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环球中的中国——十九世纪

南海海盗

藏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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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沿海岸线往前走大约160公里的地方是广东省最大的岛屿上川岛。该岛面向太平洋位于与东南亚之间国际航线的途中,北面隔着一条狭窄的海峡是珠江三角洲。布满茂密的亚热带植物的岛屿周围连着十二个沙滩,扑面而来的绿与白色的海滨、碧蓝的大海形成强烈的对比。位于上川岛南部的沙堤港是一个繁荣的渔港。

关于这座岛有一个传说,说是在它与周围的小岛之间隐藏着十几处藏有海盗掠夺来的财宝洞穴。海盗的头目名叫张保(又记作张保仔),19世纪初横行于从广东到越南的海域上。据说他为了不忘记藏宝地点编成了朗朗上口的秘诀。其中有一首叫作“榄仔对娥眉,十万九千四”。至今还没有人找到这些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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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南海海盗的活动地区

为讲述这些留下宝藏的海盗,有必要将场景拉回到18世纪(以下记述主要参照Murray,Dian: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18世纪中叶的东欧亚海域相比过去是一个平稳的时代。中国在清朝统治下歌颂盛世,日本在幕藩体制下压制与国外的贸易。海洋世界受到了大陆政权的制约。借用历史学家的用语,那是一个“海禁”的时代。

海洋被用作运输大量物资的航线。在日本,日本海成为北方前沿航线的物流大动脉,在中国虽然为了保护大运河而禁止通过黄海线路从江南运输粮食到达华北,但是在南海海域,对于粮食或者是食盐国家而言逐渐开始利用海路运输重要物资。另外,从东南亚的暹罗等地开始向广州发送运输谷物的船只。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也日渐繁荣,18世纪中期,广东、福建等地发往东南亚的商船每年超过110艘。从欧美国家来中国的商船也从1720年代的年十几艘到1780年左右的年60至80艘。

南海沿岸的渔民之中,出现了不少为获得生活食物到海上袭击航行的商船或官船掠夺财物的人。越南与中国边境附近的江坪就以海盗活动基地而闻名。那里是越南人与中国人杂居的边境海港。现在江坪成为防城市江坪镇,越南裔居民作为京族登记入册的共有18 000多人。

该海港地处航线要塞,行走南海的船只大多不会去走危险的海南岛洋面,而会选择穿过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的琼州海峡,那就要通过江坪海面。海盗们从江坪出发,掠夺海面上行走的商船,逃往官府船只不出现的港口。江坪从陆面难以靠近,容易躲过中国官府的管束,又因为距离边境很近,所以出事的时候如果逃入越南就能够躲避追踪。

虽然海盗活动始终不绝,但其规模很小且没有形成组织,属于比较零星的事件。这是因为清朝降伏了凭借台湾进行抵抗的郑氏政权,日本的江户幕府又严格限制与海外的贸易,与大陆政权划清界限的有组织的势力从此以后从海域世界上消失了的缘故。海盗的组织性需要大陆政权的影响。18世纪末,越南带来了这种机会。

越南与海盗

17世纪越南中部的会安等港口接受日本朱印船,为其与中国的“接头贸易”提供了场所。不仅是日本商人与中国商人进行物资交换,越南产的生丝、白檀也进口到日本。相应的,越南进口的物资是铜钱。

出于统一管理国内经济的需要,江户幕府于1608年禁止使用以前在日本国内流通的从中国进入的外钱(渡来钱)和被称作“阅读 ‧ 电子书库钱”的私铸钱。商人们注意到这些大量无法使用的铜钱,把它们出口到越南。之后江户幕府认识到与越南的交易大有利益可图,特别准许长崎铸造用于出口的铜钱。

当时的越南黎朝政权分裂,北部以河内为中心的郑氏政权维持其势力,中部及南部以顺化为中心的广南阮氏政权扩张势力,相互都在伺机寻找对方的空隙。广南阮氏开展了依靠海外贸易的经济运营。17世纪后半期荷兰的商船以及中国的戎克带来了铜钱。这些进口来的铜钱除用于国内流通以外,还被熔化后用于制造大炮及一些日常用品。虽然1633年日本人被禁止出海,但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些铜钱仍然源源不断地从日本进入越南。

这种日本与越南之间间接性的贸易在18世纪时出现倒退。正如第八章已经提到的,日本国内铜矿枯竭,为了铸造铜钱,江户幕府于1715年以《正德新例》为转机开始限制铜的出口。另外幕府努力振兴的养蚕业也逐步开始取得成果,18世纪中期已经不需要依赖海外生丝可以自给自足了。日本的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越南中南部的经济。围绕越南的贸易开始衰退,英国等国家的商人也不再前往越南。广南阮氏政权不得不把其经济基础从占城以来的南海交易中转移到对农村的掠夺。

越南中南部迁入许多来自北方的移民,他们在大地主之下进行开发。面对试图抢夺其成果的广南阮氏政权,1771年发生暴乱。依照领导此次暴乱的阮氏三兄弟的出生地名,这次暴乱又被称作西山党之乱,是一次从下往上的革新运动。

西山阮氏指挥的军队在柴棍打败广南阮氏之后,一举北上驱赶郑氏政权,恢复了已渐软弱无力的黎朝皇帝的权威。不过黎朝皇帝以清朝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试图恢复自己的力量,1788年清朝势力进入越南。次年即1789年,西山阮氏在河内郊外打败清军,给予黎朝以最后一击,成为统一的与今天越南疆域几乎无差的第一个政权。清朝也不得不接受现实,承认西山阮氏政权为安南国王。

西山阮氏在进攻河内击退清军的过程中,借助了中国海盗的力量。新成立的政权不但授予海盗以官职,同时还把以前相互间无关联的海盗头目组织起来。为进一步强化海军的力量,还为海盗们配置了军舰、大炮等武器。这支海盗舰队成为支持西山阮氏的重要支柱之一。

广南阮氏的唯一残部阮福映(后来越南王国阮朝的嘉隆帝)逃往暹罗境内。西山阮氏政权内部,实际指挥西山党的长子遭受冷落,而三子获得清朝安南国王的认可,兄弟俩由此矛盾激化。阮福映在逃亡地获此消息后,借助法、英、泰等外国势力重返越南,并于1780年收复柴棍。

两大势力的抗争由于海上的季风的影响出现变化。每年六月西南风占据优势以后,阮福映从柴棍出发,进攻西山阮氏的势力范围。一月至三月东北风强,西山阮氏组织起来的中国海盗舰队驱赶阮福映势力。在与阮福映势力的斗争中,海盗头目在西山阮氏政权之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获得都督(司令长官)等官职。

海盗势力的扩张

在西山阮氏政权的支持下,海盗力量急速发展为组织性团体。西山政党是以农村为基础的政权,他们使用越南文字“字喃”作为公文用字等,发扬民族文化。而另一方面却镇压柴棍与广南阮氏关系深厚的华裔商人。就这样背向大海的政权毫不犹豫地对海盗抢劫海上商船的行为进行奖励。中国的海盗成为越南的私掠船,得以横行于南海。

过往分散、相互之间有没有横向联系的海盗们逐渐依据亲戚关系、师徒等情分发展为拥有坚强组织的团体。最先在统一全体海盗中崭露头角的是郑七。郑七,祖上为福建人,据说曾参加过郑成功抗清斗争。台湾郑氏政权灭亡以后逃出福建,在香港的大屿岛(Lantau岛,现在国际机场所在地)设置据点进行海盗活动。郑七在越南的支持下成为大船团的头目之后将据点转移到江坪,逐步扩张自己的势力。

1801年,为了夺取被阮福映占领的顺化,郑七率约有200艘船只的船队从江坪南下。但遭失败,在逃回江坪的途中受到追击而来的阮福映军队的攻击死去。之后权力由他的同族小辈郑一继承。

1802年,西山阮氏政权被阮福映的军队消灭后,海盗们将活动范围转移至南海的中国海岸。在失去最大的支持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海盗领导层之间围绕主导权展开了斗争。1805年七位领导齐聚一堂,签订协议就联盟一事达成一致。

海盗们分别被编入红黄蓝白黑青六种颜色的旗帜之下,每当在海上航行时就在船头和桅杆挂上所属组织的旗帜。他们约定抢劫时最先发动攻击的海盗船有权获得战利品,若有违反将会受到联盟的制裁。在从南海到北部湾(Gulf of Tonkin)的所有海域上,商船、运盐的官船、有时还有从越南到中国去的载满贡品的朝贡船都成为海盗抢劫的对象。他们在大屿岛设置据点,威胁着联结南海与珠江河口的航线。

联盟中最大的一组是郑一率领的红色帮。海盗联盟时他就拥有200艘船只,到1807年在越南突然战死时,他的船队已经扩展到600艘船只,三四万手下。郑一死后,担负起统一船队任务的是足智多谋且兼备领导能力的郑的妻子石阳。郑一生前在一次抢劫渔船时,抓到一名青年名叫张保,张保因长相俊美,被郑一夫妇收作养子。郑一死后石阳与张保结为夫妇,掌管红色帮。

广州面向珠江,是唯一对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开放的地方。珠江河口海域被称作虎口。这一称呼是从葡萄牙语直译而来,原意即为“老虎之口”。张保在夹虎口相对的要塞处建起堡垒,严密监视通过该海域的船只,有时还抢劫西方货船。美国的纵帆船、葡萄牙的方帆双桅船等双桅且载重在两百吨以下的船只都是最好的抢劫对象。

清朝的对策

清朝虽然欲对海盗进行取缔,但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原因之一就在于18世纪时清朝尚未重视沿海防备。

清朝的军队由八旗与绿营构成。绿营是清朝成立时主要吸收了明军组织起来的军队,之后又募集了汉族士兵将规模保持在60万左右。因与八旗不同采用的是绿色旗帜,所以又称绿营。绿营隶属总督、巡抚,负责防备与治安等。安置各地的八旗被称作驻防八旗,一般来讲属于与绿营不同的另外一个领导系统。不过广东与福建情况较为特殊。

清朝是一个从中国东北地区兴起的帝国,因此其军队的中坚力量满洲八旗与蒙古八旗,不适应在海上的军事活动。所以在广东和福建分别安排尚氏与耿氏守卫海上,这两人虽为汉族人,但都已经归顺清朝。尚氏与耿氏因创建出自己的军阀政权并与日本等进行贸易而闻名。三藩之乱(参第七章)中广东与福建的两藩灭亡后,清朝将原属军阀政权的汉族军队的一部分编入八旗,还从北京派遣一部分汉军八旗,从中央派将军进行统一管辖。在广州约有3000名汉军八旗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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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北京清代团城演武场遗址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路,始建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是清代皇帝训练及检阅八旗军的场所

18世纪中叶旗人人口增加后,清朝政府一直为如何安置这些人的职位而伤脑筋。享有优先权的旗人包括满族旗人和蒙古族旗人。这时他们把眼光放在了汉人八旗驻扎的广东与福建。乾隆十九年(1754)以后,清政府先是解雇了广东、福建驻防八旗中的汉人,然后将空出的职位安插进满族八旗与蒙古八旗的士兵。这样一种人员配置的转变使精通海上防卫的汉族士兵仅剩下极少部分。在海盗横行的19世纪初,广东仅配备了470名隶属八旗的士兵。船队也只是用于运输粮食,船只共135艘,且多数需要修补。嘉庆十年(1805)据说仅有57艘还能使用。

而广东的绿营,在沿岸一带每隔六七公里就设有一处被称作“汛”的警卫所,每个“汛”里面大约安扎着十几名绿营士兵。为应对海盗,嘉庆十年清政府将绿营指挥权交给驻防将军,不过能够对抗海盗的军队往多里算也不过一万九千名左右。受命讨伐海盗的总督向清政府中央申请增设海军,但却未获批准,就只有租借民船一法可行。自嘉庆十三年以来,临时组建起来试图扫荡海盗的船队经常被张保率领的红色帮打败,最终丧失了士气。

嘉庆十四年(1809)受命任两广总督的百龄对海盗采取了海上封堵的政策。一方面禁止民船出入海上,同时命令以前通过海上运输的粮食、盐改用陆运。加强对沿岸村落的监视,使定期汇报海岛情况成为一种义务,同时还让地方精英组织团练以做警备之用。该法逐渐奏效。为确保粮食等必需物资,海盗时常袭击沿岸村落,从而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也由此断绝了他们与那些曾和他们交易的权贵的关系。

海洋主角的更替

张保等19世纪在南海活动的海盗与16世纪的王直等倭寇、17世纪的郑芝龙、郑成功等性质截然不同。王直、郑芝龙、郑成功等在海域世界担负着远距离交易的角色,为跨国境的交易增添了活力。而张保等人却是对进行远距离交易的商船攻击,导致海上交易陷于停滞。东欧亚海域出现新的交易之风时,当是他们从海洋舞台上消失的时候。

19世纪,南海上出现了一些过去未曾见过的船舶。英语叫做country ship,是往返于印度与广东之间的英国船。country ship的名称由来是因为这些船舶担负着与英国本土交易,而进行着地方上的交易。中文管这些船只叫做“港脚”,多用印度的柚木在孟买建造,从孟买或加尔各答航行。

18世纪末,这种country ship的体形日渐庞大,有的甚至达到了1200吨,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用船还要大。该船的船体高出水面很多,即便靠近它也难以乘上去,且结构坚固,能够把海盗装备的大炮炮弹弹回去。所以曾经在海战上打败过葡萄牙船的海盗戎克,面对country ship就难以与之匹敌了。进入19世纪,南海上的交易开始由这种类型的船承担起来。

虽然海盗很少袭击英国船,但海盗的肆虐使广东交易停滞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把海盗看成是妨碍印度与中国交易的障碍。而两广总督百龄这时虽然割断了海盗与陆地的联系,但尚未有讨伐的具体办法,所以他想到借用欧美的力量。1809年百龄通过公行商人探询英国出动country ship讨伐海盗的可能性。

这一年9月(西历),Country ship Mercury载着20门加农炮、50名美国义勇军,配合中国的60艘军船,在香港岛附近开始讨伐海盗。在这样的炮火攻击下,海盗们束手无策,最终被赶出进入珠江的海航线。这一次讨伐是英国的商业竞争对手澳门的葡萄牙人恐英国的势力变得过于牢固而主动提出的。中国官员判断外国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对中国有利而中止了与英国的交涉。

在英国的country ship面前逐渐趋于劣势的海盗们虽然从来不会与之直接交战,但也由此开始感觉到了金盆洗手的时候了。百龄也看出这一势头,一方面用计引起海盗之间的内讧,另一方面开出条件可归附清朝做武官,向海盗头目劝降。黑旗帮与蓝旗帮首先归降,海盗联盟出现崩溃。投降的一伙为向清廷献上见面礼邀功,并开始进攻其他各帮,海盗联盟迅速瓦解,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张保投降,被提拔为海军指挥官。其妻石阳也靠着海盗时积攒下来的家业悠然自得地度过了下半生。

对于投降后的海盗活动,目前具体情况尚无所知。但据推测,他们与从印度过来的鸦片走私有关系,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么是否可以说是新的交易动向吞并了海盗呢?

鸦片与军舰

两个本草书

以上本书列举了白银、生丝、苏木等大大改写了中国历史的物产。那么到了19世纪应该值得关注的当属鸦片。

在调查中国是如何认知动植物的时候,首先需要参照的读物之一就是《本草纲目》。这是明朝16世纪后半期李时珍历时27年将数量庞大的书籍进行分类,并且亲自去山野调查采集编纂而成的。虽然这本书在李时珍生前就已完成,但出版却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去世之后。在《本草纲目》所记载的1871种药材中,有376种是李时珍新加上去的。其中之一就是鸦片。

李时珍将鸦片称作“阿芙蓉”,归类于第二十三卷的“谷部”。他在《本草纲目》中记录了采收生鸦片的做法“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并写道“阿芙蓉”又被称作阿片或鸦片。关于其药效,称每日一次热水服下小豆般大小的鸦片可治痢疾。一些俗人将之用于房事,北京的有些地方还称之为一粒金丹包治百病进行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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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罂粟 罂粟花开后,弄破未成熟的果壳就会流出汁液,那是制作鸦片的原料

阿芙蓉这个词来源于阿拉伯Afyūm。产鸦片的植物罂粟(学名Papaver somniferum),原产自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在地中海世界,鸦片具有影响人精神的功效早在公元前数百年以前就已广为人知。或许是由于唐朝时鸦片经西亚商人传来,这一起源于阿拉伯语的名字进入中国。英文的opium来源于希腊语。这个词语发生变化后成为“阿片”,又因罂粟汁液凝固后呈黑色而被记作“鸦片”。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草纲目》的记载中,鸦片都是用作口服,而没有对火吸食的方法。

李时珍所开拓的通过实地考察而进行的本草学,在清代也得以继承。代表性的成果就是赵学敏编纂的《本草纲目拾遗》,它补充了716种《本草纲目》上没有记载的药材,还有161种是对李时珍的记载进行补充,并指出了34项错误。该书对西欧的医药也做了介绍。乾隆三十年(1765)该书基本编纂完成,又经修订最终完成是在19世纪初期嘉庆八年(1803),不过出版更迟一些,是在同治三年(1864)。其中关于鸦片的记载也能看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本草纲目拾遗》中把鸦片制成的古拉水描述为“水色如酱油,以火燃之如烧酒有焰者真,其性大热,乃房中药也……价值千金,手蘸少许吸入鼻中,能骤长精神”。与16世纪李时珍的记载相比较,《本草纲目拾遗》包含了一些新的信息,比如燃烧鸦片、不是通过口服而是吸食蒸发出来的成分这种服用方法、可以高价进行买卖等。而且在功效方面,还记载了能够振作精神一项。很明显,《本草纲目》与《本草纲目拾遗》围绕鸦片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口服鸦片,因其包含了带有麻醉效果的吗啡等各种不纯物质,所以副作用极强,大量服食有时还会致命。而吸食蒸汽则容易获得镇痛以及幸福感等快感。不过其依赖性强,一旦上瘾则很难戒掉。

吸食鸦片的普及

关于将鸦片火烤吸食蒸汽的方法发生于何时何地,虽然坊间有多种说法但难以确定。一般认为是始于17世纪中叶荷兰统治下的爪哇岛,经荷兰人传到台湾作为疟疾的特效药而得到普及,然后通过台湾福建移民的关系扩展至对岸的福建。最初将其掺杂在烟草中点火吸食,之后随着在中国吸食工具的发展,吸食方法也发展起来。

吸食工具的头部为直径四厘米左右的圆形,中间有直径四毫米左右的洞。吸食时将一次量的鸦片精炼成小颗粒,然后将之塞入小洞中放在火上烤,再将烟吸进肺里。在鸦片的烟还没冷却之前,将剩下的渣滓从吸食器中吹出来。若吹不出来,就用铜或银制的专用细长刀片将渣滓刮出。用作鸦片吸食用的工具,多极尽奢华制作出来的手工艺品。按照日本法律,非法持有“鸦片吸食器”,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刑法》第二编第十四章“鸦片烟之罪”)。所以即便在国外的古董店里发现了鸦片吸食器,也不要出手买下。

鸦片最早是由葡萄牙人从印度经澳门传入中国的。吸食鸦片的习惯在富人间先流行起来之后逐渐影响到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各个阶层。18世纪后半期,英国开始正式进入鸦片交易之后,鸦片的流入量大增,染上鸦片的中国人也增加了。

从1780年英国开始加入鸦片交易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段时间的交易多被当做过去三角交易的形成与开展来叙述。将其大致结构整理如下。

18世纪饮茶习惯在英国扎根后,从中国到英国的茶叶出口贸易兴盛起来。获政府特批与中国进行交易的是以印度为根据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为在中国购买茶叶而使用白银。而印度面向中国的鸦片贸易发展后,英国人开始考虑用鸦片代替白银进行结算。

18世纪70年代,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从棉纺织业开始的英国产业界,挤垮了印度传统的棉纺织业,同时把印度改造成向英国本土提供棉花的原料供给地及销售英国棉纺织品的市场。英国的棉织品在进入19世纪20年代以后开始出口印度,从而确立了三角贸易的构造。从英国出口棉制品到印度,从印度出口鸦片至中国,再从中国出口茶叶到英国,交易顺利发展。

1827年中国大量进口鸦片,造成交易上出现赤字。1834年在英国本国产业资本家的压力下,东印度公司放弃了对中国贸易的垄断,使得鸦片交易的商人增加,进入中国的鸦片量也激增。随之白银的流出量也急速增加,中国国内的银价腾贵。

鸦片贸易直接关系到国内经济问题愈发明显后,清朝不得不开始禁止鸦片的交易,派力主禁烟并提出具体方案的官僚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奔赴广东。所谓钦差大臣,是指由皇帝亲自派遣、出外办理重大事情暂时拥有极大权力的官员。林则徐强制没收并处理了那些鸦片。英国以此作为令中国承认自由贸易的契机发动战争,即鸦片战争。

以上就是世界史教科书等读物所描述的有关鸦片的故事。但是这种结构现在需要做些修正。

金融革命与英国

通常所说的三角贸易论的重点是从英国本国向外运输棉纺织品的流程。正是由于这种一边倒的看法才使得三角形结构成立,从而使得19世纪亚洲交易的主角成为担负着棉纺织产业的英国产业资本家。创造东西的人成为历史的主角,现在这种故事要被重新评价。需要从金融的视角来看鸦片交易。在这之前先来简单描述一下金融的历史,从而搞清楚金融是什么。

在应对顺利进行远距离交易的过程中,金融这一体系日渐成熟。在远距离交易中,困难之处在于从商品买方收取代金。在13世纪的意大利北部,诞生了外汇银行与交易所体系。外汇银行是把卖家(债权人)发行的汇款单贴现,将其送去买家(债务人)居住地的交易银行,由银行向债务人索款。使两个地方之间的交易中发行的多个汇款单相抵消,这种制度就是交易所。同一时期诞生的复式簿记也拥有重要的意义。

17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为外汇银行的中心,通过结算多家远距离交易发行的汇款单而繁荣。1609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外汇银行。但是荷兰的银行禁止发行银行券,制度上还有发展的余地。金融体系在1690年的英国发展起来。其背景是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以后,政治权力得到统合,开展了一系列有机结合的政策。

1680年代,伦敦的商人们把手头上的黄金存到金匠那里,存款凭证就作为银行券开始流通。金匠开始向商人开展贷款业务,变身为存款信托银行。1694年,英国银行成立后逐渐开始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为稳定金融做出了贡献。17世纪末,货币改铸之后金本位制度在事实上已经确立,抵押证券市场得到扩大,股票交易所繁荣,海上火灾保险日渐完善。这种与金融相关的制度完善以后,根据需要产生了制造信用的体系。这一连串的变革有时被称作金融革命。在英国掌握金融业的被当做绅士。

那么如果从金融的角度对鸦片交易进行解读的话,就要从印度向英国汇款这一问题开始了(以下参照松本睦树,《英国的印度统治: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国民外流”》,阿哞社,1996年) 。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与法国展开了围绕殖民地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决定性转折意义的是1757年发生的普拉西战役。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恒河下游的孟加拉打败了与法国势力联合的莫卧儿帝国的太守军队,从而获得了加尔各答周边二十四个郡的征收地租权,确立了对孟加拉事实上的统治权。自那以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版图不断扩大。

在占领土地及扩张的过程中,公司由此生出义务向本国汇去高额现金。为了维持领土经营,需要从本国送来军队所必需的军需品及行政所必需的资金。后来从英国本土派来的英国军队的派遣费用也要由公司来负担。购买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发行的社债的英国人如果想在英国领取本金及利息,公司承担汇款业务。在印度生活的英国人,向留在本国的家人汇款或者是其本人结束了在印度的任职回国的时候都使用这套制度。

向祖国汇款与鸦片

东印度公司向本国汇款的时候尽量避免运输真金白银。因为虽然其性质上作为印度行政机关的部分越来越强,但公司本身还是一个商社。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国家政策公司,与我们所想的公司不同。公司内部有负责印度行政的部门,发挥着作为一个政权的作用。公司的行政部门把应该向本国输送的大部分资金转用到商业部门。商业部门用这些资金采购本国所需的商品,然后通过在国内贩卖之后获得的利润偿还债务。虽然印度向英国输出棉花、蓝、砂糖等,但这些印度商品的销售情况并不好。由于棉花和砂糖等也可以从美国南部、埃及或者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等处获得,所以并没有必要一定依赖印度进口。1820年之后当在国内的销售额低于在印度的采购价格就开始出现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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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结构

而东印度公司所垄断的中国贸易却形势喜人。公司在中国采购的茶叶完全可以保证卖出一个好价钱。喝茶的习惯并不是由于喝下午茶而在上流社会中刚刚兴起。当时突然增多了的工厂工人通过喝茶并在茶里放入一些砂糖来补充营养。所以说茶叶并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成为了一种必需品。从印度往国内汇款并不是直接汇款,而是将资金转变成茶叶绕过中国送到国内。这一方法对东印度公司而言成为保证提升利润的一条途径。

1822年到1828年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往中国的汇款,按期平均值来看总额1125 000英镑中只有33 000英镑是通过真金白银的形式,发送印度商品用437 000英镑,在印度采购的汇票139 000英镑,而在广东的销售汇票就达到516 000英镑。也就是说,大约一半的汇款都是通过广东送到英国国内的。

在此需要进行说明的是公司在广东发行的汇票。这种汇票是面向印度的。换言之可以带到印度去兑现。购买这种汇票的人是从事印度与中国之间贸易的民间商人。这些商人被称作国家商人(country trader)。由于在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之间的贸易,只允许在喜望峰与红海以东贸易,所以才这么称呼。

由于清朝禁烟,东印度公司担心直接将鸦片带入中国会影响茶叶贸易,于是将鸦片贸易委托给这些国家商人。他们虽然把棉花、鸦片从印度运入中国,却由于中国的茶叶被东印度公司所垄断,无法在中国找到带回印度的商品。于是为了将在广东的销售利润送到印度,就在东印度公司的广东财务局购入面向印度的汇票。东印度公司用这些国家商人缴纳的白银购买茶叶然后进口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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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东印度公司储存鸦片的仓库

东印度公司为了从鸦片上获取更大的利润,1773年对恒河下游孟加拉产的鸦片实行专卖。1797年它又创造出一套体系,从鸦片制造商那里直接购入鸦片,然后在加尔各答通过拍卖的形式供给国家商人,从而获得高额的利润。但是到了1820年以后,国家商人开始经营孟加拉以外的鸦片,走出了东印度公司所设定的那套向英国国内汇款的框架,开始把大量的鸦片运入中国。

鸦片贸易走出东印度公司体制获得急速发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加入中国贸易。当美国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他们的商人是不允许与中国贸易的。1783年美国获得独立后,马上派出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于1784年到达广州受到了热烈欢迎。

美国商人与茶叶及鸦片贸易关系密切,积累起巨大的财富。鸦片战争期间,美商代替英商向中国输入了大量鸦片,获取了巨额利润。

美国南部向英国出口棉花得到了用于伦敦的汇票。这种“美国票据”在1830年以后被带入中国,用于采购茶叶。通过鸦片贸易赚取了大量白银的英国国家商人,用白银购买美国票据从而获得了往伦敦汇款的途径。而美商把卖票据获得的白银用于购买茶叶。

国家商人

东印度公司所使用的标准箱内装有40个重1.5公斤的黑色鸦片球。每年向中国的输入量从18世纪末的4000箱到1826年的一万箱,到1838年就增长至约四万箱。结果造成中国的白银从1827年左右开始外流。现在就追随有代表性国家商人的脚步来阐明这一发展过程吧(主要依据Wikipedia)。

威廉·渣甸于1784年出生于苏格兰名门。渣甸家族的口号用拉丁语来说就是“记住我现在在这里”(Cave Adsum)。可以说威廉·渣甸履行了这句口号,并在每个时候都对自己所处的立场深思熟虑,从而积累起财富。

渣甸从医学校毕业后,在1820年他20岁的时候,被雇做东印度公司的船医。公司当时为职员在商船上准备了两个箱子大的空间,职员们可凭借自己的智慧装货以获取利润。渣甸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利。其中也有人不利用这一空间的。渣甸就借用这些人的权利进行交易活动,积累了独立资金。1816年他离开公司,在一家从事印度与中国贸易的商社做代理人,为日后成为国家商人打下了基础。

从1818年开始,他用自己共同出资建造的country ship把鸦片运到广东。1821年清朝开始强化对鸦片的取缔后,鸦片商人不把鸦片直接带到广州,而是在珠江河口的海面零丁洋上停泊专门用来储藏鸦片的船只,在那里进行交易。在那里渣甸也掌握了交易的主导权。

19世纪20年代中期,渣甸开始与同为苏格兰名门出身的詹姆斯·马地臣共同经营事业,并于1832年创建了存续至今的Jardine Matheson (怡和洋行)。该洋行与广州公行商人伍崇曜联合,继承了伍家的商号“怡和”,在中国以怡和洋行之名而为人所熟知。渣甸颇有远见且经营大胆果敢,而马地臣在组织方面具备让公司稳定下来的能力。性格的差异让两人成为伙伴,也使得该洋行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1832年10月怡和洋行的商船施尔夫号(Sylph,又译作“气仙号”)从广东海面北上,从此开始进入从福建到辽东的广阔海域,积极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在船上充当翻译的是第一位将圣经译成日文的普鲁士新教传教士郭士立(Karl Gützlaff)。他曾经在泰国传教,在那里有机会接触到18世纪进入泰国社会生活的潮州居民。欲从广州北上的渣甸的新计划对郭士立而言极富吸引力,它可以成为在潮州扩大圈子从而在中国全国传教的开端。

19世纪30年代,民间商人开始各自收集情报并积极进行交易。像东印度公司这种拥有特权的组织进行贸易,已经成为贸易本身发展的障碍,不能再起到促进作用了。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特许证更新时,决定停止公司的商业业务,变成印度的统治机关。这一举动为国家商人从事中国与英国国内的贸易开辟了道路。渣甸进入茶叶贸易领域,在英国很快拥有了运输茶叶的高速船,在竞争中压倒了其他洋行。

怡和洋行的活动并不限于中国物产,还有菲律宾的砂糖、马来半岛的锡和东南亚的香辣调味料等。鸦片交易的增多使得中国白银外流,这些白银可能被投放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多项交易活动中了。

鸦片战争

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旻宁(宣宗、道光帝)命总督、巡抚一级官员陈述鸦片对策,之后于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制定了禁烟方针。当皇帝征询意见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心中有了方针。征询意见是为了确定派往广东实施禁烟的人选。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被选中。

是什么原因令皇帝做出如此决断?虽然伴随着白银外流,产生一系列经济混乱,似乎可算作其中理由,但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出于对鸦片在国家军队中蔓延将会导致无法应付地方发生的叛乱以及政治局势不稳等情况的担心。下文将会叙述到,自18世纪末以来,中国接连发生叛乱,清朝为此大伤脑筋。因为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其本身所带有的结构上的弱点使其把镇压叛乱作为发展壮大之前最高的政治课题。

鸦片战争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雷厉风行,严格执行禁烟政策,把从外国商人那里没收来的两万多箱鸦片掺入石灰再注入海水,通过石灰散发的热量全部烧毁。焚毁鸦片是在虎门海滩上进行的,那是一处海上航行的商船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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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鸦片战争 正在炮击的复仇女神号(Nemesis),东洋文库藏

不过在那之后,鸦片贸易依然没有杜绝,清朝与英国人之间反复出现一些摩擦。1840年4月,英国下院讨论了远征军的军费支出问题,最终以反对票262对271的微小差距被否决。政府提议的战费支出被批准。

在印度组织起来的舰队由16艘战舰、32艘运输船、武装汽船构成。同年6月英国远征军到达广州海面,宣布对海面进行封锁,但是由于林则徐在广东部署的警备森严,英国发现在交战中无法处于占据优势后,转而北上占领了舟山群岛,封锁了宁波以及长江河口,英军继续北上于8月份到达连着北京的白河口,递交英国外相信函,表明英方的要求提出战争谈判。谈判在大沽进行,又在战争现场广东重新会谈,远征军回到南方。林则徐被免职。

第二阶段。新任钦差大臣是满族正黄旗琦善。从汉族官僚到满族旗人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清朝将明哲保身放在了第一位。11月,英国远征军到达澳门开始交涉。琦善撤掉了林则徐设的一些海防设施以试探和解之路,不过却在割让香港这一条件上陷入僵局。1841年1月,英国舰队进攻虎门炮台,逼迫清政府同意割让香港给英国。琦善也因此被问责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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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鸦片战争相关图

第三阶段。皇帝向英国宣战,皇室奕山被任命为靖逆将军,广东战火在2月下旬重又燃起。英国采取贯彻武力以威慑清政府的方针,向北方向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相继占领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并出兵沿海内地。第二年即1842年,英军击败驻防八旗的反击占领乍浦,进而攻陷上海,7月攻陷了长江与大运河的交叉口镇江。这使得清政府继续作战的志气大为受挫。

8月英军逼近南京,清朝竖起白旗示降。由于清政府对英方的条件原则上几乎全部予以承认,所以投降之后的讲和谈判仅用三天就全部结束,8月29日《南京条约》签署,鸦片战争结束。

信息与战争

从战争的过程来看,英国是在掌握了中国弱点的基础上进行的攻击。1793年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对广东至渤海之间的海域进行了测量,并且在回国途中路经大运河了解到它的重要性。这以后英国也不断在积累有关中国的信息。尤其是国家商人渣甸,他的“渣甸计划”(Jardine Paper)举世闻名。其中包括中国海域的详细地图和战略要点,还包括从战后的赔款金额到政治要求等详细内容。从战争初期占领舟山到后来攻陷大运河要塞的所有战争都是根据这些情报开展的。

而中国方面的林则徐也开始注意到情报的重要性,开始着手调查情况。他组织翻译了1834年在伦敦发行的《世界地理大全》(Hugh Murray,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将之编辑成《四洲志》;又命其幕僚魏源调查世界情况。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参考更多的地理书籍收集情报,《海国图志》于1844年面世。《海国图志》最初为50卷,后来经过增补于1847年达到60卷,1852年达到100卷。书中魏源不但介绍了欧美的情况还记载了近代军备与生产方法,为日后洋务运动的兴起做好了准备。60卷本于1851年传入日本,对幕府末期的日本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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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林则徐及其书法 据称他洞察一切

林则徐在所管辖的广东沿岸组成义勇军,设置炮台等应对措施推动强化海防,并且充分认识到,只固守广东依然无法防止欧美的侵犯。林则徐正确预见到未来的事态,认为如果清政府从广州海关税收中即便只拿出百分之一用于沿海海防,就可以应对英国的进攻。但是林则徐的计划在清朝政治的现实中难以实现。当英国舰队在广东出现时,林则徐在给他夫人的家信中这样写道:

 

英夷兵船来华。既不能在粤思逞,必然改窜他省。他省海口皆无设备,苟有疏失,则该督抚必然诿罪于余之惹起夷衅焉。则是非亦只可听之公论而已。(周维立校订,《清代四名人家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6-624,文海出版社)

 

18世纪海域世界消失以后,清朝几乎从未在海防上花费力气。当英国船舶处于技术高速革新之时,中式帆船却在17世纪之后几乎毫无改变。随着Country ship进入南海,1810年海盗的身影完全消失,这也似乎显示了中国在英国船只面前的无力。清朝的海防体制连海盗都无法取缔,当然也就无法应对备有汽船的英国舰队了。

白银去哪里了

即便在1840年战争进行之时,鸦片交易依然未被杜绝,当年共有18 000箱左右的鸦片进入中国。由于两国交战时英国商人无法向中国输入鸦片,国家商人委托美国商人作代理向中国输入鸦片。虽然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不包括承认鸦片贸易的条款,但在英国舰队的军事背景之下,清朝也默认了鸦片贸易。战后鸦片进口数量大增。1850年数量超过战前水平,达到48 000箱,此后不断增加,于1888年迎来高峰。

随着鸦片的大量流入,从19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贸易出现赤字,白银开始外流,这一倾向在战后依然继续。从19世纪50年代前后的贸易额可以看出,中国大约进口了1000万两的鸦片,但茶叶的出口额却停滞在200万两。大量的白银从中国流出。那么这些白银去了哪里呢?大部分中国史概论都没有提及这一点。理由是没有可追踪白银去处所必需的统计资料。不过若结合一些情况证据,可以略知一二。

18世纪中国有大批劳力移居东南亚,他们与当地统治者相结合,主要生产一些面向中国的物产。国家商人也在从印度前往中国的途中转道东南亚的生产基地,采购一些出口中国的商品。鸦片贸易繁荣之后,鸦片也开始进入东南亚各个从事面向中国市场生产的地方。东南亚贸易网通过鸦片与英国商人的通商之路结合起来。19世纪30年代,中国由于贸易赤字致使购买力下降,使得欧洲市场开始取代中国成为东南亚由当地华人移民所生产的香辛料、锡、木薯淀粉、烟草、儿茶等商品的出口地。

东南亚的贸易结构变化与新加坡成为英国新的贸易据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819年新加坡由东印度公司职员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打下自由港基础。新加坡东西向联结印度洋与南海航线,南北向联结荷兰领的巴达维亚与泰国的曼谷。中国的戎克船也经过此地,且自古就以苏拉威西岛为据点,吸引了活跃在东南亚海域中的布吉斯等海民,新加坡也成为贸易的中心地而迅速发展起来。由于东南亚贸易路线的改变,18世纪盛极一时的马六甲等港口开始沉寂起来,与此同时以曼谷、西贡为中心的新的交易中心开始勃兴。

从中国外流的白银可以断定进入了新加坡。白银在那里产生了新的经济效应。英国商人用这些白银采集东南亚各地的物产,同时也用来吸引中国劳工。当时清朝还不允许中国人去往国外,还需等到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才得到正式批准。不过收受贿赂的中国官员对从福建、潮州等地出海的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出国者的世界

成为劳工出去的人大多走过了残酷的一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签下合同,约定用日后在海外的劳资偿还借下的出国费用。还有不少人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旅费。去往东南亚的劳工都是在公司工作。正如本书第八章已经叙述过的,18世纪成立的公司是一个能够让工人也存储财产的组织。不过鸦片进入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苏梅岛(Phangka)和稍迟一些在马来的怡保(Ipoh)等地的锡矿山中劳作的工人被强制在热带环境中进行残酷的劳作。一天劳作后他们往往浑身疼痛难以入眠。而且这个移民社会是一个完全的男性世界,不可能拖家带口。还有一些热带独有的风土病。在这种身心的疼痛干扰下,据称对瘴气也有奇效的就是鸦片。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沾染上鸦片。公司的头家向工人们贩卖鸦片,若没钱付账就赊账。就这样工人们身负债务,没法从工地逃走而只有继续工作下去。

东南亚的华人居民分为两极:一部分人靠着鸦片而致富,一部分人在工地劳作到死。之后成为富人代表的是土生华人社会(Peranakan),他们出生于东南亚,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当地妇女,会说英语且精通中国的习惯。通过母亲及妻子,他们与当地社会有了连接点,在英国商人与接受中国工人的公司之间,驱动公司生产的物产,负责招揽从中国来的工人,还向各地提供鸦片。在这些活动中他们逐渐积累了财富并且在社会中拥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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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新加坡与华人海外移居地

这些华人移民在东南亚工作,需要将赚来的白银送往故乡。尤其是那些从亲戚等人那里借下差旅费的人急需还钱。因为若不偿还,就会给留在故乡的家人带来麻烦。这时他们通常通过民信局往家乡寄钱。

民信局的历史久远,据说是形成于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中国商人开始进入东南亚。不过这种民间的通信、寄钱的关系网真正成长、发展起来是在19世纪嘉庆、道光年间,于鸦片战争后迅速成长起来的。在国内也以宁波为中心扩展至全国。寄存在东南亚民信局的白银,在通过这种关系运往中国的途中转换成各种不同的商品,最终到达中国收取人的手中。

大部分史书将鸦片战争爆发的19世纪看做中国近代的开始,称中国为“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或者“夕阳西下之大清帝国”等。但是如果将这一世纪放在蒙古帝国以后的历史中定位的话,当有其他评价的可能。

中国通过其丰富的物产,尤其是14世纪至17世纪生产的生丝和陶瓷、18世纪以后的茶叶等,不断吸收了大量的白银。曾经被称作“白银坟墓”的中国,随着鸦片的进入开始吐出以前一直积累下来的白银。这些白银主要在东南亚循环流动,曾经出口中国的物产转而面向欧洲市场,为东南亚的殖民地化提供了契机。并且白银从中国吸引来工人而不是商人,成为引发日后苦力贸易的导火索。进入19世纪后半期以后,中国人开始也在北美等地定居。

如果从人的历史而不是国家的历史来看,19世纪是中国人在全球化舞台上扩展生活范围,铺展社会、经济关系网络的一个世纪。当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鸦片的灾祸之时,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裔人民开始影响世界的动向。这种动向在21世纪的今天还在继续着。

蜕变的社会

移民的社会

本章节的题目使用了“蜕变”这一并不常见的词。所谓“蜕”是指昆虫、蛇蜕皮。就像是生活在地里的蝉的幼虫在夏天的早上蜕皮飞走一样,变化在旧的体制中静静地进行,有朝一日变化突然显现于表面,这一过程乃为蜕变。19世纪的中国社会,清朝统治这一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社会却在帝国统治之下明显地在为蜕变做准备。

先来看一个典型的事例(以下参照山田贤,《移民秩序》,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年)。

在要流出四川盆地的长江边上有一座梯状岩山,山上有一个山寨,名叫磐石城。它是道光年间(19世纪30年代)在该地方发展起来的涂氏家族建造的。山上储存有饮用的水、粮食还有武器弹药,若发生战乱整个家族就待在那里。这个山寨象征着19世纪地方社会的变迁。

山寨所处的四川省云阳县乃是交通要塞,有非常多的人通过。18世纪中叶,随着人口增加使得湖北江汉平原的人口数量趋于饱和,因而由此沿长江移居各省边境处的山区居民越来越多。涂氏的始迁祖在乾隆二年(1737)年进入云阳县,经过大约十年的苦力生涯逐渐开始参与商业活动,最终积攒下一些家产。不过若想要购买土地资金还是不足。于是他们与卖家相约,剩下的钱待他们回老家筹措,却在返回湖北老家后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子再次来到云阳县欲买下曾经约好的土地,不过卖主却因为这期间土地价格暴涨而拒绝履行与其父签订的合同。告到官府后这才获得一半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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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四川省云南县涂氏的移居地

涂氏勤于开荒,积累的财产在乾隆五十四年可以买下磐石城。这个山寨周围全是悬崖峭壁,南面山脚下是一片平原。对岸就可看到贸易要塞磐石镇的街道。由于确保了农耕与贸易都为有利的土地,涂氏抓住了日后发展的契机。

涂氏通过开荒与贸易,扩大了自己的财产,同时加强了同族的团结。出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涂德明参与了四川重庆与湖北汉口之间的贸易,获得巨万收益。并且作为地主而获得的地租也不少。此后又获得科举身份监生(参第九章)从而与官界也成功建立起关系。

有一天涂德明为了回湖北老家扫墓来到汉口,遇到了已经从乡返回的同乡某某。在与他的对话中得知回乡之后他的财产被亲戚们全部卷走了,于是涂德明放弃回老家的念头,返回云阳县于道光十五年(1835)在磐石城建起祭祀同族祖先的宗祠。

就这样,涂氏的活动轴心从与同乡的社会关系转移到在移民当地的同族团结上来。靠着同族的团结,涂氏成为云阳县望族之一。有实力的大的宗族形成县的舆论,共同参与地方行政。在整个19世纪,涂氏作为当地望族加强了对慈善事业及地方财政的发言权。

地方财政的龟裂

云阳县北是连着大巴山脉海拔2000米的山区。河流从山区流入长江。移居到该河区流域的人为了寻求更为有利的土地,欲往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区,但此时的平原地区已经被像涂氏这样有实力的宗族所控制。即便是在商业活动中,贸易中心地区已经被大宗族掌控,不利的贸易情况时有发生。

这些移民自己无法形成团结大宗族所必需的资产,在建立人际关系影响县行政方面也不尽如人意。在这样一批无法走向成功的移民中间出现了一些加入宗教结社白莲教的人。

入教的信徒们成为“无生老母”,也就是无所谓谁生的原始母亲主宰的家乡的一分子。他们获允参加教授灵文的宗教仪式并要求互相帮助。在不安定的移民社会中,人们在白莲教那里获得了精神上的、社会上的依靠。

红巾军之乱是明朝成立的契机。在这场叛乱中,白莲教成为其组织性支柱,被朱元璋镇压后,在清朝盛世社会繁荣期间其活动并不明显。但是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继承了白莲教遗风的清水教在王伦的领导下发动叛乱之后,其势力逐渐扩大。清朝对在移民社会中急速成长起来的白莲教格外警惕而加强取缔,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在遭受镇压和处罚之后,白莲教的活动日趋先锐化。

嘉庆元年(1796)在湖北、四川、陕西的省边境地方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叛乱。嘉庆二年,在四川起义的白莲教徒势力直逼云阳县,县内也有民众起义与之呼应。涂氏全族躲进磐石城与白莲教军队对抗度过了危机。

云阳县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在全国范围随处可见。将之简单介绍如下。

盛世中的人口激增导致18世纪末地方社会迎来饱和。耕地、水利等地方资源在日益增多的人口面前显得不足,围绕有限的地方社会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所谓资源并不只是物质上的东西。始于16世纪的税制改革让掌管州县行政的知县、知州开始注意水利、开荒。如果能与资源分配关系密切的行政官员保持社会关系,将会对争夺战产生有利影响。为了与文人出身的官员交际,需要一些教养。所以争夺的对象也包含了这种社会的、文化的资源在内。

地方社会变成了围绕资源相互争夺的竞争场所。18世纪在吸纳了多数移民的地方,竞争的特点越发明显。同时出现了一批利用同乡关系抓住成功机遇,确保与地方官的关系参与行政、积攒财富的集团。另一方面进入宗教结社的人也不在少数。与白莲教军队接近之后,这种龟裂日趋表面化,地方社会成为迎接白莲教军队举行起义和对其镇压两种势力相互争夺的地方。清朝无法轻易地镇压白莲教叛乱,庞大的军费支出成为财政负担。嘉庆白莲教成为盛世时代的终结者。

生态环境的极限

资源争夺的激化,究其原因要数生态环境的极限。以上第八章中已经介绍,18世纪在秦岭山脉,山中的冶铁业迅速发展起来。在海拔3000米的山脉中,创办有数量繁多的作坊—厂,包括采伐木头的木厂、精炼山上铁矿石的铁厂。在这些厂中有很多工人在那里劳作。他们的食粮就是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脚下生产出来的廉价玉米。

种植玉米与开办工厂相组合的山区经济,并不是长远性质的体系。在山区中是这样一种单向的环境变化:木材采伐→种植黑木耳→开荒→玉米种植→荒废。面向市场进行玉米种植的移民,在土壤流失使得土地的生产力下降后,就会放弃这块土地,进入深山拼命开荒。在海拔较高的深山地区,由于木厂破坏了原生林,铁厂又消费掉大量的木炭,使得森林逐渐消失。山中的森林破坏明显降低了山地的保水性能,若干旱日久则容易产生旱灾,暴雨连天则容易暴发山洪。频频爆发的干旱、水涝灾害给山脚下的玉米种植带来致命打击。山区经济越发达,其根基就越会受到破坏,最终难逃自然灭亡的命运。

自然灭亡的征兆在18世纪末已经显现。但是征兆真正出现是从嘉庆十八年(1813)开始。次年地方报告书中这样写道:

 

前年秋,玉米歉收,蜀黍、荞麦等都只收获五成。自己种的家庭虽然勉强能够自足,但粮食价格腾贵,各厂无法养活自己的大部分工人,受雇者也无法生计……(在厂里工作的工人)以前就知道对外来游民的救济,如果没有登记在册,则不发放。于是坚定了起义抢夺的决心,其他没有工作的游民也附和集合,蜂拥而至与地方官和军队兵刃相见。(《平定教匪纪略》卷三十八)

 

嘉庆十八年起义的主导力量之一就是由于木厂倒闭去当乞丐而无法生活的失业者。

从大运河到大海

18世纪海运业的繁荣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明朝永乐年间,疏浚大运河,建成了从江南到北京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此后经历明清两代,江南的粮食故意避开帝国难以控制的海运而依靠大运河的漕运进行。

漕运不单单是运输线路的问题。将大运河定位为国家物流的基干,就需要国家负起责任来去管理维持大运河所必需的华中、华北所有的水系。这就要动用国库大兴土木以维持水利体系。在大运河流过的地方,漕运需要大量的劳动者。江苏、山东、河南等地的经济与社会都依靠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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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黄河新旧河道与海军据点

不过,18世纪末,在参与漕运的劳动人民之间,秘密结社罗教逐渐渗透其中,逐渐带有反清倾向。由于黄河时常泛滥,所以运河河道荒废,大运河的维持逐渐变得困难。而海运的发展势头足以让人信赖,海域世界消灭后国家统制也成为可能。嘉庆年间,在皇帝周围开始正式讨论由漕运转向海运的事情。

道光四年(1824)黄河泛滥。大运河陷入机能麻痹。次年即道光五年清朝正式决定通过海运运输江南的粮食。在上海设置了海运总局、在天津设置海运局、在大沽设置海运外局,委托过去从事海上运输的商人开展海运。从事海运的船舶除了在黄海上运输大豆的沙船,还动员了航行于台湾和福建之间的福建船等。此外在南海、东海、黄海等处,还出现了吸取各个海域船只特长的三不像船。

海运事业在参与大运河的政府官员及大运河流经地方官员的反对下,曾于道光四年和五年两次遭到中止。不过大运河的运输在鸦片战争带来的混乱之下,没有再恢复到18世纪的状况,海运的比重越来越大。

大部分运河工人都失业了。支撑大运河的水系整饬也日渐疏忽,导致水灾频发。

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堤。河水涌入大清河,往东流入山东半岛北部的渤海。这就是黄河南流时代的终结。支撑大运河的水系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运河的维系便不可能,漕运最终转为海路运输。

太平天国与社会

在以上三个原因的参与之下,中国社会逐步蜕变。这一变化在历史表面上以动荡的形式出现,那就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以洪秀全在广东创立的拜上帝会这一宗教结社为核心展开的(详细内容请参照本系列第十卷,菊池秀明的《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是一些烧炭工人、贫农、矿山工人等。1850年7月,拜上帝会的信徒聚集到广西省的金田村,组织起一支被称作团营的军事组织。1851年洪秀全即“天王”位,太平天国从华南到华中迅速扩大势力,一路北上。

人口增加使地方社会变成了博弈场,这令地方社会中出现了与清朝官僚相结合的势力和与之抗争的势力之间的对抗。在中国经常会看到“敌人的敌人乃是同志”这种政治性运动。社会中所存在的无数对立,在太平天国北上的情况中将地方社会一分为二,一方和清朝联合,另一方表现出与太平天国相呼应。

由于生态环境的限制而滞留山中的失业者和由于大运河的机能停止所带来的失业者是加速这一倾向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国原本是以在地方社会中处于弱势的人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可以说牢牢地抓住了在清朝社会中失去上升道路的人的心。

19世纪已经衰弱了的八旗和绿营,无法镇压太平天国。代替这些清朝正规军活跃在社会上的是乡勇。自19世纪以来,在变成博弈场的地方社会中,出现了许许多多以同一宗族为核心的军事组织—被称作团练的乡村自卫组织。团练的省级组织就是乡勇,其中以曾国藩在湖南组织的乡勇最为有名。

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了,而清朝却没有灭亡。不过在这前后清朝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与曾国藩有关系的汉族官员成为总督、巡抚,拥有独立于中央的财政基础和源自乡勇的军事组织。推翻了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以华中、华南各省发布独立宣言的形式发展起来。之后各省军阀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诞生。

但是太平天国的历史超越了本书的固守范围。本书将注意力集中于太平天国动摇清朝根基的另一个原因。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无法再继续维持朝贡体系,从而降低了清朝的权威。洪秀全自称基督胞弟创建出一个新权威时,清朝的权威就容易变得相对弱化了。

南京条约与开港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长江海岸的英国军舰“高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开头一节写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虽然称之为和约,但其内容却是英国单方面的要求。

条约第二条规定,允许英国人及其家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拥有居住权和贸易权,英国派遣领事等负责管理通商。

第三条规定为了修补远洋航行的英国商船,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王及其继承者,接受他们的统治。就这样,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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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南京条约》缔结图

第四条规定支付被没收的鸦片赔款;第五条规定废除公行,允许在开港口岸自由贸易。

在附加条约的第四条中规定了驻华英国官员与清朝大臣之间交换意见时采取“照会”形式等内容。这一项是对英国与清朝站在平等立场上交换文书的规定。外国使节对中国皇帝朝贡的原则遭到放弃,以不进行政治交涉为前提的互市体系也在此被明确否定。

互市体系一旦开始崩溃,清朝就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1843年英国与清朝缔结《五口通商章程》,英国完善了包括鸦片在内向中国出口商品的条件,又缔结了《虎门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租借土地和房屋,可永远居住,承认治外法权、放弃关税自主权以及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最后一条意味着当清朝与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中有对对方更为有利的内容时,则该条约同样适用于英国。

其他欧美各国也参考《南京条约》及其附加条约等条文,1844年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也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军舰上签订了《黄埔条约》。越是往后签订的条约内容越详细。比如说在《黄埔条约》中规定,当法国领事不在开港口岸时,其他欧美领事可保护本国国民财产。这是新出现的一条规定。这一新规定通过最惠国待遇自动适用于英美两国。可以说欧美各国依靠连带关系逐渐侵蚀着清朝的主权。

在开港口岸中最为繁荣的是上海。虽然有一些通史记载开港前的上海是一个小渔村,但这是不对的。18世纪作为江南外港繁荣昌盛的浏河港,在18世纪末时黄沙堆满港湾,最终连沙船也难以进港。继承了浏河港功能的就是上海。清朝于19世纪初期放弃了对在黄海上航行的沙船只能在浏河港停靠的政策。结果造成进行大豆及大豆粕买卖的商人们几乎全都转移到上海,海港中心天后宫也转移到上海。

1844年最早进入上海的欧美商人是以鸦片商人而闻名的宝顺洋行(Dent & Co.)。随后怡和洋行也建立起商馆。在外国人从民间租借土地这一从未有过先例的事态中,时常会发生混乱。

1845年签订《上海土地章程》规定了租界。商人租借土地时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馆共同出面划定界限,并且禁止中国人在租界中租借房屋居住。这一租界日后不断扩大,19世纪后半期以后上海成长为东亚的贸易中心。

马克思的错误估计

清朝的互市体系在欧美的外力作用下崩溃,而同一时期欧洲革命风潮高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这样写道: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马克思称中国在英国强迫下开港,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商品就会像雪崩一样进入中国,引起中国的社会动摇,由此中国将会爆发革命。并预测亚洲开始的革命浪潮将会导致中国市场突然萎缩,从而引起英国恐慌,形成在欧洲的政治革命。不过这一估计是错误的。虽然鸦片进口量不断增加,但英国生产的棉纺织品等却几乎未被中国接受。

为探明其原因,英国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并做成报告书。其中最触动其本质的是密切尔于1852年所作的《密切尔报告书》(Mitchell Report),该报告指出:

 

中国不同的地方根据各地的土壤、气候产出不同的产物。并且国内的贸易主要通过产物的交换进行。北方盛产棉花,南方盛产大米、砂糖、果实、药、染料、茶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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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英国对印度中国贸易的变化 出自横井胜彦《大英帝国在亚洲海域》,讲谈社学术文库

 

福建农民生产出大量的砂糖……春天农民在最近的港口把砂糖运到天津等其他北方港口,在吹南季风的时节在船上卖给商人。这些商人的戎克船在结束了四或六个月的沿岸航海归来后,秋天一部分农民用现金,其他的用北方产的棉花领取砂糖货款。
秋季收割结束后,不分老幼所有农家都进行梳棉、纺棉、纺织。织成能够耐用两三年之久的厚重结实的手织布,做成自己用的衣料,剩余的棉布卖到城镇。在镇上拥有店铺的商人为了满足城镇及船上居民的需要买入这些棉布。在这个国家十人中有九人都穿着这种手织棉布做成的衣服。(田中正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

 

密切尔应该是根据自己实际看到的光景,断言这种手织棉布妨碍了英国产薄棉布的进口。马克思注意到中国没有发生革命的情况,参考《密切尔报告书》,得出了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结论。对太平天国的希望幻灭时,马克思称正是这种结合导致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停滞不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马克思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呢?

在海与帝国的这种框架中,我们看过中国五百年的历史,从《密切尔报告书》中可以了解中国各地的产业通过大海多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绝不是停滞不前。清朝的框架在20世纪以前没有崩溃。不过在这一外壳之下中国社会逐步发生变化完成蜕皮。

不限于帝国框架的中国人关系网越过大海从中国的东北地区扩展至江南、福建,并且影响到东南亚热带形成的华人移居地。通过这一关系网,各种各样的商品与白银和劳动者循环流动。这种波涛波及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