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筑起抗日长城
——“满洲国”与长征、西安事变

“满洲国”的成立与现实

一·二八事变爆发与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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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月,在上海的内山书店不时传来的炮声中,鲁迅和家人过着不安的避难生活。1927年9月,他离开广东来到上海的公共租界,与许广平生下了周海婴。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是出身于冈山的天主教徒。他在制药公司工作时出差来到上海,1917年在北四川路开了一家基督教方面的书店。之后内山书店成为日中文化人士聚集的沙龙,鲁迅也是常客之一。

同样认真而固执的鲁迅和内山完造志趣相投。1930年,鲁迅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姿态强硬,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因而被下达了逮捕令。此时,内山把鲁迅藏于自己的家中,并找到了新的住所。翌年,进步的年轻作家们遭到逮捕,鲁迅再次受到内山的帮助,藏身于日本人的旅馆中。鲁迅能够不屈服于当局坚持批判政府,与内山完造不顾禁止发行的处分、代理销售他的著作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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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合影

1932年1月18日傍晚,日莲宗的五名日本僧侣托钵路过租界旁边的中国工厂。突然受到数十名中国人袭击,其中一人来不及逃走而被杀。对此,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展开报复,烧毁工厂并杀害了一名中国警察。20日,日本移民到日本海军的陆战队本部前游行示威,要求派遣陆海军、取缔抗日运动。

该事件的主谋是公使馆直属的情报武官田中隆吉,他意图把国际上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都会上海,而乘机推动“满洲国”的建立。1月27日,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要求中国在翌日下午六点之前解散所有的抗日团体。上海的局势顿时变得紧张,市内要求避难的民众陷入了恐慌。

1月28日下午3点,上海市政府答应全面接受日本的要求,表面上似乎避免了战争。然而,当天夜里11点20分左右,陆战队本部的部队长在身上交叉系上白绳召集士兵,装甲车领头出动进行“市内警备”。他们行进的方向是第三次围剿中断后江西战线被夺的、战斗力较强的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警备区域。陆战队对采取戒严的十九路军几乎未进行任何警告而突然闯入,两军之间爆发了激烈的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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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一·二八事变 日本海军陆战队

内山完造为鲁迅提供的住所位于陆战队本部的正对面。1月28日晚,鲁迅正在书房写作,突然断电,卡车部队从司令部大院中驶出。不久便听见枪声,许广平到晾衣物的地方张望,看见火光冲天,知道战争打响了。她急忙下来,发现鲁迅的书房也出现了子弹穿过的洞孔。

30日凌晨,大量日本兵突然敲打鲁迅的家门。他们进到屋里,发现除了鲁迅外都是妇孺后离开。稍后内山完造的下人前来报信说,“刚才有人从这栋楼向陆战队本部射击。这里的居民都是外国人,只有鲁迅一名中国人,如果发生任何事情将无从保护。全家应尽快转移到书店里”。鲁迅和最小的弟弟周建人一家急忙赶到内山书店的二楼避难。

就这样,鲁迅开始了避难生活,对此,许广平做了以下的描述:“我们躲在楼上的小房间里,尽量不让孩子大声哭叫,每天战战兢兢。枪声、路边堆积的沙囊旁放哨的士兵的脚步声仿佛就在耳边。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饱尝了侵略者带来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每个人都沉默不语,但是这种无法名状的情绪有时如波涛般涌上心头,让人无法忍受。”

我们可以切身体会到鲁迅等人在战场的角落里忍气吞声,饱受惊吓、愤怒和焦躁的折磨。当然,日本人也在太平洋战争时体会过空袭的恐怖。然而,与国土遭受蹂躏的人们心里的伤痛,是完全无法相比的。

在一·二八事变中,日本军与十九路军苦苦相战,日本增派了三个师团和混成旅团,仍未分出胜负。直到3月3日停战,日中两军的战死人数达4 800名,市民死伤人数和失踪人数达到两万人。当天,国联的大会计划在日内瓦召开,其通过的停战措施其实是为了避免日本受到制裁。而在两天前的3月1日,讴歌“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满洲国”宣布建国。关东军的图谋成功地实现了。

“满洲国”的成立与善意的恶政

鲁迅一家在上海惊慌避难的1932年2月,溥仪在旅顺会见了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溥仪反对东北三省新建的国家不叫大清而叫“满洲国”,他不是皇帝而是执政。他认为“不能当皇帝,活着有什么意义”,然而不久却由于板垣的恐吓而诚惶诚恐。

当时日本有不少人反对搬出宣统帝作为新国家的元首,认为这是违背了时代潮流。而且要想让东北三省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下独立,不采取比中华民国更为优越的政治制度,便无法立足于国际社会。因此关东军提出先让溥仪就任“执政”,数年后经过民众的推选再即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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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当上“满洲国”执政的溥仪

1932年3月8日下午3点,无奈接受执政一职的溥仪抵达清朝起家之地、被改名为新京的“满洲国首都”长春。火车到达后军队的乐团开始演奏,在日本国旗中,以前的大臣们手持清朝时期的黄龙旗前往迎接。紧接着9日举行了溥仪的执政就任典礼。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回忆道,典礼就像职业学校的毕业典礼一般简单,而初次见到的溥仪“脸露凶相”而让他大吃一惊。

“满洲国”的“建国”宣言称,在日军的帮助下如今摆脱了奉系军阀(张学良)的残酷统治,要为了满蒙三千万民众而要与中国断绝关系,建设王道乐土。然而,溥仪和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之间签署的秘密协定,暴露了“满洲国”的性质。协定的内容如下:

 

(1)“满洲国”的国防和维持治安委托给日本,经费由“满洲国”负担。
(2)“满洲国”委托日本或日本指定的机构管理及修建、开设日军国防上所需的铁路、港湾。
(3)“满洲国”极力援助日军所需的各项设施。
(4)任命有见识及名望的日本人为“满洲国”参议,中央、地方各政府也任用日本人,其选任、解聘必须经过关东军司令的推荐、同意。

 

通过此密约,关东军获得了在“满洲国”境内完全的行动自由,“满洲国”成为关东军的基地国。关东军司令拥有人事权,可以不通过外交手段控制“满洲国”的内政。溥仪在自传中称,该密约是国务总理郑孝胥“独断专行”的产物,自己虽然不满却只能“承认既成事实”。然而实际上,是溥仪听从板垣指示在协定上签名,亲手让“满洲国”沦为了傀儡国家。

最初,溥仪以为就任执政是通向皇帝宝座的第一步,热心于公务。可是不久他发现,“执政只是纸上的空职,而不在己手”。不仅仅是溥仪。大臣们也只是每日喝茶看报,除了闲聊没有任何的公务,实权都掌握在副手的日本人手里。

“满洲国”标榜五族协和,宣扬满人(汉族和满族,即中国人)、朝鲜人、蒙古人、日本人、俄国人等“各民族一律平等”。然而这只是保护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日本人(人口比例约为百分之一)的口号,实际上民族间的平等云云均是痴人说梦。

很好反映出这一点的是“满洲国”官吏决定工资差异的会议。满人官吏的工资被控制在日本人的六成左右,大臣们批评它违背了“日满亲善”的精神。对此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反驳道,日本人能力和生活水准高,工资也必须要高。日本人必须吃大米,不像满人可以吃高粱过活。日本人离乡背井,专程前来为满人建设王道乐土。如果要讲亲善,当然应该感激日本人,让他们领取更多的薪水。

当时,一名大臣反论道:“日本要在哪里建设王道乐土?难道不是满洲吗?如果没有满人,能建设吗?”驹井勃然大怒,叱责道:“你们知道满洲的历史吗?满洲是日本人用鲜血换来的。是从俄国人手中抢回来的。这是军队的决定!”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再无人发言。

结果,“满洲国”的日本人在“善意的恶政”即主观的善意意识下,欠缺与他人共存的多民族社会的思考,强行植入了独善的价值观。不仅是工资和饮食,就连电车的车辆也对满人进行严格区分。许多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歧视毫无意识,在日本国内封闭的日本人社会里拒绝与异文化的接触。

殖民地学者矢内原忠雄对这种现象考察后认为,“满洲国”的理想主义已成为“日阴者”(见不得人的人),贯穿了帝国主义的法则。然而这种法则与“可以当场击毙反日分子”的暴力专制密不可分,对反抗强制收购耕地的满人农民进行了无情镇压(土龙山事件)。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强压政策的代价,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留在东北各地的日本人拓荒团完全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李顿报告书与侵占热河

这时,日本首相犬养毅正陷入苦恼中。他虽然没有采取若槻礼次郎的不扩大方针,却担心东北三省独立国家的成立会与围绕中国问题结成的九国公约(1922年)发生冲突。与孙文私交甚好的犬养承认对中国东北的主权,并和南京国民政府交涉,意图建立亲日政权。然而,他在承认“满洲国”这一问题上表现出犹豫时,海军的青年士官们袭击了首相官邸将其刺杀。这就是因“一说就懂”“无需问答”而出名的五一五事变。

其次挡住关东军野心的是李顿调查团。1931年12月,国际联盟决定派遣调查团调查满洲事变,翌年1月,以英国李顿为团长的五名成员聚集于日内瓦。作为参与员加入的有日本的吉田伊三郎(驻土耳其大使)和中国的顾维钧(张学良顾问)等人。他们在2月底到达横滨与日本要人会谈后,3月14日进入战争创伤累累的上海开始活动。

李顿等人调查的焦点是,在中国现状问题上日中之间说法的分歧。日本主张中国不是统一国家,正面临崩溃,缺乏近代国家的资格。于是,1932年4月,调查团到达北平后,张学良邀请他们来到中南海并作了演说。

这时,张学良斥责了日本“东北并非中国一部分”的主张,指出看上去混乱的中国如今正处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却不正视这一事实。日中发生冲突,其实正是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走向社会进步和政治统一的结果,用武力抢夺了中国人一手建设起来的东北三省。但是,企图使“满洲国”合法化的日本的“谎言和谣言”无法胜过正义和真理。张学良痛斥日本无视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决议而采取侵略、挑衅的方针,决不能否定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及其发展的权利。据说李顿被这场演说打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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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国联调查团访问关东军司令部(前排左一为调查团团长李顿)

日本一看形势不对,从4月开始对东北三省的调查进行了百般阻挠。调查团的参与员顾维钧被“满洲国”拒绝入境。调查团欲与在齐齐哈尔附近的嫩江桥抵抗日军的马占山(原黑龙江代省主席)取得联系时,关东军派出两个师团攻击马占山,并在7月公布其已“战死”(实为误报)。犬养的后任首相斋藤实内阁9月签署了《日满议定书》,企图承认“满洲国”,使它成为既成事实。

1932年10月2日,李顿报告书公布于世。该书描述中国方面的排外宣传和缺乏法制的状态导致了与日本的紧张关系等,内容不全然有利于中国。在柳条湖事件的关东军行动方面,断定“无法承认其为合法的自卫措施”。“满洲国”不是出自“纯真自发的独立运动”,而是日军在未宣战的情况下占领东北各地、将其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的结果。

该报告书还指出,单纯恢复原状不能解决问题,应代替“满洲国”在东北三省设立中国主权下的自治政府,由列强共同管理,自治政府聘请多名外国顾问,以日本人为主,并提议实现东北整体的非武装化,日中两军都从该地撤军。

日本政府激烈抗议李顿报告书的内容为“骗人的国际管理”。中国政府虽然对列强共同管理东北三省的方案面露难色,但仍表示考虑该地的非武装化。

1932年12月,国际联盟临时大会召开,多数国家要求采纳李顿报告书、否认“满洲国”。英国等大国表现出了拥护日本的姿态,然而由于1933年2月关东军侵占热河省这一行动,形势出现了逆转。2月24日,国联总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弃权)采纳了基于报告书内容的劝告方案。此时,日本代表松冈洋右留下“日本已到达合作的极限”一言退场,而使众人一片哗然。3月,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在国际社会的孤立下加深了与德国、意大利的合作。

关东军对热河发动进攻后,张学良主张彻底抗战,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等却逃跑,中国军队败退。3月,关东军控制了整个“满蒙”地区,张学良承担责任,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跨越万里长城的关东军在激战后,5月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停止了进攻。虽然,当时与“满洲国”邻接的广大地区被设为非武装地带,而中国军队的撤退使帝国首都北平近在咫尺。

安内攘外与长征的开始

安内攘外政策的提出和第五次包围讨伐战

日本的侵略给中国全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许多报纸、杂志愤激地要求歼灭“倭寇”,政府首脑之一的汪精卫批评张学良的不抵抗而离开政府。然而蒋介石冷静地分析了敌我的军事力量。他想利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即在上海和长城附近抵抗日军,同时寄希望于犬养毅的和平谈判以及国际联盟的仲裁,尽可能采取忍耐和让步来拖延时间。

这时,蒋介石提出的基本方针是“安内攘外”。他认为只有平定国内的反对势力才能对抗外国的侵略。这项政策的出台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蒋介石并非第一人,他重复了清朝首脑们的思路,把太平天国称为要命的“心腹之患”,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和英法的战争相比,更为重视对其的镇压。

例如,蒋介石评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继承了中国古来的思想传统”,同时批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是“违反中国伦理”的异教徒。这种主张建立在曾国藩的言论基础之上,即排斥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色彩,为保卫儒教的正统而集结湘军。同时实行连坐制等措施,使农民远离共产党,在军事上采取守势缩小包围圈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新战略,也改变了中国历代王朝镇压叛乱的常用手段保甲制和坚壁清野政策。换而言之,蒋介石想通过讨伐共产党,来稳固自己作为正统王朝权力继承人的地位。

另一方面,江西苏维埃中毛泽东虽然位居临时政府主席,实权却掌握在王明、秦邦宪等苏联留学生集团手里。1933年初,从上海转移过来的共产党中央主张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领导下,积极展开正规军的进攻。并批评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游击战术为“右倾机会主义”,排除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干部。

随后他们又在共产国际的“孤立中间势力”的政策基础上,在苏维埃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地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然而该运动升级导致了人们的恐慌,甚至有中农逃离苏维埃地区,造成生产停滞、粮食不足。1933年11月,曾在上海事变中抵抗日军的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等人,反对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然而党中央把这股中间势力看做“最危险的敌人”而不予积极配合,失去了扩大势力的机会。

1932年6月开始的第四次“围剿”由于日军侵占热河而受挫,蒋介石聘请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魏泽尔上校为军事顾问,与曾经的常胜军同样致力于军队近代化的新式装备。1933年10月,蒋介石动员五十万兵力开始了第五次“围剿”。

该战争中,国民政府军整顿军用道路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构筑坚固阵地采取一步一步压缩包围网的战略。对此,共产党中央采取“不让敌人踏入一步苏维埃的土地”的正面作战方针,红军部队却在二百架飞机和混凝土建造的碉堡群前溃败。1934年3月,作为苏维埃大门的广昌县沦陷,死伤两万四千人,共产党逐渐丧失了维持根据地的力量。

后来,毛泽东说,“我在井冈山等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提出开展游击战术,一些吃了洋面包的家伙(指苏联留学生)不信,说山里不可能诞生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我失去了工作,整日沉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书籍当中。后来我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便是这两年的阅读的成果”。他利用受冷落的江西苏维埃时期充电,得到了宝贵的机会,总结以前的经验、深化思考。

起死回生的长征

1934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八万六千名士兵,离开江西苏维埃首都瑞金前往广东、湖南、广西的山区。这就是后来被传颂为中国共产党神话的两万五千里的殊死搏斗—长征的开始。

长征途中充满了无法想象的艰险。首先红军在不让国民政府军察觉下准备启程,还要突破层层封锁的防线。行军只能在夜晚,扛着重器械的补给部队移动艰难,不断有人跌落谷底。第一方面军在广西北部渡过湘江途中被国民党围堵留在对岸的多数部队全军覆没。结果离开瑞金后仅仅两个月,兵力就减少到了三分之一(三万人)。可是,红军在付出牺牲的同时迅速恢复了行动力。

其次,在生活习惯迥然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活动成了问题。就像蒋介石承认的一样,红军巧妙地拉拢下层民众,军民一体作战是其强大的秘诀。然而等在进入贵州、四川山川地区的红军面前的,是长期以来受到汉族迫害的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必须和这些把汉族视作入侵者的民族建立起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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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长征要塞泸定桥

前人也有未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导致失败的。他就是在天京事变后与洪秀全分道扬镳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1863年,石达开沿着和红军几乎相同的路径来到四川,彝族人却拒绝配合并加固了防御,在大渡河击溃了石达开军。蒋介石也熟知这段历史,给部下发来电报鼓励他们在该地获取殊荣。

这时,外号独眼龙的先遣队指挥官刘伯承尝试与彝族首领接触。起初彝族有所警戒,刘伯承提出共饮鸡血结拜兄弟后,他们的态度有所缓和。刘伯承又说,彝族有许多部落,汉人也分为红白两种人。蒋介石为首的“白汉人”压制少数民族,而我们“红汉人”却是站在你们一边的,彝族人听后高兴地为红军带路。毛泽东面向中国社会底层的努力,以这种方式取得了成果。

1935年5月,聚集在大渡河南岸的红军主力,摆脱国民政府军守卫队开始渡河。然而,由于该地的急流而无法搭桥,为让大部队通过,只能选择北部一百七十公里处的泸定桥。仅用了两天就达到桥下的红军,所有将士平安渡到北岸。毛泽东和从小就听着石达开传闻长大的四川人朱德宣布,“我们用行动证明了我们不是第二个石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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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图为当时聂荣臻在红一军团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讲话

其次,红军接受考验的是头顶万年雪的五千米高的山脉(大雪山)。红军将士多出生于南方,几乎都没见过下雪。他们在行军中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薄棉军服。而最险要的夹金山,人们则视作为连神仙也飞不过去的难关。

1935年6月一大早,毛泽东一口气喝下驱寒的辣椒汤,和其他士兵们一样穿上厚衣服开始登山。刚开始是冰雹的袭击,天晴后冰雪反射的太阳光刺伤了人们的眼睛。快到山顶时空气稀薄,体力不支者爬起又摔倒,最后无法动弹。登上山顶的士兵们接到的指示是“不许休息,滑冰下山”,不少人由于坡度倾斜而骨折,或滚落悬崖下落不明。而据说女兵们爬山后,均停止了月经。

之后,红军面临的是四川和甘肃边境的大草地。海拔三千米的大草地开满了鲜花,不见人的踪影。8月的天气变化多端,士兵们在突然下雨或下雪时无处可藏。如果走错一步,草地下可能是无底的泥沼。不少将士陷入泥沼中,欲上去帮忙的战友也一并被水吞没。行军一周后弹尽粮绝,特别是盐分不足,造成大量士兵死亡。据说倒下的士兵都告知家乡的名字,留下遗言“请通知我的家里人”而断气。

1935年10月,到达了长征的终点陕西省吴起县时,第一方面军仅剩下了七千人。长征不仅是为冲出绝境的凄惨奋战,也在中国边境的十一个省份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的路径虽然与过去的两次北伐完全不同,却是把新时代之风从南方传播到西北大地的“第三次北伐”。

遵义会议与周恩来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使苏维埃陷入崩溃境地、在湘江渡江战斗中大败却姿态强硬的党中央(秦邦宪和李德),人们的不满爆发了。1935年1月15日开始,连续三天在贵州北部的城市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秦邦宪、李德、毛泽东、朱德等二十人参加了会议,后来成为改革开放政策领导人的邓小平也作为秘书长而出席。会议上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作出了纠正。秦邦宪强调受“帝国主义各国”援助的国民政府军实力过于强大,而迟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这时有人出来发言。他就是共产党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成为另一位主要人物的周恩来,生于1898年,比毛泽东小五岁。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生平也成为对比,毛泽东出生于农村,周恩来的原籍和鲁迅一样都是浙江绍兴(出生在交通枢纽江苏淮安)。周恩来的家庭是诞生了很多官僚的名门,他从天津以进步而闻名的私立学校南开学校毕业后,前往日本和法国留学。周恩来在日本期间住在神田,曾经到过京都的岚山。虽然未能如愿考上第一高等学校(后来的东京大学教养系),但据说在此期间受到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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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周恩来

1931年12月,周恩来来到江西苏维埃,第一次和朱德共同指挥前线作战。抗日英雄第十九路军组建福建省政府时,周恩来主张应该和他们共同战斗,然而党中央却听不进去。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后,周恩来警告“碉堡战对碉堡战”的阵地战缺乏策略,存在分散兵力的危险。但是,他未能说服李德,红军因此差点覆灭,他对此深感负有责任。

会上,周恩来坦率地自我批评说,战略的错误才是导致这次战斗失败的原因。接着毛泽东发表演说,指出李德的领导“极其恶劣”,没有采取灵活的战略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兵力。他还断言说红军士兵也是血肉之躯,脱离中国实情的秦邦宪等人的纸上谈兵决不会胜利。据说演说结束后会场一片掌声。

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握了军事面的领导权。不久后北上在陕西省北部建设了新的根据地,决定了与日本作战的方针。虽然毛泽东与苏联留学生集团之间仍旧存在对立,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作为中国本土的政治势力走上独立的道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盟友关系也由此开始。

今天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周恩来应该毅然采取反对态度。周恩来虽然为很多人推翻冤案,却屈于毛泽东的权威未能挽救整个中国。自身也成为政治运动对象的周恩来,有没有这种可能至今无从知晓。然而,乡村长大的激进哲学诗人毛泽东,和留洋归来温和的务实官僚周恩来之间的磨合,直到1976年两人相继去世,一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面相。

高涨的抗日情绪

蒋介石的抗战准备与独裁体制

蒋介石在瓦解江西苏维埃后,一边追击红军,一边开始准备与日本作战。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经济建设,以及重视忠诚的政治措施,不过是重新建立了传统压抑的统治体制。

蒋介石本来对战争持有预见。不久的将来围绕中国的利益问题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必将失败。1934年12月,蒋介石以徐道邻的笔名发表了名为《敌乎?友乎?》的论文,表明了他对日本问题的基本立场。蒋介石指出,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国将付出巨大的牺牲,他说:“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他还警告说,日中战争拖长,只会对日本不利,现在寻求两国和解,必须立即归还东北三省和热河。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正如自己所预测的那样,转移到重庆继续抗战。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相比,蒋介石没有提及作为抗日战争重要因素的“人民”的游击战式抵抗,这不由得让人感到其对胜利的预测不够坚定。但是,到重庆后,蒋介石控制了以前国民政府权力未及的四川、贵州等西南各省,开始建设“大后方”。

负责蒋介石的抗战准备的是,1932年11月非公开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编为国家资源委员会)。铁路和公路网迅速扩建,以军需产业必不可缺的矿物资源钨等为主开始尝试发展重工业建设。并改革币制统一全国货币,通过将国内流通的白银国有化,实施通货管理制度来确立国民政府的金融统治。

这种政策是一种开发独裁,平息了因白银流失美国而产生的金融恐慌等,取得了一定效果。军事方面也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前,完成了一百七十万兵力、六百架飞机的战斗力编制。然而这些装备不及日军,蒋介石并未能确信在全面战争中能够取胜。

蒋介石一面对战斗力存在疑虑,又着手建设国民总动员的体制。他首先在江西庐山、四川峨眉山开设军官训练团,亲自讲话以统一将领的思想。1934年2月,他发起了一种启蒙运动即新生活运动。该运动提出把“礼义廉耻”的传统儒教道德作为国家统一的理想,重视卫生、杜绝鸦片、提倡国货的使用、奖励节俭,以实现国民生活的合理化和统一化。

蒋介石描述这些运动的目标时说,“如果有60万绝对服从我的命令的军队,我有办法击败小倭寇。傲慢愚蠢的日本军人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需要的是统一指挥”。在这里蒋介石宣布要取得抗战胜利只能“绝对服从”,他想在“统一指挥”的名义下重新建起就连孙文也未能抵抗住诱惑的中国固有的专制统治。或者也可以说日本的侵略使中国也产生了法西斯的连锁现象。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鲁迅

对加强独裁的蒋介石,孙文的遗孀宋庆龄表示反对。国共两党分裂后宋庆龄移居德国,成立了国民党、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邓演达被蒋介石暗杀后,宋庆龄发表声明“国民党不再是政治势力”,明确表示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1932年12月,鲁迅和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合作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要求释放政治犯、废除非法拘禁和实现言论自由等。

对此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审查制度并命令特务机关镇压。1934年2月,一百四十九种新书籍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5月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进行严格的审查。此时鲁迅比较了中日的言论镇压,写道“日本检阅后把删除部分留作空白,读者可以看出。而中国的审查不允许空白,读者无从发现审查的痕迹,文章意思不通,都变成作者的责任。这比日本前进了一大步,在中国的笔祸史上值得记载”,来讽刺当局。

和陈果夫的CC团(中央俱乐部)并列负责镇压的是1932年3月在南京由黄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结成的力行社(蓝衣社)。该组织宣誓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与CC团相比是采取直接行动的特务机关,不仅镇压共产党员,批评蒋介石的民主势力也是它的对象。1933年6月,他们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中心人物杨杏佛,迫使同盟停止活动。

这时,上海因流传暗杀者名单而陷入动荡,但鲁迅仍坚持每天前往内山书店。由于下达了逮捕令,内山完造很担心,鲁迅却说“那其实是让大家闭嘴。如果真要逮捕,应该不需命令把人带走就行了,不用怕”而泰然自若。据曾拜鲁迅为师的增田涉回忆,鲁迅为避免被特务发现,在炎热的夏天也不靠近窗户,而是在不通风的房间里使用各种笔名写下批评政府的文章。他对顽强坚韧的鲁迅写道“感觉到了作为人的伟大”。

日本分离华北与一二·九学生运动

就在蒋介石准备抗战时,日本加大了对“塘沽停战协定”中成为非武装地带的长城以南地区的压力。1935年5月,发生反日恐怖事件后,日本派遣军要求中方负责人何应钦从河北省撤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军,并要求罢免河北省主席。6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让步,提出中国方面“自行处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即“何梅协定”。

同时,邻接河北的察哈尔省发生了拘禁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的事件。6月,关东军的土肥原贤二迫使宋哲元率领的国民政府军撤出察哈尔,签订了“秦土协定”。

日军通过这些行动在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山西)建立打着自治旗号的地方政权,开始排除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力,扩大日本的统治,即分离工作的开始。当然中国方面也不是束手无策,政府方面向宣称“日华亲善”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展开了包括返还东北四省在内的用和平手段解决所有问题的外交攻势。然而,蒋介石的“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方针,在旁人看来显得慎重或是软弱让人焦急。南京国民政府还在日本禁止抗日运动的要求下发布睦邻外交令,“抗日”二字只能写成“抗×”,这无疑激怒了民众。1935年11月,日本拉拢山西阎锡山等旧军阀势力的工作迟迟不见进展,便在非武装地带里以曾留学日本的殷汝耕为首,成立了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南京国民政府大惊之下下令逮捕殷汝耕,关东军作出进攻北平的姿态加大压力,要求宣布察哈尔、河北两省的自治。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再度退让,12月11日命令从察哈尔撤退后就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为负责人,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表面上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地方机构,日本方面却认为是实现华北自治的行政机构。多数中国人也认为这是对日本屈辱的让步。

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学生们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分离华北,要求停止内战、言论自由。示威活动的中心是政府镇压较轻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支援学生们的是翌年即1936年受到毛泽东接见的、通过报道《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存在的燕京大学讲师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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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935年“一二·九”学潮中,北平学生在电车上演讲

这天,学生们上午10点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得知消息的当局包围了各所大学,并封锁北平的城门,试图打消学生们的活动。学生们转向何应钦办公室提交请愿书,在宋哲元的司令部前与警卫发生冲突。从王府井向南行进的示威队伍发展到四五千人规模,高喊“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汉奸(卖国贼,这里指殷汝耕)”等口号。郁积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北平市当局在东长安街配备军警,阻止游行队伍靠近日本公使馆。严寒中被水管浇湿的学生们被驱散,满洲事变后前来北京避难的东北大学等十八名学生被捕。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的12月16日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市民游行,四百人受伤。三十人被捕。1936年1月,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学生运动,学生们效仿五四运动成立了救国宣传团,在农村开展活动。还有人潜入东北军宣传抗日。

义勇军进行曲与八一宣言

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学生们齐声演唱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曲。曲名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年轻作曲家聂耳出生于云南,母亲是少数民族。他从小就熟悉民族音乐,不久便接触到小提琴。他还瞒着父母参加了云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十八岁时聂耳来到上海,制作中国民间音乐唱片和电影主题曲。1933年,他在剧作家田汉的推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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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聂耳

《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被查封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故事讲述被赶出故乡东北三省的知识青年为了救国赶赴战场,捕捉到观众由于日本侵略而加深了危机感的心理而红极一时。然而,聂耳未能等到电影上映就受到国民政府特务的追杀逃往日本,7月死于藤泽市鹄沼海岸的事故。享年二十四岁。他闪闪发光的一生,诉说了当时敏锐的中国青年的思想和烦恼。

这种形势下,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发表宣言的其实不是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等人,而是以莫斯科的王明为首的党中央。同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会议,修改与中间势力为敌的路线,呼吁成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八一宣言应称作它的中国版,呼吁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外的广大势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早在1933年3月,宋庆龄就在上海联合抗日团体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批评国民政府的态度暧昧。翌年的1934年,她发表了近一千八百名著名人士签署的《中国人民抗日基本纲领》,呼吁全国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上海律师会会长沈钧儒、记者邹韬奋等上海文化人士也组织了救国会,1936年5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共产国际的路线转变可以说对中国是很及时的。

长征结束后的1935年12月,毛泽东等在陕西北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自己的战略。1936年2月,红军在山西西部扩大势力,做好了抗战准备。5月,蒋介石派出讨伐军,红军退出山西并宣传停止内战。8月,共产国际指示与国民党“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从之前的反蒋立场转变为“逼蒋抗日”的方针。

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长期持续内战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要清算沾满鲜血的过去,走向一致抗日需要强大的起爆剂。也就是本书最后要描述的历史性大事件,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与张学良

苦恼的东北军统帅

1933年3月,揽下热河失陷的责任、宣布下野的张学良,在治疗鸦片中毒的同时,访遍了欧洲。当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体制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张学良认为中国应该“由一位领袖来统一国家、振兴民族”而寄托于蒋介石。一年后张学良回国,被任命为扫荡湖北、河南、安徽方面红军的“剿匪”副总司令,1935年10月,为讨伐陕西北部的红军势力而奔赴省会西安。

张学良起初热衷于讨伐共产党,但内心又十分矛盾。他支持蒋介石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国内建设强大的中国,从日本手中夺回东北三省。然而国民党中央只是把东北军看做用过就扔的杂牌军团。不仅充实兵力无望,还要在对红军根据地的第六次包围讨伐战中消耗宝贵的战斗力。

张学良还背有沉重的十字架,即手下等待重返故土的东北军将士和他们的家属三十万人的命运。“你忘记了父亲(张作霖)的仇恨,不抵抗日本,只是服从上级(蒋介石)命令,贪图荣华富贵。你不仅不惜牺牲士兵,还把我们逼上绝路!”面对这样的直言,张学良深感苦恼,开始强烈地怀疑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

对“剿匪”战反感的不只张学良一人。还有以西北地区为地盘的第十七路军(西北军)的统帅杨虎城。起初他对被送到西安的张学良抱有戒心。然而他看到受到中央冷落的东北军败退,同为地方军统帅的杨虎城,与张学良产生了共鸣。

1936年2月,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宋黎(共产党员)等拜访了张学良。他们要求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援助他们救出被捕的同学们。宋黎在将领们面前演说后,杨虎城表示支持学生,并说“我们无法与抗日同胞的共产主义者们打仗”。当时西北军中有共产党员宣传抗日,杨虎城本人也与共产党有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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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杨虎城

早在1月,张学良也通过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开始与共产党接触。4月,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的天主教堂举行了秘密会谈。会谈从周恩来的“我也在东北长大”一句话拉开序幕,气氛谐调。意气相投的两人畅谈通宵,在停战和解除对共产党根据地的经济封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

之后两人继续交涉,张学良同意加入共产党和东北军、红军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但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未能实现。6月,张学良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第一次向部下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围绕“抗日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主题,说满洲事变后我们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忍辱求全,不扩大事态。这只是一厢情愿。今后我们只有抗日,决不重蹈覆辙。张学良还表示“抗日是天地之大义”,明确了抗日的意志。

张学良坚定抗日决心后,接下来是如何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他在和周恩来会谈时指出,现在蒋介石准备作战,国民政府中就对日政策问题也存在分歧。并主张蒋介石有望抗日,自己可以尝试说服他停止内战。

事实上,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中陈立夫(陈果夫之弟)等已经开始通过几种渠道与共产党交涉“联合抗日”一事。但是,它的内容强硬,一是暂时承认共产党这一政党的存在,却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二是解除红军各司令的职务让他们出国,缩小部队规模听从国民政府军指挥。对蒋介石而言,军权统一上决不让步,他从没想过让红军承担抗日战争的一部分。而且他也不打算为使交涉有利,而缓和对共产党根据地的进攻。

1936年10月,蒋介石为推进第六次围剿战增派国民政府军,前往西安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进攻红军。此时张学良提出为何需要持续剿共战的问题,提出现在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怒,斥责说“服从命令乃军人的天职。无需多问!”。张学良没有气馁,乘着蒋介石前往洛阳庆祝五十岁生日的时机,和山西派的阎锡山一起再次做了工作。

但是结果仍然失败。蒋介石在翌日的演讲中,说“联合共产党抗日的人是汉奸”,暗中指责张学良。张学良如同被“当头泼了冷水”,打消了劝说蒋介石的念头。

用事实回答

与高涨的抗日舆论背道而驰,1936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即“抗日七君子”事件。12月3日,张学良前往洛阳,要求释放他们,与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蒋介石断言“我就是革命政府。我干的就是革命。违抗我就是反革命”,张学良则认为镇压这些爱国志士,与袁世凯的专政并无差异。

蒋介石看到张学良有所动摇,12月4日再次前往西安监督剿共战。他到达后个别地邀请东北军、西北军的师长吃饭,离间他们和张学良、杨虎城。12月7日,张杨二人商量对策,决定再做一次工作。张学良从心底佩服蒋介石的领导能力。当晚,张学良来到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含泪要求停止内战。这就是“哭谏(哭着进谏)”。

当时张学良劝说道,“日本的侵略永无止境。如果不反击的话,国土被占领,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共产党已经数次提出团结,要求你领导抗日战。内战无论哪一方取胜都只是对日本有利。我一直都一贯支持你,满洲事变中也服从你的不抵抗政策忍受了全国的责难和侮辱。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的威信,为了你和日本抗战的那天到来而忍辱负重。现在抗日已是人心所向,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听后却呵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敲着桌子说,“就算你掏出手枪把我毙了,我也不会改变剿共计划”。8日,杨虎城前去劝说,仍旧无效。蒋介石还威胁东北军的师长们说,“你们频繁地和红军无线通信,难道以为我不知道吗?”,并施加压力要转移东北军、处分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意识到不能再犹豫,决定实行“兵谏”,迫使蒋介石抗日。

12月9日正好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救国联合会和东北民众救亡会等各团体在总司令部南院门广场聚集了两万人举行请愿示威,要求停止内战。警官开枪造成小学生受伤,人们被激怒,涌向华清池去向蒋介石直接请愿。

得到通知的张学良立即致电华清池,请求蒋介石接见示威代表。蒋介石却在电话中训斥,“这都是因为你的放任。决不允许游行队伍来到我面前”。前一天,蒋介石已经向宪兵队下达了开枪的许可。张学良为避免流血事态,只身一人开车追赶游行队伍,在灞桥试图说服他们。

这时灞桥上已经架起了机枪,骑车走在前面的数名学生被捕。张学良阻止了宋黎为首的学生们,大喊“别再往前走”。部分人还想继续前行,张学良真情实意地控诉道,“请你们相信我。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如果你们相信我,我会在一周内用事实回答大家”。学生们听后深受感动,喊道“我们要和张副司令共同抗日!”。

被监禁的蒋介石

张学良和学生们约定好期限后,立即和杨虎城准备兵变。他们看到防守华清池的兵力不多,计划由东北军的亲卫队进行袭击。10日,蒋介石对前来报告请愿示威结果的张学良斥责道:“你是站在学生一边,还是国家大官一边?”11日,宣布东北军退出扫荡共产党的作战队。然而蒋介石没有发现张学良等的计划。

1936年12月12日凌晨3点40分,东北军亲卫大队队长孙铭九等人率领兵变部队来到华清池。原本预计不开枪解除武装,由于宪兵队不配合转为枪战。他们闯进蒋介石卧室后发现床上尚有余温,孙铭九断定蒋介石就藏在附近,命令士兵们搜索后山。

搜索一小时后,凌晨五点,一名士兵发现了藏在山洞里的蒋介石。孙铭九赶到后发现,逃跑时伤了腰的蒋介石已经冻得无法动弹。蒋介石看见孙铭九后说“杀了我吧!”,然而,孙铭九告诉他,“我奉张副司令的命令,前来接您去商量抗日问题”,用车送蒋介石前往西安。住在西安市内的蒋介石的心腹们,也被杨虎城的特殊部队软禁了起来。

蒋介石被监禁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率先报道这个消息的,是日本同盟通信上海分社。斯大林接到来自东京的消息后,还以为这是日本间谍的阴谋和错觉。在中国国内,西安报纸《解放日报》发表了这一消息,并附上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要求”。包括停止内战、召开救国大会、释放抗日七君子等政治犯、保障民众的政治自由、改组国民党等。

蒋介石受监禁的消息传到共产党根据地,是在12月12日的深夜。干部们吃惊于“蒋介石会有如此下场”,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公民审判。而毛泽东则冷静思考,主张派周恩来前往西安,确认张学良等的意图,结成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也发来指示,无论事态如何发展,要进行和平解决。

而首领被捕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主战派认为应该剥夺张学良的官职,要求正在外访的汪精卫回国,派遣国民政府中央军前往西安进攻。对此,和议派的宋氏家族(宋美龄、宋子文、宋霭龄的丈夫、行政院长代理孔祥熙)和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则把蒋介石的顾问、和张学良关系密切的威廉·亨利·端纳送往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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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华清池蒋介石住所 五间厅

此时张学良对顽固的蒋介石束手无策。他在发动兵变的时候,就没有收拾残局的明确方法。他想与蒋介石谈话沟通,屡次前往监禁蒋介石的房间。而蒋介石开始甚至拒绝和张学良见面,重复说“让我回南京”。

12月14日,端纳出现在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怒道:“张学良为了和我谈而把我关起来,太过分了。”端纳幽默地回答道:“你不也是经常把人抓来谈话吗?”从事翻译的张学良听了不禁笑出声来。

宋美龄等人从端纳的电话中得知蒋介石无恙,便通过他要求蒋介石阻止主战派的行动,防止内战扩大。12月16日,端纳将此转达给张学良、蒋介石后,蒋介石写下了三天的停战命令,张学良解除了对何应钦的心腹的监禁让他回南京送信。20日,宋子文来到西安,一心要武力解决的蒋介石态度有所缓和。宋子文将此消息带回南京,主战派失去了在国民政府内的发言权。

蒋介石周恩来实现会谈

12月22日,宋美龄飞抵西安。她的到来使蒋介石大吃一惊,宋美龄描述了南京的情况,告诉蒋介石全国人民都在担心他,希望他能考虑中国的前途而采取行动。她和张学良会谈时,张学良也解释说这次的兵变只是为了让蒋介石“同意抗日”,丝毫没有要加害他的意思。

12月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一面谨慎观察张学良和南京方面的交涉,注意到被软禁的蒋介石仍在国民政府内拥有绝大的影响力。23日,周恩来会见宋子文、宋美龄,表示共产党不干预此次的事情,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蒋介石如果同意抗日,共产党将会支持蒋介石成为全国领袖。周恩来还说,“除了蒋委员长,无人能胜任”。这句话很大地动摇了宋美龄等人。

12月24日,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周恩来、杨虎城举行了五人会谈。宋美龄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同意停止内战。她还承诺,撤退中央军,维持共产党根据地的现状,清扫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成立抗日内阁召开救国大会等。

这里成为焦点的是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宋美龄、宋子文要求下令停战、撤军后,立即释放蒋介石,张学良也表示同意。杨虎城却强烈反对,认为没有协定文书等保证不能放人,周恩来也支持他的观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举行蒋介石一直拒绝的和周恩来的会谈。

12月25日(也有24日晚的说法),周恩来在张学良的陪伴下来到蒋介石的房间。张学良通报说:“委员长以前的部下来看您了,请!”周恩来进屋后,立即像在黄埔军官学校时候一样敬礼叫道:“校长!”蒋介石愣了半天,才从床上起身,让周恩来坐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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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委派周恩来(右一)、秦邦宪(左一)、叶剑英赴西安参加谈判

周恩来先开口道:“蒋先生,十年不见,您老了很多啊。”蒋介石点头叹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说:“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话,不仅是我一人听先生的话,我们红军也都服从先生的指挥。”旁边的宋美龄也说:“不讨伐共产党了。这次周先生不远千里前来斡旋,实在是感谢。”

“不能再内战下去了”—蒋介石喃喃自语道。这句话让共产党,更让全国等了太久。他接着说:“内战时也经常想起你们。在打仗的时候,也没忘记你们曾为我效力的时候。能再合作一次也好。”

12月25日下午4点,蒋介石夫妇出现在西安的机场。决定释放蒋介石后,不满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们表示反对。张学良、杨虎城担心出现混乱,直接将他们带出住处,驱车直奔机场。蒋介石夫妇先飞往洛阳,第二天平安回到南京,震惊了世界。用受过美国教育的宋美龄的话来说,是迟到一天的圣诞节礼物。

这时又出现了一件事情。张学良提出要送蒋介石回南京。他用红色铅笔写下指示,命令今后东北军由部下于学忠统率,接受杨虎城的指挥。然后让宋子文、端纳乘坐自己的专机,前往追赶蒋介石。据他晚年的回忆,这时张学良抱着一死的念头。周恩来接到孙铭九的电话后非常吃惊,立刻赶往机场阻拦,却为时已晚。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固执行动,感叹道,“他听旧戏听多了。哪有自己要去受罚的”。

就这样,持续九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在要求筑起抗日长城的人们的叫喊声中迎来了结束。两者之间的暗中斗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仍然持续,日本战败后内战再次爆发。这场悲剧中西安事变的主角们也被命运玩弄。张学良一度被判刑十年,后被取消,却为了逃避战火辗转中国各地,过着被软禁的生活,1946年被送到台湾。杨虎城也被剥夺了西北军的指挥权,1949年在重庆被国民政府的特务暗杀。

然而即使付出牺牲,也不愿成为历史罪人的张学良的迫切愿望,把被孙中山叹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的心聚集在抗日民族主义之下。这虽说是21世纪中国必须跨越的课题,也不容否认它是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看到的梦寐以求的成果。中国的1936年落下了帷幕。之后仅过了七个月,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枪声大作,日中两军陷入了全面战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