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孙文对这部《临时约法》持批判态度。其实辛亥革命期间制定的暂定法并不只是临时约法,清朝灭亡前的1911年12月就制作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大总统是参考当时美国的总统制而设立的,对议会的决议事项拥有否定权等巨大的权限。当时与清军作战时需要强大的领导,孙文也从革命伊始就主张有必要实行军事政权下的独裁(孙文的革命理论称之为军政期)。

然而,从中国同盟会内部产生纠纷以来,宋教仁就对孙文的独断专行持怀疑态度。宋教仁在逃亡日本期间进入了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部,翻译各国的创制法律方面的著作,勤奋学习到了神经衰弱的地步。他还从和章炳麟的谈话中痛感到,今后的时代已经不是由一部分英雄通过独裁权力推动革命的时代了。

以法国宪法和美国宪法为基础的《临时约法》,是宋教仁辛苦的结晶。强化议会权限,防止临时大总统独裁等内容,不仅针对袁世凯,还含有抑制孙文的独断专行的意图。由于临时约法否定了革命计划,孙文当然感到索然无味。他在《临时约法》中通过的观点只是国民主权这一原则,并放言称“其他的都不是我的意思,我不负有责任”。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流量大,速度快,连接稳定,多机房切换,每月最低仅 10 美元

袁世凯的“开发独裁”和地方民族主义

那么袁世凯本人对临时约法的束缚,又是怎么想的呢?此人在本书中虽然已出现几次,这里我们不妨再看看他的出身。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他祖父的弟弟袁甲三率领淮军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为袁世凯的成功作了铺垫。袁世凯非常讨厌索然无味的科举考试,早早就投身淮军,1880年被派到日中两国争议颇大的朝鲜。李鸿章看中了他的才能,任命他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相当于总领事一职。

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代替下台的李鸿章接管了北洋军队。他一面强化军队的近代化,一面关心政治,参加了康有为等人组织的强学会。戊戌政变时,袁世凯通报了变法派的政变计划而被称为“叛徒”,然而由于变法派与他的后台李鸿章对立,因此并不能说这是变节。这一行为其实不如说是袁世凯无论是在义和团运动或是辛亥革命中,都表现出了能够在激烈的政治动乱中嗅出哪一方将会胜利的天赋。

后来与袁世凯接触过的外国人,评价他是具有卓越的记忆力和观察力的“充满敏感的好奇心”的人。后来袁世凯一度下台后又东山再起,然而就像屡次下台却如不死鸟般重生的邓小平一样,不言而喻,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想保持影响力谈何容易,其成功背后隐藏着官场特有的政治生态。可以说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坚持某一理念或主义的政治家,而是一个冷静彻底地加以判断、进而大胆地采取行动的现实主义论者。

袁世凯的权力基础是新建陆军,这支军队既是中央军、也是袁世凯的私人军队。袁世凯本人也具有地方势力的一面,他在担任山东巡抚时期就曾经拒绝清朝政府的命令,未向天津派出支持义和团的援兵。

阅读 ‧ 电子书库

53 袁世凯

义和团时期表现出自立现象的地方官员并不仅仅是袁世凯。他在朝鲜时期的老师张謇就曾私下做工作,使湖广总督张之洞、南洋大臣刘坤一等人签署了与列强和平相处的《东南互保协定》,从而回避了义和团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光绪新政至辛亥革命期间,以省为单位的地方民族主义高涨。反对铁路国有化的保路运动表现为中央和地方的对立,中国同盟会也在同乡网的基础上以当地革命团体为平台而建立起来。

地方民族主义对刚诞生不久的中华民国政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代一直都有地方官员不能前往自己出生的家乡当官的本籍回避原则,而宣布独立的各省革命政府则驱逐外地出身的官僚,换之以本省出身者。在制定临时约法时,重视以省为单位的地方政权表现为要求实行美国式的联邦政府制。其代表人物是广东省都督、革命派的胡汉民,他认为中央集权体制容易发生篡权夺位,具有漫长专制王朝历史的中国应该构筑稳定民主的地方政权。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出现的这些地方势力的抬头,恰恰表现出边境特别是南方各省出现的重建中华的能量,即推动辛亥革命的原动力。

然而地方独立性的提高和权力的加强,使袁世凯感到了危机。他认为,中国必须要由强大的中央政府来统一,地方政权的强大只会给中国造成分裂和混乱。特别是各省的都督应由中央任命,各省通过议会各自选出首脑的话将滋生出许多独立王国。国内一旦分裂,将进入各省争夺权势的“战国时代”,而给窥视中国权益的列强创造绝好的机会。

这种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的论争,长期以来在中国反复表现为“郡县论”“封建论”等形式。袁世凯的理想是由有行动力有实力的人建立起权威主义体制,抑制政治民主化的同时推进近代化路线的一种“开发独裁”。孙文的革命理论在追求中央集权上的独裁体制这一点上和袁世凯大同小异,可以看出专制统治在中国社会投下了多么沉重的阴影。

对袁世凯而言,最难对付且危险的存在便是宋教仁。袁世凯与宋教仁的相识可以追溯到1907年。当年宋教仁前往中国东北部进行革命运动,得知日本想要吞并位于中国、朝鲜边境的间岛(今日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他归纳了一本书为《间岛问题》,讲述了间岛的历史和战略重要性,以及对付日本的办法等。

当日本果然向清朝提出间岛问题时,早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请求西太后赦免宋教仁的罪责,并赋予四品官位让他从事外交谈判。虽然宋教仁谢绝了这一职位,然而他的才能给袁世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孙文为迎接袁世凯至南京派出了使者,宋教仁就是其中一员。袁世凯拿出20万元企图贿赂他,然而宋教仁分文未动地退回,袁世凯意识到宋教仁是不能用钱来打动的。

1912年3月临时约法成立,为迎接10个月后的议会召开,宋教仁开始组织公开政党。8月,国民党在中国同盟会的基础上成立,孙文担任理事长,实质的首领仍是宋教仁。为了与此对抗,袁世凯联合立宪派和旧官僚结成了共和党,却在12月召开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以共和党(175个议席)对国民党(392个议席)惨败。梁启超领导的民主党和章炳麟等人的统一党分别获得了24个议席,后来袁世凯联合该两党和共和党结成进步党,却始终未能动摇国民党单独超过半数以上议席的局面。

这场选举使袁世凯陷入困境,他开始认为多个政党的议会政治会成为导致中国分裂和混乱的元凶。因此他下决心,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要除掉威胁到大总统权力的宋教仁。

二次革命与袁世凯政权

孙文访日及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

宋教仁遇刺时,孙文并不在中国。他自1913年2月开始以国宾的身份在日本访问,暗杀事件前一天的3月19日正在旧友宫崎滔天的老家做客。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正在筹划培养产业关键的铁路建设计划,这次的访日目的之一便是建设费的贷款谈判。孙文到达日本后会见了许多政府要员,其中最一见如故的是缔结日英同盟的关键人物桂太郎。

建立亚洲最早的共和国的孙文和藩阀政治家桂太郎这一组合,在我们看来显得很不谐调。然而两人的会谈曾多次超过了15个小时。会谈内容让人惊诧,包括今后日本不侵略中国,两国合作实现亚洲的和平,日本与德国缔结同盟关系,和中国采取相同步调来对抗英国等。同年10月桂太郎死去,孙文惋惜道:“从此,日本再没有能一同谈论天下的政治家了!”

实际上,桂太郎由于2月政变(第一次护宪运动)被赶下首相的宝座,他的发言并不代表政府的立场。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刚开始一边拥护清朝一边致力于建立君主立宪制。不久南北势力对峙,日本虽然向革命军提供了武器援助,却始终犹豫是否应该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当支持袁世凯的英国掌握了对华交涉的主导权后,日本在1912年7月缔结了第三次日俄协定,与沙俄分享在内蒙古的权益。

虽然日本政府未对辛亥革命提出明确的方针,但是民间却有一部分人士支持革命,并参与了革命。其代表是出身于日本高知县的萱野长知,他受梅屋庄吉之托带着七万日元的资金前往中国,在汉阳参加了黄兴率领的革命军。头山满也组织了支持革命的团体“有邻会”,作为“二二六”事件黑幕而被处刑的国家主义者北一辉也和宋教仁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孙文评价他们道:“虽然日本政府反对革命,民间却给予了同情。”

当然,日本的民间人士并不都是革命的同情者。想在中国大陆扩张日本权益的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在清朝灭亡时协助肃亲王逃到旅顺,又策划将满族故乡的中国东北部和内蒙古从中国独立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由于计划泄漏而中止,1916年再次被发起。

阅读 ‧ 电子书库

54 川岛芳子

川岛浪速把肃亲王的第十四个女儿收作养女,她就是被称为“东方玛塔·哈丽”的川岛芳子,曾作为日本特务活跃于1932年的上海事变,在电影《末代皇帝》中也有出现。当时沙俄试图从中国分离出外蒙古(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国也窥视着西藏。川岛芳子主张日本应与欧洲列强对抗,扩大其在满蒙的势力,进而“保全东亚”,企图将侵略行为合法化。

善后大贷款与二次革命

孙文得知宋教仁被暗杀的消息后急忙赶回国内。1913年3月25日孙文抵达上海后,召开了国民党干部会议商量对策。当时有人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但会议决定暂时由国民党占据优势的议会来追究袁世凯的责任。

4月,议会召开,袁世凯与国民党发生了激烈冲突。其焦点是英国、法国、德国、沙俄、日本五国银行团的总额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贷款,为保借款顺利进行,盐税收入将作为担保置于外国的支配之下。国民党认为这笔贷款会导致列强的侵略,且会强化袁世凯的个人权力因此表示反对。袁世凯没得到议会的同意就签署了条约,议员们强烈谴责袁世凯的违法行为。

袁世凯也没有保持缄默。他利用贷款得来的财源,开始收买议员脱离国民党。平均每人超过一万元,不接受贿赂的议员则面临着威胁和阻碍。街上的书店里摆满了出自政府官员的中伤孙文的书籍,在苦闷的气氛下很多议员都开始动摇。

紧接着6月,袁世凯解除了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三位革命派都督的职务,向国民党进行挑衅。此时黄兴仍主张应根据法律来弹劾袁世凯,孙文则坚持要进行武装起义。7月12日,李烈钧接受孙文的指示,设立了讨伐袁世凯司令部,宣布江西独立。之后,江苏、安徽、广东等南方七省分别独立,议会也宣布和袁世凯划清界限,第二次革命爆发。

然而和袁世凯的武力决斗,正中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袁世凯下怀。袁世凯称孙文等人是破坏国家统一、扰乱地方治安的“乱党”“暴徒”加以镇压。这次未能出现孙文期待的、武昌起义时的连锁反应。人们对徒有虚名的议会和贿赂横行感到失望。起义军仅维持两个月就败退,孙文、黄兴等人经由台湾逃往日本。

袁世凯政权与其特质

袁世凯除掉了反对势力后,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治方式下的中央集权体制。他首先瞄准的是就任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在袁世凯动员的社会组织包围下,议会被迫“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剥夺了剩下的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得议会丧失了功能。1914年1月,他又解散了议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议会不到一年便宣告夭折。

阅读 ‧ 电子书库

55 辫子将军张勋

阅读 ‧ 电子书库

56 民国初期,剪掉百姓辫子的革命军士兵

接下来袁世凯瞄准的是,废除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临时约法》。1914年3月召开了宪法修改大会,5月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大幅度地扩大了总统的权限。取消内阁设立国务卿,由袁世凯的同乡进士、与他结拜兄弟的师爷徐世昌担任。议会原本设立了立法院,但却未能召集。大总统的咨询机构参政院成为事实上的立法机构,它按照袁世凯的意思把大总统的任期改为终身制。

袁世凯又缩小了独立性加强的地方权限,彻底实行中央集权。最初他想废除各省,分成几个小的行政单位,却未能实现。随后又派遣文官巡按使,目的是从军事上限制改称为将军的各省都督的权限。他还定期命令将军们暂居中央,将其兵力定为国军,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干预。然而这些措施,都未能完全掌握地方的军人势力。

袁世凯政权下的中国,可说是传统与近代交错的时代。象征这一点的是镇压第二次革命的张勋,他虽是中华民国的武官,却为了表明对清朝的忠心不允许部下剪去长辫,被称作长辫将军。袁世凯在内政上采取了缩紧财政的措施,虽然没有卓越的成果,却热心于普及初等教育,从这一点上不能将他完全视作反动政治家。

毫无疑问,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强有力的国家理想而不择手段。暗杀、贿赂、恐吓横行,1913年7月袁世凯发布戒严令,对稳健派的地方精英们也不时加以镇压。然而他最致命的错误是向通过革命滋生起来的、使中华世界得以重生的社会能量泼下了冷水。宋教仁等人为实现议会政治,行为难免操之过急,而袁世凯却从这种混沌的情况中感觉到了“亡国”的恐怖。

中华革命党与孙文

1913年8月,孙文逃亡到日本,日本政府表现出冷淡的态度,与半年前的欢迎姿态截然相反。首相山本权兵卫担心与袁世凯和英国的关系恶化,劝说孙文前往美国。孙文却认为只有在日本才能图谋东山再起,向头山满、犬养毅等人求援。他们说服山本,如果现在把孙文控制在日本手中,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有利无害,从而争取到了入境许可。此后孙文在日本展开了两年零九个月的革命活动。

1914年6月,孙文在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在二次革命的失败问题上,他不承认是由于自己主张与袁世凯武力对决的错误造成的。他反而认为,宋教仁推行的国民党议会政治,导致许多谋求名利的猎官分子进入党内,从而丧失了革命精神。因此,他要求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宣誓,“牺牲一身的生命、自由、权力,遵从孙先生重振革命”,也就是要求绝对服从于自己。孙文试图通过成立宣誓对己忠诚的精锐集团,来继续革命。

阅读 ‧ 电子书库

57 孙中山与宋庆龄 摄于神户

对孙文的这种独裁方针,旧友们表示反对。特别是黄兴,他批评孙文回到了中国同盟会以前的武装起义路线,是“脱离常轨的行动”,今后应吸收超越党派的广大人士。1914年,黄兴为营造反对袁世凯的舆论,成立了欧事研究会,在东京和上海发行了杂志《甲寅》。其成员中包括后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翌年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闻名的《青年杂志》(第二期改名为《新青年》),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导火线。

然而,拘泥于自己的革命方式的孙文,被称作“会党(秘密结社)中毒”,未能接受这些批评。他甚至批评黄兴的软弱导致了第二次革命的失败,黄兴大怒之下,1914年与孙文分道扬镳前往美国。李烈钧也认为绝对服从孙文实为耻辱而未加入中华革命党,革命运动彻底分裂。独裁的诱惑这一中国专制王朝的流毒,不仅吞噬了袁世凯,也吞噬了革命派组织。

此时倍感孤立的孙文心有所属,对方是广东出身的实业家宋嘉树的次女宋庆龄。宋嘉树原是孙文的崇拜者之一,长女宋霭龄曾任孙文的秘书。1914年秋,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宋庆龄到日本看望姐姐,孙文对边弹钢琴边唱歌的她一见钟情。周围的人都反对年纪相差二十七岁的两人结合,然而他们的意志坚定,事实上婚后的二人也非常恩爱。

1915年10月,孙文和宋庆龄在东京的梅屋庄吉家中举行了婚礼。日方参加的有宫崎滔天、犬养毅和头山满等人,中方参加的只有孙文的心腹陈其美,未见其他同志的踪影。当时,无人能够预测到,后来宋庆龄作为孙文夫人将致力于挽救中国的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二十一条”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占领青岛

1914年6月28日,这次轮到全世界为一发暗枪而震惊。被称为“欧洲火药库”的巴尔干半岛上的城市萨拉热窝,发生了奥匈帝国皇太子夫妇被暗杀的事件。凶手是沙俄援助下的塞尔维亚王国的青年,7月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这场战争发展为奥匈帝国、德国、意大利参与的同盟国和沙俄、英国、法国主导的协约国之间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大战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元老井上馨认为这场战争是上天赐予的机会,乃“大正新时代的天佑”。他要求首相大隈重信,日本应与协约国团结确立日本在亚洲的权益。政府也以外相加藤高明为中心加强了战争倾向,8月以“日英同盟之谊”对德国宣战,攻击目标放在了德国在山东的据点青岛。

虽然英国要求日本进攻远东的德国舰队,但出于对日本的警惕,并不希望其参战。袁世凯政权担心战火波及中国,宣布中立并禁止在中国领土内发生战争行为。然而日本举出在中国领土上交战的日俄战争的例子,胁迫中国承认德国租界以外的山东东部为交战区域(中立除外地)。中国政府承认后,9月,29 000名日军登陆,远远超出了约定的地区继续西进,占领了直到省会济南的山东铁路全线。

11月,日军攻陷青岛,留下了约七千名防守部队继续占领山东。日本对德国的最后通牒宣称“将所有租借地返还支那”,却迟迟不肯放弃除南满铁路外的在中国首次获得的铁路权益。中国对日本的反感情绪高涨,而袁世凯则为了请求日本政府镇压孙文的革命运动而迟迟不动。犬养毅等人以孙文有利用价值为由争取他留在日本的努力成果,以这种讽刺的方式得以实现。

“二十一条”要求与中国

在加藤高明外相的指示下,1915年1月18日,驻中国公使日置益全然不顾正规的外交途径,直接向袁世凯提出了由五项条款构成的秘密要求。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其内容如下:

阅读 ‧ 电子书库

58 日本占领山东(根据中央公论社《日本的近代4“国际化”进程中的帝国日本》绘制)

 

第一号 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开放主要城市。
第二号 扩大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权益。将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租借期限延长九十九年,承认日本人在这些地区的自由居住和商业活动、房地产的取得权、矿山开采权等。
第三号 将横跨湖南、湖北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资。保全其资产,特别是大冶矿山的开采权,确保向日本八幡制铁所的铁矿石供应。
第四号 保全中国领土,不转让、租借沿海的港湾和岛屿。
第五号 希望条款(1)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2)所需地方警察由中日共同提供,或是雇佣多数日本人为警察。(3)兵器由日本供给,或建立中日合资的兵器工厂。(4)将武昌、南昌、杭州等华中各城市与华南潮州连接的铁路修建权赋予日本。(5)福建的铁路、矿山、港湾承认日本的优先权。(6)承认日本人的布教权。

 

其中第一至第四号是扩大在中国的权益,而第五号则是将中国政府置于日本的监督之下,变为保护国,两者差别甚大。第五号即使按照当时的国际准则来看,内容也荒唐至极,可以看出,加藤高明企图蒙骗列强,提出这并非“要求”而是“希望”的条款,一旦败露后,日本可以以此作为借口。

当时的日本政府,在是重视日中间的合作、还是重视与欧美的协调问题上虽有分歧,却始终坚持其外交政策应以中国必须依赖日本作为基础。加藤本人也对驻日的中国大使说过:“贵国真的相信不借助日本的力量,就可以收回德国的(胶州湾)吗?”出身记者、战后成为日本首相,促进与中国交流的石桥湛山,在提倡“小日本主义”的《东洋经济新报》上基于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观点明确表示反对“二十一条”,除此之外,日本国内舆论基本上都追随了政府的方针。

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高涨,颇具代表性的收回利权运动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然而,日本人对这种变化的理解不足,认为中国没有国家和公的观念,中国人只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日本保全中国才能实现亚洲的和平,未能脱离僵化的亚洲主义。“二十一条”就是这种僵硬的中国观的产物之一,这使得原本对日本抱有好感、立志参考日本模式进行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从此走上了与日本决裂的道路。

阅读 ‧ 电子书库

59 袁世凯批准“二十一条”的文书

中国政府对这一无理要求感到愤怒,1915年2月开始谈判,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举行了二十五次正式会议,此外还协调了二十余次,在此期间外交部总长陆徵祥等人向全世界转达了第五号的内容,想引起反对舆论。最初列强持观望态度,4月中旬后美国开始反对日本顽固的做法,英国也做出同样的反应。中国也对第五号贯彻了拒绝的姿态,5月4日,谈判破裂。

5月7日,日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5月9日下午6时前不接受除第五条的所有要求外,将采取军事行动。此时,中国山东、南满的驻军,再加上各增加的一个师团,总共有6万名日军。日本还下令在华日本人回国,摆出了临战的姿态。而袁世凯自大战爆发以来未能获得列强的援助,不具备与日本作战的力量。他判断无法得到英美两国的有力干涉后,接受了最后通牒,6月,条约被批准。

反日民族主义的高涨

在此过程中,袁世凯由于国内外高涨的反日民族主义,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山东后,东南亚的华侨开始进行抵制日货运动,虽然袁世凯发出禁令,却仍然波及全国。1915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提出抗议全体回国,国内也掀起了筹集采购与日本作战的武器资金的爱国储蓄运动。

“二十一条”被承认后,5月7日和9日这两天成为国耻纪念日,各地举行了不忘“民族耻辱”的示威和集会。其中也有对高唱建立不受外压的强大国家、建立独裁政权却未能抵抗侵略的袁世凯的失望和批判。

受到民族主义高涨的影响,袁世凯的政治对手开始威胁到他的权力。首先是进步党的梁启超,以及他的弟子、推动第三次革命的主要人物云南省都督蔡锷,在参议院上追究袁世凯在日本占领山东问题上的责任。然后是二次革命逃往海外的黄兴、李烈钧等旧国民党势力,他们一面反对独裁,一面发表声明要采取一切能够救国的行动。

袁世凯受到打击的是原属自己部下、代表北洋军内两大派军阀的武将、江苏省将军冯国璋(直系)和陆军部总长段祺瑞(皖系)。他们二人先后要求袁世凯采取断然的行动。其中段祺瑞要求拒绝最后通牒,袁世凯反驳道:“确实接受是屈辱的,但是除去第5条,中国不至于灭亡。”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来自这些对手的压力,反而使袁世凯加快了走向夺取权力的道路的步伐。

袁世凯最大的政敌孙文,由于身处侵略当事国的日本而备受打击。“二十一条”要求被提出时,孙文认为丧失了重大权利,特别是第5号使中国陷入了与1910年因日本侵占而沦为殖民地的朝鲜同样的境地。孙文想以此制造打倒袁世凯的舆论,指责“二十一条”的要求实际上是袁世凯提出的,目的是争取日本的支持从而获得皇帝的地位。

亡命日本的孙文为了获得对革命的支持,与板垣退助、涩泽荣一等政界财界的要人和军部人士频繁接触。“二十一条”要求的交涉仍在继续的1915年3月,孙文对外务省秘密提交了与日本民间人士签署的《中日盟约》。

《中日盟约》由十一条构成,内容包括为共同作战中国军队使用和日本军队同样的兵器、弹药,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主要聘用日本人等,与“二十一条”要求非常相似。孙文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时,从三民主义中删除了民族主义,依赖外国支持的国际派革命方式,低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

这份《中日盟约》向日方暴露了革命派的窘状,与孙文的意愿相反,这给日本在“二十一条”要求的谈判过程中提供了筹码。被称为卖国贼的袁世凯也转而反击,宋霭龄的丈夫、后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干部的孔祥熙痛骂孙文是日本的走狗。这一泥潭除了动摇革命之父的孙文的威信,没有带来任何结果。

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日本

袁世凯的野心和不安

袁世凯午睡后习惯饮茶。有一天,小侍从用袁世凯喜爱的翡翠杯给他送去茶水,不小心打碎了杯子。幸亏主人仍在沉睡。小侍从前往老侍从处商量如何才能不受叱责。

袁世凯醒了后,发现茶杯换成了瓷杯。他叫来侍从,问他怎么回事。“什么?碎了?”袁世凯十分不快。小侍从按照老侍从的指示回答道:“是的。我看见了非常奇妙的东西。”“那是什么?”袁世凯追问。“刚才我端茶进来时,床上的不是您,而是五爪金龙。”

“胡说!”袁世凯呵斥道。但他马上就不生气了。袁世凯打开抽屉,取出100大洋纸币赏给小侍从。还说,“刚才看见的东西,不许和任何人说”。

这是袁世凯权力基础的北洋军绘声绘色描述的。不用说,“五爪金龙”指的是皇帝,这个故事讽刺袁世凯做梦都想当皇帝。然而袁世凯即位的这种说法并不是头一次出现。自从清朝灭亡后他的心腹和革命派、清朝的皇族中就反复出现这些说法。刚才也提到,孙文曾指责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对复辟帝制的支持而接受了“二十一条”要求。

关于袁世凯复辟帝制,很多说法说他原来就抱有野心,或是成为独裁者后独断专行下的产物。但是,这些都是孙文、国民党等政治势力强调“正确”性,而将袁世凯定位为“窃国大盗”的一种政治见解。历史真相却不尽如此。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真正理由来自他对无法实现自己梦想中强大中国的焦躁,以及独裁权力受到威胁的不安。

阅读 ‧ 电子书库

60 段祺瑞

袁世凯开始明确意识到要当皇帝,是从1914年后半年开始的。这一年的12月,他在北京天坛(现天坛公园)举行了祭天仪式。这项仪式是赋予历代皇帝的特权,意味着袁世凯将成为继位人。袁世凯仅是代表中华民国出席,礼服的颜色也不是皇帝穿着的黄色,而是紫色。

此时,河南一带的白朗率军打出“劫富济贫”的口号,与革命派联合反抗,北洋军进行镇压而削弱了本身的势力。北洋军中段祺瑞成长为第二号人物,他不服从袁世凯的命令,两人围绕人事问题产生了矛盾。于是袁世凯亲自组建由自己指挥的精锐部队“模范团”,开始着手北洋军的改革。他还在陆军部以外另设总司令部,试图控制段祺瑞的势力。

然而这些举措都未能阻挡日本的侵略,袁世凯担心会重蹈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而下台的李鸿章的覆辙。制度改革也未能填补北洋军内部的龟裂,1915年6月,另一个实权人物冯国璋陪同梁启超来到北京,质问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

此时袁世凯虽然否定了当皇帝的愿望,却因部下和政敌的反对行动陷入不安之中。就像太平天国东王的杨秀清担心其他人反对自己独裁而试图获得与洪秀全同等地位来确立权威一样,袁世凯也想通过成为最高权力者—皇帝,来确立稳固地位,打消这些不安。

古德诺与帝制运动

就这样,袁世凯开始走上复辟帝制的道路,而美国的行政学者F·J·古德诺则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

1913年,古德诺被聘为总统府法律顾问。他认为中国民众意识低下、不适合采取共和制,中国最高权力者的换代会引起巨大的政治混乱,危及国家的独立。不如采用立宪君主制确定权力世袭的秩序,防患于未然。在他看来,专制君主传统顽固的中国,不采取彻底的外国统治和领导,是无法实现近代化的。因此,“帝制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

古德诺的拥护帝制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深刻的亚洲歧视,而使列强的殖民地统治合法化。当时的中国,一些人对象征古代鼎盛时期的皇帝心存怀念,因此在他们看来,外国人特别是共和制发祥地的美国人也提出这一论调,是有科学依据的。就连认为皇帝即便复活也无法再赢得民众的梁启超也感叹道:“很遗憾我没有蓝色的眼睛、红色的胡须”,承认了古德诺的巨大影响力。

1915年8月,杨度受袁世凯指示成立了推进帝制的组织筹安会,开始举行推举袁世凯为皇帝的活动。杨度本人是从革命派转变为立宪派的,筹安会的成员多为像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这样的原革命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引进进化论的严复等政权内的非主流派。他们认为共和制国家并未取得最后的成功,中国现在需要“英明”的启蒙君主,而袁世凯便是合适的人选。

9月,袁世凯的部下中家产最殷实的梁士诒成立了要求改变国体的全国请愿联合会,参议院也决定召开国民会议。10月,花钱请来的请愿者们来到北京,在国民会议上以全票推选袁世凯为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一度辞职后再次严肃地接受“天命”,宣布把新王朝的国名定为仅有一字之差的“中华帝国”,元号为象征宏大宪政的“洪宪”。

日本的动向与坂西利八郎

日本的动向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由于“二十一条”的幼稚外交行为而引咎辞职,9月,首相大隈重信发表声明称,只要不损害日本的权益,将不介入中国的帝制问题中。袁世凯认为这是支持帝制的信号,确信自己当了皇帝后建立强大的中国是压制日本野心的捷径。“二十一条”的屈辱成为袁世凯此后的噩梦。

但是,如同答应孙文日中合作的桂太郎的发言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意志一样,大隈重信的声明也不是政府的统一意见。10月,石井菊次郎就任外相后,态度迅速转变,认为帝制会给中国国内造成混乱。于是日本在协约国邀请英国、沙俄、法国拖延帝制的实行。

阅读 ‧ 电子书库

61 坂西利八郎

没有退路的袁世凯11月答复称帝制的实施将会延期。他想通过让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参战,来重新获得英国、沙俄、法国的支持。英国向日本提出中国参战的问题,日本认为中国出席和谈会议会威胁到“二十一条”中获得的权利而加以拒绝。12月,袁世凯决定即位,日本公使日置益和各国公使同时抗议,明确表示反对帝制。

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是袁世凯的心腹之一。他出身于和歌山的士族家庭,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往中国,1904年担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军事顾问。情报上校的坂西蓄有发辫,起了中国名为班志超。他精通汉语,可以不用翻译和袁世凯直接对话。袁世凯为了实现军队近代化对坂西寄予了很大的信任。

不言而喻,坂西利八郎是日本军人,他的一切行动以日本的利益优先。典型的表现之一是他在“二十一条”谈判中主张的“支那吞并论”,呼吁趁列强忙于各自的战争之际吞并中国。坂西之所以倡导这种极端论调,是由于陆军和外务省意见不一,对最后阶段中撤回第5条的不满。另外,袁世凯的法律顾问中著名的陆军大学教授有贺长雄,也是经由坂西推荐的。

帝制运动开始后,坂西利八郎便劝告袁世凯打消即位的念头。他非常了解日本原本就讨厌亲美的袁世凯,即使日本舆论赞成复辟帝制,日本也不会容忍袁世凯当上皇帝。他还从久居北京的经验中,认为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不具备皇太子的资质,杨度、梁士诒等人也不过是偷窥总理之位的二流人物。

坂西利八郎极力地劝说袁世凯和他的心腹们,“这不利于袁本人,也不利于子孙后代们,只会加速袁氏的灭亡”,但却无人理会。袁世凯没落成为定局的1916年4月,坂西试图让袁世凯暂时下野,以图东山再起。这是出自坂西的好意,也许是来自忠君之道的进谏君主之过的武士道精神。然而,这一行动让日本人把坂西视作帝制的支持派,被贴上了“袁世凯的间谍”的标签。

护国运动和军阀混战拉开帷幕

护国运动与袁世凯之死

袁世凯周围反对其即位皇帝的,不仅仅是坂西利八郎一人。袁世凯的老师张謇,以及结拜兄弟的国务总理徐世昌都不赞成复辟帝制,前者离开了政府,后者则以生病为由“告老还乡”。与袁世凯结怨的段祺瑞控诉其怠慢,冯国璋则与逃离上海的梁启超保持联系,反复声明反对帝制。

帝制反对派中蔡锷的行动受到了瞩目。他在第二次革命后入阁北京政府,被寄予厚望。然而,对袁世凯感到失望的他于1915年11月悄悄离开北京,来到以前曾担任都督并培养了众多部下的云南。12月,蔡锷和同在日本一所士官学校学习的云南省将军唐继尧、二次革命时担任江西都督的李烈钧成立云南护国军,举旗反对袁世凯。护国运动爆发。

阅读 ‧ 电子书库

62 蔡锷

他们宣布云南独立,称袁世凯为“国贼”,呼吁打倒袁并召集国会、扩大地方政府的权限。蔡锷率领三千名士兵进入四川,受到保路运动中活跃的哥老会的援助,和两万余名北洋军作战,不分胜负。各地将军们起初还犹豫不决,后来受到鼓舞,1916年3月,出身边境的广西省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贵州、广东、浙江先后独立。冯国璋和张勋等数名将军也一同要求取消帝制。

袁世凯受到孤立,3月22日不得不宣布废除中华帝国。从12月宣布即位后仅过了83天。虽然他企图延长政治寿命,但事态却不允许其再保有大总统之位。5月,独立的西南各省的将军们成立了临时政府军务院,根据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拥立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这一幕如同五年前武昌起义时的场景再次上演。南来之风再次刮了过来。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失意中病死。享年五十七岁。被迫废除帝制的当晚,他失魂落魄地嚷嚷道:“完了!全都完了!昨晚李鸿章死时看到了巨星陨落,现在轮到我了。”这是社会激荡时期大独裁者之死,并不意味着作为他的权力基础的北洋军灭亡。其部下围绕着遗产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护国革命中,孙文几乎没有发挥任何影响。1916年4月,孙文和之后成为首相的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接触,请求军部的支援。曾任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司令官的居正以日军占领下的青岛为根据地发动起义,却未能占领省会济南。蔡锷等护国军也接受了日本的援助,得以从南北两面夹击袁世凯。日本看穿了袁世凯没有前途,认为他是保证日本在中国的优先权的障碍而决定将其铲除。

段祺瑞政权与西原借款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一职。他恢复临时约法、召集议会等,试图将中国变回到袁世凯独裁以前的状态。缺乏野心的黎元洪作为协调者很称职,然而他不具备足够的军事实力,也不具备弥补这方面的才能。取代他掌握实权的是以北洋军为后盾的国务总理段祺瑞(皖系),与之对抗的是副总统冯国璋(直系)以及西南各地推动护国运动的诸军阀们,还有在袁世凯失势过程中新壮大起来的东北的张作霖(奉系)。于是,在北京政府内的权力斗争便形成了以段祺瑞为中心,黎元洪、冯国璋和各地军阀等人相互对峙的态势。

彻底摧毁袁世凯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于1916年10月,因与元老们对立而不得不下野。

接下来担任首相的是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寺内内阁在日本国内被称做超然内阁,以出兵西伯利亚和米暴动事件而闻名。他致力于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对华政策的转变。

阅读 ‧ 电子书库

63 西原龟三

自提出“二十一条”后,日中关系恶化,特别是大隈内阁采取排斥袁世凯政策,默认大陆浪人川岛浪速于1916年与军部勾结,再次策划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独立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等举动。寺内正毅在议会上批判了大隈的对华政策,打出了以“诚意”和“亲善”为核心的“王道主义”,作为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而且他还试图通过经济援助来确保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其主要负责人是西原龟三。

西原龟三参加了对沙俄持强硬态度的对俄同志会,他在朝鲜作为实业家成功后,得到了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信任。此外他还与朝鲜银行总裁胜田主计关系很好,在胜田担任寺内内阁的财政大臣后,西原便成为胜田的私人秘书。被称作“朝鲜帮”的西原、胜田、寺内三人选择了国务总理段祺瑞作为其对华政策的伙伴。

西原龟三基于在朝鲜的经验,计划通过控制铁道和银行来扩大日本货币的通用范围,进而扩大日本在中国经济方面的影响力。他还得到了在北洋军阀中拥有众多人脉的坂西利八郎的帮助,于1917年1月与段祺瑞之间签订了五百万日元的交通银行借款。

以“公正不偏”作为对华政策方针的寺内正毅,当初对支持特定政治势力干涉内政的行为是持消极态度的。但后来西原以对北洋派的援助乃“帝国百年大计”为由说服了寺内。

结果,1917年7月寺内正毅在内阁会议上决定“给予段祺瑞内阁相当友好的援助,以期时局平稳”的支援段祺瑞的方针。此后一直到1918年因米暴动而辞职,寺内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好转期间积蓄的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外汇,几乎无担保全部借给了段祺瑞。这便是所谓的西原借款,实际是对段祺瑞的政治借款。这些资金几乎全部被段祺瑞用来加强军备,他垮台后,该笔资金便也无法收回了。

日本的所谓“援段政策”,对中国政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其焦点是中国的参战问题。1917年4月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动员中国也参战。西原龟三为了保持对段祺瑞的影响力,提出可延期支付义和团赔偿金和提高关税等条件,热心地规劝中国参战。段祺瑞也考虑可借协约国的支援来强化自己的政权,打算参战。

然而,黎元洪大总统和议会,还有段祺瑞的政敌军阀们反对有利于强化段祺瑞政权的参战计划。当时在上海的孙文也批评段祺瑞的参战乃出于利己私欲。1917年3月,段祺瑞宣布与德国断交,并逼迫议会批准中国参战。5月,黎元洪罢免了段祺瑞后,逃到天津的段祺瑞让属下督军宣布独立,将黎元洪逼入绝境。无奈之下黎元洪召辫子将军张勋进京意图改变时局,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清朝的复辟,即末代皇帝的复活。

清朝复辟事件与护法战争

宣统皇帝溥仪退位后,受到国民政府的优待住在紫禁城。每日他都能听到住在中南海的袁世凯在用膳时军乐队的演奏,深刻体味到失去王位皇帝的悲哀。袁世凯的帝制计划发生时,溥仪九岁。起初宫中都期待着清朝可以挽回政权,但袁世凯的真正意图明了之后,怕被新皇帝杀掉的恐惧则蔓延开来。最后袁世凯因护国运动死去,溥仪周边的人们都庆贺其为“不知天高地厚”之死。

对溥仪而言,复辟行动从张勋入京到“满洲国”成立就“没有停止过一天”。1917年6月的某日早晨,身边的侍从们说“今天暂停学习”,原来是张勋到访。张勋劝告道“唯陛下复位,万民方可救”,催促溥仪复位。但溥仪对张勋的粗俗言语甚是失望,直盯着他那夹杂着白发的辫子。

张勋进入北京后解散了议会,逼迫黎元洪辞去大总统之职,并于7月宣布废除共和体制及清朝复辟,一时间紫禁城内清朝遗臣们“如从棺材中逃出来”般遍地都是。对我们来讲张勋复辟是不符合时代的疯狂闹剧,那时朝廷还将参加护国运动的广西省军阀陆荣廷也视为复辟派。袁世凯的智囊徐世昌也参加了意图复辟的会议,据说段祺瑞和冯国璋也派部下参加。此外日本的一部分势力也支持清朝复辟,各种势力都想从政治上利用清朝皇室。

可实际上他们对清朝复活表示出的理解,不过是建立在自己掌握政治主导权的基础上。果然,段祺瑞反对张勋的独断专行,立即组织了讨伐军。十二天后张勋便失败倒台,逃往荷兰使馆。从而以皖系为主诞生了第二次段祺瑞内阁,由直系的冯国璋担任代理大总统,可议会却没有恢复。没有了反对派的段祺瑞于8月决定中国参战,接受日本支援,同时试图用武力统一全国。

阅读 ‧ 电子书库

64 溥仪

孙文在1917年7月从上海来到广州,与130多名国会议员为了保护临时约法之精神,恢复议会而成立了临时政府。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抱有强烈危机感的云南唐继尧、广西陆荣廷等也加入其行列,并于9月成立了广东军政府。孙文依靠他们的武力对段祺瑞发动了护法战争(护法意为保护临时约法),与段祺瑞相比,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军阀们步伐不统一,未能取得战果。当时除了南方的革命政府、北方的段祺瑞政府外,还有各地割据的大小军事势力,中国由此突然进入了所谓军阀混战的时代。日渐加深的“民国”的混乱,究竟要由谁来拯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