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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重新比较探讨春秋时代观以及夏商周三代观
文书行政开始以前
大和的大国与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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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文回顾了战国列国对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这三代的历史观，讲述了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四个时代。
多多少少能供我们这些后人使用的历史记录几乎都是成于战国时代，也就是文书行政开始以后。如果使用成书于汉代的《史记》来讨论战国时代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不少问题。那就是《史记》对历史的记录中掺杂了太多汉代的天下观，所以我们会发现《史记》中的历史与其他典籍记录的历史有很大的出入。关于这一点，前文已经做了很详细的介绍。
历史再往前推一点，就是春秋时代。扭曲的历史观不仅见于站在天下的视角上编写的《史记》，还见于展开了领土国家理论的战国时代的史书中。战国时代的史书中处处可见领土国家的理论，因此这些书中的春秋时代城市国家的历史也走了样。关于这点，我在前文也做了详细的介绍。
那么春秋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既非建立在汉代天下观的理论上，也不属于领土国家理论范畴，它的国家形态是城市国家。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已经在本书中的很多地方提过相关的话题。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笔者认为重要的几点。
在传统观念中的春秋时代，“五等爵”应该是存在的。不过前文已经提到过，这个制度其实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们虚构出来的制度。希望大家在理解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将春秋时代与日本的古坟时代、飞鸟时代以及律令时代做一下对比。
日本的古坟时代，大和有大国盘踞，各地有小国林立。大和政权的权威也波及周边小国。而中国的春秋时代，在每个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文化地域中有不少大国，这些大国也将周边的小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点上两者极其相似。
根据记载，日本古坟时代的倭五王曾向中国派遣过使节。而且我们还知道这些王曾经还向中国要求封自己为“都督诸州诸军事”的官（掌握日本与朝鲜半岛部分军权的官职），让自己的爵位在百济王之上。而在春秋之前的西周时代，周王朝掌握着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之一—中原地区的西部和东部，并且西周的权威也波及周边国家。我们拿这时的状况与倭五王时候相比就会发现其实两者也有很多类似之处。
飞鸟、白凤时代是日本步入律令时代的准备期。飞鸟时代小国的君主被任命为国造。中央豪族为臣或者连，地方豪族为君或者直。在日本这个领域中也分出了中央和地方，各个氏族的首领也被赋予了不同等级的称号。
西周时代与春秋时代也出现过类似的国与国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下这种国与国关系。
西周的都城住着周王，陪都雒邑则住着周公。在王之下有以伯或叔等家族称谓相称的各个氏族之长。除此之外，小国的君王作为“诸侯”臣服于周王。而在“侯”之下也有类似周的伯、叔关系的人。到了春秋时代以后，随着汉字的传入，这群人也开始被“诸侯”以伯、叔相称。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类似“五等爵”这种以官僚等级排序的爵位并不存在于那些领土与日本相当的“大国”之中。
这是因为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为主的社会，人们并不需要“五等爵”这种东西。但是对于飞鸟白凤时代的“中央”而言，除了与地方的“君”和直相当的“臣”和“连”之外，还是需要大臣或大连这种爵位以示区别，特别是在诸侯级别上。
与此相似的特别的诸侯等级也存在于西周时代与春秋时代。这是本书的观点。这就是作为诸侯中的特别人物“公”（这里指的并不是战国诸国在整理历史时贴上的标签“公”）。
到春秋时代为止的畿内
西周时代和春秋时代的“大国”拥有与飞鸟时代的“中央”相当的“中央”，即畿内，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实。
这个畿内是由城市国家直接统治的领域范围。
与此相对，战国时代秦在将天下的半壁江山都收入囊中之后，便将其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基础上形成的领土国家秦的领土（陕西渭水流域）改称为“内史”（畿内）。这片土地到了汉代后被分为了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但其畿内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而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在历史上都没有过这么幅员辽阔的畿内。
因此，我们有必要牢牢记住这一区别，在此基础上进行探讨。
城市国家时代的“大国”的畿内与领土国家时代的畿内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城市国家时代，即春秋时代的大国秦的状况，就有必要事先设想一个比领土国家的内史面积要小的畿内。
而西周与商的时代也自然是类似的情况。
西周时代，王都镐京周围与陪都雒邑一带都被定义为畿内，并受到特别的对待。它们和日本古坟时代的畿内面积相当。
西周时代和春秋时代，中央还是靠简单的方式来统治畿内之外的地区。而到了战国时代，中央就开始派遣官吏到这些曾经属于间接统治的地带，开始了直接的统治。在文书行政开始之前，畿内是城市国家直接统治管辖的地区。这个畿内反映了战国时代之前的历史，它是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内的一部分地区上形成的。
首都与陪都
无论是首都还是陪都，这两者有个共同点，都是被建在了某个领域的某个地方。无论是大国统治小国，还是中央直接派遣官吏去地方进行统治，该国的统治范围越大，首都和陪都之间的距离就越长。反之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越小，则首都与陪都的距离也就越短。这是很自然的，无需赘述。
拿周来说，它不仅拥有陕西一带，就连河南一带也在其统治之下。因此王都镐京与陪都雒邑之间就隔了很远的距离，跟日本的京都与东京之间的距离相当。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些地区，如镰仓时代关东的镰仓幕府和位于京都的所司代之间也相隔甚远，又如足利时代京都的足利幕府与关东管领之间也是类似的情况。
我们讲这个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大家认同这种两都关系。这个问题，跟周克殷后将其统治领域重新置于周统治之下的历史有关。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来看，商的统治领域主要是中原地区的东部，然后向周围的小国施加影响。周的传统势力范围是中原地区西部的陕西一带。周人向东进军，将商人的统治领域变为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周的王都镐京位于中原地区的西端，对甘青地区虎视眈眈。陪都雒邑则位于中原地区的中央，这个位置刚好可以将商的主要统治领域收入眼底。周公一族代代统治着雒邑，而初代周公之子被分封到鲁。鲁地处海岱地区的一角，同在海岱地区的还有北方的齐。
中原地区大概可以分为东西两个部分。雒邑就在从西区向东区进军的一个出口位置上。
陪都雒邑的地理位置就是这样的。
另外，关于大家普遍认为的存在于商王朝之前的朝代—夏王朝，战国时代的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解释和说明。
战国时代的秦认为中原的西区是夏王朝的故地，强调自己对陕西一带的直接统治，将自己的国土定义为“夏”。
同样在魏国，魏人认为从山西到河南一带才是夏之故地，强调夏王朝的故都就在河南。
同样在韩国，韩人主张春秋时代晋国都城山西一带才是夏之故地。
即使考虑到类似上述的夏王朝的历史定位，我们也能知道周王朝的势力范围从陕西一直波及河南，这在还是大国统治小国的时代也算得上是极其广大的领域了。虽然这片领域比起汉代的“天下”而言还相当逊色。
西周时代的世界观
西周金文中赞扬文王与武王的内容
我们在讨论战国时代之前的王都与陪都问题时，发现在西周金文中记录了不少有趣的东西。
西周金文中有记录文王与武王共同建立周王朝的内容。文王的功绩有“膺受大令（命）”（受天命）、“受天有大令（命）”（受天之大命）、“匍有上下”（获得知晓天地呼应的力量）。而武王的功绩有“克大邑商”（战胜了大城市商），其结果便是“匍有四方（平定了四方）”。
到了西周后期，文王和武王的功绩被合二为一，铭文内容主要表现为“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出自青铜器“师克盨”）。这是将文王的“膺受大令”和武王的“匍有四方”合二为一的结果。其“匍有四方”的部分在其他青铜器铭文中表现为“亦则殷民”（出自青铜器“师询簋”。意为使殷商遗民归顺自己），或者表现为“率褱不廷方”（出自青铜器“毛公鼎”。意为使不来朝贡的“方”国〔诸侯〕都归顺自己）。由此可知所谓的“匍有四方”所表现的是周打败殷商的“克殷”之意。
这是因为在西周初期，“四方”指的并非周的“四方”，而是殷商的“四方”。并且这个“四方”并非指的是东西南北这四个方位，而是代表四个“方”国（诸侯国）。殷商称诸侯国为“方”，这种称呼可见于甲骨文。
54 史墙盘（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出土 周原文物管理所藏）
前面已经向大家介绍了《逸周书·世俘解》。我们可以从《逸周书·世俘解》中所见的内容和说法看出上述青铜器铭文中的说法后来是如何演变的。这个篇章详细叙述了周武王克殷的全过程。其中有一段为“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这段描写了继承文王功绩的武王的实际战果。
从数字来看，我们也知道这是非常夸张的说法。不过这段内容也告诉我们：这里的“国”就是存在于由“四方”（四个方国）组成的一定领域中的城市和农村。
青铜器史墙盘记录了周文王的功绩。其铭文中有这样的内容：“匍有上下（获得知晓天地呼应的力量），会受万邦（被授予了许多国家）。”这段内容估计是对“膺受大令”部分的详细说明。这里的“万邦”也是极为夸张的说法。我们可以认为“万邦”是相当于上述“国”的城市和农村。只是史墙盘内记录的“万邦”是比上述殷商“四方”更为广阔的统治领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文中会继续进行讨论。
我们可以假设服从于殷商的“四方”这些方国所在地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地域。
55 逨盘及其铭文（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藏）
陕西省眉县青铜器中的“四方”、“四域”和“狄”
最近陕西省眉县出土的青铜器逨盘也能看到类似的内容。该青铜器是周宣王时期的东西。
丕显朕皇高祖单公，桓桓克明慎厥德（是一种咒力。与后世所说的德有所不同，通过征伐传播到各地），夹召文王、武王，达殷，（周文王）膺受天鲁命，（周武王）匍有四方，并宅，厥堇疆土，用配上帝（并辅佐之）。（参看《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编号NA0757）
这里所讲的“四方”也与周初相同，指的是殷商的“四方”。
逨盘铭文的下文是“雩朕皇高祖公叔，克逨匹成王，成受（文王以来的）大命，方狄（外族）不享，用奠四域万邦。”
这部分讲了周武王死后爆发的一场叛乱。
具体可见于《史记·管蔡世家》和《宋世家》的记载。周族的管叔与蔡叔接受分封，以统治殷商余民。但是周武王驾崩后，他们伙同殷商余民掀起了叛乱，与周公为敌。但后来这场叛乱被镇压，之后重新让卫国来监督殷墟，殷商一族被分封到了宋国，蔡叔也得到了原谅，免去一死。到了西周末年，位于陕西的郑国迁入到了管的附近。
我们在前文中也介绍过了《左传》中韩氏的祖先传承的内容（昭公元年）。该章节中记录了周成王灭唐（山西中部，晋的大本营所在地）一事。这个事件也被记录在《史记·晋世家》中，变成了平定叛乱的故事。
周武王进军河南方面，于牧野击破殷军，推翻了殷商的统治。当时周武王和山东的齐一起夹击殷商。这段也是众所皆知的。
一直跟随殷商的山西方国在殷商灭亡之后也没有归顺周的意思。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有可能与殷商余民的叛乱遥相呼应，因此周天子决定对其进行讨伐。于是我们可以说逨盘铭文中的“狄”应该指的是山西的唐。
从周王都所在地陕西出黄河的弯曲部后，大概有两条路可走：一路向北就是山西，继续东进则到河南。因此周王北上歼灭了山西的方国，东进镇压了殷商余民的反扑。
当周天子镇压了山西的“狄”和殷商余民的反乱后，铭文中用了“用奠四域万邦”来表示。史墙盘中称赞周文王的功绩时用了“匍有上下（获得知晓天地呼应的力量），会受万邦（被授予了许多国家）”来记录。因此“四域”讲的是包括“狄”和殷商余民在内的全部周王统治所及之地。作为这个“四域”的一部分，于是有了殷商的“四方”。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只看“狄”的字面意思，是很难判断其具体所指的哪一个外族。因为在编纂了大量史书的战国时代，不同史书中的“狄”所称的外族都是不同的。例如，在后世性较强的史料中出现“狄”，则一般指的是北方的外族。这是人们的普遍认识。但是在《春秋》的文字中，“狄”却分布在山东至河北一带。西周时代的逨盘与齐国所作的《春秋》中“狄”所指的对象皆不相同。
在周代，即使加上成王时期的山西，“四域”所指的也只是个有限的地域。在这个“四域”之中有“万邦”。并且殷商的“四方”作为“四域”的一部分而存在。
这个“四方”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天下”。如果可以把统治所及之处定义为“天下”，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把殷商的“四方”与“天下”互换。但是这个“天下”的范围和战国以后的“天下”就存在着天壤之别了。“四方”与其说是“天下”，还不如说是战国时代各国的国家领土，即特别地域更为准确。而尽管只是短暂的支配，山东的齐和陕西的周也曾归顺于殷商，如果要把这称为“天下”，则“四方”也只是这个有限的“天下”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同样的，“四域”就是周的特别的地域。虽然我们也可将“四域”称为“天下”，但“四域”的“天下”也是远不及战国时代的“天下”的。
56 殷商故都 图中的·为殷商故都。所在位置参考了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准确与否尚需考古学者的验证。这些城市是周初，周天子委任管叔与蔡叔管理的。但是武王死后，管叔与蔡叔伙同殷商余民掀起反乱，被镇压之后，这片土地又重新分配给了卫、宋、蔡（×）。西周末郑国进入管地进行管理。·作为殷商故地与问题的“四方”有何关系，并与《左传》中的宋、陈、郑、卫这“四国”有何瓜葛，严格来说还有待考古学的考察研究
另一方面，日本的“天下”仅仅指的是日本的土地。商周的“天下”虽说很小，却也是和日本“天下”不分伯仲的。这点是需要强调的。
有个青铜器名为“
公盨”。由于
公盨出土状况不明，因此目前尚不清楚是西周时期之物，还是战国时代之物。这个青铜器上铸刻着“天下”二字（可以分读为“……天，下……”）。如果这是战国时代的器物，则可以参考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典籍进行说明。
并且，这也如前文所述，在战国时代的天下范围内存在着多个中央政权结成的文书行政网。与此相对，西周时代所讲的有限范围内的“天下”是以“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当时尚未开始文书行政制度。
秦公簋、秦公镈中的“下域”、“四方”和“蛮夏”
在研究西周时代的“四域”时，制作于战国时代的秦公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迪。该青铜器的铭文如下：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竈有下国（皇祖的神秘之力），十又二公，不坠在上，严龏夤天命，保厥秦，虩事蛮夏（确认了目前安于现状的现实和将来必将统治蛮夏的事实）。曰：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叡尃明型，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协稣万民，虔夙夕，烈烈
，万姓是敕，咸畜百辟胤士，
文武镇静不廷（亲文公、秦武公的实际战果。秦目前安于这样的现状），柔变百邦，于秦执事，作淑龢〔钟〕厥名曰
邦，其音铣铣雝雝孔煌，以邵格孝享以受纯鲁多釐，眉寿無疆，畯疐在位，高引有庆，匍有四方，永宝宜（秦公祈愿能够在现有秦国的领土之上，再能够将对殷商的四方即蛮夏的统治变为现实）。（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238面，编号270）
此外秦公镈（秦公镈有以前出土的秦公镈和新出土秦公镈两种。这里指的仍是老的秦公镈，我们在前文也提及过。新的秦公镈我们称之为“新出土秦公镈”中也有类似的铭文。其开篇部分有“秦公曰：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又（有）下国（我们得到保证能有下国）。”关于十二公，（）内讲了“确认了目前安于现状的现实和将来必将统治蛮夏的事实”。这是因为讲述了皇祖们的功绩，明确表述了对“下国”的统治。
也就是说由于皇祖的神秘之力，得到了保证能够统治“下国”。在这个“下国”之下，有目前已经处于统治范围的秦地，以及将来会纳入统治范围的“蛮夏”，即“四方”。
正如前文所言，据说秦与赵拥有共同的祖先。赵国所统治的地盘在山西北部，一如前文所述，《左传》中记录了山西南部与夏王朝的遗址有关系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根据秦律，秦国女子所生之子为“夏子”。上述秦公簋中也提到秦王在大禹居住过的地方建了家宅。这种理论大概就是将夏王朝的遗址设定到秦国领土的东面，然后通过祖先传承将其对该地区的统治正当化。所谓蛮夏，指的就是那群自封为夏王朝后裔的中原一带的国家，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是夏王朝的子民。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铭文中没有提到“天下”，而是“下国（域）”。这应该是由于“天下”这一词汇还尚未成熟，或者还没有出现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秦公镈中铭文中所使用的字并不是“或”或者“域”，而是“國”（国）。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个“國”（国）字是到了战国时代才出现的。西周时代以来的城市都被称作“邦”，围绕着“邦”而出现的一定的领域在西周以后被称为“域（或）”。随着领土国家的出现，人们对包围这一领域的分界线更为关注，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國（包围着或）”（国）这个字。
新出土秦公镈中的“蛮方”“域”“百蛮”“四方”
除了与前文所涉及的秦公镈，还有另一个新出土的秦公镈。其铭文内容如下：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以上为先祖的功绩。神秘之力）。烈烈昭文公、静公、憲公，不坠于上，昭合皇天，（以）虩事（蠻）方（以上为三位君主的功绩。神秘之力的使用与实际战果）。公（秦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厥心，盭龢胤士，咸畜左右，允义翼受明德（秦公目前为止的功绩。实际成果）。以康奠协朕国。盗百蛮，俱即其服（对于得到保证将为自己统治的地区，祈愿实际成果）。作厥酥钟，灵音铣铣雝雝，以宴皇公，以受大福，纯鲁多釐，大寿万年。秦公其畯
在位，膺受大命，眉寿无疆，匍有四方（祈愿能成功。对于得到保证将为自己统治的地区，祈愿实际成果），其康宝。（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237面，编号269）
文章结构与秦公簋、秦公镈（旧）非常相似。
使百蛮归顺自己大概类似于匍有四方。百蛮指的是人，而四方指的是土地。蛮方大概指的是马上前来归顺的方国，这并未归顺的百蛮都是属于四方的。
关于这个青铜器的时代有两派见解。一种见解认为由于铭文中出现了邵文公、静公、宪公，此三公分别对应于《史记·秦本纪》中的文公、竫公（《秦始皇本纪》为静公）、宁公（《秦始皇本纪》为宪公），因此该青铜器成于宁公之子武公的时候。另一种观点认为该青铜器铭文与前文介绍的秦公簋、秦公镈铭文极其相似，因此应该是这些铭文中的“十二公”之后的文物。历来人们认为“十二公”之后应该是春秋末期，但是笔者再次研究了相关青铜器之后认为“十二公之后”应该是战国中期以后了。
不过，实际上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青铜器是春秋前期武公时期的还是之后的文物。新出土的秦公镈铭文虽然言及“宅”，却只字未提“禹”。大禹相传是夏王朝的始祖。秦公簋、秦公镈（旧）中提到了“蛮夏”，这个“蛮夏”的“夏”大概就是夏王朝的夏。战国时代的一个特点便是各诸侯国都高举着复兴夏王朝的大旗。新出土的秦公镈中未见战国时代的词语“夏”，这就说明了该青铜器的铭文使用的是一种更古老的体裁。
不过在铭文中也的确见到了“义”字，这个字一般认为是具有战国时代特色的字。这是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不过即使相同的词语，在不同时代其含义也各有不同。例如“德”字，在西周时代（德是一种咒力、灵力）和战国时代（与现代意义的“德”意思相近）的意思就大相径庭。这段文字中的“德”做哪种理解都是可以的。相同的，“义”的意思根据时代不同有所出入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因此仅仅靠一个“义”字，是不能断定该青铜器的时期的。
何尊中的“中域”
一如前文所述，周有两大都市，首都镐京（宗周）和陪都雒邑（成周）。前者在周的大本营陕西一带，后者震慑着殷商故地。大本营有周王坐镇，雒邑有周公把持，形成了一个支撑周王朝的体系。
前文介绍的青铜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周的势力范围从宗周一带延伸到了成周一带。
这个以陕西一带为主、雒邑一带为辅的想法后来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武王死后，由雒邑的周公辅佐年幼即位的成王的体系。
周成王的即位是应支撑周王朝的姬姓一族的要求。同样的，周公旦承担辅佐重任也是应族人的要求，但是没有人要求周公直接继承王位。青铜器何尊是西周初期的文物。这个青铜器记录了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武王驾崩后，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将其置于雒邑之地进行培养。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雒邑）。（以下二字不清晰）,（在宗周）复爯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殷），则（于首都镐京一带）廷告于天曰：余其（迄今已）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乌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爵于天。彻令敬享哉！（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四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275面，编号6014）
这里讲述了成王迁宅于雒邑，以及回顾了武王时期的事情。在回顾武王时期时用了“中域”一词。
在西周青铜器世世代代都会不知疲倦地将文王受命和武王掌握殷商故地“四方”的内容写入铭文。这点我们在前文也有所涉及。
文王的“匍有上下”（获得知晓天地呼应的力量）不断被强调，其意思是指文王手握陕西之地。因此周王朝每代都会确认同一个事实—周是以陕西为大本营（中域），在此前提之下将其统治延伸至河南一带。
前文提到了《左传·昭公九年》中的“中国”（中域）。这个“中国”就是受上述何尊铭文中的“中域”影响的说法。
各文化地域上的王朝交替
从天下的视点论霸者的交替
以上就是西周的世界观。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世界观后来作为基本的观点得到了战国时代秦国的继承。
秦国原本是从甘肃方面东进至陕西渭水，占领了渭水一带西面，最后将东部也一起纳入其势力范围（参考图1、图2）。如此一来，西周王朝的王都一带就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所以，如果我们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中的中原地区一分为二来论述，就可以把盘踞于陕西一带的“大国”的交替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在这片土地上，“大国”从周变成了秦。
晋国从山西汾水地区将势力范围向外延伸，成为横跨山西、河南的第一大国。在划分势力范围的意义上，制造了王朝的交替。
在山东方面，齐国仍旧稳坐头把交椅。这一带没有出现王朝交替的现象。不过，齐国对周的诸侯施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最后成为连周也不能无视的存在。对这些诸侯施加新影响的则是晋国。晋国的抬头使得齐国没能够在河南一带制造出王朝交替的情况。
在湖北方面，原本只是弱小部族的楚国向外扩张，最终将湖北一带纳入了版图之中。虽然西周时代的情况尚不清楚，不过这一带曾经也确实出现过王朝交替的情况。
在江苏方面，春秋中期以后，吴国势力开始变大。虽然之前的状况尚不清楚，不过这一带也确实有过王朝交替的情况。吴国后来还向邻国出兵，攻陷了楚国的都城（公元前506年），甚至向中原诸侯也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吴国最后灭在了越国手中（公元前473年）。越国以浙江为大本营一路北上，最终将吴国置于其统治之下，并且越国还继承了吴国的势力范围。我们也可以将这个理解为长江下游地域发生的王朝交替。
传统观点认为霸者的交替主要是齐、晋、楚、吴、越的五霸。但是从上述情况看来，这种观点是有偏差的。
因为霸者更替的观点是从天下的视角来看的，而且对于周王朝而言，问题在于到底是什么样的地域的大国与此有关系。这个观点是在以周为中心来整理诸国的关系，认为各地的大国是比周略低一等的，所以才说是霸者的更替。
战国时代的霸者观与这个霸者更替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各国在议论霸者时也已经开始讨论天下的问题，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即“还欠缺作为王者的一些资格”。因为他们想说在各个领土国家首次称王的人才是真正具有王者资质的人，所以对于霸者的评价都是要低于王者一等的。无论是这片领土过去的统治者，还是敌对势力自认为正统的祖先，都一视同仁，都低于王者一等。如何将自己国家的特别领域定义为天下中的特别存在，这是议论的基础所在，而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天下的霸者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统治才进行更替的。
春秋时代周王朝的王都
如果我们将周王朝看做统一天下的王朝，那么周王朝的王都就是这样的—西周时代王都位于陕西镐京，进入春秋时代后搬到了中原的雒邑。关于周王朝王都的变化，历代都是用“东迁”这个词表示的，即周的王都向东迁移。
然而实际上这段历史应该是周的诸侯发生分裂，出现了拥护镐京的周王即周携王的势力，以及拥护雒邑周平王的势力，两军兵戎相见，最后平王势力得胜。
西周时代，雒邑扮演的一直都是为了将中原地区纳入势力范围而存在的陪都的角色；但是等到平王即位后，雒邑变成了王都，西周时代的王都所在地陕西被人遗弃了。
在这个时代，汉字开始不断地传播，在诸国生根发芽。
此时出现了将周王朝是以雒邑为首都的王朝作为前提来讨论历史的想法。这时候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很早以前的记录。这就是本书前面介绍过的《逸周书》等古籍。《逸周书》写到了周武王向东远征，结果征服了“（殷商的）四方”。虽然平定了这个“四方”的周王朝，但“四方”这种说法是商王朝的说法。
周还在商的统治下当小国的时候，周人还不会汉字。周是在灭商的过程中继承了商的文字。因此对于商人的表达方式首先是囫囵吞枣地接受下来。“四方”这种商人的说法也被原汁原味地继承了下来。
因此在西周初期的金文中也出现了“四方”一词，其意思是武王征服了商的四方。
这个“四方”并不是作为围绕西周王都一带的地域被提及。但是作为记录流传了下来，等到了春秋时代周王就搬到了“四方”附近居住了。这样就让人产生了一种周王朝的周围有四方的错觉。
这个情况的变化一直流传到了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位于中原的韩国便开始了对这个“四方”的再利用。因为韩国本来就位居中原地区，所以这种说法对他们而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如前文所述，《左传》一面将陕西之地称为“中国（域）”，另一方面却又说是“西土”。这种观点也被沿用到了《史记》里。后来甚至出现了将商以来的“四方”改为“四表”，还认为文王的“上下匍有”中的“上下”就是河南一带的文献（《尚书·尧典》）。
西汉首都在长安（西安），但东汉却定都于洛阳。从东汉时代开始，古人便开始给各种古籍经典作注。结果自然而然地，古书中出现的“四方”被理解成了东西南北。后来有读者理解到了“四方”原本的意思，于是我们才可以重新讨论“四方”的意思。即古书中出现的“四方”并非东西南北，而可能是“四个国家”的意思。不过按照传统的解释方法，将“四方”解释为“东西南北”的注释还是普遍存在的。
在这种传统的解释方法背后，隐藏着统一帝国的观点。如果想把商王朝看做是统一天下的王朝，那么按照原意来解释“四方”就很不恰当了，所以必须解释成拥有广域印象的东西南北。周王朝的迁都又为这一解释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如果周王朝的都城一直都在镐京，留下更多能明确其与四方之间关系的史料，估计现在也不会有这种误解了。然而周迁都雒邑一事为后人错误地解释“四方”提供了方便，这个错误甚至还波及后人对周王朝统治地域范围的认识。
汉字的魔力
使周站在权力顶点的青铜器铭文
我们现在知道汉字是商王朝使用的文字，并且后来为周王朝所继承。
周王朝从商王朝那里继承到了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技术后，也严格保密，从未泄露与他人。周王朝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把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赏赐给诸侯的。而接受封赏的人也并不知道汉字的意思。不过，如此代代接受封赏后，诸侯们也渐渐开始懂得汉字的意思了。然而即使他们懂得汉字的意思，也不懂得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技术。因为不懂，所以也不会制作。有的诸侯国即使能制造青铜器，上面也没有铭文。
这个铭文内容正是将周王朝推向权力顶点的功臣。记录了这些内容的青铜器被代代封赏给诸侯。
西周末期，周王朝王都一带陷入混乱，周王手下的工匠们也离散到了各地。这才使得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技术传到了各地。
在那些已经熟悉汉字的国家，人们已经将汉字作为自己的东西开始使用。广域的汉字圈逐渐形成。对于各国而言，从不识汉字的时代流传下来了很多青铜器。虽然很大一部分青铜器都已经长眠于地下，却也的确是存在的。当这些诸侯国用已经成为己物的汉字来整理这些青铜器时，他们看到的是称颂周王朝之伟大的铭文内容，并代代流传下来。这些诸侯国越是解读这些文字，便越发觉得周王朝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存在。
从军事力量的角度而言，周王朝的势力是日渐衰敝，但是从青铜器铭文表述中读取的内容来看，周王朝的权威反而越发崇高。这就是春秋时代的特点。
代代受封获赐青铜器的诸侯，主要是从河南一带到山东地区的诸侯。在这些诸侯国心中，他们认为周王朝处于最高的位置。这个观点是很难改变的。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在汉字魔力的统治之下。
与此相对，那些青铜器上并没有记载着自己与周王朝关系的国家，或者即使有记载也只是些只言片语的国家，或者根本不存在青铜器的国家，它们自始至终都不曾把周王朝放到心中第一的位置上。因为这些国家并不属于汉字圈，也没有受汉字魔力的影响。
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和下游地区的吴、越之地对于周王朝的权威就表现得很冷淡。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自封为王。不仅如此，他们还让那些变成自己统治范围的周的诸侯们铸造青铜器，铸刻铭文来记载自己与这些诸侯国的关系。他们与周王朝相抗衡，展示着自己作为第一权威的骄傲。
我们在前文讨论了一下春秋时代与日本古坟时代的一些共通点。在古坟时代之前，汉字就传到了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但是这个“汉委奴国王”是中国的汉字。
在邪马台国时代，大和政权将铜镜赏赐给各地。这也是许多学者讨论的焦点。其实这与西周时代赏赐诸侯国青铜器极其相似，并且受到赏赐的国家都并不认识汉字，这点也是一样的。
后来受封赏的国家渐渐开始认识汉字，这点也是相同的。
古坟时代，人们制造了刻有铭文的铜镜。不过，这些铜镜都是模仿中国铜镜所制，所以那时的日本人也未必懂得汉字的意思。后来也出现了在铁剑上铸刻铭文的现象，其内容大概记载着大和朝廷为权力中心之类的东西。铭文对系谱也有简单的记录，这点也与西周时代金文的部分内容相似。
到了飞鸟时代，人们对汉字的理解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样一来，我们将飞鸟时代与春秋时代相比较后会发现，其实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后来佛经也传到了日本。通过研究佛经，人们对汉字的理解能力又发生了质的飞跃，日本也进入了文字社会。
经过白凤时代，关于律令制度的讨论也基本收官，接近尾声。由于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也可以把后来的这个时代与中国的战国时代相提并论。
只是在进行上述问题的讨论时，有些必须注意的地方。虽然同为汉字，但是中国战国诸国的语言最后同化为汉语，成为同一种语言。日本的语言确与汉语有着天壤之别。汉语与日语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之大，以至于两者不能简单进行比较。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汉字跨越语言的壁垒，传入并扎根于日本和朝鲜半岛，我们即使要拿日本文书行政的开始和中国相对比，那也已经是距中国战国时代一千年以后的事情了。
从有史可考的开始使用汉字的商王朝到战国时代文书行政开始，其间约经过了一千年，而从战国时代开始文书行政到日本与朝鲜半岛开始实施文书行政，其间也大约经过了一千年。
四处生根的汉字
春秋时代是汉字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扎根的时期。因此各地都留下了不少汉字记录。与此相对，西周时代，周王朝独占了青铜器铭文的铸刻技术，所以各地几乎没有记录留下来。
不过西周时代与春秋时代从社会结构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时代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汉字是否已远播四海，而社会结构基本相同。都是以城市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基本是没有变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研究春秋时代就能弄懂西周时代。西周时代几乎没有留下关于地方诸侯国的记录，而春秋时代则留下了不少。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春秋时代的史料来想象和推测西周时代地方诸侯国的状况。
如果说我们可以通过从战国时代的史料中剥除后人附加上去的内容来还原春秋时代的真实状况，那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还原西周时代的社会状况。
春秋时代被定义为一个古代的理想王道衰落的时代。但与此同时，随着汉字在各地的生根发芽，周王的权威也被推向了不可动摇的顶点。
春秋时代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因为这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史料。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为后人伪造的“王道”时代洗褪浓重的脂粉，还原一个真实的时代面目。
被理想化的周公旦与太公望
周公旦
周公旦是西周初期的人物。他先于春秋时代的孔子推行理想的王道政治，被后世奉为圣人。然而这个所谓的理想王道政治其实并不存在。战国时代的王者为了效仿古人的理想，证明自己才是具有正统性的王者，所以将周公旦变成了一个能够提供佐证的材料。
那么周公旦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周公旦是周克商后被委任来统治雒邑的人物。但是周的氏族组织是由好几个血缘集团构成，然后必须从这里面选出一个君王。甲骨文研究结果显示商王朝是从这种血缘集团中轮流选出君王的。西周则是从特定的血缘集团中选出历代君王。这种特定的血缘集团仅限于构成周这个国家的氏族组织的部分成员。当人们从这个血缘集团中选出君王的时候，其他血缘集团的首领则要举行确认的仪式。对周来说，举行这种仪式的族长就是周公旦。
周公旦是构成周的氏族组织的重要一族的族长，而周公旦的一族承担着这种重要的责任，对陪都雒邑进行统治。这一族每一代的族长都称为周公。
到了西周末年，周王朝分裂（公元前770年），东面的周拥护平王，西面的周则拥护携王。出现了两周并立的局面后，状况就发生了改变。因为周平王即位之地成了雒邑。西面的周被东面的周灭亡后（公元前579年），陕西一带仍然处于混乱之中，最终脱离的周的统治。在雒邑出现了周王与周公并存的局面。如此一来，雒邑一带的统治者就变成了周王，周公便退居二线，成了周王身边的辅佐者。维持周公生活的城市被定于近郊，这和其他春秋大国给予辅佐者的待遇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周公的地位从西周时代殷商故地的统治者变成了雒邑统治者的辅佐者。
周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中，已经无法再维持将中原地区分为东西二区进行统治的体制了。
周公的角色是这样变化的，等到了战国时代，周公旦的血脉便失传了，于是在周王一族中出现了新的一族来顶替周公一职。周王的都城被攻陷后短暂的几年间，新周公的一族继承了周的传统。西周灭亡是在公元前264年，而周公之国的灭亡时在公元前255年。
根据《史记·鲁世家》的记载，周公旦之子被分封于鲁国。本书前面的部分也提到过这个话题，只是，这个所谓的周公之子可能不是周公真正的孩子，实际上被分封到鲁国的恐怕只是周公旁系的族长。鲁国是为了牵制同样位于山东的齐国而分封的。
太公望
周公旦的实际人物形象和传统观念大不一样，太公望的实际情况也同样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太公望也是西周初期的人物。
实际上《史记·齐世家》中描写太公望与周文王相遇的记载有三个。其中一个是脍炙人口的故事：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文王）。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吕尚）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季历）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因为是太公所望）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这段故事中奇妙的一点是太公望吕尚一个人四处巡游。当时是城市国家的社会基础成型的时代，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个毫无门路的人能够无所防备地四处巡游的时代。吕尚是族长，一族之长困窘老迈，还四处游荡。这个说明本身就非常荒唐（这个情况倒是和电视剧里的水户黄门与实际上的德川光国出入很大的情况类似）。那时候还是不存在货币经济的时代。
第二个故事如下：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
这段故事中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游说诸侯一段，这里明显就是模仿游说家游说各国君王的手段。不过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那就是这段故事与第一段故事不同，这段故事中提到了“尝事纣”。
如果从这层意思上讲的话，那么第三个故事就更显得莫名其妙了。
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这里面“隐海滨”的说法也很奇怪。吕尚是一族之长，根本没有需要隐遁的理由。他如果隐遁便会失去维持生活的粮食。如果说他是被自己的族人流放，那还说得过去。不过周文王将这样的流放之人招到自己的帐下，未免也有些不合情理。只是这里还是有地方值得注意，即吕尚是在海滨居住。这里的海滨指的应该就是山东。吕尚本为山东的族长，他与周相配合共同攻打商。
我们在前文介绍了《逸周书·世俘解》，其中也有关于吕尚的记载。武王对臣服于商王朝的四方诸地区宣布“成辟”（即位）后便开始向两国交界处进军，这时太公望就出现了。太公望坐拥山东，他与周同时发兵，对商进行两面夹击。
这样考虑后，我们就可以确认周王将周公分封于鲁的理由的确是为了牵制大国齐了。
此外在故事中我们还能看到太公望从商王手中解救了西伯侯（文王）的内容。从文王时代开始山东的齐与周的关系日益紧密，这使得商王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于是商王决定软禁文王。这样考虑前因后果还是比较合理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商王软禁文王一事与太公望解救文王一事中了解周和齐都有外派人员到商朝为官。由此我们也可推测在商纣王的时候商的势力范围是波及非常广大的一片地区—东起山东，西至陕西。然后商王的统治最终还是在这东西两端的夹击中走向了灭亡。
领土国家进程中大国权贵与小国权贵的差别
孔子与鲁国权贵
春秋时代是城市国家的时代，随着铁器的逐渐普及，农地得到了整理，并且出现了井喷式的增加，形成了许多新的城市。来自五湖四海出身各异的人们聚集到城市，产生了新的人际关系。
孔子正是出生于这样的时代。
如前文所述，孔子传道的地方最早是鲁这个城市，然后随着追随者不断增多，孔子的教导也向邻近的地方传播开去。然而在这传播的过程中，孔子的观点渐渐走样，孔子的弟子们所展开的主张也不再是基于城市国家制度的讨论。他们讨论的出发点是领土国家的官吏统治制度。
孔子门下聚集了许多优秀的才子，这些才子们又培养出了许多自己的弟子，原始儒教就这样传播开去。因此在孔子的思想中有一些东西是为了迎合新的时代需求而生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在孔子出生的时代还没有开始派遣官吏到地方进行直接统治的文书行政制度。随着文书行政制度的施行，为了有效地处理诸事，还需要建筑法律体系，而这时候还没有“律”（律令）这样的法律体系。
许多学者研究证实现在的《论语》分为两个部分，即比较古老的部分和新加上的部分。从比较古老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以窥见孔子所处的时代的肖像。而从新的部分，则能读出孔子的弟子们所附加的观点。
城市国家时代的孔子被设定为生长于领土国家的圣人。这是鲁国权贵们的观点。
战国时代的一些领土国家都对孔子进行评价，并加以利用，其代表者就是齐国。齐国的田氏在春秋时代只不过是齐国有权势的大夫之一，但是田氏后来却摇身一变，成了齐国的国君，到了战国时代开始称王。齐国为了给自己称王的举动加上权威，于是便利用了孔子的名声。
齐是盘踞山东的大国。齐国曾与西周携手两翼夹击商，帮助西周灭商。在春秋时代，早已有一些大国强国开始吞并周围的小国，将其下设为县，并逐步推行完善官僚制度。齐国吞并了周围的许多小国，因此齐国有权势的大夫所坐拥的县便越来越多。这些有权有势的大夫大权在握，甚至比一些衰敝小国的国君还更有权力。
田氏便是这种手握大权的大夫，因此春秋时代的田氏后来就被作为一国之主论及。
与此相对，鲁国原本是为了牵制齐国而存在的大国，但是在吞并周围小国并下设为县的意义上，鲁国没有像齐国那样成为大国。因此鲁国的权贵们手中所掌握的县也几乎等于零，与田氏相比较，其手中的权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尽管如此，在国家之内有君主和大夫之间的关系。鲁国与有权势的大夫之间的关系是传统的城市内部的君主与权贵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我们对鲁国状况比较了解，则可以加以有效利用，这样我们就能找到线头理清城市内部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探讨历史意义的时候，齐国田氏的意义和鲁国权贵的意义则自然泾渭分明。
然而，一般人们看待鲁国有权势的大夫与齐国的田氏时，其视线高度都是相同的。如果要说这种相同点在何处，那就是在这种视角下，齐国田氏与鲁国权贵大夫都一样是属于官僚阶级。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仅很难看透春秋时代的田氏所掌握权势的大小，以及在后来成为了领土国家君主的成长过程中的权力者的实际状态，更无法将春秋时代鲁国权贵大夫与君主之间的关系看做传统的城市国家内部的抗争关系来理解。
就日本而言，成长为律令国家权力者的藤原氏或苏我氏等，这类地方的“国”的权贵们不应混为一谈，应分而论之。
提供了问题视线的是上述企图利用孔子为自己正名的人们。是一种将出生于城市国家的孔子设定为出生于领土国家的圣人的理论所提供的视角。
战国时代齐国朝廷将孔子与齐国田氏相提并论，加以利用。而在鲁国的论述中，孔子曾经侍奉过的季氏是最有权势的人，他是连鲁国君主都得让步三分的人物。古人用“弑”来表示地位低的人杀害地位高的人。在齐国的《公羊传》中，只要有正当的理由，大夫“弑君”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公羊传》沿用这种理论对鲁君企图“弑”季氏进行了说明。不过原本属于臣下的季氏便拥有与君主相当的地位，而堂堂的鲁国国君却降级成了普通的大夫阶层了。这种解释暗示鲁国君主已经丧失作为君主的资格，而将这种暗示托于孔子名下，其目的在于使人联想起此事（鲁国君主已经丧失作为君主的资格早有预兆）。
这个“弑”的例子可以与我们在前文提及的“获麟”的话题相提并论。孔子被设定为鲁国的圣人，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协助证明齐国圣人田成子的正统性。这是证明田氏正统性的环节之一。
因此这就需要大家理解一个问题，即类似这种说明都有其背后的故事。
鲁国三桓
虽然都是利用孔子来展开对前代历史的说明，但是强调和齐国不同正统性的其他国家也不可能展开与跟齐国一样的理论。这些国家需要根据自己论点的需求来对孔子的相关故事进行加工才行。
虽然同为战国时代有权有势的大夫，晋国的权贵大夫们准备了一套与齐国田氏截然不同的论述。晋国的权贵大夫们和齐国田氏一样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县，并且后来发展成为了国家的主人。魏氏、赵氏、韩氏后来不仅取代了晋国君主之位成为诸侯，最终还成功称王。这三家瓜分了晋国，史称“三晋”。战国时代，魏氏、赵氏、韩氏的王国三分中原地区的东部。包括中原地区西部的秦国，其他的地域正统也基本上成功实现了将一个文化地域变成领土国家。因此如果说到三分，则不能模仿其他证明自己地域正统性的“形式”。对于魏氏、赵氏、韩氏而言，强调“三分”是证明自身统治正当性的不可或缺的证据。
于是对田氏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的孔子的定位被完全否定。这三家的论点中，孔子对齐国田氏等根本不屑一顾，与孔子相关的鲁国权贵大夫们实际上也有个“三”的问题。成书于韩国的《左传》便对“三”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最后创造出了证明韩氏正统性的“形式”。
鲁桓公（前712—前694）的后人分为三家，史称“三桓”。这三家分别为季氏（季孙氏）、孟氏（仲孙氏）、叔孙氏。这三家联合起来放逐了鲁哀公。而孔子曾经就侍奉于这三家中的季氏。
虽然这三桓因“三”而成为话题，但实际上鲁国还有其他强势的权贵们，而那些权贵们也是鲁侯的子孙。例如孝公（前795—前768）的子孙中有臧氏（臧孙氏）。然后还有来自宋国的孔氏一族。尽管如此，《左传》只将注意力放到了三桓的问题上。
之所以要将三桓作为问题来讨论，其本意记录在《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这部分也是统括《左传》最后的部分。在这部分中提到了三晋（魏氏、赵氏、韩氏），对三家分晋的局面如何形成，做了详细的说明。
鲁之三桓放逐了鲁国君主鲁哀公。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政治事件。与此相对，晋之三晋三分了晋国。在比较鲁国与晋国这两个极其相似的政治事件时，孔子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左传》中，我们可以四处看到孔子的预言。然而《左传》在介绍这些预言的时候，总会加上一些别人的预言作为补充。而且在《左传》中，孔子的预言总是被修正，反而是其他人的预言最后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在《左传》的记录中，孔子的预言从未说准过。
与孔子相关的一件大事就是三桓放逐了鲁国君主。这个构图中隐含着一个事实—那个无法做出准确预言，即无法洞悉未来的孔子与三桓放逐鲁侯这件事有关。《左传》也就通过这个方法来暗示鲁国的“三”根本不是真正的“三”。
于是在这种“形式”中出现的“三桓”的背后是隐藏了一些事实的。但是历代的解释都将这些作为历史的事实，原封不动地接受。并且，与前面齐国田氏相似，无论三桓还是三晋都是各自国家的强势大夫。三晋在大国晋之下，掌握好几个县，后来发展成为了战国时代的一国之君。与此相对，鲁国三桓手中的县几乎为零，其所能行使的权力与三晋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如果我们只是对《左传》中所示之“形式”囫囵吞枣不求甚解，那我们是不可能看出这一层的历史意义的（也没有意识到孔子在这里的历史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贵大夫
鲁国的权贵大夫多与孔子一起被论述，从这个现象我们再次确认了前文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鲁国权贵的存在本身也给我们推测城市国家的人际关系提供了一些头绪和线索。
前文我们已经讲过商王朝、周王朝的家族构成。这两代的族人都是由多个血缘集团构成的。我们也讲到了王的一族所派生的旁系。那我们自然也能想到其他国家应该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要说明类似的问题没有在其他国家发生过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因此存在权贵一族，这个事实在西周时代的诸侯或商代诸侯，甚至更早以前的城市国家都存在过。而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通过春秋时代鲁国的记录来搜寻蛛丝马迹，进行探明。
这里再次重申一点，即将一些权贵与孔子相提并论这一举动反映了战国时代和汉代以后人们对孔子的看法。所以除了城市中有权贵的存在这点，其他后世性很强的个人的发言内容都不能放在孔子的时代来进行论述。就像我们一般不把电视剧《水户黄门》的台词当做历史上水户光国真的讲过这话一样。
《春秋》使用的材料
《春秋》的记录是以逾年称元法来排列年代，如果我们从《春秋》中抽出各国君主驾崩的记录，便能算出这些国君的在位年代。《史记》的编撰者就是这样计算年代，并将《春秋》的记录誊写到《史记》中去的。
与《春秋》计算年代的方法相同，这时候计算年代都根据逾年称元法来推算。
《史记》中除了有这些来源于《春秋》的年代记录，还有许多“并不是源于《春秋》的年代记录”，这些年代记录大多以立年称元法来推算。因此根据这种称元法推算的年代记录与逾年称元法推算的年代记录之间就会出现时间差。
这些“并不是源于《春秋》的年代记录”恰好证明了留下这些记录的国家曾经编写过编年史书。
《春秋》也是成立于这些编年体史书之上的。现在我们认为主要的材料是齐国与鲁国的编年史书。
在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公羊传》中，记录了关于几乎成书时间相当的《春秋》的相关内容。例如《春秋》庄公七年有这样的记载：“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对此《公羊传》有如下记录：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在这个记录的前后都记载了鲁侯夫人姜氏与齐侯私会的事。关于这个，我们在前文已经有所涉及，姜氏是齐侯的妹妹。夫人姜氏除了和其兄齐侯私会，有些记录还暗示了她与其父齐侯也私会。在田氏朝廷编撰的书籍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贬低春秋时代姜姓君王的记载。而在贬低姜姓君王的记录中穿插着关于《不修春秋》的记录。但是并不是因为《不修春秋》被作为话题提及，我们就能断定这是《春秋》之前的编年史书。不过《不修春秋》这个话题本身也是个很有趣的东西。
因为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春秋》的蓝本，认为《春秋》是在修订《不修春秋》的基础上成形的。
本书已多处讲到《春秋》并非孔子所作，但是作为《春秋》的编撰材料，应该有一些编年史书存在于孔子的时代。虽然这些编年史书与孔子是否真的有所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些史书确实存在。当时不仅在鲁国，许多国家都有编年史书。正是有了这样的背景，《不修春秋》才被作为话题提及的。
圣德太子的时代
这里想要把日本的圣德太子作为参照进行一下比较。圣德太子的时代，从汉字传播的观点来看相当于从春秋时代到律令时代的过渡期。在这个时代，日本的史书《日本书纪》成书（推古二十八年〔620〕）。根据记载，当时圣德太子（皇太子）与苏我马子（嶋大臣）进行了讨论，留下了《天皇记即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记》。这部史书是模仿《史记》结构而编成，被定位为《日本书纪》的前身，但其具体内容不详。
到底当时的史书是怎样的内容，学者就此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
日本实际的政治交往对象是当时的中国王朝，圣德太子的时候是中国的隋王朝。隋王朝保存了《史记》以来历代的天下史书。在春秋时代末期—孔子的时代，日本还没有和保存这种天下史书的国家建立政治关系。因此将春秋时代末期的孔子时代的中国与圣德太子时期的日本相比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点是大家需要记住的。但是就史书、编年体史书的出现这点而言，比较孔子时代的中国和圣德太子时代的日本还是有其意义的。
这个题目对于我们理解日本律令政治时期为何没有采取科举制度也能提供一定的启示。科举制官吏开始正式主导政治还要等到唐宋变革的时期。即使文书行政完全扎根于中国社会，在那之后一千年以上的漫长岁月中，我们还看不到科举官吏的身影。
科举制的实施和成熟与以天下为对象的出版业的发展（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讨论这几点问题时，本书所涉及的时代就不能无视了。
刻板印象与多样化的视点
探究“事实”背后的事实
有这样一个词—刻板印象（Stereotype），其意思是约定俗成的形式或常见的做法。不过里面也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大多数人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所抱有的幻想出来的常识。由于这种常识的背后是大多数人共同的认识，所以很多情况下大家都不会对它产生怀疑。
因此某些“事实”一旦扮演打破某种刻板印象的角色之后，反而得不到人们的承认。因为人们容易安于现状，会下意识地满足于幻想出来的常识，不愿改变。所以种种“事实”只能面对如此残酷的命运。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种刻板印象是以“事实是神圣的”为内容的。对事实疏于分析就是由这种固有观念造成的。
在本书中，笔者向大家展示并介绍了这种号称“事实是神圣的”刻板印象的内容，同时也跟大家说明了现代人的战国时代之前的历史常识其实跟真正的“事实”相去甚远。
在现代人的历史常识中，关于战国时代之前的这段历史，大家基本上是从《史记》和东汉以后的经典注释中了解的。当然这些注释和解释也非常多，其中对现代人历史观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被称为宋明理学的这一派学问。清代的考证学和日本江户时代的学问也深受其影响。
清朝考证学的目的是摆脱宋明理学的束缚，回归古文。但该学派的回归也仅仅到了东汉的注释便止步不前了。表面上看起来，清朝考证学派好像是将东汉时代的天下观回溯到了三代；但是事实上他们所理解的天下观与东汉时代或明代并没有多大差别。
这类注释和解释有一个共通点，即将汉代以来的汉民族聚居地视为中国，同时强调这个区域的整体性。与此相对，战国时代之前的中国是作为每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主张其独立性的重要阵地而存在的。而各国在这个阵地上创造出来的刻板印象在各国所作的史书中均有体现。
本书便是向读者介绍了战国时代诸侯国各自不同的刻板印象，以及各国史书中各不相同的夏、商、周三代观。
之所以给“事实”加上了引号，就是为了提醒大家这些所谓的“事实”其实只是一种刻板印象而已。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拨开迷雾，探究“事实”背后真正的历史。“事实”是通过前人的史书展现给后人的，查阅起来也很方便。但实际上就连确认这些“事实”是否真实也十分困难。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通向历史真相的是一条既漫长又坎坷的道路。
虽然同为刻板印象，不过如果我们更专注于分析战国时代的东西，我们还是能发现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间的共通之处。这与研究汉代的刻板印象相比，还是能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本书最大的目的也就是确认这些无法否定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过。
本书也提及了这些“事实”背后的事实。不过这些东西今后还需要不断地进行补充和修正。
皇帝的“天下”与周边国家的领土
至今半个世纪前，铃木俊和西嶋定生共同编著的《中国史的时代区分》（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出版，其中收录了前田直典的《东亚古代的终末》。前田直典是个才子，但战后不久便英年早逝，前田的这篇不太为世人所知的文章被收录到《中国史的时代区分》中。
前田的观点如下。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战国时代，直到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六国才得以完成。日本和朝鲜古代是在公元后4世纪才出现统一国家，和中国相比至少要晚七八个世纪。在东北亚，鲜卑于2世纪，高句丽于3世纪末才出现了统一的国家。
前田还认为中国古代终结于9世纪左右，朝鲜、日本是在12世纪到13世纪才完成同样的历史进程。这时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差缩短到了三至四个世纪。而到了近世，日本的历史进程就赶上了中国。
当时学界研究的焦点是对社会构造的把握，以及探索其发展的层次。前田的观点认为在东亚，中国的发展最为超前，落后的其余东亚各国也基本上重复中国的历史进程，不过后来中国周边各国追赶的速度不断加快。
前田认为，在对最早的时代进行划分时，官僚制度（由官僚对地方进行统治）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国家”（领土国家）的成立便是比较的对象。
本书中也继承了前田的这个观点。本书是把通过文书行政实现的对地方的统治与律令的保持分别放在“东亚册封体制”出现前、出现后以及该体制的转型期来进行定位和说明的。最早提出东亚册封体制的人正是将前田的成绩介绍给世人的西嶋定生。
但是前田之后一直占据主流位置的观点并没有考虑到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之间的领土差距。本书中对此提出了异议。问题的焦点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我们需要将这些文化地域作为前提，方能讨论战国时代及以前的历史。这些文化地域跟日本差不多大。考虑一下日本弥生文化和续绳文文化并存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文化地域其实是受人的活动范围限制而产生的区域。
正如前田的继承者西嶋定生所述，“东亚册封体制”是从描述统一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开始的。但是西嶋所着眼的儒教经典均成书于更早的战国时代。在这个战国时代，各个国家都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前提，极力主张各自领土国家的正统性。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也在这个框架中，以各国的理论为基础得以论述。这些主张和论述也反映到了儒教经典之中。
为了避免读者的误解，此处还需赘言—此处并不是说超越了文化地域的领域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首先战国时代的汉字圈已经被当做是与“天下”的范围相等，而且就在汉字圈出现之前，随着物物交换的发展，物资融通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相当广域的空间。即使在日本即东北亚通过文书行政的形式加入到汉字圈之前，各种物资就在东亚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得以流通和交换。这个广大的领域自然有它的讨论价值，但我们也不能因此便无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的存在。
本书虽然基本上继承了前田以来的观点，但是却非常重视“天下”这个广阔领域和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之间的差别。笔者以此为前提，就极其细微但却非常重要的关键部分提出了异议。
本书还有意地避开了对所有王朝史观的介绍，也回避了对承认这些王朝史观的理解有误的观点的介绍。
王朝史观认为传说中的三代都是天下太平的理想王朝。在这种王朝观念中，成型于战国时代至汉代的各种制度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进行讨论。这是好的一面。但是相反，这种观念也容易和停滞史观相提并论，认为从古至今社会都没有变化，处于停滞的状态。
所谓的王朝史观也好，与其互为表里的停滞史观也罢，这些观点都不能帮助历史学家揭开历史的真面目。本书对这两种史观进行说明，并多处对相关“事实”进行了介绍。
作为一个摆脱停滞史观束缚的有效方法，我们将铁器的普及等各种现象作为指标，来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前田的研究中甚至还大胆地提出：这些指标在我们对几个不同国家进行比较时也同样适用。
但是这个大胆的见解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那就是中国皇帝的国家是以天下这个广大的领域为前提的，而在这个广大领域形成之前，各国是以自己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的独特性为前提的。前田的观点中完全忽视了这点，而本书就是为了唤起大家对这个要点的注意。
中国正史中反映出来的体制观是将中国皇帝统治所及的地区视为特别的存在，其周围的地区则是野蛮之地。然而那些周边国家也都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慢慢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独自的体制观。如果我们拿中国的正史来讨论国家关系，就只能看到以中国皇帝为中心的体制观，而忽视了其他国家的体制观，对于同时代的日本与朝鲜半岛的体制观也会视若无睹。并且同样以中国的正史来讨论中国历史，则最终只能看见以中国皇帝为中心的体制观，而忽视了战国时代各个领土国家中形成的体制观。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战国时代的国家领域与同时代周边国家的领土存在一个共通点—其面积仅为一个或最多两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那么大（虽然战国时代有三家分晋，将一个文化地域再次细分，但各国在对特别地域的设定上几乎都是类似的想法）。
正因如此，本书在前田理论的基础上，将铁器的普及、通过官僚制进行的地方统治、文书行政的开始等作为基准来进行考虑，然后在本书中提出了将中国的战国时代与日本的律令时代进行比较的观点，然后对律令时代准备期的孔子所处的时代与日本圣德太子所处的时代进行了论述。史书、神话、爵位，这三方面的比较结果都非常有趣。
江户时代的儒家学者的中国古代史观
众所周知，日本的律令制度日渐衰落，最终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但是其“形式”还是保留了下来。到了江户时代，这个“形式”得到了利用，成为支撑幕藩体制的重要理念。藩有大有小，其大小和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面积大同小异。在这些藩中谋生的儒学家当中，出现了将日本称为“中国”而非“日本”的人。他们想要复兴形成于律令时代的特有的中国·夷狄观。山鹿素行、浅见絅斋、佐藤一斋等为藩或幕府效命的儒学者都将日本视为“中国”。律令实施领域的传统依旧形成了一种“形式”。其结果是比起那些将中国皇帝统治疆域作为讨论对象的学者，江户时代的儒学者们更像那些生活于战国时代领土国家的学者，仅将某个特定的有限的领域定义为“中国”。
《论语·子罕》中有这样一段：“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感叹道之不行，透露出了想要去东方九夷定居一事。有人问他：“九夷是风俗僻陋的地方，你怎么在那里待得下去？”孔子回答道：“如果有德的君子去那里定居，就能将野蛮之地变成礼仪之邦。何陋之有呢？”）（宇野哲人）。对此，京都派儒学者伊藤仁斋有这样的观点：即使是夷狄，只要懂得礼仪，也能成华，相反华若丧失礼仪，则会沦为夷狄，舜和文王原本也是夷狄之人，而且孔子是心系九夷之地的，这个九夷具体在何处虽然不清楚，但估计孔子指的是像日本这样的地方。伊藤仁斋的观点正是把日本作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虽然大概没有人会支持伊藤仁斋的这个观点（穗积重远），但联想到本书中的观点，便可知伊藤的“玩笑”似的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的。
《论语·子罕》里的这段内容讲的是孔子对中原地区失望，想要去东方的齐国。这段话可以读解为战国时代领土国家的正统性主张。齐国利用孔子制造出了一些证明自己正统性的“形式”。对此，本书已提供了不少材料进行说明。伊藤仁斋仅仅通过将《子罕》中的“九夷”替换成为日本，这就让他的观点和领土国家的正统性主张联系到了一起。
江户时代的学者们大多都受中国皇帝统治下的宋明理学的深刻影响，但对于作为自身所处藩或日本，基本都是站在日本这个领土国家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而非中国皇帝统治下的广袤领域。
中国古代史观与城市国家的视点
日本、朝鲜半岛、越南与中国皇帝的国家的区别之处主要在于领土大小的不同。作为与此相关的话题，本书中提到了金属货币的出现。战国时代形成了以整个天下为基础的交易网，促进了货币的流通。
只要把地点转移到日本，就能很容易地明白其含义。我们知道古代日本曾经打算将唐代的货币制度移植到日本本土，因此铸造了日本自己的货币；但是这些货币并没有广泛流通起来。在日本，最早开始广泛流通的是宋钱。宋钱这种货币的适用范围非常之广，不仅包括中国皇帝直辖的国家，还包括以其为中心的广泛的经济圈。
随着货币的发展，印刷技术得以提高，出版文化也兴盛起来。得益于这种出版文化的蓬勃发展，科举制度也逐渐固定下来。但是日本并没有科举制度，这是因为日本没有相同的文化基础。
不过在日本，人们的购买力逐渐增强，促进了出版文化的发展。在江户时代，许多中国的出版物也发行到了日本，成为各藩的儒学者们学习的工具。同时日本也出现了自己的货币。
因此，日本、朝鲜半岛、越南和中国皇帝统治的国家的学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共通的平台。尽管如此，由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国土规模的巨大差异使得各国环境迥异。在这些不同环境下，各国学问的发展，例如对中国古代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
二战后，增渊龙夫将春秋战国时代的山林薮泽作为蕴藏盐铁等矿物资源的载体进行了一番讨论，认为随着战国时代货币经济的发展，这些重要的山林薮泽也成为支撑君主权力的经济基础。其讨论的出发点便是“盐铁论”。而在更早的江户时代，学者大田锦城的研究中也曾论及过山林薮泽（《吾窗漫笔》“商鞅之言云云”）。不过，大田深受自己所在藩的观点的影响，其讨论对象是城市国家时代的山林使用。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认为这是认识的不同造成的。但是本书叙述难以讨论的史书以前的历史时，这里正好有个不可忽视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对城市周边这一有限空间的重视。今后在做城市国家时代的研究时，需要我们再次利用这一方法。
在日本和韩国等大小不一的现代国家中也有日本各藩主张各自独特性的空间。日本用“お国ぶり（国）”来表示这种空间。日本史中这种国的状况一般是以比较易懂的形式来表示的。然而在中国历史中，我们很难看清楚其状况。能看见的只是与日本领土大小相媲美的，即继承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传统的监察区或军事区对自身独特性的主张。例如，清王朝时期，汉族致力于地方分权的时候，各文化地域便开始发挥其独特性。我们从狮子等的具体造型就能窥见一斑（台湾宜兰县有河东堂狮子博物馆）。至于为何不见日本藩国大小的地域进行独特性的主张，可能是人们对此不屑一顾，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地域。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对春秋时代城市国家，即对本书最早将汉字据为己有的各城市国家进行具体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进行讨论之际，我国的国家状况多少具有一些参考价值。
原本在人与人相互关联的历史社会中，有村庄，有统领村庄和小城市的大城市（即城市国家），有统领大城市的“大国”，大国中有通过官吏统治地方的领土国家（与现代日本或韩国差不多大），然后还有将这些领土国家进行统一后的更大的国家（现代的中国或欧洲）。我们在谈论现在时，有上述这么多的空间存在。这些空间不仅存在，而且世界上爆发的种种纷争其根源也在于这种社会所生成的各种扭曲。
在本书涉及的时代中，除去战国时代的部分主要是城市和农村的时代。城市和农村是人与人交往的最小社会单位。正因如此，它们能为我们提供有效的信息来矫正我们认识中的扭曲部分。我们重新追溯这些最小单位的历史，利用人类发展至此的经验，培养能够冷静和理智地观察这个社会扭曲之处的眼睛。这能对于解除在世界各地存在的误解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但是凡事都是知易行难。在文字还是祭祀工具的年代，我们能很轻易地了解到祭祀的一点一滴，却很难把握每个人内心的林林总总。到了文书行政的时代，我们很容易看到领土国家的冠冕堂皇，却很难了解每个人的真心实意。本书在研究时应强调慎用历史记录，对于重要的城市和农村，也用了很多委婉模糊的说法。为了揭开历史的面纱，需要脚踏实地的长期的研究和努力。最后，我还在思考着：为了解除各种误解，我们踏踏实实地进行研究。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否能对伊藤仁斋的“玩笑”一样的观点（说法很谦虚）和大田锦城的研究进行合理的定位？这些便是我此时此刻的想法。
研究之路永无止境，吾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