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国时代的学术

诸子的虚实

诸子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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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就“战国时代”这一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对这一名称做了过度解读。

事实上,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战争便持续不断,一直被公认为是太平盛世的夏、商、周三代,实际上也是战乱之世,与人们理想中的太平盛世相去甚远。

除了这种空泛的说明外,我们还必须就战国时代的独特性进行论证。

首先,由于春秋时代中期以后铁器开始普及,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铁器的普及使得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城市不断增多,并且导致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巨变。在过去,自周王朝留传下来的文字一般通过文字记录者“史”来发挥作用,通常被用于城市国家互相之间缔结协定等场合,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文字却开始成为地方与大国中央沟通的工具。伴随城市国家的灭亡,中央开始派遣官僚统治各地,与此同时“史”也被重新洗牌,变成了隶属于中央或者地方的官吏。随着由官僚主宰的文书行政的不断发展,作为其支撑的法律整备(律令的编撰)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春秋时代是“史”的时代,“史”是主管祭祀的官员,负责文字记录。但是战国时代却成为官僚的时代。“史”的职能发生了改变,变成了支撑文书行政的官吏或者属吏。在战国时代的官僚当中,出现了一批掌控国内舆论的人,这便是“诸子”。

诸子百家的假象

有一种说法叫做“诸子百家”,这种理解认为诸子们倡导的是各种各样的学说。

上文我们刚刚提到了官僚统治地方的开始以及诸子的出现。由于新统治体制的确立,各国的“史”便被重新编排,作为祭祀官的“史”的时代结束了。

所以,诸子的理论是无法追溯到祭祀官“史”活跃的时代的。诸子论述“天下”的理论是以官僚统治为基础的,是在战国时代形成并纵横天下的。九、六、八,天、地、人,阴阳五行,周易,都是战国时代形成的理论,关于它们的渊源可以分别进行追溯,但它们形成诸书当中的“形”是在战国时代。因此,虽说可以将诸书的理论作为战国时代诸子的理论来研究,但是却不能将其追溯到春秋时代。

诸子的理论当中有一部分是到了汉代才形成我们如今所见的样子,所以有时我们需要把它们作为晚于战国时代的理论来研究。

不过比较麻烦的是,诸子理论有很多是与历史相关的,其中必然会涉及夏、商、周三代以及春秋时代的话题。在有关这些话题的记录当中明显地体现出了战国时代观点的色彩。所以,如果把这些记录作为历史事实,囫囵吞枣而不加探究,那便会对诸子的观点产生一定的误解。

战国时代的记录,通常采取在简单的记事当中穿插会话的形式,会话直接体现出了其成书时代—战国时代的样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电影和电视当中看到的古装剧,无论它们是多么忠于史实,其会话采用的仍然是现代语。而且通常情况下,这些古装剧对于时代的考证也并不是非常严密。

如果节目本身是以追求收视率为目标的,估计制作方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进行时代考证吧。

所以在史书记录当中不能使用明显带有后世特征的材料,对于直接引用后世言论的会话部分,读者更不能未加分析而全盘接受。

此外,在承认战国时代创作出了许多著作的前提下来论述诸子的观点,这种方法是否妥当也有待商榷。

比如,关于诸子百家,我们一般都认为指的是各种各样的人阐述各具特色的观点。

其实从大的方面来讲,这种理解都是在宋明理学这一学问体系下展开的。这也是天下的士大夫们,即科举官僚们把诸子学说作为自己学问的先驱而形成的理解。这种观点对于朝鲜李氏王朝以及日本江户时代对诸子的理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到了很久以后的东汉时代,又产生了与此迥异的理解。

东汉的王充认为:孟子阐述的对象是中人以上,荀子阐述的对象是中人以下(《论衡·本性篇》)。东汉时代的观点在《汉书》的(成书于东汉,总结西汉的史书)《古今人表》当中有所体现。《古今人表》当中将古今之人分成九等,即: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人。如果将这九等归纳成三大类,那便是上人、中人、下人。王充认为,孟子是对中人以上进行阐述,并认为其性善;而荀子是对中人以下进行阐述,认为其性恶。按照这种观点,道家阐述的仅限于上人,而法家则是着眼于如何管理下人(彻底执行的话也能把上人包括到其中)。如果从着眼阶层的不同来考虑,可以认为诸子的学说是互相补充并共存的。

王充关于上人、中人、下人的论述也告诉我们,以往的理解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同样是对人性的理解,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孟子着眼的是中人以上,而荀子着眼的是中人以下,他们注重的阶层是不同的。即便是在同一国家,这两种学说也可以并立存在,也就是“分栖共存”。

刘向、刘歆的诸子理解

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对于诸子的理解,可以说是将“分栖共存”运用到官僚制度当中进行论述的典范。他们认为诸子论述的对象是互不重复的,因而得以共存。

刘向、刘歆的观点在宫中的藏书目录《七略》当中有所体现,之后被《汉书·艺文志》继承下来。在汉代以前,一般将诸子总结为“十家”,《艺文志》将这十家做了进一步细分,形成“诸子一百八十九家”。这十家指的就是:儒家(司徒之官)、道家(史官)、阴阳家(羲和之官)、法家(理官)、名家(礼官)、墨家(清庙之守)、纵横家(行人之官)、杂家(议官)、农家(农稷之官)、小说家(稗官)。

之所以将儒家称为司徒之官,是由于司徒是相国、丞相(宰相)的别称,是统领百官的存在,也就是指代官僚统治的意思。之所以将道家称为史官,是由于史官精通天文、熟知天地自然之理,而道家所论述的也正是天地自然之理,两者是相通的。之所以将阴阳家称为羲和之官,是由于传说羲和是驾驭太阳的神,从而太阳也就代表了上天的秩序,这也反映出了他们想通过阴阳五行来解密天地之理的事实。之所以将法家称为理官,是由于“理”含有道理、整饬、裁决的意思,也就是指法家的职能便是掌管裁决。之所以将名家称为礼官,是由于掌管“礼”的人必须考虑文章的制作,这也体现出了名家的名称与其实际职能的关系。之所以将墨家称为清庙之守,是由于《清庙》是祭祀清明有德者的乐歌(虽然这是虚构的理论,但他们仍然相信)。这大概是因为有人愤慨周代充斥着这些虚伪虚饰的东西。所谓清明有德者指的就是周代的始祖周文王,在周文王时代虚伪虚饰还是没有出现的。之所以将纵横家称为行人之官,是由于行人是掌管接待宾客之礼仪的,行人之官这种叫法也反映出了纵横家自己进行游说或者掌管说客的职能。之所以将杂家称为议官,是由于议官是负责进谏(谏言)的官职,这也体现出了杂家将各种意见加以取舍并上呈的职能。之所以将农家称为农稷之官,是由于农稷是掌管农业的(稷是谷物之神)。之所以将小说家称为稗官,是由于稗官是掌管记录正史遗漏事迹的,而稗则是细米、巷间传闻的俗称。这也体现出了小说家搜集巷间杂闻的职能。

在上述十家当中没有提及兵家,《汉书·艺文志》认为兵家是出自掌管军队的司马之职,而数术者则是出自“明堂(举行仪式的地点)羲和(如上所述)史卜(掌管礼仪的官职)之职”。

这些称呼都是以官僚制度为前提,通过简洁的表现体现出了诸子的区别。诸子学说归根结蒂都是论述统率百官的王者或者天子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这也是诸子学说存在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各类学说进而“分栖并存”。

再重复一下,如今的宣传一般都只注重强调诸子百家倡导的是各种各样的学说,而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以及东汉的王充等对此均持不同观点。这种认为诸子百家倡导的是各种不同学说的观点,是在宋代科举正式确立以后、更直接地讲是明代以后的学者们对于诸子的理解。

科举官僚们谈论政治的时候,政治思想的主流被儒家占据已久,所以他们讨论的并不是各类学说的“分栖并存”,而是如何综合性地看待各类学说。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各类学说便被分为:作为他们自身学问的先驱而被久经讨论的儒家、道家以及其他思想流派。除了儒家、道家外,关于其他流派他们虽然也感兴趣,但是这些与他们自身的渊源并没有关系。这些流派只不过是已经消亡的过去的思想流派。即便是在论述儒家的时候,他们头脑中也没有“分栖并存”的观念,他们认为孟子和荀子论述人性是善还是恶的对象是没有区别的。

即便是采用明代以后的理解来研究诸子并追溯到战国时代,我们还是无法很好地说明诸子在各国的活动及其以后衰亡的过程。而如果采用“分栖并存”的理论则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些。正是由于“分栖并存”,各类学说才得以共存;而后来时代的发展不再需要这种“分栖并存”,而是要求综合性的探讨,所以许多学说也就随之衰亡了。

也有些学说的衰亡与“分栖并存”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它们论述的对象与城市、领土国家和天下有关。与城市国家相关的学说,到了领土国家时代,即便仍属于诸子学说,也已经衰败;而与领土国家相关的学说,到了讨论天下的统一帝国时代也自然衰落了。

许多诸子思想是在帝国秩序确立的过程中逐渐衰亡的,最终只剩下了儒家和道家。

在帝国秩序确立之前,历史处于多个正统并立相争的时代,各个正统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便纷纷对于己有利的学说采取了保护措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各种思想不断萌生,“分栖并存”,支撑着各个国家的秩序。并且,在各个国家它们支持的正统也是不同的。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孔子的定位。比如《论语》是孔子的言行录,其中除了部分内容反映的是城市国家时代的样貌外,大部分内容都是以领土国家时代的秩序为前提的。前者反映的是孔子的时代,而后者则是反映多少代后的孔子的后世弟子们所处的时代样貌的。

孔子的弟子们在各国是如何大展身手的?既有任他们发挥所学的国家,也有让他们无法施展拳脚的国家。但是由于一般都认为孔子是圣人,所以如何利用这一历史圣人或者如何贬低他,这也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前文当中,关于孟子和荀子,我们介绍了汉代“分栖并存”的理论。该理论归结到底只是汉代的认识,孟子是在齐国大展身手,并且到过魏国;荀子是赵国人,在齐国求学,在楚国受到重用。他们施展抱负的国家不同,时代也不同。所以讲“分栖并存”并不是说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并存,而是指他们在各自活跃的空间必定经历过与其他学说“分栖并存”的状态。

战国时代的宇宙观

被埋没的关于天地创造的神话

正如前文所述,战国时代是诸子的时代。诸子们分散于战国时代的各国,而且各国倡导的学说都是不尽相同的。

各国的独特主张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便一直存在,所以是不会轻易消亡的,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这些主张仍然存在。所以在秦始皇去世后,天下立即大乱,旧王国们纷纷复立,其首领虽然未必是王族,但都打着复国的旗号。即便是在项羽刘邦之争结束之后,这种地域主义仍然存在(虽说是地域,指的却是和日本、韩国一样大的国家)。

虽说各国都有自己的独特主张,但也有些理念是共通的。究竟哪些是独特的,哪些是共通的,则必须分别进行讨论,否则很难理清。

近年来,出土文物不断增多,战国时代的文献也出土了许多。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文献之一便是湖北省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的竹简(郭店楚简)。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大一生水”的文章。

大一也写作“太一”,其记载的内容如下:

 

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原文缺失,似乎缺“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釳热(冷和热)。釳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是以成岁而止。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釳热之所生也。釳热者,四时者□□□□(原文缺失,似乎缺“所生也,四时”),阴阳之所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是故,大一藏于水,行于时。……

 

这里讲述的是天地起源的神话。宇宙的根源是大一,从大一又生成了天地。这个神话的特征是:首先从大一生成了水,水辅助大一进而形成了天,天又辅助大一生成了地。这种说法以前闻所未闻,是一种已经消亡的说法。

笔者认为,该神话最初的部分可以通过蛋黄、蛋白和蛋壳的关系来加以说明。大一便是蛋黄,从这个相当于蛋黄的大一当中生成了水来包裹着大一,这就好比水样的蛋白包裹并保护着蛋黄。接下来相当于蛋白的水辅助相当于蛋黄的大一生成了相当于蛋壳的天,作为蛋壳的天辅助相当于蛋黄的大一在蛋白的中央生成了地。最后生成的地,从蛋黄、蛋白与蛋壳的关系来看是无法目测到的,所以也是最后说明的。天虽然作为壳而存在,但却是昼夜不停地运转,所以壳便是天。

这种说明虽然非常有趣,但却没有成为天下共通的理论,而是楚地独有的神话,随着楚国的灭亡,这个神话也一同消亡了。

不过“大一”本身却流传了下来,被用于其他说明当中,与天地创造脱离了关系。

大地浮于水

郭店楚简出土的一带位于战国时代楚都郢的北部。这一带原本是秦国领地,秦国的文字比较方正,而楚国的文字则是比较圆转的。郭店楚简的文字是以楚体写就的,所以应该是楚国的官僚或者他们的后裔所作。

目前比较有力的说法是郭店楚简写成于公元前300年,但对此各方仍然争论不休。

比郭店楚简稍早时期—也就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时期的遗物,在曾侯乙墓当中被发掘了出来。该墓同样位于湖北省,墓主人是曾侯,也就是曾国的君主。不过,由于曾国是楚国的属国,所以受楚国文化的影响很大。其出土的文物当中有许多都来自楚国,而且从该墓当中还出土了一座青铜编钟(彩页图九),编钟上刻有关于公元前434年的铭文,据此人们可以推测出墓主人所在的大致年代。而且,这座青铜编钟也是从楚国传过来的。

从这座墓中还出土了多件彩绘衣箱,其中一件上绘有十个太阳在扶桑树上休息、传说中的人物后羿搭弓而立的样子。根据《淮南子·本经训》以及《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的内容来看,这里描绘的是战国时代关于尧所在时期的传说。

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传说:传说当时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每天一换,轮流东升西落,然后穿越地下再回到东方,它们每天沐浴之后便在扶桑树上休息。可是有一天却出了差错,这十个太阳一起出来了,于是大地便被烤得焦灼不堪。为了拯救生灵万物,天帝便命令后羿射落了其中的九个。一般认为可能是信奉一个太阳的部族打败了信奉十个太阳的部族,所以才创造出了这样的神话。而信奉十个太阳的部族就是商王朝,信奉一个太阳的部族则是周王朝。不过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在十个太阳的神话当中,提到太阳每天经由地下回到东方。

在继承了太阳每天穿越地上地下这一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加上有关天地生成的说明,再来说明是谁创造了天地,于是就形成了上文中“大一生水”开头部分的内容。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大地漂浮于水之上的想法,大概是从掘井汲水受到了启发吧,所以才会认为地下充盈着无尽的水。

大鹏的传说

《庄子·逍遥游》开头写道: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北冥有鱼,南冥天池,这与大地浮于水上的想法是相通的。

而且,《逍遥游》展现的场景非常壮观,仿佛是从九霄之上展望大地,有些想象与“蓝色的地球”非常相似,此外文中还提到“风在其翼下,苍天在其翼上”。

汉代的占星盘(式盘)也是从上方俯视“苍天”的,在方形的大地上坐落着圆形的天,之所以是圆形的天,也正是由于是从天的外侧来观察的缘故。天上的星座也并不是从地面上仰望看到的位置关系,而是从极高之处俯视看到的,视角是由高向低的。

俯视苍天

将蛋黄比作大地、蛋白比作苍天或者托起大地的水、蛋壳比作天盖,就会有两种视角来观察蛋壳,一种是从外面看,一种是从里面看。

苍天绕着轴不停运转,这个轴便是地轴,穿越大地的中央。从北边来看,天的壳是向右转动的,在壳的中间位置悬挂着太阳,整个壳上布满星星。太阳终年在壳上移动(人们看到的仿佛是这样的)。太阳移动的路线被称为黄道,壳整体也在转动,太阳周转一圈回到相同位置就恰好经过了一天。

随着壳的转动,就会形成一条从地的正东到正西的线,这条线便是天的赤道,在赤道附近散布着具有代表性的星座。

为了将壳(天盖)与地上的方位相对比,从战国中期—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期时开始,人们以天极为中轴将壳划分为几部分。并且开始从外面观察壳的各个部分,通过与地上的方位进行对比来确定天的方位。

前文提到的关于大鹏的传说,也讲到大鹏背负苍天,所以这个传说应当是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期间的。

天与地都被设定了相应的方位,地被分为十二个方位并设定了相应的十二支。正北为子,正南为午。这是按照顺时针方向设定的。将天的壳与地的方位进行比较时,给壳也设定了十二支。为便于比较,天的方位也和地的方位一样是按照顺时针方向设定的。

基准方位则参照了冬至黎明前东方所现的代表性星座的方位。所谓顺时针方向,是指站在地上的顺时针方向,或者说从北极上方看到的壳是按照顺时针方向划分的方位。

恒星是附在壳上显而易见的,但行星看上去似乎逐渐偏离了壳(所以才被叫做“行”星)。木星也从壳上逐渐偏离,如果将壳划分为十二个方位,那么木星大约每年偏离一个方位,大约经过十二年才能回到起始位置。由于通过观察木星便可以得知经过了多少年岁,所以木星也被称为“岁星”。可是天壳的转动,从北极之上俯视来看却是逆时针方向的。由于天壳的方位分配是按照顺时针方向排列的,这样一来便与天壳的转动方向相反。由于两者的冲突带来了很多麻烦,所以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左右开始,古人创造出了一颗与木星运转方向相反的假想的“行星”。这颗星被称为“太岁”,太岁的别名又称为太一、天一等。上文中提到的大一,到了后来便化身成了这颗星,大一载船移动天的说明,也正是与太岁相联系的结果。这种太岁的观念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了下来。

通过与太岁相比较,可以看出:上文提到的已经消亡的“大一生水”神话,是在太岁创造之前的时期形成的。

周易的方位设置

刚才我们讲过了十二方位,周易采用的却不是十二方位,而是八方位,详细说明如下。

上文中通过蛋黄、蛋白与壳的关系来解释宇宙,如果我们将这个鸡蛋横切开,将其横切面加以重叠便可以形成这八个方位。

一种切法是横断面包含北、地轴、南,从西侧观察得到的截面图。另一种是切法相同,但却是从南侧观察得到的截面图,如图47所示。

原本八方位就比十二方位更加自然,人根据自身首先区分出前后左右,这便是四方位。再将四方位一分为二,便自然形成了八方位。但是如果要形成十二方位,那便必须将四方位一分为三,这就多少有些自作聪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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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周易中的八方位 周易将阴、阳加以组合创造出八卦,八卦互相组合又生成六十四卦。将八卦对应八个方位时,将蛋黄比作大地、壳比作天球形成宇宙,然后将宇宙南北纵切,从西侧观察天地正如左下图所示;同样,将宇宙东西向横切,从南侧观察天地正如中下图所示。左下图极的位置设为乾(天),太阳最靠下的位置设为坤(地)。中下图满月(水之精)位置分配为水,太阳(火之精)的位置分配为火,其他各方位适当分配

将上文说明中使用过的鸡蛋,再次用其横切面来说明八方位,虽然例子重复,但是构思却是崭新的。这种构思形成的时期与“大一生水”形成的时期大致相同。

《左传》采用了木星纪年法,也就是利用木星大约每十二年运行一周天的特征形成的纪年法。从木星的位置来推测,当时处于公元前353年到公元前271年这83年间,所以木星纪年法应该也是在这83年间创设的。这也正是“大一生水”传说形成的时期。

《左传》中也隐约可见利用周易八方位进行原始分析的影子,这也与根据木星方位推测出的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吻合的。

科学技术

木星纪年法的使用,意味着当时的天象观测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以木星纪年法为基础,又形成了新的历法。在前面也曾经说明过,从某年冬至到次年冬至恰好经过365又1/4天,76年便是940个月,总天数是27759天。这76年间,每月平均天数为27759/940日,也就是29又499/940天。如今我们所说的一年(一太阳年)大约是12.368个月(940月/76年)。

关于历法的详细计算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在前文中我们也多次提到过,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铁器逐渐普及开来。铁器最初在西亚以锻铁的形式出现,先以较低的温度炼成较软的铁块,然后加以锻造形成铁器。中国大致也是以类似的技术开始生产铁器,但是后来不久,中国人便在锻铁时加入碳,成功地以较低的温度将铁融化。于是,铸造铁器便成为主流。

锻铁富于延展性,但缺点是较软。铸铁比较硬,但缺点是较脆。具备两者中间性质的是钢,在之后不久,钢的生产也开始了。

虽然说是比较低的温度,但是铸铁的问世还是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为此工匠们还专门研究制造出了鼓风炉,鼓风炉状似大鼓,所以用鼓风炉铸造出的铁也被称为“鼓铁”。

在战国时代,青铜器成了配角。在春秋前期,通常是先细致地做出模型然后进行生产,但是从春秋后期开始,人们开始使用模具大量生产相同花纹的青铜器。到了战国中期,甚至出现了先用蜡制作模型,然后再将其置换成青铜的做法。虽然在视觉效果上,青铜器越来越精致,但实际上其制作工艺却是越来越简化。一旦大量生产走上了正轨,许多器具的制作便也马虎了起来。

由于古人发明了用青铜和铁制作出了针,医疗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与穴位相关的知识也不断细分,刺激穴位的导引术(现今太极拳的始祖)和针灸技术也开始发展起来。

支撑战国时代学术的文字

《说文解字》讲述的书体

下面,我们来简单说明一下支撑战国时代学术的文字。汉字的书体分为篆书、隶书、楷书(今隶、真书)、行书、草书等。其中,除了篆书和隶书外,其余的都是在汉代以后才形成的书体。开始人们将文字记录于木简之上,后来到了汉代,人们发明了造纸术并不断加以改良,于是用纸张写字便逐渐普及开来。

东汉时期,许慎创作了《说文解字》一书,书中前言部分采用的是篆书,作者还对篆书做了说明。指出篆书是秦始皇将以前的文字加以删减改良而形成的书体,因此作者将秦始皇以前的书体称为大篆,秦始皇时期创作的书体则称为小篆。

隶书以及由其发展形成的楷书,除了笔画的方正程度外,基本是相同的。两者都是较为方正的字体,而篆书的笔画则比较圆转,即便将篆书写得方方正正,也无法成为隶书。

行书是比楷书随便的字体,而草书则是将楷书的笔画加以大胆省略,草率、迅速写就的字体。

长久以来,人们都是根据《说文解字》来论述篆书,将篆书与后代的书体做比较,认为小篆与隶书之间的笔画差别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近几年出土了秦朝以前的文字,而且还出土了许多汉代的隶书资料,经过对比人们发现:许多篆书似乎就是将方正的隶书笔画加以圆转而形成的。所以除了字体是方正还是圆转的外形区别外,仅从笔画数的差异来研究篆书和隶书,是无法将两者区别开来的。为此,我们下面将根据字体是方正还是圆转来对篆书和隶书进行说明。

《说文解字》认为大篆是周宣王时期史籀所创,并将其称为“籀文”加以介绍。书中把经书体等书体作为古文,与籀文分开进行了介绍。《说文解字》对历史的认识沿袭了战国时代以来的观点,认为经书是孔子所作,《春秋》传为左丘明所作。不过《说文解字》创作的依据都是战国时代的资料,所以在对其进行探讨的时候,最多只能追溯到战国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说文解字》一书在追溯历史的时候,对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毫不关心,只把周代作为天下的王朝来记述。

《说文解字》关于书体的见解,奠定了历代书体观的基础。但是,我们参照实际字体来看的话,得出的结论却与这种书体观完全不同。

殷商的文字有甲骨文和金文,周代的文字有金文等。到了春秋时代,金文呈现出了地方特征,再后来到了战国时代,文书行政开始,行政用的书体形成。下面我们对此进行一下说明。

战国时代的文字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在施行统一政策时,对文字也进行了统一。既然对文字进行了统一,那就说明之前使用的文字是各不相同的。将该记载用事实加以说明,便形成了图48的文字统一图。

可是,这个图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果不是每个国家都在一直使用图中列举的文字,那么这个图便毫无意义。而且,从收集来的各类资料来看,如果文字使用的场合不同,则文字的风格也截然不同。即便是用于同一场合,如果承载文字的材质不同,文字风格也不尽相同。

如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上述图中列举的齐国文字是别字。

刚才提到了文字风格的问题,严格来讲,注重部首构成的是“字形”,将篆书、隶书等加以区分的是“书体”,在同一书体下展现出的每个人的差异等则是“文字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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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所谓的秦始皇文字统一图 这些字乍一看仿佛是统一了各国的文字,但字的来源却是章(印章)、竹简以及青铜器。各国用的材料各有不同。而且,这些字究竟是来源于哪个国家,标准也并不明确。事实上,通过对战国时代各国的材料进行清查发现:各国用于青铜器、章、货币、竹简、帛书的文字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这里列举的字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所以,这个图展示出来的文字统一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文字的统一应当是包括各种多样性在内的、将各国竹简文字用秦国的隶书加以统一。带*标志的是存有争议的字,有人认为是别字(聿)

再将话题转回来,上图总结了天下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字,事实上,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当中也能找出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字。

是刻在石头上的字,还是铸在青铜器上的字?是刻录的字(在战国时期发现了用于将字刻于青铜器上的铁器),还是铸入货币的字,抑或是写在竹简上的字?根据场合以及时期、工人的构成等的不同,文字风格也迥然不同。

上图所用文字虽然是各个国家的代表文字,但也只不过说明:由于场合以及时期、人的不同,造成文字的风格也各不相同。这并不能成为证明文字统一的图。

那么,在历史上文字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如何统一的?

在前文当中我们也讲过,汉字在商王朝开始使用,被周王朝继承,到了春秋时代又被传播到了各国。从商王朝到周王朝,统治阶级独占了文字的使用权,所以并没有形成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即便如此,在商王朝和周王朝创作的文字当中,也可以看出有多种不同的文字风格。

春秋时代刚开始继承周王朝汉字的时期,也并没有形成各国独特的文字风格。越国等创造的鸟篆书体除外。鸟篆是将从西周继承的金文书体的笔画末端加以延长而形成的,再附加上以鸟形为主的装饰成分,所以得名“鸟篆”。看上去鸟篆与金文完全不同,但如果将鸟状装饰部分去掉,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刚刚继承来的西周金文。

还有一种例外是为了着重强调本国的传统,不愿与周代文字雷同,所以特意创造出新的汉字。当然,这种文字也不是仅仅创造国拥有、别国一定没有的,也并不意味着各国的文字互不相同。

此外,在刚刚继承了汉字的时期,由于使用上的不习惯等原因造成写出的文字风格也有差异。当然,这种不太惯用的字并没有一直被使用下去。

由于汉字是通过师承关系流传下来的,因此其中也有个人的差异。在同一语言“工房”中一般是不会产生个人差异的,但是商王朝和周代都有许多“工房”。也有很多不太惯用的字。根据城市和工房的不同,含义相同但字形不同的汉字也在各地分别流传开来。意思相同但表现不同的说法也逐渐形成。到了战国时代,这些城市和工房都被收归中央直接管辖,这种语言表达上的差异也被集中到了中央。这样一来,到了战国时代,便形成了前代流传下来的多种文字风格和说法混杂存在的局面。

秦为了展示自己的特殊性而创造的书体

领土国家推行文书行政,将天下的小国分别消灭,取而代之设立县进行管理。这种文书行政使用的文字与以往祭祀用的文字大不相同。

祭祀用的文字一般会花费很多时间写成铭文,巫术的色彩非常浓,字的笔画也很复杂。文书行政用的文字更加注重传达机能,有时还需要写很多字,所以它的文字笔画自然就会逐渐简略。

在文书行政用的文字出现以后,汉字开始出现分场合使用的不同书体。一种是祭祀用书体,笔画比较繁琐;另一种是文书行政用书体,笔画比较简略。笔画省略的情况根据时期不同也有所不同,所以即便是在同一国家,如果所处的时期不同,所用汉字的省略状况也不尽相同。

简略字通过天下的交通网络传到了各国。由于祭祀用文字采用的是传统的金文书体,所以在各国并没有出现太多差别。虽然有时候这种传统书体也会受到简略字的影响,但终究没能形成各国独有的特征。

然而,在本书中也曾多次提过,有国家将其制度的独特性反映到了文字上,这个国家便是秦国。秦国为了彰显自己的独特性而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创造出了特殊的文字,这就是隶书。

自西周金文以来,文字笔画都是以圆转为特征的,这便是篆书体系。在战国时代,不只是祭祀用文字,即便是行政用文字采用的也是篆书的一种,其笔画都比较圆转。然而,秦国行政文书采用的则是特殊的方正体文字。

墨和毛笔的改良也促进了这种方正文字的扎根。其他国家所用的墨大多比较浓重,而毛笔则缺乏韧性。秦国对此加以改良,采用较淡的墨和有韧性的毛笔来写字,这便促成了隶书的普及与发展。

隶书是秦国的文书行政使用的书体。

秦始皇统一文字并不是指用一种文字代替所有分散不同的文字,他主要是突出了秦国的文书行政用书体,将隶书确立为天下共通的官方文字。祭祀用的文字虽然各国差异不大,但是也有些微的细小差异。所以秦始皇统一文字也并非全无意义,只不过在统一的前后文字的哪些地方发生了变化,如果仅仅着眼于祭祀用文字,即便加上因工人个性而导致的差异,恐怕也是难以说清秦始皇的文字统一大业的。

秦朝文字统一的实质是文书行政用的文字—隶书的普及。这一点,通过观察出土文物便可立即得知,可是不知为何还有许多人没有弄明白。

其原因应当归结于近代以后的国民教育以及出版文化。自秦始皇统一以来,文字的规范化(《康熙字典》也包含在内)和多样化一直并存。人们对于文字的规范化比较重视,但对文字的多样性却疏忽了。在国民教育体制下,人们通常想到的便是印刷体,甚至对于“点”“捺”等细节也展开热烈讨论,仿佛这些才是汉字的本质所在。所以,以这种严格的规范化的眼光来设想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情形,那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结论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那便是臆造出了前面那幅文字统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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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诏书 这是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统一天下的铜铭文拓本(《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在开始两行写道“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通常青铜器的文字都采用笔画比较圆转的篆书,但该诏书采用的却是笔画方正的隶书

之后的战国文字

由于秦始皇的统一,使得原本应当被否定掉的文字也被继承了下来,而且这些文字还以实物的形式留存在了世间。三国时期的曹魏创作了三体石经,将经典文献刻于石碑之上,所谓“三体”,指的是古文(战国时代的文字)、篆书和隶书,用这三种文字刻写同一文献。该石经现仅存一部分,这仅存的部分也对古代文字的复原和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通过写刻这些经典,战国时代的各种文字知识得以流传下来。

在公元3世纪中期出土的战国时期魏国的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也正是利用上述文字知识进行解读的。《竹书纪年》曾在统一战争中遗失,所以汉代人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在其出土后,当时的学者利用上述文字知识对其迅速做了解读。到该书又在北宋、南宋之间失传为止,《竹书纪年》对世人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再后来,战国文字知识的继承关系便模糊不清了,虽然世界是多样性的,但是有关这些文字的知识却从世人的头脑中消失了。可是到了近些年,人们又发现:关于这些文字的知识仍然以某种极其细微的形式传承了下来。

宋代郭忠恕编撰的《汗简》以及同时代夏竦编撰的《古文四声韵》,都是介绍特异书体的文献。这些异体字常常被好事者用来炒作,或者被用于制作佛教、道教的护身符等。但是这些异体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却受到了世人的瞩目,因为简化字改革(这也是严格的规范化的一种)参照的便是这些字。

在竹简出土时,人们曾经最为烦恼的是许多字根本不认识。关于战国时代书体的知识也都已失传。但是有些曾经参与过简化字改革的专家发现了《汗简》及《古文四声韵》的价值,因为这两本书中的异体字保存了许多战国时代的书体。于是,根据这些书体知识,竹简的解读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说,《汗简》和《古文四声韵》是一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

最近又出土了许多刻有《老子》等内容的竹简,通过将它们与现代文进行比较,人们可以更加直接地研究战国时代的书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