进行改变的苗头在海产品中出现了。17世纪后半期,江户幕府尝试在其直接管理的长崎贸易中把出口产品从白银转换为铜。1684年江户幕府颁布“贞享令”,规定中国船只能够带回去的白银总额为6000贯。来日本的船只根据出港地方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在6000贯范围内将贸易额分摊给各艘船。

由于对白银的出口量设置了上限,因此潜藏着一种危险,即被称作“拔荷”的走私贸易会增加。为了加强对中国商人的管理,1688年日本设立唐人公馆,这一方针就是将中国人一个不剩地全部集中在一起。管理体制完善以后,1698年中国到日本的船只数量从70艘上升到80艘。强制性的政策显现成效,铜出口量在17世纪后半期增加。造成这一现象的背景就是中国因铸造铜钱,所以对原料铜的需求量非常大。

但是,正如后面还将叙述到的,成为货币的铜的价格受到中国国内经济体系的高度制约。中国商人采购的铜价在日本看来定价极低。而且日本国内也铸造铜钱,是必需品,所以也有些不够用。

1701年,幕府在大阪设一铜座,创造出统一管理银铜相关人员的体制,以有效经营通过长崎的铜贸易,尝试创造出一种能够产生利润的体制。即便如此,铜贸易还是陷入停顿,1709年长崎入港的中国船只数量从80艘改为59艘。

在未找到一种出口产品能够代替白银的情况下,就对贸易进行限制,使得在长崎入港遭拒的中国船跑到北九州蓝岛附近的海面上进行走私。为了打破这一局面,1715年出台了正德新例的政策。

这一政策明确规定在缩小铜贸易的同时,把贸易范围内的铜换成海产品。因为鲍鱼干、海参、鱼翅这三种产品装在草袋(日语作“俵”)中出口,所以称作“俵物”(按照幕府的官方用语,称作hyomotu),海带、干鱿鱼、海米、凉粉等海产品全被称作“诸色”。

俵物的出现在高中日本史教科书里多被评价为江户幕府非常优秀的一项政策。但是,贸易产品的改变不仅仅是供应方的事情,还需要考虑到消费者一方也就是中国盛世之繁荣带来的对干货的强烈需求。

信牌管理

正德新例是日方为了管理东欧亚贸易的政策。不但限定可以入港的中国船只数量为30艘,还发给一种被称作“信牌”的贸易许可证,没有信牌的船不准进行交易。此外,日本还根据中国船出港的地区进行分类,按地区固定可以入港的船舶数量。

日本需要的生丝由江南出港的船可以保证。因此幕府规定南京船为10艘,宁波船11艘,而其他地方来航的船只则在数量上进行了限制。厦门、台湾、广东的船只各两艘,广南(越南中部)、暹罗(泰国)、巴达维亚各一艘。

正德新例中尤其排斥的船只是普陀山船。该种船从福建装载当地生产的砂糖前往舟山群岛之一的普陀山,在那里与来自江南的船只进行交易,从而获得对日本出口的生丝然后来到长崎。在中国看来,正德新例是一种优待宁波等江南商人,压迫福建商人的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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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信牌 向中国船只发放的通商贸易许可证(长崎市立博物馆藏)

正德新例颁发那年,来长崎的福州船和泉州船没有拿到一枚信牌,刚入港即得到当日离港的命令。异常愤怒的福建船主在宁波靠岸后,来到衙门状告南京和宁波船的商人们。他们认为,江南商人到日本后拿到写有日本年号的信牌,有损中国王朝的威信,奉外国年号而背叛朝廷,是一种从属日本的行为。

这一诉讼被官员们利用,在江南派官员和福建派官僚之间展开了论战。最后由于需要从日本进口铜,所以在皇帝的批准下,命令江南商人也要把信牌借给福建商人,使问题获得解决。但是,江南商人进行种种阻挠,所以福建商人不得不从与日本的贸易中退出。

江户幕府与清朝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看到日本通过信牌管理贸易这一举动,清朝难以把握其真实的意图,所以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清朝颁布展界令以后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没有对海上贸易进行任何统制,不过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开始,禁止拥有特权的商人以外的人出海贸易。这时使用的就是日本的信牌。清朝通过信牌管理赴长崎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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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宁波船与南京船 不同的出发地规定了不同的进港船数。运输江南生丝的宁波船(左)和南京船(右)所受待遇优惠

可以说陆地政权与海外政权之间没有政治交涉而对海上贸易进行管理的互市体系就此完成。

与日本的贸易港

正德新例之下,半数以上从江南出港的船只都领到了信牌,结果使江南的乍浦迅速发展为赴日商船的出港地。乍浦与宁波隔着杭州湾相对而坐,同时也是排斥福建商人掌握与日本贸易主导权的浙江商人的大本营。

雍正六年(1728),负责浙江与江苏行政的官员聚集一堂,就贸易管理体制进行协商。最终决定各选四名商人充当商总负责监视贸易,由在港口从事中介业务的牙行充当出港人员的身份保证人(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明石书店,2002年)。

乍浦里有牙行。牙行对贸易进行管理,有义务向官员汇报出港船舶的乘客姓名、籍贯等情况。从中国装满货物的船只出港时候要缴税。这时牙行还有一项任务是拿着缴税发票到有关衙门申请出港许可证。商船进港时,牙行也要查明乘客的身份,向衙门提交注明缴税地点的文件。先前曾介绍过的浏河港保税行所承担的工作,由他们牙行来负责。

1717年以后,随着清朝对海洋统制结构的逐步完善,漂流到中国的日本漂流民也开始接受官方权力的保护。漂流民被送到乍浦,在那里等待驶往日本的商船。1780年,漂流到福建霞浦的大坂传二郎—纪州御坊一叶丸上的乘客—曾这样说(石井谦治《史料绍介:大坂传二郎船漂流异国报告》,《海事史研究》18号):

 

[安永九年(1780)]3月20日到达南京一个叫做乍浦的地方。此处是往日本的渡口,在类似船行的地方逗留。这一家看起来是往日本运货,对货物进行检查的地方,后面是一大片宅邸,前面就是船行。这一家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其中小吏等是十二三人,学徒有四五人,管账的有五六人,采购的二人,做饭的二人,其他都是做内勤的人。渡海去日本船只的船主在这里住宿、打包。我们在这里吃了早饭。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体系完善后,大量的海产品被运往中国。随着厨艺精进,产自日本的鱼翅、鲍鱼、海参都是宴席上不可缺少的食材。顺着这条通道,社会上也出现变化。

最高级的干鲍鱼中有一种叫做吉滨鲍,产自日本岩手县大船渡市三陆町的吉滨,因肉厚如马蹄银所以备受欢迎,味道也很重。在三陆一处叫做吉里吉里的小港口上,靠经营海产品发财的商人中有一位吉里吉里善兵卫也就是前川善兵卫。善兵卫经营在太平洋上搞运输的船只,1752年他掌握了三陆海面上的渔业权,1765年以后,通过把在这片海域上捕捉到的鱼翅、鲍鱼直接运往长崎而繁荣。

善兵卫这个名字乃世代沿袭。创造了前川家繁荣的鲍鱼也来到了中国的乍浦。

琉球的变化

冲绳料理中还残存着日本与中国交易的痕迹。结婚等喜宴上有一道菜叫做昆布卷。这道菜是用昆布卷着当地的一种鱼,然后用猪肉汤炖成。昆布作为油腻的猪肉料理的配菜在琉球料理中不可缺少。但是在冲绳附近的海中没有昆布。18世纪中叶,北海道产的昆布大量从冲绳出口中国。这一流通使冲绳地区用昆布做菜发展起来。

明清交替,对琉球而言是件大事。江户幕府与萨摩藩需要通过琉球保证与中国的贸易之路。所以琉球一直保持着与清朝的朝贡关系。在琉球负责外交事务的华裔过去一直是与明朝人相同的装束。与清朝交涉时,着前朝的服装会产生不良影响。此时华裔们选择了琉球风格的服饰,逐渐融入琉球社会中。

1654年,琉球国王向清朝提交明朝授予的中山国王印章,清朝重新册封尚质为第一任国王。日本此时非常担心琉球人会不会被强制辫发。幸好清朝没有在琉球强制实行满洲的风俗,封尚氏为琉球王,规定向福州派遣朝贡使节。

琉球国向从本国到中国的朝贡船发行堪合。标有明朝年号的最后一张堪合是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的“仁字第五十六号”。之后开始发行清朝的堪合,顺治十年(1653)发行了“仁字第七十五号”。这是仁字号最后一张堪合。顺治年间共发行了19枚堪合。如果一张号码对应一艘朝贡船,那么十年间共有19艘船曾经从琉球驶往中国。

康熙年间,堪合改为义字号,雍正以后改为礼字号。此后每逢清朝年号改变,堪合的“号”也随之改变,至同治六年(1867)琉球最后一艘朝贡船为止,发行的堪合总数超过了450张,平均每年2.2张。按照清朝的规定,琉球朝贡为每两年一次,每次最多3艘船。这样算下来平均一年为1.5艘船。也就是说琉球派遣的朝贡船数量大大超过了清朝的规定(松浦章,《清代琉球贸易史的研究》,榕树书林,2003年) 。

到达福州的琉球使节在内陆河流与大运河转乘船驶向北京。与使节一同来华的商人们则在福州进行贸易。一些留学生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留在福州。这些留学生中涌现出一批像蔡温等完善了琉球国形式的人才。

每当琉球国王更替的时候,清朝总会派出册封使节前往那霸。这些清朝使节乘坐的船只叫做冠船,船上载满了中国的特产,在那霸进行交易。1663年清朝第一次派使节前往琉球,至1866年共计八次。

琉球与清朝之间的朝贡关系虽然以这种形式保持下来,但从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日本经由琉球与中国之间展开的贸易却没有振兴起来。幕府对出口产品进行统一管理,琉球方面,其利益又几乎被萨摩藩夺走,所以双方对经营贸易并不热心。

但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萨摩藩在以大阪为据点的日本国内物流中占据一席之地以后,俵物和昆布就建立起运往琉球的流通渠道。北海道的昆布通过在日本海航行的北前船进入濑户内海,来到大阪。载满昆布的船从大阪出发再前往冲绳。贸易的基调变成从琉球出口海产品,从中国进口大黄等中药材为主。此后日本与中国之间通过琉球的贸易势头越来越强劲地迈向19世纪。

移民东南亚

歌颂盛世好光景的中国也开始从东南亚大量进口各种特产。不仅燕窝、鱼翅等高级食材,类似粮食、胡椒、儿茶还有黄金、锡等各种物产的交易量都在18世纪中叶得到迅速的增长(粮食方面在下一章论述)。儿茶为从茜草科植物(学名:Uncaria gambir Roxb)的树叶和青枝中抽取的药材,在中国称呼为阿仙药,被用作收敛性止泻药或者口中清凉剂(日本也被当做仁丹使用),在欧洲专门用于硝皮。

为了满足中国对这些物产的需求,仅凭当地的劳动力无法维系,于是大量的中国人作为劳工移民东南亚各地。说起东南亚的华裔劳工,最有名的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人经营的种植园中劳动的苦力。但是18世纪已经有劳工移民渡海,并打出了一片天地。

在这些先驱者中,有人是在明清交替时期,因厌恶满族的统治而逃亡海外的,他们也被称作明朝遗民,不少人作为劳工移居当地定居。现在的越南南部,即被称作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迁入了大量广东人勤劳开拓。

18世纪互市体系成立,海上贸易繁荣之后,劳工的移民潮波及东南亚各地。估计每艘从福建出发的中国帆船上,都有200多名出国的劳工。他们的目的地是廖内岛(Kepulauan Riau)的胡椒、儿茶农场,邦咯岛(Pulau Pangkor)的锡矿山,吉打州(Kedah)的甘蔗园、文莱(Brunei)的胡椒园等(Carl A.Trocki: A Drug on the Market Opium and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1750—1880)

来自中国的劳工组织成一个个叫“konsi”的小集体,生活在其中。这一称呼来自中文的“公司”,原本是不分家在家长的管理下共同经营的大家族的意思,在此变成了共同经营团体的含义。此后印尼的统治者荷兰人为了瓦解华裔居民强大的组织力广泛采用欧洲人。

公司由提供资金的人“头家”、现场管理者“大哥”和大量的劳工构成,多数情况下都是同乡。有不少公司他们分别由同一个村子的人构成,同姓同族。正是因为有这种同乡同族的关系,所以即便头家、大哥有剥削劳工的情况,也不会动摇公司的团结。

公司向当地领主缴纳部分所得利益,由此换来在迁入地的活动许可。在庄园和矿山从事生产得来的利益在头家、大哥和劳工之间进行分配。其中头家所得最大,有时约占总数的五成。提供给公司劳工的粮食也比当地的价格高出数倍,反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制定的价格要比实际价格低,这样一来使劳工们的纯收入要比在老家干活高出好几倍,待返回老家的时候能够积攒起巨额财富。

据估计,18世纪末在邦咯岛开采锡矿的中国劳工有25 000人,加里曼丹岛有40 000人,18世纪80年代廖内岛的胡椒、儿茶种植园的劳工达到了25 000人。

广州的英国人

中国的南大门广州城曾被城墙包围。城外有一处被中国人称作“夷馆”、英国人称作工厂(factory)的地方。那里是清朝规定的外国商人居住区。与日本长崎相同,外国人从此处出关也受到限制。

1684年允许与外国跨海贸易以后,澳门等四个港口被规定为与外国进行互市交易的地点。此后交易的场所从澳门转移到广州,康熙五十九年(1720),由那些为外国商人办理身份保证的商人组织而成。这些都是公行,俗称广东十三行。说是十三行,并不是说并列十三家店。这一称呼是明朝沿袭下来的传统名称。

“行”在中文中是行会或者是帮的意思。公行形成的时期正是清朝以日本颁布正德新例为契机加强海上管理的时期。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介绍,广州有名的商人们聚集在祭祀神明的神坛前,杀鸡饮血,交换誓约,规定公行的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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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18世纪互市体系下的中国沿海城市与迁入东南亚

围绕与外国的贸易,广州与闽海关管辖下的厦门、浙江海关管辖下的宁波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18世纪中叶,宁波有中国特产的集散地江南作为腹地,所以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当时浙江海关在宁波行政区内舟山群岛的定海设立专供西方船只停泊的区域。英国商人们前往定海采购生丝和茶叶等,如此一来广州眼看着一天天衰落。有可能是因为在广州拥有利权的满洲旗人和官员等的影响,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下令限定广州一处作为与西方人交易的窗口。

诏书中所列举的一个理由是如果把外国船只限定在广州,则所得利益不仅限于广东,还能够波及江西等省。江南几乎已经垄断了与日本的所有贸易,如果再把与西方的贸易也集中到宁波,华南就有可能落后。考虑到国家的全局,有必要让广州垄断与西方的贸易。

公行对贸易征税,充当外国商人和船员的身份保证人。外国人被安排居住在城墙包围的河边的角落,与外界隔离。受季风的影响,广东的贸易旺季从秋天开始到冬天结束。过了这一时期以后,外国人不准逗留广州,需要前往葡萄牙的租借地澳门。这一规定被英国人称作广东体系。

在中国做生意的英国人在经济上获利增加,虽然有各种制约,但依然过着富裕的生活。从中国进口的茶、往中国出口的印度棉花,还有18世纪80年代开始出口的印度产鸦片,无论是英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都获利颇丰。公行商人与英国人之间也形成了信赖关系,仅凭口头协议就完全可以交易。

让英国人头疼的是外国人无法与地方官府直接谈判。虽然正规的税金并不很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追加税种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此外,中国主张由中方掌握外国人的审判权,也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

1784年英国船在节日放礼炮的时候,造成多名中国官员死伤。中国扣押管理船上货物的职员作为人质,停止贸易,武力封锁居留地,要求引渡放炮的炮手。英方毫无办法对抗,印度炮手被处死刑。只要抛出停止贸易的王牌,没有谈判窗口的外国人就完全束手无策。为了改善这一状况,英国政府决定派出使节团。

朝贡与外交

如果外国人与官员直接交涉,朝贡体系就会马上启动。为了避开这一环节直接贸易,外国人与官僚之间安置一个有特权的商人,由他们充当外国人的保证人。这是互市体系的一种形态。

但是要求改善广东体系则超越了互市范畴。1792年,英国的全权大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乘坐“狮子”号从英国朴次茅斯(Portsmouth)军港附近的斯彼特海德(Spithead)出发,绕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横跨太平洋,未在广东停留,直接于次年1793年到达渤海港口大沽。不经过广东的理由是逃避广东体系,直接与清朝的中央政府进行谈判。

马戛尔尼经北京,越过万里长城,于9月份来到皇帝夏天的避暑地热河,也就是今天的承德,去谒见当时的皇帝爱新觉罗·弘历(高宗,乾隆帝)。如何行礼成为当时的一大问题。英国人刚跨过互市的体系,就撞上了朝贡的壁垒。

中国拜见皇帝的时候,要行“三跪九叩”之礼,也就是跪三次,每次磕三个头,是最敬重的行礼方式。但是若行此礼,英国就被列为清朝的朝贡国。马戛尔尼的使命不是朝贡而是一种对等的外交。马戛尔尼谈判的窗口是弘历的宠臣满族人和珅。马戛尔尼坚持与和珅反复交涉,最终被允许按照欧洲形式行单膝下跪之礼。欧洲最高的行礼是亲吻国王伸出的手背。中国希望能够免去此礼。和珅借皇帝之威聚敛私产,成为清朝第一号贪官留名史册。

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是开放宁波、天津等地作为贸易口岸;在北京安置管理贸易的人等。但是这些要求都遭到拒绝。马戛尔尼最大的希望是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为加强英国人的立场从事外交谈判。但实际情况距离目标的实现太过遥远。

清朝皇帝向英国国王提出的是皇上颁给朝贡国的告谕。其中写着“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言许多国家仰慕清朝前来朝贡,所以没有特别需要从英国进口。

英国使节的情报收集

马戛尔尼虽然没能达成目的,但从广东北上时一路测量航线,从热河经大运河穿越整个中国出广东返回途中,收集各种情报,并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对日后英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

11月18日的日记中,马戛尔尼记载了从杭州沿浙江的河流顺流而上途中与从福州到北京的琉球使节团会面的情形。

 

他们一方面能够说流利的中文,一方面拥有自己国家的语言。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接近日语还是朝鲜语。据他们说,还没有欧洲的船只在琉球群岛停泊,如果来航必定欢迎。他们对与外国的交流没有禁令……他们都是英俊的男子,润泽的脸比较白皙。言谈举止典雅大方,说话有趣,也不多话。从地理位置上而言,这一群岛理应属于中国或者日本,但是他们选择了前者(清朝)……如果情况允许,前往此琉球群岛探访应该会有所收获。(马戛尔尼著,坂野正高译注,《中国访问使节日记》,平凡社东洋文库,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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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马戛尔尼使节团的行程

或许是根据这一情报,19世纪英国为了寻找外交交涉的突破口派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中国使节团时,当英国海军狮子号把阿美士德送到中国后于1816年访问琉球。

英国的这一举动,预示着东欧亚的海上即将吹进新鲜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