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周王朝的史实

从伐殷到克殷——《逸周书》与《史记》

《逸周书·世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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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23年,周作为陕西一带的“大国”歼灭了与其接壤的河南“大国”商。

周灭商的历史,《史记》中有所记载;但是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比《史记》更古老的记录,这就是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逸周书》。一般认为《逸周书》所收之事本为周人所做,而后被春秋时代的晋所继承,到了战国时代,被魏所继承(它与后文将提到的《竹书纪年》出土于同一墓葬)。

每当我们说到周克商时,大家总有一种感觉,好像周是一下子就把商给灭了。实际上周克商还是花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的。周伐商(伐殷)至最终灭商(克殷),时间上还很有问题。这在《逸周书·世俘解》中是有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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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周灭商 商有四个据点都市,称为“四方”。周灭商,继承汉字。此后,周朝代代都言及对这个“四方”的领有权。周灭商时,获得了齐的帮助,携手东西夹击。周军从雒邑北部的盟津,横跨北部,在牧野之地大败商军

如果大家稍加注意,就能发现文章的开头有“四方”这个词语。而“四方”这个词后面紧接着是“通殷命有国(域)”(向奉殷之命而形成的地域〔的各国〕发出通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四方”并不是所谓的东西南北的方位词,而是从属于殷商的方国(诸侯国)。《逸周书》将具有代表性的四个诸侯国称为“四方”。在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中,古人提及武王伐纣时也会时不时出现征伐“四方”的话题。周人会用“率怀不廷方”(使不来朝贡的方国〔诸侯国〕臣服于自己)(出自西周晚期青铜器“毛公鼎”的铭文),或“亦则殷民”(使殷民服从于自己)(出自青铜器“师询簋”)的表达方式来进行记录。

下面介绍的文章稍稍偏长,而且文章的体裁也比较古老。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它看到周灭殷过程中的一些具体史实。文章的开篇是对所述内容的简明阐释,接下来则是具体介绍事情的来龙去脉。

 

维(武王十二年〔前1023〕)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
惟(原本武王九年的)一月丙辰旁生魄(既生霸。参考图16),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而一度撤回)。越若来(武王十一年〔前1024〕)二月既死魄(既死霸。意为月之盈缺,指下弦月之后的状态,据推算为庚申),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天恶臣(谄媚奸臣)百人。
大公望命御方(殷之诸侯)来,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御,循自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吕他(人名)命伐越戏方(殷诸侯之一),壬申,荒新(诸侯)至,告以馘俘。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辛巳,(诸侯)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宪,告天宗(主)上帝。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官名)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籥人(官员)造,王秉黄钺(斧头)正国伯。壬子,王服衮衣(丧服),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奏庸大享一终,王拜手稽首(深深低头,手掌心向上,高举过头顶)。王定,奏其大享三终。甲寅,谒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旗的一种),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音乐名)三钟终,王定。庚子,陈本命伐磨,百韦(国之军)命伐宣方,新荒(国之军)命伐蜀。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告以馘俘。百韦至,告以禽宣方,禽御三十两,告以馘、俘。百韦命伐厉,告以馘、俘。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遂征(殷之)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上文“九十九国”之后的数字为虚数,夸张之用〕。
时四月(前1024)既旁生魄(既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一种祭祀礼仪)于周。维予沖子绥文。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人名)繇书于天号。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等人)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官名)初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之乐)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国周庙,翼予沖于,断牛六,断羊二。庶国乃竟,告于周庙曰:“古朕闻文考(父)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沖子绥文考,至于沖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商王纣于南郊。
时(武王于其十一年〔前1024〕十二月戊午率军自盟津渡黄河后,公元前1023年的)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阅读 ‧ 电子书库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求之,四千庶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参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以上文中所记载的内容多少有些夸张。如生祭俘虏共一亿一十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俘虏共三亿一万二百三十人,臣服六百五十二国,或玉石数量多达一亿一百万个,这些数字都太多,不符合实际。

但是我们除去这些夸张部分,追溯事件的基本发展过程后,就能发现“甲子”之日出现了两次。每朝每代的史书都会时不时地提及周克商之事,而每次提及此事,必然会讨论“甲子”之日。如果翻查《史记》,我们会发现里面解释得好像事情只发生在某一天。然而,从上文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出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甲子”之日。如果我们误以为这两个“甲子”是同一天,则整个事件的长度就会缩短,给人的感觉从“伐殷”到“克殷”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但实际上这两个“甲子”一个是武王十一年(前1024)三月的甲子,另一个是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之后(前1023)的甲子。在前一个时间点上,牧野之战还未发生,且同年四月武王也尚在周,而非他处。

其实如果我们仔仔细细地逐字逐句阅读《史记》的《周本纪》,我们就能准确理解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十一年(前1024)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率军从盟津渡黄河)”。在这一时间点上,周王之军还未突击到殷的大本营。

《逸周书·克殷解》

《逸周书》中亦有《克殷解》篇,如下所记,这篇的内容与之前介绍的《世俘解》内容为互补关系。不过《克殷解》对事情的发展有更详细的记载,在此向大家做个简单介绍。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纣王)从。武王使尚父(太公望)与伯夫致师。王既以虎贲戎车[从盟津横渡黄河]驰商师,商师大败。商辛(帝辛)奔内,登于廩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
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群宾佥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斧头)。折,县诸太白。适二女(一为妲己,一为婢妾)之所,乃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斧头),县诸小白。乃出场于厥军。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斧头)、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筴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官忽振鹿台之财、巨桥之粟;乃命南官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乃命闳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宾,飨祷之于军。乃班。(参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根据《世俘解》记载,武王十一年(前1024)布阵于牧野的军队接受了武王的检阅,其后周军为了压制商的四方国花了一些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武王曾经一度返回都城,之后再回到牧野。《克殷解》中记录的就是这之后的事情。

武王第二次来到牧野后,商军溃如决堤,商纣王也引火自焚。

《世俘解》中记录了武王祈祷希望能将商纣王首级悬挂于白旗,将其妻二人首级悬挂于赤旗。《克殷解》中武王的这一祈愿变成了现实。

《史记·周本纪》中的克殷记录

《逸周书·世俘解》记录中的“时甲子夕商王纣自焚”一事在《史记·周本纪》中也有记载。但是这一记载中有容易招致误解的部分。前文所述“甲子”的相关部分就是其中之一。以前查阅历史,我们大都参考《周本纪》,所以在此也为大家做一下介绍。

 

①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昬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
②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③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
④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参司马迁撰《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

 

对于上文的①和②,我们可以对照《世俘解》来理解。对于③和④,则可以对照《克殷解》来理解。不过,如果我们对④中的“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这部分理解有误,则这时的“武王驰之”就变成了①中所述内容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将①和④理解为与《克殷解》所述事实相同,而②和③则是与《世俘解》所及内容相同。

这是因为在《史记·周本纪》中只出现过一个“甲子”。

《史记》的文章是用汉代的语言重述历史而成,相对简单易懂。其语言的简易性本身是非常值得欢迎的。然而,如上文所述,其中到处都是一些如果我们不睁大眼睛仔细阅读就会产生误解的事实。因此我们才需要先阅读早于《史记》而成书的《逸周书》的《世俘解》和《克殷解》,充分理解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后再阅读《史记·周本纪》以为参考。

但史书自有的后世性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通过史书来解释历史的时候必须非常慎重。因此为了慎重行事,在阅读研究《周本纪》之前,我们还必须先研究其他相关史料。

顺便一提,在《史记》的记录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在《逸周书》的《世俘解》与《克殷解》中看不到的语句。这就是周的大本营被称为“西土”的部分。这种认识应该形成于周的“东迁”,即迁入中原地区之后。这种认识也得到了汉王朝的继承与认同。而当时周王朝自其大本营陕西一带出发灭了东面的商。周在刚刚给商王朝画上句号时就自称陕西一带大本营为“西土”,这的确是件神奇的事情。

另一方面,《逸周书·世俘解》中有“(武王九年)惟一月丙辰,旁生魄(既生霸)”。我引文中“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而一度撤回)”,括号中的内容为作者补充的部分,原文中并未写明。这一部分在前面的引文中并未出现,但《史记》中有很长的一段记录:“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乃还师归。”这里明确写出了“(武王)九年”。而上述《逸周书·世俘解》引文中参考了《史记》的这段,加注了“原本武王九年的”。原文则是开门见山地写了“一月丙辰旁生魄”而已。在有问题的部分之后记录的是武王十一年的事情。“一月丙辰旁生魄”这一天象,就我所知是不可能出现在武王十一年的。于是我们顺藤摸瓜,发现武王九年(前1026)才有这一天象。因此我在《逸周书·世俘解》的引文中加注了“武王九年”。于是,我就明白了《世俘解》中所记之事就是《史记》中所述的“武王九年”之事。关于我所知的天象问题,接下来会在介绍西周王朝历代君王在位年代时做进一步详细的介绍。

综上所述,《史记》中也有些可以弥补《逸周书》不足的地方。所以说,早于《史记》的史书不是只有《逸周书》而已。《史记》仍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记载,只是《史记》中哪些记录原原本本地保留了自古以来的历史真相,哪些是《史记》编者杜撰的“事实”,很多时候我们仅看《史记》一书是很难做出判断的。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把《逸周书》这种公认(我们可以从天象方面的相关联系与文章表达方式来进行判断)的古书与《史记》做比较研究才行。

关于西周王朝起源与灭亡的传说

周的祖先传说

哪些是自古传承下来的说法,哪些又是后人加入的新内容?这个 问题也存在于周王朝的祖先传说中。

周的祖先传说在《史记·周本纪》的开篇就有所记载。关于这篇文章,相信许多读者都看过,下面就做一简单介绍。

下文中殷商的祖先传说与鸟卵相关,而周的祖先传说则与巨人相关。《史记·周本纪》开篇如是记载: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这段文字的最后是“别姓姬氏”,而我们知道所有人是到战国时代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氏,春秋时代首领拥有自己的姓。随着城市之间人口流动加剧,使用汉字的人口也不断增多,到春秋中期以后逐渐产生了氏。在周的时代,氏还没有出现。因此这部分描述肯定不是自古传承下来的说法。此外,那些先于夏王朝时代的帝王传说皆是战国时代以后才出现的。这些帝王的相关事迹也不是自古传承下来的。

接下来谈谈“姓”与“氏”的问题。在汉字不断传播的过程中,城市国家的首领称为侯。人们用来称呼这些首领的就是“姓”。同姓诸侯被看做是同族人。比如被看做与周同族的诸侯(我们先不管他们是否真是同族)都被称为“姬”。

铁器的普及给春秋战国时代带来了空前的社会变动。耕地激增,城市数量也急剧上升。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形成了一种与传统人际联系方式不同的新秩序。城市里聚集了不同出身的人,这些人将各自的出身称为氏。氏在城市居民之间越传越广,最后所有人都有了自己的氏。

正因如此,将姬氏说成姓,这种说明方法本身就是姓与氏已经没有区别、混为一谈的时代的产物。这应该是周朝以来的诸侯灭亡以后的事了,估计是汉代以后才有的说明方法了。

当我们将这些后世加入的部分剔除干净后,剩下的就只有周的祖先受精于巨人这点,以及周的祖先具有与生俱来的神性并掌管农业这点了。这些内容很有可能是自古传承下来的。

褒姒的传说

后稷的母亲踩到巨人足迹,于是生了后稷。但是后稷刚出生时,据说被认为是不祥之物。有一个与这个不祥相关的传说据说跟西周的灭亡有关。这段记载也是脍炙人口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下面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公元前781年,幽王即位。幽王宠爱褒姒,生了伯服。周幽王打算废太子而立伯服。于是祸起萧墙,引发了内乱。人们都认为内乱是因褒姒而起。关于褒姒,有以下这样一段传说,记录于《史记·周本纪》。

 

昔自夏后氏(夏王朝一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譟之。漦化为玄鼋,以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

 

同样都是弃婴,但男婴后稷成了周王朝的开朝始祖,女婴褒姒却成了导致西周灭亡的妖妇。

自古红颜多祸水,美女成了亡国的罪魁祸首。类似的还有商纣(帝辛)宠爱妲己的传说。《尚书·牧誓》中有批判纣王的内容,如“惟妇言是用”。《左传》中也有晋叔向欲娶美女为妻却遭遇其母阻拦一事(昭公二十八年)。晋叔向想娶的那个美女曾经害死了三位夫君、一位国君、一个小孩。

这里我并不是想谈论男女关系发展的各个时期,只是想说我们将男女关系与亡国联系在一起讨论,其前提是君主的权力发展到了足够强大的阶段。这一时期通常认为是战国时代。

看来褒姒的传说也是比较新的东西了。

说到新,我们不得不注意这个传说中出现了两条龙。关于这两条龙的故事,我们将在后文进行介绍。因为这两条龙与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有着某种联系。这就是刘邦之母刘媪的祖先刘累的故事。

龙的漦(涎沫)没有完好存于箱中传到汉代,因为周厉王打开了它。所以事情就很奇怪了。与龙扯上关系的应该是汉高祖刘邦(此后汉王朝日益兴旺繁荣),而非周厉王(此后周王朝日益衰敝)。这一汉代的主张可在此窥见一斑。

周公与共和

被理想化的人物与制度

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即使对于因社会形态迥异而产生的不同王朝,人们都能将这一王朝理想化来为己所用。持续到战国时代的周王朝对于战国时代的诸国而言,无疑是各国想直接继承其权威的对象,同时也是各国希望扳倒其权威的对象。

说到打倒周王朝的理由,各国只要搬出世道衰敝这个理由即可。但是若是说到继承其权威,各国就不得不摆出证据来证明周王朝是如何具有这个权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被理想化的人物与制度,并将其置于周王朝的发端之时与中兴之年。各国需要的设定是周王朝曾经一度衰敝而复中兴,但最终逃脱不了国运日下的命运。

战国时代各国打着各自的算盘,因此它们推崇周王朝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的国家推崇周王朝的开国之际,而其他国家则极力鼓吹周王朝的中兴之年。

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最后奉为经典的是周公旦的摄政时期,也是共和摄政时期。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关系从“大国”与“小国”之关系转型为领土国家的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后,位于中央权力顶点的王权继承问题也被重新书写。这时王位继承权的判断标准不再是单一的血脉关系。由于这时许多成为王者的人直到春秋时代都还是一国的下臣,因此他们就需要一些更具有革命性的理论。所谓摄政,原本是指某一集团的长老遵从王的血缘集团的邀请,辅佐王及其一族。然而在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中,摄政需要判断登基伊始的王者是否有德以治其国。因为有德,王才能在位执政,而非依靠血缘关系取得王位。

汉王朝也由于其奉为开国始祖的刘邦为庶民出身,所以与摄政时期相关的话题被大肆利用。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死后,由于成王年幼,周公旦开始摄政。时逢殷之余党叛乱,周公旦将之镇压。成王成人后,周公还政于成王。成王尚未长大之时,由周公旦与召公奭共同辅佐成王。

其后,到了周厉王的时代。周厉王暴虐无比,因此诸侯联合起来驱逐了周厉王,立其子为太子,让召公(召公奭的子孙)与周公(周公旦的子孙)共同辅佐之。召公与周公共同执政,故号“共和”。这是《史记·周本纪》中的记载。

以上内容为汉代的说明。正如前文所述,这一说明中被认为加入了一些原本并非事实的东西。但问题并不仅限于此。因为这个对“共和”的解释与战国时代史书所记内容相互矛盾。

据战国时代魏国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记载,所谓共和,实际是人名,是一个叫做“共伯和”的人。厉王被驱逐后,执掌朝政的人正是他。

在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中,我们也能找出这个人的名字。共伯和在金文中记录为“子龢父”(龢=和)。《史记》记述为谬误,而《竹书纪年》所传所述才是正确的。

战国时代各国的说明比较零碎,但我们也能从若干制度的利用状况看出周宣王时期被认为是理想的时代。而剥去这一理想化的外衣,我们看清了事实,即曾经有个叫共伯和的人物存在。

金文研究表明,共伯和执掌朝政的年代只有“元年”。因为不久以后周王朝恢复了被驱逐的周厉王的年号。这段时间,周宣王长大成人,周厉王被置于隐退状态下。因此这时仅仅恢复了周厉王的年号而已。

摄政时期的象征:后世所推崇的“成”与“宣”

应支撑周王朝的一族之邀请,武王去世后,由周公旦摄政,周厉王被驱逐后由共伯和摄政。这一事实改头换面成了另一种说法。即摄政是为了养育年幼君主,并判断其是否具有君王之德行。

在这一说法的变化过程中,为了证明战国时代诸国之王具有正统性的“形式”也逐步形成。周王朝本身与此却无丝毫关系。

然而由于这个“形式”的关系,周公旦被奉为圣人,共伯和的时代也为人们所称道。对此,我们不能将其作为史实来加以论述,而是应当将其置于战国时代人们的理论构造中去讨论。

首位在战国时代称王的国家是魏。魏国创造了一种“形式”,即模仿成王在周公旦辅佐之下即位。即便是现在,那些效仿古人名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作为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周武王克商,周王朝的奠基人武王之父文王和将周治理得国泰民安的周公旦都是特别的存在。而蒙受周公养育之恩登基为王的成王更是特别的存在。因此魏国便效仿文王、武王、成王与周公的“形式”,产生了魏文侯、武侯,及后嗣的惠成王。

也许文侯、武侯仅仅是想模仿周王朝的开国之君文王、武王的名字而已。但是,其后的魏侯在作为诸侯即位后,便开始效仿上文的文王、武王、成王的“形式”了。当时,周王和诸侯都有许多名号。例如,如果既是惠侯又是成侯,便合称为惠成侯。诸侯在其为数众多的名号中选用了“成”,又创造出“被养育成王”的“形式”。如此一来,原本作为侯即位的人到了中途忽然就变成了“王”。这就是惠成王(惠王加成王)。

这种“形式”强调一点,即周“文王”、“武王”之权威由“成王”继承。于是在此基础上就出现了一种论调,即魏的惠成王继承了周的权威。

紧随魏王之后的是齐。宣威王(威王加宣王)继承了桓武厉公(桓公加武公加厉公)之位。这是模仿周宣王继承周厉王的王位,才起了相似的名字。

魏抢先创造了这样一种好用的“形式”。为了与之对抗,其他诸侯国也绞尽脑汁创造出另一种“形式”。为此春秋时代的五霸之一齐桓公被推上神坛,而他的“战国版”则是战国时代的桓公(桓武厉公)。桓武厉公之子以诸侯(公)身份即位后摇身一变成了“宣王”。这就是齐国创造出来的新“形式”。

此后各国之王皆用“成”、“宣”的王号来称建国之君。也有模仿得露骨的人直接效仿“文王”、“武王”,用“文”“武”称之。

就像这样,战国时代出于各国的需要,周王朝的王名就这么被人随意地模仿使用了。其结果就导致周王朝原本清楚的史实变得晦涩模糊。于是历史记载就变了,周公旦的子孙周公与召公奭的子孙召公共同摄政的时期就成了共和时期。《史记》里面记载的就是这样的内容。

这虽然不是事实,但却堂而皇之地成了我们古典修养的基础中的基础。也正因如此,到了近代才出现“共和国”一词,而这个词语中所包含的是历代知识分子论及周王朝时的理想。

金文中的西周时代

西周金文的月相

前文讲了从战国时代到汉代人们所论及的“形式”,但实际上西周时代拥有与之不同的历史。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为我们解开西周时代历史神秘面纱的重要材料就是金文(青铜器铭文)。

如果认真研究金文中某些具有特点的记述内容,我们就能还原西周王朝历代君王的确切年代。关于历法,我们回溯历史便能清楚它从原始到发达的演变过程。西周时代的历法从某种程度而言已经相当发达,不过跟后来的历法相比还是很原始的。这点我们接下来会具体说明。

众所周知,二十四节气是划分季节的重要标志。冬至、立春之类的词语至今仍是人们的话题。如果月亮圆缺十二次正好是太阳历的一年,那么说一年十二个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实则不然。月亮圆缺十二次的周期与太阳历的一年相比,还差11天,所以如果按照阴历计算,即以月亮圆缺为标准制定的历法而言,每年的阴历一月一日在太阳历上的日子并不是固定的。

正因为阴历与阳历并不完全吻合,我们就不能用阴历的几月几日来作为划分季节的标志。然而二十四节气却不同。它从冬至开始计算,正好可以把太阳历的一年二十四等分。所以只要知道二十四节气,管他阴历是几月几日,我们都能保证每年以相同的标准来了解季节的变化。

古人使用二十四节气,最早是从战国时代开始的。

在这之前,人们使用的历法是类似二十四节气的历法。因为是类似二十四节气的历史,所以当更为准确的二十四节气出现后,这种历法便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种旧的方法就是以月亮圆缺周期为一个月,将一个月分为四段,每段时间为七至八天。人们可以计算经过了多少个七至八天的时间段,将其作为标准来划分季节。当正南方的太阳降至最低点时,冬至来临。古人从新石器时代起便开始将这一天作为历法计算的起点。人们以冬至为起点,将每个月四分,每段为七至八天,然后计算经过多少个这样的时间段(大概计算经过几个月与几个时间段),以此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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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将月亮的盈缺四等分 月亮完成12次阴晴圆缺要花一年时间(从冬至到次年冬至),但准确而言要少11天左右、不足一年。正是这11天之差,使得月亮圆缺与季节变换的关系无法确定下来。于是周人想到了一个方法,将一个月分成四段,每段单位期间为7—8天,用这个单位期间的日数与月数来调整季节的。他们将朔日到下一个朔日的时间分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由于这个方法主要是用来调整季节,因此当更为准确的二十四节气历法出现后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朔与望(满月)所涉及的问题是某个特定的日期(定点),因此继续沿用

将每月四分,每段为七至八天,这种方法所表现的是月亮的四种状态。到第一个半月出现为止是“初吉”,此后是“既生霸”,然后是“既望”,最后是“既死霸”。这种变化一言以蔽之曰“月相”。

关于西周时代的“月相”,还有与上文不同的说法。但是这种不同的说法不能准确解释月相因何而生,又为何在二十四节气出现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给出个让人信服的解释)。此外,研究表明在西周时代以前,商王朝的时代,商朝末期帝乙、帝辛的时代留下了许多有利于复原旧时历法的祭祀活动的记录。如果我们收集这些祭祀活动记录,将其与现实历法日历进行对照,就必须把这一结果与另一结果对照进行比较,看看时间是否吻合。这另一个结果就是将收集到的西周时期的月相记录与日历相对照的结果。根据与本书相异的说法,我们找不到这种一致性(至于将来能否找到,还真是说不清楚),而且我们也无法将商朝末期的材料与历法日期相对照(至于将来是否能对得上也不好说)。由于现状如此,接下来介绍月相之说,就不再对这一异说另行赘述了。

周王的在位年份

月相中有满月或新月(上弦月)等表示月亮特定形状(特定时间点)的说法。“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是一个月的四个时间段,因此并不表示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所谓的月相—“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将每月四分)与望(满月)、朔等特定的时间点(月亮特定的形状)相比,原本各自的作用就不同,在历法计算上也各司其职。

如果再次重复前文,那就是“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所强调的并非月亮的形状,它的作用是将每个月分成四段,通过计算段数来划分季节,是一个标准。与此相对,望(满月)、朏(上弦月)、朔等特定时间点的第一要务则是表示月亮的形状。

因此,当出现二十四节气这种更为准确的季节划分标准后,“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扮演不同角色的望(满月)、朏(上弦月)、朔等特定时间点仍然继续沿用。

前文已经介绍过月亮的盈缺与太阳历一年的对应关系每年都不同。我们对这种关系加以利用,适当地对比君王在位的年份、月相、日干支,就可以重筑西周时代的日历,并确定西周时代历代君王在位时间对应的是公历的公元前哪一年了。

阴历与阳历的对应关系年年相异,加之需要研究的对象是君王的在位年份、月相、日干支三者的结合体,因此日期的对照条件非常苛刻,绝不能随意排列对照。实际排列对照后便知道,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考虑就胡乱排列一通,则必然会中途卡住,面对剩下的资料只能束手无策。

不过我很幸运地将手中的所有资料都用得干干净净,成功地确定了西周历代君王的在位年份。

现在周朝君王级别的墓葬不断出土,考古学家对出土文物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我的假说自发表以来已经历十年时间。这十年间,考古学不断有新的发现,而我的理论也不断吸收这些新发现,一直发展到现在。在不断总结这些新发现的过程中,我的研究结果将经受时间的考验。我的假说或得以证明,成为定论;或对部分内容进行修正;或对更多的部分进行修正。

根据我目前的研究结果,加上东迁时期的携王与平王,西周诸王的在位年份如下所示。

文王(公元前1058年—公元前1034年)

武王(公元前1034年—公元前1022年)

周公(公元前1022年—公元前1010年)

成王(公元前1009年—公元前1002年)

康王(公元前1002年—公元前993年)

昭王(公元前993年—公元前985年)

穆王(公元前985年—公元前940年)

共王(公元前940年—公元前903年)

懿王(公元前903年—公元前876年)

孝王(公元前876年—公元前863年)

夷王(公元前863年—公元前854年)

厉王(公元前854年—公元前827年)

共伯和元年(公元前841年)

宣王(公元前826年—公元前781年)

幽王(公元前781年—公元前772年)

携王(公元前772年—公元前759年)

平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720年)

这个世系排列顺序也正好与下文将提及的《逸周书·小开解》中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的满月等记录相吻合。对见于《逸周书·世俘解》和《克殷解》的日期,我们也可以确定那是发生在公元前1026年、公元前1024年及公元前1023年的事。

我们也知道在西周时代以前,商朝末期帝乙、帝辛的时代留下了许多有利于复原旧时历法的祭祀活动记录。我收集商代末期的资料,并与现实的历法相对照,不仅提出了包容性最大的排列方式,也成功地使之与上述诸王在位时间的排列相吻合。

西周的灭亡

我们已经介绍过周幽王之后褒姒。在前文中,褒姒是个导致西周灭亡的罪恶妖妇。关于褒姒,除了已经介绍的传说之外,还有下面的这些传说。这是《史记·周本纪》所记录的内容。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
……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

 

我想西周的诸侯不至于那么单纯吧,光凭这区区烽火戏诸侯恐怕不可能如此轻易地点燃他们心中的愤怒之火。事实上,这段文字是有人为了诋毁周王朝而精心设计的。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有些资料可以帮我们揭开谜底,那就是前文提到过的《竹书纪年》。这本编年体史书所记之事与按照金文所记载的周王在位年份、月相、日干支排列出的时间完全吻合,而且就连日食的记录也收录其中。

《竹书纪年》这个值得信任的编年体史书中所记载的关于褒姒,或褒姒作为皇后所侍奉的幽王被杀的事件,以及平王即位于洛阳之地的来龙去脉都如下所记。

 

《汲冢竹书纪年》:(褒姒之子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参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

 

《史记》中所记载的是“东迁”,即平王将王都迁至东边的洛雒(洛阳)。但历史的真相却是王都镐京的携王与雒邑的平王平分天下,二王并立。

名为“东迁”的分裂时期的历史发展

携王的纪年是以公元前772年为元年,平王的纪年则是以公元前770年为元年。如果我们对金文所记的日期进行考证,则会发现这两位周王的纪年都出现在其中。通过金文,我们就能大致还原分裂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貌。

在名为“兮甲盘”的青铜器上记载了“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申”这一日期,这大概是公元前766年的平王五年。

这篇铭文记载了平王的势力为了与西面抗衡、需要进行物资的周转,于是平王要求淮夷一带支援物资、并向诸侯发出呼吁的事情。

 

隹(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伐允(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易(赐)兮甲马四匹、驹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又)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页(眉)寿万年无彊(疆),子子孙孙永宝用。(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编号1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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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兮甲盘与其铭文(出自《图说中国历史》)

虢季氏子组盘中的记录则使用了与东之平王敌对的西之携王的纪年。如下所记:

 

隹(携王)十又一年正月,初吉乙亥(公元前762年二月七日癸酉朔月第三日),虢季子组乍宝盘。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这段内容很简单,只记录了子组做了个青铜器。但是如果我们将它与下面的青铜器的铭文进行对照,非常有趣的历史真相就会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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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周王朝的分裂—所谓东迁的历史发展过程 公元前772年,携王于王都镐京即位后,反对其即位的诸侯便于公元前770年在陪都雒邑拥立平王即位。在东西周对立的局势下,扮演着决定性角色的就是虢氏。虢氏一族中的虢季氏最初拥护携王,但后来倒戈拥护平王。此后局势变得有利于平王,平王凭压倒性优势打败了携王。兮甲盘的铭文中记载了平王为对抗携王,下令各国支援战争用的物资。成周(雒邑)的“四方”之外有个南淮夷。这个“四方”就是形成于商朝的“四方”(以四个主要城市来表示的地区)

这个青铜器就是虢季子白盘。该青铜器铭文如下所记:

 

隹(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公元前759年二月三日乙酉朔月第三日),虢季子白乍(作)宝盘,不(丕)显子白,壮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严狁(原本为外族名称,现指代携王势力),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超超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各周庙,宣阅读 ‧ 电子书库爰乡。王曰“白父,孔□又光”。王赐乘马,是用左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虢季氏子组的铭文提及的时间是携王十一年(前762),虢季(氏)子白的铭文中提及的时间为平王十二年(前759年)。子组与子白同为虢季一族。从文献可知,虢之一族分为宗家与旁支。旁支在文献中为“小虢”。虢季氏子组盘与虢季子白盘中所记载的“虢季”就是这个文献中所见之小虢。

虢的宗家一系与旁支一系的地理及政治关系从图18可知,它们位于西周(宗周镐京)与东周(成周雒邑)之间。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拥戴平王的是申侯、鲁侯与许文公,而拥戴携王的是虢公翰。公元前762年,虢季氏的子组使用携王纪年的原因也正是如此。然而到公元前759年,虢季的子白却用了平王的纪年“十二年”。这说明虢季氏一族倒戈投奔了平王。

这一年,也就是平王十二年(前759),东周平王歼灭了西周携王。参看图18我们就能知晓,对于虢氏一族的倒戈,西周是无可奈何的。加上携王本身就是由于虢的拥戴而登上王位的。所以虢氏一族一旦倒戈,西周也就回天乏术,走向了灭亡之路。

通过将兮甲盘、虢季氏子组盘、虢季子白盘的铭文相互对照研究,我们才终于弄清楚平王与携王的关系,发现了历史的真相。

与此相对,大家熟悉的《史记》中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周王朝东西分裂的历史具体是如何发展的。此外,由于上述青铜器的排序有误,被归入了其他年代,所以无法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

以上所述的西周王朝与《史记》所载内容出入很大,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被西周取代的商王朝上。

《史记》中也有关于虚幻的夏王朝的相关记录。而夏王朝是否真实存在至今还没有定论。关于商王朝与周王朝,有很多甲骨文和金文(青铜器铭文)这类同时代的史料可供参考。但关于夏王朝,目前还没法指望有这样的史料出现,自然而然地我们就只能在《史记》之类的史书中寻找历史事实的痕迹。至于那里等待我们的是怎样的陷阱,接下来,我们将尝试进行一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