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华夏”的源流与夏商周三代

韩的神话

文化地域中的夏商周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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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中原到山西的土地上有韩、魏、赵三国。这些国家都是由春秋时代晋分裂而成,三家分晋后不断扩张各自疆土,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三国鼎立的状态(参考图1“春秋列国图”和图2“战国诸国图”)。春秋时代,晋是山西汾水流域的大国,后来扩张到了河南大国周的附近。包围着周的土地就是韩的领土。

中原地区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之一。韩、魏、赵三国在这一文化地域中努力试图将自己的历史跟夏王朝、商王朝以及从陕西入主中原的周王朝联系起来。

在汉王朝的史书中,汉人将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看做天下统一的王朝,并处心积虑地证明自己与这三代历史的传承关系。这和韩、魏、赵三国正好形成对比。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基础上产生的战国列国在所处的文化地域范围内寻求与先朝的历史传承关系,而统一天下的汉王朝则在被统一的天下范围内寻找与先朝的历史传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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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夏、商、周三代与三晋 三晋(韩、魏、赵)由春秋时代的晋国三分而成。图中国境线是公元前350年左右之物,摘自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当时春秋时代晋的势力范围被看做特别地域,三晋便是在这个特别地域的范围内来给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做出历史定位的

相信许多读者都接触过白话版的《史记》。相信许多人也认为因为《史记》是有名的史书,故所载内容皆为“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却是被许多附加物重重包裹下的事实。我们从这样的《史记》中所阅读的“事实”,其实与战国时代史书中所记的“事实”是有不同的。

说这个可能有些跑题,日本有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前者是总结神话而成,后者是以史书体裁写成,两者都是讲述神话时代以来的日本众神故事。两书成书时日本刚进入律令时代,相当于城市国家的各“国”皆有神灵,这些神灵被改编写入史书改变了形式。这些各“国”之神原本都是应该作为各国守护神而独立存在的。

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有本书叫《山海经》,其中囊括了居住在各处仙山的各色神灵。该书成书于战国时代。而受到书中各色神灵庇佑的则是它们管辖之下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城市国家。

战国时期,随着加强中央统治地方的文书行政不断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中央的神灵对地方神灵进行管辖。我们以这个中央的神灵为中心来描述众神的故事,就有了《古事记》这样的书籍。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面积广大,可以媲美日本或韩国的疆土面积。即使将交通线所及考虑在内不做计算,那些领土国家也有半个日本那么大(参考图2)。这些领域都创造了各自独有的神话。

战国时代所成之书在领土国家灭亡的过程中失传。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灭秦时烧毁,许多历史事件造成这些书籍的失传。因此史料保存状况比较严峻。就连类似《古事记》的神话也只有部分流传下来。不过,如果我们留心收集,就肯定会在各种史料文物中发现“事实”的影子。

例如关于韩的神话就可见于史书《左传》。

韩国统治三晋之地的正当性

汉代人努力撰写天下史书。在这个时代《左传》被定义为解释《春秋》而作的传。《春秋》本是战国时代齐国所作的编年体史书,重点记录了齐鲁两国历史,同时还有周边小国的记录。成书不久,该书便被传为是孔子奉齐国田氏之命而作。用来阐释《春秋》之微言大义的便是《公羊传》。《春秋》记录过于简单,因此即使加些东西也难免捉襟见肘。记录简单反而难懂。因此为了展开论述,就需要一个进行解释的典籍(不是在《春秋》中展开论述)。到了汉代以后对《春秋》逐渐产生了新的说明,如撰写《春秋》的齐国田氏和孔子之间,齐国田氏的部分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春秋》变成是由孔子一个人撰写的了。而这一观点被后人继承,成了定论。原本孔子这个贤人只在战国时代齐国等一部分国家受到大肆赞扬,而在其他国家而言多是讽刺或部分褒扬。到了汉代后,孔子却成了普天下的贤人了。

《左传》则是战国时代韩国对齐国做法的一种反击。韩国对齐国所著的《春秋》与《公羊传》这一组合进行诋毁,用以牙还牙的方法来证明韩统治三晋之地的正当性。但到了汉代,韩国统治的正当性的说明内容变得越来越模糊,人们开始加入新的说明。在这一过程中,《左传》就逐步沦为了为解释《春秋》而存在的附属品。所谓“传”,指的是由于经典书籍内容晦涩难懂,为了对其进行说明阐释而产生的文章。

《公羊传》是对齐国田氏统治的正当性的说明。与此相对,《左传》将其说明内容加以变化,制造了韩氏才是正统的说明。这种对韩氏正统性的说明在《左传》中比比皆是。这些就是“被记录”的内容。而这些“被记录”的“事实”之一(仅仅只是其中之一),就是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韩的神话故事。

韩氏原本是春秋时代雄踞山西的大国—晋侯的一族。韩氏假托于晋,讲述神话传说时代以来历史的来龙去脉,然后赋予自己统治三晋之地的正当性。这一主张就记录在《左传》之中。首先要介绍的是下面《昭公元年》这一节。《左传》对于《春秋》中所示零碎的年代的记录进行了一些具体说明。这些说明中大量引用了在《左传》成书的年代就已经妇孺皆知的一些故事。接下来要说明的就是这些故事。

实沈与大夏、台骀与汾水

《左传·昭公元年》一节是从晋侯抱恙,子产询问其病因开始。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子产)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

 

接下来是郑国子产的发言内容。他介绍说古代圣人高辛氏(帝喾)之子阏伯移居商丘(战国时代宋国都城所在之地),因此商人将心宿(天蝎座的一部分)看做是自己的星星。

 

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具体地点不明),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基准星宿)。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

 

接下来记述了与阏伯相争的高辛氏另一子实沈移居于大夏(在《左传》中大夏具体地点不明),将参宿(猎户座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主辰。然后讲到周初的唐叔虞得到唐地(春秋时代晋国都城)之后,人们开始祭祀参星。

 

迁实沈于大夏,主参(猎户座的一部分)。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唐叔虞),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后帝曾主宰参宿)实沈,参神也。

 

紧接着介绍了圣人金天氏(少昊)的子孙台骀治理汾水与洮水有功,于是周的后稷分封汾水流域给他,沈、姒、蓐、黄诸国守其祀。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

 

然后指出晋侯抱恙与实沈、台骀皆无关系。

 

抑此二者(实沈,参宿之神;台骀,汾水之神),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太阳、月亮及基准星宿)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子产)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

韩国神话的意义

《左传》中所用史料多成于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在苍穹闪烁的星辰中,一些醒目的星宿受到古人的关注,天与地之间的联系被人们广泛讨论。古人喜欢讨论地上的某个区域是由天上的某些星宿主宰。在这些无数的繁星中,心宿(天蝎座的一部分)与参宿(猎户座的一部分)成为基准星宿。星宿不过也就占据了浩瀚苍穹的一小部分而已。因此,星宿主宰大地某个区域的想法也是以地上被分割成相同的几个部分的想法为前提的。

商所属的星宿与夏所属的星宿各不相同,这就暗示了一个道理:正因主宰的星宿不同,所以它们各自在地上的统治领域也不相同。

天蝎座与猎户座,如果前者出现在东面天空,则后者不久就将从西面天空沉入地平线以下。这两个星座的相对位置与现在略有不同。与现在相比,古代人有时能看到两个星座同时出现在天空,特别是冬至时分黎明之前,两者就呈现这种位置关系。东面天空可见心宿,而西面可以看见参宿。在参宿下沉的过程中,人们便迎来了黎明的光辉。因此东面上升的心宿是商所属的星宿,而西面下沉的参宿则是夏所属的星宿。这也暗示着夏王朝是被商王朝所灭的。

在商王朝、夏王朝的星宿之中,联系汾水上游的唐与夏王朝古都大夏的参宿成为晋的星宿,而晋的星宿后来被韩氏继承。

首先,这里暗示了作为继承晋的国家,韩氏对夏之故地具有正当的统治权。正因如此夏王朝的故地还包括了流传着晋治水传说的汾水一带。这就是韩国的认识,史书中也是这么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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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公元前350年左右冬至黎明前的星空 在天空可见西面地平线附近的参宿(猎户座的一部分。夏王朝的星宿),东面地平线附近的心宿(天蝎座的一部分,商王朝的星宿)。天顶可见北斗。古人认为这些都是天空的基准星宿(大辰)

韩宣子与夏王朝、商王朝

韩宣子与夏王朝的祭祀

前文中的传说指出周成王灭唐国后,在此地封了一族之大叔,并在星宿领域从属于参宿。但是如果仅把这点作为问题讨论,韩氏为何拥有统治夏王朝故地的正当理由还是不清楚。其补充说明的文字就是文下所列《左传·昭公七年》的一节。

在这一节中,郑国贤人子产也讲述了世间的道理和历史。后来韩宣子听从了子产的建议,到夏王朝的郊外进行了祭祀,晋侯的病不久就痊愈了。

《左传》中,韩氏受到了特别的对待。《左传》中一般称代表晋国血亲一族的人物为“某子”,下文中会出现的“韩子”一词就意味着《左传》认为韩宣子是整个春秋时代韩氏的代表人物。请大家在看下文时一定不要忘了这点。

 

郑子产聘于晋。晋侯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晋侯)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赐子产莒之二方鼎。

 

鲧是传说中夏王朝开朝之君大禹的父亲,因此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三代都祭祀鲧。而韩宣子祭祀鲧以后,晋侯的病情就开始好转了。

关于晋侯的病,前文的《昭公元年》一节已有介绍。他生病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山川星辰的众神所致。君子原本应节制自身以使气充足,不应让自己气不充足而使身体变弱。但晋侯因为自己的“气”淤积于一处而生病。原本女官应该避免同姓女子,却娶了四位同姓妻妾。在夏王朝故地的郊外进行祭祀的也是旁系的韩宣子,而非这个已初见亡国之兆的晋国君主。韩宣子祭祀鲧以后,晋国君主的病也好了。

通过描述祭祀夏王朝与韩宣子之间的关系,古人巧妙地将韩氏将来必会匡复夏王朝的含义表达了出来。这里面也包含了晋所得之汾水流域也是韩的正当统治范围这一主张。

正如前文所述,在这里我们能隐约看到夏王朝的统治地域范围。虽然这只是战国时代《左传》的认识,仅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但书中也的确提到了夏王朝的地点所在。

《左传》中也可见“夏墟”(定公四年)一词。据说这里是晋国第一位君主唐叔虞受封所得之地。这里是夏王朝古都遗迹。河南省安阳是“殷墟”所在之处,这点已由甲骨文记载得到确认。虽然与此相似的“夏墟”的位置还未得到确认,但在《左传》中确实有“夏墟”的记载。

夏墟包含了晋所继承的汾水、洮水一带,是唐叔虞受封立国之地。并且,晋的登场被描述成继承夏王朝故地的历史产物。

另外,有种说法认为唐叔虞被分封之地可在现在的太原附近找到。关于这种说法,我们在前文介绍的《左传·昭公元年》一节中已见“太原”一词,有人就认为这个词与山西“太原”(《左传》中为“晋阳”)有关。可是,西周时代的晋国君主墓葬多是从山西省曲村出土的,因此“太原说”就显得有些牵强。所以我们不妨这么考虑,即现在我们讨论的故事是以晋侯墓出土的曲村以及后来晋都所在的侯马附近(《左传》中所言之“绛”地)为舞台,构想出了一个“夏墟”。

在《左传·昭公元年》中有关于“夏郊”(夏王朝的郊外)的记载。在春秋时代,山西一带被模糊地设定为“夏”,其郊区叫做“夏郊”。这一带恐怕也是韩氏统治的地区,因此韩宣子才能立即起身祭祀于“夏郊”。

在接下来要论述的内容中,我们会发现战国时代的秦国也自称为“夏”。人们论述“夏郊”时都会涉及晋都或韩氏,这说明秦并未包含在“夏”之中。而这个问题跟另一个问题有关。即刚刚称王的秦并未将中原一带划到“夏”的范围之内来讨论。

韩宣子为郑国诸氏所尊敬

《左传》特别留心的问题除了夏王朝故地的继承问题,还有商王朝故地的继承问题。关于夏王朝,前文的说明中已经得出答案了。说到商王朝的故地,我们就不得不讨论一下韩氏,特别是韩宣子。

战国时代史书中有一种共同的“形式”,即必然有一个被置于政治中心位置的人物及辅佐他的圣人形成一个组合,而在史实的汪洋中,这个辅佐者总会重复一些重要的发言。《左传》中被置于政治中心地位的就是前文提过的韩宣子。韩宣子的子孙后来自称为王,就是与韩宣子同用“宣”字的“宣惠王”。像“宣”这类字的使用方法,古人还是非常讲究的。

《左传》中常常成为话题的是郑国的子产。在《左传》中,子产被定位为辅佐韩宣子的圣人。

春秋时代的郑国与同时代的晋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因此作为历史事实而言,作为晋国臣子的韩宣子与作为郑国臣子的子产,他们的关系如果不是某年某地“同釜而食”(例如两人同时外派到周王朝为官,交情匪浅),或如果两人不是亲戚关系,则《左传》中所示的二人关系则难以成立。但实际书中假设的二人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

尽管如此,读完《左传》后大家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即子产到处发表人物评论,且言辞犀利,却不知为何唯独对韩宣子特别照顾,百般褒扬。前文已经向各位介绍了《左传》中有不少将韩氏置于特别地位的“形式”。子产对韩宣子特别关照,这也是《左传》中所设计的“形式”之一。子产发表的评价多数都是《左传》编者所为,并非史实。

子产所在的是春秋时代的郑国,与同时代的晋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却成了韩国的都城。春秋时代晋国的大家族中,韩氏、赵氏、魏氏不断壮大,到了战国时代后便三家分晋,各自为政,形成了三个独立的领土国家。三家之中,韩氏最终灭郑,定都于郑。

因此现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故事中设定了一个特别的舞台。即在未来将成为韩国都城的郑地上,洞悉未来的圣人子产特别关照韩王祖先韩宣子。这就是《左传》所创造的“形式”。

韩王祖先韩宣子与郑国子产,这二人编织的对话中出现了许多预兆,而历史便是应验这些预兆而发展的。这种设计,为的就是让人们清楚韩王是作为至高无上的正统权力者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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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韩国《左传》中的特别地域“夏”、“东夏”与蛮夷之地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韩国。书中记录了人们当时的认识,即在春秋时代,西周故地的中国(中域)是在西戎的统治之下。《公羊传》中将“中国”称为东土,将其视作东夷之地。周的诸侯对夏民与商民进行统治。晋国所得到的夏之故地及通过神话建立联系的殷商故地都由特别的大夫韩氏继承

那么商王朝之故地由谁来继承?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在《左传》设计的韩宣子与子产的组合中。

《左传·昭公十六年》的一节

《左传·昭公十六年》中的一节讲到了郑国大夫都特别尊敬韩宣子。这一节大概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讲的是韩宣子作为晋国使者,来到郑国。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平时只会批判他人的郑国子产在这里对韩宣子表达了敬意。

 

三月,晋韩起(韩宣子)聘于郑,郑伯(郑国君主)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共恪。”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适客后。又御之,适县间。客从而笑之。事毕,富子谏曰:“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礼,夫犹鄙我。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子产怒曰:“发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颇类,狱之放纷,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取陵于大国,罢民而无功,罪及而弗知,侨(我)之耻也。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执政之嗣也,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禄于国,有赋于军,丧祭有职,受脤、归脤,其祭在庙,已有著位,在位数世,世守其业,而忘其所,侨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子宁以他规我。”

 

第二段的话题是围绕韩宣子的玉环展开的。不知为何韩宣子有一个玉环,而与之成双成对的另一个玉环现在商(商为殷之自称,而周称之为殷)之遗族手中,他们想把这两个玉环合二为一。最后的结论是为时尚早。

 

宣子有环,有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谓子产曰:“韩子亦无几求,晋国亦未可以贰。晋国、韩子,不可偷也。若属有谗人交斗其间,鬼神而助之,以兴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爱于一(个玉)环,其以取憎于大国也,盍求而与之?”子产曰:“吾非偷晋而有二心,将终事之,是以弗与,忠信故也。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国之人,令于小国,而皆获其求,将何以给之?一共一否,为罪滋大。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餍之有?吾且为鄙邑(穷乡僻壤),则失位矣。若韩子(韩宣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贪淫甚矣,独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韩子成贪,将焉用之?且吾以玉贾罪,不亦锐乎?”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产)。”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我国)强夺商人,是教弊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韩子辞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辞之。”

 

第三段的内容是郑国的圣人们异口同声地大肆赞扬韩宣子。郑国圣人向来喜欢说人坏话,可是这里却是个特例。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宣子私觐于子产以玉与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

商朝故地的继承

商朝故地统治的正当性

第一段中描写了郑国子产对韩宣子表达了极其崇高的敬意。接下来第二段话题围绕玉环展开,韩宣子所持玉环与殷人所持玉环原本是成双成对的。对话中暗示这两个玉环迟早会合二为一的。最后的结论是目前还不能合二为一,为时尚早。郑后来成了韩的都城。这就意味着还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将郑并入韩的疆土。郑成了韩的都城后,殷人所持的玉环自然也就是韩人的囊中之物了。这段话用很含蓄委婉的表达方法来通过郑所继承的殷人之物,来证明韩国对殷之故地的统治具有正当性。

《左传》中有许多篇幅都在力图证明韩对商朝故地之统治的正当性。这里所引用的一节是最能让大家看清楚问题的所在。

第三段中讲的是郑国的六位圣人都对韩宣子赞不绝口。

这段文字特别从《诗经》各国国风中选取了郑风六首进行介绍。但是以“郑风”的形式直接记录在文中的只有与子产相关的部分,而总结其他几首的时候采取了“郑志”的形式。六位圣人的诗都是为赞美韩宣子之事而唱。

第一段讲的是宴请韩宣子的宴会场景中有人行为失礼。但是韩宣子展示了其宽大的胸怀,表示对此毫不在意。

第二段中围绕玉环的话题,子产对韩宣子进行教谕,韩宣子对此表示感谢。这里用了“韩子”来表示韩宣子。这个词在《左传》中属于韩宣子的专属叫法。这样就形成一个有趣的构图,即韩宣子作为“韩子”代表韩氏历代宗主,而圣人郑国子产对其说教。这里就创造了一个“韩子”由圣人子产培育而成的“形式”。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周初的故事,即周成王由周公旦培育而成王的“形式”。

那些赠与“韩子”期待之诗的六个郑人都被韩宣子称为“君子”。《左传》中曾明确定义“君子”为能洞悉未来、高瞻远瞩之士。因此,事情就变成了能够洞悉未来的“君子”都对“韩子”交口称赞。

正如前文所述,子产及其他君子在谈论其他氏族时非常尖刻,他们极少称赞他人,有时即便有些溢美之词,也是看似赞美实为贬低。唯独对韩宣子赞美有加。这也是《左传》中创造出的一种“形式”。

例如《左传》同一年的一节中有以下记载:“九月,大雩,旱也。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顺便一提,这段讲的其实是惩罚对韩宣子不敬者。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一点,即殷之故地是包含了郑在内的有限的一片地域。正如前文所述,殷商之地是属于天的一部分—心宿管辖。既然心宿在天上是有限的区域,那么殷之故地自然也只能是相应的有限区域了。

郑与宋、陈属于大火的辖区

关于殷之故地的话题还远不及此。下面我们要讨论的传说就是由殷商之星心宿的主星,即心宿二(天蝎座α星)所引发的故事。

心宿二是一颗红色耀眼的星星。它的颜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火,因此中国古人称之为“大火”。从字面就能看出其意,“大火”即很大的火,即火灾。发生大火灾,因大火而生并属于大火管辖的诸国就是问题讨论的焦点。这些成为问题的国家所在的地域就是殷之故地。这片领域最终会被纳入韩国的统治范围之内。历史是这样设定的。

《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有如下一节,这一节中预言了宋、卫、陈、郑(参考图56)将会发生火灾。在展开说明的过程中,一些很重要的话题也被牵出。按照文中的说明,宋、陈、郑在天之星宿的版图中皆属于大火的辖区,而卫是大水营室宿的辖区。

大火(星宿二)是心宿(天蝎座的一部分)的主星。正如前文所述,心宿是商王朝的星宿。大家在阅读时一定要记住这个事实。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讲的是以冬至为第一个月起算的第五个月。夏王朝是以冬至后的第三个月为正月,商王朝则是以第二个月为正月,而周王朝是以冬至月为正月。不过这些历法都是战国时代的人依托古人之名而编的)。夏数得天(这里在暗示到了战国时代,夏王朝的历法夏正成为了君王正式的历法)。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参考子产论晋之衰亡的《左传·昭公元年》的那一节);陈(风姓诸侯之祖),大皞之虚也;郑,(帝喾高辛氏时担任火正之职的)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汉(银河),汉,水祥也。卫,(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营室宿),水,火之牡也。其以(十天干中之火为丙,十二地支中水为子,两者重合之日)丙子若(十天干中水为壬,十二地支中火为午,两者重合之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郑裨竈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在刚才描述与韩宣子相关内容的一节中,讲了郑与殷人之间的关系,并在文字中暗示要把与商王朝关系匪浅的玉环收入囊中还为时尚早。作为与商王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域,文中提到了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都与将大火作为主星的心宿息息相关。它们就是宋、陈、郑三国。

这片有限的地域作为殷商故地成为讨论的话题。

宋国是商之后裔受周王之分封而建立的国家。与宋国同属于一个星宿分野的还有郑国。这个郑国到战国时代变成了韩的国都。然后又讲到郑为祝融(在帝喾高辛氏在位时担任火正之官)之墟。最后暗示在宋、陈、郑三国当中,郑国之地才是最有资格统领大火诸国的国家。

战国时代,田氏在山东地区建立了领土国家齐国。田氏所出之地就是陈。文中讲到了这个陈国没有统领大火分野的资格,但是郑国却有。属于大火分野的各国领土不仅仅是韩国想要收入囊中的宝地,也是诸国虎视眈眈的一片区域。齐国以其所出之陈为立足点,对这一带也垂涎已久,伺机而动。而《左传》则要从正当性的层面对其进行否定。

上述这些国家之中只有卫国不属于大火的分野,而是属于大水的营室宿(或称荧惑星)。这也与商王朝的一些故事相关。

殷商灭亡后,卫国继承了旧商都的土地。金天氏后裔、水官之子台骀治理汾水流域,变成了山川之神。这在前文介绍的《左传·昭公元年》的一节中有所记载。因为汾水流域是晋国的统治领域,因此作为与“水”相关的话题,卫国与晋国就有了神话层面的联系。

换句话说便是:包括殷商后裔所建之国宋国在内的这片土地由郑国来统治,对于殷墟则是通过水官的故事来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因此无论如何,殷商故地最终难逃落入韩国之手的命运。

与周的关系

如上文所示,《左传》中有些篇章将“夏”王朝与取其而代之的“商”王朝作为话题,论述与这两朝的关系,证明领域统治的正当性。

大家仔细阅读相关传说便可知在这一正统性的主张中,缺少了“周”王朝的内容。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夏王朝的基准星宿为参宿,商王朝则是以心宿为基准星宿(大辰)。读到这里,相信某些机敏的读者会想到“北辰”(北面天空的基准星宿,也称为“大辰”)——北斗星是否就是周王朝的象征。然而在《左传》中,“北辰”根本就没有作为话题被论及过。实际上我们说参宿、心宿与北斗是“大辰”,这是研究其他书籍得出的结论。《左传》中明确提到的“大辰”,其实只有心宿而已。由此可看出在讨论天空基准大辰的问题时,与夏王朝相比,《左传》给予商王朝更高的评价。但是我们无法从这些评价中看出《左传》对周王朝的定位。

战国时代出现了超越周王朝的王朝。当时的韩国编撰了《左传》,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左传》中是如何对周王朝进行特别定位、并创造了一个超越周王朝权威的“形式”的。

首先,在《左传·昭公九年》中,古人借周詹桓伯之言而论“天下”。所谓“天下”,既是执行文书行政的场所,也是汉字圈。执行文书行政领域意义上的“天下”形成于战国时代。春秋时代,广域的汉字圈的范围扩展到了所谓的“天下”。《左传》中所述之“天下”描写的并非春秋时代的实际状态,而是以战国时代对领土国家的认识为前提来进行描写的。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这里的西土、东土、南土、北土皆为战国时代的“天下”范围内。战国时代,西土为秦所统治,南土为楚所支配,北土为燕之势力,东土为齐之疆土(参考图21)。

西土的“魏、骀、芮、岐、毕”,东土的“蒲姑(齐)、商奄(鲁)”,南土的“巴、濮、楚、邓”,北土的“燕、亳”所围成的地域在《左传》的其他地方也被称之为“夏”或“东夏”。

“东夏”的具体领域可见于《左传·昭公元年》与《昭公十五年》。《昭公元年》中有“(韩宣子为晋之宰相,晋为盟主)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昭公十五年》有“(霸王晋文公)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 这里所示之“东夏”相当于前文所述之“殷之四方”一带。这其中有“殷虚”的存在(《左传·定公四年》)。而关于“夏”,《左传·定公四年》中有“(将晋国的唐叔)封于夏虚”的记载。正如前文所述,唐叔虞被封建于山西之地,因此一般认为“夏虚”位于山西之地。并且“夏”加上“东夏”的这片领域就是由西土、东土、南土、北土所围成的地域。

周是以陕西省为大本营的大国,周灭了河南大国殷商之后将其统治领域扩大到了河南。《左传》以此历史经纬为基础发明了一种理论,即周人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周人都是“外地人”。

“诸姬”一族虽为“外地人”,却复兴了夏王朝。这就是韩氏总结出来的乍一看充满矛盾的关系。“外地人”的姬姓诸侯,即“诸姬”,统治殷之民与夏之民,这是不变的构图。这时的殷民与夏民的级别估计都已降到“大夫”以下。“大夫”层以下克上,将诸侯取而代之,这也是不变的真理。但是这些“大夫”都必须是特别的存在。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夫”是在“诸姬”一族中出现的。

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夫”出自“诸姬”一族,取代宗家一系的“诸姬”诸侯,将政权收入囊中。虽然从“形式”上而言是以下克上,但政权仍由“诸姬”继承的色彩也非常浓厚。因此,在《左传》中人们并没有特别热衷于讨论以下克上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齐国《公羊传》却热衷于强调以下克上的内容,与《左传》大相径庭。

这群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夫”属于“外地人”的“诸姬”一族,因此在证明其自身对于商民与夏民有正当统治权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通过神话的形式来进行阐释。

如果从《左传》的理论来看,韩氏虽为“外地人”,却是个特别的存在。韩宣子祭祀夏郊之后,晋侯的病就好了。晋国靠着神话时代以来的传承关系,在夏王朝灭亡后继承了与夏王朝举行祭祀相关的土地。这片地域的统治权后来由晋国的一族韩氏继承了。以上虽然严格来说是用暗示的方法表现出来的,但这一暗示的背后却是有史书编撰者所期待的“事实” 。

统治夏地与商地

这里需要再次注意的是周王朝的定位。《左传·昭公九年》,周的詹桓伯接下来的言论如下:

 

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陆浑之戎)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中域),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诸姬),不亦难乎?

 

这里讲到了“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和“今戎制之(诸姬)”。从文章前后语境能看出这里的“戎”就是“陆浑之戎”。与“陆浑之戎”有关的地域则是前文所述之西土、东土、南土、北土中西土的东端的土地(参考图21)。

《左传》在对外族进行评价时,将秦定义为西戎的霸王(文公三年),在讲到“师出于陈、郑之间”时,提到了“观兵于东夷”(僖公四年),讲述了秦(西)、狄(北)、齐(东)、楚(南)皆为强国(成公六年),楚与吴使用蛮夷的语言(成公七年)。从上文可见,在《左传》对外族的认识中,西土为戎或西戎,南土为蛮夷,东土为东夷,北土为狄。并且,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戎即是秦,蛮夷为楚或吴越,东夷为齐,狄则是燕。

这些都是《左传》成书的战国时代的韩国对敌对国家统治领域的一种贬低方式,即皆称之为野蛮之地。春秋时代秦国的势力范围为战国时代变成领土国家的秦国所统治的陕西一带。陕西一带在西周时代曾是王都镐京的所在地,是周王朝势力圈的大本营。首都是一国的中心,因此首都镐京一带被称为“中域”。这个“中域”出现在《左传》中,并在西戎的统治之下。时至汉代,为避汉高祖刘邦名讳,人们不得使用“邦”字,“域”便写成了“國(国)”字。因此我们在《左传》中看到的不是“中域”而是“中国”。

因此在上述《左传·昭公九年》一节中,中国在戎的统治范围之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陕西之地,即西周故地以“中国”来表示,而秦国作为春秋时代的大国、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对当地享有支配权。《左传》的文字中,具体话题还涉及“陆浑之戎”,这个陆浑之戎也是属于戎的。因此西土就是包含陆浑之戎在内的西戎之地。

在“中国(中域)”属于西戎统治下这一认识中,原本应该是外地人的“诸姬”成了西戎虎视眈眈的中原区东部的居民。也就是说,这里提到的“诸姬”是作为前文所述之特别地域“夏”“东夏”的居民来讨论的。

“夏”是夏虚的所在地,“东夏”是殷虚与殷商的四方之国所在的地方,而支配这些地方的是“诸姬”。然而,从“戎有中国(中域)”这种恋恋不舍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周原本的领域“中国”是陕西一带,“诸姬”是从“中国”而来的“外地人”。

在所谓的东迁之后,周的王都从陕西镐京移到了河南雒邑。如果站在雒邑的角度来论述周,则我们需要讨论的中心就成了整个中原区东部。这里不仅有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也包括在内。

基准星宿与王朝交替

我们在前面讲到了基准星宿,也讲了在《左传》中,只有心宿被作为“大辰”提及过。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相信大家如果参考下图19与图20就能清楚了。战国时代的韩国都城为郑,而这个郑恰好在夏王朝都城遗址“夏虚”以东、商王朝都城遗址“殷虚”以西的位置上,刚好在两个王朝遗址的中间。将这个郑看做天极,这是古人在观察东面天空的心宿与西面天空的参宿的位置上做了文章。东面天空可见心宿,西面天空可见参宿。这一星宿位置关系可见于冬至的黎明前的夜空。在这时,北斗星正好在天顶上。

北斗七星虽然在天顶上,却也只是个围绕天极旋转的星宿而已。如此一来,北斗作为周王朝的星宿,其地位就变得比位于天极的郑(战国时代韩国都城)地位低了。

冬至黎明前,沉入西边地平线的参宿象征着夏王朝,从东面升起的心宿象征着商王朝,天极附近的北斗则是周王朝的象征。但是北斗象征的并不是周朝本身,而是与西周的陪都相关。当参宿沉入西边地平线后,心宿在天空中向西运行,最终沉入地平线之下。在夏王朝的参宿再次升上东方天空之前,人们只能看见北斗。

以上的天象正好用一种可以凭肉眼可观察到的“形式”,向大家展示了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三代的王朝交替,而终于东面天空又再升起夏王朝的参宿。新的夏王朝再次出现,夏王朝的制度复活。这种看法是站在天极立场上的观察方法,而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人就是韩王。

特别地域为“夏”(夏虚)和“东夏”(殷虚),周则是外地人。《左传》之所以只把商王朝的心宿作为大辰来描述,恐怕其意图是暗示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夏王朝之参宿将成为大辰。

以上就是三代王朝交替与大辰的相互关系。在《左传》中还有另外一种占卜方法,即以天极为中心将夜空十二等分,并赋予其名称,以此表示木星的方位,用于占卜。关于这十二等分的方位所包含的星宿,后来产生了将春秋时代的各国匹配到不同星宿的想法。按照这一匹配方法,在发生日食时,太阳在哪个方位(古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分野”一词)就表示相对应的那个国家会受其影响。

无论是《左传》的论述,还是后世的阐释,无论哪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会讨论星宿与国家的关系。但是在《左传》中主要论述了三代的王朝交替与基准星宿(大辰)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对,后世的论述将春秋时代的各国与十二方位相匹配,并以此论述各国方位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左传》的论述与后世的说明混为一谈,就会产生一种过于放大《左传》“后世性”的观点了。

这类观点(对于《易》的论述亦同)在慎重讨论史书“后世性”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误解,因此需要大家引起足够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