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与阡陌

众所周知,商鞅在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期间主持了变法。其变法内容之一是“废井田,开阡陌”。时值孝公十二年(前350),秦迁都于咸阳之际,曾将城市和农村进行重新划分,变成了四十一县(也有史料记载为三十一县),并垦荒田开阡陌。阡陌是指用来分隔农田的纵横交错的细长小道(田间小道)。可以说阡陌是“条里”(条里是日本古代土地区划制度。将土地以道路式水沟区划成一町〔60步〕)的方格,为坪。30坪为1里。有利于完整地实施班田收授)的前身,也是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同样标准区划土地的制度这时候也非常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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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规矩的土地区划是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但是其实在战国时代领土国家实施这种土地区划之前,人们早就开始了土地的修建。历来被大家广为误解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田地的形态。

我们从水田开始说起吧。藤原宏志等学者在进行中日共同调查中,从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了水田遗迹。这一发现还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因为这个水田遗迹的形状与大家所熟知的水田形状截然不同。

马家浜文化遗迹的水田是就着自然地形微妙的高度差形成的低洼地带而变成了现在的形状。我们目前基本可以断定这一水田形态在新石器时代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形状。因为同样的水田形态还可见于长江中游流域的城头山遗址(不过也有些进行小规模区划的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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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江苏省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的洼地形状的水田 长江下游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了洼地形状的水田,是日本藤原宏志等学者参与的中日共同调查的考察结果之一。类似的洼地形状水田还可见于长江中游流域的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或比起稍早一些的时期)。参看第五章“《尚书》禹贡”一节

即使在青铜器时代,人们农耕普遍使用的工具仍然是石器,所以这个低洼水田是就着地势而建,人们对地形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然而,等到铁器大量普及之后,田地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铁器因其锋利无比,所以适合砍伐大量木材。而且与原材料稀缺的青铜相比,铁器的原材料非常丰富,这使得铁器从一问世开始就席卷了古代中国。木材与铁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铁制工具。于是人们开始砍伐大片森林,不断把田地开垦的前线推向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方。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制造大量的车辆,对畜力的利用水平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人们开始学会使用牛来耕作水田,耕地的形状也以方形为主。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旱田地区。

如此一来,人们的生产方式与以往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利用铁器和畜力进行农业耕种的方法越来越普及。从事农业的生产者能够耕种的土地面积也急剧增加,城市人口剧增,城市数量也直线上升。

对不断激增的耕作地进行管理的则是正处于发展阶段的领土国家。在这一基础上,官僚制度也得以不断完善。如何才能有效管理大片的耕作地,如何才能增加更多的土地用于耕种,如何才能在战争状态下确保农耕人口。这些问题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这些问题也正是主张变法的人们需要着手解决的难题。

商鞅变法与爵位的完善

在以城市国家的秩序形态为基础的时代,这些城市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与附属的小城市及农村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人们讨论的焦点。当汉字从周远播四方并普及之后,周的治理办法被这些城市国家采用,城市国家开始对其统治下的小城市及农村的首领使用“伯”或“叔”这类表示家族关系的词语。这是一种虚拟性关系。换言之,就是城市国家有自己的君主,在这个君主之下有“伯”、“叔”等的存在。

这种一国之王与其麾下的伯、叔之间的关系普遍存在,与该国是否已经开始使用汉字没有关系。

将众多国家进行统一管理的是大国。进入青铜器时代后,大国便林立于华夏大地。

周人使用的汉字首先是传播到了周的各诸侯国,不久便传到了楚或吴、越之地。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人们开始用汉字来表记传统上的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小城市及农村之间的关系。楚及吴、越等位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之中的大国在汉字传来后不久便开始自称为“王”。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自己并不是服从于周“王”的诸侯。

楚国或吴越之地的一国之君虽然一直都不认为自己臣服于周天子,但在汉字传入此地之前,他们并不会介意汉字的表记方式。然而自从汉字普及之后,他们便开始对“王”字耿耿于怀了。

长江中游流域的楚王,下游流域的吴王和越王,楚与吴越之间的徐王,他们都开始自封为王。

正当这种新的秩序悄然形成的时候,大国之间也开始一个新的动向—吞并小国改设为县,并派遣官僚到地方去进行管理。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功臣,正是日渐普及的铁器。铁器的普及提高了垦荒能力,使得土地激增,于是城市也跟着增加。于是到了后来,来源于土地开垦的新县数量远远高于来源于被吞并小国变成的县的数量。

这样一来,在每个文化地域中就有必要构建一种新的秩序来重新定义中央与县之间的关系。

新秩序生成的场所仍然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领域。换言之,即国土可与日本的面积相匹敌的领土国家成为了新秩序诞生的舞台。但是这个新秩序所定义的不是领土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领土国家内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中央官僚统治的体制与形式。

爵位制度就是顺应这个时代需求而生的新秩序。

请大家看一下图52中的爵位一览表。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是十七级爵制分为两部分,下面的八级为民爵,上面的九级为官爵。官爵包括了派遣到县去进行管理的官僚,规定了官职的等级。民爵规定的是这些官僚统治下的庶民的等级。

爵位是从下往上数的。请大家注意下在官爵中除了最下级第九级,其余爵位的名称都是成对出现的。客卿、正卿残留着城市国家的印记,是曾经辅佐城市国家君主的人物。城市中的等级有卿、大夫、士,而卿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左庶长、右庶长则是对臣服的部族首领的定义。最上面的四个爵位则是赐给管理多个城市的人物,其中左更、右更等级低于小(少)良造、大良造。

官爵最低的爵位是五大夫,也就是俗称的实习生。官僚子弟被赐予的最早的爵位就是这个。

客卿、正卿,左庶长、右庶长,左更、右更,小良造、大良造,从爵位名称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把它们打包看做是四个等级。这也就是后世热烈讨论周代五等爵的原因。如上所述,周朝对城市与城市间关系,以及城市与农村间关系只存在语言上的表述,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用以表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爵位。但是当后人需要这个并不存在的爵位时,便开始编造了一些虚构的东西来说明爵位这个东西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这是为了要效仿古人,以正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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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战国秦国商鞅变法的十七级爵制 爵位分为官爵(上表右)与民爵(上表左),官爵最下级别为五大夫,意为实习官僚。五大夫以上有八级,每两级的名称类似。这是在战国时代的四等爵观点(即认为五等爵中子爵与男爵等级相同的观点)基础上制定的爵位制。后来,随着领土的扩大,爵位也增加,逐渐演变成了二十等爵制。如果考察汉代的二十等爵制,则不难看出汉代是在五等爵观念基础上制定的爵位制

《孟子》中就有关于五等爵的记录。在公、侯、伯这三等爵位之下有子、男两等爵位,而子爵与男爵其实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在整理每个国家爵位的过程中,虽然有些国家是四等爵,有些国家是五等爵,但实际需要的只有四个等级。从商鞅变法制定的爵位之中,我们不难看出实际上官爵只有四等,只不过商鞅将这四等细分成了八级,最后再加一个实习生的爵位,凑够了九级。

问题的焦点只不过是将这四等打包看做四等爵,还是再加上个实习生凑够五等爵的问题。

如此一来,这个表示城市间关系与城市和农村关系的词语—西周时代、春秋时代的五等爵便频频亮相于各种古书典籍之中了。后世也认为这个五等爵是真实存在的爵位制度。当然这其实只是个误解而已。

领土国家的扩大与爵位的变质

商鞅改革制定的爵位是他从魏国带到秦国的爵位制。虽然商鞅根据秦国的传统多少进行了些增减和修改,但基本上还是沿用了魏国的爵位制。然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魏国的爵位制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知道商鞅把许多魏国的法律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秦国的法律之中。

无论魏国、秦国,还是其他国家,它们的国家领域都是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同一个文化地域可能会出现好几个国家,当这些国家开始主张自己领域统治的正当性时,其论点的中心还是扎根于这片文化地域的领域。

人们不再用间接统治城市的传统方式来管理国家,而是变成了向各个城市派遣直属中央的官吏来进行直接统治。于是重新定义城市、国家、官吏的秩序成为当务之急。爵位制度的出现便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方便。商鞅变法中制定的新爵位制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诞生的。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秦国的国家领土在开始实施官吏统治后,尤其是在秦襄公的时代一点一滴地扩大版图,就连楚国所在地的湖北、湖南一带后来也被纳入秦国的版图。占领的土地被分割统治,每一个分割区被称为郡。如此一来,跨越多个传统文化地域并以官吏统治来管理的现实与爵位的问题也扯上了关系。

作为领土扩张的结果,原本只有十七个等级的爵位也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虽然中间经历了如何的演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汉代继承了秦的制度后,原来的十七个等级变成了二十个等级。二十等爵制的影响范围(派遣官吏至地方进行直接统治的范围)并不是整个大汉帝国,有相当一部分还是诸侯王国。如果从中剔除诸侯王的领土,则剩下的面积大概跟秦昭襄王扩张后的秦国版图差不多。因此我们大概能够了解为什么早在秦昭襄王时代,十七级爵制就被二十等爵制取代了。

如果比较商鞅的十七级爵制与二十等爵制,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改变是一个必然。请大家再次回到图52。在二十等爵制中不见了客卿、正卿,新出现了驷车庶长、大庶长以及关内侯、列侯。

驷车庶长、大庶长是将原本没有汉字的地区收编入版图后产生的爵位。列侯是统治其他已经制定了爵位制的国家而追加的爵位。

由于不是传统的统治领域,中央在派遣官吏过去时一般都会提高该官吏的地位,让他能担负重大的管理责任。因此中央对这部分地方官给予类似分封的待遇。

然后,秦国不仅需要派遣自己的官吏到地方进行统治,还把被征服地区的有权有势者迎接到秦国,给予其较高的爵位以保证其地位不变;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安抚措施。被征服地区的权贵虽然身份等级得以维持,却渐渐丧失了实际统治权。而对于一直以来就效忠秦国的权贵也需要给予相应的地位以示奖励。于是关内侯便应运而生了。

这种制度在开始实施不久还是具有实效性的,但是后来就逐渐沦为了有名无实的存在,变成了单纯的名义上的身份等级制度了。

我们在前文也提及过,传统的统治区域与新开辟的被征服地区是有严格的区分的。这就是法律上“夏子”的有关规定。所谓夏子,是指秦国女子所生之子。秦国男子首先有资格称夏子。被征服地区的人民不是夏子,但是被派遣到新疆土做官的秦国官吏是夏子,这些外派官员与当地女子之间所生之子则有资格称夏子。并且秦国女子嫁给被征服地区的人家,所生之子也能称夏子。如果出生的夏子是女孩,那么这个女孩长大后无论嫁到任何地方,她所生的孩子都是夏子。

于是秦国通过这种血缘的关系,对征服的地区逐步展开统治。

秦始皇登基后曾颁布了名为“逐客令”的法令。意为驱逐客人、外人。这个法令却遭到了李斯的强烈反对。李斯还发表了演说表示抗议,最终导致这个法令还没有正式颁布便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这个法令驱逐的对象就是非夏子的一群人。李斯也包括在其中。

其实这个“夏子”的相关规定原本应该是魏国的东西,因为魏、赵、韩都将各自传统的统治领域称为“夏”。后来这个规定被引进到了秦国,于是秦国人开始认为自己才是正宗的“夏”,将这个规定作为自己的东西沿用了下来。

从这些规矩的制定以及制定前后的来龙去脉,我们就能够了解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传统文化地域是如何被赋予特殊地位的,以及这种特殊地位是以怎样一种现实的需要为基础而存在的。

商鞅大力推动变法使得他树敌无数。启用商鞅主持变法的秦孝公死后,商鞅就立刻被抓入狱,最终死于车裂之刑。

楚国变法

楚国的爵位

秦国的爵位如前文所述,基本算是比较清晰的,留下了许多相关的史料。与此相对,被秦国所灭的其他诸侯国的爵位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秦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爵位制度都不太清楚,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些国家还是流传下了一些史料让后人能隐约管窥该国的爵位制。这个例外就是楚国。

只是这个爵位制度并不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之物,而是属于高举复兴大旗的项羽所建立的楚国。

秦始皇去世后,许多武将掀起了反乱。他们都打着光复战国时代某个国家的大旗揭竿而起。其中一人便是楚国的义帝(楚怀王),而他帐下的中心人物便是项羽和刘邦。

在义帝、项羽的相关记载中,我们或多或少能捕捉到楚国爵位名称的影子。目前所知的楚国爵位有五大夫、七大夫、国大夫、列大夫、执帛、上闻、执圭(珪)、卿等(可以与图52商鞅爵位进行比较)。

虽然这些爵位的上下关系尚不清楚,但目前可知上执圭应该是离最高等级较近的一个爵位。《战国策·齐策二》中昭阳答疑时提到了相当于宰相之职令尹之下是上柱国,而横扫千军斩杀将军的人封官为上柱国,爵位为上执圭。

除了上执圭还有执圭一爵,《战国策·东周策》中记载了景翠爵位是执圭,官至柱国。《战国策·楚策四》中还有阳陵君封爵执圭的记载。

关于这个执圭,《战国策·楚策一》中还有记载。公元前278年秦军攻楚,秦楚两军交战于汉中,楚军兵败失守汉中时,据记载当时通侯、执圭死了七十余人。从这个数字来看,执圭应该是给县级统治者的爵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前文所列举的楚国爵位以外的一些爵位中可能至少还包含了民爵的爵位。

研究表明不仅项羽恢复了楚爵,被汉武帝所灭的南越也曾使用了楚国的爵位。南越是秦始皇死后才出现的国家,其大本营为现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带,势力范围波及越南北部及福建地区。我们从越南和海南岛也发现了刻有执圭之名的印章。

南越的君主称“帝”。这个“帝”所推行的制度大概是继承了战国时代楚国的制度吧。

吴起变法

吴起侍奉于楚悼王,因其主持楚国变法而为世人所知。变法从公元前387年开始,结束于公元前385年。魏文侯在位时,魏国已经制定了简单的法令。这时吴起在魏文侯手下为官。这时的法令成为后来魏国律令的基础,而后来的这个律令被商鞅带到了秦国。魏文侯时期,吴起尚在魏国为官,到了武侯的时候,吴起便去了楚国。

关于吴起变法,现存的史料中只有些简单的记载,具体的内容尚不清楚。目前能知道的就是吴起也主张纪律严明,并废除了爵位的世袭制。

既然是废除爵位的世袭制,那就说明直到吴起变法之前,楚国的爵位都是世袭的。不以这个法令的存在为前提的爵位应该只是将楚王和各个城市的统治者以及派遣到各地的官僚进行简单的尊卑排序。大概就是规定了王与诸侯的关系。在这些已有爵位的基础上再添加新的爵位用来对诸侯之下的官僚们进行尊卑排序的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商鞅变法的爵位。

我们在吴起变法中可见的传统爵位只是侧重于诸侯身份的原始的排序而已。

然而这种旧的爵位制度也迎来了新变化的浪潮。新的爵位不再是奉命到指定某个城市进行统治这个意义上的爵位。它是不被具体城市所束缚的爵位。新制度不再纠缠于具体的某个城市,而是直接赋予官吏统治某个级别城市的权力。任命管理的城市可以变,但身份和享受的特权是不变的。楚国的重臣们虽然可以确保自己的身份地位,但是却不能够让自己的子孙世袭自己对某个城市的统治权了。这个爵位与秦国的关内侯相似。

以大国与小国的相互关系为主的时代,正在向以中央和地方(县)的相互关系为主的时代前行。其结果就是新爵位的诞生,并确保官吏们的县级长官身份不变。

楚国的情况与秦国的情况相当。楚国人不断开辟了新的统治领域,使自己的版图大大超过了旧有的统治范围。楚国将淮水一带纳入自己直接统治的范围,最终把吴越之地也收编到了自己的帐下,而且在南方还掌握了湖南一带。于是楚国向这些新疆土派遣有能力的官吏进行管理。

吴起变法就是在楚国的统治范围突破传统的文化地域框架,版图扩张刚刚起步的时候进行的。也就是楚国以湖北为据点,其直接统治领域还在湖南、河南一带的时候,吴起着手主持了变法。这点与商鞅以统治陕西一带为前提进行变法的情况很相似。

否定世袭的爵位就等于否定的楚国的重臣们享受俸禄的基础。吴起是想建立一个不依靠血缘关系、可以录用“外人”的用人制度。

吴起也同商鞅一样树敌众多。任用吴起变法的楚悼王于公元前385年去世后,变法反对势力立即进行了反扑。吴起虽然伏于楚悼王尸骸之上,还是被反扑势力乱箭射死。

但是反对势力射杀吴起的时候,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按照楚律,这些反扑势力全被处死。据说由于射杀吴起殃及楚悼王遗体被诛灭宗族的有七十多家。客观上使得吴起变法的反对势力被大大地削弱。

楚国后来变法的进展状况我们不得而知。见于商鞅变法的爵位中的民爵似乎也存在于楚国,但具体的等级排序尚不清楚。

从君王巡行到皇帝巡行

天下物资流通与金属货币的出现

变法家们将各自领土国家的富国强兵作为第一要务推行变法,因此他们的视角是位于天下之中的各自的特别地域。不过,他们往来于天下,寻找各自侍奉的君主,而促进了变法家们往来于天下的就是交通网络的不断发达。

除了人之外,物资也通过发达的交通网流通起来。促进每个领土国家经济发展的也正是物资在天下范围内的不断流通。而促进这一物资流通的便是金属货币。

原本物资的流通是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广域范围中展开的。作为物物交换的结果,海里的东西也被传到了内陆地区。从远离商王朝直接统治领域千里之外的广东省出土了殷式的青铜器,就是这一系列交换的结果。时代不断变迁,汉代的铜镜从日本出土也是相似的情况。这种物物交换的过程没有货币作为媒介。

然而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进行后,交易物资的数量直线上升。

金属货币的出现,意味着以天下为舞台的物资流通网络正式形成。这是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事了。最早出现的货币很大,反映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方式。通过早期金属货币的重量,我们可以看出早期金属货币是将以前交易的青铜器分割而成的青铜块(即称量货币)。到了公元前4世纪后,金属货币形状越来越小,货币量也随之增加。

然而对于这一新的现象,各个领土国家却是高筑围墙,企图加以阻碍。每个领土国家开始发行自己特有的货币,并使之在统治领域内流通起来。许多货币上都会记录制造地,而有些地方铸造了很多国家的货币。从这点我们也能看出当时领土争夺的情况。

中原地区的韩、魏、赵流通的布币是从农具的形状而来。山东的齐国与河北的燕国流行的刀币是从刀子的形状而来。楚国流行的是小型青铜块蚁鼻钱(形状像蚂蚁的脸)。秦国流通的是圆形方孔钱。

这些钱币都有个共同特点,即都带孔,方便打包称量,或是做成比较容易识别的形状。而将多个钱币打包称量的方法在破除国家间壁垒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方法淡化了货币的形状差异,在某种意义上统一了各国货币。因为不管你手持哪个国家的货币,交易时的标准都是重量,而不是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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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战国时代的金属货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参考图50的重量单位图

就像这样,实质上的货币统一进程虽然悄无声息,但却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客观的现实是和战国时代各国铸造不同形状货币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货币的大小并非毫无意义,每个国家独自决定货币大小,而货币也反映了每个国家独自的重量单位。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在介绍度量衡的时候有所提及。重量单位虽然各国不一,但单位上调时所用的数值却用了便于换算各国不同单位的东西。货币也不是在不同的国家孤立地产生,而是随着天下物资流通的发展而产生的。其结果就是各国不一的重量单位被整理称为便于换算的东西。

各国的重量单位上调方法不同,这是基于各国想要强调自己独特性的意图。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开始将这种统一实现到各个方面,对各种制度进行了统一和完善。但是在秦始皇在位期间就只有货币没有统一。因为他认为货币的统一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着,并未间断,因此也没有特意进行统一的必要。不过到了秦二世的时候,他对货币的“形状”非常在意,所以将全天下的货币统一成了圆形方孔钱。这个政策引发了经济上的问题,并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引发了天下大乱。秦二世对货币形状的统一成了大秦帝国分崩瓦解的原因之一。

此外,商朝与周朝也有被看做是与货币具有同等属性的宝贝。这些宝贝都是通过一系列物物交换从千里之外传入商、周的贵重物品。由于这些东西原本就是通过一系列物物交换传入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是货币的前身。不过从上述货币产生状况而言,当时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环境让这些宝贝作为促进广域的物资流通的货币发挥其作用。日本广泛使用货币也是在作为天下货币的宋钱开始流通后才开始的。因此当时宝贝的主要功能还是装饰作用。

从商王田猎到秦始皇巡行

我们之前讲到了大禹的传说。汉代人谈及治水传说必用的一段故事其实大概内容也只不过大禹巡游天下而已。这段故事中唯一有治水色彩的就只有开篇讲到的大禹治水罢了。寥寥数字,非常简单。这小段内容其实讲的充其量也是跟诺亚方舟类似的故事。

这个巡游天下的大禹形象与《日书》中记载的行神(旅行之神)大禹形象是相通的。记载了这种大禹形象的《日书》成书于战国时代末期。

一如前文所述,战国时代出现了广域的经济圈,金属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在这种广域的经济圈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守护往来频繁的人们的神灵。这就是作为行神的大禹。大禹成了当时频繁往来于刚刚形成的交易之路的人们的守护神,于是大禹很自然地也会出现在许多地方。人们把各地出现的大禹故事加以整理,便有了大禹巡游天下的说法。

另一方面,随着铁器的普及,修造大兴土木工程的治水之神的故事也逐渐成形。前文已经介绍了《左传》昭公元年的治水神话。神话讲述了台骀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疏通了汾水与洮水,平息了大洪水,然后定居于大原(高平)之地。同样的治水神话也出现各地。这个治水神话并不是制造诺亚方舟的那种治水方法,而是修建治水工程成功退水意义上的治水。这个治水之神到了汉代就和行神大禹融为一体了。除此之外,大禹的神话还融入了其他地方的治水神话。

除了行神巡游之外,各国的君王也在自己的统治领域内进行巡游。各地都有圣山。例如山东的泰山就是其中之一。泰山是齐王作为正统君王举行仪式的神圣场所。

远在城市国家的时代,各国君主都会在领域内进行巡游,举行仪式。商王也不例外。前文提及过的商王田猎其实就是为了举行这种仪式而进行的巡行。巡行的路程要求是能在一日之内往返的范围内,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城市国家的领域范围之内。这时候经常举行的仪式是作为“大国”的商对臣服的“小国”施加灵性的威压。“小国”为了履行纳贡的义务,或为了到商王朝进行朝拜,便在商的郊外建造一个村作为派出机构。商王就是对这些村子施加灵性的威压的。

到了战国时代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君主巡行的范围变得更加广大。由于领土国家的形成,即使在特别地域巡行,需要巡游的地方光有城市是不够的。各领土国家的领土虽然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形成的,但往往同时也是作为该文化地域的一部分而存在。因此本来君主应当巡行的领域往往是大于各领土国家版图的。

在这种讨论中,齐国就创造了称扬齐国田氏与鲁国孔子的“形式”。孔子作为圣人的这份差事也备受期待,于是制造出了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而孔子周游的范围就是齐国虎视眈眈、垂涎已久的殷商故地。

正如前文多次提到过的,当某个国家展开正统性的讨论时,必然就会有人制造话题来贬低这个国家。《史记·孔子世家》中整理记载了不少与战国时代孔子相关的话题,也是毁誉参半。在贬低孔子的记录中有孔子在列国流浪的传说,认为由于孔子所经地方仅限于殷商故地,比起巡游天下的大禹,孔子还是望尘莫及。这就是《孔子世家》在讲到孔子巡游殷商故地时说他“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的原因所在。

战国时代各国君王都把这些故事当做是历史的“事实”来加以利用,在统治范围内进行巡行,并企图扩张自己的版图。

《尚书·禹贡》中记录了大禹一方面非常重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一方面又巡游天下的故事。记录了大禹“奠高山大川”。所谓“奠高山大川”就是指镇抚了山川之神。这个故事很明显是以实施精神上的压制仪式为前提。只不过具体记录了九州之田与赋税内容的部分,在除去以魏国领土为前提而记录的冀州之后,剩下的部分并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到有关压制仪式的表述。并且介绍五服制度的部分还格外注意将特别地域与其他地域分开论述。因此《禹贡》中记载的治水其实是将天下分为若干个领域并分别进行说明。而这若干领域与《左传》中介绍台骀治水时提到的领域基本大同小异。

于是大禹的故事便成了在这些不同领域进行治水,使用天下的交通网络向旁边的领域移动的故事。

秦始皇的巡行就是从《禹贡》的内容中去除了治水的部分。秦始皇在战国列国实施精神上的压制仪式时使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中选择一个地方前往,在那里举行了类似的仪式。秦始皇最初前往的地方是其祖先长眠的墓区。

在秦始皇巡行的各地灵所中,最为后人熟知的便是泰山。这是因为秦始皇巡游各地时最介意的地方就是齐国的泰山。在秦始皇统一大业的最后阶段,齐国是最后一个敌对的正统势力。当时齐国与秦国二分天下,齐王作为“帝”,其势力与权威也是享誉天下。因此,平定齐国的圣地,也就象征着天下的统一。

交易路不仅是经济的大动脉,同时也是信息的大动脉。战国时代,古人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交易路上的人员往来也空前活跃。正是通过这个大动脉,各国的论客游历天下,得以被各国君王奉为座上宾并一展才华。他们将各地信息进行整理总结,在各国展开辩论,各国的信息才得以在短时间之内传遍天下。

汉代的司马迁也曾经使用这一交通网络游历各国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