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在利用人们不满情绪的同时,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政治目标,从而实现了迅速发展。1852年,东王杨秀清与西王萧朝贵联名发表奉天讨清檄文:“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号召打倒满人建立的清王朝,以显示太平天国政权的正统性。太平天国还在各地宣传免除三年赋税,在占领区推行没收地主财产的“打先锋”运动,得到了底层人民的支持。

满人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时,强迫汉人削发留辫。太平天国在起义后,拒绝留辫发而改蓄长发。这种“长毛”的形象不仅仅是太平军的特征,更成为反清的鲜明标志,其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也学习太平天国以剪辫子来表示打倒清朝的意志。

另外,受北方民族影响而形成的新方言北京话(即现在的普通话)也为太平天国所批判,认为“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本来客家人就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的大汉末裔,因此就更热衷于维护传统的习俗与语言。特别是他们所使用的客家话被认为是保留了大量古代汉语的特征。因此,这种接受了外来宗教同时又主张回归中国传统的太平天国的思想,可以说是以固守中国文化传统的客家习俗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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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的宣传活动及其纪律

太平天国一般通过在高坛上击鼓鸣锣聚集群众,以讲道理的形式宣传其主张。定都南京后,设立印刷所,刊行了大量用于政策宣传的出版物。为了庆祝南京入城,还举行了与新朝之主相般配的盛大的游行活动。诸王的旗帜皆以太平天国的标志性颜色黄色为心,分别镶有红、白、黑、绿、蓝边,寓意是诸王在皇上帝的庇护之下,分别管制东西南北各方。兵将的军服使用代表高贵和喜庆的黄色或红色,胸前绣着“太平”二字。

但是太平天国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太平军极为严明的纪律,而其雏形是金田起义时颁布的五项军纪。五项军纪中的第三条“秋毫无犯”又被收入进1852年制定的十条《行营规矩》之中。这些条规中不仅禁止无故杀害平民、滥役民夫、掳掠、烧毁房屋等行为,还包含了不得擅入民宅等更为具体的内容。

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太平军的军纪与共产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非常类似之事不甚赞同。但是随着研究的推进业已证明,就连当时与太平天国敌对的人也感服于太平军严格的纪律,认为太平军的掠夺远远少于龙蛇混杂的清朝正规军。李秀成也曾证实,东王在统率军队时采用了“擅入民房者,右脚进砍右脚”的严惩主义政策。实际上,杨秀清经常借天父下凡对违反军规者和里通清军者处以死刑。也就是说,太平军出于对触犯天父的恐惧,而实现了领先于时代的高度的道德水准。

地上天国的现实与湘军的登场

太平天国北伐及失败

定都南京后的太平天国为了巩固政权,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1853年5月,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两万精锐部队以进攻北京为目标出发,即开始了其后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被反复尝试的北伐。

太平天国北伐军没有选择沿大运河北上的最短路线,而是向西北进军,试图寻机渡过黄河。途中遇到清军抵抗后进入山西,从山西迂回向北京所在的直隶地区(河北)挺进。随后太平军大败清军逼近保定,致使北京城内陷入一片混乱。官僚与商人纷纷出逃,北京一度成为被遗弃的城市。

清政府急忙派蒙古族猛将僧格林沁巩固北京防守,而北伐军则向东进军,于10月占领了距北京仅一百余公里的天津郊外。但是,疲于远征的北伐军无力攻下天津城,又遭遇严冬。出身南方的太平军,甚至未经历过下雪,不堪受冻,且苦于小麦产地的北方没有南方人习惯的米食。

无奈北伐军开始退兵,却被困于河北山东交界之地。1854年2月,在终于得知北伐军苦战的情况后,天京当局派出了援军。但援军在山东临清败于清军,未能与北伐军汇合便溃散了。结果,至1855年5月,林凤祥与李开芳皆被俘,被处以死刑。北伐军被全面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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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太平军禁止士兵掠夺的告示(1856年)

北伐军的失败,致使太平天国丧失了大批有作战经验的勇将,从而失去了统一全国的可能。但另一方面,由于清廷全力投入北京防卫,包围太平天国的清军的力量减弱了,因此太平天国也减轻了被围的压力。另外,在北伐军途经过后的华北,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结社和捻军等流民组织逐渐盛行,对清政府统治形成了威胁。上海也于1853年9月爆发了以水手、船员和走私商人为中心的小刀会起义。上海小刀会属于天地会支派结社,起义后向天京派出使者,试图与太平天国合作。

天京的建设与《天朝田亩制度》

此时,天京正在进行着新国家体制的建设。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由清朝地方官府衙门改造而成的天王府。天王府内城被称为金龙城,外墙为金色的豪华宫殿群。洪秀全自搬进宫殿后便深居简出,不再直接与外界社会接触。代替他主持政务的是东王杨秀清。杨秀清在天京城西修建了足以匹敌天王府的规模宏大的东王府。其他诸王必须时常到东王府拜会杨秀清,听从东王的指示。

在东王的专权下,天京的社会结构和秩序被彻底重构。居民财产被没收,纳入圣库。除老人和病人外所有男女必须男居男馆,女居女馆。这种隔离男女和废除家庭的政策是太平天国的一大特征,它即源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与儒教的“男女七岁不同席”思想,也是出于作战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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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太平军作战图 见《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11页

壮年男子大多数要作为士兵从军,有木工、印刷、烹饪等专门技艺者则被分别编入百工衙或工匠营,各行其责。十五岁以下少年或进入被称为童子军的少年军队,或在名为育才馆的学校读书。也有少年做了太平军将领的义子或童仆。

太平天国还下达放脚令,废止女性裹小脚的缠足习惯。妇女们在作战时,或在后方摇旗呐喊、充当疑兵,或承担物资运输和修建战壕的工作。因为按照客家的风俗,女性没有缠足习惯,而是与男性一起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对于习惯在家织布绣花的江南女子来说,缠足的禁止与野外劳作则是非常痛苦之事。

以往研究认为,男女平等是太平天国的特征之一。但最近这一评价受到了质疑。确实,在当初参加起义的广西妇女到达南京后,被册封为高官,她们骑着高头大马、昂首巡街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还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性科举,考取状元的傅善祥作为东王的秘书活跃一时。但这些绝非女性普遍的生活状态。就像教育青少年的《幼学诗》中所提倡的“妻道在三从”那样,太平天国的女性被灌输了幼时从父、结婚从夫、老后从子的家长式伦理道德。

另外,天王洪秀全作为权力的象征纳有八十八妃,东王以下的各级官员也都妻妾成群。而太平天国封王的共有两千七百人,其中亦无一名女性。也就是说,太平天国一边倡导天父之下人人平等,同时仍奉行以男尊女卑为前提的诸王特权等诸多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最终,使家庭离散的男馆、女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终于在1855年被废止。

把天京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作为太平天国社会的整体规划而加以详细描述的是《天朝田亩制度》。该册子一直公开出版至1854年,其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无人不饱”体现了洪秀全在以往著述中所主张的实现中国自古以来的“大同”乌托邦的目标。《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把全国耕地平均分配,农作物和产品除各自所需以外全部上交国库,禁止一切私有行为。

后来,中国共产党曾把太平天国定位为自身的先驱,把《天朝田亩制度》视为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纲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的基本精神和平均分配政策也与《天朝田亩制度》有相通之处。但是,“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对过去政治运动所导致的劳动热情丧失、农业减产与大饥荒进行反省。因此,多数声音开始批评《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理想乌托邦只能招致平均主义与社会的停滞不前。

实际上,《天朝田亩制度》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具有一定影响,但是其复古性的内容并没有成为有效的社会建设的纲领。首先它规定太平天国军队化组织中的大小将校代表的“官”统率“农”,即承认官僚与人民属于身份不同的上下关系。而且当时的太平天国迫于与清军苦斗,也缺少实现这些理想政策的条件。而事实上,为确保粮食,太平天国占领地区照旧保存原有的土地关系,采取的是征收土地税的方法。

另外,太平天国占领区还发生了多起农民抗租和少交地租的运动。特别在1860年以后,在太平军出入的江南地区这一倾向尤为明显。太平天国虽然保证减免土地税的10%,但同时又任命当地的乡绅地主为地方官,任他们征收地租以确保税收。其结果导致发生了大批农民袭击太平天国地方政府的事件。也就是说,太平天国未能充分满足底层人民对它的期待。

曾国藩与湘军的创建

就在太平天国推进新王朝的建设之时,在中国另外一个省份湖南,出现了一支新式军队—由参加科举中进士出身的儒家学者曾国藩率领的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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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曾国藩

曾国藩生于1811年,比洪秀全年长三岁。他的故乡湖南省湘乡县紧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曾国藩的家族属于以往没有出过登科入仕者的新兴势力,所以他必须不惜余力以振兴家业。曾国藩重视儒学为本的家庭教育,主张“居官以不要钱为本”,因为官清廉而备受尊重。互为竞争对手的毛泽东与蒋介石都十分推崇他的著述。

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返乡守制。适逢太平军进攻湖南,清政府命其在湖南办团练,对抗太平军。认识到清军战斗力低下是由腐败致使,为避免重蹈正规军节节败退的覆辙,曾国藩创办了一种以弟子为中心,通过师徒关系来制约军队的强有力的义勇军编制。军中士兵皆为从偏远山村选拔出来的朴素青年,将官亦从同乡中选拔,命其担任指挥。因湖南别名为湘,故曾国藩组建的义勇军被称为湘军。湘军逐渐壮大,最终发展为太平军的主要对手。湘军与太平军都属于居住在华南边地的人们结成的同乡组织,虽然两军实际上处于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但也可以被同视为从中国南部吹来的时代新风。

1854年,湘军迎战太平军。行前,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对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天国的偶像破坏运动予以了批判,“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号召儒学知识分子起来捍卫传统秩序。另外,檄文还通过挑拨太平军中两广出身者和其他地方出身者的关系,通过煽动有产阶级对天京实施的共产主义式政策的恐惧等方式,把一些原本对清政府心存不满的人拉拢到自己的阵营。

实际上,此时的太平天国已经停止了《圣经》的出版,并且开始对外国传教士和基督教教义进行批判,以强化洪秀全和杨秀清的权威。对曾经焚毁过的儒家经典也加以修改,重新出版,用于新王朝的建设。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自身已经发生转变,曾国藩对太平天国借基督教攻击儒学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即便如此,《讨粤匪檄》还是成功地集结起了反对异端宗教的保守势力。

1854年4月,湘军在湖南取得了与太平军交战的首捷,随后又相继在湖北、江西获胜,天京受到威胁。太平天国派儒将翼王石达开率精锐部队前往九江。1855年1月,两军在九江展开激战。石达开将湘军水师巧诱至长江沿岸的鄱阳湖,并封锁湖口。湘军战船陷于湖内,无法动弹,被太平军逐一击破,受到毁灭性打击。太平军还缴获了曾国藩的坐船。曾国藩在逃亡途中,不能忍受惨败的打击,欲寻自尽,侥幸被救。太平军再度攻陷武昌,扩大了占领区域。1856年,太平军又消灭了围攻天京的清军,从此天京迎来了建国以来最为安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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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攻破清军骑兵的太平军 清朝咸丰四年底(1855),太平军在江西湖口粉碎清军水陆进攻,是扭转西征战局的关键一战。(选自呤唎(Lindley)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天京事变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

中国人常喜欢讲一个故事。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用木桶抬水。日本人一次只能勉强抬一桶水,而中国人力气大,用扁担一次就能抬两大桶水。如果换作三个中国人和三个日本人抬水,三个日本人互相配合可以抬很多桶水,但三个中国人则处理不好关系,最后一桶水也抬不成。日本人善于发挥集体的力量,而中国人个人能力很强,形成集体后反而无法发挥力量。

上则故事揭示出生存在竞争激烈的科举社会中的中国人个性强势、不易团结的特征。然而这则故事的现实版悲剧,就在新王朝建设刚刚步入轨道的1856年夏天发生了。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分裂酿成天京事变。

前文已经提到,天王洪秀全自从到南京以后就隐居深宫,政治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里。永安封王的五人之中,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已在进攻南京的途中战死。在剩下的二王之间,位于东王之下的北王韦昌辉受到杨秀清的猜忌和压制。杨秀清甚至假托天父耶和华传令,杖打北王,以致其不能站立。起义以来很多将士官员也多对东王的专权心怀不满,杨秀清则对不满者轻则处罚、重则斩首示众。

1856年8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名义传洪秀全至东王府。洪秀全至东王府时,杨秀清高坐于上,假装天父附体,命令洪秀全“天父在此,跪下”。并责问洪:“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亦即逼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在中国万岁向来是历代皇帝的称号,太平天国中也只有洪秀全可以被称为万岁。杨秀清为自己独裁所招致的不满心存恐惧,因此想借得到与天王同等的地位来压制洪秀全对他的不满。但他的这一行动反而激怒了洪秀全。

天王至东王府之后的第十八天,9月2日清晨,天京的街道被炮火声和恐怖气氛包围了。接到洪秀全“诛杨秀清”密令的北王韦昌辉率兵攻进东王府。杨秀清被斩首,韦昌辉为防止东王余党复仇,将东王麾下的数千兵将屠杀殆尽。韦昌辉还命人对天京的所有居民进行了调查,凡与东王有牵连者先后被杀。

事变生六周后,冀王石达开赶回天京城。石达开谴责韦昌辉的滥杀行为,“独杀东王及其亲随即可,何杀众多兄弟?”两人发生口角,韦昌辉骂石达开,石达开怒曰“今日之残局,汝自行解决,与我无关”,遂甩手而去。当晚,韦昌辉欲杀石达开,预感到危机的石达开仅带数名随从逃出天京。而韦昌辉将留在天京城的石达开家人及部属全部杀害。数月之间,韦昌辉竟杀了四万余人。

幸免于难的石达开召集前线的太平军,要求天王洪秀全处决韦昌辉,否则将起兵进攻天京。结果,洪秀全杀韦昌辉,被盐腌过的韦的首级被送到石达开阵前。接受这一处置的石达开返回天京,受到被屠杀所恐吓的人们的欢迎,开始承担辅政重任。

但是经历杨秀清前车之鉴的洪秀全,并不信任石达开。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洪秀全来原本就与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石达开脾气不合。洪秀全重用自己的两个哥哥,以此排挤石达开。不堪忍受的石达开于1857年离开了天京。自出走天京一直到1863年兵败四川大渡河,石达开举着太平天国的旗帜,实际上则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在行动。天京事变之后,起义之初的五王全部离开太平天国,原本有利的战局也转为暗淡。因松懈所导致的内讧给太平天国带了致命打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清王朝

我们再来看一看围绕太平天国所发生的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当时居于清朝皇位的是二十余岁的咸丰皇帝。即位后即遭遇太平天国起义的咸丰帝,为图重整政务,首先罢免了先帝道光朝专权乱政的元凶军机大臣穆彰阿。随后提拔皇族出身的肃顺为亲信,并采取了任用曾国藩等有能力的汉人官僚的政策。

但是,1856年10月,发生了一件令咸丰帝烦恼的事件。清朝官员以海盗嫌疑为由,对停靠在广州的鸦片走私船“亚罗号”登船检查,并逮捕了船员。日后成为驻日公使的英国领事巴夏礼认为中方把香港籍“亚罗号”上的英国国旗降下来,是对英国的侮辱,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巴夏礼的抗议不过是挑起战争的借口。

英国本来就厌恶清朝的中华思想,即把中国视为世界中心、把周边诸国作为属国的骄傲态度。而清朝仅与遵守这种世界秩序的国家进行贸易的朝贡贸易体制,也是英国力图打破的。经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被称为“行商”的中国商人的特权地位被动摇,英国开始相信可以和清朝进行对等的自由贸易。

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认识到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编入了自由贸易体制,更没有认识到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加入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中。对于清朝来说,战败是为了怀柔“夷狄”即野蛮人而做出的让步,不过是对以往的朝贡体制做了修正而已。把对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的承认解释为大国中国对下等对手欧洲的优待,把上海等五港口的开放也解释为是重开以往当地作为外国船只停靠港口的先例。

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带来的“西洋的冲击”被传统的“中华世界”的秩序消化了。英国所期待的棉制品的对华出口并没有实现增长。欧洲各国也未能按照近代条约体系的常识,向北京派设常驻公使。曾在鸦片战争时担任外相的英国首相帕尔姆斯顿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企图用军事压力来大幅度修改条约。英国动员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联合出兵,第二次鸦片战争(亚罗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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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津条约的缔结(1858年)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翌年1月,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加尔各答。接着,英法联军为给清朝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沿海路北上,1858年5月占领了天津附近的大沽炮台。这时,惊惶失措的清政府不得不进行和平交涉,6月在天津签下了《天津条约》。

但是,英法退兵后,清政府再度变得强硬,1859年发生了天津驶往北京的英国舰队被清军击退的事件。愤怒的英法两国为了报复,于1860年派出了由两万兵力和两百只军舰组成的大远征军。10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北京郊外有一座清初康熙皇帝建造的美丽的皇家宫苑圆明园。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大肆掠夺珍宝。同时,为掩盖他们的掠夺行为,竟彻底烧毁了圆明园。

太平天国的外交与《北京条约》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在基督教传教士中间出现了对中国诞生基督教国家的欢呼声。1853年4月,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兼香港总督文翰以对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调查为名访问了天京。英方表示了不干涉的立场,同时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南京条约》,并且探问太平天国是否有意进攻贸易港口上海。

当时,太平天国把外国使节称为“洋兄弟”,对他们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许可外国人在领土内自由通行和进行商业活动(鸦片交易是被禁止的)。不过,太平天国的这些措施从根本是由于把同为基督教徒的欧洲人看做了受耶和华之命的“天下万国真主”的天王洪秀全的“臣民”。太平天国实际上仍然继承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中华思想,只不过他们对“华夷”即文明与野蛮的判别,不是基于儒家的礼教而是看是否有基督教的信仰。

太平天国的外交思想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朝贡体制框架,他们并不理解主权国家以对等立场签署条约的近代欧洲的外交概念。列强初始对此强烈反对,后来则放弃与棘手的新兴势力太平天国的交往,一面伪装中立态度,一面向清朝施加压力,以图维持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两国也并没有给清朝以致命打击,而是试图通过改变清政府从而使交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留在北京负责交涉的恭亲王奕(咸丰帝之弟),主张与英法议和,他认为太平天国才是朝廷致命的“心腹大患”,应该暂与列强妥协,优先镇压太平天国。

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北京条约》是《天津条约》基础上的继续与扩大。两次条约约定了以下内容:

 

(1)开天津及长江沿岸的汉口、九江等十一地为通商口岸。
(2)外国人得往中国内地游历、通商。
(3)洋货运销内地,只纳子口税百分之二点五,不再纳厘金税。
(4)外国公使得驻北京,有权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
(5)允许华侨出洋。
(6)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7)1853年始设于上海的外国人税务司制度在其他各通商口岸实施。
(8)各式公文中不得提书对外国蔑称的“夷”字。
(9)鸦片贸易合法。

 

另外,在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中还规定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俄国也借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侵占了黑龙江以北地区,借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侵占了乌苏里江以东的沿海各地。结果,俄国在远东地区获得了不冻港海参崴,并开始着手将该地建设为军港,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即“征服东方”的之意。

1861年,奕设立总管外交事务的机构总理衙门,列强与清朝进行交涉变得容易了。当时,太平天国也改变了对欧洲各国的态度,试图寻求缔结条约之路。但是对于借《北京条约》大幅度扩大了利益的列强来说,太平天国已经不是他们理想的合作对象了。随后,列强明确表示支持清政府,转为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

《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的灭亡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经过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实力被大大削弱,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则加强了在长江上游的攻势。1858年5月,九江陷落,清军再次组建起包围天京的大营,太平天国面临着存亡危机。

此时,天王洪秀全通过从青年军官中提拔人才,以图重建天京事变中毁掉的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年仅十四岁就参加太平军、在战场上屡屡冲在最前方带兵的广西藤县人陈玉成,骁勇善战,令敌军闻风丧胆,因其双目下有黑痣,被清军称为“四眼狗”。另外,比陈玉成年长的同乡李秀成、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也从普通士兵一跃被提拔为前线将领。洪秀全在提拔这些身经百战的勇士的同时,自己也亲自担任曾经被杨秀清占据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之职。

在这些措施之下,太平天国又可以进行统一的作战活动,陈玉成和李秀成合力于1858年击溃了天京北岸的清军大营。另外,他们在安徽省三河镇与湘军作战,消灭了曾国藩胞弟在内的七百名湘军最精锐部队。接到三河镇战败消息的曾国藩叹道:“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败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通过这次胜利,太平天国摆脱了眼前困境,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到达天京。洪仁玕是拜上帝会的早期信徒,金田起义之时未能与太平军汇合。1852年,他到广东策划武装起义,失败后潜伏在新安县(现在的深圳市)。后结识传教士韩山文(又译韩山明),正式受洗入基督教,在香港的伦敦会担任助手。

最近的研究表明,洪仁玕在香港期间,一边凭借传统的中学根底担任教师和医生,同时也热心致力于传教活动。1854年,他试图经由上海进入天京,但未能成功。1858年他再度决心进入天京。有传教士证实洪仁玕曾说过“须尽快劝说南京方面与洋人合作,否则迟矣”。这也是他执意要去天京的原因。当时,第二鸦片战争进入尾声,传教士中间有不少人认为太平天国是异端。洪仁玕对太平天国的未来深具危机感。

洪秀全对洪仁玕的到来惊喜万分,不到一个月就封洪仁玕为干王。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开始着手近代化的制度改革,于1860年颁布了改革纲领《资政新篇》。《资政新篇》是洪仁玕根据其在香港期间积累的与欧洲各国相关的知识而写成,虽然主张政府与民众之间进行对话沟通,但最终目的是建立以天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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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洪仁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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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资政新篇》封面

洪仁玕提出一系列新事物。比如,禁止太平天国在与外国交涉时使用“夷狄”等带侮辱性文字;建议太平天国与外国建立通商关系,允许传教士到中国内陆活动;主张建设铁路、公路、轮船等基础设施;提倡学习近代欧洲设立银行,开发矿藏等地下资源用于充实国库收入。另外,为了获得民心,洪仁玕还提出了发行报纸、设置邮亭和书信馆、改善社会福祉、禁止滥用死刑、废除八股等改革措施。

从洪仁玕的一系列主张中,19世纪欧洲近代化波及亚洲的时代特征显而易见。太平天国的这次改革也是其后的洋务运动改革的预演。另外,这种对追求个体利益的鼓励,通过发展交通、工业等实现经济振兴的现代化路线与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亦有相通之处。《资政新篇》中介绍日本说:“日本邦近与花旗邦(即美国—译者)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对日本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对于《资政新篇》的出版,洪秀全对其中多数建议表示同意。他在广州期间接触过欧洲文化,对近代文明是持肯定态度的。不过,对部分内容,如发行报纸一条,他以报纸有被清军利用之危险为由表示反对。对禁止滥用死刑一条,他说:“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坚持把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最终,《资政新篇》仅仅成为一纸空谈,除外交和文字改革以外的方案都未能实施。《资政新篇》的内容超出了当时疲于应战的将官们的理解范围,而且洪仁玕由于没有立过军功,在天国政权内始终无法确立起威信。

太平天国的灭亡与常胜军

另一方面,洪秀全在继两位兄长之后又重用族弟洪仁玕,引起了太平天国内部的不满。为了取得平衡,洪秀全封陈玉成为英王,封李秀成为忠王。但是,恢复了自信的洪秀全将国名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并假托神秘之梦的启示来强化自己的权威。此举招致李秀成和李世贤兄弟的反感,造成了李氏军阀与洪氏家族的对立。

太平天国后期的代表人物忠王李秀成与干王洪仁玕的矛盾开始于1860年李秀成进攻上海。6月,攻入苏州的李秀成向上海的英法美三国领事表示希望就缔结友好关系开展协商。8月,李秀成又通知诸外国,太平军不会威胁上海租界的外国人居住区。但是,太平军却受到英法联军攻击,损失数百人,李自成本人也负伤撤退。

据近年台湾发现的洪仁玕供词中所述,原本洪秀全派洪仁玕去苏州与洋人交涉签订通商和好章程。但李秀成不依所议,认为“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也”,因此“众洋人知不能和乃去”。洪仁玕指责李秀成擅自采取行动破坏了他与洋人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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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进攻宁波的常胜军 该图为英国随军画师所绘制

确实,当时英法联军正与清军在天津交战,决定两国转为支持清政府的《北京条约》尚未签订。但是,英国方面拒绝了洪仁玕的请求。7月,美国人华尔率领的雇佣军洋枪队(欧美人任军官,中国人当兵,后改名为常胜军)开始与太平军交战。至此,太平天国与列强签订通商和好章程已基本没有可能性。洪仁玕依仗在香港接触欧洲文明的经验,试图与列强进行交涉的希望,被残酷的历史现实背叛了。

李秀成对江南地区发起进攻后,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图守住江南财源重地。因湘军无法从长江上游战线脱身,曾国藩派弟子李鸿章赴安徽仿照湘军编练军队,李鸿章军招募的兵员将领主要来自江淮一带,故称淮军。另一方面,英王陈玉成率兵往武汉,准备与李秀成军汇合进攻湘军。但李秀成却不顾洪秀全西进的命令,热衷于在江南地区扩大势力范围。未能与李军汇合、陷于孤军的陈玉成转寄希望于与捻军首领苗沛霖合作。但由于苗沛霖的出卖,陈玉成为清军所杀害。

这一时期,太平天国起义时的严格军规已然涣散,投降太平军的清军士兵的行为尤为恶劣。将领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也渐行渐远,粮草不足导致太平军陷入争夺粮食的作战。太平军士兵留下的日记中还记载着,为了驱逐恐惧,不少人甚至沉迷男色,收养美少年为养子以供玩乐。

另一方面,清政府的统治力量也日趋削弱。捻军、广西天地会、贵州苗族等纷纷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全国各地爆发叛乱。但是,由于平素深受压迫,起义军当中,为发泄不满而进行掠夺等负面行为的也大有人在。另外,太平军以天朝官军自居,蔑视其他起义军为贼匪,因此两者也未能团结合作。

1862年,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在英国援助下加入上海战线,常胜军也由现役英国军官戈登担任统领。列强对这些军队加以近代化武装,开始了对太平天国的军事镇压。加入李秀成军的英国青年呤唎揭露英国对太平天国的干涉是为了维护其在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呤唎强烈指责戈登对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的屠杀,他说:“我的国家对他们(太平天国)的态度,让我每思及此,便以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羞耻。”而常胜军与淮军则倚仗现代化武器连续发动进攻,1864年5月,太平军最后的要塞常州失守。

1863年,太平天国形势十分危急。李秀成返回天京,劝说洪秀全“让城别去”,即舍弃天京,暂避西北,日后再图东山再起。洪秀全不听,断然拒绝说:“朕铁桶江山……何惧曾妖者乎”,并与包围天京的湘军交战。1864年5月,洪秀全病倒。6月,于弥留中下达了最后一道天王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宣告历经十四年的太平天国灭亡。李秀成在护送洪秀全之子(幼天王)逃亡途中被俘,在狱中写下数万言关于太平天国的供状,但在完成供状当天被曾国藩处死。洪仁玕也在江西被清军俘虏遇害。

太平天国运动的遗产

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经历的第一股“南来之风”。这一运动源于遭受歧视的客家人为寻求出路,流落边地,这些底层移民以他们的力量尝试建设理想的乌托邦,希图借此复兴疲敝的中国社会。他们接受异国宗教这一周边世界所带来的冲击,并吸纳之,从而对经历鸦片战争却仍然顽固的清王朝统治予以沉重打击。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吸收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后衍生为毛泽东思想,那么拜上帝会同样是耶和华和耶稣降临这一超自然主义的中国化产物。拜上帝会的理念中蕴含了中国固有的复古主义内容,即恢复正统的传统王朝。但太平天国刚刚步入正轨便发生内部分裂,这决定了该运动的必然失败,而其后的国民革命和国共两党内战中的种种权力斗争亦与这段历史惊人地相似。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作为两个乌托邦理想,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者“大同”的乌托邦理想先由清末维新变法派所继承,后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中得到实践。而后者的近代化路线,是之后中国人一直追求的理想,不仅为洋务运动所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也是这一理想的体现。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太平天国对列强的抵抗,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之下最终失败,但太平天国的抵抗揭开了其后中国抵抗列强入侵的序幕。太平天国的战乱与清政府和列强的血腥镇压造成了无以计数的牺牲者,但这不过才是近代中国所经历之苦难的序曲而已。

在太平天国余波未尽的1866年,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在广东出生。他在同为客家人的洪秀全身上找到了共鸣,立志于革命事业。而据说共产党将领朱德、彭德怀也在童年时代就受到过太平天国传说的影响。后来共产党军队在各地转战时,被迎接他们的农民称为“天兵”,农民认为是太平军又回来了。虽然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其所传播的种子已然在之后的历史中牢牢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