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主力多为十几岁的少年们,还有被称为“红灯照”的女子组织。红灯照的首领林黑儿是出生在大运河船夫人家的流浪艺人(另有娼妓的说法)。她自称是黄莲圣母转世,可飞扇升天。林黑儿前往天津时人们都在运河两岸焚香,据说连直隶总督都在她面前下跪。处在社会底层的这些人们凭借“超人”之处颠覆了秩序,创造了非同寻常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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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义和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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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打出的旗号是著名的“扶清灭洋”。这里的“清”并不是指清朝,而是指因外国势力和宗教的侵入而衰退的故乡,或指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伦理以及它们所折射出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秩序。这也可以说是最初的民族主义的表现。

“扶”是指帮助、支撑的意思,和义和拳口号中的“顺”相比,可以看出带有从上俯视清朝国家而“扶助之”的傲慢的、能动性的色彩。后来清朝屈服于列强的侵略开始镇压运动,义和团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要打倒清朝。也就是说,戊戌变法未能超越的改良运动的界限,义和团则凭借其边缘性和大众性做出了尝试。

义和团从社会边缘部发动,试图唤醒中华世界,而另一方面,身处北方的人们拒绝从南方吹来的新时代之风。例如,天津的义和团把精通外国、多在租界工作的广东人等南方人称为“二毛子”而加以排斥。义和团还在每次战斗时制作“得胜饼”,此举来自清军在天津郊区击退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典故。

义和团标榜替天行道,对敌人无情镇压。他们强迫中国基督教信徒退教,违抗者不分老少一律处斩。

清朝宣战与北京笼城战

对义和团的活跃,列强公使们屡次提出抗议,逼迫清朝在处理义和团问题上做出决断。5月31日列强出于防备派出约四百人的军队送往北京(第一次派兵),清朝内部的保守派强烈反对,军机大臣刚毅评价义和团为“义民”,北京的义和团势力进一步壮大。

清朝内部的亲义和团势力,试图利用义和团来打倒自己的政敌。他们的对手是“一龙二虎”,即光绪帝、李鸿章等,之后他们断送了五位大臣的性命。本来就缺乏领袖能力的清朝保守派们,不具备控制义和团的力量。

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两千名增援部队从天津出发,16日清朝中央召开御前会议,讨论了义和团问题。会议就把义和团看做“义民”还是“乱用邪术之乱民”争执不下,西太后言道:“法术不可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义和团支持论占了主流。17日联军炮轰天津大沽炮台,西太后终下决心,21日谴责列强“无礼横行”而宣战。

位于紫禁城东南的公使馆区域居住了八百名外国人以及三千名来此避难的中国人信徒。西摩尔的援军由于铁路被义和团破坏而未能前进,6月11日前往车站迎接的日本杉山彬书记官被清兵杀死。19日清朝勒令公使馆在24小时内撤出,20日开始进攻。

守卫使馆区的军队中有五十余名日本人,指挥官是柴五郎。他是戊辰战争中的败将会津藩士之子,在战争中失去双亲和妹妹,维新后被送往严冬的下北半岛度过了极其贫困的生活。历尽艰辛后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在萨长阀势力滋长的军部作为情报将校崭露头角,义和团运动时担任大使馆附属的武官前往赴任。其兄是日本第一位写作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的柴四郎(东海散士),小说与朝鲜的暗杀闵妃事件有关联。

柴五郎率领的日本部队在这场战斗中大展身手。尤其是其军纪严明,统率到位,很好地保护、利用了中国信徒这一点,受到了列国公使的赞赏。柴本人也描述义和团道,“有武器之人甚少,仅挥刀枪之徒,大不足以为惧”。然而守卫部队担心的是武器、弹药和粮草的不足。西摩尔的援军受到义和团和清军攻击退回天津后,甚至有人因极度失望和疲劳而精神失常。

八国联军与北京议定书

义和团战争爆发后,列强各国出于各自的情况和考虑未能迅速采取行动。英国正值布尔战争之中,美国也为对付菲律宾的独立运动,无法向中国增派兵力。德国由于公使克德林被刺积极准备派兵,却苦于离北京太远。只有沙俄和日本有派兵的可能性,事实上,沙俄以保护东清铁路为名向东北地区派出了六千名的兵力。

日本一面关注沙俄的动向一面准备出兵,然而由于三国干涉而放弃了旅顺、大连的教训,使日本对未能得到“列强一致同意”的行动保持谨慎。起初英国警惕日本派遣大军而掌握主导权,但随着北京使馆守军日益孤立,为防止沙俄扩大权益还是要求日本派兵。于是,长州阀巨头陆军大臣桂太郎在7月6日派出了八千名士兵。

在之前的临时派遣军出发之时,桂太郎激励司令官福岛安正道:“你此行是为了向列国付保险费。务必战死沙场。你率领的小部队就算全军覆没,也将给未来的日本留下伟大的功绩。”日本认为这场战争是加入列强队伍的机会,一心要宣扬其作为“远东宪兵”的存在感。福岛和柴五郎都是为实现明治维新以来的愿望的“保险费”即垫脚石。

福岛率领的先遣队于7月14日占领天津,八国组成的联军约两万人(其中一万日军及沙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军)从8月4日开始对北京发起进攻。清军的装备虽胜过甲午战争时期,却由于缺乏系统指挥未能展开组织行动,被各个击破。义和团据说虽然“士气高扬,英勇抵抗”,“给列国军队造成极大损失,出乎意料,敌人也感叹不已”,可在现代武器面前其实也死伤惨重。

8月15日联军攻陷北京,“解放”了使馆守军。之后联军又展开报复性袭击和掠夺,日军也从清朝国库瓜分到四百万两马蹄银。一部分师团首脑因贪污部分钱款被发现而引起了所谓的马蹄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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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八国联军的监督下,清廷官军处决义和团拳民

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后,西太后任命长年从事对外交涉的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议和。联军攻入北京后,西太后乔装改扮后带着光绪帝逃往西安。对她而言,这是自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以来的第二次逃亡。9月14日,清朝改变态度下令镇压义和团,袁世凯对义和团进行了无情镇压而得到了列强的欢心。然而,试图依靠“人心”而对列强宣战的清朝,受到了无法挽回其没落命运的巨大打击。

给义和团战争拉上帷幕的《辛丑条约》(又称《北京议定书》),一直拖延到1901年9月。其原因是英国和沙俄围绕中国权益产生矛盾,未能协调各国的赔款要求。结果是,清朝要向列强支付庞大的赔款,即三十九年的年赋9.8亿两白银。而且承认北京的公使馆区域外可驻扎外国军队,以及到山海关的各个要地的驻兵权,为日后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埋下了伏笔。

然而,《辛丑条约》和甲午战争后瓜分中国相比,没有出现割让领土和取得新利权的要求。实际上,日本试图占领台湾附近的厦门,但由于英国等国的反对未能成功。谈判过程中沙俄要求割让东北三省,却由于被称为忠义军的义和团剩余力量的抵抗而失败。正如八国联军总司令官德国的瓦德西所言,“欧美、日本的任何一国,都不具备统治占据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民众的智慧和兵力。割让乃最下策”。义和团以滚滚怒涛和巨大的牺牲,挽回了中国沦陷为殖民地的危机。

另一个义和团:中国人移民问题与抵制美货运动

日本人的义和团观和中国保全论

日本国内对义和团战争的反应,比甲午战争更为冷静。《万朝报》的随军记者堺利彦对战争表示怀疑,并由此开始接近社会主义、反对日俄开战。幸德秋水在高唱反战论的同时追究马蹄银事件,使长州阀的潜力新人真锅斌少将(第九旅团长)受到了辞职处分。

另外,饶有趣味的是《女学杂志》上刊登的青柳猛的论文《义和团赞论》。青柳是秋田县出身的自由主义作家,他的著作之一《恋爱文学论》曾受到过禁止发行的处分。他认为义和团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外国人和基督教的傲慢,日本抢夺台湾引起了列强瓜分中国,责任不可推卸。他评价义和团行使武力如同将强盗赶出家门,属于正当防卫,甚至发出“义和团志士们勇敢战斗吧”的声援。

虽然不像上面这么明确,当时日本有不少对列强的暴行表示愤慨的论调。其中还出现了以日本为中心,与中国联合对抗西方世界的亚洲主义论。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主张的中国保全论就是代表的例子。

东亚同文会是1898年为实现东亚的共同团结而成立的政策促进团体,与洋务派官僚刘坤一等人联合。1900年建成的南京同文书院不久搬迁到上海改为东亚同文书院,成为日本研究中国的中心。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是后来成为首相的近卫文麿的父亲,主张“中国之危机即日本之威胁”,反对列强瓜分中国。他还在1900年9月结成国民同盟会,批评沙俄出兵东北是为了扩大利权,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果断措施。

东亚同文会的观点把中国的地位置于日本之下,日本处于领导立场来“改善”中国并导向文明,带有强烈的优越感。虽然高唱日中的共存共荣,实际上却强调日本的国家利益,成为走向1904年日俄战争的一股潮流。但是这种论调与中国提高对日本的关注相呼应,日中之间产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密切交流。也就是说,以义和团为契机,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产生共振,吹响了亚洲主义的曲子。

美国的反华侨暴动与黄祸论

下面让我们把眼光转向世界,华侨即中国移民的出国迎来了高潮。中国人海外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明朝初期郑和远征海外时,苏门答腊岛就有许多华侨居住。成规模的移民出现在18世纪,中国国内人口的激增加快了边境的开发,《北京条约》规定中国人可以合法出国,于是许多华侨远渡正逢淘金热的美国,从事金矿开采或大陆贯穿铁路的建设。

这些移民多半从事苦力贸易而被强行送出,为返还借下的旅费被迫从事受到束缚的严酷劳动。1860年在香港受到保护的107名移民证明说,他们被经纪人和士兵诱拐、施暴被迫出国,继而被卖给移民船。当然华侨中也有人出身比较富裕,接受亲友的援助自费出国的,移居后也利用故乡所学的商业、手工业技术获得成功。可以说这些华侨的成功经历左右了东南亚的经济。

但是,美国移民大多来自广东西部的贫困地区,从事价格低廉的非技术性劳动或体力劳动。被称为“猪花”的妇女移民,多数沦为娼妓。资本家很重视他们,却造成了爱尔兰移民下层工人的失业和工资降低。因此,1870年美国经济陷入不景气时,各地出现了排斥中国移民的动向并发生了暴动。登陆的移民被咒骂、投掷石头,中国工人中甚至有受到围攻而致死的情况。

移民聚集的旧金山出现了唐人街,但是由于其恶劣的生活条件和习惯上的差异,鸦片、赌博、卖淫等造成了人们对中国人的人种歧视。1882年,中国人移民限制法出台,规定未来十年中禁止中国人移民。之后法律进一步被强化,适用于华侨众多的菲律宾和夏威夷。1904年美国政府要求再次延长时,遭到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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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美国早期漫画中的华人

这些对中国移民的歧视和迫害,造成了日俄战争后对日本移民排斥活动更加激烈。其理论基础是黄祸论,即流传在欧美的对黄色人种的警戒论。当时美国大肆宣传所谓的“西部变成黄色、南部变成黑色(黑人),白人将被挤到大西洋海岸”,加剧了美国原有居民的危机感。义和团之所以被称为“对文明之罪恶”而受到列强的强烈批判,正是他们在现实中接受了黄祸论的表现。

黄祸论中社会进化论的另一个侧面是关于白色人种优越性的观点,认为欧洲文明和基督教负有“教化”有色人种的使命,当然这也成为中国反对传教士的原因。相反受到三国干涉的日本,与黄祸论相反提出了“白祸”。刚才所讲的“义和团赞论”和“中国保全论”就是在这种欧洲与东亚的文化摩擦背景中产生的。

对美国产品的抵制运动和民族主义

我们熟知的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传达了中国人移民美国后的困境。当然这部小说描写了黑人奴隶悲惨的命运,它的翻译者林纾等人,建议把该书当做理解同胞们悲惨现状的纪实文章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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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梁启超

其次向中国国内传达中国移民受到排斥这一讯息的,是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梁启超。他在1903年为增加见闻远渡美国,翌年出版了《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人受到排斥的经过,批评人种歧视违反了美国《独立宣言》的理念。他还介绍了夏威夷的记者陈仪侃提出的抵制美货的手段。

梁启超从1899年开始对夏威夷、澳大利亚的华侨展开勤王运动,乘清朝忙于抵抗义和团的空隙准备起义。虽然计划最终失败,但他与革命派孙文等各种势力接触,摸索如何进行合作。与把义和团看做西太后一派的康有为不同,梁启超评价它是“爱国行动,虽有勇无谋,君子同情之”。虽然他认为抵抗运动也应讲究文明,但如果抵制美货运动实现的话,将“成为国民对外思想发达的先驱”。

最初点燃抵制美货运动导火索的是孕育了众多美国移民的广东。1905年5月,广州的富裕商人调查了美国产品的商标,呼吁人们不要购买。广东籍的墨西哥华侨在上海的美国大使馆前示威自杀后,广东各地举行追悼集会,抵制运动扩大。运动扩大到上海、天津,上海的商人团体也达成一致不购买美国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