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战前的和平

1914年的春天给奥斯曼帝国送去了乐观的新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胜利，收复埃迪尔内以及色雷斯东部区域，都令帝国上下重拾不少信心。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争缩支后，最先受益于和平局势的是奥斯曼经济。复员士兵重返民间工作岗位，农民预测收成会创新高，土耳其与阿拉伯的各个行省也都在大兴土木。不再有战舰与雷区的海上通道使贸易往来迸发出新的活力。随着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现代创新发明也逐步涌进，当年便实现了民用向军用的转变。

汽车的出现打破了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宁静。1908年以前，汽车在奥斯曼帝国是违禁品，直到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政府才对汽车解禁。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批司机遇到了许多困难：帝国的路况总体来说并不好，能为汽车服务加油的地方更是少之又少；没有通行全国的公路法规，司机为到底应该沿道路的哪边行驶这种最基本的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不出所料，汽车在奥斯曼帝国的销量自1908年以来就少得可怜。到1913年底，当美国已坐拥100万辆汽车时，美国领事馆官员估计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汽车总数才不过500辆—其中250辆在伊斯坦布尔。在巴格达那样的偏远行省，汽车的数目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到1914年年中，帝国的首都就经历了第一次交通堵塞。“豪华轿车、观光车、大卡车、汽油驱动的运货篷车，以及医院的救护车”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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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也在青年土耳其党执政的奥斯曼帝国首次亮相。航空事业仍处在最初的阶段：莱特兄弟刚于1903年12月首次试飞重型机械飞行器取得成功。6年后，航空先驱路易斯·布莱里奥来到伊斯坦布尔展示飞翔的奇妙。此前在1909年7月，布莱里奥已因驾驶单翼机成功飞渡英吉利海峡而声名远扬，人们都在翘首期盼他此次造访伊斯坦布尔。然而在飞行的过程中，大风使布莱里奥的飞行器与伊斯坦布尔一所房屋的屋顶相撞，这位飞行员也因伤在当地医院躺了3周。[2]

1911年，土耳其首批飞行员被送往欧洲接受训练。到1914年，他们已能够在奥斯曼帝国上空翱翔了。2月，费希贝伊中尉与恩维尔帕夏的助手之一—萨迪克贝伊一同，试图从伊斯坦布尔飞越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到达埃及。他们驾驶的是一架由布莱里奥设计，名为“国家支持”（Muavenet-i Milliye）的飞行器，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飞行25英里，从塔尔索到阿达纳仅花了20分钟。地面上的群众在飞机飞过头顶时不由得拍手叫好。二人安全抵达大马士革。但在飞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他们的飞行器遭遇引擎故障，坠毁于加利利海东部水域，二人不幸遇难。作为土耳其首批在服役期间牺牲的空军人员，费希贝伊和萨迪克贝伊被葬于大马士革倭马亚大清真寺，紧挨萨拉丁（埃及民族英雄，阿尤布王朝的第一位苏丹）的坟墓。之后的第二次飞行任务也以相似的结果告终，直至1914年5月，萨利姆贝伊与凯末尔贝伊从伊斯坦布尔才成功飞抵埃及。[3]

1914年6月，美国飞行家约翰·库珀向数以万计的伊斯坦布尔观众展示了寇蒂斯水上飞船。他从马尔马拉海出发，以平均1000英尺的高度飞行了15英里，最后降落在伊斯坦布尔分隔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奥斯曼帝国的政府议会与皇室成员都目睹了这次飞行。随后，库珀载着政要先后完成了7次飞行。据一位目击者说，他们在观众的“一片欢呼和赞叹声中起飞，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飞行实在是太新鲜了”。第二天，伊斯坦布尔所有的重要报纸都配图报道了此次飞行。[4]

1914年春，机械化运输的日益发展使奥斯曼帝国对未来充满信心。5月，政府与法国完成了金额达1亿美元的贷款谈判，确保了对主要公共项目的投资，旨在向帝国所有行省输送电力，完成公共照明，兴建电车轨道和市际铁路，以及完善现代港口设施。法国的这笔贷款一经宣布，人们对工商业未来的蓬勃发展满心期待。

巴尔干战争后，欧洲列强为缩小奥斯曼帝国与其邻国间的巨大差异促成了和平谈判，这笔法国贷款正是谈判带来的结果。法国资金的注入使帝国经济出现了显著增长。这也不啻为一针强心剂，让奥斯曼国民能够更好地接受失去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事实。然而，即使和约签订及法国贷款到位，也没能解决伊斯坦布尔与雅典之间的遗留问题。

1913年《伦敦条约》规定，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希腊享有从土耳其手中夺得的三座爱琴海岛屿的控制权。其中，希俄斯和米蒂利尼这两座岛屿把守着士麦那（今伊兹密尔）的入口，与土耳其本土仅咫尺之遥。另一座岛屿利姆诺斯拥有穆兹罗斯深水港，距达达尼尔海峡不到50海里。“高门”从未承认失去他们，也不愿意让希腊支配其沿岸海域。当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官为收回这些岛屿寻求欧洲国家的支持时，帝国的战争策划者也在努力加强地中海东部的海上力量。

1911年8月，奥斯曼政府委托英国维克斯造船厂和阿姆斯特朗造船厂打造两艘最先进的无畏舰，计划于1914年7月交付使用。这两份订单也是英国在帮助奥斯曼提升舰队装备。两艘战舰—“苏丹奥斯曼”号和“雷沙德”号—分别以与帝国同名的奥斯曼帝国创始者以及现任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命名。购买这两艘战舰对奥斯曼财政来说是一笔巨款。因此，奥斯曼政府打出了爱国主义旗帜，最后购买这两艘战舰的资金大部分都是通过公共募捐筹得的。政府鼓励学龄儿童捐出他们的零花钱，募捐箱就立在城市广场上，当地居民只要捐出5个或5个以上皮阿斯特（100皮阿斯特=1土耳其里拉），就有机会亲手把钉子敲进巨大的船体钢板里。战舰成为奥斯曼人引以为豪的焦点，能让该帝国在输掉利比亚战争和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重振海上雄风。1914年春，无畏舰即将竣工，此时希腊和俄国忧心忡忡。这两艘大型战舰将赋争土耳其海军巨大优势，对抗俄国黑海舰队和希腊驻爱琴海海军。

1914年，爱琴海岛屿争端加上即将交付的无畏舰，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希腊官员呼吁先发制人，在奥斯曼帝国得到新战舰之前将其击败。另一边，奥斯曼政府再次为战争做征兵准备。1914年4月，政府向全国上下的各个村落分发告示，提醒他们未来可能有参军动员，并诉诸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以至于有谣言称，这将是一场与希腊基督徒间的战争。[5]

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给圣彼得堡敲响了警钟。俄国人虽然和希腊人一样对海上力量的平衡甚为关切，但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确保奥斯曼帝国海域继续对俄国黑海船只开放：俄国50%的出口，包括90%的粮食出口都必须经过土耳其海峡。一旦爱琴海重燃战火，奥斯曼帝国就会封锁海峡，俄国贸易便会受到约束，这将对俄国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打击。因此，俄国一边开展外交斡旋，劝说希腊不要轻启战端，一边对英国施压，令其延后交付战舰。[6]

 

俄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另有阴谋。俄国沙皇及其政府相信奥斯曼帝国气数已尽，于是期望在未来欧洲列强任何瓜分行动中，能够将那些对自己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土据为己有。俄国的首要任务包括：恢复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地位，结束其近5世纪的土耳其穆斯林统治；控制连接俄国黑海港口与地中海的海峡。因此，圣彼得堡下定决心，制止一切可能使俄国所觊觎的奥斯曼领土落入希腊或保加利亚之手的战争。在1914年2月召开的大臣会议上，俄国人商讨如何占领君士坦丁堡及其海峡，结论认为一场欧洲大战就是最好的契机。1914年4月，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内阁的主张，并命其政府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抓住最早的时机占领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7]

在策划吞并奥斯曼帝国首都的同时，俄国也在寻找时机，巩固其在奥斯曼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据点。奥斯曼帝国的东部边界与俄国动荡的高加索行省接壤，并与伊朗的西北部相邻，而后者正是俄国与英国争抢的区域。除此之外，安纳托利亚东部还包含6个已被欧洲列强定义为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的行省：埃尔祖鲁姆、凡城、比特利斯、哈尔普特、迪亚巴克尔及锡瓦斯。大约有125万亚美尼亚人生活在毗邻该区域的俄国边境，而另一边被国际社会称为“土耳其亚美尼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亦有100万之多。自1878年起，沙皇政府便打着保护亚美尼亚人权利的幌子干涉奥斯曼内政。因俄国对奥斯曼领土图谋不轨，它在该地区的所作所为加剧了奥斯曼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8]

真正的紧张局势发生在亚美尼亚人与库尔德人之间，它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几年后重新浮现。一些侥幸逃过19世纪90年代暴乱的亚美尼亚人，试图于1908年革命后在原先的土地上重建家园。但当年被他们遗弃的村庄现已被库尔德部落民占领，后者拒绝他们重返这些村庄。1909年，两者间的土地争端演变成暴动，库尔德人占据上风。与惯于定居的亚美尼亚人相比，库尔德游牧民族的装备要好得多，而且奥斯曼政府极少站在亚美尼亚基督徒这一边与库尔德穆斯林为敌。矛盾进一步升级，当奥斯曼当局为应对发生在利比亚和巴尔干的战争，调回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驻军，且于1912年将亚美尼亚士兵派往巴尔干前线。亚美尼亚农民不得不自己应对与库尔德人间愈演愈烈的冲突。[9]

1913年6月，俄国介入这种权力真空，为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更大程度上的自治提出了一份改革方案。俄国基于1895年哈米德二世颁布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改革，提议在此地区的6个行省结成两个半自治行省，由欧洲列强提名外国总督负责治理。该方案还提倡建立行省议会，由相同数量的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代表共同组成。欧洲各国与奥斯曼外交官都认为该提议是安纳托利亚分治的前奏，是俄国企图控制这里所采取的行动。为进一步巩固其外交政策，圣彼得堡佯装为保护亚美尼亚人而提议组建一支军队，不仅在俄土边境，还在仍属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埃尔祖鲁姆市内征兵。为防止事态演变成战争，“高门”同意与俄国政府修订提案，并于1914年2月8日签署。

这项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改革提案只是延缓与俄国的矛盾，而且加剧青年土耳其党与亚美尼亚人的冲突。奥斯曼政府认为它是亚美尼亚人独立建国的前奏，可能会给帝国带来灭顶之灾。于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此次改革的实施。时任内政大臣暨执政三巨头之一的塔拉特帕夏，计划用非常手段将亚美尼亚人逐出这6个行省，从而使改革措施变得毫无必要。[10]

青年土耳其党与俄国之间的谈判反映出，奥斯曼帝国在国际范围内已孤立。“高门”很清楚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完整是一种危害。通常，它能依靠英法两国压制俄国的野心；然而现在英法俄已结成三国协约关系，奥斯曼帝国再也不能指望英国或法国能站在自己这边。在这危急时刻，奥斯曼需要一个强大的朋友，而最好的选择就是德国。

 

德国与奥斯曼之间的友谊自有渊源。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到访奥斯曼帝国。他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巡游了土耳其与阿拉伯的各个行省，并参观了主要城市与历史景点。威廉二世在大马士革向奥斯曼帝国承诺，德国与伊斯兰世界，或更具体地说是与奥斯曼的友谊会万古长青：“请被尊为哈里发的苏丹及其遍布全球的3亿穆斯林子民放心，德意志皇帝将永远是你们的朋友。”[11]

威廉二世的友谊宣言并非全无私心。德皇在与历史更为悠久、装备更加精良的大英帝国相竞争时，看到了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好处。威廉二世相信，被尊为哈里发的奥斯曼苏丹是全球穆斯林社会的领袖、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若与他结为盟友，会使全球的穆斯林都倒向德国而非其他欧洲国家。鉴于英国治下的印度、波斯湾地区与埃及生活着约1亿穆斯林，德国发现必要时可以将伊斯兰教作为对抗英国的武器。

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对德国而言也尤为重要。德皇到访之际，英俄两国在亚洲腹地的较量异常激烈，这次较量后来被称作“大博弈”（the great game）。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东部行省是通往波斯与中亚的要道。若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德国便可参与到“大博弈”中，并同时对英俄两国施压。

奥斯曼帝国的南疆直通波斯湾。德国在此希望插手这块被英军精心维护的战略要地。整个19世纪里，英国通过与特鲁西尔诸国（今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巴林与科威特的阿拉伯统治者签订排外条约，成功遏制了奥斯曼与其他欧洲势力。1898年德皇到访奥斯曼帝国之后，德国期望利用与土耳其人新建立起来的友谊，修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以便打破英国在波斯湾的垄断地位。

1899年12月，就在德皇奥斯曼之行后，德国获准修建一条穿越土耳其，经巴格达直至波斯湾畔巴士拉市的铁路。铁路于1903年动工；到1914年，已连通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并通到了阿达纳附近的地中海沿岸。然而，铁路在修至奇里乞亚的两座山脉时意外遇到了困难，工期大幅延长。虽然在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线路已经竣工，但叙利亚与伊拉克境内的大段铁路仍处于在建状态。[12]

1914年6月1日，第一辆火车悄无声息地驶出了巴格达站。该段铁路为南北向，全长38.5英里，终点是沙漠里一个名为“苏梅卡”（Sumaykha）的无人区。虽然人们因铁路通向的是荒漠而对其热情不高，但铁路公司没有因此却步，而是向政府官员、外国领事馆、俱乐部以及饭店都印发了列车时刻表。工程进展很快，至1914年10月，该铁路已修至萨迈拉。每周一班从巴格达站北上至萨迈拉的火车于早上10点发车，4小时跑完 74公里，平均时速接近20公里。回程火车每周二早上10点从萨迈拉出发。虽然巴格达和柏林实现直通的梦想仍非常遥远，但这项工程却在剑拔弩张的年代把德国与奥斯曼帝国联系到一起。[13]

1913年末，德国派遣一个军事顾问团前往奥斯曼帝国。该事件使双方关系进一步加深，也引发了一场欧洲事务的危机。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提请德皇威廉二世派一队中层德国军官，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带领，前来协助奥斯曼军在巴尔干战争后的改革与重组。德皇命普鲁士人奥托·利曼·冯·桑德斯担此职位。当时，利曼是驻扎在卡塞尔的德军第22师指挥官。他在总参谋部任职多年，足迹踏遍各地，但从未去过奥斯曼帝国。利曼不假思索地接受任命，于1913年12月中旬乘火车前往伊斯坦布尔。

到达后不久，利曼便受到了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大维齐尔以及三头执政同盟的接见。这位德国将军对内务大臣塔拉特的“魅力”与“迷人个性”印象深刻；他对杰马勒帕夏也颇有好感，评价他“兼具智慧与坚毅”。然而他却很快发现自己与恩维尔帕夏格格不入。恩维尔几个月前刚刚被誉为“埃迪尔内解放者”，他当然极不情愿让一名德国军官来指挥自己的军队。虽然利曼批评奥斯曼军队状态极差：军服千疮百孔，营房疾病肆虐，士兵饥肠辘辘，入不敷出，但他并没有把这些看做恩维尔的过失。这位德国将领只是看不惯恩维尔的职位过高，与他的资历和个人能力不符。1914年1月，随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任命恩维尔为战争大臣，这个问题越发浮出水面。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在报纸上读到这起任命时非常吃惊，他似乎也赞同利曼的观点：“报上说恩维尔已经被选为战争大臣；真不可思议，他太年轻了。”[14]

俄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反对德国向奥斯曼帝国派遣军事顾问团。而在杰马勒帕夏将奥斯曼第一军团的指挥权交给利曼，让后者负责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安全时，圣彼得堡的反对更是升级成一场危机。对俄国人而言，这无异于让德国控制了有俄国既得利益的领土。因此，沙皇政府扬言要占领安纳托利亚东部城市埃尔祖鲁姆，以重新达到力量的平衡。

俄国的这种报复行为必定会使奥斯曼帝国提前分崩离析，因此英法两国决定出面制止。但英国在此事件中处境尴尬。毕竟英国海军上将亚瑟·林普斯（Arthur Limpus）于1912年率领一支72人的海军顾问团抵达奥斯曼帝国后，便一直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英国外交官并未谋求解散德国的军事顾问团，而是建议利曼指挥第二军团，放弃对驻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军队的控制权。然而利曼不愿屈服于政治压力，拒绝了所有试图将其调离的努力。最终，德皇的解决办法是晋升利曼为陆军元帅，如此之高的军衔让他不再适合担任区区一个军的指挥官，于是第一军团的指挥权便又回到了奥斯曼军官的手中。至此，德国与奥斯曼帝国一同度过了这场危机，两者的联系更为密切。[15]

 

经济复苏带来的乐观情绪与外交关系上的危机一直在奥斯曼帝国交替出现，直到1914年夏天，矛盾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被化解—6月28日，奥地利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遇刺身亡。事件使欧洲所有公开或秘密的同盟关系一览无遗，这块大陆分成了两大阵营，彼此兵戎相见。“高门”并不为奥斯曼帝国营而感到宽慰。这场一触即发的欧洲大战使“高门”担心，俄国即将起兵吞并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以及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并最终致使奥斯曼帝国被协约国瓜分殆尽。法国已垂涎叙利亚多时，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心怀不轨，而希腊则试图扩张其在爱琴海的势力。仅凭奥斯曼帝国单打独斗，根本无法对抗如此之多的敌人。

连年征战，奥斯曼帝国亟需时间重建军队与振兴经济。因此，帝国领导人并不愿意加入这场欧洲大战，而是想找一位盟友来规避这场大战可能带来的后果，与其共同保护帝国防御薄弱的领土。奥斯曼帝国向德国寻求帮助并非意料中事。奥斯曼帝国在“7月危机”（指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期间的外交策略非常有趣：“高门”敞开怀抱，愿意同任何一支欧洲力量结成防御联盟。

 

三头执政同盟在选择盟友一事上并不统一。恩维尔与塔拉特倾向与德国结盟，而杰马勒则认为，只有另两个协约国国家才能遏制俄国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野心。杰马勒本身是亲法人士，且法国从各方面看也有成为防御盟友的潜质。自1914年5月向奥斯曼帝国贷款1亿美元后，法国便成了最大债权国。即便对法国有所顾虑，杰马勒认为英国同样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一直坚定地主张保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最近又派遣林普斯海军顾问团前来，还协助建造新战舰，对重整奥斯曼海军贡献不小。杰马勒担任海军大臣后便与英国海军顾问团展紧密合作，对后者的职业素养颇怀敬意。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希望与英国或法国结成防御同盟，以捍卫帝国的领土完整。

1914年7月初，即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不久，杰马勒应邀赴法国出席海军演习。他借此次到访欧洲的机会，召见了负责与英国造船厂联络的奥斯曼官员。当时无畏舰的建造工程已接近尾声。官员们向杰马勒禀报，称“当下英国顾虑颇多，似乎总是以各种借口拖延战舰的完工与交付日期”。杰马勒命令他们返回英国尽早提货，把未完成的工程交由伊斯坦布尔的船厂去完成。[16]

在土伦市参加完法国舰队阅兵后，杰马勒帕夏返回巴黎拜会法国外交部长。他开门见山地对这位法国政坛领袖说：“请贵国务必将我国纳入协约国同盟中，保护我国免受来自俄国的侵略威胁。”作为回报，杰马勒向对方承诺土耳其会成为一个忠实的盟友，并协助英法两国“给同盟国套下钢环”。法国外长的回应很谨慎，称法国政府只能在征得其他两位盟友的准许后，才能吸纳奥斯曼帝国加入协约国联盟，然而看起来此一可能“微乎其微”。杰马勒将其理解为法国对他结盟请求的拒绝。“我很理解，法国认为我们无论如何都逃不过俄国的魔掌，所以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伸出援手。”7月18日，杰马勒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巴黎，返回伊斯坦布尔。

1914年7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哈布斯堡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这场战争最初只是巴尔干的地区冲突，但很快就把欧洲几个实力最强的军事大国卷了进来。俄国因与塞尔维亚是同盟，扬言要对奥匈帝国开战；而另一边德国则力挺其盟友奥地利。于是，英法两国作为俄国的盟友也加入了混战。截至8月4日，原先的地区冲突已然演变成了三国协约阵营与德奥两国之间的战争。[17]

欧洲大战爆发给奥斯曼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上至“高门”内阁，下至安纳托利亚的村庄与阿拉伯领地—都敲响了警钟。寻找一位防御盟友成了燃眉之急。青年土耳其党人从杰马勒的报告中明白，他们已经不能指望与法国结盟了，而杰马勒对英国的信任在不久后也同样遭到背弃。

仅仅向德国宣战三天，8月1日，英国政府便征用了奥斯曼帝国委托其建造的两艘无畏舰。杰马勒收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作为海军大臣，他把这两艘新战舰看做奥斯曼海军改革的基石。他回想起与奥斯曼海军官员在巴黎的谈话，意识到英国延期交付战舰“无非是借口……说明英国早已蓄谋将这两艘战舰据为己有”。由于奥斯曼帝国早已全额支付了造船费用，且其中大部分来自公共募捐，英国的征用决定对土耳其来说无异于国耻，同时也打消了两国之间任何结盟的可能。就在第二天，即1914年8月2日，奥斯曼帝国便与德国秘密缔结了盟约。[18]

早在1914年7月中旬，奥地利人就曾提议将奥斯曼帝国纳入同盟国阵营，以达到孤立塞尔维亚，并使保加利亚保持中立的目的。德国一开始对此表示反对。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汉斯·冯·瓦根海姆男爵与军事顾问团领导利曼·冯·桑德斯将军一致认为，奥斯曼帝国无论在外交抑或军事力量上都是累赘。瓦根海姆在7月18日的信中认为“毋庸置疑，鉴于土耳其的现状，与其结盟得不偿失。它只是负担，无法给其盟友提供哪怕一点点的好处”。[19]

7月下旬，恩维尔、塔拉特以及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就与德结盟事宜开始与瓦根海姆进行谈判。他们警告称如果德国拒绝结盟，奥斯曼帝国则将被迫通过与希腊结盟来寻求协约国方面的支持。德皇威廉二世在收到瓦根海姆的汇报后，决定批准与奥斯曼帝国结盟。悉心培育两国友谊长达20年之久的他，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土耳其人投靠俄法。7月24日，威廉二世作出指示，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立即满足土耳其方的结盟要求。他激动地表示：“拒绝或蔑视都会使它转投俄法，那我们对它多年来的影响就前功尽弃了！”[20]

到7月27日，两国已完成了对俄秘密防御联盟的谈判。这份异常简洁的盟约仅包含8项条款，且仅当一方遭遇俄国进攻方始生效。鉴于8月1日德国即向俄国宣战，双方在签署文件之时几乎已能认定俄国必会来袭。盟约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德国承诺保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并将与其共同粉碎俄国的侵略野心。同时，该盟约还规定德国军事顾问团听命于奥斯曼政府，以确保其“作战指挥能力”。同盟期限到1918年末为止，且在双方同意的条件下可以续签。还有一条德国并未在盟约中提及，即奥斯曼方应允一旦开战便立即向俄国或驻埃及英军发起军事行动，发动当地穆斯林起义反抗协约国。[21]

在与德国签订盟约的前一天，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发起参军总动员，年龄在20至45岁的男子都须登记兵役，且所有预备役兵员必须向所属部队报到。此次动员在奥斯曼帝国引起强烈反响。奥斯曼政府虽然急于寻找防御盟友，却并不想迅速加入世界大战。青年土耳其党人此举不过是故作姿态，向德国表明奥斯曼帝国不会违背诺言罢了。

 

1914年，奥斯曼帝国经济在经历了上半年的快速发展后，于8月硬着陆。青年劳力都参了军，致使农田荒芜，工业萧条。一度欣欣向荣的贸易领域也因帝国封锁各个港口而一蹶不振。军需官开始征收粮食、牲口以及其他各种物资，以保证全民动员后补给的充足。土耳其人民开始做最坏的打算。短时间内连续经历了三场战争，他们深知再次开战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灾难。

1914年时，伊斯坦布尔的艾尔凡·奥尔加（Irfan Orga）年仅6岁。战争摧毁了他美好的童年。在他幼年的记忆中，家人自战争在欧洲爆发后便开始了激烈的讨论。他还记得那个夏天，他悄悄下床偷听大人的谈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们所说的每句话。我父亲似乎在劝我的祖母卖掉房子！”“一派胡言！”奥尔加的祖母反驳道，“欧洲的战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当奥尔加的父亲宣布他不但要卖掉房子，还准备把家族的毛毯出口生意一并转手时，全家人都震惊了。他解释道：“眼下困难太多：劳工短缺，出口受限，国外销路又不好；现在欧洲还打仗，我算是对那边的市场不抱任何希望了。如果我们国家参战了，我肯定得上战场，而且估计这仗避免不了。”奥尔加的父亲当时年仅26岁，他知道一旦开战只得应召入伍。“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就把一切都先处理了，如果我有一天能回来，以我们的声誉想东山再起并不难。”家人都陷入沉默。

奥尔加事后回想说：“这些对话最先预示了改变的到来。”他们变卖了房产和家族企业，用所得的钱准备了他父亲认为必要的粮食与现金，以便全家能捱过土耳其未来这场旷日持久的恶战。尽管采取了这样的预备措施，他们还是遭受了战争所带来的极度匮乏。[22]

8月3日，奥斯曼政府封锁海峡，帝国的海上贸易因此中断。港口负责人知会所有外国政府，称奥斯曼海军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入口、达达尼尔海峡的地中海入口布下雷区，熄灭了所有航海照明，并移除一切标识浮标。8月4日至9月26日期间，奥斯曼政府仍会提供拖船服务，引导船只顺利穿过雷区。但自9月27日起，拖船服务亦将取消，海峡对商船彻底关闭，这导致奥斯曼帝国的贸易立刻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俄国也因此损失惨重：从黑海通往国际市场的海运路线被切断，上百艘满载粮食与其他货物的俄国船只被困黑海。[23]

最先试图进入这片封锁海域的，是德国海军。向法国宣战后，德国派遣地中海舰队前往北非沿岸海域，阻挠阿尔及利亚向法国输送军队。8月4日，德国“戈本”号重型战列舰与“布雷斯劳”号轻型巡洋舰轰炸了北非沿海城市波尼（今安纳巴）和菲利普维尔（今斯基克达）。轰炸造成了人员伤亡，使北非沿海地带陷入一片恐慌。英国当天即向德国宣战，命其地中海舰队击沉德国舰船。随后，遭受打击的法国舰队也加入其中，在“戈本”号与“布莱斯劳”号驶往地中海东部水域的途中对其穷追猛打。

德国海军部已向其海军舰队指挥官威廉·苏雄少将（Wilhelm Souchon，他的法国姓氏表明他是胡格诺派的后裔）下达指令，命舰队驶往土耳其海域。8月1日，在与德国最后达成防御同盟之前，恩维尔帕夏在伊斯坦布尔与德国大使瓦根海姆以及德国军事顾问团领导利曼·冯·桑德斯会面，特别请求德国派遣舰队至奥斯曼帝国海域，以弥补无畏舰被英国征用给奥斯曼海军造成的损失，并借此压制俄国在黑海的海上力量。柏林同意了奥斯曼帝国的请求，并计划利用德国战舰将土耳其拖入战争，从而开辟一条对抗俄国的新战线。

德国此番派遣战舰前往土耳其海域，目的十分明确。德国人知道他们在火力上不敌英法舰队，且“戈本”号出现锅炉故障，在空阔的海域势必凶多吉少。另外，德国时任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认为，德国舰队前往土耳其海域将“让奥斯曼帝国再难保持中立”。这场难以避免的危机将迫使“高门”履行两国此前秘密签署的盟约，令其在德国受到袭击后，立即在东部对俄国或对驻埃及英军采取军事行动。无论如何，德国舰队此次前往奥斯曼帝国海域，将开辟一条对抗协约国的新战线，令德国在战争中占据主动。[24]

奥斯曼政府将德国的这次海上危机化为有利局面。虽然恩维尔请求德国派遣舰队在先，但他的这一请求并没有获得奥斯曼当局的准许。“高门”最初拒绝前来的德国战舰进港。但在8月6日与德国大使瓦根海姆会面时，赛义德·哈利姆做出了让步，有条件地允许德国战舰进入海峡。他坚持要求德国战舰不得在这场日益扩大的欧洲冲突中做出任何破坏奥斯曼帝国中立立场的举动。随后，他向德国提出6点要求，这是奥斯曼帝国首次阐述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望达到的目标。

首先，赛义德·哈利姆要求德国协助奥斯曼帝国废除此前与欧洲各国政府签订的一系列政府间条约—根据这些历史悠久的双边条约，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工作和生活的欧洲人享有贸易特权和治外法权。奥斯曼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所签订的这些条约，旨在促进与当时较为弱小的欧洲各国的贸易往来。帝国最早的政府间条约是与若干意大利城邦在14世纪签订的。16世纪时，帝国与英法两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然而到了20世纪，奥斯曼帝国已日薄西山，不敌其欧洲邻国，这些早年签订的协议如今便成了有损帝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奥斯曼帝国意图趁欧洲大战之际废除这些条约。他们知道这一举动必将在欧洲掀起轩然大波，所以期望得到德国就此事的单方面支持。

赛义德·哈利姆的另两点要求，则与近来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战争中蒙受的损失相关。第一，奥斯曼人希望在与协约国为敌之前，先与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签订协议，确保巴尔干列国不会趁机威胁帝国色雷斯领土或伊斯坦布尔的安全。大维齐尔期望德国既能协助帝国“与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达成重要共识”，亦能帮助其“与保加利亚谈判达成一项公平协议”，平等瓜分“未来可能获得的战利品”。第二，若希腊将来加入协约国并最终战败，德国应确保希腊能将希俄斯、米蒂利尼及利姆诺斯这三座爱琴海岛屿的主权归还给土耳其。

除此之外，奥斯曼政府还试图从俄国手中收复领土。“高门”提出，若协约国战败，德国应确保俄国归还1878年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得到的三个行省，使“土耳其东部边界得到小幅更正，重新与俄国穆斯林聚集地接壤”。他们还提出，德国不得与战败的协约国签订任何和约，直到外国部队全数撤出奥斯曼帝国在战争期间被占的领土，并已将相应领土的主权归还给土耳其—这实质上重申了两国同盟的核心前提，即确保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最后，赛义德·哈利姆还要求德国大使确保，土耳其能够得到与其贡献“相符的战争赔款”。[25]

瓦根海姆别无选择，只得当即答应大维齐尔的上述要求。当时已是深夜，德国战舰眼看就要抵达，再者，这些要求中的大部分也只有在奥斯曼帝国协助德国取得胜利后方才生效。然而，这位德国大使的妥协却开了一个不良先例，此后奥斯曼帝国一直逼迫比它强大的德国盟友作出重大妥协，直到一战结束。

8月10日下午，德国战舰抵达土耳其沿岸海域。恩维尔帕夏向驻达达尼尔海峡的奥斯曼军指挥官发了一封电报，命其准许“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进入海峡。第二天早上，奥斯曼政府派遣了一艘鱼雷艇引导德国战舰安全通过雷区，顺利停靠到达达尼尔海峡内。德国战舰一经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英法两国大使便向大维齐尔提出抗议，称奥斯曼帝国准许德国船只进入领海的做法破坏了帝国的中立立场。

8月11日晚，青年土耳其党的三头执政同盟在大维齐尔的官邸用膳。只有恩维尔知晓这起刚发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戏剧性事件。他笑着对其他几位尚不知情的同事激动地说：“是个儿子！”（Unto us a Son is born）恩维尔向来公开支持与德国结盟，此次德国舰船前来令他喜若得子。他向同事简单介绍了“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战舰，随后挑明了帝国当下面临的政治难题。根据战争法，奥斯曼政府有两种选择继续保持中立：要求德国舰船于24小时内撤离奥斯曼海域，或将其缴械并扣押在帝国港口内。[26]

若奥斯曼帝国把德国盟友的舰船驱逐出土耳其海域，后者毫无疑问会被候在岸边的英法舰队一举击沉。然而，当大维齐尔及其内阁向瓦根海姆提出让德国舰船缴械时，德国大使断然拒绝。随后，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让德国假装把这两艘战舰卖给土耳其。8月11日，杰马勒更是在瓦根海姆得到柏林方面批准之前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官方公报，宣称奥斯曼政府以8000万德国马克—一个杰马勒信口胡诌的数目—“购买”“戈本”号与“布雷斯劳”号战舰。这两艘德国战舰将会取代被英国征用的“苏丹奥斯曼”号与“雷沙德”号无畏舰编入奥斯曼海军舰队。

对外宣称购买德国战舰，这对青年土耳其党人以及德国政府双方来说都是一着高棋，尽管当时德国方面仍十分困惑。一方面，委托建造并已预先付款的无畏舰被英国“窃取”曾令土耳其民众义愤填膺，而今德国雪中送炭般为帝国海军提供其亟需的新锐战舰，则让他们心存感激。另一方面，这两艘新锐战舰的入列使土耳其人能够成功压制俄国黑海舰队，令英法两国措手不及，进而使青年土耳其党人也从中受益。随后，“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战舰被分别更名为“苏丹亚伍兹·塞利姆一世”号与“米蒂里”号，苏雄海军上将被任命为奥斯曼舰队指挥官，德国水兵也被编入奥斯曼海军；而瓦根海姆只得向柏林一一解释这些既成事实。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宣布购买这两艘德国战舰妙在既能让奥斯曼海军获得优势并加深双边关系，又能避免伊斯坦布尔放弃中立，被拖入四处蔓延的世界大战之中。

 

度过了1914年8月的这场危机之后，局势对奥斯曼帝国颇为有利。他们找到了一个欧洲强国来庇护其免受俄国侵略，并动员了民众积极参军，致使欧洲列强不敢对土耳其掉以轻心。他们还得到了新锐战舰，使奥斯曼海军在爱琴海与黑海的力量均比协约国更胜一筹。总而言之，伊斯坦布尔成功地在愈演愈烈的战争中明哲保身。奥斯曼帝国的理想状态是在这场欧洲冲突中始终保持中立。这意味着土耳其需要同盟国的其他成员拖垮其协约国敌人，而自己在此过程中能坐山观虎斗，等到奥匈帝国与德国胜利在望时才加入战斗，从而确保以最小的人力与物力代价实现其战争目标。

然而，德国却希望这位帝国盟友能表现得更加积极些。自从德国战舰被帝国收编后，柏林便向土耳其施加压力，促其参战。摆在德国战争策划者面前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在这场大战中更为有效地利用这位帝国盟友。有人认为应让土耳其人开辟新战线，以挫败俄国对同盟国的军事行动，由此德国也能在西线集中更多兵力对抗英法两国。然而，与土耳其关系密切的人了解伊斯坦布尔为何迟迟不愿向俄国宣战。自1711年起，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共交战7次，均以失败告终，而最近土耳其更是接连败给意大利和巴尔干列国，这使它更无信心与俄国这位最可怕的邻居交手了。奥斯曼帝国深知，倘若1914年袭击俄国失败，就必然遭后者灭国。

另一些人则认为，利用奥斯曼军队的最佳方法是使其袭击英国在埃及的驻军。若奥斯曼军队能占领苏伊士运河，则不仅可扰乱英军与印度的通讯，还能切断英军来自印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补给通道。德国战争策划者十分清楚英军在苏伊士运河的实力不可小觑，但他们也相信奥斯曼帝国拥有端掉英军据点的秘密武器。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不仅是一国之君，还是伊斯兰教的哈里发，统领全球的穆斯林社会。生活在埃及的穆斯林人数达1200万，英法治下的亚非地区也有几百万教徒。德国人试图凭借这些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令英法两国后院起火，从内部削弱协约国力量。理论上讲，奥斯曼军袭击埃及并发起伊斯兰圣战，便能在埃及内部引发骚乱，进而一举击溃那里的英国驻军。

从约翰·布肯发表于1916年的畅销小说《格林曼陀》（Greenmantle）里可以看出，当时欧洲非常热衷于利用伊斯兰狂热分子这股潜在的力量。书中一位名叫沃尔特·布利万特的间谍组织首脑有过这样一段话：“伊斯兰是个尚武的宗教，毛拉即使在布道时也是一手《可兰经》，一手宝剑。试想一下，若是有像‘约柜’（相传放置着上帝与以色列人契约的柜）这样能激怒千里之外梦想着天堂的穆斯林农民事物的存在，后果会如何？”小说中这些虚构的谈话发生在1915年末的外事办，而当时这种想法已在柏林政府成为现实。德国人称其为“伊斯兰政治”（Islampolitik），并认为这会是奥斯曼帝国对战争最大的贡献。[27]

马克斯·冯·奥本海姆男爵是德国“伊斯兰政治”的创始人。1860年，奥本海姆出生在一个银行世家。实力雄厚的他对东方有着浓厚的兴趣。1883年，他以学者与探险家的身份第一次游历中东。1892年至1909年，他搬到开罗，并以该城市为落脚点继续他的中东之旅。奥本海姆是个多产的作家，其中关于阿拉伯部落的四卷经典研究著作《贝都因人》（Die Beduinen）至今仍是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后来被称作“阿拉伯之劳伦斯”的 T. E. 劳伦斯就是他的读者之一。虽然他的理念因“太伊斯兰化”而未被德国外交官采纳，但这位东方专家却赢得了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任。自1898年的奥斯曼帝国之旅后，威廉二世就对伊斯兰世界颇感兴趣。1900年，他任命奥根海姆为“首席法律顾问”，每年夏天负责向他汇报伊斯兰世界的情况。

奥本海姆极度仇视英国，是他第一个提出利用德国与伊斯兰世界新建立起来的友谊与英国对抗。早在1906年，他就曾预言道：“未来伊斯兰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伊斯兰力量之大，地域之广，终会给欧洲各国带来重要影响。”他希望这股力量能助德国一臂之力。1914年8月战争爆发后，奥本海姆在柏林成立了圣战事务办事处，分发泛伊斯兰宣传册煽动身居法属北非、俄属中亚和英属印度等地的800万穆斯林起事。奥本海姆向德国总理担保，称仅凭印度的穆斯林起义便能“迫使英国（同意）签订对我们有利的和约，哪怕穆斯林动乱最终失败”。[28]

尽管这一策略总是被人称作“德国制造的圣战”，但许多世俗化程度甚深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同样认为可以利用这股宗教狂热打败协约国。恩维尔于1911年在利比亚作战时就已经认定了伊斯兰的强大力量。他在前往利比亚之前号召一场对意游击战，到达利比亚后则愈发把当时的冲突看做一场圣战。他在信中将利比亚志愿军描述成了“视死亡如天赐的狂热穆斯林”，并反复提到他们对他这位哈里发女婿的一片赤诚。他的同事杰马勒也把伊斯兰看做连接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的纽带，并认为一场宗教战争会使这层关系更加密切。他说：“绝大多数阿拉伯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为这场解放穆斯林哈里发的伟大战争赴汤蹈火。”因此，联合与进步委员会领导集体认定，曾在伊斯兰教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圣战，如今也能成为对抗欧洲强国的有力武器。[29]

无论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圣战抱有何种期望，他们的首选仍是使奥斯曼帝国尽可能久地远离战争。1914年8月至9月期间，土耳其一直千方百计拖延参战，而德国已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土耳其人借口称参军动员仍未完成，若贸然进攻俄国，则有可能自取灭亡，反而拖累其他同盟国。奥斯曼政府向德国明确表示，他们仍将俄国视作帝国的最大威胁。然而，青年土耳其党人却并未告诉这位盟友，为消除俄国这个隐患，他们甚至已经向俄国提议与之秘密结盟—这必然会使与德关系产生嫌隙。

对与德联盟鼓吹最力的恩维尔帕夏首先提出了与俄国缔结密约的建议。8月5日，就在与德国达成秘密协议的三天后，恩维尔便向M. N. 莱昂蒂耶夫阐明了土耳其与俄国结盟的意愿，令这位俄国驻伊斯坦布尔军事专员瞠目结舌。随后，大维齐尔哈利姆与恩维尔的青年土耳其党同事塔拉特帕夏加入了谈判的行列，并将俄国驻“高门”大使M. N. 吉尔斯也拉入讨论之中。他们希望俄国人能确保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并归还爱琴海的三座岛屿，以及巴尔干地区战败后割让给保加利亚的色雷斯西部地区。作为回报，奥斯曼帝国将全力支持协约国的军事行动，并驱逐所有当时在帝国工作的德国官员与工程师。恩维尔、塔拉特与赛义德·哈利姆三人成功地使这两位俄国官员相信了帝国与俄国结盟的诚意，从而使两人去竭力促成俄土同盟。[30]

法赫雷丁贝伊，这位奥斯曼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负责与俄国政府商讨土俄联盟事宜。他向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解释，称奥斯曼政府与俄结盟的条件是后者保证帝国的领土完整，并终止支持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建国行动。然而，萨宗诺夫并未像其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那样被青年土耳其党人说服。他拒绝放弃支持亚美尼亚人的改革计划，并对恩维尔承诺的与德国断交深表怀疑。萨宗诺夫所能做的最大让步，就是在英法两盟国的支持下保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以换取帝国在战争中的中立。如此一来，奥斯曼帝国既无望收复被占爱琴海岛屿抑或色雷斯地区，也无法在战后避免俄国的入侵。

萨宗诺夫拒绝放弃亚美尼亚人的改革计划，使奥斯曼帝国更加坚信俄国未来意图肢解帝国。因此，与德国结盟仍是帝国最好的选择。至8月末，奥斯曼政府倒向同盟国阵营。青年土耳其党此番与俄国的交涉表明，为了帝国免于欧洲战火，他们甘愿付出多大的努力。

1914年8月至9月期间，欧洲战事发展之快使奥斯曼帝国有充分的理由对参战保持谨慎。当时，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比利时，并朝着巴黎迅速向前推进，可是在关键的马恩河战役（9月5日至12日）中败北。交战双方开始构筑战壕，堑壕战成了西线战事的一大特点。截至9月，一战的另一标志—空前的死伤人数—也已十分清晰：仅在西线，法军伤亡人数便已超38.5万人，德国也损兵26万。在8月末的坦能堡之役中，德军全歼俄军，致其5万人伤亡，另有9万人被俘。俄国与奥地利人的交战记录要好得多，后者在加利西亚之战中死伤32万，另有10万人被俘（但俄军在此战役中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超过20万人伤亡，另有4万人成了战俘）。1914年8月，奥地利袭击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同样以失败告终。塞尔维亚人口仅为奥地利的十分之一，却在此次战斗中致使后者伤亡高达2.4万人，远超自身的损失。另一方面，截至1914年11月，英军已共计死伤9万余人，超过了英国远征军最初7个师的人数。在不到6周的恶战中，协约国与同盟国已共计伤亡100多万人，而这些数字足以使奥斯曼帝国对参战一事慎之又慎。[31]

奥斯曼帝国如此百般拖延，终于使德国在1914年9月失去了耐心。当时，德军被拴在西线，而奥地利军亦在与俄军及塞尔维亚军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因此同盟国亟需奥斯曼帝国开辟新战线对抗俄军。青年土耳其党人一边继续承诺参战，一边仍向德国提出更多资金与战备物资的要求。直至9月中旬，德国战争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拒绝了奥斯曼帝国任何进一步关于“人员、大炮及弹药的要求……除非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敌人展开真正的战斗”。柏林认为，奥斯曼海军现在拥有“戈本”号与“布莱斯劳”号这两艘战舰，有足够的实力对俄国黑海舰队发起攻击，并确立其在该区域的支配地位。但袭击俄军对奥斯曼帝国而言意味着放弃中立，加入这场欧洲的战争。当时，德国寄希望于奥斯曼苏丹号召圣战，通过策反协约国殖民地内的穆斯林，以达到从内部瓦解协约国的目的。对德国而言，问题在于如何让奥斯曼帝国不再踌躇，积极发起对俄国的攻击。[32]

奥斯曼帝国参战的一大障碍是资金短缺。他们需要一笔巨资来维持大规模的参军动员及日后的军事行动。9月初，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与德国进行谈判，承诺若德国向其提供资金支持，帝国则可立即对俄海军发动攻击。恩维尔还允诺遏制俄国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势力，并对英国在埃及的驻军发起攻击。除此之外，苏丹还可号召对协约国发起圣战。德国即刻答应了奥斯曼政府的条件，并向伊斯坦布尔提供折合约200万土耳其镑的黄金，在土耳其向俄国宣战后即可兑现。德国还承诺在奥斯曼帝国参战后的8个月里，再次向帝国提供300万土耳其镑的援助。这些援助使奥斯曼的战争策划者能有充足的资金去实现其自身的战争计划。

10月24日，海军大臣杰马勒帕夏向苏雄上将作出指示，命其在黑海发起军事行动，奥斯曼帝国的命运由此改变。随后，恩维尔帕夏给苏雄下了第二道命令，指示其舰队袭击俄国海军。恩维尔嘱咐上将先按兵不动，待收到无线电指示之后再执行袭俄任务。然而，当这两艘改旗换帜的原德国舰船于10月27日驶入黑海时，奥斯曼帝国便失去了事件的主动权。

当时，苏雄已为奥斯曼海军效力，但他对德皇的忠心却仍未改变。10月29日，苏雄仍未接到恩维尔的无线电命令，这位德国上校便擅自向俄国驻克里米亚黑海舰队发动袭击，击沉敌方的一艘炮舰与布雷舰。“戈本”号还炮击了俄国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事发第二天，奥斯曼政府发表声明，谴责俄国对其舰队发动进攻。随后，俄国及英法召回其驻伊斯坦布尔大使，11月2日奥斯曼帝国宣战。

至此，奥斯曼帝国正式加入了战争，只差发起圣战。这并非帝国第一次借用宗教动员子民参军。最近一次是1877年，当时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曾高举先知穆罕默德的旗帜对俄国发动圣战。然而，1914年的局势不同。这次，苏丹将团结奥斯曼帝国内外的穆斯林向欧洲国家开战，作战目标包括某些非伊斯兰国家—俄国、英国、法国、塞尔维亚与黑山，但并不包括帝国的德国与奥地利盟友。29位伊斯兰法律学者齐聚伊斯坦布尔，起草并审议通过了五项教法裁决（土耳其语称“fetvas”），准许发动圣战。随后，裁决得到了苏丹批准，并于11月11日呈由最高政治、军事及宗教机构核准。11月14日，奥斯曼政府终于公开以苏丹之名义，向聚集在征服者清真寺前的群众宣布了发起圣战的决定，得到了民众的积极响应。[33]

对帝国内部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的积极回应，奥斯曼当局胸有成竹。至于圣战能否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让全世界的穆斯林一同参战，那就只能看时间的检验了。

[1] NARA, Istanbul vol. 284, US deputy Consul General George W. Young,“Automobiles,” 3 July 1914.

[2] B. A. Elliot, Blériot: Herald of an Age (Stroud, UK: Tempus, 2000), 165.

[3] NARA, Istanbul vol. 285, US vice consul in Mersin to consul general, Istanbul, 16 February 1914.

[4] NARA, Istanbul vol. 285, Consul General Ravndal,“Successful Demonstration of ‘Curtiss Flying Boat’ at Constantinople,” 15 June 1914.

[5] NARA, Istanbul vol. 282, report from Jerusalem dated 29 April 1914，包括一份雅法征兵当局送给巴勒斯坦村落领导人的通知的译本。

[6] Mustafa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42–56.

[7] 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6–41.

[8] Justin McCarthy, Muslims and Minorities: The Population of Ottoman Anatolia and the End of the Empi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47–88. 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11年和1912年，六个行省的亚美尼亚总人数为86.5万人，而亚美尼亚主教宣称1912年该六个行省的亚美尼亚总人口达101.8万人。注意哈尔普特还有个名字叫Mamuretülaziz，今为土耳其的Elâziğ .

[9] Roderic H. Davison,“The Armenian Crisis, 1912–1914,”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3 (April 1948): 481–505.

[10] Taner Akçam, The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29–135.

[11] 摘自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1898–1918 （London: Allen lane, 2010), 14.

[12] NARA, Istanbul vol. 295，reports from Mersina, 3 July 1915, and Constantinople,“Baghtche Tunnel,”3 September 1915;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233–258.

[13] NARA,Baghdad box 19，Brissel领事于1914年6月2日和1914年10月10日的报告。

[14] 苏丹的评论被Otto Liman von Sanders在Five Years in Turkey中引用(Annapolis, Md: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1–12.

[15]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80–83;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6–7.

[16]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n.d.), 99–106.

[17] 意大利虽为三国同盟的其中一员，但它只与德国和奥地利签署了防御同盟。由于1914年是德国和奥地利发起进攻，意大利并未卷入。 1915年，意大利最终参战，但加入的是协约国阵营。

[18]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16–117.

[19]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96.

[20]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99.

[21] “Secret Treaty of defensive Alliance: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2 August 1914,”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1–2.

[22] Irfan Orga, Portrait of a Turkish Family (1950; rpt. London: Eland, 1988),47–48. Orga并不是仅靠自己的记忆重现了这段对话，他承认“数年后我的母亲为我拼凑出了对话的大部分内容” (46)。

[23] NARA, Istanbul vol. 285, Heizer to Morgenthau, 4 August 1914; telegrams from Consul Grech, Dardanelles, 4 and 27 August 1914.

[24] 摘自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17.

[25] Ulrich Trumpener,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1914–191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28;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15.

[26]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18–119；Halil Menteşe, Osmanli Mebusan Meclisi Reisi Halil Menteşe’nin Anilari [奥斯曼帝国议会议长哈利勒·蒙蒂斯回忆录] (Istanbul: Amaç Basimevi, 1996), 189–191.

[27] John Buchan, Greenmantl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6), 7.关于伊斯兰政治（Islampolitik）, 见 Tilman Lüdke, Jihad Made in Germany: Ottoman and German Propaganda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Münster: Lit Verlag, 2005),33–34.

[28] 引自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27, 91.

[29] 恩维尔的评论出处见第一章尾注第25条；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44.关于联合派对圣战的看法，参见Philip H. Stoddard,“The Ottoman Government and the Arabs, 1911 to 191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eşkilât-i Mahsusa”(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23–26.

[30] 根据俄国外交信函，Aksakal完整记录了奥斯曼帝国给俄国的提议，参见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26–135. Sean McMeekin将恩维尔的提议称作“这是一次愤世嫉俗的尝试，令人震惊” ，参见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6–107.

[31]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vol. 1: To A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30–278. 关于奥地利不敌俄国和塞尔维亚，见David Stevenson, 1914– 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2005), 70–73.另见D. E. Showalter.“Manoeuvre Warfare: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Fronts, 1914–1915,” in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 Hew Strac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9–53.

[32] 冯·法金汉的说法引自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49.

[33] Mustafa Aksakal,“Holy War Made in Germany? Ottoman Origins of the 1914 Jihad,” War in History 18 (2011): 184–199.