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清帝国的黄昏
——末代皇帝与辛亥革命

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和日俄战争

一百年前的日本留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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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走在东京的街道上,一定能听见外语,特别是汉语对话。池袋和新宿等地的闹市区别具唐人街的风格,连日本的唐人街老字号横滨和神户都要稍逊一筹,原因是很多中国人在日本留学或居住,而恰好一百年前中国也掀起了留学热。当时被称为“清国留日学生”。

20世纪初的这批日本留学生中,包括不少以后领导中国的优秀人物。中国近代文学之父鲁迅(原名周树人)就是其中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也曾经留学日本。变法运动的领导人梁启超等人曾在日本活动,革命派的孙文也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等,日本可以说是中国新时代的摇篮。从本书的视角来看,日本比起广东和外国租界,地处更为遥远的东亚世界的边境,更能保有使中国重生的能量。

然而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们,与当代的留学生一样对日本的习惯感受到了文化冲击。他们对日本的文化有各种看法,日俄战争时则支持日本。但是日本人反应冷淡傲慢,很多留学生因此受到伤害。“留学生来的时候是亲日派,回国的时候是反日派”,这种现象现在仍多存在于亚洲留学生当中,不得不说其根源深厚。

下面就把一百年前他们的足迹,当做折射日本社会的一面镜子来观察。

派遣留学生与日本冲击

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始于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正如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所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培养担任改革的人才留学很有效果。日本被选为留学国家的最大理由是,为引进欧洲的学问、技术而以日本的经验为参考。而且,清朝由于义和团战争的失败而难以维持体制,而日本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立宪君主制,比起采用共和制的欧美各国更能够放心地派送留学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留学取得的学位逐渐可以替代科举获得的功名。起初只有十几名的日本留学生到了1905年增加到8 000名,1906年则急剧增加到12 000名。

来到日本的留学生,由于日本和中国生活习惯的差异受到了冲击。首先他们不能忍受的是日本饭菜,某留学生在日记中写道,吃饭只有“一菜一汤”(中国一般为三菜一汤,三样菜和汤)太寒酸,淡而无味,虽勉强接受生鱼片,却实在不合口味。生鱼片至今仍不太为中国人接受,其他的如生鸡蛋、生萝卜(腌萝卜)、冷饭(便当)、发酵的大豆(纳豆)等都被敬而远之。而且饭菜的做法和招待标准日中两国也不同,日式的宴席把盘子放在地上(不使用高桌),没有荤菜等也是不受青睐的理由。结果很多留学生还是往返于中国菜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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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日本留学时代的鲁迅(1909年 东京)

然而中国留学生最感到惊讶的是日本传统中保留的古代中国习俗“唐代遗风”,与欧洲文化融合的近代日本的风貌。

首先他们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古典中才能见到的食(现代汉语为吃)、饮(喝)、犬(狗)等汉字在日本日常使用,街角到处可见春秋时代“吴”国命名的“吴”服屋,似乎穿越时空回到了古代。特别是对于不满清朝统治的汉族知识分子们而言,保留了“260年前的我大汉民族”的传统的和服(他们起码这么想),成为煽起他们反满情绪的绝好材料。甚至有的留学生把清式服装称为“胡服(野蛮人服装)”而撕毁。

另外,对接触到日本近代的一面的留学生来说,对女子教育所代表的国民教育的普及感到新鲜。有的留学生感叹“欢笑”着在街上行走的女学生,比起缠足在家闭门不出的中国女子仿佛昭示着女性已走向社会。1900年后开始派遣女留学生,著名的妇女革命家秋瑾就曾在实践女学校的速成班学习。日本到处都有小学,义务教育就学率之高震惊了清朝的考察团。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各地的地方精英兴建小学,就与中央政府之间产生了政治矛盾。

为寻找改革出路来到日本的留学生们,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人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例如,1902年,讲道馆创始人、《姿三四郎》中矢野先生原型的嘉纳治五郎成立弘文学院,致力于接收中国留学生。此时的嘉纳以儒教为中心从事留学生教育,他的学生鲁迅被叫去参拜汤岛圣堂的孔子,后来他回想道:“对孔子感到失望才来到日本,又要去参拜,有一段时间心情很别扭。”

嘉纳治五郎还劝诫热衷于革命运动的留学生,认为如果中国现在发生战乱,“必将分裂”。留学生们却认为,嘉纳的“和平主义”只会助长“统治者的腐败”,必须要有“外国人的干涉”。嘉纳倡导亚洲的大同团结,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年轻敏感的留学生们却对这种亲华的明治知识分子的传统主义感到不满,对他们潜意识中抱有的对现实中国的歧视思想提出反抗。

留学生的反清与反日

中国留学生通过日本生活的经验接触近代价值,痛感到有必要改变中国。他们首先做的便是剪掉被外国人嘲讽为“猪尾巴”的发辫。

无须多言,发辫是来自满族的习俗,立志推翻清朝的天平天国将士都蓄着长发。清朝考证学的名家、“学问革命家”章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县人)剪去长发以示排斥满族,而同样剪去发辫的鲁迅则表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只是不方便”。对很多留学生来说,发辫象征着中国的落后,如果换成行动方便的发型,日本式的富国强兵就有可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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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陈天华

然而,清朝对于留学生剪去发辫的行动感到不快。甚至警惕他们转向于革命运动,开始通过日本政府来取缔留学生。1905年日本颂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则事件,要求中国人就学的学校监督他们在校外的活动,不接收在其他学校受到退学处分的留学生等。对以上措施,留学生们表示反抗,以“日本政府不尊重我们的人格”为由结成同盟罢课。当时的《朝日新闻》将此事恶意报道为“清国人的放纵卑鄙”,革命派活动家陈天华在大森海岸投海自尽,2000名留学生同时回国以抗议日本政府。

日清两国政府的态度将留学生逼上了反体制的方向。日俄战争的影响更坚定了他们反清、反日的决心。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是围绕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三省权益而引起的战争。起初,第四次伊藤博文内阁提倡日俄协商论,摸索共存的途径,但是,与沙俄争夺中国权益的英国想借助义和团战争中受到好评的日本军事力量,于是在1902年与桂太郎内阁结成了日英同盟。随着近卫笃麿的国民同盟会、国家主义者头山满的对俄同志会的成立,国内舆论转向了主战论。

在这种形势下,1903年4月,留学生们在东京成立了拒俄义勇军,抗议义和团战争时出兵的俄军霸占东北地区。得到日本公使通报的清政府认为该运动是革命派策划的,解散了上海、北京召开的反俄集会。留学生由此认识到清朝毫无前途,转身投向革命。

日俄开战的消息传来,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把日本作为黄色人种的代表而加以支持,并为日本的胜利感到由衷的喜悦。然而,随着日本屡次战胜,他们发现日本人的态度有所变化。某留学生在列车上遇到出征的士兵,被骂成“我们为了中国而战,竟然不知羞耻来留学!”。还有人被路边的日本人往身上扔石头。

这场战争中,日本军队在著名的旅顺203高地之战中的战亡人数达59 000人,而1905年的《朴次茅斯条约》中未能获得赔款,愤慨的人们发起了日比谷烧打事件。很多人把眼睁睁看着国土成为战场而标榜“局外中立”、束手无策的清朝被看做“东亚病夫”,用对中国留学生傲慢态度,来弥补未能得到满足的战胜情绪。

日俄战争后日本的野心更加露骨,进一步加深了留学生的反日情绪。有这么一个小插曲。有一天,日本人的小孩到留学生家里玩。小孩看到房间里的中国地图便说,“这里将来也是日本”。留学生吃惊地问他为什么,小孩说,“老师说支那人懒惰将灭亡,灭亡了支那就是日本的了”。当时日本的小学教授沙俄、中国的“敌国情况”,留学生对日本社会这种把对中国的敌意教给孩子的狭隘器量感到深深的失望。加上日美在南满洲铁路的共同经营问题上出现对立,使留学生们明确认识到日本已站在列强侵略中国的前列。

1907年开始,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减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3 000名留学生回国。之后虽然也得到继续,但是日本留学潮再也没有出现。20世纪初民间展开的日中友好,虽有嘉纳治五郎等人的善意和努力,却未能取得成果。

孙文的出现和日本

孙文的生平和洪秀全

这时辛亥革命的领袖孙文出现了。他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县(现在取自孙文的字号而命名为中山市)。这里离澳门很近,容易受到欧洲的影响,洋务运动时的活跃分子容闳和郑观应就在此出生。而且孙文最初的对手康有为、梁启超也是广东出身的同乡,可以说他是以广东为震源中心的新时代的宠儿。

评价孙文时重要的一点是,他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共同点。孙文和洪秀全一样,都是客家出身,孙文父亲也穷到除了农活外,要出去做鞋维持生计。当时的广东还残留着太平天国的影响,参加叛乱的老人叮嘱孙文“要成为第二个洪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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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孙文

孙文和洪秀全都因客家重视教育的习惯而热心于学习。1878年,孙文在成功的华侨哥哥帮助下前往夏威夷,毕业于火奴鲁鲁的普纳荷学校。1892年,他在香港的西医书院(如今的香港大学医学部)成为第一位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与洪秀全屡次在毫无指望的科举考试中遭受挫折相比,孙文的时代在学校问题上多了选择的余地。孙文本身性格乐观,更丰富了他国际化的视野。

第二个孙文和洪秀全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孙文在夏威夷接触了新教,1883年在香港接受了洗礼。孙文年幼时的好友陆皓东、学医时期名为“四大寇”之一、并一同讨论革命的陈少白、和孙文秘密成立三合会的桥梁人物郑士良等人,都是在香港教会学校学习的教徒。

中国的历史学界一直把基督教作为帝国主义的先锋,直到现在也不愿意触及这一事实。然而在当时的外国人居住区香港,基督教会和教会学校是对中国人开放的近代世界的窗口。有一天,孙文对囚禁人们的传统习俗感到厌恶,就像洪秀全的偶像破坏运动一样,毁坏了庙里安放的神像,并说“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神仙,又怎么能保护别人”。年轻的革命家们通过吸收异文化的欧洲思想、宗教,具备了打破既有价值观的批判精神。

兴中会成立与广州起义

孙文在从夏威夷的回国途中,对清朝官吏的受贿行为感到愤怒,中法战争的失败又给了他打击。然而他开始为革命行动起来,是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洪秀全是在中国内地的边境广西准备起义,而孙文则是在中国移民的新垦地、度过自己青春期的夏威夷成立了兴中会。

当时夏威夷的夏威夷王朝被美国移民歼灭,他们限制亚洲移民,对中国人的排斥很厉害。大约四万名中国移民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安,并把遥远的祖国的命运和灭亡的王国命运联系起来。同年11月,二十余人参加了兴中会会议,宣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推翻清朝、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的革命运动揭开了序幕。

孙文在夏威夷筹集资金后,1895年1月回国准备武装起义。他与香港激进派知识分子沙龙“辅仁文社”联合,通过郑士良对三合会开展工作。起义时间定在10月26日,由各地的三合会军同时进攻广州。并在陆皓东的提议下,制作了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党旗的“青天白日旗”。

然而,计划事前被泄漏给清朝,起义失败。被动员的三合会会员对革命一无所知,在恐慌中投降清军。孙文等人艰难地逃往香港,陆皓东被捕后遭到杀害。可以这样说,比起在中国社会底层低调传教、秘密筹划起义的洪秀全,城市的新兴精英们最初的起义计划显得过于轻率。

孙文由此受到通缉,他的首级被悬赏1 000元,孙文开始为了革命而奔走世界。

与宫崎滔天的相遇

孙文之所以世界闻名,源自伦敦发生的一件事情。1896年从日本途经夏威夷、美国来到英国的孙文,10月在路上遇到广东同乡而疏忽大意,被抓到清国公使馆囚禁起来。眼看就要被遣返回国,以谋反罪名处死,这时香港西医学院的英国人教师康德黎救了孙文。他向英国政府和报社反映了政治犯受到不正当的监禁。事情闹大,公使馆判断无法将孙文悄悄遣送回国,只好两周后将其释放。

于是作为革命家而出名的孙文为了充电前往大英博物馆,邂逅了博物学家南方熊楠,感到相见恨晚。就像现在我们到欧洲留学,也会和亚洲的留学生比较容易亲近一样。南方熊楠对德国强占胶州湾感到气愤,并抗议馆内的人种歧视等,作为亚洲人让人敬佩。孙文一定和他讨论了如何把中国从列强的瓜分下解救出来。

然而,孙文和日本人的交友并不是第一次。在准备广州起义时,他与在香港经营照相馆的梅屋庄吉相识,受到他的资助。然而,在与孙文有深交的众多日本人当中,孙文最信任的人是宫崎滔天(原名寅藏)。

宫崎滔天出生在熊本的乡士家庭。大哥八郎参加自由民权运动,1877年的西南战争中加入了西乡隆盛率领的萨摩军而战死。二哥民藏致力于土地改革。滔天和三哥弥藏则向往中国的改革,弥藏在横滨一边工作、一边留着发辫学习汉语。不久,弥藏结识了逃亡日本的孙文的战友陈少白,1897年8月,孙文来到横滨后,滔天便前来拜访住在陈少白家中的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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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900年,孙中山在日本与宫崎寅藏(左三)等合影

宫崎在著作《三十三年落花梦》中回忆,刚开始觉得孙文气魄不足而感到不满。然而孙文一谈到革命的话题,滔天便被他的魅力所折服。孙文认为虽然有人说共和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野蛮之国,然而共和制正是中国由来已久的理想。现在的中国由于清朝的暴政而衰落,然而在其统治不及的偏远地区,居民自己推选长老,实行自卫和自治。如果出现豪杰之士,迅速推翻清朝实行善政,中国定能重新站起来。这不仅是救了中国四亿民众,也为亚洲的黄色人种雪耻。孙文说完后不带丝毫畏惧。宫崎听后对以貌取人的自己感到羞愧,感叹道“是诚东亚之珍宝也”。

孙文在这里提到的欧洲原有的共和制乃中国自古以来的理想,这在洪秀全接受基督教和洋务派官僚对欧洲的认识上也可以看到。边境的自卫和自治,是指广东兴起的同族团体组成的宗教。孙文的革命论要把中国周边高涨的要求自立的能量,注入衰退的中心。他主张,如果中国可以重生,就可以击退“黄祸论”所代表的欧洲对亚洲的蔑视。

宫崎滔天为孙文所倾倒的另一个理由是,宫崎也是基督教徒。他虽然外表豪放,但其实是不平士族出身。不仅是对革命,孙文对妇女也很热情。他虽然在故乡已有父母指定的妻子,但却在日本与两位女性交往并有了孩子。

两广独立计划和惠州起义

与孙文产生共鸣的宫崎,把孙文引见给日本的政治家们。首先接触的是后来因承认“满洲国”问题而中弹身亡的立宪政治家犬养毅,他与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商量后让孙文住在东京。孙文还和被誉为“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玄洋社的中心人物头山满、平冈浩太郎、黑龙会的创建人内田良平等人交往。这些人支持孙文的意图在于利用他侵略大陆,之后孙文便把日本作为革命活动的根据地,称之为“第二故乡”。

孙文下一步的活动是,支持和夏威夷一样拥有众多中国移民的菲律宾独立运动,把广东、广西从清朝的统治下分离的两广独立计划。对菲律宾革命的支援,由于装载武器的船只沉没而未能实现。两广独立计划以孙文就读医学校时期的教师、后任香港总督的卜力为中心,广东豪商刘学询、甲午战争失败后被贬职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也参与其中。然而,因义和团战争后,需要与列强交涉议和条约,李鸿章再度回到中央政界,这场计划遭受挫折。

之后的1900年10月,孙文命令郑士良在广东惠州策动了三合会起义。孙文先于9月前往台湾会见总督儿玉源太郎,要求武器援助。8月乘义和团战争之际出兵厦门等地对大陆抱有野心的儿玉,同意在孙文允许日本占领厦门的条件下实施援助。于是郑士良等人从惠州向厦门挺进,然而,10月19日成立的伊藤博文内阁担心日本的权益扩张会导致列强的反对,禁止对孙文提供援助。孙文试着另外筹集武器,却由于武器质量低劣,起义遭到了失败。

惠州起义是与日本人、特别是与军部有关的典型事例。孙文也觉察到日本的侵略意图,然而为了推翻清朝,他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之后,孙文仍不断在华侨中间筹集资金,在两广一带策划武装起义,被称为“孙大炮”。

另外,青森出身的山田良政在惠州起义中战死。

革命派的成长与中国同盟会

激进派留学生与孙文

孙文与宫崎滔天结识的第二年,戊戌变法后被中国通缉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逃亡日本。两人都是出身广东的同乡,但在科举精英康有为眼中,留学国外的孙文不过是“不学无术”之徒,孙文也以康有为乃“腐朽之儒”而感到厌恶。梁启超在这点上比较灵活,一段时期内主张激进与孙文接近,不久便遭康有为训斥前往夏威夷,两人的关系断绝。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文回到横滨,找到了革命的共鸣者。这些广东出身现居日本的留学生和华侨们,于1910年为抵抗法国侵略广东成立广东独立协会,曾要求孙文帮助。

1902年,以章炳麟为中心的激进派留学生们,为纪念被清朝灭亡的南明政权,计划四月在上野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邀请了孙文。该活动是中国留学生的首次大集会,却由于清朝公使的通报,日本警察出动驱散了留学生。当时抵达会场的孙文则装成了毫不知情的餐厅客人。

如上所述,孙文与中国留学生开始合作的背景中,介绍孙文足迹的宫崎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被日本的报纸连载,并被留学生们阅读这一事实是存在的。之前孙文由于被贴上谋反者的标签,留学生对其评价并不高。孙文自己也称留学生为“口舌之徒”而持不信任的态度。

1903年,孙文为重建因梁启超的勤王运动而有所动摇的夏威夷兴中会,前往火奴鲁鲁,之后又到辗转美国、欧洲宣传革命。

革命派的成长

同年5月,四川出身的日本留学生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一书,成为超过100万部的畅销书。他认为革命才是贯穿世界的进化法则,中国要在20世纪生存就必须进行革命。而且,“我中国人之奴隶于满洲、欧美人也,非满洲、欧美欲奴隶之,中国人自乐为奴隶耳”,主张中国要进行革命就必须除去这种奴隶的根性。他还呼吁学习独立战争胜利的美国,驱逐满洲皇帝建立“自由独立的国家”中华共和国,并在末尾高呼“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

《革命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读了会觉得头晕”,上海租界发行的杂志《苏报》对它作了介绍并高度评价。然而6月《苏报》受到禁止发行的处分,为该书作序的章炳麟被捕,邹容自首后病死狱中。同一时期,从东京蔓延到中国国内的反俄运动受到镇压,拒俄义勇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活动重点转移到推翻清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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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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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革命军》封面

局势变化下,广东以外的地方也开始了革命运动。其中之一是变法运动据点的湖南,1903年11月,军国民委员会成员之一的“中国的西乡隆盛”黄兴、后来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中自杀的陈天华与头脑清晰的秀才宋教仁一同成立了华兴会。此时黄兴主张,革命手段仿效太平天国那样,先取得某个省,建设能使其他各省响应的革命根据地。随后他和秘密组织哥老会的首领在深山洞窟中悄悄见面商议此事,准备1904年11月在长沙起义,后来由于计划泄漏,他们只好逃往日本。

革命派的另一个根据地是浙江。核心人物是五四运动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他虽中了进士,却对清朝失望而参加了革命运动。1904年10月,他以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为母体,和日本留学生陶成章等人成立了光复会。光复会受到了尚在狱中的章炳麟和沙俄无政府主义的很大影响,其特点为强烈的反满主义和恐怖主义。而且浙江的加入者多为知识分子,他们抗拒中国科举时代的所谓“读书就能当官”这一常识,革命成功后淡泊功利,不追求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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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黄兴

蔡元培和陶成章在1907年准备武装起义时被捕,被杀害的女革命家秋瑾也是绍兴出身的光复会成员。出身绍兴的鲁迅也是成员之一。他的小说中描绘的绍兴是安宁的农村小镇,然而这里绝不仅仅是老酒的产地。这些革命团体受到同乡网络支持的这一事实,给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1905年,孙文从欧洲前往日本。这期间孙文在以往的民族主义上,加上了民权主义(建立民国)、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即土地所有权),首次提出了“三民主义”。他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感受到亚洲各地独立运动的势头。而且,通过和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们的接触,来到日本的他认识到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孙文到了横滨后立即和宫崎滔天联络,7月29日和华兴会的首脑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见面商议联合革命势力。第二天,包括光复会成员在内的七十余名革命人士在东京的内田良平家集合,决定成立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接着,8月13日黄兴等人召集东京的留学生召开了孙文的欢迎会,一千多名留学生聆听了孙文名为“中国决不会沦亡”的演讲。20日,在余热未烬中,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上孙文被推选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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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男装打扮的秋瑾

如今无人会怀疑中国同盟会成立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然而,正因为重大,那时出现的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重大的。

首先经常被提出的是,三民主义被作为中国同盟会的纲领这一问题。关于民族主义,孙文指出不是像太平天国那样憎恨所有的满洲人,而是为了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回权力。但是加入中国同盟会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持有强烈的汉族中心思想,辛亥革命后高唱的“五族共和”口号也有浓郁的蔑视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的色彩。

其次,在民生主义中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平均问题上,是由于孙文在欧洲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感到疑问而提出的,并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另外,中国同盟会的外交方针中承认之前中国和列强签订的条约均有效,并保护外国人的既得权益。本来的意图是为了排除推进革命时列强的干涉,其结果却使反对列强侵略中国的姿态弱化。

中国同盟会中的孙文

刚成立的中国同盟会还面临着其他的难题,即认定孙文为何种领袖,以何种方针来策划多种革命势力的大同团结。

当然,从革命运动的经验而言,无人胜过孙文。然而孙文也被评价为“失败的英雄”,也就是屡次发动起义均遭受失败,却不放弃革命。因此,中国同盟会特意召开了孙文的欢迎大会,强调他是难得宝贵的领袖。宫崎滔天等孙文的铁杆拥护者们甚至怀疑道:“革命成功的话,先生(孙文)要当皇帝吗?”

而孙文也有作为“世界有名的革命家”的自尊心,行为独断。这一点体现在1907年发生的关于中国同盟会会旗的内部纠纷,黄兴提议效仿均分土地的井田制的理想、采用“井字旗”。

然而对孙文而言,革命的象征只能是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孙文与黄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怒道“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而黄兴则一怒之下宣布要脱离中国同盟会。

然而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孙文身上,洪秀全也被称为“天王只说天话”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即使是年轻时就接受欧式教育、树立“从前是英雄革命,今后是国民革命”这一理想的孙文,宋教仁仍评论他为“(孙文)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未能脱离中国自古而来的专制帝王的传统。

寻求救国之路

梁启超和中国同盟会的论战

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创办了机关杂志《民报》,致力于宣传革命理想。核心人物是孙文新的助手胡汉民、之后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建立傀儡政权的汪兆铭(字精卫,本书均作汪精卫)、陈天华等人,不久后出狱的章炳麟也作为主笔加入。

《民报》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梁启超主导的《新民丛报》。1906年,梁启超发表了“开明专制论”,认为现在的中国国民没有能力实行议院政治,只有日本成功的开明专制才适合,于是两者之间开始了争论。而且,梁启超还主张,反满革命只是一种报复,如果发生内乱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

对此,《民报》反驳道,民族革命是对实行专制统治的清朝的反抗,在不指望他们进行改良的现实下,除了革命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改变社会。比起列强,中国国内争夺霸权的各种势力更可能使中国分裂,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只能“通过革命创建国民政府”。

就在君主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论战相持不下时,由于梁启超把重心转移到政治活动上而不了了之。然而,由于这场论战,创刊时只有三千份发行量的《民报》增长到四五万份,直到1908年被日本政府禁刊时,《民报》一直都拥有大量的留学生读者,起到了宣传革命的作用。

中国同盟会的路线对立与内部纠纷

除此之外,革命派还进行了很多争论,其中产生严重对立的是围绕中国同盟会内部的革命战略的争论。如前所述,孙文提倡首先争取故乡两广地区独立的边境革命论,然而来自出生在长江流域的人们组成的华兴会、光复会的成员们却表示反对。理由是两广地区太靠近南部,即使在这里建立政权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而且,接近香港和法属印度支那等列强殖民地,如果发生事件的话会成为侵略的借口。

反对两广革命的人所提倡的革命计划则看重长江流域、特别是重视作为战略据点的武昌。事实上,太平天国占领武昌后,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建立首都并发展为全国运动。最后辛亥革命的实现也验证了这一计划。起初长江革命论就带有强烈的反对孙文独断专行的意味,1907年长江上游出身的同盟会会员一百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后,形成了独立行动的性质。

当时还出现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首都革命论。这一革命计划是基于法国等欧洲革命发生在首都这一事实上的,然而在警戒森严的北京革命派难以展开活动,而革命领导者也不能期待市民的起义,取代它的策略是对要人们实施暗杀来搅乱首都。1905年9月,成员之一的吴樾在北京站向准备出发前往外国考察宪政的清朝五位大臣投掷炸弹。然而这一行动虽然很大地影响了一部分年轻知识分子,却没有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中国同盟会的路线对立表面化,体现在1907年3月孙文迫于清朝压力离开日本这一内部纠纷上。起因是日本政府寄来饯别的资金,以促使他主动离开日本。孙文把一部分用作《民报》的经费,剩下的全部投入到5月以后广东发动的武装起义。

然而孙文的这一行为,被反对边境革命论的同盟会成员们视为自作主张。尤其是孙文汇报的金额少于实际到手的金额一事暴露后,章炳麟和宋教仁指责他被日本政府收买。章炳麟在盛怒之下撤掉了《民报》社张贴的孙文照片,并要求他辞去中国同盟会总理一职。他还印刷了批评孙文的宣传册在东南亚散发,1910年和陶成章恢复了光复会。孙文与黄兴等人在河内、新加坡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中国同盟会却由于内部纠纷而陷入了分裂的局势。

光绪新政和张謇的立宪改革

孙文等人在海外开展革命活动期间,清朝也并不是纹丝不动。义和团战争后的1901年,首次乘坐火车回到北京的西太后和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开始着手被称为光绪新政的改革。这场改革的中心是行政组织的改编、军队近代化、产业振兴和培养人才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其实质是两年前自己亲手扼杀的变法运动内容的复活。

光绪新政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正规军的近代化,由六个师团组成北洋新军。中心人物是李鸿章的部下,带领德式部队武卫右军的山东巡抚袁世凯,由于义和团战争曾是对手的军官或战死或受罚,袁世凯一肩担负起军队近代化的任务。1901年李鸿章死去,袁世凯作为其后任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清朝政府最大的实权者。

创办新军时,袁世凯禁止虚报兵力和中饱私囊,进行了严格的训练。他还将西太后赏赐的四千两白银分给将士,不忘施以恩惠。因此,新兵对袁世凯忠诚到“知道袁而不知道皇帝”。光绪帝从戊戌变法后便受到囚禁,痛恨背叛变法派的袁世凯。但是,新政的军制改革,反而强化了掌握清朝命运的袁世凯的政治资本。

另外,在产业、教育振兴和政治改革领域取得成果的是张謇(江苏南通人)。他出生在农家,1882年作为淮军幕僚奔赴朝鲜任袁世凯的教师,后谴责袁的投机主义而与其绝交。1894年张謇参加进士考试中了头名状元,却由于父亲之死未任官职,返回故乡致力于地方社会的发展。

南通位于长江北侧,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先进地带来看属于贫穷的“江苏省边境”。1896年张謇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会面,受委托设计棉纺织工厂。他立志“实业救国”,在南通的唐家闸建立了大生纱厂。

这家工厂是不依赖外国资本的民族资本企业的先驱。采取由当地精英主导的“绅领商办”的经营方式,排除了官僚的中间剥削这一洋务企业的缺点。数年后经营稳定,张謇又开垦黄海沿岸的荒地种植棉花。1902年,他又倡导“教育救国”,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还成立小学和中学致力于教育的普及。

1903年4月,张謇访问日本,考察了大阪劝业博览会等各地的产业、教育设施。他对北海道的开拓非常感兴趣,看到山东出身的中国农民在札幌取得成功而深受感动。张謇在教育方面还关注小学和幼儿园等的初等教育,还和关照中国留学生的嘉纳治五郎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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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张謇

张謇访日后痛感要杜绝中国的“病根”必须刷新政治体制,实现宪法基础上的议会政治。1904年6月,张謇翻译日本宪法提交朝廷,并和张之洞商量撰写请求制定宪法的奏章。另外,他还寄信给兼铁路、商务、电政等大臣统治中央政界的袁世凯,劝他“实现君主立宪制成为中国的伊藤博文”。

对此,清朝派出五位大臣前往欧洲、日本考察宪政,1906年9月以“永久稳固君权”为目标开始准备制定宪法。张謇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早日制定宪法,1907年,清朝成立了咨询机构资政院(中央)和咨议局(地方)。1908年9月,公布了参考日本明治宪法制定的宪法草案《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九年以内召集国会。

以张謇为领袖的立宪派表面上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却突然遇到了变化。1908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支持新政的政治权力变成空白。之后立宪派虽然继续活动,清朝首脑内部却无人能替代平衡感超群、掌权把舵的西太后。他们把早期开设国会和要求实施内阁责任制的立宪派的举动看做是汉族地方精英夺取权力的计谋,1911年5月成立了以满族人皇族、贵族为中心的皇族内阁,使人们深感失望。关系到清朝存亡的光绪新政就此失败。

清帝国的黄昏与辛亥革命

宣统帝溥仪的生平

现在我们来看看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末代皇帝,即宣统帝溥仪。他原名叫爱新觉罗·溥仪,生于1906年。其父是光绪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其母是戊戌变法中镇压变法派、得到西太后信任的荣禄之女。

根据后来溥仪描写传奇人生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所述,他的出生缘于西太后强烈的意志。义和团战争后载沣作为谢罪使节前往德国,作为皇帝的弟弟受到尊重,这一点使西太后感到不安。为了安全她决定让载沣和自己的忠臣荣禄联姻。也就是说,溥仪是宫廷司空见惯的政治婚姻的结果。

和电影《末代皇帝》中描绘的场景一样,溥仪只见过西太后一次。1908年11月,七十四岁的西太后患赤痢病倒,13日指定两岁的溥仪为皇太子,命令载沣为摄政王。面对突然的圣旨全家惊慌不已,溥仪立即随乳母进宫参拜西太后,由于怯场哭泣,西太后感到非常不快。

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关于死因有各种猜测。前些天只是感冒,服药后病情反而恶化。有人说“毒杀”他的犯人是另有拥护皇帝计划的袁世凯,也有人说是不允许皇帝比自己长寿的西太后。溥仪继位后西太后作为太皇太后隐退,仍旧可以随意操纵载沣。15日,西太后也离开了人世。

西太后死后半个月的12月2日,举行了宣统帝即位大典。新皇帝坐在寒冷的太和殿上,接受文武百官没完没了的叩头朝拜,后来终因无法忍受而大哭起来。其父拼命安慰道:“不哭不哭,马上就完了。”听到这话的大臣们都议论这是不是暗示了王朝的前途。

作为一个人来说,溥仪可以说是在孤独和虚伪的环境中长大的不幸的孩子。他从懂事起就没有体会过父母的温情。而且作为皇帝度过的日子里,幼小的心灵滋长了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

例如有一天,溥仪和弟弟溥杰玩捉迷藏,看到溥杰的袖口上使用了象征皇帝的黄色,突然发怒。溥杰一下子退回到臣子的身份,其妹不禁哭了起来。溥仪回忆自己经常虐待太监,乳母教给了自己做人的道理。刚才提到的孙文的独断态度也是这一体现,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压抑体制重新产生了专制君主。

宫廷内奢侈的用餐也象征了皇帝生活的虚伪与浪费。溥仪的饭桌上总是摆有三十多种菜,西太后则有一百多种,需要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准备。这些菜都事先由太监品尝确认无毒,然后排成队拿到皇帝面前,他却从来没有自己拿筷子夹过菜。实际上,皇太后们吩咐自己的厨子做好饭后送到溥仪处。所谓“满汉全席”也是显示皇帝规格的形式。

摄政王政治与铁路国有化问题

溥仪在自传中写道:“我糊里糊涂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退位。”他眼里的父亲载沣虽是摄政王,却优柔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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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溥仪(右)与父亲醇亲王载沣和弟弟溥杰合影

宣统帝父子面对的政治问题是,对握有强大实权的袁世凯的处置。西太后1907年把袁世凯编入军机处,试图取消他的北洋新军的统率权。载沣想为其兄光绪帝报仇杀掉袁世凯,而与袁关系密切的庆亲王奕劻威胁说,“北洋军造反怎么办”。张之洞为了阻止他,想尽办法,最后以腿病为由让袁世凯返乡。

1910年3月中国同盟会会员汪精卫潜伏在北京,计划暗杀载沣。行动未遂,皇族善耆善待被捕的汪精卫,被暗杀的对象载沣也赦免他为无期徒刑。实际上,日本给他们施加了压力,不承认汪精卫死刑,因此最终也未能将其处死。

载沣的政治连续经历了劳神和失败,各地又不断发生抗税和抢米暴动。当然,这些多是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的赔款与光绪新政下入不敷出所造成的结果,并不都是他的责任。载沣等人犯下的致命失误,其实是刚才提到的皇族内阁的成立和铁道国有化问题。

早先张謇等民族资本家们,在抵制美货运动的民族主义高涨的形势下,展开了从列强手中夺回被掠夺的铁路主权和矿产主权的收回利权运动。其代表是1904年美国转卖给比利时的粤汉线(广州—汉口)修建权,沿线地区的精英们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合作,1905年8月以675万美元购回。之后又继续努力回收各地的铁路修建权和矿山开采权,各省都成立了民营的铁路公司。

可是,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上任后,1911年5月,推出了干线铁路国有化的政策。目的是以铁路修建权作为担保从外国贷款,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自治势力的控制。特别是刚刚回收的粤汉线和川汉(成都—汉口)被纳入其范围时,湖南、广东、湖北等地的股东和学生们召开集会要求继续民营。

其中四川的反对运动尤为激烈。6月,成都召开了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大会,2 000余名参加者大骂盛宣怀是卖国贼,打出“保护铁路”的口号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8月,清朝强行接收铁路公司,保路同志会举行罢工,并拒付租税予以反抗。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拘留了保路同志会和铁道公司的首领们,并对来到成都总督衙门示威、要求释放被拘者的一万名群众开炮。

这种忤逆人们感情的强压性态度,结果使原本勉强支持清朝的立宪派也走上了革命派的道路。收回利权运动原本针对列强的民族主义浪潮,开始转向清朝。

同盟会中部总会与武昌起义

四川的保路运动中有数名来自中国同盟会的成员。他们乘此机会开始准备武装起义,8月在资州与哥老会的首脑建立了保路同志军。9月,成都事件发生后,他们把消息写在大量的木片上,涂上桐油放入河中,顺水漂流,通过这种“水电报”的方法呼吁起义。各地的哥老会与此呼应,四川陷入了内乱状态,然而保路同志会却未能占领成都。

这时,革命派本家的孙文仍旧在两广边境重复着鲁莽的起义。特别是1911年4月广州的黄花岗起义,是中国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事件,并有占领两广后进军南京、北上攻占北京的“北伐”计划。然而起义前计划泄漏,当局下达戒严令进行搜索。黄兴率领120多名士兵攻击两广总督衙门,却遭到清军的埋伏死伤惨重。

中国同盟会的北伐计划因此泡汤,但是南部吹来不同于孙文思想的新时代之风开始吹进长江流域。由于饯别金问题与孙文产生对立的原华兴会的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同盟,独自推行长江革命论基础上的起义计划。湖北武汉也设立共进会分会,武昌成立了借文学研究为名的革命团体文学社。文学社对新军将士开展工作,发展了5 000名会员。

而湖北受到5月后铁路国有化问题的影响而局势动荡。四川的保路运动演变为内乱后,驻扎在武汉一带的新军部队被调往四川。共进会和文学社9月召开了共同会议,决定在农历8月15日中秋节(公历为10月6日)发动武装起义。之所以选择中秋节这天,起源于元末汉人为推翻蒙古人在这天同时起义、在月饼中藏入秘密信函通知大家的传说。

之后起义的准备未能取得进展,计划延期。10月9日,汉口俄租界中革命派的宣传站发生了制造当中的炸弹突然爆炸的事件。租界警察闻讯出动,没收了革命派名单,并通报了清朝当局。革命派立即准备起义,总司令部却遭到了清朝警察的摧毁,二十余名领导人被捕。10月10日,对革命派的搜查仍在继续,陷入困境的新军将士于晚上7时左右袭击了武昌城里的武器弹药库。武昌起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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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武昌起义 升起革命军旗帜的湖北军政府

革命军起义后湖广总督瑞澂迅速逃亡,10月12日清晨革命军控制了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然而此时,共进会等的领导人多被杀害或在逃亡当中,宋教仁、黄兴也未抵达武昌。而孙文还在地球另一侧的美国访问,在丹佛的饭店一面吃早餐一面得知了“革命军占领武昌”。他虽然对这场违反自身意愿的革命感到焦急,却仍然继续着为筹集革命资金的旅途。

袁世凯重新上台与清朝灭亡

这场领导人缺席的起义获得了成功,革命军在10月11日开始准备成立湖北军政府。他们推选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掌管民政、军政的都督,曾是立宪派机关的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政务部长。军政府宣布从清朝独立,进一步扩大革命军队伍,并向汉口的外国领事们说明革命的目的,以保护列强的既得权益为条件要求他们不得进行武力干涉。

湖北革命成功和独立的消息,立即遍及到中国全国。各地的革命派和新军、秘密结社团体、学生发动起义,10月22日以湖南、陕西为首,到11月初为止共有十三个省先后宣布独立。对清朝失望的立宪派和清朝的地方官员也加入进来,11月11日前往武汉镇压的清朝的海军部队也在九江投靠了革命派。

北京的摄政王载沣,在节节败退的战报前束手无策,这时奕劻提议再次起用袁世凯。当时宫廷有人担心,“袁世凯是第二个曹操”,即像曹操在平定黄巾之乱后灭了东汉一样,袁世凯对清朝来说是个危险人物。但苦于没有其他办法,10月底清朝任命袁世凯为全权钦差大臣,11月废除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开始向南(革命派)北(清朝)双方施加压力。他一面获取张謇等立宪派的支持,一面释放狱中的汪精卫等以增加其在革命派中的拥护者。在长江流域拥有众多权益的英国也给袁以强大的支持,主张以宣统帝退位和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为条件,早日进行南北议和。

12月21日,孙文终于抵达香港,25日在上海受到了热烈欢迎。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就任临时大总统。然而,就像孙文所说“带回的只有革命精神”,革命政府在欧洲的借款交涉未能成功,临时政府财政陷入困境。加上列强向长江派遣舰队的压力,反孙文派的急先锋章炳麟等人对袁世凯的支持,孙文本人也发表声明“如清室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立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根据溥仪自传,他度过的三年茫然的皇帝生活中,有一件事印象最深刻。毫无生气的宫殿里光绪帝的皇后用手帕拭着眼角,前面跪着一个胖老头,流着眼泪。幼小的他不懂两个大人为何哭泣,只觉得不可思议。那位“胖老头”就是袁世凯,那天他第一次提出了宣统帝的退位问题。

溥仪认为袁世凯那时流的眼泪只是表演,证据是此后他再也没有进宫参拜过。朝廷内也有人嚷嚷要彻底抵抗,结果被革命派炸死。位于前线的袁世凯部下也发出电报要求宣统帝退位,一部分新军进入北京城施加压力。御前会议的议题,于是集中到给退位后的皇帝什么样的优待条件上。

2月12日,宣统帝宣布退位。王侯贵族害怕汉人的报复逃往外国公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或是逃往天津避难。当天会议上保持缄默的摄政王将溥仪带回家,轻松地说道“从此就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他的妻子闻言痛哭流涕。

距离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过去了六十年,持续了将近二百七十年的清朝终于倒塌了。这不仅只是一个王朝的倒塌,而是从秦始皇时期以来持续了两千年的专制王朝体制的结束。比起过去屡次失败、血流成河的革命运动,清王朝的结束被归纳为自行崩溃应该比较恰当,因为其过于简单地落下了帷幕。历史改变的瞬间也许往往就是如此。

然而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下一个时代的开始,而是处于时代与时代的夹缝之间,黑暗不见天日,看不到出路。孙文亲自宣布成立的“民国”,开始了寻求其出路的苦恼彷徨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