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青年的季节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

《新青年》和北京大学

中国建国后把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称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其开端就是北京大学学生为首的反日示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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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成为现代中国原点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下面我们先来看看作为其舞台的北京大学的动静。

北京大学的改革和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1901年前往日本考察教育的吴汝纶和被中国聘为总教习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为了把这所作为戊戌变法的唯一成果的学校变成近代大学而呕心沥血。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由因引进进化论而闻名的严复担任校长。然而科举时代流行中国的“读书当官”这一观念束缚了人们,北京大学也成为培养官员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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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蔡元培

大大地改变北京大学氛围的是出身绍兴的进士、曾组织过光复会的蔡元培。他在1912年1月担任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制定了《大学令》等,奠定了近代中国的教育制度。7月由于与袁世凯产生矛盾而辞职。二次革命后蔡元培西渡法国,参与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留学制度勤工俭学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在接受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上取得了重大成果。

袁世凯死后的1916年12月,大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周围人都反对他前往被视作保守势力堡垒的北京,蔡元培则表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蔡元培就任校长后,号召大学的使命乃自由从事学术研究,而不是当官赚钱的手段。而且大学生应成为人们的榜样,应彻底远离麻将、酒和妓女。

蔡元培提出的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教授队伍的重编。特别轰动社会的是,他聘用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首位总书记的陈独秀作为文学部长。

陈独秀是革命派的留日学生,辛亥革命后在故乡安徽省政府担任秘书长。二次革命后逃往上海,参与杂志《甲寅》的编辑,1915年9月,自行出版了《青年杂志》(第二号起改为《新青年》)。在创刊号的论文《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提出了作为时代精神的民主与科学,主张只有自强自立的青年才能挽救濒临灭亡的中国。他还呼吁和传统思想特别是儒教诀别,严厉批评“儒教才是支撑中国两千年专制政治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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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新青年》杂志封面与李大钊的文章

当时袁世凯将孔子崇拜引入学校教育中,主张儒教国教化的康有为也支持张勋复辟清朝。陈独秀对儒教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思想、文化问题上,还带有政治色彩。蔡元培每天前往陈独秀居住的酒店,经过耐心地说服,陈终于同意加入北大。《新青年》的编辑部也迁移到北京,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随着陈独秀就任文学部长,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精锐学者们陆续集中到北京大学。其中有留美时倾倒于挪威国民作家易卜生、提倡口语体的白话文学的胡适。李大钊留学早稻田大学时开展了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他在作品《青春》中提出只有青年觉醒,才能使“青春的中国苏醒”,此时他也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和经济学科的教授。

蔡元培的方针并没有局限在政治立场和主义上,而是广招有才能的学者。其代表人物是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刘师培,他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造诣颇深。1920年代末推动有特色的乡村建设运动、“文革”后被重新视作现代新儒家的梁漱溟,由于其有关印度哲学的论文受到好评,二十四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的讲师。他反对新文化运动认为西洋思想就是批评传统的观念,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尝试对儒学再发现,并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

制定国语和关于妇女解放的讨论

于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改革下,古今中外的思想在此交汇,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有一天,具有大学机关报性质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一则意见。作者是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年轻时的毛泽东。他提出了不少社会问题,其中意味深长的要数“国语(白话文)问题”和“女子问题”。

首先是国语问题。地理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中国各地方言存在巨大的差异,被称为五大方言的北方话、吴话(上海话)、福建话(台湾等地为闽南话)、广东话和客家话发音各不相同,可以说相互之间完全听不懂。连接它们的是作为书面体的文言文,大学的课程也采取朗读文章资料的方式。然而,提倡白话文学后,学校教育中如何朗读口语体的文章成为很大的问题。

这时被提出作为国语候补的是以江南方言为基础、在官方场合较为通用的“官话”和北京中产阶级之间使用的北京话。它们都是北方话的一部分,然而蔡元培和章炳麟等江南出身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多支持官话。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江南,受到蒙古语、满语等北方民族语言影响的北京话并非纯正的“中原之音”。

而主张采用北京话的人们则认为,官话只不过是荟萃了众多的方言,缺乏作为语言的系统性。这场争论还留有辛亥革命时期临时政府(南京)和袁世凯(北京)势力抗衡的影子。也可以说,中国的中心是放在文化、经济中心的江南,还是军事要地、政治之城的北京,这背后其实存在着明代以来江南知识分子与专制权力的对抗关系这一宏大的背景。最终这场争议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华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决定将北京话定为普通话。也就是说,政治压倒了文化和经济。

年轻的毛泽东还提出了女子问题。上面也提到,清朝末年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女学生阔步上街行走感到震惊,将她们与因缠足而足不出户的中国妇女进行比较。除了太平天国出于妇女从事户外劳动这一客家习惯而禁止缠足外,近代中国最早提倡废除缠足的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中国国内开始正式提倡废除缠足的是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开始,各地成立的象征自然足部的天足会。曾经被视作三寸金莲的缠足,成为象征中国落后的“国耻”。

其次,从女子教育上来看,1880年代后,外国人传教士在宁波等地成立女子学校,20世纪后出现了不少女日本留学生。1907年清朝也开始实施女子的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决定小学实施男女共学。当然,“女子学而无用”的社会观念根深蒂固,1915年女子小学生的比例仅占全体学生的百分之四。但1919年却出现了一项成果,一名叫邓春兰的女学生,寄信给蔡元培要求到北京大学上学。

当时蔡元培顶住了保守派和政府的压力,认为只要有学力就可以入学。1920年春,邓春兰等九名同学果然被批准为旁听生,9月的升学考试全体合格。女子新生的出现对男学生也是一大新闻,登有名单的《北京大学日刊》立即被抢购一空。在最高学府中的男女同班这一问题上,中国比日本领先了一步。

然而,她们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在进入社会后却仍然受到了限制。清朝末期,除了上面介绍过的秋瑾之外,还有不少参加革命运动、制造炸药和从事间谍活动、支援后方的妇女运动家。1911年,还成立了要求妇女参政的女子参政同盟会。然而,临时约法未承认妇女的参政权,袁世凯开始独裁后,妇女参政问题更是被搁置一旁。

传统的家族制度阻挡了那些对新文化运动产生共鸣的青年男女面前的道路。其中成为焦点的是结婚问题,毛泽东本人也拒绝了父亲指定的婚事离家出走,与后来革命运动中牺牲的杨开慧恋爱而深感烦恼。广东的纺纱厂女工们也成立了“拒婚同盟”,却未能形成社会大势。胡适引进的易卜生作品《玩偶之家》之所以受到好评,就是因为抱有同样苦恼的人们从抵抗家庭束缚的女主人公娜拉身上找到了共鸣。然而就像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述,等待挣脱旧制度牢笼的年轻人的,仍是布满荆棘的道路。

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们而言,摆脱旧制度更是难上加难。清朝末年出生于山东、被欧洲人家雇佣的宁老太太回忆说,她摆脱缠足外出的缘由是饥肠辘辘,她甚至差点要砸砖头来吃。她通过乞讨、帮工而自立的原因,是因为她丈夫鸦片成瘾,为使儿子不被卖掉,她不得不离婚。她说自己的乞讨生活“无需顾及体面,心情放松”。然而只要生病,生活就失去了任何保障。

鲁迅和文学革命

鲁迅的日本时代与办事员生活

这里我们来看看被称为中国近代文学之父的鲁迅。鲁迅本名周树人,是出身绍兴的留日学生。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在弘文学院时期就对参拜孔子感到不快,后又与同乡蔡元培、秋瑾等一道参加了光复会。

鲁迅投身文艺活动,起因是1906年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当时鲁迅正在上微生物学的课。授课多用幻灯,时间有富余的时候便放映日俄战争等时事问题。某一天的幻灯放映的是被日军作为间谍逮捕、被处刑的中国人。周围站立了很多围观死刑的中国人,个个体格健壮,却都面无表情。鲁迅深感刺激并认定,医学不能拯救中国人,不改造他们的精神世界,只会是供人欣赏的材料或观众,从而立志从事文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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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鲁迅

这段故事在鲁迅的作品《藤野先生》中也出现过,但是现在的看法认为并不尽其实。当然,每周批改鲁迅讲义的医学部教授藤野严九郎是真实的人物,鲁迅终生都很尊敬他。鲁迅期末考试合格后,不及格的日本同学中伤说“藤野先生告诉了考试题目”,他愤怒地反驳道“因为中国是弱国,中国人难道就是低能儿吗”,并因此离开了仙台。

鲁迅来到东京后一面在外国语学校上学,一面秘密参加革命运动。有一天,他被命令暗杀要人,由于询问将来自己的母亲由谁照顾,被批评为“那怎么行”而受到排斥。鲁迅特别尊重维持生计的母亲鲁瑞,连笔名都取自鲁姓。如果当时他作为暗杀分子而死,就不会有小说家鲁迅的诞生了。

1909年,鲁迅回国,回到家乡绍兴担任教师,当地作风保守,鲁迅未能发挥留学时期的知识。特别为难的是血气方刚的学生们要剪掉辫子。由于留日时剪去了辫子,回国后像《阿Q正传》中的老钱的长子一样,受到周围的“冷笑和恶骂”而感受到各种压力的鲁迅,不想让学生也遭受同样的痛苦。然而,他们却批评鲁迅“表里不一”,最终数名学生还是剪掉了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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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鲁迅手稿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绍兴也被卷入其中。城里竖起了军政府的白旗,其实仍是旧势力掌握实权,没有任何变化。鲁迅对此深感失望,1912年应蔡元培的邀请前往北京。在这里他开始了他的另一面,作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即办事员的生活。

搬到北京的鲁迅起初住在绍兴会馆,后来搬到了市内西部的八道湾。生活虽然比较稳定,但是随着宋教仁被刺,袁世凯推行独裁,教育部也笼罩着沉重的气氛。这时,鲁迅外出到北京的名胜之一琉璃厂去专心收集拓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麻醉自己的灵魂”,即一面寻求因失去革命成果而产生落寞感的安慰,同时装作沉迷于兴趣之中借以逃脱特务机构的嫌疑。

文学革命与《狂人日记》

1916年10月的《新青年》,刊登了胡适和陈独秀的书简,指出今日的文学极其腐败,只顾形式毫无内容。翌年的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议用白话文写作的八条方案,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回应要打倒贵族文学,建立平民文学。文学革命开始。

有一天,提倡废除汉字的学者、友人钱玄同到鲁迅家中做客。他劝鲁迅在《新青年》上写点什么。当时对文学革命并不甚关心的鲁迅问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回答道,“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毫无疑问,“铁屋”就是指当时闭塞的中国社会,曾经对革命满腔热情的鲁迅体会过“窒息的痛苦”。然而真的没有改变社会的“希望”吗?应该再努力尝试一次,把在压抑下“昏睡”而死的人们唤醒。鲁迅自己长期以来也在思考这个问题,1918年6月,他发表了作品《狂人日记》。

这部作品是用患有受害妄想症的病人的日记形式来写的,主人公“俺”幻想周围人都要吃了自己。他感到不安,彻夜查找资料,从满篇的“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都浮现出“吃人”的字眼。他特别害怕的是亲生哥哥,五岁的可爱的小妹妹就被他吃了。不只是哥哥,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沾染上中国数千年来吃人的行为。最后主人公呼吁救救还没吃过人的儿童而告终。

这部作品把儒教社会比喻为“吃人”的社会,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人们一边害怕“被吃”,一边伺机攻击对方的样子。实际上,当时的报纸登出的报道中,有人赞扬儿子或妻子割下自己的肉给母亲或丈夫吃的这一儒教价值观。鲁迅在对中国社会的这种压抑体制进行尖锐批评后,对胡适等人提倡的文学革命进行了实践。

接着,鲁迅又在1919年发表了《孔乙己》和《药》。孔乙己是科举落榜的贫困书生,总是到酒馆讨一碗酒喝,受到其他客人的奚落。有一天,孔乙己到举人家中偷盗,受到私刑被打断了腿。他用两只手撑着来到酒馆,店主不但不同情他的不幸遭遇,还嘲笑他受到了报应。后来孔乙己就再也没出现在酒馆。文章以他一定是死了来结尾。

《药》的主人公老栓唯一的儿子得了肺结核。某天,他听信迷信,把死人的血抹在馒头上给病人吃就能治好病。于是一心想给儿子治病的老栓,天亮前到革命家被处死的刑场,向刽子手买来蘸血的馒头。后来,儿子死了,他妻子去扫墓,被杀害的革命家的母亲也在自己儿子的墓前说话。周围一片寂静。

这两篇作品的共同点是,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革命派遭受的镇压,以及社会的扭曲践踏着人们这些社会事实,还有面对这些牺牲者的痛苦而无动于衷的人们。特别是以被处死的革命家秋瑾为原型,鲁迅因勇敢的她却在周围“热烈的拍手”声中被处死而感到自责。然而这一想法不但没有引起主人公的共鸣,最后也没能挽救生病的儿子。

孔乙己的原型是住在附近的没落知识分子,“窃书不能算偷”这一台词也来自他本人的话。孔乙己的偷盗并不是重罪,人们对受到虐待的孔乙己的反应过于残酷,甚至幸灾乐祸。鲁迅对此描述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其实,鲁迅的父亲也是由于科举的营私舞弊沦为没落的知识分子,在失意中死去。少年鲁迅得以看到乘虚而入、窥视财产的亲戚们“真正的嘴脸”。鲁迅认为,无论牌子怎么变,“吃人”社会的体制以及支撑体制的人们的内心不改变的话,中国便没有未来。

《阿Q正传》和中国社会

鲁迅在北京大学授课期间的1921年,尖锐地揭露了中国社会阴暗面,发表了杰作《阿Q正传》。这部作品极其有名,先简单看看它的内容。

阿Q是未庄底层的雇佣农民。鲁迅的说法是他无名无姓因此起名为阿Q,也有人说Q是意味着幽灵的“鬼”的意思。阿Q被赵财主等村民们视做傻瓜,本人也傻呵呵的。因为他具备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都能马上变得自我满足的“精神胜利法”。

有一天阿Q调戏尼姑后被骂“断子绝孙”而受刺激。死了谁给自己供饭……突然开始想女人的阿Q逼赵财主家的佣人吴妈和自己睡觉,被赶走,失去了未庄的工作。不久从城里回来的阿Q,势力让人吃惊。可人们发现他和盗贼同伙时,又看不起他。

辛亥革命爆发后,阿Q从村民的慌乱中感到“革命也好罢”。喝醉后四处大喊“造反了!造反了!”的阿Q,幻想自己加入了身穿白色铠甲的革命党,向欺负他的人们复仇,并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后,革命成功的荣誉却被钱家的少主人“假洋鬼子”夺去。阿Q不但未能参加革命党,还作为赵财主家强盗事件的犯人被抓了起来。

等在被关在牢房里的阿Q面前的,是枪毙示众的死刑。阿Q被带到官人们面前,第一次拿笔的他好不容易划了一个圆圈,第二天他被押上囚车上街示众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从围观处刑的群众中,阿Q发现了比自己以前遇见的狼还要狠毒的眼神。这些眼神吞噬了阿Q的灵魂,他甚至没喊出“救命”的声音,全身就已经粉碎。

充满悲剧色彩的阿Q是体现中国人国民性的代表人物,开始连载时,人们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就是阿Q的原型。阿Q认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把被称为“我是虫豸”的屈辱变成“得胜”,对这种卑屈和吊儿郎当,鲁迅批评它们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这里可以看出,这是鲁迅自己对既不承认鸦片战争以来的军事失败、又沦为半殖民地的“不孝之子”的祖国,既痛恨又爱惜的感情体现。

而阿Q对革命的一知半解,以及欢喜地观看他受刑的群众,体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深蒂固。事实上,参加太平天国和与之呼应的参与叛乱的人,很少有因平时积累的不满爆发而采取夺权行动的下层民众。而且,这种“死人一喊,活人就高兴”的光景,在电影《芙蓉镇》中也出现过,在“文革”期间也很常见,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作为小说舞台的未庄,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男人被枪毙而已。打倒清王朝这一革命大义,被缩小到权势者们毁坏了寺庙里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这一行为。台湾的评论家柏杨也指出,无论多么出色的理想和主义一旦深入中国文化中去,便会变质成为截然不同的东西。鲁迅在深刻的痛苦下提出的对中国社会的理解,直到今天仍给人们打出了尖锐的问号。

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

两个巴黎和会

新文化运动时中国国内的政治情况,依旧表现为南北之间的对立。北京政府的实权派、国务总理段祺瑞(皖系)想接受日本援助来实现武力统一。然而他的政敌、总统冯国璋(直系)则主张南北和平,并破坏了段祺瑞的军事作战。段祺瑞觉得受限制,于1918年10月,通过名存实亡的新国会,将冯国璋拉下总统之座,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凯的旧谋臣徐世昌。起初,段祺瑞试图笼络徐世昌,而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则为了自身的需要而反对内战。

南方的广东军政府方面,实权派的广西派陆荣廷等人排挤主张北伐的孙文,1918年5月废除总统制迫使孙文辞职,孙文盛怒道“南北军阀乃一丘之貉”而前往上海。梁启超、张謇等稳健派也提倡和平,列强们也希望内战早日结束。11月,南北实现停战,1919年2月,上海召开了南北议和会议。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接近尾声。1918年11月,德国投降,国联成员之一的中国也举行了战胜纪念仪式。由于这是鸦片战争失败以来的首次胜利,国内上下喜气洋洋,数千名学生参加了天安门前广场(比现在的天安门广场要小很多)上举行的集会。多数中国人抱更大期待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条,它讴歌民族自决的原则和公平解决殖民地问题。

威尔逊的十四条,是为了对抗1917年沙俄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呼吁在无吞并、无赔偿、民族自主的原则上签订议和条约这一举动,主要以东欧为对象而提出的。然而,亚洲人民听到后认为大战后的新世界一定能废除帝国主义“强权”的压制,心存希望。中国也认为只要主张基于民族自主“公理”上的权利,就能废除以“二十一条”为首的耻辱的不平等条约。

1918年12月,中国全权代表团背负着国内的期望,前往巴黎参加和平会谈。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担任代表,团员有被称为“中国青年一代”的北京政府驻美公使顾维钧、广东军政府驻美代表王正廷等,以及信奉威尔逊的年轻亲美派的精英们。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顾维钧和王正廷立刻主张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返还中国,与要求继承其权利的日本代表对立。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二十一条”要求的有效性上,顾维钧等人主张中国参战使“二十一条”失效。而日方则拿出了段祺瑞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等人在西原借款交涉期间秘密与日方签订的有关山东问题的公文函件。其中记载中国对日本继承德国权益一事“欣然应允”,日本因此申辩“二十一条”有效。

之后山东问题暂时被搁置,在是否公开公文函件问题上日中各不相让。然而主导会议的英国、法国在大战期间与日本另外签订了秘密协定,美国见此情况后也倾向于支持日本。4月,山东问题被再次提出,德国旧权益的归还问题却受到了忽视。中国代表眼看情况不妙,于是提出了由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五大国”来进行共同管理的代替方案,试图遏制日本的殖民脚步。然而最终却仍旧失败,4月30日,会议决定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被日本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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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顾维钧 中国外交家,字少川,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脱颖而出

另一场和平会议即上海的南北议和会议,围绕段祺瑞重新编制的参战军问题,交涉停滞不前。参战军是指预备参加世界大战的部队,而组织这支队伍的实际目的在于发动内战。这支军队的军费来自西原借款,士兵由日本人上校训练,实乃日本援段政策下的产物。广东军政府要求解散参战军作为实现和平的条件,3月,段祺瑞拒绝该要求,会议中断。4月,段祺瑞与日本签署的密约被曝光,人们对待段祺瑞和日本的情绪进一步恶化。

五四运动开始

4月24日,梁启超从巴黎发回电报,最早向国内传达了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他指出英国、美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呼吁开展拒绝签署和平条约的运动。4月30日,电报到达北京,人们期待的“公理”被迫在日本的“强权”面前屈服,感受到冲击和失望。报纸上宣传的“青岛亡矣!山东亡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口号更使得这种失望情绪逐渐变为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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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五四运动 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的学生

1919年5月1日,各所大学的代表在北京大学等学校集合,就如何对待亡国危机交换了意见。3日晚,陈独秀支持的《国民》杂志社和胡适支持的《新潮》杂志社的成员们作为发起人,召开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大会。大会的参加者超过了一千名,他们约定支持拒绝签署和平条约并且在第二日于天安门广场集合进行示威游行。甚至有人在激愤之下咬破手指,在衣服上写下“还我青岛”的血书。

5月4日下午1点,天安门广场聚集了三千多名学生。他们高举“中国被宣判死刑”“保我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等人”等标语,散发用白话文书写的传单向南出发。

他们的目标是各国公使馆所在地的东交民巷,要求和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四国的公使见面。英国等三国大使馆以周日为由推辞,数名代表和美国大使馆的书记官会面,递上请愿书要求支持中国的主张。

这时学生们被警察拦住,在公使馆区域外冒着酷暑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一部分学生开始高喊“我们去外交部!去曹汝霖的家!”,很多人不顾组长的反对前往曹汝霖的住处赵家楼。但是,曹汝霖的住宅被两百多名警察重重保护起来,学生们只能向豪华的屋子里投掷国旗和标语,并打算结束行动。

此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之前煽动游行队伍的一部分学生毁坏窗户进入院中,从里面把门打开。学生们大举入内,开始寻找曹汝霖,在公文书中写下“欣然应允”的是章宗祥本人,他们逮捕了在曹家避难的驻日本公使章宗祥并对其进行殴打。曹汝霖的家被放火。警察起初对学生们的士气感到害怕,后来由北京的警察总监亲自指挥,调整战局,甚至动用军队,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

运动的扩大与拒绝签署条约

5月4日,学生们在北京大学商量对策,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并同时罢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虽发言说“这次你们有点过头了”,但同时为了救出被捕的学生又四处奔走。刚开始,政府内部还高唱包括解散大学在内的强硬镇压论,而山东选出的很多议员则改为支持学生们。孤立下的政府要求蔡元培以学生不参加5月7日国耻纪念日的国民大会、重新开始上课为条件答应释放被捕的学生。翌日,被捕学生在欢呼声中乘车回到北京大学。

虽然北京的国民大会事实上被禁止了,其他城市仍然按照计划举行了国耻纪念日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特别是山东省省会济南,三万人集会要求“严惩国贼”曹汝霖等人。然而,段祺瑞始终保持高压状态的姿势,把蔡元培看做事件的幕后操纵者并打算罢免他。另外,谣言四起,例如派出刺客暗杀段祺瑞、军队进驻北京并烧毁北京大学等。眼看形势急迫的蔡元培于5月8日亲自提出辞职,悄悄离开了北京。

学生们认为政府逼走了蔡元培,更加愤怒,他们除要求慰问蔡元培外,再次宣布要罢课。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其他大学也持相同观点,5月13日,北京的校长们都提出辞职以示抗议。总统徐世昌则于14日对蔡元培发出慰留令以示妥协。

这时学生们又展开了新的活动方式。被称作“救国十人团”等的由学生组成的演讲团就是手段之一,他们插上旗帜,用画和地图向人们说明山东问题。另外,对日本的抗议行动扩大为抵制日货运动,愤怒的群众召开了“烧毁日货大会”,人们把手头上的日本货纷纷投到火中烧毁。

某个集会上对堆积如山的日本货进行烧毁,一名中学生突然痛哭着把自己的自行车扔向火中。这也是日本生产的。少年时的宣统帝溥仪也非常喜爱自行车,这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物品。牧师出身、在北京回民街道创建了女学校崇贞学园的日本记者清水安三目睹了这一场景,从而得知“二十一条”以来日本的行动如何激怒了中国民众,他写道“像被针扎了一样受到刺激”。

5月19日,学生们开始罢课,政府接受了日本公使的请求要求停止街头演讲。学生们接受后,政府又禁止抵制日货,并事实上在北京实施戒严令,要求重新开课。对此不满的学生们改变了战术,打扮成小贩开展购买国货运动,还劝说市内的警察这些“亲爱的同胞们”,让他们理解运动的意义。

6月3日,当局下达的重新开课的期限已过,学生们做好受到大镇压的准备,再次聚集街头演说。警察不断地逮捕学生,被捕人数3日达到170名,4日达到800名,拘留所不够,甚至把北京大学也作为临时拘留所。但是,4日600名女学生首次进行游行示威,走上街头的学生人数增加,警察也束手无策。政府只好停止镇压,释放被捕的学生。

北京学生大量遭到逮捕的消息传出后,运动扩大到全国各地和国外。其中拥有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上海的运动影响尤大,不仅是学生街头演讲和抵制日货,商店也一律关门罢市。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出现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举行罢工,外国资本的工厂被迫停业。5月,福建学生前往英属马来亚呼吁抵制日货,7月,运动席卷了马来全国并扩大到荷属东印度和泰国。

起初,美英等国认为该运动是针对日本的,采取静观事态的态度,甚至觉得该运动“秩序良好”而持好感。然而,上海的城市功能陷入瘫痪,影响到列强各国的殖民地,租界当局开始对运动进行禁止或镇压。再加上各地的地方长官、国内的银行家们,也催促北京政府早日处理学生和市民提出的罢免曹汝霖的要求。

陷入困境的北京政府,终于在6月10日宣布罢免曹汝霖等人的职务。这是由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们主导的,广大城市居民抛弃“阿Q”,作为主体参加的运动的成果。这一消息传到巴黎的中国代表团,他们受到了鼓舞,6月28日不顾政府的指示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日本代表们大吃一惊,批评中方的行动是顾维钧等人的“冲动武断”,然而此时顾维钧的手里,已经收到了7000封来自中国国内要求拒绝签约的电报。中国的民族主义再次成为巨大的浪潮改写了历史,7月10日,徐世昌亲自颁布总统令,追认了代表团的行动。

日本留学生的动态和吉野作造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早早就出现了与五四运动相连的动态。1918年5月,日本为了出兵西伯利亚签订了日中军事秘密协定后,1200名留学生提出抗议并回国,呼吁反日运动。一年后的1919年5月7日,500名留学生高呼“取消条约”、“打倒军国主义”,在东京的中国公使馆召开国耻纪念日集会,与前来阻止的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三十六人被捕。

这时,大正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政治学家吉野作造为了救出被捕的中国留学生而四处奔走。他从1906年起住在天津,担任了三年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1915年日本提出 “二十一条”后,吉野作造认为它是“日本生存下去不可或缺的东西”而予以支持。但他认为日本人应对日后的中国持有“同情与尊敬”的态度,对欠缺这一点的日本大陆政策吉野作造持怀疑态度,并加深了对中国、朝鲜和台湾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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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吉野作造

1916年,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文章,提出民本主义,认为在天皇制下也可以实现民主主义。他认为日本和中国都是资本主义的后进国,一定要引进民主主义。吉野还在1918年成立黎明会,对学生进行启蒙。因此,五四运动一爆发,吉野就意识到中国学生提出的民族自主的要求,才是民主主义在东亚生根发芽的“活的精神”。于是,他请求外务省保护被捕的留学生,并为了释放留学生而四处奔走。

吉野作造投向五四运动的眼光充满了同情,除此之外,广为人知的是他对1919年朝鲜爆发的“三一独立运动”寄予的同情。吉野批评日本军人总督统治朝鲜,主张废除对朝鲜人的歧视和实现朝鲜的言论自由。他还将大学工资和著作权收入、演讲费等中相当一部分,拿出来资助中国、朝鲜留学生的生活。

吉野作造的活动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知晓,陈独秀和李大钊关注黎明会并把它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模范,1920年5月,北京大学的学生团还前往日本互相交流。当时的日本虽然对抵制日货感到麻烦,却无法从正面接受中国人的要求,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代表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共同尝试跨越国家和民族的差别从而摸索普遍的价值。这一努力诞生了一项成果,就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

接纳马克思主义和成立中国共产党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

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掌握巨大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召开了第一次党大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疑受到了俄国革命、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的巨大影响。然而,最近围绕作为成立共产党前提的、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意见,即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日本传入中国的。

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开始正式地接纳马克思主义,源自1917年夏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但实际上,五四运动之前在北京的日报《晨报》的文化版面中,就开始翻译、介绍河上肇等人写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担任翻译工作的是李大钊留学日本时的朋友,《晨报》的主笔陈溥贤。

1918年底,陈溥贤被派到东京担任特派员,负责采访日本关于巴黎和会的动态。他对吉野作造的黎明会的成立非常关注,详细地向国内介绍了“大逆事件”后“寒冬时代”暖风缓缓吹来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陈溥贤之所以关注日本的社会主义,是因为他认为日中两国要解决山东问题等悬案,达到“真正的亲善”,首先必须把日本改造成不是由军部或资本家,而是由工人来当家做主的社会。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陈溥贤的翻译上,刚才提到的北京大学学生团访日,也是吉野作造努力搭建与李大钊之间的桥梁的辛苦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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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李大钊

同时,李大钊也独自和日本的社会主义势力建立了关系。1920年12月,堺利彦、大杉荣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李大钊也立即参加。北京常驻的报社记者丸山幸一郎把他介绍给日方人士,之后李大钊从日本获取最新的信息,同时他的关注点也从学说研究扩大到妇女解放问题、工人问题等方面。1921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灵活运用河上肇的著作理论,阐发了通过“宇宙精神”基础上的民众伦理的觉醒来进行社会变革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了生产力决定一切的经济一元论,给学生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清末的日本留学潮中也提到过,日本位于东亚世界的边缘,其在接纳欧洲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新思潮,成为中华世界的重生中不可缺少的能量。在洪秀全接纳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中提倡民主主义和科学之后,对中国的近现代史产生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也是来自这一边境的新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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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陈独秀

当时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仅是后来的共产党员。对孙文的三民主义感到共鸣的革命家们,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国内难以被理解的民生主义的补充而进行介绍和普及。国民党一边倒的理论家、后来激烈批判共产党的戴季陶就是其中一人,据说成为共产党员必读文献的《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就来自戴季陶千辛万苦弄到手的日文版的中文翻译。

与日本有密切联系的中国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变化。1919年,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一次加拉罕宣言,宣布无条件返还沙俄帝国从中国获取的权益,1920年3月,这条消息传到中国本土,对凡尔赛条约内容感到幻想破灭的中国人惊奇地称它为“空前义举”。从此,中国国民对之前并不熟悉的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关注迅速提高。

1919年6月,离开北京大学前往上海的陈独秀没有错过这一变化。1920年9月,改版后的杂志《新青年》登载了陈独秀的《谈政治》,标志着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主张文学革命的他本来对政治批评持消极态度,但五四运动中他亲自走到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捕。由此他认识到“无论谈不谈政治,政治总是尾随我们”,投身政治革命非常重要。新文化运动虽然严厉地批评了儒教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苦于无力创造取代它的新的价值观。作为率先指示中国前进道路的向导,陈独秀克服了五四运动期间的混沌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寄予了期望。

《新青年》事实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杂志,对支撑俄国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介绍。信息来源也从言论严格管制的日本,转变为欧美特别是俄国移民们亡命的美国。这一结果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显著的国际性。而且它从形式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第二 国际)分离,因此必然受到共产国际的强大影响。

当然,领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中,极少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异议。信奉美国模式近代化的胡适,曾不愉快地表示,“《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苏维埃俄罗斯》(美国发行的介绍俄国革命的杂志)的汉译本了”。鲁迅也对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体制感到怀疑,与白桦派的文学家武者小路实笃主张的“新农村”运动产生共鸣,表示信奉否定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而离开了《新青年》。

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革命伊始苦于列强干预战争的苏维埃政府,逐渐把眼光投向了东方。1920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论题”的决议,决定了积极支持殖民地民族运动的方针。同年,俄国共产党派出维经斯基前往中国,完成在中国聚集社会主义者的使命。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以记者身份来到北京,首先通过北京大学客座讲师鲍立维等的介绍与李大钊会面。当时中国正好黑汗宣言的消息刚传入,布尔什维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此时还不能马上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一事。他开始实质性活动是在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前往上海与陈独秀见面、5月在法国租界成立共产国际临时机关之后的事情。

当时的上海除了陈独秀之外,还有戴季陶等很多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记者们。还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策划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活动的国民党系的工人团体中华总工会以及五四运动中大显身手的学生运动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布尔什维克积极地向他们开展工作,1920年6月,以陈独秀为中心成立了最早的共产党组织—社会共产党(中国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史中称作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广泛聚集拥护社会主义的青年团体—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信号已经出现了。

然而,1920年底,陈独秀接受将广西军阀陆荣廷赶出广州、接纳孙文的“开明派”将军陈炯明的邀请,离开上海成为广东军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翌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社会共产党由于资金不足而被迫中止活动。

顺便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史中没有出现在历史的正面舞台上,当时名为共产党的并不仅是陈独秀的小组。中华总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们成立的大同党就是其中之一,与共产国际派遣的朝鲜人活动家成立了“假共产党”。

这里的“大同”毫无疑问是指洪秀全、康有为等人追求的中国自古以来的乌托邦,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最先也局限于传统思想的框架之中。但是,他们派往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代表直到会期也未能到场,作为中国共产党最终也没有得到承认。

中国共产党成立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经过了迂回曲折,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开始准备成立。北京的领袖是李大钊,通常被认作是母体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尚未开展活动,成员也仅有八名。广州的共产党起初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中心,陈独秀到广州赴任后两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仅剩下九名成员。

长沙的领袖是毛泽东。他从北京回来后在学校任教,1917年7月,他在杂志《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呼吁作为大联合的基础首先要成立农民、工人、学生、妇女等各种人群的“小联合”。湖南的学生团体开展运动要求打倒皖系督军张敬尧,毛泽东作为主要成员前往北京请愿。然而其结果仅是军人势力的更替。

192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在北京已经和李大钊接触的毛泽东,此时被陈独秀的话语“深深打动”。他回到湖南后致力于地方自治运动,还成立引进进步图书的文化书社和俄国研究会,努力接纳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也对毛泽东的才能高度评价,在11月的信中催促早日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于是毛泽东和几名关系亲密的同志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还对自己的母校、曾担任语文教师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开展工作,1921年1月成立了由十六名“真正的同志”组成的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人都来自毛泽东的个人关系网,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是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以各地的革新知识分子为媒介,由很多条支线共同推动的。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是在陈独秀前往广州前的1920年11月成立的。陈独秀等人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发行了杂志《共产党》。还派遣代表参加翌年的第三届共产国际大会,得到了承认。

1921年6月,共产国际的新代表马林等人一到上海,就要求立刻召开共产党大会。因此在陈独秀、李大钊这两名中心人物未能出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便在上海法国租界召开了。中国认为该会在7月1日开幕,至今仍把这一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纪念日,实际上会议是在7月23日召开的。

此时的党员共有五十三名,参加会议的地方代表为十二名。其实开始有十三名代表参加,由于7月30日晚遭到租界警察的搜捕,会议改在浙江嘉兴的南湖的一艘游船中召开,有一人最后一天未能出席,便未被视作代表。参加人员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岁上下,最年轻的刘仁静(北京代表)仅有十九岁。他们都身穿西服皮鞋或是长袍,一看就是知识分子。

参加这次会议的十二人中,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的有六人,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迎接开国庆典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而看看李大钊和陈独秀之后的命运,李大钊于1927年4月被奉系的张作霖逮捕后杀害。成为中国共产党首任书记的陈独秀,则在1927年被视作“右倾机会主义者”而赶下最高地位,1929年被开除党籍。

后来被国民党逮捕经历了狱中生活的陈独秀,在日中战争爆发的1937年被释放。此时,陈独秀严厉批评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和纳粹德国、意大利一样都是法西斯国家,是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他还坚持从建立共和制的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是“民主革命时期”,五四运动的意义并没有丧失。

且不论陈独秀的观点是否正确,扬帆出发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成长为左右世界的力量,无疑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经验。这期间他们失败所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