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传统中国的形成——十八世纪Ⅱ

皇帝与帝国

皇帝的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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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中国的时候常常会以“拥有四千年历史的……”作开始。但其实被我们看做是传统的东西大多是在18世纪这个“被称作盛世的时代”创造出来的,属于相对较新的传统。

比如统治的疆域。今天的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几乎与清朝18世纪统治下的疆域相同。不仅国家的形状,甚至连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大多继承了18世纪的内容。本章中希望能够对清朝作一番总体性的概括。

相对于明朝皇帝的儒学一统,清朝皇帝是拥有四个面孔的多面体。首先他是满族的领袖,其次他又是汉族儒教意义上的皇帝,因声称手中握有元朝玉玺而成为蒙古帝国创始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后来又成为藏传佛教的大施主。

这种多面性早在1636年皇太极(爱新觉罗·皇太极,太宗)宣告清朝成立时已经初显。后金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的黎明,皇太极率领满族王爷贝勒及满、蒙、汉族官员走出后金首都盛京的大门,前赴祭祀天地的坛举行一场前所未有的仪式。通过更改仪式清朝皇帝宣告其身为三民族最高权威的地位。为方便起见,笔者在此把满、汉眼中的一面称作“东颜”,蒙古族与藏传佛教眼中的一面称作“西颜”。

因为身为汉族的皇帝,清朝从明朝继承了许多遗产。海外的朝鲜、琉球在儒学范畴中仰视他。作为满族的领袖,皇帝是八旗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镶黄旗与正黄旗的领导者。

从皇太极到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帝),每逢皇帝对重大事情做出决断时需要与其他八旗首领组成会议进行协商。皇帝死后拥立新的继承人,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就变得越发突出。满族的领袖不同于明朝由嫡系长子继承。八旗首领等有权力的人协商之后选择皇族中被认为有才能的人继承。这样一种权力性质容易造成皇位交替时发生混乱。

在皇太极到福临(顺治帝)的交替过程中,福临的母亲孝庄皇后与最有权势的多尔衮合作收拾了混乱的局面,对能够与其竞争的皇族及其后代处死或降级。多尔衮下台后,他统治的正白旗也编入皇帝统治之下。两个黄旗与这个正白旗合起来称作上三旗,比其他五旗都要高出一个级别。这就使得从福临到玄烨的交替能够顺利进行,但是在辅佐幼帝的官员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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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秘密建储 清朝指定继承人的方法。在建储匣内存放着写有继承人姓名的文件,藏于挂在乾清宫上的匾额内。“正大光明”四个字出自福临(顺治帝)之手

从玄烨到爱新觉罗·胤禛的交替也牺牲了不少人。玄烨之子被封为旗王后,在满族旗人之间衍生出一批以他们作后盾的派系。康熙帝立次子胤礽为太子,对他进行身为皇帝的教育。胤礽行为日渐放肆,于是一度被废掉太子身份。这加剧了其他皇子之间的暗斗。康熙六十一年(1722),玄烨于临终前正式交代四子胤禛为皇位继承人。但是对于该遗诏的可信性有学者表示怀疑,这成为清史中的一个谜团。雍正元年(1723),胤禛公布建储新方法,即不对外公布下一任皇位继承人选,由他亲笔其名字放入匣中,置于悬挂于紫禁城乾清宫殿上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这个被称作“秘密建储”的方法,在选举有才能的人做领袖的满族选举原则上吸收了提前建储的汉族方法。

胤禛继位后先是对其兄弟及八旗领导人表示出合作的姿态,但当其统治稳定后马上对有可能成为其竞争对手的兄弟进行肃清。主要兄弟共计十七名,其中包括胤礽在内的七人遭幽禁,待胤禛死后活着出来的只有两个人。另外,在中国忌讳使用皇帝本名用字,书写时需省略或使用其他同音汉字代替。因此为避开“胤”字,清朝文献中多用允礽等表述(嘉庆之后,该规定渐趋放宽)。

“西颜”皇帝

在西部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的居民眼中,清朝皇帝不是中国的皇帝,而是继承了元朝天命的汗(大汗),同时也是守护藏传佛教的大施主。

在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草原世界,蒙古帝国解体后上演了多个政权的兴亡。16世纪后半期成吉思汗的子孙达延汗统一蒙古(参第六章)后,蒙古高原有权势的人纷纷招达延汗的儿子为婿,尊其为蒙古族的领袖。以此作契机,各政权都试图在与成吉思汗这一关系上证明自己的正统性。此后在17到18世纪之间,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只有创建了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的男系子孙才可称“大汗”。有人把它称作成吉思汗血统原理(宫胁淳子,《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部的兴亡》,讲谈社选书メチエ,1995年)。

达延汗的直辖属地是位于连接满族领域的大兴安岭西部,一个被称作察哈尔的游牧民区。达延汗的长子来到察哈尔制作了大汗家系谱。身为察哈尔部大汗的林丹汗持有所谓元朝玉玺—它为清朝成立创造了契机,他死后这块玉玺被交到后金皇太极的手中。可以说清朝从身为达延汗嫡系这一点上也继承了统治的正统性。皇太极还被蒙古族的王侯贵族奉尊号为博格达·彻辰汗,这成为清朝在蒙古世界提高权威的重要因素。

达延汗三子俺答汗给蒙古高原带来了新的权威。那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是青海僧人宗喀巴于15世纪初创建的新兴宗派。因僧人头戴黄色僧帽所以又被称作黄帽派。该派自有一套系统的教义且严守戒律,因此逐渐吸收其他宗派拓展了势力。据说远征青海的俺答汗在那里遇到格鲁派僧人受感铭。

1578年,俺答汗邀请高僧索南嘉措—据说是宗喀巴的弟子转世,封“达赖喇嘛”尊号。“达赖”在蒙古语中意为“大海”,“喇嘛”在藏语中意为“师傅”,该封号取自高僧名中的“嘉措”(大海)。因索南嘉措乃第三位转世僧人,故达赖喇嘛的称号追溯至宗喀巴的弟子为一世,索南嘉措为三世。

有人说俺答汗遇到达赖喇嘛时悟到自己是元朝缔造者忽必烈大汗的转世化身。超越了与成吉思汗的血缘亲疏,借助藏传佛教获得统治正统性的依据。换言之,若以达赖喇嘛的权威作后盾即便与成吉思汗没有血缘关系,依然可以打开称作大汗的可能性。

达赖喇嘛确立授予大汗称号的权威后,在蒙古高原上就开始扩张其势力。达赖喇嘛三世刚去世就被称转世为俺答汗曾孙,此子在西藏出家成为达赖喇嘛四世。这成为佛教权威超越西藏或是蒙古这种民族的界限获得发展的契机。

藏传佛教高僧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藏语为mchod yon,直译为“寺与檀越”(施主),世俗的权力成为守护佛教的施主,高僧赋予权力以宗教权威这样一种关系。充分利用这种相互关系成为西藏最高统治者的是达赖喇嘛五世。

他为了确立格鲁派的势力吸收了向蒙古高原西部扩张势力的卫拉特首领。该首领因不是成吉思汗的男系子孙,按照成吉思汗血统原理不能称大汗。但是通过达赖喇嘛授予的权威,后被称作顾实汗。顾实汗成为西藏王后,他的子孙以青海为根据地创建了政权。

达赖喇嘛五世也与清朝皇帝通好。他受皇太极的邀请派代表去北京,又于顺治九年(1652)亲赴北京面见皇帝。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互赠称号,确认了双方的mchod yon关系。这一关系在儒教逻辑中被解释为西藏归顺清朝,在藏传佛教中被解释为清朝皇帝成为施主。

清朝与准噶尔围绕达赖喇嘛权威之战争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影响来到中央欧亚后,一些西藏、蒙古有权势人的子弟前往拉萨留学,接受教育后回到故乡建造寺院。这些寺院成为格鲁派向内地扩张的据点,门前也成为贸易的中心地区。但是吸收政治权力的同时发展起来的藏传佛教也招致了新的政治敌人。

蒙古族喀尔喀部(祖先是达延汗)在蒙古高原上一直保有势力。喀尔喀部的大汗子弟留学中央欧亚时被认定为高僧转世,在拉萨师从达赖喇嘛五世。他就是第一世哲部尊丹巴。围绕他在家乡建造起的寺院发展起来的城市就是今天的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