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关键词解说

天父天兄下凡

太平天国领袖杨秀清、萧朝贵实施的中国传统宗教仪式。拜上帝教的创始人洪秀全起初反对中国传统宗教。1847年,冯云山被捕,信众间的动摇情绪渐长,不少人又重新开始“跳大神”的宗教仪式。杨秀清等人表演的耶和华和耶稣下凡附体也是这类仪式的一种。洪秀全由于承认了这类仪式,以致后来苦于收拾其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另外,杨秀清等人通过这种形式宣扬洪秀全是真命天子,是新王朝君主,把原本属于宗教运动的拜上帝会的活动发展为政治运动。在杨秀清和萧朝贵的指示下,拜上帝会秘密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举兵之后,又借天父名义,肃清了里通清朝的内奸。另外,通过诸如“右足踏入民宅,即斩右足”等严格的军纪,太平军达到了历代农民起义军所不具备的高度的道德水准。这种“天父天兄下凡”的仪式显示出推动太平天国运动的能量来源于过着贫苦生活的边境移民。但是,到达南京后,“天父下凡”成为杨秀清进行权力斗争的道具,洪秀全及北王韦昌辉等众多领袖都曾受到“下凡天父”的斥责。1856年,杨秀清在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中说,“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他的这次传言预示了随后发生的天京事变。杨秀清死后,天父下凡不再被使用,但洪秀全转为开始借托梦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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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时期的口号。与幕府末期日本提出的“和魂洋才”如出一辙,即在保留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绝对信赖的基础上,尝试接受欧洲近代文明。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认为议会制等先进政治体制都能从中国古典中找到原型,欧洲文明实现了中国古代的理想,因此中国应该引进欧洲制度。另外,不能容忍违反传统规范的事物,也是其特征之一。比如,强烈抵制洋服和破坏风水的铁路等。甚至连接受基督教的洪秀全也认为耶和华不是欧洲固有之神而是古代中国所崇拜之神,因而信仰基督教。由此可以看出,洋务运动的目的不同于致力于西洋化的明治日本,中体西用的思想是拥有辉煌古典文明的中国社会尝试接受异族文化的一种方式。

 

扶清灭洋

义和团的口号,字面含义为扶助清朝,消灭洋人。但“清”实际上并不仅指清朝本身,而寓意受外国势力(洋)及其宗教(基督教)入侵而衰落的故乡,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伦理以及社会秩序。而“扶”则包含有自上而下蔑视清政府的微妙语感。当清政府开始镇压义和团后,他们就马上提出了推翻清朝的“扫清灭洋”的口号。义和团宣扬其通过一种名为“马子”的巫术,召唤神灵(中国古代神灵)附体,从而可达到拥有不死之身(刀枪不入),但实际上他们借由这种宗教性的宣传,表现的是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戊戌变法时期的保国会的“国”之含义也与义和团教义相似,即如保守派所言,他们所保之国是“中国”,而非“大清”。不过,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也未改变支持光绪皇帝,维护帝制的立场。

 

清国留日学生

20世纪初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在19世纪中叶达到一个高潮。孙中山就是以夏威夷华侨为基础,建立了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兴中会。而在当时,留学日本是科举考试以外的步入仕途的渠道,因此留日学生中聚集了大批摸索救国之道的知识青年。另外,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的孙中山等人在日本围绕革命和保皇展开激烈论争。1905年,中国同盟会也是在东京成立。当时的日本,作为东亚世界的边境,可以说是孕育了复兴中国各派力量的摇篮。而对此,日本人则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1905年,应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下令取缔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为此湖南省出身的革命家陈天华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以示抗议。日俄开战后,日本人逐渐把中国蔑视为“东亚病夫”,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也愈发傲慢。战争结束后,日本与美国争夺南满铁路的经营权,此举令声援日军的中国留学生对日本政府的野心彻底失望。孙中山认为日本政府反对革命,但“民间表同情”。其后,虽然周恩来、李大钊等人也曾赴日留学,但留日热潮已然退却。

 

临时约法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制定之宪法。其内容包括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保障言论自由等,远比大日本帝国宪法更加超前、激进。其最大特点在于,制定了最大程度强化议会权限的议会内阁制,规定临时大总统需经参议院选举产生。这部临时约法的起草人是湖南省出身的革命家、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他如此拟定宪法有其特殊理由。当时,在北京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与南京的临时政府处于对立状态,宋教仁意在通过对大总统权力加以法律制约来限制袁世凯的独裁。另外,宋教仁等人的这种限制大总统擅权的考虑,同时也是针对在同盟会时代即被批评为“专制跋扈”的孙中山。因此,孙中山也不满临时约法的内容。不过,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根据袁世凯的意见,第二年大幅度增加总统权限的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出台,从而使临时约法被赋予了象征革命原点的意义。例如,1916年的三次革命时,西南各省将领在袁世凯取消帝制后,便要求依据临时约法,任命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另外,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实权后,孙中山与要求恢复国会的议员等人于1917年建立广东军政府,并以“护法(临时约法”)为旗号,发起护法战争。

 

复辟

恢复清朝皇帝的统治。具体指拥护末代皇帝宣统帝溥仪复位。根据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所述,这种利用他来实现政治目的的复辟活动“没有一天停顿过”。比如,1917年的辫子将军张勋复辟是其中一例,而袁世凯的智囊徐世昌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另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关东军土肥原贤二劝说溥仪去东北,溥仪询问新国家(“满洲国”)是共和制还是帝制,正是土肥原“当然是帝国”的保证,促使了溥仪决定去东北。

 

民主与科学

新文化运动口号。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民主与科学”最初出现于陈独秀发表在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把“民主与科学”视为与封建儒家道德所对立的时代精神,主张唯有具备这种思想的自主的青年才能挽救濒临灭亡的中国。当然,对民主与科学含义的理解因人而异,提倡白话运动的胡适则推崇美国式的自由主义。1920年《加拉罕宣言》发表后,中国开始关注苏维埃俄国,马克思主义也被视为“科学”。1921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认为只要“宇宙尚存”,就可以通过民众的道德觉醒实现社会变革。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解释对其时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日本当时也正处于“大正民主”时代,李大钊等人的活动得到了以吉野作造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近年,马克思主义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史实已经得到证实。

 

北伐

意为进攻北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反复被尝试。第一次北伐由太平军在1853年主导。太平军经由山西兵至天津郊外,但因不耐北方冬季严寒及受到清军反攻而失败。第二次北伐由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夕筹划,原定在两广独立后,先取南京再攻北京,但该计划未能实现。其后,孙中山并未放弃北伐,他于1924年单身赴北京,呼吁召开国民会议,但不幸在次年客死他乡。继承其遗志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于1926年7月发动北伐战争。中途因国共对立以及南京与武汉两国民政府分裂,而致使北伐中止。1928年,北伐再度开始,6月,国民革命军到达北京。12月,张学良果断宣布东北易帜,东北与国民政府合流。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变革是起源于南方,并向北方发展的。本书将北伐所代表的近代中国的尝试视为“由南部边境吹起的改革之风”。

 

革命是暴动

毛泽东年轻时代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观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北伐开始的同时,他的学生们进入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这些人不满足于国民党实施的减租政策,开展了颠覆传统势力及以其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的过激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这种情况作出了肯定评价,主张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对土豪劣绅处刑等“过分”举动是革命的需要。农会的行为不仅受到国民党的批判,也因造成军用米调配困难而致使武汉国民政府陷入困境。不过,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也主张必须要先统一指挥。可见,武力之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在国共两党之间是有共识的。虽然采取的形式不同,一方重视群众运动,一方依靠军队力量,但双方都是在试图利用中国社会中积蓄的暴力的能量来改变社会。

 

五族协和、王道乐土

日本在“满洲国”建国时提出的口号。为使“满洲国”正当化,宣扬“满洲国”会实现军阀与国民政府所无法实现的“安民”政治,汉、满、蒙、日、朝五族(有时也把汉族和满族统称为“满人”)一律平等,共存繁荣。另外,这里的“五族协和”也是为了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提出的汉、满、蒙、回、藏五族代表共同建立共和体制的“五族共和”思想相对抗,而制造的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各民族平等不过是梦话,属于少数群体的日本人的待遇,从食品到薪水,在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都优于其他民族。殖民地研究者内田忠雄把“满洲国”的这种现实状况评价为,打着理想主义的幌子,贯彻帝国主义的法则。另外,这种现实还表现在对当地耕地的强行收购,以及对进行反抗的中国农民的镇压。

 

“最后关头”与“一致抗日”

20世纪30年代中叶,中国在面临日本侵略时提出的口号。“满洲国”建国后,日本仍然没有停止侵略中国。1935年,进行华北分离工作,企图在华北建立不受国民政府在影响的地方政权,以扩大日本统治。而深知与日军实力差距的蒋介石提出“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对于日本开战采取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却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贯彻为消灭国内反对势力特别是在陕西建设根据地的共产党军队的围剿作战。中国国内反对蒋介石这一做法的声音高涨。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5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也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于1935年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并于第二年放弃反蒋立场而改走“逼蒋抗日”的共同抗日路线。面对这一变局亦坚持己见的蒋介石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中被张学良软禁。张学良提出“八项主张”,要求停止内战、召开救国会议、释放因要求抗日而被捕的抗日救国会“七君子”等政治犯。这“八项主张”揭示出苦于内战和日本侵略的中国人的忍耐限度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台湾在日据时期的政治运动。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成为日本领地。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根据内地延长主义精神,在台湾进行了教育改革,其结果使得台湾知识青年得以成长。他们受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世界形势和日本“大正民主”潮流的影响,于1922年开始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要求参政权的诉求,即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这一运动是在承认日本统治的基础上,要求在台湾设置具有立法权与预算权的台湾议会的低姿态运动。其请愿也仅仅成为在野党借以攻击政府的材料,而未经帝国议会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