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后记

现在这篇文章是在沈阳写的。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想在这块土地上写下这些东西。

原因有两个。第一，这里是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把后金首都迁移过来的地方。1634年皇太极又把这里改称为盛京。第二，这里是1931年9月18日揭开十五年日中战争序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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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追溯了明清两个时代，从14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之间五百年的历史。近些年，日本的史学界通过伊朗等地的材料，对蒙古帝国的评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在中国或者是欧洲史料中所看到的破坏者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通过伊朗等地的资料勾勒出来的是其引导欧亚大陆整体贸易繁荣、作为开创者的形象。我也继承了这一观点，试图从“大海”这个舞台揭示出自蒙古帝国以来东欧亚历史的展开。

我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明清这两个王朝不是传统的中华帝国，而是在蒙古帝国开拓的欧亚世界这一空间中诞生的世界帝国。这两个王朝的历史性本质不同于宋代以前中国的历代王朝。如果从西往东列举，拥有与之相同本质的王朝有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明朝虽然从蒙古继承了许多遗产，但表面上依然装扮成传统中华帝国的模样，但是清朝已经表现出其作为世界帝国的基因（DNA）。

大政殿和十王亭位于沈阳故宫的中枢，它们的格局分配与传统的中国宫殿迥然不同。正八角形的大政殿，其形状会让人联想到蒙古包。其前面的十王亭如实地表现了后金和清政权在入关以前作为八旗联合体的特点。站在皇太极和皇后的正寝宫清宁宫，现在依然会生出一种错觉，好似耳边还在回荡着属于通古斯族系的满族所信奉的萨满太鼓的声音。清朝从这块土地上兴起，并统一了全中国。虽然它在学习儒教的原理，但它的文化却来源于蒙古族和通古斯族两种，既皈依从蒙古族继承而来的藏传佛教，又在统治新疆的过程中保护伊斯兰，是一个具有超强包容力的王朝。

与明、清的世界帝国相对的是海域亚洲世界。蒙古帝国垮台后，日本人、中国人、琉球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进入到这个世界，展开了积极的交易活动。可以说大陆亚洲世界面临着两个变化：一是海域亚洲世界与之划清界限开始单独行动；二是出现了日本这一势力开始登上东欧亚的舞台。

读过明代的史料以后，会清楚地知道当时日本被看做是行动无法预测的危险因素。16世纪末明朝万历年间，战祸终于以“朝鲜战争”的形式爆发。清朝以后，日本与中国之间采取不直接保持关系的政策，因而避免了发生政治上的冲突。不过到19世纪末清朝光绪年间，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朝鲜战争”。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在被关东军炸掉的柳条湖路段，那里展览着从甲午中日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内容。当我伸头想去看那里摆放着的照片和战争遗物的时候，有几位游客指着我小声说“是日本人”。就在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气氛中，我更加确信自己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所要发挥的作用就是上溯明代，在宏大的世界范畴中考察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以努力减轻两者之间的不信任感。

我个人开始关注中国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当时我还是一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当我在电视上看到黄色星旗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的土地上飘扬，北越的战车闯入南越总统官邸时，我感到今后将不再是欧美的时代而是亚洲的时代。所以当我进入东京大学后，把唯一一门可以选择的东亚语言汉语选作自己的第二外语。当时东京大学的中文班也处于“文革”的影响下。初级中文的课外读物是毛泽东的寓言《愚公移山》，大学二年级中文教师选择的读本是毛泽东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即1976年9月，毛泽东已经去世，之后开始了对“四人帮”的审判。我的中国观可以说是在与急剧变化的中国的对视中形成的。

1983年9月，我作为高级进修生到南京大学留学。前一年，发生了教科书问题。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的审定中，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表述做了一些修改，比如把“侵略”改成“进入”等。因此，亚洲掀起了一股反日之风。继教科书问题之后不久我就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生活，这段经历也成为我另外一个原点。留学伊始，大家还把我当客人对待，但日子久了当我可以用中文对话以后，曾多次被问到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在南京留学的两年，正是中国向今天的高度经济增长而起飞的阶段。刚来留学的时候，如果没有粮票和布票就没法在街上买东西。但当我1985年回国的时候，马路上个体经营的商店已经鳞次栉比。自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看看，每次都会被中国的急剧变化而震惊。与此同时，心里也生出一些寂寞：过去慢悠悠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过去，我曾经担心中国的生态环境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恶化，所以出版了一系列从历史学角度写的书：《森林和绿色的中国史》（目前中文版的出版正在准备中）、《虎论中国史》（韩国已经翻译出版）、《风水名义下的环境学》、《大河失调》等。此外，我还在《鼠疫与村庄》这本书中，回答了自己在南京留学时候就一直思考的自己的战争责任问题，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深受731部队细菌战所害的村庄。所有这些都是以单一主题为内容的著作。与此不同，本书讲述的是通史，重压之下，写作过程中我曾有过要崩溃的感觉。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对于两个国家的活动，我逐渐不再限于日中关系的框架中去思考，而开始尝试把它们放在东欧亚这一更广阔的舞台上去考察。

我与中国的交往，迄今已经有超过三十年的经历了。如果我这个渺小的日本人的工作，能够通过中文版的发行，给中国读者带来一点点知识上的启发，那将令人感到无比的高兴。

 

上田信

2011年3月12日于沈阳

耳边正在播放日本在此次地震和海啸中遭受灾害的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