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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对在华企业的积极投资。其关键是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清朝获得了口岸的企业经营权，列强通过最惠国待遇也同样享受，到1902年的八年期间，投资达到五亿两千万美金，相当于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倍。当时日本没有活用该条款的能力，只让清朝承诺不将台湾对岸的福建省的利权赋予他国。在侵略中国方面略迟一步的美国，1899年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主张机会均等，进入中国市场。
“天演论”的冲击与变法派的登场
被列强各国划作势力圈的中国陷入了被瓜分的危机。当时有一张“时局图”，画有秃鹫、狗熊、太阳等各种动物、怪物等吞食下的中国地图，并标有“不言而喻”。现实使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危机感，开始摸索改革的方向。其中严复和康有为的影响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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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出生于福建闽侯县，1877年从福州的船政学堂前往欧洲英国留学，回国后被李鸿章看中成为幕僚。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溃败后，1897年，他在天津创办了以英国的《泰晤士报》为范本的报纸《国闻报》，诉说了改革的必要性。
然而严复名留后世的是他的翻译。1898年，他在归纳、编辑赫胥黎的著作《进化与伦理》的基础上出版了《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天演”基于“物竞（自然淘汰）”、“天择（自然进化）”，其关键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从猿到人的进化，而是猛犸象的灭亡所象征的适者生存的法则。读者认识到“亡国灭种”，即列强控制的世界下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可能遭到淘汰，甚至灭亡。
26 时局图
康有为便出现在这种危机意识高涨的时代背景下。他是广东南海人，在香港和上海接受了欧洲学问，痛感改革的迫切性。中法战争后不久的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提议“改变既成之法”，但未被理睬。回乡后康有为开办了万木草堂，和弟子梁启超等人从事改革的理论研究。
康有为首先把目光投到洋务派系的公羊学派，1891年著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这里的“新学”是指当时儒教主流的古文学派，他指出公元一世纪建立“新”朝的王莽的军师刘歆伪造了古文学的经典。也就是说，康有为主张现在的儒教主流学派是冒充的，应将其丢弃，回到孔子本来的教义。这本著作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遭到了清朝政府禁止发行的处分，1898年他又出版了《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把孔子定位为立志“改制”、即政治改革的人物，顺应时代变化进行改革正是孔子作为圣人的表现。他还把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所在“大同”乌托邦理解为社会进化论，中国从“衰乱”时代进入“升平”的稳定统治、进而转入“太平”之世。康有为认为太古世界是理想社会，与时代一同堕落的中国历史观从根本上被颠覆，这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如同火山喷发一般的冲击。
27 康有为
强学会与谭嗣同的“仁学”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的1895年5月，康有为与为参加科举考试汇集到北京的一千多名文人一道，上书抗议停战并要求改革，被称作“公车上书”（公车是上书给皇帝的中转机构，后指省级科举合格者举人），虽然没有被接受，康有为的名字却广为人知。
通过考试被选作进士后担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并不像洋务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成为高官的幕僚推进近代化，而是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1895年8月强学会诞生，会长是对改革表示理解的洋务派官僚张之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顾问，并呼吁改革派中的年轻官僚参加，后来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也名列会员之中。
强学会拥有强学书局这一出版机构，梁启超编辑启蒙杂志《中外纪闻》，致力于介绍外国的情况。广东、湖南等地也成立分会，上海发行的《强学报》按照康有为的意志把孔子奉为国民统一的象征，使用孔子纪年（以孔子去世之年为元年的纪年法）代替清朝年号。该杂志以不逊的罪名被禁止发行，取而代之的是1896年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当时的发行数量创纪录地达到了一万三千份。
28 谭嗣同
29 《仁学》封面
1898年4月，康有为为拉拢各地的政治势力，在北京设置了保国会。然而正如洋务运动以地方为中心一样，变法运动据点的南方各省，特别是湘军诞生之地，即甲午战争后巡抚陈宝箴等改革派官僚聚集的湖南。这里要注意的是浏阳县出身的思想家谭嗣同，他主张把梁启超聘到时务学堂这一新开的学校。
谭嗣同在著作《仁学》中，提出了万物由“以太”构成的独特的世界观。他批评蒙古和满洲把残忍野蛮的性情带到中国，“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称天府膏腴，入相出将，衣冠耆献之薮泽，诗书藻翰之津涂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指出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北方由于异民族的统治而衰退。而如今正是中华民族奋起之时，限制专制国家的强大权限，给予人民勇气至关重要。他还控告湘军的掠夺行为超过了太平军，矛头直指乡土英雄曾国藩等，认为他是无视法规的知识分子。
该篇文章攻击清朝而未能在当时的中国公开，谭嗣同死后由梁启超在日本发表。并不是所有的变法派都是这种想法，实际上，康有为就希望通过强化皇帝的权力来进行“从上而下的改革”。然而正如某保守派官僚批评保国会的目的是保卫中国，而不是保卫“大清”一样，变法派的主张具有动摇清朝统治体制的可能性。
变法运动与戊戌变法
日本模式的提起
公车上书后仍不断上书的康有为，1898年1月终于迎来了到总理衙门陈述己见的机会。当时他高度评价了作为改革模式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在呈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中写道，“吾国甘于弱亡，不愿改制则已，如欲保全，不能不变法，欲变法又恐其错误，则日本为吾之前躯矣。其守旧之政俗与吾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极力主张向甲午战争的对手日本学习。
康有为提出以下几点具体政策：（1）宣布实行维新，决定基本方针（相当于明治维新中的五条誓文）；（2）设制度局，任命参议作为改革的中央机构（相当于王政复古的大号令，设置三职）；（3）设待诏局，录用人才（相当于参议院）。他甚至指出“吾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有为之所以这么推崇明治维新，是由于变法派同志当中有号称中国第一的日本通黄遵宪的存在。
30 黄遵宪
31 《日本国志》
黄遵宪出生于广东嘉应州的客家，1877年作为最早的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参议）前往日本赴任。起初他对明治维新感到怀疑，在隅田川观赏樱花时惊叹于樱花的美丽，成为日本迷。随着观察的加深，正如“变为洋式，改旧换新，更胜一筹而自立”一文中所提到的，他认为中国要保持独立，不能缺少日本所引进的欧洲各项制度。1887年，他完成了大作《日本国志》，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并呼吁中国也予以采用。
起初黄遵宪的提议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甲午战争后，他回国在上海参与了《时务报》的创刊，担任湖南按察使、致力于变法运动。据说梁启超感叹说，如果该书意见早日被采纳，清兵不至于遭受重创。虽然康有为也很早就注意到日本，日本模式的改革方案的信息很多都出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戊戌变法拉开帷幕
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下，年轻的光绪皇帝“不愿成为亡国之君”，面对康有为上书时所主张的效仿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利用皇帝的权力推进改革，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如前所述，当时清朝的实权仍掌握在隐退的西太后手中，对名义上的“亲政”心怀不满的光绪帝和他的心腹们，开始了与西太后一派的权力斗争。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施变法。五天后光绪帝接见了康有为，听取了他进行改革的意见。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章京（大臣辅佐），迅速以皇帝命令、发表“上谕”的方式公布了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了设置制度局、废除科举中的八股文、引入西学的考试科目、设置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选拔谭嗣同等年轻官僚进入中央政府、进行行政改革、削减冗员等，一百多天发出了二百多项指示。
这些改革方案首先介绍了日本的经验，然后结合中国的现实提出新政策。例如效仿1871年岩仓具视等人历访欧洲各国，派遣宗室、王公视察外国，还模仿伊藤博文等设置官报局的做法把上海的《时务报》改为官报，在北京发行等。其内容也比以往的变法派言论更为稳健，在议会问题上康有为认为为时尚早而取消。
然而保守派的官僚们对这些措施强烈反对，原本同情变法的张之洞等地方大吏也不能适应这种迅速的变化。西太后在变法开始后立即罢免了光绪帝的“帝师”翁同龢，命保守派荣禄任直隶总督牵制变法派。两派相持之际，很多地方官员唯恐受罚而对事态持观望态度，改革未见进展。当初赞成变法的英国公使窦纳乐报告本国说，“皇帝正在学习颁布改革上谕与顺从是不同的”。
光绪帝对变法的停滞感到焦虑，9月7日罢免了批评变法派的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一职。西太后命令荣禄在天津召集军队，准备对变法派进行武力镇压。康有为等人从光绪帝的密诏中得知事态紧迫，计划发动政变幽禁慈禧太后夺取权力，然而他们不具备实施政变的军事力量。于是9月18日谭嗣同不顾个人安危，访问了强学会会员、正在训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请求他杀死荣禄并包围颐和园。
32 光绪帝（《清史图典 光绪、宣统朝》）
谭嗣同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袁世凯不答应，便和他同归于尽。谭嗣同也认同日本志士所倡导侠义精神，认为为了改革有必要作出“牺牲”。袁世凯觉察到谭嗣同誓死一搏的心情，当场答应合作。然而，本来就是李鸿章弟子的袁世凯，当天就夜访荣禄通报了变法派的政变计划。
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与戊戌变法
以北京为舞台的变法派与保守派在明争暗斗，正当此变法派、保守派的对立达到顶峰时，伊藤博文来华访问。当时正逢元勋内阁刚刚垮台，伊藤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前来，其目的是为了牵制沙俄与清朝联合、以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部的势力。
号称明治维新功臣的伊藤博文的访华，使陷于困境的变法派看到了希望。根据伊藤写给夫人的信件，他到达天津后受到了热烈欢迎、纷纷要求他帮助中国。事实上，当时中国有人提议，聘请伊藤作为顾问来负责改革。
然而伊藤冷静地分析了支持运动是否有利于日本的利益。9月14日抵达北京后，他觉察到保守派占有优势、表示“（总理衙门的各位大臣们）好像并不赞成变法。而且近来采纳年轻人（指变法派）、撤下有经验之人（指李鸿章），过于唐突”，与变法派拉开了距离。
随着保守派采取武力镇压的可能性增加，9月18日康有为特意前往日本大使馆拜访伊藤博文，请求他劝说西太后支持变法。然而伊藤博文态度冷淡，形式上的推辞使康有为深感失望，叹道“侯爵轻蔑敝国甚矣”。9月20日，伊藤博文拜见光绪帝。光绪帝对伊藤以亲王礼节相待，高度赞扬他在明治维新上的功绩，并要求他协助改革，大胆提出意见。然而，伊藤回答道，“皇上锐意变法。虽不知皇太后圣意如何，但唯恐皇太后与皇上意见一致才能成功变法”，言下之意判断该运动的成功率很低。
果然，21日保守派发动戊戌政变，西太后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再次从政，并开始搜捕变法派，康有为在英国的帮助下逃到香港、亡命日本。逃到日本公使馆的梁启超在伊藤的指示下乘上日本军舰，逃过清军的追捕被送往日本。当时，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逃命，谭嗣同则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拒绝了逃亡的建议。结果谭嗣同被捕后处刑，除了京师大学堂以外，改革无一成果。
变法运动是中国首次尝试的以外国为原型的全面性的社会改革。它由南方出身的知识分子们挑头，把边境发生的新的社会现象带到了帝国的首都。不言而喻，运动缺乏大众基础，未能动摇庞大的官僚体制，便被扼杀于笼中。而且，仅仅依靠皇帝个人的权威来推动，改革内容薄弱，结果还被卷入宫廷内的权力斗争。再加上列强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并向清朝施加压力要求减轻对黄遵宪等变法派官僚的处罚，使得西太后与列强的关系恶化，进而走上了对外强硬的道路。
另外，变法运动开创了中国民族运动的先河，这时人们开始质疑“保国”的意味。这是因为康有为等的目标是勤王运动，即以清朝的存亡为前提的改良运动，而阻碍改革的势力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体制。变法派中，例如谭嗣同，把清朝视作异民族王朝，并不认为其存亡是至上问题。是“中国”还是“大清”，在以后的义和团运动中也成为焦点所在。
变法派将日本的明治维新定为改革的模型，之前中国人眼中的“东方小国”日本变为“同文同种”的国家而加深了亲近感。这种感情在变法运动遭受挫折后仍然残留，并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然而就像伊藤博文的行动所示，日本对这些亲日派的靠近并未给予回应。严复的“亡国灭种”论虽然带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强烈的冲击，但实际上当时受“弱肉强食”的国际形势所左右的是日本。
反基督教事件和义和团的出现
宗教的时代
戊戌变法仅过去两年的1900年夏，北京掀起了狂热的民族热潮。处于社会边缘的下层民众们成为主人公，他们对所有和外国相关的事物、尤其是基督教进行猛烈的攻击和破坏。列强将义和团运动指责为“对文明之罪恶”，中国国内也多认为它是迷信而盲目的排外运动。康有为也认定“义和团是后党”，即西太后操纵下与外国势力敌对的运动。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国内学术界的这种看法发生很大变化，将义和团运动看成是与中国革命相连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然而如何看待该运动的目的和起源及其宗教性，至今尚没有定论。
这里不能忽视的是，19世纪的中国是宗教的时代这一点。刚才我们提过的严复的《天演论》传播的进化论，不是因为它源自近代科学的成果，而是作为预言国家和民族存亡的一种终极思想而被接受。下面，我们将不以当今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而是尽可能地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考察运动的全貌。
基督教的中国传教与仇教事件
19世纪中国真正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天津条约》对“内地传教权”的承认。外国传教士通过医疗、教育等领域，作为近代文明的传播者进入中国社会，逐渐获得了许多的信徒。
以往的研究有些认为这些传教士是列强侵略的先头部队，评价中国信徒是凭借教会权威施暴的无赖。事实上，传教士中有不少人热衷于传播福音，对中国的习俗不予理解并且态度傲慢。信徒当中也有被称为“基督教饭桶”的人，他们是那些为寻求经济保证而加入基督教的人。
事实并不如此单纯。中国的教徒中有处于社会弱势地位、迫切寻求庇护的下层民众。例如广东南部的赤溪（旧新宁县，现在的台山市）现在仍有天主教徒，这里在19世纪中叶是广东人和客家人发生武力斗争的地方。失败的客家人被追赶到贫穷的赤溪地区，地方政府也称他们为“客匪”而进行镇压。和解后，新设了“赤溪厅”这一行政单位，客家人在此聚居，天主教传教士来此传教后很多客家人入教。他们在清朝体制下流离失所，转向寻求教会的庇护，其子孙后代也认为“天主教的主教会劝说皇帝而救助我们”。
还有一件饶有趣味的事例是，义和团的源流白莲教等宗教组织的会员中，有不少人加入了基督教。白莲教起源于宋代，是佛教系统下的民间宗教组织，由于被视作异端受到政府的压迫，屡次高唱“弥勒下生”发动大规模叛乱。进入清朝后，1796年湖北、四川教徒高喊“官逼民反”，发动起义，1813年林清、李文成等一派攻入北京的紫禁城。经过该事件后清朝进行了严厉的搜捕，1863年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白莲教五大旗叛乱被镇压，这时组织已基本被毁。
遭受压抑的白莲教徒们，为免于中国官府的镇压而寻求教会的庇护。他们多为全家或全村入教，义和团发源地的山东、河北则规模达到数千人。19世纪70年代，华北遭受严重的饥荒，传教士认为这是传教的机会，因而纷纷兴办慈善事业，扩大了在当地的势力。
而对多数中国人而言，基督教的活动是一种异类的、缺乏正统性的政治权威的抬头。基督教得到承认后，传教士们要求归还清朝初期禁教之前天主教会属下的财产。他们还介入中国信徒们的讼诉问题，给中国地方官员做工作、争取对信徒有利的判决。如果没有效果，传教士们便向各国大使馆提出问题，通过外交手段来施加压力。
传教士利用外交特权支援信徒，这种手段比中国的官僚机构进行得更为迅速。中国存在清朝统治机构和基督教会双重权力，为寻求保护而入教的情况增多，同时也引起了其他中国人的反感。把儒教文化视作正统的科举精英们拒绝接受欧洲文化，再加上对原本处于社会劣势的中国教徒的歧视，被称为教案的反基督教事件频发。
多数教案事件起源于谣言，例如建设基督教堂后不再下雨，教堂的孤儿院杀害儿童并挖出内脏制造药品等。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就是其中一例，群众怀疑教堂拐骗儿童，包围教堂并打死了开枪的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二十四人。对此法国派出军舰到天津湾，强硬要求惩罚地方官。清朝派出谢罪使的同时，还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处理此事。
33 北京的天主教堂（北堂）
曾国藩处死了与此事无关的消防队员以平息事态，他所说的“即使外国人有过错，也不能在公文中记载。此乃对外国人怀柔之法”传到外界，反而激怒了人们。之后，此事件渐渐脱离了科举精英的主导，1891年的长江教案就与哥老会等的秘密结社有关。
义和团的登场
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水浒传》中描绘的梁山泊108位好汉曾活跃的舞台山东西南部，出现了被称为大刀会的武术团体。其首领是居住在曹县的刘士端，教授人们白莲教相传的宗教武术金钟罩。
白莲教原本就是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内容的文派，拥有利用拳棒术来锻炼身体的武场组织。文派不时遭到政府的镇压，而表面上与白莲教无关的武场却逃过举报，因其实用性而在农村社会广泛建立了基础。金钟罩的特点是咏唱咒语、喝符水而从神仙处获得不死之身，但其宗教性面对清朝统治力衰退这一危机、抓住了寻求保卫故乡的人们的心理。
大刀会抓捕强盗赢得地方官员的信任，同时召集数千人的集会加以宣传。此时，村民与天主教徒发生土地纠纷，向刘士端寻求庇护，大刀会便袭击了天主教堂。政府逮捕了刘士端并将其处刑，更激化了大刀会对教会的敌意。1897年11月，大刀会为报复教会在巨野县杀死两名德国神父，德国以此为由占领了胶州湾，点燃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导火索。
同一时期，山东西北部冠县梨园屯村的村民和天主教徒围绕寺庙土地对抗了将近三十年。教会从近代的价值观出发，认为土地归信徒私人所有，可由本人意志决定来建设教堂，而村民则从传统习俗出发，认为土地公有，不允许私自处理而提出控诉。该事件带有中国农村首次经历与近代欧洲的文化冲突的性质，然而地方官的裁决有利于天主教，为表示警告判处村民代表入狱半年。
这场诉讼失败后，被称作“十八魁”的血气方刚的贫困男子们挑起了反抗教会的运动。他们找到1896年住在威县的梅花拳首领赵三多，成为其弟子并希望得到赵帮助。梅花拳和金钟罩都是宗教性很强的拳法，历史悠久。赵三多将其改为意为“义气和合”的义和拳，在梨园屯村召开集会对抗教会。法国效仿德国以强硬姿态介入后，1898年义和拳打出“顺清灭洋”的口号与教会和官兵战斗。
1899年大刀会波及山东西北部，改名神拳展开活动。被称作“马子”的巫师登高呼唤孙悟空、关羽等日本人也熟悉的神仙下凡，神仙降临人体后成为不死之身。神拳的领袖朱红灯身着红装，据说有超凡能力、可治愈百病。当时的山东每年黄河泛滥犹如末日，人们对德军的侵略感到强大的压力。他们创造巨大的演剧空间，牺牲基督教会和信徒进行暴力性的庆典，试图让疲惫的世界重生。
8月，朱红灯在平原县起义，与前来镇压的官兵交战。然而，山东巡抚毓贤素来反感外国武力的侵略而持消极态度，将强行镇压的知县撤职，神拳活动愈加活跃。11月朱红灯被官兵捕杀；12月，冠县的义和拳再次起义，反教会运动的范围日益扩大。神拳和义和拳最终合并，诞生了更为正统的公众组织“义和团”。
北京的义和团与清朝、列强
义和团攻入北京
列强感到山东义和团势力扩大带来的威胁，要求清朝解除毓贤的职务。巡抚一职转而由列强支持的、统领着当时中国最现代的武卫右军的袁世凯担任。列强希望他严厉镇压义和团，但毓贤对义和团的柔软姿态来自清朝内部保守派的意向，袁世凯也无法忽视这一点。
1899年后半期，义和团的活动扩大到直隶（今河北），1900年春天出现在北京、天津。山东出身的小商人、短期劳动者等流动性大的下层民众承担了传播的任务。现在以天津为正宗的“相声”，便是以山东方言为主的农村为笑料。山东曾是华北的“边境”，当地的贫民被人们尊称为“山东师傅”，开始向城市居民传授消灭“洋（外国）”的不死身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